当事人模式

当事人模式（共7篇）

当事人模式 篇1

一、职权主义程序模式与当事人主义程序模式在侦查程序上的区别

两种构造在侦查程序上的区别集中体现在是否承认被告及其辩护。律师与侦查机关具有平等的诉讼地位和是否承认被告方的侦查与调查上。

在职权主义模式下, 由于对当事人平等的原则不承认, 所以, 在侦查程序中,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仅属侦查的对象, 而在诉讼上无平等地位。刑事诉讼法只规定国家机关具有侦查权, 并不承认被告方的侦查权。被告认为能够证明自己罪轻或无罪的证据, 只能依靠国家侦查机关进行收集, 却不能自已收集, 否则将被认为有毁灭证据或串共的嫌疑。同时, 由于侦查是国家机关的单方行为, 因此使侦查成为国家机关对被告的纠问。

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 由于受当事人平等原则的制约, 而否认侦查为国家机关的专属权, 因此双方当事人都有权独自收集证据。国家机关只能以被告逃亡或可能逃亡为由, 限制被告的自由。双方当事都没有强制处分权, 只有法院或国家相关机关拥有此种权利。同时, 为了收集证据, 必须实行强制处分行为时, 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相同的权利, 请求法院或相关的国家机关采取强制处分行为。

二、职权主义程序模式与当事人主义程序模式在起诉程序上的区别

在职权主义模式下, 当事人对诉讼标的也同样没有处分权。因此, 在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 追诉人就必须起诉 (起诉法定主义) 。当然在职权主义之下, 追诉人也可以采取起诉裁量主义或限制性起诉裁量主义, 但那也只是基于刑事政策性的考虑。同时, 在公诉案件中, 依被害人的请求, 法院也可强制起诉机关起诉, 在起诉后, 除了证据不足的情况而得到法院许可外, 一般起诉人不被允许撤回起诉。

而在当事人主义之下, 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诉讼标的。当事人即便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 也有权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在起诉后, 如果被告同意, 也可撤诉。如在美国, 原则上实行起诉便宜主义和起诉变更主义。而在联邦德国原则上实行起诉法定主义。

在起诉上, 两种诉讼模式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不同。在职权主义的情况下, 侦查与审判可连续进行, 即起诉机关在起诉的时候, 将所有的证据材料和侦查卷宗一并移送法院。因此, 法院是以侦查机关的侦查为基础而进行审判活动, 也就是职权主义的主体之间的更换, 审判与侦查, 在本质上完全属于连续一致的作业。与此相反, 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 侦查和审判是分开进行的, 法院也就不能以侦查机关的侦查成果为基础而进行审判活动。

三、职权主义程序模式与当事人主义程序模式在罪状认否程序上的区别

由于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 双方当事人对诉讼标的都享有处分权, 因此, 不仅追诉方对是否起诉有自由裁量权, 而且被告方也被允许承认起诉事实而服罪。因此, 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 通常有一道“罪状认否程序”, 是被告对起诉事实是否承认进行答辩。如果被告承认有罪, 则审判就不再进行, 而直接对被告就其所承认的罪科刑, 这是被告处分诉讼标的结果。

而在职权主义之下, 原则上不承认罪状认否程序, 即使被告承认自己有罪, 仍然需要进行审判, 被告之认定有罪, 不是基于被告承认自己有罪的结果, 而是审判调查证据后的结果。因此, 只要存在起诉, 则审判便是处理刑事案件的必经之路。如:在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的国家都不设罪状认否程序, 也同时禁止检察官与被告人及辩护律师在法庭审理前进行私下交流, 即使控辩双方达成某种协议, 在法官面前也是毫无效力的。

四、职权主义程序模式与当事人主义程序模式在审判程序上的区别

首先、就审判的形式来看, 二者的区别在于维持审判的合法性的责任与进行审判的主动权的归属, 在职权主义之下, 不仅审判的日期指定, 而且调查证据的顺序、范围与方法均由法院决定。同时关于如何进行审判的决定权在法院。而在当事人主义之下, 除审判日期由法院确定之外, 其他均由当事人决定。只有在当事人双方就这些事项发生争议时, 法院才出面裁定。

其次、就审判的内容来看, 调查证据权利义务的归属是两者在审判阶段的重大分歧。在职权主义模式之下, 调查证据由法院独审。而在当事人主义模式下, 调查证据一般是当事人之间的事情, 除明显是浪费诉讼时间或拖延诉讼为目的的调查外, 法院无权干涉调查。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一直处在相互吸收和相互融合的发展进程中。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 这种趋势日渐明显, 尤其表现在意大利和日本的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上。它们在职权主义结构的背景下融合了当事人主义结构的某些因素, 形成了一种折中式或称混合式的诉讼结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相比较, 二者在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上存在着明显不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赋予国家机关更多的权利, 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则体现出对国家权利的某种疑虑, 从而将更多的权利赋予公民个人。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相比,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对当事人的权利保护和对国家公权力的有效控制方面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不可否认, 任何制度都有其自身的优缺点, 不可能完全兼顾各方利益。因此, 笔者认为, 我们应兼采两种诉讼模式的优点, 从而更好地实现控辩平衡, 有效保护当事人的权利, 实现司法公正。

参考文献

[1]马春瑕, 马玲.中美刑事审判模式比较研究[J].新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6 (4) .

