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当事人

诉讼当事人（共12篇）

诉讼当事人 篇1

摘要：对于如今的社会而言, 人民“打官司难”再不仅仅只是法律认识不足的问题, 其中更多的就是有关人力财力方面的资源缺乏。如果想要使民事诉讼可以切实为我国民众接纳, 不但要对传统观念方面的形态合理的进行意识更新之外, 同时还需要在有关制度保障方面切实落实“司法为民”。所以, 怎样将诉讼成本所具有的杠杆作用有效的发挥出来, 从而在保护诉讼权以及抑制滥诉之间找到平衡, 是有关民事诉讼制度方面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关键词：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成本改革构想

纷争是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伴生物, 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现象。纷争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破坏社会整体的秩序稳定以及个体之间的和谐交往。在如今的法制社会, 人们能够设置各种相关的平抑机制来解决纠纷。而民事诉讼就是法律制度之内的一种有效的纠纷解决手段, 对于纠纷解决方面的最终性以及彻底性上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地位。

一、有关当事人诉讼方面的案例分析

( 一) 案情简介

甲方和乙方共同签订一份有关代理出口总共价值60万元的一批工艺品到欧盟的相关协议书。这份协议书当中约定由乙方实际负责生产出口相关货物以及出口配额方面的许可证给甲方, 与此同时还要由乙方负责确保出口货物实际的质量以及交货期; 而甲方则负责办理出口相关货物在报送方面需要的所有手续, 依照离岸价的2% 进行代理费的扣除之后, 将实际收到的贷款全部汇到乙方账户之上。如果成交, 那么乙方能够获得收益6 万元, 而在退税成功扣除相关的代理费之后, 还能够退税4 万元。

在协议签订之后, 乙方会和丙方签订一份有关加工承揽方面的合同, 在合同当中约定, 丙方需要为乙方垫付有关生产工艺品方面的全部辅料, 同时由乙方提供相关样品以及原材料方面的加工费, 其总额是20 万元。因为丙方没有按时交货, 这使得一半出口货物在时机上有很大的延误, 导致乙方损失近20 万元 ( 其中预期利益是10 万元, 另外10 万是对甲的违约金) 。在乙、丙双方产生纠纷的时候, 不算乙方对丙已经支付的有关原料费方面的20 万元, 依然还欠丙方加工费方面的5 万元, 而且丙方还为乙方在进行后期整理的时候垫支费4 万元 ( 其中含有辅料费用) 。当乙方去丙方仓库想要拉货的时候, 丙方以乙方应该支付所有费用才能拉货为由, 将乙方本次来拉货的相关车辆扣押。这时乙方在无奈之下, 出具9 万元欠条之后才得以带货离开。后乙方因为丙违约导致产生损失而拒绝承兑欠款。丙方因为这个原因提起诉讼。一审判决结果欠条是无效的协议, 不过乙方必须要支付丙方相关的加工费5 万元以及垫支费4万元, 另外诉讼费0. 3 万元也需要乙方支付。乙方不服重新提起上诉。在重审的时候, 乙方又提出有关反诉方面的20 万元, 再审判决结果驳回相关的反诉请求, 并维持初审结果, 同时判决相关的反诉费0. 6 万元依然由乙方进行承担。乙不服, 再次向上一级法院方面上诉。

( 二) 案例利益分析

在起诉之前, 乙、丙实际的得益是 ( - 10, - 9) , 假如两者都不考虑相关的预期利益的话, 那么双方实际的得益是 ( 0, - 6) 。这个时候丙没有选择起诉, 而是想要通过谈判解决, 同时还表示乙所欠的具体加工费以及辅料费等在9 万元的有关基础之上进行减半支付, 这样乙只需要向丙支付4. 5 万元就可以, 乙提出丙需要承担80% 责任, 两者进行多次谈判之后, 丙承担65% 责任最后达成和解。这个时候双方实际得益是 ( - 2. 5, - 3. 5) 。由此我们能够看出, 对于双方当事人来讲, 诉讼是非常不经济的, 而进行和解才是对双方最为有利的。

二、当事人诉讼有关成本方面的改革构想

( 一) 当事人诉讼在成本改革方面的目标

1. 合理降低有关当事人诉讼实际的成本

当事人实际的诉讼成本是经济成本以及非经济成本共同组成了, 其诉讼成本具体的高低能够直接影响其司法实际的可利用度, 经过上述当事人有关诉讼成本制度方面的检讨, 可以看出参加诉讼实际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 不管是经济方面的支出或者是非经济方面的负担都能够减少冲突主体凭借审判解决纠纷所具有的信心。另一方面来说, 假如审判所具有的功能由单纯的处理纠纷转变成秩序框架方面的提供, 并逐渐发展成重构社会有关正统性基础方面的关键, 那么对于依靠当事人自身的负担当做支撑审判方面的资源的相关制度来说, 这样安排不但会逐渐显露出不合理的因素, 同时这种制度安排是否会对上述发展趋势产生影响就成为了一个必须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所以不管是由保障民众自身的诉讼基本权益亦或是扩展诉讼技能有关生长角度方面出发, 其改革方面的首要目标就是必须要减少当事人实际的诉讼成本。

2. 强化诉讼之外有关纠纷解决机制方面的功能

一定要最大限度的发挥调解以及仲裁等有关手段对于纠纷解决方面的作用, 全力将社会冲突合理的排解在相关的诉讼之外。由于诉讼是人们在处理纠纷方面的不得已手段, 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鼓励人们进行诉讼, 不然正常、和谐的社会秩序以及人际关系都会被严重的误导。对于诉讼制度来说, 其应该像是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 高悬在所有民众的都顶上, 时刻指引着正义, 引导人们步向正义的方向, 提醒人们一定要遵纪守法, 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发挥其作用。

( 二) 当事人诉讼有关成本改革的具体途径

1. 改善律师费实际的负担规则

有关中外民事诉讼方面的实践当中, 致使当事人诉讼实际成本一直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关的法律服务费用非常高。例如律师是对于专业法律方面的服务进行市场化提供的, 律师实际的收费是由相关市场来决定的, 由于法律的市场化, 致使法律服务实际的成本非常高, 为了能够改变这种现象, 就一定要对诉讼成本进行合理的控制。我们应该计算出相关法律运行的具体成本, 依照司法实践当中的实际情况, 从而有针对性的对他们的这种高利润进行限制, 同时还要强化在价格以及税收方面的监管。利用这些措施, 妥善完成对法律服务方面的合理收费, 为了可以更好、更妥善的维护有关律师事务所以及委托人方面的合法权益, 对于各级司法行政有关部门来说, 一定要切实依照《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强化在律师收费方面的监管力度, 使律师实际的服务收费行为足够规范。

2. 构建一个合理、高效的法院费用制度

首先应该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相关的常务委员会对于民事案件方面的收费规则进行单独制定。或者是根据民事诉讼有关收费问题方面设专章, 并将其纳入民事诉讼有关法典体系当中, 切实做到没有明文规定不进行收费, 从而避免出现因为《人民法院收费办法》相关制定权限位阶太低导致权利滥用有关情况出现。其次使诉讼费用有关收费方法由法院自行收取变成类似印花税有关形式征收, 在当事人起诉亦或是提出某些申请的时候, 直接在人民法院方面购买相关的诉讼费用印花来抵做有关的受理费用, 将这种印花收入汇进相关的账户经由国家财政进行管理, 与此同时财政部门还能够预拨一定款项当做人民法院退还有关当事人诉讼实际费用的时候的资金储备; 一步步开展“一费制”, 不算督促程序、强制执行以及公示催告等相关申请能够收取成本费用之外, 人民法院不可以再向当事人收取其他有关费用, 这样的方法不但可以在根本上确保法院费用进行统一征收, 并且转款专用, 切实符合“准规费”方面的管理要求, 同时还能杜绝乱收费的有关现象。

3. 诉讼内程序方面的优化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当中因为程序设置不当导致负效益的有关问题, 笔者认为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改进:

首先, 应该增设小额诉讼有关程序, 从而形成小额诉讼有关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相关的民事诉讼程序方面的体系, 其具体的适用程度是由案件方面的争议数额、疑难程度以及性质影响等决定的。对于如今交往非常频繁的社会来说, 数额较小的纷争以及零星权利被侵害之后需要接受救济的情况越来越多, 之前的简易程序实际适用的范围非常狭窄, 相关的诉讼程序相对繁琐, 成本过高, 如今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进步发展。所以, 根据诉讼标的价额非常少的有关纠纷事件设置合理的小额诉讼程序, 同时配合较为简单的诉讼程序, 可以为民众提供一种非常廉价、有效的司法救济方式, 进而合理的阻止正义在局部上的“流失”。并且合理的调整本来的简易程序以及普通程序实际的适用范围, 从而使之和小额诉讼程序同时形成分层次的, 并且目的非常明确的有关民事诉讼程序方面的体系。

