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因素（精选7篇）
边界因素 篇1
一、引言
研究证明, 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 解决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对策之一是:充分发挥内部资本市场 (ICM) 对上市公司投融资效率的优势。内部资本市场具有外部资本市场不可比拟的信息优势、激励优势、融资优势和资源配置优势, 能起到降低融资交易成本、放松外部融资约束和提高公司投融资效率的功效。但内部资本市场并不是越大越好, 随着内部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 信息不对称、代理等成本也会相应增加, 这将抵消内部资本市场可能带来的优势和功效。因此决定内部资本市场这些优势和功效发挥的条件之一是其边界 (规模) 确定的合理性, 而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的确定受关联方的界定、法律法规和企业契约等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关联方的确定直接影响着其动作的空间。如何科学合理地界定内部资本市场的边界以及这些因素对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的确定会产生什么影响, 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关于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确定的研究, 我国学者魏明海和万良勇从主体与方式、公平与效率的角度进行了界定, 并对影响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确定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卢建新、邵军、刘志远从经济学的角度, 对内部资本市场的最优规模以数学模型的方式进行了阐述, 但并未详细、系统地对影响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的因素进行分析。国外对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确定的研究文献不多, 但有些观点值得借鉴, 斯坦因 (Stein, 1997) 通过一家多元化公司所拥有的部门数量来判断内部资本市场的大小, 用赫芬达尔指数和项目间的独立程度来衡量, 并从经济学的角度权衡资本运作的灵活性和管辖范围扩大后的管理效率两方面对内部资本市场的最优规模及范围进行了讨论;Truants提出了内部资本市场的最优边界是其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时边界的观点, 但都没有具体分析影响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确定的因素。本文欲借鉴前人观点, 从组织、法律和经济等的角度对内部资本市场的边界进行界定, 并详细地分析影响我国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确定的因素, 尤其是我国新会计准则对关联方给予了新规定, 这些新规定将会对我国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确定产生什么影响, 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二、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的界定
(一) 内部资本市场的组织边界
内部资本市场产生于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联合兼并浪潮的解释, Alchian和Williamson (1985) 对美国这一时期盛行的“M”型公司组织及其内部管理过程中, 存在的“资本内部配置”现象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描述, 并明确提出了内部资本市场概念, 他们把企业内部各部门围绕资金展开竞争的现象称为“内部资本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 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是依附于某一特定的企业组织模式 (如M型公司组织结构) , 其边界实际上就是其所依附的企业组织规模问题, 或者说内部资本市场边界问题就是一个联合企业的边界问题, 只是从内部资本市场考察联合企业的边界主要是关注资本或资金的分配问题。另外, Stein (1997) 也认为, 用多元化企业所拥有的部门数量来判断内部资本市场规模的大小, 如果企业所拥有的事业部越多则可认为其内部资本市场的规模越大。这些都是从企业组织结构的角度来考察内部资本市场的边界, 内部资本市场的边界主要取决于其所依附的企业规模大小, 我们称之为内部资本市场的组织边界。
(二) 内部资本市场的法律边界
Truants认为, “内部资本市场与外部资本市场的惟一区别, 在于前者是依靠契约而后者是依靠权威管制不同项目间资本运动”。Williamson所研究的联合企业是单一法人实体, 其所界定的边界是内部资本市场的组织边界, 但是当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或权威管制, 已经超过单一法人的企业联合体或M型组织企业内部的资金直接调用与划拨的范围, 而是涉及到关联企业之间的资本运作或不同法人实体的企业联合体之间的资本分配时, 内部资本市场的边界就要打破原有内部资本市场的边界 (ICM的组织边界) 。Truants (2004) 对内部资本市场的组织边界和法律边界进行了区分, 并提出单一法人企业联合体形成的内部资本市场称为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组织边界, 多法人企业联合体形成的内部资本市场称为企业内部资本市场的法律边界。因此, 内部资本市场的法律边界突破了企业组织的法律边界, 不同企业法人之间只要有能够对其资本运作产生绝对性的影响, 就能构成内部资本市场。
(三) 内部资本市场的经济学边界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企业的边界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讨论, 一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把企业等同为生产函数, 认为企业的边界在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之处, 即规模经济与范围决定了企业的边界;二是制度经济学理论 (以科斯与Williamson企业契约理论为主) 认为, 企业的本质是对市场的替代, 企业用权威关系代替价格机制以便节约某些交易费用, 从而企业的边界由资产专用性、交易频率和不确定性等因素决定。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的内涵在经济学上如同企业边界的内涵, 从成本的角度看, 内部资本市场规模的大小取决于其边际成本的高低。Truants认为, 内部资本市场理论上的最优边界应当是其带来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点;Stein指出, 内部资本市场最优规模的确定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权衡:一方面是内部资本市场的扩大带来的资本运作更趋灵活;另一方面是因管辖范围的扩大带来的管理效率的随之降低。内部资本市场类似于企业的新古典经济学边界。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 企业的内部资本市场是节约交易成本而存在的一种制度安排形式。Alchian和Williamson (1970) 研究指出, 内部资本市场之所以会产生并取代外部资本市场, 是因为企业与外部资本市场的矛盾与摩擦, 内部资本市场能减少这些矛盾和摩擦以降低融资交易成本;Williamson (1970) 指出, 内部资本市场的本质是对外部资本市场的替代, 是市场行为组织化、外部行为内部化。由此可见, 内部资本市场类似于企业的制度经济学边界。
(四) 内部资本市场具体交易方式的边界
根据内部资本市场的法律边界可知, 内部资本市场不仅包括单一企业法人实体的资本运作, 还包括不同企业法人联合体之间的某些交易, 因此, 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的确定也包括对具体交易方式的范围规定。根据魏明海和万良勇的研究, 内部资本市场具体包括以下方式:集团或联合体内部的借贷业务;集团或联合体内的产品或服务往来, 这里要排除购销目的, 是出于正常经营需要而且不存在故意拖欠问题的往来业务;集团或联合体内资产、股权转让;集团或联合体内的担保;集团或联合体内委托租赁存款;集团或联合体内委托投资和增资;集团或联合体内票据贴现融资;集团或联合体内的资产租赁;代垫款项。其中集团或联合体内部的借贷业务和集团或联合体内资产、股权转让是内部资本市场运作最常见的两种方式。
三、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确定时应注意的问题
(一) 内部资本市场边界 (规模) 过大与过小问题
从内部资本市场功能看, 内部资本市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由于内部资本市场交易减少了企业与外面资本市场交易的矛盾与摩擦, 从而能节约融资交易成本;由于权威部门或总部具有项目的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 从而能提高监督的积极性;由于权威部门或总部对企业资源具有配置权且对项目具有剩余控制权, 会把有限的资源投资于最优的项目组合或投资于净现值最大的项目组合。当权威部门或总部拥有多个相关项目部门时, 对业绩差的部门可以与其他部门进行资产的重新组合与配置, 从而能提高集团内部的投资效率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另外, 内部资本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还克服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但内部资本市场并不是越大越好, 首先, 随着内部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 权威部门或总部的监督成本将不断增加, 当增加的监督成本超过监督而增加的收益时, 内部资本市场的监督激励功能就无法有效发挥;其次, 内部资本市场越大, 在总部最高决策者与外部投资者, 成员企业 (或部门) 经理与总部最高决策者双层代理关系下其激励机制就越难发挥作用, 内部资本市场的代理成本和机会主义问题将越严重;最后, 如果总部管辖的成员企业或部门越多, 总部与经理之间不可避免会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 内部资本市场中的交叉补贴、社会主义和经理寻租现象也会越严重, 从而其拥有的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投融资效率等功能无法充分发挥。从内部资本市场交易范围看, 在规范内部资本市场交易时, 如果边界确定得过小, 将一些正常的内部资本市场交易排除在外, 会不利于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或导致内部资本市场运行成本增加, 使内部资本市场的功能无法有效发挥;如果边界确定得过宽, 将一些非正常的交易归入正常的内部资本市场交易, 会导致投机行为的发生, 也会违背公平原则, 违背了建立内部资本市场的本意。