[2]龙宗智.试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对抗式因素及其合理限度[J].江海学刊, 2000 (12) .

法学实践性教学当事人模式论纲 篇2

一、当事人模式的特征分析

在当今中国法学教育界, “通过实践学习”的理念日益成为普遍的共识。近年来, 我国各大法律院系积极探索法学实践性教学模式, 基本形成了以理解程序为主的“模拟法庭”、以师傅带徒弟式的“法律实习”、以向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为主的“法律诊所”等教学模式。上述实践性教学模式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总的而言, 教学效果并不理想。“模拟法庭”的缺陷在于“模拟”而非“真实”, 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伯顿格尔甚至断言:“模拟是一种有害的教学方式。”法律实习只是将职业体验提前而已, 根本不能称之为课程, 为了节约教育资源, 还不如让学生早一点毕业。2000年, 我国法学教育界开始引入“法律诊所”。经过近十年的发展, 全国共有40多所高校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 100多所高校加入到“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 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法律诊所作为一种舶来品, 难免会遭遇“嫁接难题”。另外, 法律诊所需要大量的师资和资金投入, 非一般法学院系所能承担, 因此法律诊所在中国存在较大的发展瓶颈, 而当事人模式是在中国法学教育实践中自发形成的, 与诊所法律相比较而言, 具有如下鲜明的特色, 比较契合中国的实际, 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

(1) 教学视角的全方位性。诊所法律教育主要从“律师的角度”推进整个教学流程, 即侧重于教授学生如何去做律师所做的事情, 教学重点是对学生进行各种律师技能的训练, 使学生了解掌握处理一个真实司法案件的必要程序和技巧。但中国的法学教育是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培养合格的各类法律人才, 根据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只有很少一部分法科学生是从事律师工作, 大多数毕业生主要流向了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因此, 法律诊所教育和中国的法律实务并不非常合拍。当事人模式基于培养各类法律人才, 其教学视角自然较为开阔, 该模式通过启动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的违宪审查, 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 政府信息公开, 公益性诉讼等途径, 让学生切身体会到我国现行法律环境、法律实施情况等, 并对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的法律事务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2) 教学案例的特定性。在法律诊所中, 学生是以“代理人”的身份参与案件的处理, 其所选择的教学案件主要是民事、刑事、行政案件, 涉及的是具体公民的法律权利。在当事人模式中, 学生是“当事人”的身份参与案件的处理, 所以当事人模式所选择的教学案件一般是公益性案件, 具体包括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的违宪审查, 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 政府信息公开, 公益性诉讼。

(3) 学生参与案件的直接性。在法律诊所教育中, 学生是以当事人的代理人参与诉讼, 学生和案件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其诉讼权利自然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局限, 学生参与诉讼的热情相应就会降低。当事人模式则要求学生以当事人的身份参与相关法律问题的处理, 案件的处理结果和学生息息相关, 这更能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性, 从而实现教学效果的最大化。也正因为是以“当事人”身份参与案件, 学生享有完整的程序权利, 就此而言, 当事人模式更有利于学生熟知中国的法治环境。

二、当事人模式的理论基础

当事人模式是一种全新的法学实践性教学模式, 其所体现的教学理念完全契合中国的法治实践与法学教育现状, 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归纳而言, 该教学模式理论基础有三:实用法学理论、直接角色理论、复合型人才理论。

(1) 实用性法学理论。法律的精髓在于实践, 法学的要义在于应用, 因此, 法学教育除了强化法学理论基础知识的教学外, 还应特别强调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 使学生熟悉法律条文, 娴熟地运用法律知识, 解决各种纠纷, 掌握法律文书的写作技巧, 提升学生的法治意识与职业操守。为此, 法学实践性教学就必须转变观念, 从传统的模拟实践到亲临实战。也正是基于“实用性法学”的理念, 当事人模式要求学生以当事人的身份直接参与教学活动, 并通过自身的努力推动相关法律问题的解决。因此, 当事人模式可当之无愧称为“实战型”教学模式, 其立足点是培养具有实战精神、具有实战能力的法律人, 大大缩短毕业生的社会适应期。

(2) 直接角色理论。在法学教学中, 不同的角色分工就会催生不同的教学模式。在传统的法学实践性教学模式中, 学生是以“模拟者”的身份参与教学活动, 始终处于被支配、被控制的地位, 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因此,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间接角色理论”的产物。但当事人模式与之不同, 基于“直接角色理论”, 该教学模式要求学生以“当事人”的身份参与教学活动, 学生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其始终控制着整个教学活动的进程。因为教学案例是由学生发现、启动、推动的, 并且教学活动的结果与学生息息相关, 因此, 当事人模式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与参与热情, 从而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3) 复合型人才理论。法律人才的素养是多方面的, 法学教育应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基本立足点。在现实中, 社会对法学人才的要求是多层次的, 社会既需要理论性人才, 也需要应用性人才, 既需要法律人精通业务, 也需要法律人具有较强的公民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现行法学教学模式在这方面有些偏颇, 要么侧重于培养学生的理论水平, 要么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实务能力, 难以适应新形势下社会对法律人才所提出的新要求。当事人模式以“复合型人才理论”为基本理念, 力求融“理论研究”“实践操作”“关注民生”于一体, 尽力培养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职业技术能力、社会交往能力与社会责任感。