其次, 在程序的有关救济上, 必须要改变目前的无条件限制的有关上诉模式, 从而有条件的实行相关的异议上诉制度以及上诉利益制度。就再审程序来说, 应该先废除人民法院方面的再审程序相关启动权, 然后将检查机关由于抗诉引起的有关再审程序方面的范围规限到涉及公共利益的有关案件上面。除此之外, 应该严格限定以及送一再审方面的理由, 将当事人自身的意愿作为根本基础, 从而缩短发动相关再审程序具体的时限, 进而维护程序所具有的安定性。

最后, 尊重当事人所具有的程序选择权, 在相关诉讼程序内部科学的设置一些合理的出口, 站在当事人主观意识自治的相关基础之上, 促使其进入到相关诉讼程序当中的纠纷在有可能的时候可以凭借诉讼之外的有关方式进行解决。总而言之, 必须要进一步提高并完善我国目前的法院调解制度, 重视当事人在选择方面的主导性, 在相关的法庭辩论终结之前, 法官能够积极协调统一有关各方当事人具体的意见, 同时利用调解书的有关形式进行固定; 另一方面, 设立相关的诉讼和解制度, 从而让当事人在有关诉讼的所有阶段都能够自行进行协商, 相关的和解协议在通过法院形式方面的审查之后能够得到强制执行效力。

4. 对于替代性相关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完善

降低诉讼成本合理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构建多元化的相关纠纷解决机制。必须要充分利用法院之外的有关人民调解或者是民间仲裁等有关机构, 法院应该强化和这些机构之间的协调以及沟通, 能够使一些案情较为简单的相关案件分流进入这些机构当中, 这样不但降低了法院实际的审判压力, 同时又能够减少当事人实际的诉讼成本。

扩大人民调解的具体范围, 应该应用调剂处理公民和法人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等出现的民事纠纷或者是经济纠纷, 还有法人和法人之间出现的民事纠纷以及经济纠纷, 进而扩大调解实际的适用范围。

三、结语

对于民事诉讼权利来说, 其是民事权利得以实现的一种重要保障, 合理的控制民事诉讼实际的成本, 对于民事诉讼实现最大化效益非常有利。所以, 合理将诉讼成本所具有的杠杆作用有效的发挥出来, 从而在保护诉讼权以及抑制滥诉之间找到准确的平衡点, 对于降低民事诉讼有关当事人诉讼方面的实际的成本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及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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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蒲菊花.诉讼成本的控制途径[J].四川会计, 2013 (11)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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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卫星.论法律效率[J].中国法学, 2011 (3) :116.

诉讼当事人 篇2

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使当事人能以最少的投入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和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彰显社会公平和正义，有效地保护当事人利益，具有十分现实的作用，也是人民法院实现公正与效率主题，践行司法为民的一个重要内容。当前，在当事人及社会各界中对诉讼成本过高的问题时有反映。因此研究如何减轻当事人负担，实现公正和效率的最大化，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院民一庭通过走访座谈，广泛听取当事人及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并结合理论和审判实践，总结分析了当事人诉讼成本的界定、构成及各类影响因素，以试图对如何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作一点有益的探讨。

一、当事人诉讼成本的界定和构成

（一）审判费用。

审判费用指当事人为进行民事诉讼而向法院交纳的法定费用，由案件受理费和其他诉讼费用两部分组成。在任何一个国家，生产正义的成本都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国家负担的“审理成本”即公共成本，一部分是当事人负担的“诉讼成本”即私人成本。法律基于一定的政策考虑，或是将一部分审理成本转让化诉讼成本，或是将一部分诉讼成本转化为审理成本。我国在诉讼公共成本的分担上，实行“受益者负担”的原则，即当事人除了作为纳税人承担支撑审判制度的一般责任外，还因为具体利用审判制度获得国家提供的纠纷解决这一服务而必须再进一步负担支撑审判的部分费用①。

1、案件受理费。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依照法律的规定应向当事人收取的费用。这种费用具有国家规费的性质，包括非财产案件受理费，财产案件受理费和申请执行费等②。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对于财产案件和申请执行费，依诉讼标的或执行标的的金额大小征收案件受理费，而对非讼案件和非财产案件，则采取计件征收。

2、其他诉讼费用。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的规定，其他诉讼费用主要包括勘验、鉴定、公告、翻译费；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出庭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费；保全申请费和实际支出；执行判决、仲裁和调解协议的费用；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其他诉讼费用。该部分费用的性质属补偿性费用。

（二）当事人费用，指当事人实施诉讼行为所承担的私人费用。

1、律师费。随着法律的不断专业化和复杂化，当事人聘请律师代为诉讼已成为普通现象。根据统计可知，超过85%的当事人会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而相当一部分不请律师的人也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因此，代理费已普遍成为当事人的主要诉讼成本之一。尽管代理费的执行不象诉讼费那么严格，普遍可协商议价，在各事务所和各代理人之间收费差别较大，但由于代理费的收取标准要高于诉讼费，因此，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案件中，代理费支出要高于诉讼费的支出，两者之和一般占诉讼成本的80％左右，占诉讼标的金额的7%至13%之间。

2、交通费、食宿差旅费、误工费、通信费及为获取证据而支付的各项费用。

（三）间接支出。

如为诉讼而牵涉耗费的时间与精力，因诉讼而扩大的损失或丧失的机会、在诉讼中的让步，间接支出的最大特点为不确定性，但正是这一不特定性与法官的办案质量、个人素质和工作作风密切相关，在工作中容易被忽视，而其对当事人的心理影响很大，成为影响当事人评价成本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问题上，这是一个最具挑战性的方面。

（四）基于诉讼目的而为的其他支出。

在诉讼的过程，某些当事人可能为了达到其诉讼目的，在诉讼外采取吃请送礼，拉关系走后门等一些不合理的方式手段，由此而生的支出，当事人认为也是诉讼成本的构成部分。我们则认为这部分支出在客观上易造成司法人员在价值判断上产生偏差，有碍审判公正的实现。应当是与目前提倡的公正与效率的主题相背离的灰色支出。这部分支出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均不应列入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诉讼成本之中。

二、反映诉讼成本较高的几个方面

我们通过对律师、法律工作者、当事人及有关政府部门的调查了解，对涉及诉讼成本较高反映集中的几个方

诉讼当事人 篇3

电话咨询的青岛读者齐春丽

离婚诉讼是涉及双方当事人身份关系的纠纷，如果一方不到庭应诉，对于法院正确审查双方的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以及家庭财产状况等会增加一定的难度，所以，《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离婚案件有诉讼代理人的，本人除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仍应出庭，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这条规定，一直被认为是立法要求离婚当事人亲自到庭的特殊规定。当然，如果一方当事人有特殊情况的，如夫妻一方下落不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患重病等，可以不到庭，法院也可以缺席判决。

你不愿出庭应诉，是因为担心届时婆婆也到庭，见面尴尬，这不属于上述所指的“特殊情况”，因此，你应当出庭应诉。另外，你担心与婆婆见面尴尬的情形是可以避免的，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0条第2款“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的规定，你可以向法院申请不公开审理这起离婚案件，这样，你婆婆就无法到庭了，只有你、你丈夫及双方委托的代理人才能参加开庭。

律师潘家永

一年前，我和马连协议离婚，14岁的儿子随他生活，我每周可以探望一次。然而，马连无暇照顾孩子的生活学习，经常出入酒店和娱乐场所吃喝玩耍，还把孩子带着一道去，结果使儿子染上了抽烟喝酒的坏习惯。我多次劝说他对孩子要尽心尽责，可不能把孩子给带坏了，可是他听不进去，仍我行我素。一年多来，孩子产生了厌学的情绪，行为举止也变得古怪起来。请问，前夫不听我规劝，我该怎么办？

《知心》的郑州忠实读者 郭惠敏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和影响未成年人，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酗酒、流浪、沉迷网络以及赌博、吸毒、卖淫等行为。”

马连经常带孩子进入娱乐场所，让孩子抽烟喝酒，这不仅未尽抚养教育义务，而且是一种损害孩子身心健康的行为。由于他不听劝告，现在你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控告马连，由他的单位或者居委会予以劝诫、制止；二是起诉变更抚养权。最高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6条规定，一方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另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应予支持。如果你起诉，且能够证明上述情况属实，那么法院会考虑你的请求，判决将孩子的抚养权变更给你。

律师 潘家永

子女有权干涉我赠房给

后妻吗

我今年71岁，6年前妻子因病去世。经邻居介绍，与现在的妻子相识，并于去年登记结婚。她没有住房，我准备将现在住的房子，赠给或立遗嘱留给后妻。可我的已成家在外单过的一子一女都不同意，说房子有前妻（亲妈）的份儿，他们有权继承，“不能流入外人田”。请问他们的干涉有道理吗？我赠房的行为，能否得到法律的支持？

忧愁的长春读者老尹

老尹，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老年人有权依法处分个人的财产，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但财产处分的前提必须是对财产享有所有权，处分的是自己所有的财产。房屋是你与前妻的共同财产，作为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你和子女都有继承权，这部分财产没有分割前你个人无权处分。应将你与前妻的房产一分为二，一半归您，另一半由你和你的儿女继承，你的一半和你从另一半中继承到的财产，你有权通过约定、立遗嘱等各种方式处分。房屋整体不宜实物分割，你主张房屋，可将房屋作价按你子女应分部分由你给其相应金额。