(二) 内部资本市场的最优规模问题
企业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 它有一个适度规模, 当生产规模的扩大使产量的增加幅度与规模扩大的幅度一致时, 为最佳规模;内部资本市场如同扩大范围的企业组织, 只是其交易对象主要是资本, 其最佳规模应是在内部资本市场扩大使其收益的增长幅度等于其规模扩大的增长幅度点。由于内部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主要导致其成本的增加, 所以内部资本市场最优规模是内部资本市场扩大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规模。
四、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确定影响因素分析
(一) 关联方交易对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确定的影响
影响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确定的因素有许多, 如《公司法》、《证券法》等都从不同方面对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做了一些规定;公司的章程也会有些内部控制性契约和债务契约对资本调配施加影响以保证投融资的安全, 但对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确定影响最直接、最紧密也是最不易区分的一个因素是关联方交易。我国新准则对关联方交易给了新的规定。关联方交易与内部资本市场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新准则规定对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的确定会产生什么影响。
(1) 内部资本市场交易与关联方交易的主要区别。内部资本市场交易与关联方交易紧密相关, 集团或联合企业内部内部资本市场交易一般属于关联交易, 但关联方交易不一定是内部资本市场交易。一是控制权的区别。关联方关系中的控制权是指有权或按合同约定共同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 并能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这种控制权通过资产转让、转换等多种交易方式可以达到改观企业业绩状况, 转移利润的目的, 交易各方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性, 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不公平和不公允原则。内部市场的控制权主要是总部或权威部门享有对企业资产的剩余控制权, 进行投资和融资, 资本配置者是从全局角度出发来配置资源, 实现整体收益最大化, 其应该体现公平与效率原则。在界定内部资本市场边界时, 如将这两种控制权混淆, 将影响内部资本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二是交易内容与范围的区别。内部资本市场交易的内容主要是资本配置, 不涉及企业之间的正常购销经营活动, 但关联方交易的内容要广得多, 包括商品的购销业务、提供和接受劳务业务、担保和抵押、提供资金和租赁等交易方式。内部资本市场交易的范围包括内部资本市场内部的借贷、担保和股权转让等业务外, 还包括内部资本市场作为整体与外部资本市场的交易, 而关联方交易的范围主要是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三是交易的主体和目的不同。内部资本市场交易的主体是以集团或联合企业为核心来界定的, 包括集团或联合企业内部各成员, 也包括与其交易的外部资本市场各成员;关联方交易的主体主要是以存在关联关系的个别企业为核心。内部资本市场交易的目的主要是为降低融资交易成本、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等, 但关联方交易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交易双方的利益, 实现不平等交易。
(2) 关联方交易对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的影响。关联方交易是上市公司最常用也是最不易发觉的一种粉饰会计信息工具, 界定一项交易是属于正常的内部资本市场运作业务还是属于关联方交易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由于关联方交易存在不平等和调节利润的目的, 会计准则对关联方交易的各个环节的必要手续、计量属性、财务会计报告的信息披露等, 都给予了较严格的规定, 如果把关联方或交易界定得过宽, 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的外延, 或者增加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成本, 影响内部资本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另一方面如将关联方或交易界定得过窄, 扩大内部资本市场边界或减少其运作成本, 同样会产生不良后果。如把一项关联方交易认定为正常的内部资本市场运作, 一是会出现通过利益输送来粉饰会计报表或逃避税收等问题, 损害投资者和国家的利益, 二是会加剧内部资本市场中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 抑制内部资本市场的优势发挥。
(3) 新会计准则对关联方的修订对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的影响。2006年财政部颁布的新会计准则对“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准则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 准则内容描述得更加具体客观, 强调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扩大了关联方关系的外延, 并对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披露事项做了具体要求。新会计准则的修订对内部资本市场的边界和运行成本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新会计准则对关联方关系判断标准的修订对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的影响。新会计准则规定: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 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 构成关联方。与旧会计准则相比, 新会计准则对横向关联方的识别范围, 增加了同受一方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这一标准;新会计准则扩大了关联自然人和关联法人的范围, 将母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也纳入了关联方, 将本企业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也纳入关联方。这便扩大了关联方关系的范围, 扩展了关联方的外延, 无疑能够起到抑制利用关联方交易操纵利润的作用, 但扩大了关联方的外延在一定程度是缩小了内部资本市场的边界, 对内部资本市场功能发挥给予了限制;原本属于非关联的企业被界定为关联企业后就必须按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这样就增加了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成本, 降低了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二是新会计准则对关联方及其交易披露的修订对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确定的影响。新会计准则规定:无论是否发生关联方交易, 存在直接或间接控制关系的关联方应当在报表附注中披露母子公司的关系, 包括关联方企业的基本信息、业务性质、所持股权金额、直接或间接控制比例及其变化等信息, 考虑某些企业关联关系的复杂性, 企业至少应披露母公司、最终控制方、对外公开提供财务报表的最低中间控股公司。对发生关联交易的企业, 准则对披露规定得更严格。与旧准则相比, 新准则增加和澄清了披露要求, 提高了关联关系及其交易的信息披露质量, 在一定程度是抑制内部资本市场中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 但是由于集团内部的内部资本市场交易几乎都属于关联方交易, 这无疑限制了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空间, 增加了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成本, 加大了内部资本市场资金调配方面的不便, 间接缩小了内部资本市场的边界。