三、当事人模式的教学流程

(1) 教学案例的选择。当事人模式对教学案例的选择是有严格要求的, 为了使教学效果最大化, 选择的教学案例必须符合三个要件:一是公益性。公益性是指当事人模式所选择的教学案例必须是涉及公共利益的社会性事件, 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二是典型性。典型性是指当事人模式所选择的教学案例所涉及的事件必须具有指针性意义, 能为类似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案。三是现实性。现实性是指当事人模式的教学内容必须是正在发生的法律事件, 不能将已经解决的法律事件作为教学内容, 更不能将现实不存在的虚拟案例作为教学内容。

(2) 法律文书的写作。当事人模式的法律文书大体分为如下四种类型:法律违宪审查建议书, 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申请书,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 公益性诉讼起诉书、上诉书。法律违宪审查建议书的主要内容是阐述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与部门规章、政府规章存在与宪法、上位法相抵触的情形;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申请书主要阐述规范性文件是否存在违背法律的情形;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主要是描写所需信息的名称与内容, 是否申请免费以及理由;公益性诉讼的起诉书主要是阐述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3) 法律程序的启动与推进。拟好上述法律文书后, 学生就应通过各种方式启动相关法律程序。不同的法律事件, 其启动方式存在较大差异:法律违宪审查建议书、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书一般通过邮件的方式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书一般当面提交, 距离较远的也可以邮寄提交;起诉书、上诉状必须到法院亲自提交。法律程序启动后, 学生应通过各种方式了解案情, 参与相关法律事件的处理。例如, 在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中, 如果相关部门不遵守法律期限, 没有及时答复的, 可以提起督促给予答复的请求。为了促使相关法律问题得到尽快解决, 在处理过程中, 还应善于利用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

(4) 教学效果的考核。当事人模式在教学效果的考核方法上具有鲜明的特色。应根据该教学模式的教学目标, 选择考核项目, 并根据教学重点来分配每项考核项目的权重。此外, 合理建构当事人模式的具体考核指标。当事人模式的主要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文书写作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实务操作能力。其具体考核指标体系可细分为四大模块: (1) 理论研究模块。主要考核学生从现实生活中发现法律问题, 并从理论的高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能力。 (2) 文书写作模块。主要考核学生撰写各种法律文书的能力, 分别从论点的提炼、逻辑结构的展开、文字表达的流畅等方面进行评价。 (3) 社会交往模块。主要考核学生的情商。分别从接待当事人的技巧、与相关部门交往的效果、协同各种工作关系的能力等方面进行考核。 (4) 实务操作模块。主要考核学生掌握各种法律事务的处理流程、处理技巧、检索法律资料等方面的能力。

四、当事人模式的前景与地位

自2008年以来, 湘潭大学法学院在全国首创当事人模式, 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相继启动了“废除驾考合一”“废除身高歧视”、挑战“出租车特许经营”“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废除问题医用氧红头文件”等经典案件, 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对此, 中央电视台、湖南电视台、《半月谈》、《法制日报》等主流媒体给予了重点关注。2010年2月22日《中国教育报》第一版以《湘潭大学推出当事人主义法学教学模式》对该教学模式给予了重点关注。湘潭大学法学院多名教师也因积极推动当事人模式, 连续两届获得了湖南省最具影响力的法治人物。随着当事人模式影响的与日俱增, 越来越多的法学教师与普通民众关注此一教学模式, 这为该教学模式的顺利推行提供了大量的教学案例, 储备了丰富的师资力量。

当事人模式在中国法学教育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能在很大程度上能强化中国法学教育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作为一个后发国家, 西方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左右了中国法学教育研究。当事人模式从我国本土教学实践中自发成长起来, 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因此, 当事人模式的创立与实践能极大增强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自信性、自主性、能动性与创新能力, 值得大力推广。

摘要：基于“实用性法学理论”“复合型人才理论”“直接角色理”等, 湘潭大学法学院在全国首创了法学实践性教学的当事人模式。与传统教学方法比较而言, 该模式具有教学视角的全方位性、教学案例的特定性、学生参与案件的直接性等特征, 并在教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四步骤教学流程, 即教学案例的选择、法律文书的写作、法律程序的启动与推进、教学效果的考核。

媒体不要绑架新闻当事人 篇3

———2012年7月17日某网络名人在其网易微博中说:“我是断断续续减肥的。2008年下半年, 从100斤胖到135斤, 当时觉得很漂亮很骄傲, 大家不断赞美我是杨贵妃转世, 更没有减肥的想法。……2010年参加活动, 媒体疯狂报道我减肥到100斤, 为了扭转信任危机, 我疯狂减到98斤”。

———而就在其前几天的7月12日, 搜狐娱乐做了一条标题为《“大衣哥”朱之文突破形象节目现场大跳热舞》的新闻, 文中说“他 (指朱之文笔者著) 一改原本“木呆呆”的形象, 在舞台上大秀劲辣舞步, 让观众感受了一把朱之文特别一面”。

就前一则微博内容而言, 我们不去深究这位网络名人所说的是否属实, 但是她认为是媒体的错误报道使得她需要去减肥来扭转信任危机。也就是说, 她减肥是受了媒体的报道的绑架。而关于朱之文的整个报道则用了“突破”、“特别的一面”和“木呆呆”等词, 把他绑架到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形象。