律师 王景龙 春林

zhaozhen1996@sina.com

诉讼当事人 篇4

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主要是规制法院的不当诉讼行为。在一定意义上, 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其实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配置一样, 也主要是在处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跟法院的审判权之间的关系。将当事人诉讼权利体现在法律的规定中, 还只是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切实科学的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完善的诉讼权利保障制度, 不仅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要求在民事诉讼领域具体化, 而且与司法为民的理念相呼应, 拉近了人民与司法的距离, 体现了司法的温暖和人性。

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要求当事人承担自我责任的前提。保障诉讼权利, 有利于增强程序的正当性, 充分吸收不满, 这正是程序具有的将价值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当事人的所有诉讼权利都得到了尊重和保障, 那么它的败诉就只能归结为自身攻击防御的技术力量的不足。这就是说, 当事人如果败诉, 就要承担因败诉而带来的后果, 即应对判决的既判力予以尊重。

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基础、推进和深化审判工作改革的需要。通过程序的合法性实现程序的公正性是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 如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在程序中得不到尊重和保障, 那么程序正义就无从谈起。诉讼公正的实现, 必须从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一点一滴的保护做起。可以肯定, 这些年来法院系统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使我国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工作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在强调司法为民和程序正义的今天, 各级法院的法官对依法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意识不断增强, 法院进行审判改革的不少内容, 从强化合议庭职责到裁判文书的公开, 从案件流程管理到错案追究都与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密不可分。但是也必须看到, 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问题上还有许多不足, 都需要我们去认真研究, 从立法、司法诸多方面加以完善。

二、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途径

(一) 完善诉讼权利体系

如果诉讼权利体系本身就不完善, 留有太多的易受攻击的弱点, 缺乏自我防卫的手段, 那么权利侵害的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 诉讼权利体系的科学化对诉讼权利保障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增加当事人的与效性诉讼权利。与效性诉讼权利能够直接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 不需要法官的审查批准, 法官较难对这种性质的权利进行侵犯。例如, 当事人的上诉权就属于与效性诉讼权利, 只要提出上诉, 就能引起上诉程序的启动, 法官没有裁量的余地, 所以在实践中上诉受到侵害的现象较少发生。而对于需要法官的裁量性审查才能发生预期法律后果的权利行使行为, 如果法官背离权利设定的本意, 加入恣意和专断的因素就较为容易。

确立责问权, 直接对抗法院的程序违法行为。责问权在诉讼权利体系中具有直接对抗法院的程序违法行为的功能, 其在权利保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当事人通过责问权的行使, 使侵犯自身诉讼权利的行为的违法性公开出来, 使法官不得不回到遵守诉讼法的程序规范的轨道上来, 从而起到保护诉讼权利的作用。

(二) 提高诉讼权利规范的完整性清晰性

法律规范的完整逻辑结构必须具有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我国立法的一个常见的缺点就是往往缺乏法律后果的明确规定。权利规范往往采取当事人“可以……”、“有权……”的模式, 而对权利行使的后果不置一词, 这就不仅使权利的力量大打折扣, 因此, 有必要把权利、义务和责任联系起来加以规定, 对侵犯诉讼权利的行为设置相应的法律后果和救济程序。另外, 行使权利的要件、方式、范围必须清晰, 这不仅具有减少权利内容的争议, 避免无益的消耗的意义, 同时也可使权利的行使具有更大程度的保障, 不容易受到无理的阻碍。如果权利的内容比较模糊, 法院就有可能利用解释手段把权利的范围压缩到最小。“无救济便无权利”, 对于侵害诉讼权利所形成的诉讼状态或结果, 明确规定为可以申请上一级法院救济的理由。可以考虑确立即时上告制度, 对于侵害诉讼权利的行为在请求本法庭更正无效的情况下, 可以请求上级法院进行处理。这虽然可能延缓本诉讼的进程, 但总的来看, 要比做出判决后进行上诉要节省资源。

(三) 更新审判理念

权利的定义本身就包含了国家强制力的存在。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 也就没有法律权利可言。国家对于诉讼权利的保障主要通过法官的审判职权活动来体现。然而, 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侵犯, 最大的可能还是来自于法官的职权。制度都是要由人来运做的, 真正的制度化在于制度的要求内化为主体自觉自愿的行动。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工作必须要转变法官的官本位司法观念、职权主义的思维习惯和审判模式, 树立以当事人程序主体性理念为基础的现代司法理念, 人民法院的各项改革应以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

(四) 规范诉讼指挥权的行使

诉讼程序指挥权, 是法律规定或许可的法院为迅速、公平、切实地推进审判进程而行使的主导诉讼程序的权力。在一些人的一般观念中, 权力往往被首先赋予了一种恶的意味, 一味地强调约束限制权力。孰不知, 权力也是保障权利的必要力量。所以, 对权利的保障来说, 不是一味地约束限制权力, 而是规范它。诉讼指挥权, 这种合法的、必要的权力, 如果缺乏规制不仅难以发挥保护权利的作用, 而且很容易演变成侵害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手段。例如法官指挥庭审制止不必要的、重复的辩论的权利如果被滥用, 将直接侵害当事人的辩论权。因此, 必须对法官诉讼指挥权的行使要件, 即能够对诉讼的哪些方面和当事人的哪些行为行使诉讼指挥权、以及行使方式、不服指挥的救济等进行明确规定, 使诉讼指挥权既要在权利需要保护时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又要严防这种权力的滥用。

任何一项制度都是由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构成。当事人在民事诉讼制度的各方面、各环节应当享有哪些诉讼权利是立法者、司法者和当事人本身都集中关注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 民事司法改革, 实际上就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体系的改革。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完善, 必须以现代民事司法理念为指导, 必须以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诉讼利益的细致分析为基础, 才能体现时代的精神和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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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光中, 江伟.诉讼法论丛 (第4卷) [M].法律出版社, 2000.

[3]张卫平, 陈刚.法国民事诉讼法导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诉讼中当事人举证注意事项 篇5

证据材料是指一切未经查证属实，由司法机关、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收集到的，在诉讼中被提出用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材料。举证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着诉讼的成败。因此，当事人呢在举证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1、举证方在向法庭提出证据材料时，应向法庭说明该证据材料的来源、种类及欲证明之事实。

2、证据材料为物证的，一般应提供原物。对于不宜直接提取的物证，或者易损坏、消失、变质、易燃、易爆物品等，可以提供该物证的照片、录像，或对该物证的检查笔录等。

3、证据材料为书证的，应当提供原件。提供原件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件、影印件、副本、节录本等。

4、证据材料为检查笔录及鉴定结论的，应当提供原件。

5、证据材料为视听资料的，应当提交未被剪辑、加工过的原始资料。

6、证据材料为证人证言的，若该证言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起关键作用，则作出该证言的证人为关键证人。关键证人应当到庭作证。关键证人出庭确有困难且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可以直接提交书面证言。

7、证据材料有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由提供该证据材料的一方翻译成我国通用的语言文字。证据材料的翻译，应由专门的翻译机构进行。

8、举证应当及时。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举证确有困难的，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二日以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是否准许，由合议庭决定。行政诉讼的被告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供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的证据材料。

诉讼当事人 篇6

摘 要：证券集团诉讼效力范围应当为所有当事人，并不因当事人有无向法院进行权利登记而有所改变，且当事人不必因没有登记而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的生效判决的效力及于所有当事人，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节约司法资源，建立健全更加合理公平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我们应当加强对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立法，完善我国证券集团诉讼效力范围的规定。

关键词：证券集团诉讼；效力范围；权益保护

一、证券集团诉讼的效力范围

证券集团诉讼的效力范围是指在证券纠纷中，一个或者数个当事人，为了自己和其他当事人的共同利益，代表全体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对一个或者数个当事人所作的判决，不仅对直接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具有约束力，而且对那些没有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甚至对那些没有预料到损害发生的当事人，也具有同样的效力，未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可以直接依据法院的判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我国现行立法有关证券集团诉讼效力范围的规定及其现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共同诉讼，第五十三条及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和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它们皆不利于证券公司广大股东和投资者维护自己因证券公司的违法行为而遭受损失的权益，遭受损失的广大股东和投资者只能进行单个诉讼或者进行代表人诉讼，无法利用已有同种标的的生效判决以更加经济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另一方面，2002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诉讼案件的若干规定》只适用于证券公司做虚假陈述所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并不可以应用于对广大股东和投资者的所有有关证券的合法权益的保护。自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要求法院受理证券虚假陈述诉讼后，能够审理完毕的案件屈指可数，能够顺利执行的更加是少之又少。这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加重了社会中的不公平与不合理。

三、证券集团诉讼的效力范围对当事人权益保护的方式与影响

1.对当事人权益保护的方式

外国证券集团诉讼效力范围对当事人权益保护的方式有以下几种：①即使当事人没有向法院登记参加诉讼，在法院的有关判决生效之后，未参加登记的当事人也可以适用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必再向法院提起诉讼；②若当事人觉得集团诉讼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要求，则可以向法院明确表示自己不参加此次诉讼活动，然后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单独提起符合自己利益要求的诉讼，提出自己的诉讼请求。