(二) 法律及契约对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确定的影响法律及契约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法律法规的影响。针对母公司通过关联交易侵占子公司现金, 导致内部资本市场功能异化的做法,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加强了内部资本市场资金转移和占用行为的约束, 如我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规定:有关关联关系的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权, 对关联股东的表决行为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信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中, 也明确禁止上市公司通过不同方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另外。针对我国集团内部或关联企业之间存在的滥担保现象, 相关法律法规对担保行为做了更严格的约束, 如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证监会又进一步强调上市公司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股东的控股子公司、股东的附属企业或者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等。这些都约束了内部资本市场的交易行为, 增加了内部资本市场进行资本调配的难度, 缩小了内部资本市场的边界, 但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内部资本市场交易的公平性, 约束了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 提高内部资本市场的有效性。
(2) 相关契约规定的影响。根据魏明海和万良勇的观点, 影响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的契约主要有内部控制契约和债务契约。对于内部控制契约, 由于“投资者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及其他具有内部约束效力的规章对管理层调配资本的能力施加限制, 防止内部资本市场中出现严重的代理问题, 避免由于个人判断失误造成资源的调配不能达到最优化, 甚至会导致财务风险”, 所以这种内部控制契约的存在将直接影响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空间, 缩小内部资本市场的边界。对于债务契约, 由于“债务契约能够针对企业偿债能力及期限施加约束, 债务契约对股利分配的限制, 对营运资金的规定, 对企业发生的兼并、投资及增加债务的限定, 均使用了会计数据, 以防范经理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投资及融资决策”, 所以这种债务契约的存在会约束管理层调配资本的能力和行为, 缩小内部资本市场交易的范围, 但能保证债权人的利益, 规范内部资本市场交易行为, 提高内部资本市场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 内部资本市场边界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界定, 其有组织边界、法律边界、经济学边界和交易方式边界;在确定内部资本市场边界时应注意内部资本市场边界不能过“宽“也不能过“窄”, 要有一个最佳规模;影响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确定的因素有许多, 除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控制性契约和债务契约外, 对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确定影响最直接、最紧密也是最不易区分的一个因素是关联方交易, 我国新准则扩大了关联方关系的外延, 并对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披露做了更严格的要求, 这规范了内部资本市场运作, 提高了其有效性, 但导致内部资本市场的外延缩小, 运作成本增加。但本文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讨论影响我国内部资本市场功能发挥的其他因素, 如公司治理机制和内部资本市场的关系, 单个内部资本市场与整个资本市场的关系等, 这些有待进一步研究。
摘要：本文认为, 内部资本市场优势发挥的条件之一是其边界的合理确定。可以从企业组织、经济学和法律等角度给予界定, 在确定其边界大小时, 要考虑边界过大过小带来的后果及其影响因素。内部资本市场边界确定的因素有许多, 除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司内控契约和债务契约外, 关联方交易是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因素, 我国新会计准则扩大了关联方关系的外延, 增加和澄清了披露要求, 这都将对内部资本市场边界及其运作产生较大的影响。
关键词：内部资本市场,边界,关联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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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因素 篇2
对外贸易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对一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各国贸易条件的改变, 促使学者们更加致力于对国际贸易的研究。我国一直以来处于贸易顺差, 货物贸易出口量大小的影响因素就成为了重点研究内容。学者们试图找出影响国际贸易的因素, 进而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指明道路。比较优势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国际经济学理论表明, 要素禀赋、金融环境、经济制度等是影响贸易出口量的重要因素。继而, 贸易出口量影响因素被深入分析研究, 得出汇率、人口、关贸协定、收入、信息成本、运输成本、语言文化等众多因素均与出口贸易密切相关。人口因素不仅决定劳动力数量与质量, 还决定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甚至决定市场规模及消费水平。因此人口因素对国际贸易影响显著 (高士亮和熊磊, 2008;高峰和朱玉阁, 2009) 。人均收入、工资水平通过影响工人积极性、工作效率、生产成本、雇佣规模等方面来影响出口, 在不同行业对出口的影响亦不同 (杨玲, 2010;郑中华, 2012;徐强, 2013;江嘉文, 2013) 。FDI通过促进物质资本积累、提高出口商品竞争力、促进企业引进先进生产管理技术等方面来促进国际贸易, 其对国际贸易作用的路径与形式亦是重点研究内容 (林晟, 2000;张鹏, 2008;王晓云, 2009;周靖祥, 2009) 。在金融财税方面, 金融抑制论与深化论、金融约束论与功能论均表明了金融对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 而出口退税等财政政策在促进贸易额增加、扩大企业市场、积累外汇资金等几方面对贸易的影响亦显著 (张伦俊, 2005;徐建军, 2008;王学峰, 2009) 。距离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可以由引力模型完美地诠释。引力模型最早由Tinbergen (1962) (1) 和Poyhonen (1963) (2) 提出, 并指出经济规模正向地影响双边贸易, 而距离因素却对两国双边贸易规模产生反向影响。引力模型对于使用包含中国数据的样本能够很好的适用 (田东文和王方明, 2005) , 且距离因素对我国贸易的显著影响可用引力模型诠释 (曹宏成, 2007;邓慧慧, 2012) 。由于经济系统是一个多变的、复杂的、不断波动的系统, 任何一个看似无关的细微因素都可能对系统造成冲击, 而贸易出口量的大小更是受到诸多方面的各类因素的影响。本文意在找出影响一国货物贸易出口量的“稳健性”因素, 即考虑众多不确定因素在内, 哪些因素依然会影响我国的货物贸易出口量。引力模型与EBA模型的结合使用给予了本文重要思路 (Yamarik和Ghosh, 2008) (3) , 此新模型探讨了进出口的敏感性问题, 得出贸易政策、语言和殖民关系、地理因素、相对人口密度、通用货币以及某些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等因素都会“稳健”地影响一国的进出口。
本文拟采用贸易“引力模型”的扩展形式, 引入极值边界分析方法 (Extreme Bounds Analysis, EBA) , 采用2003~2012年省际区域面板数据, 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意在找出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量的“稳健性”影响因素, 并根据实证结果, 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为政府制定相关贸易政策提供经验数据和决策参考。
1 出口贸易的引力模型的理论分析
一国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环境条件、技术水平、制度安排等均会影响一国的出口贸易情况这一点是众所认知的。经济学者自19世纪以来逐渐丰富、深化引力模型, 如今该模型已在研究一国贸易、双边贸易方面极具权威性。贸易引力模型起源于物理学中牛顿的“引力法则”, 即两物体之间的引力与二者质量成正比, 与二者距离成反比。Tinbergen (1962) 和Poyhonen (1963) 将物理引力模型引入国际贸易研究领域, 其最基本的形式表示为:
在公式 (1) 中, 被解释变量Xij表示i国家 (地区) 向j国家 (地区) 在一定时期的贸易额;A是常数项;Yi和Yj分别代表着各自国家的经济规模, DISij表示国家i与国家j之间的绝对距离, 通常用两者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替代。为便于实证检验, 需要将原模型线性化, 即将等式取对数形式, 并添加随机误差项得:
其中, β0为常数项, β1和β2分别为Xij为对YiYj和DISij的弹性系数, μij可以表示其他影响因素。人口、资源环境、资本、制度、关贸协定、语言文化、信息成本等各项影响因素均被纳入引力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引力模型不仅应用于这些双边贸易流量、城市空间分布、贸易伙伴国潜力测度等研究, 更多的是研究某一行业或对某一贸易伙伴的出口量的影响因素。学者们对我国烟草行业、水产品、茶叶、纺织业、农产品等行业的出口量、影响因素、竞争力等都进行过深入的分析研究。由于本文不考虑双边贸易流量问题, 重点研究我国的贸易出口量的影响因素, 因此需要使用引力模型的简约形式。王铠磊 (2007) 的研究说明了简化过后的引力模型形式能够解释我国贸易行为。因此, 本文将双边贸易流量等式简化, 引力模型的单边形式表示为:
其中, Xi为我国各省、自治区的货物贸易出口量, Yi为各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 Zi为其他所有贸易出口量的影响因素的集合。该集合可将人口、资源、制度、民生等众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如纳入引力模型中进行研究。本文将聚焦于研究我国货物产品出口量, 从各个方面因素中筛选出与我国出口相关度较高的作为解释变量, 使用极值边界分析方法, 再从这些解释变量 (Zi) 中筛选出对货物贸易出口量具有“稳健性”影响的因素。
2 研究设计
2.1 极值边界分析 (EBA) 模型
极值边界分析模型是用于筛选影响某一经济变量的“稳健性”因素的十分便捷有效的模型。Leamer、Levine和Renelt提出了评价不同解释变量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强显著”性关系的多元线形回归模型, 即极值边界分析模型:
公式 (4) 中, Y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的增长率。α为常数项。I是一个核心变量信息集, 是与Y直接相关的解释变量。把将要研究的变量汇入目标变量集M, 将与Y有潜在关系的重要解释变量汇入条件变量集Z。变量信息集Z的引入, 能够在众多回归的组合中, 将目标变量M系数βm的范围最大限度地确定。βi、βz分别是M和Z的回归系数, μ是误差项。根据Levine和Renelt研究, 若改变I和Z, 不会对模型的分析结论产生直接影响, 因此本文主要根据前人的文献资料以及研究成果来选择I和Z中的变量。
根据EBA模型的现有文献及前人研究成果, 严格的EBA检验、大R2准则, Sala-I-Martin准则是现有的3种权威性的检验方法。由于Sala-I-Martin准则的高效性及易操作性, 本文使用该准则进行“稳健性”检验。
2.2 综合应用模型
根据本文使用引力模型的简约形式以及极值边界分析研究方法, 将计量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Ei为中国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年货物出口额, DISi是省会离主要港口之间的绝对直线距离, M是目标变量集, Z是潜在变量集, μ是随机扰动项。本文选用各省2003~2012年货物出口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根据引力模型, 本文以距离作为核心变量。结合前人研究的各项影响贸易出口量的研究, 本文选取距离类、产值类、人口类、民生类、资产类、财税类、金融类的影响因素, 作为目标变量与条件变量。
2.3 变量选取及说明
关于影响出口贸易的因素, 本文选取了距离类、产值类、民生类、金融财税类、基础建设类、对外经济类共六类因素。距离类因素为各省省会到附近港口的直线距离的加权平均;产值类因素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各省工业生产总值;民生类因素包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终消费;金融财税类包括各省金融机构存款额、各省税收收入;基础建设类因素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铁路网密度;对外经济类因素包括各省外商直接投资、各省进口额。将以上六大类因素作为核心变量与目标变量集, 如下所示。
2.3.1 核心变量
距离变量 (DIS) 是根据各个省会距离附近港口的绝对直线距离 (千米) 计算得出, 引力模型可知, 贸易量与距离变量高度相关, 贸易流量与距离变量成反比, 因此选择距离变量作为核心解释变量。
2.3.2 目标变量
(1) 地区生产总值 (GDP) 。指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1年之内, 用当年市场价格计算的总产出值。GDP与被解释变量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因此本文采用GDP (亿元人民币) 作为货物出口量E (通过历年汇率, 将单位调整至亿元人民币) 作为目标变量。
(2) 各省工业产值 (IP) 。将1年内的各个省的工业企业的工业产品总量的货币表现形式。选用此变量作为目标变量在于, 在我国出口货物中工业产品所占比重能够很好地反映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
(3) 各省外商直接投资额 (FDI) 。指外国企业/经济组织/个人使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形式在我国境内的投资额, 是对外贸易重要的推动因素之一。该指标同贸易进出口额具有高度相关关系, 以此作为目标变量便于本文分析研究。
(4) 税收收入 (TR) 。税收是地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可反映一段时期内某省的财政政策形势, 与进出口直接相关。
(5) 各省进口额 (IM) 。本文指在1年内, 各省份进口货物的总值, 根据各年的汇率, 将单位调整至亿元人民币。
(6) 各省固定资产投资额 (FAI) 。是将1年内全社会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费用 (亿元) 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 具有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7) 金融机构年底存款额 (S) 。1年某一个时间点各省金融机构的存款总额 (亿元人民币) 。此指标可反映出金融规模与金融的稳定状况。
(8)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DI) 。指扣除各项税收、费用之后的城镇居民的个人可支配的收入, 能够真实、直接地反映居民生活水平。
(9) 最终消费 (FC) 。在国民经济核算中, 指在一定时期对货物与服务的消费的支出。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重要宏观指标。
(10) 铁路网密度 (RD) 。是用来衡量一个地区的铁路运输发达程度的指标, 这里用每万人的铁路公里数来表示。本文选择铁路网密度反映铁路发展情况, 作为交通运输业的代理变量之一。
2.3.3 条件变量
本文从人口类、信息类、价格类中选择如下各变量作为条件变量。在检验过程中, 条件变量与每次选择的1个目标变量之外的其他目标变量, 共同组成条件变量集。本文中的数据均来源于2004~2013《中国统计年鉴》。
(1) 人口密度 (PD) 。指单位面积土地上的人口数量, 单位表示为人/平方千米。它代表某一地区人口的密集程度, 同时也是一个地区人口要素禀赋的反映指标。
(3) 在校大学生占人口比例 (UP) 。各省在校大学生数占人口的比例。是反映人口教育水平、劳动力素质的指标。
(4) 固定长途电话交换机容量 (万路端) (JH) 。信息成本亦是国际贸易出口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因此使用该指标来反映各省信息化发展水平。
(5) 劳动者工资额 (TW) 。指各省的劳动者的工资总额 (亿元) , 用来反映劳动力价格。
(6) 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 (IOP)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是反映全部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通过该指标能观察出厂价格变动对工业总产值的影响。
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3.1 基本模型检验
3.1.1 霍斯曼检验
由于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 在第一步估计检验之前需要进行Hausman检验, 确定回归检验使用的模型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如表1。
由表1看出,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DI) 与铁路网密度 (RD) 应使用随机效应模型, 其他7个变量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接下来进行第一步显著性检验。
3.1.2 EBA模型检验
第一步, 根据EBA模型的检验原理, 对10个目标变量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分别对出口额E进行回归, 判断其显著性, 模型如下:
其中, Ei是2003~2012年各省货物出口额, DISi是省会离主要港口之间的绝对直线距离, 在10个变量中任选一个进行显著性检验。若M的系数βm的t统计值表现为显著, 则保留该变量, 等待进行第二步检验;若βm的t统计值不显著, 则剔除变量, 无需进行下一步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10个目标变量有9个通过了第一步检验。
注:显著性水平为5%, 表示通过检验。
第二步, 进行稳健性检验。对已经通过第一步检验的9个目标变量, 分别进行遍历式估计, 模型如下:
M是从9个目标变量的集合, Z是4个条件变量的集合, 均已通过第一步检验。在回归的过程中, 每次选定1个目标变量;在剩余其他8个目标变量与4个条件变量中, 将任选3个变量的线性组合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集, 使用Sala-I-Martin准则作为依据, 来判断某变量是否具有“稳健性”。对每个变量而言, 若有90%以上的系数βm具有同向性 (同为正或同为负值) 且βm的t检验值表现为90%以上显著, 则可以判定该目标变量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量具有抗干扰的“稳健性”的影响;反之, 若不满足上述条件的其中之一, 则判定该变量对货物贸易出口量不具有抗干扰的“稳健性”显著影响。
经过C312+C311+C310+C93+C83+C73+C63+C53+C43=714次遍历回归, 得出遍历式回归系数βm、t检验值、p值及各变量显著性分布的概率, 如表3所示。
注:显著性水平为10%
由以上实证结果可以看出, 变量GDP显著性虽强, 但是没有达到90%以上同向, 因此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余下目标变量IP、FDI、TR、IM、FAI、FC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通过以上检验得知, 在9个变量中, 变量IP (各省工业产值) 、FDI (各省外商直接投资额) 、TR (各省税收收入) 、IM (各省进口额) 、FAI (各省固定资产投资) 与FC (最终消费) 6个变量通过了稳健性检验;GDP (地区生产总值) 、S (金融机构年底存款额) 、DI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变量没有通过稳健性检验。