另外, 最近以来, “最美”一词频繁出现在媒体的新闻报道中, 大凡是做了好事或者助人为乐等人们认为善的事迹, 都会被冠以“最美”的标签, 比如最美教师、最美司机等。媒体用“最美”这样一个词来表示对人们善举的肯定本来无可厚非, 但是与此同时, “最美”这个词对被赞扬的人来说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绑架, 可能会使人们在以后的现实生活中产生无形的压力。事实上, 有的好人好事出于人的某些本能, 有的人做好事也并不是为了获取他人或媒体的表扬, 不一定非要拔高到“最美”的高度来炒作。媒体只需要将整个事实客观报道清楚就可以了, 而不要在新闻表述上加上带有主观评价的语句。我们知道, 媒体有社会地位赋予的功能, 媒体动不动给人封一个“最美”的称号, 以致于“最美”一词被滥用。实际上, 媒体滥用“最美”一词凸显的是一种思维惰性, 这种报道固然是对人们行为的一种赞扬, 但与此同时, 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新闻当事人的一种舆论绑架。

当事人刑事和解程序研究 篇4

(一) 当事人刑事和解程序的立法不够完善

针对当事人刑事和解程序而言, 缺少相关配套的司法解释和法律法规, 导致此程序的可操作性很差。另外, 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的案件适用范围不够明确, 不利于发挥当事人刑事和解程序的价值和意义, 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加强这一制度的研究, 无疑会裨益于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此外, 司法实践中对于“相对不起诉”适用的不到位, 有不起诉制度本身发展的历史原因和现行制度的缺陷影响, 也有检察机关内部工作制度的影响, 都制约着检察机关对刑事和解案件作出了相对不起诉的处理。

(二) 当事人刑事和解程序的调停者不明确

当事人刑事和解程序的调停者对当事人之间能否达成调解协议有很重要的关系。在我国, 调停者可以为案外的第三人和国家公权力部门。这样虽然有利于和解协议的达成, 但国家司法机关作为调停者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国家司法机关进行主持当事人之间的和解, 可能影响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司法机关作为公权力的代表, 代替国家在惩罚犯罪, 打击犯罪, 由其担任调停者容易使加害人心里上担心加重量刑或被害人认为赔偿得不到公正等, 最终不能很好的实现当事人和解程序的初衷。

(三) 当事人所达成的和解协议执行缺少监督

实际的司法办案过程中, 有些加害人可能为了在量刑上得到相应的减少, 被害人为了得到更多的经济补偿, 两者的心里一旦结合, 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概率更高。即使这样, 和解协议也可能出现履行不能的现象, 缺少有效的监督。如果所达成的和解协议不能得到强制执行, 那对社会关系再次造成伤害, 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司法的权威性。因此, 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实践的适用过程中, 可能会成为司法外力量染指司法的渠道, 成为案件当事人与司法人员进行不正当交易的途径, 最终导致我国司法腐败的产生。

(四) 配套程序发展不完善, 无法发挥其价值

由于我国人们调解制度的不发达, 民众对人们调解的认可度不高, 受到系统训练的人们调解员不多, 使得人民调解在技术上也有困难。此外, 社会矫正体系的不发达, 也是刑事和解加害人责任承担方式比较单一, 影响了刑事和解制度价值的实现。实践中可以看出, 刑事和解达成后, 加害人主要承担的责任是经济赔偿和赔礼道歉。虽然这两种方式确实最能弥补受害人的损失, 但并不能达到刑事和解制度设置的初衷。在弥补受害人损失的同时, 刑事和解制度还有平衡社会利益, 促进加害人回归社会的作用。

二、当事人刑事和解程序的改进措施

(一) 完善当事人刑事和解程序的规定, 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

针对我国目前当事人刑事和解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 缺少相关的司法解释、法律法规, 缺乏法律规范的明确支撑的现状, 国家有关立法机关需要相关的实施细则, 国家司法机关 (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 也可以联合出台相关的法律文件, 主要针对当事人刑事和解程序中的实施细则做出详细的规定。同时, 我国可以借鉴外国关于当事人刑事和解程序的成功经验, 结合我国司法实践, 适当的扩大当事人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 进一步推广当事人刑事和解程序在我国的应用。

此外, 刑事和解制度还要在对当事人民事权益的处分上作出理论指导, 公平、公正、合理地确定刑事和解的赔偿标准和赔偿数额, 最大限度地减少刑事和解对我国刑法平等原则的损害。同时, 司法机关也可以根据案件特殊情况, 包括损害程度、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 计算出本案的赔偿数值, 即基本的物质损失和正常范围内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被害人可以适当超出其所遭受到的实际损失与犯罪嫌疑人进行和解, 在物质赔偿损失的基础上可以制定合理的惩罚性赔偿数额。因此, 制定出一个基本标准和最高赔偿额, 更好的在全国不同经济水平的地区根据具体情况合理适用。

(二) 明确调停者的角色, 建立全方位的调解体系

调停者在当事人和解程序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构建下, 可以以人民调解员为主体, 联合基层社区服务者、志愿者及国家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等, 在办案单位的监督和配合下, 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系, 开展当事人刑事和解程序, 更有利于保障案件得到公平公正的处理, 也有利于实现当事人采用刑事和解程序的目的。