2.证券集团诉讼对当事人权益保护的影响

证券集团诉讼为大量证券投资者的小额诉讼请求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救济方式。在证券侵权案件中，单独诉讼的高昂成本会阻却大多数的受害者去积极的主张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证券集团诉讼将许多个分散的诉讼请求集合起来，使众多单独诉讼合并成为一个诉讼，使得法律的执行变得经济可行，有助于避免不同受害人在不同法院分别立案、分别审理所可能导致的同一案件的判决彼此冲突问题，避免先诉当事人得足额赔偿、后诉当事人被告人赔偿不足的现象发生。

四、完善我国证券集团诉讼效力范围的规定，加强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

我认为我们应该采用“明示退出、默示参加”的选择退出规则，将在法院公告期内没有向法院明确表示排除在诉讼集团之外的人，视为参加诉讼。法律应当赋予当事人以退出权，退出权是指集团成员为了不受集团诉讼裁判或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约束，向法院明确表示选择退出诉讼集团、对推定的诉讼代表关系予以否认的一种程序性权利和义务。当事人的退出权应当建立于我国实施明示退出制集团诉讼，并且应当在指定的期限内以明示、肯定的方式选择退出。这样有利于当事人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对集团成员加入权只规定向人民法院登记这一种程序。法律应当抛弃权利登记程序，采用集团登记程序，将登记管理权交给集团律师。当集团确认的命令做出后，法官再发出集团登记的命令，对于一开始并未提起诉讼的当事人而言，則是一次加入机会，而且在和解或者调解的过程中被告同意向原告集团进行赔偿时或者法官初步决定由被告向原告集团进行赔偿时，为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加入权，提高集团诉讼一次性解决纠纷的制度功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可以允许当事人再次进行集团登记，加入证券集团诉讼

参考文献：

[1]罗键豪.《美国集团诉讼退出制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2]罗斌.《证券集团诉讼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3][日] 小岛武司.《诉讼制度改革的法理与实证》（陈刚、郭美松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4]郭丹.《证券集团诉讼在中国的制度价值—法经济学与法社会学的悖论》，载《北方法学》，2012年，第32期。

[5]戴费洋.《论我国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构建》，载《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作者简介：

对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当事人的思考 篇7

关键词：股东代表诉讼,原告,被告,当事人认定

现代公司的治理中由于公司的大股东控制着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者对于公司的管理、政策、交易或行为有决定性影响。在公司管理层的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时, 管理层为了保护自身的权益, 有可能会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的权益。为此, 我国《公司法》在2005年的修订中确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此项制度在规范公司大股东和董事行为、维护公司中小股东的权益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其中当事人制度是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基石。但对于公司及其他股东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各国规定差异较大。

一、股东代表诉讼当事人的相关立法参考

(一) 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原告资格

从国外各个国家的立法可以看出, 对于股东作为提起诉权的原告, 已无异议, 只是对于股东具体条件的认定存在分歧。

1、客观要件——代表的合理性

第一种观点是美国公司法所采用的拥有股份说。

第二种观点是日本、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认定适格原告的条件是, 提起代表诉讼的原告要在时间上持续拥有股份。

第三种立法是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的为了确保提起诉讼的原告股东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 对股东有持股比例或是数量的要求。

2、主观要件——代表的正当性

股东代表诉讼的诉讼结果直接关系到公司和其他股东的权益, 代表诉讼的判决对公司和其他股东具有既判力, 公司和其他股东不能以同一理由再提起诉讼。正因为此特征, 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就必须能够公正、充分的代表其他股东以及公司的利益。英国《公司法》就规定了, 原告股东以自己和其他股东代表人的身份提起代表诉讼, 这也体现了代表诉讼的代表性。根据英美判例经验, 法官通常情况下对代表的是否公正、充分的代表了其他股东以及公司利益的考虑因素包括: (1) 是否存在原告缺乏真正利害关系的迹象; (2) 原告是否不谙诉讼且怠于了解; (3) 律师对于诉讼的控制程度; (4) 其他股东对原告的支持态度。 (1) 另外英美国家还确立了“净手原则”来判断代表股东是否公正、充分的行使代表权。所谓“净手原则”是指, 能够代位公司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 必须是那些没有支持、追认或批准公司董事会实施的对公司造成损害行为的成员。 (2)

(二)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中被告范围

对于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 主要有两种立法模式。一种是美国式。即对被告的范围不作限制的立法模式。侵害公司利益的所有人, 包括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以外的第三人, 均可以作为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另一种是日本式。即对被告的范围作适当限制的立法模式。《日本商法典》以列举和条文准用的形式, 将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范围限制在公司董事、监事、发起人、清算人、行使议决权接受公司所提供利益的股东和用明显极为不公正发行价格认购股份者这6种人的范围内。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司法对被告范围的限制更窄, 规定原告股东仅可以对公司董事提起代表诉讼。对公司监察人起诉, 明确规定只能由公司直接提起。应该说, 两种立法模式各有利弊, 美国式立法可通过股东代表诉讼将侵害公司权利的对象一网打尽, 注重的是制度覆盖的广泛性。日本式立法则更为突出重点, 将制度调整的“火力”集中到对公司运作有重大影响的几类对象上, 采用该模式的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司法更是将“火力”集中到公司董事这一点上。

(三) 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地位

在美国的股东代表诉讼中, 公司是诉讼中“名义上的被告”是诉讼中必要的参加人。 (3) 英国法也规定公司须为代表诉讼的被告。公司作为代表诉讼的真正原告, 若法院判决真正的被告 (实施不当行为的董事或其他支配着) 向公司赔偿损失, 则受益的是公司而非作为名义上原告的股东。 (4) 《日本商法典》第268条第2项规定:原告股东在提起代表诉讼之后, 公司或其他股东可以作为共同诉讼参加人参加诉讼。但在无正当理由拖延诉讼或使法院显著增加负担时除外。提起代表诉讼的股东在提起诉讼后, 应当及时将该诉讼告知公司。

二、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当事人的立法缺陷

我国《公司法》中涉及到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法条分别有: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挪用公司资金、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储存等八类禁止行为。”上述二条可以理解为股东代表诉讼中被告的可诉行为范围;第一百五十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该条可以理解为股东代表诉讼中被告承担法律责任的根据。股东代表诉讼中最主要的规定集中于第一百五十二条, 该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 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违反本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情形的, 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起诉。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 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 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 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 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自己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从以上立法规定可以看出, 我国在股东代表诉讼立法中存在以下缺陷:我国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规定了180日的持股期, 由于持股期限较长, 可能把大部分流通股股东都排除在原告范围之外了, 显然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目的相悖。

三、对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当事人完善的建议

(一) 原告资格的重新认定

根据我国现实情况, 为了鼓励中小股东在其利益受到侵害时积极行使诉权, 使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笔者认为应当降低诉讼的门槛, 对原告股东资格只采取持股数量的单一限制, 而且该持股比例设置不宜过高;对于持股期限不设置固定的时间段, 而是采用“当时股份拥有”原则, 即要求原告在被诉行为发生时持有股份即可;此外, 还应在诉讼进行过程中增加对原告是否具有公正性、代表性的弹性审查, 以使诉讼更灵活、更适应千变万化的经济实践需要。

我国立法未涉及原告的主观动机即“善意”, 是考虑到我国法庭审查未能达到如此完备的程度。 (5) 在我国公司法的完善过程中。

(二) 确立公司的诉讼地位

对于公司在股东代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笔者认为, 根据我国现行民事诉讼体制, 将公司视作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较为适宜。在股东代表诉讼中, 公司与原告的利益相一致, 但若公司拒绝或怠于行使对被告所享有的请求赔偿权, 股东则可代位行使其诉讼权利。另一方面, 由于原告股东的胜诉权益最终还是归属于公司, 所以, 公司对代表诉讼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故应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公司作为营利性的社团法人, 追求财产利益和其他相关利益的最大化是其终极目标。为了使公司利益更好保障, 法律赋予无过错的股东行使代表诉讼提起权。同时我国立法机关可对《公司法》中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缺陷作出修正解释, 以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1]汪世虎, 《商法管见》, 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77页

[2]德国《股份法》147条第3项规定, 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 持有公司股份5%或50万欧元的股东, 也可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3]刘俊海, 《论股东的代表诉讼提起权》, 载于王保树主编《商法论集》 (1卷) , 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 第109页

[4]梁慧星主编, 《民商法论丛》第9卷, 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第146页

刑事诉讼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探讨 篇8

一、程序选择权

程序选择权是指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对诉讼程序拥有的选择权利, 必须将存在相同功能的、两种以上的平行诉讼程序机制作为前提。程序选择权包括诉讼当事人对诉讼程序具有的启动权、对诉讼程序具有的变更权和对程序提议同意与否的权利。 (1) 当事人对诉讼程度具有的启动权体现了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的主动性和主体地位。当事人针对诉讼程序是否适用和进程提出主张, 以此影响法院判断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当事人不能针对实体问题提出主张, 如适用法律和事实指控等。 (2) 诉讼程序进行的过程中, 当事人对当前程度对自己产生的不利提出主张, 可以要求法庭将诉讼程度变更。 (3) 针对法庭作出程序提议后, 当事人可以结合实际情况拒绝适用或同意适用。