3.2 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EBA的两步检验, 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在9个目标变量中, 变量IP (各省工业产值) 、FDI (各省外商直接投资额) 、TR (各省税收收入) 、IM (各省进口额) 、FAI (各省固定资产投资) 、FC (最终消费) 6个变量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量具有稳健的抗干扰影响;GDP (地区生产总值) 、S (金融机构年底存款额) 、DI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对货物贸易出口额没有抗干扰的“稳健性”影响。
在本文的实证结果中, 变量各省工业产值 (IP) 表现出稳健性, 工业产值在各种控制变量的组合的遍历回归中, 其系数90%以上为正值。工业一直是占我国出口量最大的产业, 工业半成品、工业制成品在出口商品中占据很大比例, 因此该变量对我国货物出口贸易具有显著性的稳健影响。
一国可以通过出口税、协定税收、出口退税等政策手段来干预对外贸易出口量。根据本文的结果, 地区税收收入 (TR) 对贸易出口量的影响十分显著, 在变量的各种线性组合中, 达到了100%的显著, 说明这种影响是稳健的、抗干扰的。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量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这样的影响具有极强的、抗干扰的稳健性。外商在国内的直接投资可促进国内外资企业、外企雇员、出口贸易从业人员数量的增加, 同时也可引进国外先进生产技术及生产设备以及更加科学的管理模式, 在质与量两方面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固定资产投资 (FAI) 的增加意味着地区基础建设的加强和地区内投资需求的扩大, 基础建设加强能够促进该地区生产的快速发展。然而在本文的研究中, 近十年来的数据显示, 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为负值。此结果并不表示固定资产投资对出口具有抑制作用, 产生此结果的原因在于: (1) 本文的数据使用近十年数据, 而固定资产投资是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先进生产机械设备等, 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具有时滞性; (2) 我国正在改变经济增长形势的转型期内, 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企业数量等发展形势已渐渐不适合当前发展形势与要求, 而必须要通过先进生产技术、管理模式等来提升出口商品质量与国际竞争力, 从而促进企业的出口能力。
本文实证结果显示, 进口额 (IM) 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量具有显著地影响。我国进口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进口商品的结构也随之不断优化, 从之前的工业制成品占据主导地位, 初级产品、原料等中间投入品的进口量逐渐增加。众多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 进口是引进国际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 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我国生产技术的提高通过工业降低生产成本、转变生产方式等途径对工业生产产生促进作用, 进而促进我国以工业产品为主的货物贸易出口量。
最终消费 (FC) 是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 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量具有显著影响。随着我国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完善,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 拉动作用逐渐减弱。扩大内需, 提高居民消费率, 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有效途径。
综上所述, 使用引力模型, 通过EBA实证方法, 本文检验出工业产值、税收收入、外商直接投资、进口额、固定资产投资、最终消费6个因素各自或系统地对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量产生有稳健的、抗干扰的显著影响。
4 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以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额为被解释变量, 通过引力模型的EBA模型实证研究可以看出, 工业产值、进口额、税收收入、外商直接投资、固定资产投资、最终消费对于货物贸易出口额具有强显著的、抗干扰的影响, 这些因素在促进增加货物贸易出口额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根据以上分析结论和实证结果, 结合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 文本提出以下政策和建议:
5.1 均衡吸收外商投资, 完善经营结构
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影响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量的“稳健性”抗干扰因素, 对我国的贸易额的增长、贸易结构的调整都起着很大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各个地区具有差异性这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对各个地区的贸易出口的影响亦具有差异性。根据引力模型, 我国港口多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这一特点使得距离阻碍较小的该地区的优势更为突出, 且东部沿海地区的FDI远大于中部、西部欠发达地区, 这便进一步加剧了FDI对贸易促进作用的区域性差距。因此, 各地区要均衡吸收外商投资, 中西部地区应给予外商以相对优惠的投资政策;东部沿海地区更应该注重吸收外资的质量, 并且完善自身的经营结构, 降低由于利润转移、资产变现等途径的FDI撤离造成的不稳定性。
5.2 注重技术引进, 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
由引力模型可以得出, 一国的经济规模与其贸易量成正比, 而我国贸易依存度逐年上升, 但我国外贸的发展不能单纯的靠提升贸易额, 而是要依靠技术含量增加、科技进步、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来提高贸易层次水平来实现。因此, 增加高技术产品的进口, 能够促使我国技术进步, 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升我国工业产品的技术含量、能够从质与量两条线来促进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与此同时, 建立完善的出口商品质量保证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这需要各个相关部门的密切配合, 来提高中国出口商品的质量;外贸企业要增强品牌意识, 完善自身经营结构, 形成品牌竞争力, 加强注册商标的管理, 进而拓宽国际市场。
5.3 加强物流体系建设, 加大区域合作力度
引力模型显示, 空间距离是影响贸易出口量的重要因素, 距离越大, 运输成本越高, 贸易出口量越低。因此, 减少距离的阻碍作用是增加贸易出口额的有效对策, 而加强物流体系的建设和区域经济合作无疑是最优策略。当前,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不仅要求我国的各个区域经济体的协同合作, 更要求我国积极融入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去, 努力寻求资源的最优配置, 发展多元化贸易。
5.4 完善税收制度, 优化外贸体制
边界因素 篇3
在以往的认知中, 边境区位通常属于经济活动相对较少的边缘区, 人口少, 产业规模小, 但在新时代的经济背景中, 边界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降低, 边境地区的经济区位功能逐渐凸显, 即经济发展有将边境区从国内的边缘区转化成区域共同市场中心区的趋势。
在传统区位理论研究中, 鲜有关于边境区位的系统阐述, 跨境次区域的研究散见于廖什 (A ugust Lfisch) 的“市场区位论”和克里斯塔勒 (W alter C hristaller) 的“中心地理学”和的论述中。20世纪80~90年代以克鲁格曼 (Paul K rugm an) 为代表的新地缘区位理论形成。克鲁格曼、福吉塔 (Fujita) 和李维斯 (Liras) 认为需要重新调整国家内部区位。经济活动的区位导向逐渐外向, 边境区的经济功能地位得以提升, 国内核心城市区位对外资和企业的吸引作用相对下降, 原来国内核心城市区位的外资、人力、企业转移到边境区位, 改变了整体区位的经济活力对比格局, 在此基础上, 汉森提出了“中心边境区”的理念, 即通过有效的企业的活跃作用与地方支持, 在边界两侧展开市场协作, 激活跨境次区域的市场潜力, “边境区”发展为“中心区”。维纳布尔斯通过对产业间互动的空间均衡研究指出, 大型跨国公司可能成为跨境次区域合作的主要力量。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经济竞争逐渐过渡到探求经济增长带的新阶段, 有效利用边境省份创建新的经济增长极成为国家获得比较优势的新力量。作为国家间领土划分依据的边界由“政治封闭线”向“经济接触带”演化, 边境省份日益成为维护共同安全与促进经贸合作的新亮点。在此过程中, 国家、地方和企业三者成为跨境次区域合作的重要推动力量。在中国与朝鲜的次区域合作中, 丹东与新义州就在积极发挥这样一个桥头堡的作用。
二、辽宁与朝鲜经贸合作的边界效应
边界对跨边界经济合作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中介效应和屏蔽效应。边界的中介效应, 则使边境区位成为企业集聚地区, 而边界的屏蔽效应提高了跨边界经济交往的交易费用。
(一) 中介效应