此外, 为了缓和司法人员的办案压力, 我国还需要建立和解调解员制度, 充分利用退居二线检察官承担起刑事和解主持的工作。检察官由于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设置相应的奖励机制, 有利于推定本项工作走向专业化、规范化。而调解员的主要职责是负责联系双方当事人, 解释刑事和解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 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 帮助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可以采用多元化指导方式进行, 如电话、邮件、书信、面谈等等。

(三) 采用多种方式进行监督, 构建一个完善的监督体系

对于当事人之间所达成的和解协议的执行问题, 在实务中, 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监督体系, 具体包括:第一, 专门监督;人民检察院是我国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 依法对刑事案件的各环节进行法律监督。检察院需要加强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过程、内容及后期的执行进行全程监督, 保障诉讼程序的高效运作。第二, 社会监督;刑事诉讼过程中, 参与的主体之间可以进行相互监督, 也可以借助一定的媒体网络, 将有争议的案件和解进行公开, 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及时保障和解协议的执行。

其次, 建立刑事和解报备机制, 刑事和解案件必须报上级机关备案, 刑事和解后的不起诉决定的案件必须报省级检察院备案, 上级机关和省级检察院对报备案件的刑事和解违反规定, 可以调查核实情况, 提出纠正意见。同时, 还要赋予被害人对和解后不起诉决定的异议权, 只有被害人不同意检察机关作出的不起诉决定, 检察机关不得在刑事和解之后作出不起诉决定, 从而制约检察机关的权力。

(四) 完善配套机制, 发挥应有效力

刑事案件中,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心理上会出现对社会及受害人的非理性心理问题, 尤其是在受到刑事强制措施后, 难免心理上表现为脆弱或暴力, 甚至对受害人和社会的憎恶。同时, 受害人心理上也造成了无法愈合的伤口, 因此, 建立心理矫治机制, 设立专门的心理矫治机构, 调整羁押者的心理状态, 有利于促进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 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 双方矛盾的化解。社会上也要积极支持心理矫治机构事业的发展, 鼓励机构对当事人的心理进行矫治, 必要时可以借鉴法律原值制度, 要求相关心理咨询机构及专业人员承担对被害人心理救治义务。同时, 建立完善社区矫正制度, 使刑事和解制度发挥其应有的效力, 实施奖励机制, 激发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工作的积极性, 促进刑事和解制度更好的实施。

三、结论

随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不断实施, 当事人刑事和解程序在实际办案过程中不断得到应用, 并日趋完善。目前, 法学理论界也对当事人和解程序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良好环境下, 进一步构建多元化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 预防和减少犯罪, 化解社会矛盾。这不仅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更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摘要：随着人们对人权事业的不断关注, 刑事司法环境得到了显著的优化, 刑事司法运作中的各种法律关系得到明显的改善。尤其是《刑事诉讼法》新修订的当事人刑事和解程序,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良好环境下, 进一步构建多元化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 预防和减少犯罪, 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的团结稳定。然而司法实践中, 当事人刑事和解程序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通过深入的分析研究, 找出症结之所在,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论和实践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当事人刑事和解程序,现状,对策

参考文献

[1]蔡博.刑事和解:问题、原因及对策[J].法制与社会, 2011 (03) :15-18.

[2]曾昊.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微探[J].理论园地, 2012 (11) :71-73.

浅议完善当事人出庭质证制度 篇5

笔者自1998 年从事律师工作, 代理民事诉讼。是代理中经常出现的民事诉讼现象, 如果在案件陈述的过程中, 案件中的一方当事人认为对方存在着虚假陈述的现象, 就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进行出庭质证, 而对于对方当事人已经委托的诉讼, 有些法官会要求对方当事人出庭质证, 但更多的法官会认为由于法无规定当事人必须出庭, 由其代理人代为质证即可, 尤其是非自然人的当事人更罕见会要求当事人亲历事件的工作人员到庭接受质证, 故不要求提供陈述的当事人出庭接受质证非常普遍。因此, 就应由当事人接受质证、还是代理人可以代为质证、权利义务应当如何行使的问题, 司法实践上颇为混乱。

二、立法现状

为此, 笔者考究相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

《民事诉讼法》自1991 年开始施行, 于2007 年、2012 年分别进行了二次修正。“当事人陈述”一直作为证据, 被纳入证据范畴。相关法条包括: 《民事诉讼法 ( 2012 修正) 》第六十三条, 证据包括:

( 一) 当事人的陈述;

( 二) 书证;

( 三) 物证;

( 四) 视听资料;

( 五) 电子数据;

( 六) 证人证言;

( 七) 鉴定意见;

( 八) 勘验笔录。

在证据分析的过程中, 应该在查证属实的基础上, 进行实施的认定。

例如, 在《民事诉讼法》中的第七十五条, 人民法院就对当事人进行内容的规定, 在证据处理的过程中, 应该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 通过审查分析才可以将其作为否定事实的基本依据。如果对于当事人拒绝陈述的案件内容, 不会影响到人民法院对证据案件内容的确定。与此同时, 《民事诉讼法》中的第六十八条也对证据进行了规定, 其内容说明, 证据应该在法庭上进行出示, 并由当事人出庭质证, 对于一些涉及到国家机密、商业机密以及个人因素的证据内容应该予以保密处理, 不可以在公开开庭的过程中出示。

与此同时, 当事人出庭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之中也有了具体的规定, 其中的第六十二条中, 对于离婚案件进行了诉讼分析, 离婚案件代理人处理离婚本人不能表达意思之外的, 应该出庭, 而对于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 应该由人民法院提交相关的书面意见。