当事人在行使程序选择权时必须保证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及稳定。为了保证程序选择权的合理使用, 必须对当事人的行使范围进行制约。规定当事人不能随意的将程序规则进行更改, 不能讲程序规定的具体内容进行随意取舍。

二、程序选择权行使限制范围

(一) 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

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对当事人的人身限制造成的程度不同。当事人可以对是否进行监视居住或是否进行取保候审进行选择, 维护自己的人身利益。当事人选择取保候审时也可以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对取保方式进行选择, 取保方式包括人保和财保。相关的司法机关不能对当事人的决定进行强制干预和强行要求, 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法决定和选择。

(二) 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

简易程序具有程序简单、进程快捷的优点, 当事人可以在简易程序中尽快摆脱诉讼带来的痛苦。当事人在对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进行选择时可以采取不完全选择和完全选择。不完全选择是指当事人的选择范围受到一定限制, 当被指控人触及重罪时当事人不能选择简易程序。完全选择是指当事人的选择范围不受限制。被害人或自述人可以单方面的对简易程序进行选择, 并对审理方式进行选择, 审理方式包括书面审理和言辞审理两种。

(三) 陪审审理

陪审审理可以保障当事人的人权, 体现了司法机关的民主性。我国法律也明确规定刑事案件的一审审理, 需要在合议庭的陪审下进行。合议庭包括人民陪审员和审判员等。陪审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 大多数陪审人员缺乏陪审审理的实践经验, 法律意识较为淡薄, 缺乏较为专业、全面的法律知识。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对是否陪审审理具有选择权和决定权。

(四) 审判是否公开

审判公开包括现场公开和社会公开。现场公开是指在开庭审判的过程中, 当事人之外的社会民众都可以入场进行旁听。社会公开是指在开庭审判的过程中, 新闻记者可以入场进行采访, 而后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进行公开。审判公开具有积极和消极的意义。社会民众可以通过入场旁听对法官的审理行为和审判行为进行监督, 保证司法机关的公平公正性, 民众也可以通过旁听感受到我国法律的威严性, 并以此约束自己的日常行为。开庭审判一旦被各界媒体进行社会公开后, 案件当事人的名誉问题就会受到一定影响, 极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还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因此, 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可以对审判是否公开进行选择, 以此保证自己的人权利益。相关的司法机关不能对当事人的决定和选择进行强制干预和强行要求, 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法决定和选择。

(五) 二审程序

在二审程序中, 二审法院具有发回重审、直接改判两种形式。发回重审将按照一审程序重新进行, 公安机关会对案件进行重新侦查, 当事人将会继续处于诉讼压力下。直接改判是对案件的终审判决, 直接改判后当事人不能上诉或抗诉, 但当事人的诉讼压力会相应缓解。面对两种形式的优势和劣势, 有些当事人为了尽快摆脱诉累希望二审法院对案件进行直接改判, 有些当事人为了追求诉讼的公平公正性希望二审法院对案件进行发回重审。面对当事人不同的需求, 应当赋予二审程序中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对发回重审和直接改判的选择权。

三、选择权的赋予意义

对刑事诉讼的当事人选择权的赋予是刑事诉讼案件审判严苛性和惩罚性的必然要求, 是刑事诉讼正当程序执法理念的重要表现。选择权的赋予对诉讼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司法人员滥用职权事件发生的可能, 增强了诉讼判决的公众接纳度和公信力。

四、结语

诉讼是指裁判方对具有纠纷的、处于对抗平等地位的双方解决纠纷的活动。诉讼是我国司法活动中的主要内容。刑事诉讼是指在诉讼参与人及当事人的参与下由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侦查机关对被追诉者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进行刑事责任的活动。刑事诉讼是我国刑罚权的重要体现。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 刑事诉讼也朝着文明化、现代化的方向不断进步, 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选择性和主体性逐渐受到关注。笔者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和文献, 对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进行探讨, 供学者参考。

参考文献

[1]於恒强, 张品泽.试论刑事审判简易程序选择权[J].政法论坛, 2012, 17 (15) :74-75.

诉讼当事人 篇9

实践中, 大多数刑事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害人被侵犯的情形主要发生在审前程序, 如果在立案审查、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未决羁押中受到侦查人员、检察人员的人身侮辱或其权利被侵犯, 应当如何维权?向谁提出控告?由谁受理和处理?控告的提出是否会产生某种程序性效力等等。”现有法律只对诉讼当事人控告权作出原则性规定, 而更具体的操作程序目前还无章可循。

二、刑事诉讼当事人涉检控告权的权利解读

根据《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 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 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诉讼当事人对于司法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笔者将这种在检察执法过程中刑事诉讼当事人所具有的, 针对检察机关或检察人员侵犯其人身权利或诉讼权利的违法诉讼行为提出控告的权利统称为涉检控告权。

(一) 权利属性

1. 涉检控告权属于救济权, 我国《宪法》第33条、第37条、

第38条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一切合法权利, 公民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基于人的自然属性而来, 是作为人所必然享有的、第一位的原权利。在刑事诉讼程序中, 人的基本权利以刑事诉讼权利的形态表现出来, 如辩护权、知情权、未经审判不得确定有罪的保障权等等, 一旦出现侵犯诉讼权利的情况, 就应赋予当事人相应的救济, 这种事后的第二位权利称为救济权。针对检察环节中的违法诉讼行为进行控告, 申请启动各类监督程序或者进行复查、获得赔偿都是救济权的表现方式。

2. 涉检控告权属于程序性权利, 它存在于检察执法过程中,

以检察机关的职能管辖为范围, 以检察机关及检察人员不作为或违法作为为对象, 具有程序参与的属性。“根据联合国《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的规定, 刑事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主要包括:1.取得公理和公平待遇的权利;2.获得赔偿的权利;3.取得补偿的权利;4.获得援助的权利, 这里的援助既包括法律方面的援助, 又包括物质、心理、医疗和社会的援助。”因此诉讼当事人的涉检控告权也包含以上内容, 如有权对检察机关的程序性决定申请复议复核, 通过信访要求复查检察行为的合法性, 申请确认行为违法并要求赔偿等。

(二) 权利行使主体

涉检控告权的行使主体都是自身诉讼权利最易受到检察机关或检察人员违法侵害的对象, 因此与案件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诉讼当事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就成为涉检控告权的当然主体。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直接参与诉讼活动, 拥有广泛的诉讼权利, 如申请回避权、辩护权、知情权、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权等等, 这些权利组合划出了检察机关追诉犯罪、行使法律监督的职权范围, 一旦检察机关违法作为, 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就能直接提出控告。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115条也明确规定了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可以对侵犯其权利的违法行为提出控告, 体现了其权利行使的主体地位。

此外, 由于当事人的死亡、不具备或丧失行为能力以及疾病、强制、恐吓等生理、心理原因, 当事人本人可能无法或不敢控告, 因此只要具有明确的控告事由, 当事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辩护人也可提出, 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受理。

(三) 权利行使方式

一方面, 检察机关依法享有对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的自行侦查权, 另一方面, 检察机关还可对侦查活动、审判活动及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因此诉讼当事人不仅可能在检察机关的自侦活动中受到侵害, 也可能因为检察监督职责缺位或不当履行而在其他司法环节 (包括公安侦查阶段、审判阶段与执行阶段) 受到侵害。现阶段, 刑事诉讼当事人行使涉检控告权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复议、复核类, 主要针对检察机关对于程序性事项不作为或违法作为的情形, 如不依法进行立案监督、决定回避等, 诉讼当事人可以在案件办理中申请复议或者复核;二是申诉类, 主要针对检察机关违法作出的处理决定, 当事人可以申诉复查, 如对于违法侦查行为的控告;三是涉检信访类, 主要针对检察机关一切违法诉讼行为或处理决定、检察人员违法违纪行为及其他应当由检察院处理的事项。第一种方式当事人在案件未决时既可申请救济, 接受机关一般为作出决定的原机关或上级机关, 当事人提出控告不会影响诉讼程序的整体进行。后两种方式控告人需以明确的结论性法律文书为依据提出控告, 这种事后审查程序独立于原案办理, 具有内部监督与责任倒查的双重性质。

三、完善刑事诉讼当事人涉检控告权运行机制的实践探索

要保障刑事诉讼当事人有效行使控告权就必须要求检察人员首先在观念上树立刑事诉讼当事人的主体意识, 强化权利保障义务。此外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当事人控告权的立法规范, 结合实践充实控告权的运行程序。

(一) 扩充刑事诉讼当事人涉检控告权的可诉及权利

检察执法工作既需要客观公正的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实体利益, 也不能侵害诉讼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从而导致实体不公, 因此诉讼当事人可就全部权利提起控告保护, 如禁止非法查封、扣押、冻结;禁止生命和身体健康受到不当侵害;禁止超越法律规定限制、剥夺当事人的民主权利包括辩护权、知情权、批评建议权等。针对具体程序环节, 需进一步扩大当事人申请救济的范围。如在立案阶段, 法律规定当事人及其他主体仅能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决定申请复议, 遗漏了对于“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以及“立案后作治安处罚或劳动教养处理”两种情形, 而实践中被无辜冤查的“犯罪嫌疑人”一旦进入立案阶段就有可能受到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刑讯逼供或其他非法取证行为的侵害, 或因不能取得司法程序终结性文书而无法申请国家赔偿。笔者认为这种立法缺陷会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时刻处于危险状态, 缺乏立案调查程序的前置约束及救济措施, 势必造成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保障更加无力, 因此有必要对刑事诉讼当事人的全部诉讼权利加以保障, 赋予其完整的控告救济手段。