中朝边界长1, 420公里, 占全部朝鲜边界长度的84%, 是全部朝鲜边界线中最长的一条。中朝边界与作为朝韩边界的朝韩非军事区及俄朝边界相比防守少得多, 中国与朝鲜的商人亦能较自由的穿梭于中国与朝鲜之间。两国之间的大部分贸易亦是经中朝边界的丹东进行的, 丹东市亦拥有很多中朝鲜合营的企业。朝鲜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自2005年以后一直呈上升势头, 超过50%。2013年朝鲜对外贸易额为73.4亿美元, 同比增加7.8%, 这是1990年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的最大值。朝鲜对华贸易规模为65.4亿美元, 占贸易总额的89.1%。
朝鲜半岛地处中日俄三角的中心, 位于东北亚的核心地带,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国和平发展的国家利益决定了中国将竭力奉行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有利于提升中国的外交影响力、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东北亚安全。不能放弃朝鲜是中国历史与地缘战略上的最基本规律, 是基于国家利益的决定。而辽宁作为即沿海又沿边的老工业基地, 无疑在在中朝经贸合作中发挥着“桥头堡”重要作用。从朝鲜方面来看, 苏联解体后, 中国逐渐成为朝鲜最低的贸易伙伴, 纽约时报将中朝边界称为朝鲜“通往外界的生命线”。中朝具有并重视彼此接触和交流的空间。
(二) 屏蔽效应
辽宁与朝鲜经贸合作除了天然的中介效应, 还有如下两项干预变量需要考虑:一是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 这是阻碍中朝跨境次区域合作达成的关键变量。目前, 朝鲜在发展核武器问题的一意孤行、朝鲜政府在国际社会孤立的现状、朝鲜同中国的分歧疑惧、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以及国际舆论的压力等因素都增加了中朝经济合作的变数。二是空间可达性配套难以到位, 这是阻碍中朝跨境次区域合作能够长期运营的重要变量。在基础设施上, 丹东境内的中朝界河上只有一座公铁路两用桥正常使用。该桥的公路路基经铁路路基改建而成, 公路与铁路均为单向过货, 并受到种种限制。过货高峰季节, 要完成过货任务必须每天延长2~5小时通关时间。压车现象十分严重, 制约了丹东对朝贸易的长远发展。规划中的鸭绿江公路大桥因选址、资金等原因进展缓慢, 难以在近期建成。三是制度, 朝鲜法制并不完备, 政策风险较大。
三、辽宁与朝鲜跨边界次区域合作
加强地区经济联系就是加强地区产业之间的联系, 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就表现为跨边界的产业合作。那么, 对辽宁与朝鲜而言, 应该选择哪些产业、以何种方式开展进行跨国合作?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了解辽宁与朝鲜的产业结构及双方的贸易结构。
(一) 辽宁与朝鲜的产业结构
自60年代起, 朝鲜就一直保持对与军事工业的高投入, 结果军工生产却发展迅速, 经济结构却严重失衡, 消耗了巨大的国民财富, 排挤了民用生产资料的生产。近几年又由于工农生产的急剧下滑和粮食危机, 其工作重点放在解决人民的粮食问题和恢复生产的正常化, 无暇顾及经济结构的调整, 其经济结构基本上与90年代中期相近。其一, 朝鲜经济中, 国民生产总值的27.6%是由37.6%的农业人口创造的, 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 农业在朝鲜的国民经济中处于弱质地位。其二, 朝鲜的工业部门比较齐全, 并具有潜力, 主要有煤炭、电力、造船、机器制造、钢铁、纺织等部门。但是, 工业中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大, 尤其是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比重大;而社会间接资本和轻工业比重小;第三, 朝鲜第三产业 (30.3%) 增加值中60%以上的份额 (20.7%) 是政府服务部门创造的, 因此说明朝鲜经济中的服务行业仍处在比较初级的状态, 第三产业并不繁荣。因此, 从总体上讲, 朝鲜属于典型滞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 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国民经济结构比例失调的局面。
(二) 辽宁与朝鲜进出口商品结构
辽宁主要向朝鲜出口石油焦炭等能源、加工机械、食品加工设备、轻纺及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辽宁主要从朝鲜进口国内缺少的锌、铜、铅等有色金属, 无烟煤等优质能源、铁矿石等矿产资源及部分水产品。
单位:万美元
(三) 辽宁与朝鲜次区域合作的产业布局
在中朝的经贸合作过程中, 丹东和新义州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义州与辽宁省丹东市由长约0.9公里的铁路公路两用桥———鸭绿江大桥相连, 是中朝国际铁路线朝鲜段的第一个火车站新义州不仅是新义州-平壤-咸兴-罗先电气化铁路的起点, 也是首尔—新义州线铁路的终点。新义州承担中朝贸易80%的过货量。是继罗津一先锋自由贸易区后朝鲜推出的第二个特区, 新义州一南浦一开城的北部线、先锋一罗津一清津一文山的东部线是朝鲜全面实现经济复苏两个龙头。
新义州曾是朝鲜重要的轻工业中心, 设有制鞋厂、搪瓷器厂、造纸厂、化妆品厂、纺织厂、及营林工厂等。其西南外港龙岩浦建有造船厂。但是以轻工业闻名的新义州目前经济萧条。
新义州对岸的丹东市我国最大达边界城市, 边境区的企业作为对外合作的主体, 其集聚的动力来自于企业寻求收益剩余和成本剩余, 收益剩余和成本剩余政府提供的软硬件环境。为此, 应该对丹东市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规划。突破原有的思维模式, 充分发挥沿江、沿边、沿海的优势, 跳出行政区划的限制, 以产业节点、交通轴线、生态轴线为核心要素, 规划“大丹东”, 丹东市与东港市及其城市连接地带在空间上形成“一轴、两廊、三区、多点”的总体空间格局, “一轴”指以丹东市黄海大道作为引导城市发展的轴线, 将丹东市和东港市沿城市交通线进行有效连接, 促进城市轴线发展。“两廊”指沿丹东市石佛河、柳林河打造两条生态廊道。“三区”指丹东市、东港市同城连接后形成的3个城市功能区, 即丹东新城、临港产业东区和创新产业区。“多点”指丹东市和东港市同城连接后形成的高新技术园区、装备制造工业园、船舶重工业园等产业园区。
四、辽宁与朝鲜边界效应转化的动力机制和制度安排
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必然受到国家边界效应的影响, 在辽宁与朝鲜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中, 应该如何促使屏蔽效应的转化?本部分在前文阐述的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基础上进行分析, 论述边界效应转化的动力机制和制度安排。
(一) 在边界效应的转化过程中, 政府需要制定相关经济政策来降低跨边界交易的交易成本, 表现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自主性
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调整、出台一系列旨在鼓励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政策安排, 如在边境地区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边境小额贸易优惠政策、取消一部分非关税贸易壁垒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进出口企业实行一定的关税优惠政策等, 能够调动企业从事跨境经济活动的主动性, 增强丹东对企业的投资和国内外资本吸引力, 促使区域合作“自下而上”地顺利开展。在这一过程中, 屏蔽效应逐渐向中介效应转化, 国家边界的屏蔽效应无疑被削弱。
(二) 建立一个良好的国家制度框架, 提升国家的信用度以及影响力
inan制c度e对边界效应的转化有着积极 (的C促u进m作u用la, ti制ve度ty可N以O消.除5或7降0) 低边界效应的消极作用, 众所周知, 东北最大的民营企业———辽宁西洋集团在朝鲜投资2.4亿元人民币兴建铁矿石选矿厂, 却被朝鲜单方面撕毁合同并遭驱逐。朝鲜于上世纪70年代向瑞典购买了1000辆沃尔沃汽车, 去年如今还有一批作为出租车奔驰在平壤的街道上, 但是40年过去了, 钱却没有付。由此可以看出, 朝鲜的信用度并不高、法制不完备。
自金正恩上台以来, 朝鲜高层政要频繁洗牌, 去年12月12日判处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张成泽死刑。张成泽在位时对朝中高层交流起到过桥梁作用, 曾全权负责并推进了威化岛、黄金坪、罗先特区的开发项目。2011年6月在丹东市举行黄金坪经济区开工仪式上, 张成泽与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一起剪彩。张成泽还曾出席过包括连接珲春和罗先的公路项目在内的罗先特区共同开发开工仪式。朝鲜公报中指责张成泽有“扰乱国家财政管理系统、廉价出售宝贵的国家资源的卖国行为”, 而目前与朝鲜有经济往来最多的是韩国、俄罗斯和中国。韩国只是开城开发区, 俄罗斯与朝鲜的区域合作较早, 也不是张成泽负责的项目。只有与中国的威化岛、黄金坪、罗先特区的开发项目是张成泽极力促成的。金正恩的清洗不仅让统治集团内部惶惶不可终日, 朝鲜政局无法预测, 随领导人的情绪而定, 中朝关系也面临曲折多变, 民间主张抛弃朝鲜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但是我们认为, 现在抛弃朝鲜是愚蠢的做法。朝中在历史上形成的同盟关系并未消亡, 一个富裕、正面形象的朝鲜有利于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也符合中国和平发展利益。从长远看, 如果朝鲜感觉不到外部环境的积极变化, 那么时刻警惕外来威胁, 朝鲜无法专心搞经济建设, 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局势会更加难以稳定。我们要努力使朝鲜回归为普通正常国家, 促其放弃拥核政策, 转换形象、定位与国际角色, 让朝鲜经济发展融入东北亚地区经济循环中, 帮助朝鲜进行经济改革, 与之建立经济互补关系, 进一步完善中国朝鲜半岛政策。利用烂牌打出一手好牌, 方为高手。鉴于朝鲜局势及其不完善的制度及信用环境, 辽宁与朝鲜在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进行严格风险测量, 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次区域经济合作, 防范合作中可能产生的各种风险。
(三) 开展跨国经济活动的企业也是推动边界效应转化的重要力量