2015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 法释【2015】5 号) 》出台, 作出如下规定:

第一百一十条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 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 就案件有关事实接受询问。在询问当事人之前, 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

保证书应当载明据实陈述、如有虚假陈述愿意接受处罚等内容。当事人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或者捺印。

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 待证事实又欠缺其他证据证明的, 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第一百七十四条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必须到庭的被告, 是指负有赡养、抚育、扶养义务和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情的被告。

人民法院对必须到庭才能查清案件基本事实的原告, 经两次传票传唤,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 可以拘传。

三、思考和立法建议

( 一) 长期以来缺失亲历事件当事人对其陈述应当履行接受质证义务的规定, 是导致代理人代为接受质证, 造成诉讼责任混淆的根本原因, 由亲历事件的自然人亲自履行接受质证义务才能将质证落到实处、才是质证的应有之义。

“当事人陈述”是由亲历事件的当事人陈述的, 包括感知、记忆、表达的过程, “当事人陈述”的载体就是活生生的自然人。由于“当事人陈述”的真实性受当事人的客观能力和主观意志所影响, 既有可能真实可靠、也有可能无意遗漏、更不排除为了自身利益进行捏造, 如果该当事人没有出庭接受对方当事人的交叉询问, 进行质证, 那将无法了解该“陈述”的形成过程, 对该“陈述”存真去伪, 进行客观公正的审查。因此, 对“当事人陈述”的质证理应由提供陈述的亲历事件的当事人履行接受质证的义务, 这是法律的应有之义, 是不容代理人代理的。

但遗憾的是,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 ( 法释【2015】5 号) 》 ( 以下简称《解释》) , 离婚案件当事人以及某些案件的被告, 在拒绝出庭时, 大部分的当事人都可以不出庭。而离婚案件当事人必须出庭的立法本意在于查清离婚意愿是否真实, 而不是对离婚案件中当事人陈述进行质证。拘传当事人出庭查明事实是原职权主义审理模式下所作出的规定, 与当今当事人主义、举证责任自负的审判模式严重背道而驰, 目前司法实践中更是几乎未见法院拘传当事人到庭查明案情的情况, 而更多的是适用证据规则, 让没有出庭的被告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因此, 在《解释》出台之前, 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在当事人应当到庭对其陈述履行接受质证义务的规定是一片空白。

( 二) 建议在法律或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 如对方当事人对一方的“当事人陈述”提出质疑, 则“当事人陈述”提供方的亲历事件自然人必须出庭接受交叉询问、质证。

笔者注意到, 对“当事人陈述”的查证已经得到司法机关的重视, 《解释》对其内容进行了新规定, 其中的第一百一十条规定, 当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情况下, 可以要求当事人到庭, 对案件的内容接受询问, 在当事人询问之前, 应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 保证书中应该明确记录案件陈述的事实, 或是虚假陈述的相关处罚等内容。对于负有举证证明的责任当事人, 如果拒绝签订保证书, 人民法院可以对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但是, 其所体现却是从法官职权主义的角度对证据进行查证1。缺乏民事诉讼中, 最基本的, 从当事人主义, 由利益最相关方进行质证的规定2。因此, 第一百一十条相对既往立法有所进步, 但是作用仍然非常有限, 不能平衡双方的诉讼权利义务, 异议方当事人的质证权利仍然得不到最基本的保护。

针对前述立法现状和司法实践, 考虑到不是所有案件中对“当事人陈述”都会被提出质疑, 为方便诉讼, 笔者建议, 在日后的《民诉法》修正或司法解释中对“当事人陈述”的质证可作如下规定: 在对“当事人陈述”存在异议的情况下, 异议当事人有权要求提供陈述的当事人亲自出庭接受质证; 提供陈述的自然人有义务亲自出庭接受质证; 非自然人的单位当事人, 由亲历事件的自然人接受质证。笔者注意到, 国内也有其他学者支持建立此种对“当事人陈述”的异议质证制度3。

总之, 在证据制度日益重要的今天, 只有早日对“当事人陈述”此类证据的质证制度作出细化规定, 才能平衡双方举证质证的权利义务, 才能避免司法实践上的混乱, 才能早日走进法治。

参考文献

[1]韩学强.再审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逾期证据应视为新证据[J].中国检察官, 2010 (18) :52-53.

[2]王莉, 朱玉玲.防治刑事错案的证据调查分析——以取证、举证、质证、认证四个司法证明环节为视角[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28 (9) :60-66.

[3]孙超.资格审查时资质证书原件在何时提供才算有效[J].中国招标, 2014 (40) :29-30.