(二) 构建刑事诉讼当事人涉检控告权的内部监督体制

针对诉讼当事人行使涉检控告权的方式不同, 受理控告的主要部门包括:复议复核类由作出原决定的部门受理;申诉类的由作出原决定的检察院或上一级检察院的控申部门受理;其他通过信访方式控告的由各级检察院的控申部门受理。但是诸如复查程序重事实认定轻程序瑕疵、控告请求经举报中心接收后仍转由原决定部门审查处理、控申复查人员无法全面掌握原案证据、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力度不足等问题也未得到解决, 因此需加以完善。有学者建议在检察机关内部建立由控申部门、检务督察和纪检监察部门组成的三位一体监督体制。“控申部门自行调查反映检察执法问题的控告, 同时向检务督察部门通报接受其督察。对于检察干警违法违纪行为的控告转纪检监察部门处理。督察部门和监察部门要将督察和处理情况及时向控告部门反馈, 方便控告部门答复信访人并对督察部门和监察部门进行监督。” (6) 笔者认为此举不失为保障涉检控告权之一有益借鉴, 检务督察部门可以根据控申部门的复查处理意见核实原诉讼行为是否合法正当, 同时督察原决定部门是否及时纠正违法行为。检务督察部门不直接复查控告内容, 而是支持控申部门的复查决定并督促落实, 对于检察人员违法违纪则只有监察部门负责调查。

(三) 强化检察人员履行告知义务的责任力度

对于刑事诉讼当事人而言, 不可能要求其熟知法律, 因此法律在为其设定各项诉讼权利的同时, 便也为司法机关设定了法律告知义务。对于法律中明确规定的告知事项, 司法机关应当及时告知, 而对于其他一些不明确的告知事项, 如果法律赋予了当事人行使相应的诉讼权利, 司法机关亦应从依法保障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出发及时告知, 保证诉讼当事人享有无条件的知悉权, 并承担全面告知的法定义务。“首先在明确的法定期限内, 应及时告知;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定期限, 应在适当的时间告知。其次, 告知应是全面完整的, 包括权利的名称、内容、行使方式和期限等等, 需无遗漏的告知每位权利主体。再次, 告知主体应在其权利行使阶段告知, 而不论在此之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否已被其他人员告知。”检察人员只有全面履行告知义务, 才能保证刑事诉讼当事人充分认识到自身权利所受侵犯的情况, 才能运用涉检控告权进行救济。

参考文献

[1]李建明.关于刑事诉讼参与人控告权保障制度立法的思考.法商研究, 2008, (5) :13.

[2]高长见, 高兵.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加强被害人的诉讼参与权[J].H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2009:90.

[3]江涛, 龙小素.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构建新论[J].人民检察, 2010, (12) :58.

诉讼当事人 篇10

本案案情:2005年11月13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所属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双苯厂101厂的苯胺车间因操作错误发生剧烈爆炸并引起大火, 化学物质污染松花江。由此北京大学法学院三位教授及三位研究生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国内第一起以自然物 (鲟鳇鱼、松花江、太阳岛) 作为共同原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而三被告分别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 同时列入了六个第三人:松辽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吉林省环保局、黑龙江省环保局、吉林省水利厅、黑龙江省水产局和哈尔滨市太阳岛风景区管理局。

一、民事公益诉讼原告问题

我国现行立法就是以直接利害关系原则作为判断当事人是否适格的标准。所谓当事人适格, 是指在具体纠纷的诉讼中, 能够作为当事人进行诉讼或被诉, 并获得本案判决的诉讼法上的权能或地位, 这种权能或地位在学理上称作“诉讼实施权”。根据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 只有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违法侵害的人, 才能成为适格当事人, 方具备起诉的资格, 这种标准被称为“直接利害关系原则”。

1.案例原告资格分析—原告资格障碍

在本案中, 北大师生以自己的名义起诉, 以鲟鳇鱼、松花江和太阳岛等自然物作为共同原告, 这是一起明显的环境污染公益诉讼, 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 显然这些原告都是不适格的。第一, 自然人不能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北大师生不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所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本案与你们无关, 目前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 这个理由强调在当事人适格和受案范围都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 根据直接利害关系原则确立的立案审查制度, 实际上是一种实质审查的诉讼理念的反映。

第二, 自然物不能作为民事诉讼的原告。我国的法律规定了原告必须是“人”, 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而北大师生所列的自然物显然不是这里所规定的“人”, 这些自然物显然是一种属于物权法所规定的物, 不可能具备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 不能作为民事诉讼的承受者, 不能亲自实施诉讼行为, 行使诉讼权利, 履行诉讼义务, 虽然本案中北大师生是自然物的代理人, 但是自然物本身就不具有诉讼权利能力, 也就谈不上无诉讼行为能力由代理人即北大师生代为诉讼。

第三, 不能作为共同诉讼。本案是属于民事公益诉讼, 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能否作为共同诉讼来对待?北大师生与自然物是否可以构成共同原告?根据共同诉讼的概念, 我们知道, 共同诉讼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人数在二人或二人以上且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同一种类的诉讼。根据起诉书的内容, 自然物是请求生存权和环境清洁权等环境权, 而北大师生是请求一种类似精神损失的赔偿, 二者的诉讼标的显然不同而且也不是同一种类, 是不可能在现有的共同诉讼理论和制度中得到法律的保护。

2.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扩张问题

第一, 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扩张的必要性。

随着诉讼制度的发展, 很多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新型群体性纠纷面临不适格原告提起诉讼的窘境, 法院也以原告不适格为由而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 所以, 在起诉时就要求起诉人和被诉人都是实体法律关系的真正的权利人义务人是不切实际的, 不符合追求结果正义和实体公正的价值, 更难以实现诉讼的程序正义价值。因此, 扩大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范围, 成了实施公益诉讼的首要任务。

第二, 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扩张理论基础。

根据起源于德国的当事人适格理论, 诉讼当事人适格分为实质正当当事人适格和形式正当当事人适格, 前者是民事实体法法律关系主体, 也就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的关系人, 他们当然拥有诉讼实施权, 而后者是非民事实体法律关系主体, 其诉讼实施权则表现为纠纷管理权, 是指原告是通过诉讼上的授权获得纠纷管理权, 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以自己名义作为诉讼当事人提起诉讼和进行诉讼。

第三, 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扩张范围。

借鉴国外的公益诉讼经验, 诉讼担当人分为法定诉讼担当人和任意诉讼担当人, 简单来说, 前者就是根据法律的强制授权直接成为形式正当当事人, 不管诉讼担当人对案件标的或实体权利义务具有管理权或处分权, 可以基于各种法定理由授权他们成为民事公益诉讼担当人, 即成为原告的资格, 比如因公益的需要、法律技术上或一种职务资格等等。根据人民主权理论, 我国人民以间接方式管理国家事务, 人民可以通过法律把该权利授权给一定的诉讼担当人, 而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如人民检察院都可以基于法定诉讼担当中的其中的一种形式而取得正当当事人资格。在本案中, 北大师生当然可以作为公民的身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但是以自然物如鲟鳇鱼为原告提起诉讼, 未免太难以让不习惯于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机关和公民接受, 笔者认为, 关于自然物的损害可以转化为公民的其它权利受损为由诉讼, 在诉讼理论上, 自然物一般只能作为诉讼标的而不是诉讼主体而出现。

二、民事公益诉讼被告问题

如果要保证在民事诉讼中诉讼请求得到合法的支持, 在诉讼时找准正确或适格的被告是最基本的诉讼起点和诉讼方式。本案的三被告中前两个被告是具有法人资格的, 被告三属于法律规定的其他组织, 被告一和被告二是公司, 而被告二是被告一的子公司, 两者都可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被告三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是被告二的分公司, 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 但是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被告一没有理由承担本案的民事责任, 原告也不能完全胜诉达到它的诉讼目的。

因此, 民事公益诉讼的被告范围应该进一步的扩大, 本文认为应当扩大被告范围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 由于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性质的特殊性, 涉及的利益是巨大的, 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是重大的, 往往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特别是不可恢复的损失;第二, 基于经济风险的分担问题, 传统诉讼中的真正责任者往往没有能力负担庞大的经济损失, 为了分担经济风险, 根据风险分担机制来扩大被告范围, 以保障损失得到最大程度的补偿。但民事公益诉讼的被告范围也不能随意扩大, 具体的标准和范围有待进一步探讨, 比如在本案中的被告一, 虽然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不是正确的被告和民事责任承担者, 但是我们可以在公司法等实体法中, 运用揭开公司面纱制度, 把损害重大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作为股东承担无限责任的一种情况, 渗透到诉讼法中来承担民事责任。