如前文所述, 辽宁与朝鲜次区域合作在本质上是在优势资源上的产业合作, 产业合作的微观经济行为主体是企业, 企业进行跨国经济活动的最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 然而, 在边界屏蔽效应的影响下, 预期的经济利润会受到跨境交易成本和风险的影响而有所降低.但丹东市基础设施不完善、经济基础薄弱, 必须在丹东和省内其他城市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动机制, 这样既可以发挥边境城市的区位优势, 又能使边境城市得到其他大中城市的依托和支撑, 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优势。从以口岸经济、边境贸易为主到以带动产业上下游纵深合作, 实现由点状向条状经济带开发过渡, 通过丹东市与东港市及其城市连接地带一体化强化对外合作参与能力和实力。目前, 丹东产业园区尚未实现集聚和规模化, 发展受到制约。产业必须形成规模效应, 才能发挥产业对示范区发展的带动作用。丹东可以充分利用连接中朝的地缘优势, 把政策优势、技术优势与国外资源、市场优势结合起来, 打造以先进高新技术产业、特色产业、加工制造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等为主的产业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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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香海.中朝经贸关系的现状与课题[J].韩国研究论丛, 2009 (1) .
边界因素 篇4
一、边界的状态探寻
1. 边界的存在与否
(1)多数学者认为文学理论是存在边界的，即使这个边界“是建构或者是想象”3的，它也是一门学科独立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朱宁嘉在《多元化时代理论的危机与出路——“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综述》一文中，引用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教授的话说：“从逻辑的角度考察，学科分工，是学术进步的前提，文艺学学科经过漫长的学术积累，形成自己的学科特性、学科界限、学科内容、学科规范，强调边界、特性是完全正确的。”苏州大学的李勇则提出了这样的诘问：“如果边界问题不是文学理论的首要问题，那么什么才是文学理论的首要问题——如果它有首要问题的话。”4李勇认为，如果取消了文学理论的边界，那么文学理论，则难以成为文学理论，文艺学这一门学科，也将难成体制。而在贺仲明看来，文学理论不仅要有边界，这个边界还有三个必备要素：首先是对人类精神的关注;其次，美应该是重要前提;最后，要有理想主义，因为只有以人类精神为最终目标，文学和文学理论才能给人类以光明前途。5
(2)部分学者认为文学理论的边界存在但同时也是不存在的。所谓“存在”，是说“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精神审美的品质，以及它们处于量变状态中的相对边界是存在的”6。所谓“不存在”，是说文学和文学理论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边界。一方面，文学理论的边界是不确定的。作为人的审美创造，文学是一种非常复杂和丰富的审美系统，并且在不断变化。文学是人类的精神活动的产物，它既是审美的，也是自由的。这种自由性使其容易与哲学、史学或社会学等产生精神血缘关系，这样文学理论也随之复杂，随之“自由”，便很难划定边界。另一方面，文学理论的边界是不需要确定的。因为“文学无定性，全是随机缘而变所致，是各种条件聚散分合所呈现出来的状态。”7文学和文学理论不应该被人为的边界所束缚，而“应该到审美和艺术所能达到的一切地方去，谋求新的意义、新的发展、新的突破。”8因此，给文学理论划定边界，是没有必要的。
2. 边界的发展变化
在承认存在文学边界的前提下，学者们对于数字媒介时代文学边界的变化非常关心。复旦大学朱立元教授在《文学的边界就是文艺学的边界》一文中提到，由于电子媒介引起的传播革命导致文学艺术与审美化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逐渐泯灭，原来处于边缘地带的一批泛审美化样式如影视文学、网络文学、流行歌曲乃至广告词抢夺了人们的视线，美容、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环境设计等等也打入了“艺术”的圈子，他们代替传统的文学而占据大众文化生活的中心。陈太胜认为，现在大学里中文系都已经事实上将文学研究的边界扩展到了广告、电视、网络文化研究，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界的确发生了变化。老一辈学者如童庆炳也不得不承认，随着时代的变化，文学理论的边界已经发生了移动。那么，面对这样的边界移动，学者们以何种姿态应对，这则是一番智慧的持续争论。
二、边界的移动应对
1、拓展文学理论的边界
对于边界的移动，陶东风认为这是当今整个社会科学界的普遍现象。作为知识分子，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回答现实生活中重要的、令自己难以抑制地激动的问题”，而不是维护所谓的边界。正如科内尔·韦斯特所说的：“这里的关键不仅是跨越现存的学科疆界，而且更迫切的是……对学科疆界本身提出质疑。”9其实在在17、18世纪，各个知识领域的边界甚至连名称都十分混乱，如所谓的“文科”“人文科学”“文学”“美文学”“哲学”“文化”“精神科学”等等，与现在的学科边界相比较，它们也是在改变之中形成的，这说明边界并不是不可改变的。10况且一个有生命力的学科“应该具有积极而开放的胸怀，一种积极突破、扩展疆域的心态。”因此，面对文学和文学理论边界所发生的移动，陶认为应该把渗入大众生活中的审美活动，纳入拓展后的文学边界之内，文学理论应该正视现实，与日常生活中新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紧密相连，及时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11持有相似看法的还有金元浦，他认为面对新出现的种种样式，文学和文学理论应该拓展自己的边界，这样才能获得文学理论的新价值，并且，拓展边界，关注现实生活，这并不是中国开的先例，早在1963年，匈牙利的卢卡奇出版的《美学》一书中，就探讨了当代世界的日常生活。由他指导的博士阿格妮丝·赫勒(AgnesHeller)的专著《日常生活》，也于1970年首次发表，被誉为“是迄今所见有关日常生活的比较系统和比较完整的专著”。12
2. 坚守文学理论的边界
与陶东风、金元浦的拓展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童庆炳、钱中文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的坚守观。童庆炳虽然与陶、金一样承认文学理论的边界发生了移动，但他认为这种移动是随着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的移动而移动的。文学理论之所以为文学理论，自有它的特性，文学理论不可能研究日常生活里的几乎所有一切具有一点文学性的东西13。那些“研究专门作用于人的感官刺激和欲望享乐相关的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美人图片等等”的，只是一些“作为感觉评价的浅层次审美，”不可能“以此取代对文学的研究”。14钱中文则认为拓展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界，宽容泛审美性的文化研究是难以替代文学理论的。15总之，坚守观还是认为即使边界发生了移动，文学理论也不能脱离文学这个对象而走向“日常生活审美化”等泛审美样式，即使是希利斯·米勒自己也承认，文学 (传统意义上的小说、诗歌和戏剧等) 在公民教育和公民社会精神的培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6文学理论的边界反思应该向现实的文学事实进军，向新的文学经验进军，以此确立新的文学和文学理论价值。
3. 在坚守中拓展文学理论的边界
拓展观与坚守观之外，众多学者还持有在坚守中拓展的观点。朱立元认为，文学和文学理论要守住自己的审美性，如果这条自律边界守不住，把网络游戏、广告等等不分良莠全部作为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仅文学会异化为非文学，连文学理论也会消失于非文学的或泛审美现象的汪洋之中。当然，文学理论也不能固守现有的边界寸步不移。把真正具有文学特性的样式扩容进来，并不会消解文学的边界，而且这也许是克服当代文学理论边界危机的一个有效思路17。陈太胜在《文学理论：不断扩展的边界及其界限》中指出，在文学理论的边界拓展中，即要看到研究对象源于社会文化，同时也要谨守文学的本位和边界。在现实基点上，文学理论要保持对当代形形色色的泛审美样式、商品拜物教和市场意识形态等保持清醒的文化批判，还要有“阐释中国的焦虑”和基于文学理论的问题意识和责任意识。18盖生关心的，更多是文学理论的边界拓展后，扩容的样式是否能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寻找到合适的定位，扩容后能否对“文学理论危机”有所解答。19此外，张婷婷还提出，无论是“拓展”还是“守界”，都必须以学术真理为追求目标, 并以实践为检验学术真理的标准。20
三、边界问题的展望
通过对以上观点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对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讨论主要集中在边界的存在界定和边界问题的出路。这些积极的探索为解决边界问题奉上了智慧的力量，但同时也应客观地看到，解决边界问题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其中，边界之内和边界之外的内容在本质上有什么样的区别，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可以直接界定文学理论的边界在哪里，也可以正面回答拓展观与坚守观的分歧。对于边界的界定而言，虽然随着时代发展，文学所包括的外延难免有所变化，文学理论也会由此而变，表面上看起来边界也是移动的。但是经过时间的沉淀，边界之内的内容必然具有共性，只要把这个共性阐释出来，那么这个共性其实就相当于所谓的边界，因为它才是划分边界两端的直接标准。至于拓展观与坚守观，同样可以用共性来判断拓展的程度和坚守的底线。
在上述争议中，有学者屡次提到文学和文学理论应该坚守审美性，似乎这个审美性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共性。问题是，什么是审美性?它并不等同于那个可以直接从大学文学理论教材中找到的概念，因为审美性是与人所追求的精神的自由同出一体的。某一个时代的人所要追求的精神自由是什么，那么那个时代的审美性就体现为什么，这种精神自由在不同的时代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只有当新世纪的人们明白自己要追求的精神自由是什么，审美性才会变得清晰，而后，文学理论的边界界定和边界问题，或许能看到解决的希望。