一方当事人未盖章的合同是否生效 篇6

2007年1月, 郝远海发展陈求桂为康达公司的经销商, 并收了原告1万元饲料预付款, 被告康达公司向原告陈求桂出具了收据, 康达公司出纳在收据上标注“郝远海交”字样。

同年3月14日, 陈求桂亲自到康达公司交付了5万元饲料预付款, 康达公司出纳依旧在收据上标注“郝远海交”字样。

2007年3月20日, 郝远海以康达公司名义与陈求桂签订了一份饲料销售合同, 约定2007年3月20日至2008年3月30日, 陈求桂销售康达公司饲料60吨;付款方式为先款后货或现款现货;仓库提货, 运费自理;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但该销售合同未盖康达公司印章, 仅郝远海以公司区域经理名义签名。2007年3月21日, 陈求桂第三次向康达公司交预付款2万元。

2008年初, 陈求桂要求康达公司发货, 康达公司称:饲料已发给销售经理郝远海。

后来查明, 自2007年4月11日至2007年8月27日, 郝远海以原告名义开提货单从康达公司仓库提取价值84749元的饲料发给了另一客户。原告陈求桂因多次向康达公司要求提货或退款未果, 遂于2009年12月14日向安乡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康达公司返还预收货款8万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一、被告康达公司未盖章, 销售合同是否生效?二、郝远海以原告名义提货, 公司应否担责?

一、销售合同成立并生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 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时间的, 最后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这是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的合同成立的一般规定。但是在某种情况下合同的成立并不以签字或盖章为条件。《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 在签字或者盖章之前, 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 对方接受的, 该合同成立。本案原告向被告交付8万元饲料预付款, 被告接受并向原告出具收据, 故应当认定该销售合同已成立。《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 自成立时生效。故该销售合同已生效。

二、郝远海未经授权以原告名义提货, 应由康达公司向原告承担责任。被告康达公司收取原告的预付货款后, 应向原告交付饲料, 按照合同约定也是原告到被告仓库提货, 但因康达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有缺陷, 致使郝远海在没有原告授权委托书的情况下以原告的名义在公司提到货, 且该货物未发给原告而是发给了其他的人, 康达公司的这一履行行为对原告不发生效力, 视为未履行, 因而应对原告承担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违约责任。

据此, 安乡县法院判决:被告常德康达饲料有限公司返还原告陈求桂预付货款8万元, 并从2008年3月31日起支付利息。

刑事和解中当事人自愿的司法保障 篇7

1.被害人视角。从被害人经济状况上看, 被害人可能因犯罪行为导致其家庭陷入经济困难之中, 为解决短期的经济困难作出了同意与加害人刑事和解的意思表示, 即使不存在经济困难, 在某些案件中加害人提出的赔偿数额虽不能弥补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的损失, 但被害人考虑到推向法庭审判, 结果可能无法获得实际的赔偿而不得不选择和解。被害人的参与是进行刑事和解的前提条件之一, 被害人的自愿是最终能否达成协议的决定因素之一, 被害人还被赋予决定犯罪人责任形式的权利 (当然只是部分决定) , 因此被害人的利益在得到保障的同时也增加了被害人面临来自犯罪人的威胁和收买的危险;从被害人的心理因素上看, 被害人有时会面临应该参加刑事和解, 或者必须原谅犯罪人, 否则就会被视为没有爱心, 报复性强的压力。很多被害人之所以参加刑事和解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驱使。由于这种责任感得到了主持刑事和解的司法工作的人员的鼓励, 所以这些被害人的参与虽然常常不是强迫的, 但也不完全是自愿的。

2.加害人视角。从刑罚的期待可能性来看, 在许多案件中, 加害人是别无选择地参加刑事和解。因为加害人担心, 由于自己不愿选择刑事和解而在后来的司法程序中被从重处罚, 不得不“自愿”选择进入刑事和解程序;从加害人和被害人的社会地位来看, 我国当前刑事案件60%以上为外地人实施, 在加害人一方为外地人, 被害人一方为本地人情形下, 因刑事和解双方拥有社会资源不均衡, 社会地位不平, 在很多情形下加害人就不得不接受被害人提出的显然不合理的要求, 祈求“破财消灾”。

3.司法机关视角。从刑事和解的过程来看, 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 司法机关手中掌握着追诉还是不追诉的决定权;而对于被害人而言, 司法机关则掌握着是否启动刑事和解, 以促使犯罪人对被害人进行积极赔付或更高赔付的主动权。上述两方面无论对于犯罪人而言, 还是对于被害人而言, 均可能形成实质的强制。加之我国目前对于公安司法机关程序性违法的裁判机制欠缺, 这种强制使得当事人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 达不成和解协议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加害人锒铛入狱、被害人两手空空, 可以说是“两败俱伤”, 由于被害人、加害人与司法机关不是平等的参与者, 当事人出于这样一种担忧而违心接受调解结果;从刑事和解的实际运行情况看, 现存的刑事和解制度缺乏必要的监督, 在实际操作中难免出现公权力机关滥用权力逼迫和解, 一些办案人员为了息事宁人、谋私利而违法办案, 导致当事人意思表达不自愿。

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法律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 是法律、道德和情感的最佳结合, 符合以人为本、和谐有序的司法理念和现实需要, 尽管实践中存在当事人自愿的实现存在诸多问题, 但不能因噎废食, 必须深入研究, 完善当事人自愿司法保障制度。

1.建立刑事和解加害人人格调查制度, 探究加害人意思自愿与否

如办理机关初步确定可以适用刑事和解, 应当对加害人的人格进行调查, 调查的内容包括加害人的性格、家庭环境、教育状况、前科情况以及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几个方面。人格调查的可由公检法三机关行使, 也可由三机关委托学校、团委等社会中立机构收集相关的信息。根据人格调查的结果, 将刑事和解的意思表示真实与否的风险指标分成两类:一类称为正指标, 另一类称为负指标。正指标有:未成年人、初犯、从犯、自首、立功、悔罪态度好、积极退赃或主动赔偿、成长经历良好等。负指标有:无固定住所、有前科、犯罪性质严重、犯罪动机卑劣、家庭教育有缺陷等。如果正指标明显优于负指标, 则可作为认为加害人意思表示真实的参考因素。由于正、负指标往往同其他因素并在, 所以应综合考虑各项正、负指标及其他因素、权衡比较, 最终作出加害人意思是否真实的判断。