三、民事公益诉讼第三人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制度, 是为了彻底解决彼此存在牵连的几个法律关系的争议, 避免法院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 保持司法适用的统一, 同时也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对于已经开始的诉讼, 案外人以该诉讼的原告、被告为被告提出一个独立的诉讼请求, 或者由该诉讼中的原告或被告引进后主张独立的利益, 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 辅助该诉讼一方当事人进行辩论的人, 称为民事诉讼第三人。这种有第三人参加的诉讼, 称为第三人诉讼。”

1.案例第三人资格分析—第三人引入的质疑

本案中, 北大师生的起诉状中所列第三人均是国家行政部门, 原告是把行政部门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来对待, 他们的利害关系是与被告存在牵连的。但是, 本文认为在本案第三人引入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 第三人诉讼存在的前提是已存在诉讼, 本案还没有形成诉讼。在起诉书就列入第三人纯为无中生有;第二,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方式只有申请参加诉讼和经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本案中原告直接列入起诉书显然不符合法律规定;第三, 第三人诉讼中涉及的两个法律关系显然应该在民法的调整范畴内, 原告与被告的第一法律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 而作为第二法律关系主体的行政机关与污染责任者不是民事主体, 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 而是行政法律关系, 行政机关承担环境监管失职的行政责任, 污染者承担因违反行政法律的行政责任, 两者法律性质不同。

2.民事公益诉讼第三人参与诉讼问题

民事公益诉讼中完全可能存在第三人参与诉讼的情况, 只要案外人对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诉讼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 或者民事公益诉讼可能损害案外人的利益, 或者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如污染事故完全是由于第三人故意造成的, 而原告已经把相关企业作为被告在法院形成了诉讼。第三人参与的情况和类型分析还需要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实践进一步发现和研究。

总之, 我国现在民事诉讼制度应当完善民事公益诉讼的当事人制度, 虽然现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已规定民事公益制度, 但只是有关组织在极小的范围提起诉讼, 在民事公益诉讼理论需要更多的深入研究, 在实践上和立法上还需要总结经验和完善相关立法。

摘要：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案件发生日益频繁, 但因法制不健全, 导致公共利益得不到保障。本文从案例的角度出发, 分析我国现有法律对民事公益诉讼中当事人问题的限制和障碍, 提出了扩张原告资格、扩大被告范围和适当引入第三人的建议, 为我国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民事公益诉讼,当事人,原告,被告,第三人

参考文献

[1]颜运秋.公益经济诉讼:经济法诉讼体系的构建[J].2008, (4) .

诉讼当事人 篇11

关键词：民事诉讼；虚假陈述；证据；惩戒

一、我国民事诉讼中虚假陈述的现状

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的一种，其要发挥证据的作用，必须要保障其真实性。新修民诉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民诉法设立了诚实信用原则，对于当事人陈述的行为应当具有约束力。然而在当前民事诉讼领域，当事人作为理性人受利益的驱动，为了达到胜诉或其他不正当目的而在诉讼过程中故意作虚假陈述，近年来有所蔓延。

二、民事诉讼中虚假陈述成因及危害

分析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虚假陈述现象攀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①诉讼观念不当。诉讼过程中，参与方总是受诉讼观念支配的，其诉讼行为往往是诉讼观念的直观体现。部分当事人及代理人追求不当诉讼利益、满足个体私利，采取滥用诉讼权利，甚至不惜采用一些非诚信的诉讼手段。②缺乏完善的信用环境。目前，国内社会信用缺失，虽对社会信用环境建设进行了一些探索，但信用环境相对不完备的现状仍未改变，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③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目前我国法律对虚假陈述的处理尚无详细规范，责任后果无明确规定。实践中对虚假诉讼予以处罚的情况并不多见。法院对发现的虚假诉讼行为或虚假陈述，一般只是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起诉或诉讼请求，当事人虚假诉讼或作假证的成本和代价很低。④法官引导有限。法官在诉讼中正确使用自由裁量权，对当事人的合理诉求予以保护，对当事人的虚假陈述行为予以惩戒。目前民事法官在这方面的能力仍有待提升，一些法官对当事人的虚假陈述行为缺乏应有的甄别能力。如果单纯依据规则裁判，忽视对案件整体效果的衡量，导致案件的裁判结果合法但不合理，客觀上助长了虚假陈述行为。

当事人虚假陈述已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民事审判中虚假陈述行为的存在，不仅侵害了合法权益、浪费了司法资源，也影响了审判的效果和质量，影响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因此为了更好地查明事实真相，提高诉讼效率，促进民事纠纷得到公正解决，避免诉讼信息不对称，节省诉讼资源，必须对当事人虚假陈述进行规制。

三、规制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虚假陈述的几点建议

1.建立适度的惩戒制度

应尽快考虑从立法和规范性文件的角度，增加对虚假陈述行为的惩戒措施，以加大失信成本，使对虚假陈述行为的惩戒有法可依。借鉴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的虚假陈述规制的方式，有的宣布其诉讼行为无效，有的处以罚款，有的课以刑事处罚等等。如：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必须完全且真实地就事实上的状态作陈述，若有恶意陈述虚伪事实，或妨碍对方当事人的陈述，提出无理争辩及提出不必要的证据时，法院可以处以罚款；日本民事诉讼法规定“曾经宣誓之当事人为虚假陈述时，法院将裁定课以五千元以下罚款”；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178条规定当事人据以声明所必要之一切情事，须完全真实且正确陈述之。故当事人之不真实陈述系为违法。若有故意过失时，当事人应依奥地利民法负损害赔偿义务。

法律应针对当事人虚假陈述的严重程度以及造成的危害进行约束和处罚。对于查明的虚假诉讼、虚假陈述，法院要加大打击力度，不但要进行处罚，而且处罚决定的执行也要到位。在司法实践中，有法院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伪造、毁灭重要证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规定对当事人的虚假陈述行为进行惩戒的案例。

2.确立诉讼诚信宣传制度

针对当前在民商事案件中当事人作虚假诉讼、虚假陈述情况较为严重，而一般公众对新民事诉讼法相关诚信诉讼要求、法律规定及处罚措施并不十分了解，因此需要广泛宣传，倡导诚信诉讼，如法院对虚假陈述的典型案例进行通报，在向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送达相关诉讼材料时，告知其诚信诉讼，虚假陈述的后果等事项。

3.完善个人征信体系，提高社会信用意识

目前，我国的征信系统主要记载的是个人或企业在金融系统的“不良信用记录”，征集的个人信用信息内容还不够丰富，信息来源也比较单一。如果考虑将民事诉讼中已经查证属实的虚假陈述的当事人或代理人的失信信息采集到个人征信系统，对不诚信的当事人具有一定的威慑力。

4.加强法官职业能力的培养

法官作为法庭审理中的关键角色，运用审判经验对症下药，展现一个听讼者的良好耐性和素养，使每个法官都能够对当事人的主张、请求、陈述等作出准确的判断，这样才能对混合着诉讼主张、个人观点及事实描述等多种因素的当事人陈述从技术层面上加以引导和规范。同时法官也要厘清诉讼活动中的正当辩解与虚假陈述的区别，对于这二者的区分，主要从主观上是否存在恶意、是否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客观上是否实施了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是否情节严重等几方面来考察。

参考文献：

[1]周琪，周秀峰.虚假陈述：法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N].人民法院报，2013-11-3（3）

[2]林劲标，凌蔚.说真话需要制度设计人民法院报[N]2013-2-4（6）

[3]徐秀玲.转型期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市场建构[J].甘肃理论学刊.2009（3）

[4]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新版）[M].白绿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32

[5]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M].王亚新刘荣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诉讼当事人 篇12

一、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中的法律关系

陈瑞华教授曾经指出, 刑事和解从一开始就不是法学家倡导下的产物, 而是一场自生自发的刑事司法改革试验, 是各地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法院进行制度探索的结果。其实,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中因为主体的不同存在着三层关系。一是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 犯罪嫌疑人通过自愿认罪、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取得被害人的谅解, 双方就犯罪行为达成和解的意向并确定和解的具体内容。二是被害人因获得赔偿等方面的原因, 遂请求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处理, 而产生的被害人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关系。三是检察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刑事和解内容的审核与认可, 从而做出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处理或者不起诉等轻缓化处理的决定, 而产生的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可见,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中并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二者之间的关系。被害人向检察机关表示从轻处理犯罪嫌疑人的意见, 检察机关对和解协议的主持制作及确认, 以及检察机关依据和解协议对犯罪嫌疑人作出的最终决定, 都不能仅由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双方来决定。因此, 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与自诉案件的刑事和解有着本质的区别, 它不是简单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私了, 而是需要公权力的参与和确认。

二、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刑事和解的区别

(一) 和解主体在诉讼中的地位不同

自诉案件的刑事和解是在起诉方与被诉方之间进行的, 其和解在诉讼主体双方之间进行, 而公诉案件的起诉方是检察机关, 被诉方是犯罪嫌疑人, 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是在被诉方与被害人之间进行的, 而不是与起诉方检察机关之间的和解和协商。[1]