2.完善刑事启动告之程序, 保障被害人意思表达自愿

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的启动告之程序主要有两种操作模式, 一种由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受案后三日内书面告知当事人在刑事和解中的权利义务、适用刑事和解的原则、程序和法律后果等, 并征求各方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双方申请或同意刑事和解的, 启动和解程序。另一种操作模式同样认为刑事和解应当由公权启动, 但在具体的告知程序上, 认为一般应由承办人先向被害人一方告知有关和解的规定, 并征询其和解意向。对于被害方确有和解意向的, 承办人才会向犯罪嫌疑人一方告知。

第二种做法基本符合保障刑事和解当事人自愿的要求, 因其避免了加害人知悉被害人不同意刑事和解导致的一系列不必要麻烦的产生, 但应当进一步的细化。刑事和解启动告之程序有以下几种情形: (1) 被害人提出要求和解, 承办人审查后认为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 应书面告知加害人符合刑事和解条件, 由加害人作出是否启动刑事和解程序的决定; (2) 加害人提出刑事和解, 承办人经审查后发现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 书面告知被害人, 由被害人决定是否启动和解程序, 如被害人同意刑事和解的, 由承办人书面告知加害人;如被害人不同意刑事和解的, 由承办人直接告之加害人不符合刑事和解条件, 不予受理; (3) 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发现案件符合刑事和解条件, 由承办人员先行向被害人害人书面告知符合刑事和解条件, 如被害人愿意和解则书面告知加害人。

在告知内容上, 一方面要告被害人若能达成和解, 收到加害人真诚悔罪、道歉和经济赔偿承诺之后, 要承诺放弃对加害人刑事责任的追究;如果被害人是受到加害人的威胁、引诱作出的同意和解的意思表示的, 该协议无效, 被害人可以寻求司法救济。另一方面要告知对加害人其若能取得被害人谅解, 并且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 则可能不再被追究刑事责任, 但若采取威胁、引诱迫使被害人同意刑事和解的, 该刑事和解协议无效, 且作为法院量刑的酌定情节。

3.完善刑事和解的法律监督与制约

针对刑事和解活动中的非自愿, 应有一种途径可以发现、查明有关机关在主持刑事和解活动中存在违法情形, 有一个主体接受刑事和解相关的举报、控告、检举, 有一种方法来处理在违法情况下达成的形式和解, 目前实践中比较好的做法是:一是建立刑事和解案件的听证制度, 进一步加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公安等司法机关和社会对刑事和解程序启动与实施的制约, 以阳光化的制度保障刑事和解程序的公开性、透明性, 从而增强刑事和解的可监督性。二是完善公检法相互配制约与监督机制。在侦查阶段, 侦查机关因和解而撤销的案件应当报检察机关审查批准, 主动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在起诉阶段, 对拟不诉处理的刑事和解案件在作出最终处理决定前增加检察委员会及检察长审查程序和人民监督员评议程序, 以强化对刑事和解的监督。在审判阶段, 审判机关应该邀请检察机关派员对和解工作提出相关建议并进行同步监督, 对于一些可能导致“花钱赎刑”后果的处理结果作出时, 检察机关应对该处理结果提出抗诉。三是强化公安机关的复议、复核权。公安机关不同意和解的, 可要求作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进行复议, 如果意见不被接受, 可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检察机关要在收到上级检察机关的复核决定后才能作出是否允许和解的最终决定。

4.建立刑事和解案件回避制度

回避指司法人员不参加处理与自己有利害关系或其他特定关系的案件的诉讼制度。回避制度作为一种诉讼理念和制度设计, 其目的是尽可能减少非正当因素对司法过程的影响, 保证司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免受人伦亲情与司法公正理念的双重压力, 实现司法公正。同时, 公正程序的设计安排极大地增强了结果公正性的说服力, 回避制度可以消除当事人的思想疑虑, 增强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和法治的归宿感。“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 而且要以人们都能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刑事和解程序中当事人被迫同意和解协议与和解程序中无回避规定不无关系, 故要进一步完善刑事和解程序中的回避制度, 作出如下规定:参与刑事和解程序的司法人员不得参与同一刑事案件其他刑事程序。若刑事和解未达成, 在后来的刑事程序中当事人有权要求参加刑事和解程序的司法工作人员回避。

刑事和解制度是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全面衡量的一种折衷, 是个人权利的彰显, 尽管刑事和解制度当事人自愿实现中存在一些问题, 但其体现的刑事司法中的克制与宽容理念无疑是一种进步。不断深入研究与创新, 完善刑事和解中当事人自愿的保障机制, 为加害人、受害人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 开拓一片宽容的世界。

参考文献

[1].黄京平, 甄贞, 刘凤岭.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刑事和解———“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和解”研讨会学术观点综述.中国刑事法杂志, 2006, (5) .

[2].杨晓静.刑事和解:自愿抑或强制, 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8 (18) :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