(二) 和解协议内容不同

自诉案件的和解协议内容上不仅包括赔偿经济损失的数额、赔礼道歉等形式, 还可以涉及诉讼进程, 起诉方可以处置自己的权利。而公诉案件的和解协议仅能针对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内容, 不能涉及公权力的处置, 无权决定诉讼进程。

(三) 和解协议的法律效果不同

在自诉案件中, 被害人有权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而法院对于自诉案件可以调解, 起诉方与被诉方达成和解协议后, 起诉方可以据此撤回起诉, 从而终止诉讼, 被诉方也不会再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 在自诉案件中, 和解协议的效力与实现并不取决于国家的态度, 而是完全建立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之上。而公诉案件中, 和解协议只能作为刑事诉讼过程中, 各个阶段从轻处理的依据, 各主持刑事和解的公权力主体均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被害人不完全享有刑事上的处分权。在审查起诉阶段, 对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追诉权仍然属于检察机关, 被害人仅有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处罚的请求权, 但这一请求并不必然得到检察机关的确认。

三、公诉检察官如何进行和解协议的审查

虽然刑事和解的本质是民事契约, 但如前所述, 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与自诉案件刑事和解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公权力的介入。因此, 公诉检察官必须要对双方达成的和解意向的内容进行审查。新刑诉法规定, 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和解工作是“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更加强调的是结果意义上的审查, 而对检察官通过传递信息、搭建平台等方式促成“和解”的“调解”行为应持开放之义。强调检察机关具有“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的职能, 说明检察机关对于“和解协议书”具有确认其效力的职能, 对于“和解协议”的审查和监督既是检察机关的权力又是其责任。但是这种审查和监督, 应该是充分尊重和解双方意见的监督, 不能随便以司法不公之名进行过多的干涉或者不予认可。公诉检察官在和解协议的审查和认可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 看双方是否自愿

公诉检察官应当充分听取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双方的意见, 发现任何一方采取暴力、胁迫、欺骗等方式迫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进行和解的, 应当确立该和解行为无效。

(二) 听取其他参与人员的意见

和解过程有其他人参与的, 应当听取其他参与人的意见, 如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以外的人, 如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等。

(三) 看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公诉检察官应着重审查和解协议的内容是否侵害他人的利益、是否损害国家利益以及是否违反公序良俗。同时, 当事人双方的和解协议内容不得违反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

四、是否存在“花钱买刑”的问题

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之所以饱受争议就是因为公众对刑事和解陷入了一种“花钱就可以买刑”的误区。有钱的犯罪嫌疑人可以通过满足被害人的经济要求得到被害人的谅解, 从而得到较为轻缓的处罚, 而没钱的犯罪嫌疑人因无法满足被害人的经济要求而无法得到从轻处罚的机会, 这似乎从表面上看存在一种不公平。然而, 这是对公平的表层理解和认识。新刑诉法规定的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程序并非专为有钱人设立, 更非有钱人逃避刑罚处罚的专用工具。

(一) 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有严格的适用范围

并非对于所有犯罪行为, 犯罪嫌疑人只要对被害人进行经济赔偿就可以刑事和解。新刑诉法严格规定了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涉及刑法分则第四、五章且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和渎职犯罪外可能被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类犯罪才可能适用刑事和解。可见, 其范围已经明确将犯罪手段恶劣、主观恶性深、社会影响巨大的犯罪案件排除在外。因为这些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不仅仅危及了被害人个体的权益, 更重要的是已经破坏了整体的社会秩序, 因此法律不允许对这些案件进行刑事和解, 所以也不会出现罪行非常恶劣的犯罪嫌疑人通过刑事和解程序得到轻缓化处理的结果。同时, 新刑诉法还规定, 对于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 不适用刑事和解程序, 也是从犯罪嫌疑人人身危险性及主观恶性上进行了区分。

(二) 刑事和解的前提是犯罪嫌疑人的真诚悔罪

犯罪嫌疑人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带去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损失, 更重要的是心理和精神上的伤害, 因此, 犯罪嫌疑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所需要弥补的就不仅仅是金钱, 也需要对被害人真诚的悔罪, 竭尽全力弥补被害人各种痛苦和伤害。经济赔偿仅仅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已, 并不是唯一的条件, 更不是单纯的金钱交易。因此, 金钱并不是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最关键因素, 真诚悔罪才是迈入刑事和解之路的敲门砖。

(三) 刑事和解的规定并不违反人人平等的原则

法律上规定的人人平等并不是一切形式上的人人均等, 而是一种无论身份高低、美丑贵贱的无歧视的机会上的平等, 这种机会上的平等并不否认差异化的存在。[2]法律提供给了每个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通过取得被害人谅解而得到从宽处理的机会, 正是从这一机会意义上看, 每个犯罪嫌疑人之间都是平等的。

(四) 公诉检察官对和解协议中的赔偿形式和赔偿数额进行监督

如果完全是由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 检察机关确实是“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即使加害人一方付出的赔偿数额远远超过了对被害人的损害, 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应当赔偿数额, 也应当认为是合理的, 检察机关应当予以认可, 原因有以下几点。

1. 有利于更加全面地保护被害人

实践中, 加害人为了避免被贴上“犯罪人”的标签, 免予刑事追诉, 往往明知被害人借机夸大自己的损失, 也愿意给被害人支付高额的赔偿金。目的是通过明显高于被害人实际损失, 也明显高于在诉讼中法庭所能支持的赔偿金额换取被害人的谅解。而实际上这部分“差价”, 是加害人为了避免被刑事追究愿意为被害人支付的额外费用, 用于换取被害人从轻处理的请求。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的, 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 其高额赔偿换取了被害人的从轻处罚的建议, 对于被害人来说, 其从轻处罚的请求换取了令其满意的经济赔偿。只要双方属于真实意思表示, 且并未妨害到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利益, 那么国家机关无需进行过多的干涉。

2. 不存在“司法讹诈”

在司法追诉过程中, 加害方作出赔偿, 不可能是完全的自愿, 其“自愿”必然是受到司法强制力背后的“自愿”, 只要其不是在被害人方的“强迫”下“自愿”做出的赔偿, 就应该得到认可, 所谓的司法“讹诈”是个伪命题。因此, 检察机关进行调解, 就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向双方提供符合法律规定的和解意见, 提供法律咨询。在此基础上, 由双方最终达成和解, 检察机关对双方自愿达成的和解赔偿数额也应该予以认可。公诉案件刑事和解程序中, 检察官不参与具体金钱交易, 只参考被害人的最终谅解态度对加害人做出相应处理。[3]

五、对和解协议的效力认识问题

(一) 成功的刑事和解

公诉机关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该协议书就具备了法律效力, 能够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如果达成和解协议后, 犯罪嫌疑人已经按照规定进行了赔偿、赔礼道歉等, 检察机关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或者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

(二) 不成功的刑事和解

1. 公诉机关不认可, 和解协议无效

公诉机关对当事人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 刑事和解的内容可以涉及赔偿损失、恢复原状、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以及被害人是否要求或同意公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等事项。但不得就案件事实的认定、证据和法律适用、定罪量刑等进行协商。如果公诉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协议不予认可, 那么就不会存在主持制作和解协议的情况。那么, 此时因根本就不存在和解协议, 所以谈不上其效力问题。双方在此之前达成的合意充其量只是和解协议的意向, 因此属于无效。

2. 被检察机关确认合法的和解协议生效后, 一方反悔的和解协议属无效

根据前述分析, 和解协议之间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和国家之间三方面的关系, 虽然和解协议需要国家机关的认可, 但国家机关认可中最首先要核查的就是达成协议的双方是否自愿。若其中一方反悔, 不愿履行, 那么检察机关不得强制执行。例如被害人反悔, 不愿接受之前达成的条件来换取对犯罪嫌疑人的从轻处理意见, 之前达成的条件无法得到其谅解时, 检察机关不能仅应被害人曾经答应过对犯罪嫌疑人予以谅解而强迫其作出请求国家对犯罪嫌疑人从轻处理的决定, 否则无疑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又如犯罪嫌疑人不愿付出曾经约定的赔偿数额, 那么检察机关就不能强迫其支付曾经约定的数额, 而强迫其“真诚悔罪”, 且对其强制性地建议从轻处罚。可见, 检察机关对于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进行审核的前提和基础就是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且自愿, 若其中一方反悔, 此时, 因为情况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和解的基础已经丧失, 检察机关经过审查确认该变化的真实性后, 应当撤销原决定重新启动刑事诉讼。但基于犯罪嫌疑人反悔而无效的和解协议, 并不影响犯罪嫌疑人自首、坦白、认罪态度好等从轻情节的认定。

摘要：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自诉案件的和解程序, 但是对于公诉案件没有规定和解程序。新刑诉法修改, 吸收了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的有益做法, 规定了公诉案件的和解程序, 对于当事人和解的适用条件、案件范围以及除外情况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应认真研讨、审慎把握其中的关键环节。

关键词：公诉案件,刑事和解,检察机关,和解效力

参考文献

[1]臧铁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4:613.

[2]时恒支, 时方.刑事和解与刑法基本原则的冲突分析及制度构建[J].法学论坛, 2012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