摘要：文学理论的边界问题是近几年来我国学界争议较大的问题。作为一种对学科存在合法性的追问, 文学理论边界问题的争论体现了当代学者对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当下处境的焦虑, 也体现了文学理论在新时代的挑战面前作出了种种回应。本文在回顾近年来关于文学理论边界问题的各种观点的基础上, 提出了对边界问题的看法, 并对该问题的发展作了展望。
没有边界的城市 篇5
马可·波罗曾经在13世纪的一个傍晚, 在西湖的游舫上眺望他魂牵梦萦的杭州:“伫立在离岸一定距离的船上, 可以看到整个宏伟、瑰丽的城市和它的宫殿、庙宇、寺院、花园, 以及长在小道旁的参天大树等。”
1793年, 马戛尔尼伯爵率领一个庞大的英国特使团浩浩荡荡地进入了北京城, 觐见乾隆皇帝。英国特使团中有一个名叫威廉·亚历山大的随行画家以传神的画笔记录了中国的民俗、服饰、大运河和建筑。威严而壮观的北京城墙和城门自然也是他着力描绘和刻画的对象之一。他所绘制的北京西直门威武雄壮, 在其后很长一个时期内都成了西方人心目中中国的化身。
中国城市的形状, 在历史上也就是城墙的形状。因为中国城市大都有城墙, 长期以来城墙所圈定的范围也就是市区, 市区很少越出城墙。
闭合状、有边界的城池, 构成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城市生活和城市观。中国传统城市是坚固堡垒和政治中心, 而且在皇权至上的年代, 城市的精神意义已经超越了城墙、宫殿和人群, 直接上升为国家权力的实体象征, 中国历代的王朝更迭, 其崩溃的转折点, 就是皇都的沦陷, 这一点与欧洲城市的独立自主发展有明显的不同。为了维护统治的安全, 加强对城市的控制和主权是城市管理者的第一要务, 于是, 封闭性就成为中国城市的固有特征。
关于中国传统城市的封闭结构, 大多学者持否定与批判的态度, 一方面, 认为城市的封闭结构阻碍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 城市的封闭结构是政治的产物, 过于严格的管理不利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
但实际上, 自汉代开始, 以封闭形式存在的城市, 却是帝国开放和发达的源泉。例如, 唐朝的长安、洛阳、泉州、宜州和扬州, 因为其商业的发达使得唐朝的城市更加具有吸引力, 很多胡商和使节在唐朝各个城市定居。如何在大城市的繁杂格局中统一人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 充分维护和发展城市中各个区域、各种文化、各种人群的多样性和各自特性, 这个问题是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刘易斯·芒福德1961年在《城市发展史》中提出的。实际上, 在唐代, 伴随着大城市的出现, 这些问题也显现了出来, 然而唐朝的大城市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着昌盛的发展——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的。
南宋定都临安后, 大约花了二十年时间, 致力于宫殿郊庙建设, 形成方圆九里的宫城, 又进一步扩建外城。但由于各种原因, 西湖并没有被括进临安城圈。西湖仍然是西湖, 虽在城墙之外, 却成为杭州不可分割的部分。享受灯火楼台、夜夜笙歌的达官贵人, 也绝不认为自己住在城外就成了乡下人。
有意思的是, 时间发展到了21世纪的今天, 中国的城市早已抛弃了封闭的城墙, 以无限的姿态每天在不停生长, 但几乎所有的新建的城市社区、城市综合体却以一种封闭的围和姿态出现——围和型的商品房小区, 几乎是规划布局的首选。而且, 大型的小区都叫“造城”, 其名称也必然有“城”出现。或许, 缺乏安全感, 一直是中国城市和建筑摆脱不了的精神枷锁。
20世纪来临之后, 恍惚在一夜之间, 战争、革命和中国人对于现代性的疯狂热衷, 使得原本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的众多城池消失殆尽。1957年, 雄伟壮丽的北京城墙被热火朝天地拆除, 当时, 举国大跃进, 欢庆封建糟粕的消失, 但最伤心的一个人却是名为梁思成的建筑学家。1944年—1945年, 在美军采用地毯式轰炸方式要全面摧毁日本的时候, 梁思成曾力劝美国不要轰炸保有大量日本古代建筑及艺术国宝的奈良和京都。于是, 在二战将要结束之时, 美军在日本110多座城市狂丢炸弹和燃烧弹, 但奈良和京都却得以幸存。而此次, 在他自己的国度, 他没能保留住北京城墙——曾经被举世公认的世界城市瑰宝, 代表中国城市典范的象征。
人们拆掉城墙, 企图以一种粗暴的方式来表达这个国家的开放。一个城市没有边界的时代到来了。
而到了20世纪末期, “后现代性”来临, 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涂抹”, 抹去一切无法与国际接轨的东西。旧城更新改造也是建设“国际大都市”的需要, 过去人们信仰的是“形式服从功能”, 今天开始遵从:生活服从规划, 生活服从建筑 (life follows architecture) 。
古老的中国城市, 因为边界的存在, 已经满足不了人们对于GDP、土地财政、工业发展、人口急剧膨胀的需求, 超越边界成了新城市首要的任务。1999年11月11日夜, 襄樊市的千年古城墙惨遭摧毁, 郑孝燮、罗哲文等专家称此为20世纪末恶劣破坏历史文化名城的事件。
吊诡的是, 到了21世纪, 那些被无情拆除的城市边界, 一夜之间又开始回到人们的眼前。在“摊大饼”发展的城市里, 人们疯狂过后才发现, 自己的城市没有记忆, 没有历史。更为重要的是, 国际上已经不再把GDP和经济作为衡量城市的唯一标准, 而是注重于城市的文明程度和对历史的保护, 于是, 为了接轨国际, 为了申遗, 把那些推倒的城墙重新再立起来, 成为喧嚣一时的共识。在南京, 被拆掉的曾经的25.091公里长, 有4座明代城门、2座清代城门、2座民国城门、1座水关, 总长度为世界第一的城墙, 开始重新修复。2010年, 经过几年维修, 南京明城墙修复了691米, 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南京市政府近年来累计投入资金2亿元以上, 如果加上城墙周边拆迁, 投入资金四五个亿, 修缮保护费用超过前50年的总和。
人口涌向郊区建房, “吃”掉大量农田, 城市越“跑”越远, 导致能耗过多、上班路程太长等“摊大饼”的城市病接踵而来。我们推掉数千年来的城市边界, 以为可以把无数的“国际化大都市”安置在这个庞大的国家;我们众多的城市群, 更是让城市的边界模糊不堪。回过头来, 欧洲却正在用“紧凑发展”的模式, 保留老城的边界, 令许多历史城镇保持了其紧凑而高密度的形态, 并被普遍认为是居住和工作的理想环境。美国人因此取法欧洲, 在2000年提出了“精明增长” (smart growth) 的概念:在现有的城市边界基础上, 引导和增强现有社区的发展与效用, 提高已开发土地和基础设施的利用率, 降低城市边缘地区的发展压力。
其实, 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同样面临过城市蔓延和低密度无序扩张吞噬自然景观、农田资源等问题。“边界管制”也成为这些国家管理城市蔓延的一个重要工具, 英国的伦敦绿带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伦敦就提出用绿带阻止城市蔓延, 在伦敦周围形成了2000多平方公里的绿带。
没有边界的创想 篇6
Minecraft (我的世界) 是由Mojang AB和4J Studios开发的、高自由度的沙盒游戏, 游戏最早于2009年5月13日上线首个版本。Minecraft以让每一位玩家在三维空间中自由地创造和破坏不同种类的方块为主体。玩家在游戏中可以在单人或多人模式中通过摧毁或创造方块以创造精妙绝伦的建筑物和艺术, 或者收集物品探索地图来完成游戏的主线。
游戏模式:1创造模式 (Creative Mode) :方块是无限的, 无需担心自己的安全, 而且可以飞行。2生存模式 (Survival Mode) :要求玩家通过建筑和制作各种工具来让自己生存下去。3极限模式 (Hardcore Mode) :游戏功能与生存模式相同, 只是在此模式中难度将固定于困难难度, 而且仅有一次生命。4旁观者模式 (Spectator Mode) :旁观者可以查看道具栏等, 但是不能使用、放置方块, 穿过任何实体或方块而不与之发生操作;可以点击实体从它们的视角观察, 但不能与方块交互。
教育联想
“我的世界”是一个一开始让人无法理解的游戏。因为进入游戏之后, 颗粒状的设计让习惯画面优质的玩家觉得不适应。在游戏里, 没有任务, 没有大怪, 完全自由, 完全自主。就这样一个个简陋的空间竟然在上千万的玩家的努力下创建出了一个个不可思议的场景, 玩家的创造力才是“我的世界”之所以伟大的原因。
换位思考到我们的教育环境, 甚至是课堂教学。我们是不是过多地设计了既定的步骤, 是不是限定了学生们的创造空间, 按部就班的学习是不是让学生们的创造力在缩减, 他们一直在标准答案里反反复复, 却未曾来到一个完全自由、需要重新制定规则的新世界。
因而, 我们也需要偶尔用如此的方式带给学生新空气、新情境。
不断自适应的新事物
Nike Hyper Adapt 1.0这款鞋的鞋带不是传统的交叉式的鞋带, 它是一组6根高强度的粗尼龙线。两侧鞋带孔的位置有一排小型马达, 鞋底有传感器, 马达和传感器通过电池供电。图中鞋底发亮的就是电池。这款鞋的名字Hyper (超级) Adapt (适应) , 意味着穿的时间越长, 鞋内的传感器会越熟悉主人的偏好, 穿得越久越不需要手动调节。
教育联想
不想系鞋带算是一种偷懒。但是, 这种偷懒也正在转化为发明的动力——人类一直寻求在偷懒中发明各种各样的事物。而当下, 随着物联网、可穿戴设备和人工智能算法的不断优化, 偷懒的机会肯定会越来越多。物联网让事物可以普遍相连, 可穿戴设备让人与设备结合得更加紧密, 而人工智能算法则让连接更加精准有效, 因而一定还会有大量的发明会因此而诞生。
边界与文化地标 篇7
“……长长的连廊和庄重的列柱也将是学生教育的一部分。四方院中每块石头都能教导人们知道体面和诚实。”
—斯坦福大学第一任校长乔丹 (Jordan) 的开学
“空间从根本上讲只不过是心灵的一种活动, 只不过是人类把本身不结合在一起的各种感官意向结合为一些同一的观点的方式。”
—齐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
1. 边界
在当今中国的城市化大潮中, 建筑和空间的边界敏感而多变, 城市生活的空间维度深深地和资本实践与政治关联。城市空间被资本的流动性所切割和划分, 空间的物化成为人的存在危机。从上个世纪90年代, 城市大街小巷, 大量的红色“拆”字触目惊心, 它在提示着都市边界的脆弱和不稳定。20年过去了, 中国的大都市经历了大跃进的空间变革, 都市大多数边界由一排排高高的写字楼和商品住宅构成, 一些小型的底层商业和超大的商业购物间杂在其中, 城市生活被植入了梦一般的商业空间, 空间是人的真实的存在依托, 还是资本链条的流动容器呢?
中央美术学院燕郊校区西面燕顺路就是典型的这样一个城市界面, 燕顺路是新燕郊的“楼盘一条街”, 双向六车道的快速路, 沿街排开了东贸国际、夏威夷北岸、夏威夷溪谷、纳丹堡等楼盘, 沿着燕顺路商业楼盘以汽车的尺度不断地向前延伸着, 形成了一条超常尺度的城市边界。央美燕郊校区为中央美术学院第二校区, 位于燕顺路18号。燕郊校区用地北临东方夏威夷别墅区, 西侧道路为燕郊主要的城市交通干道, 西侧道路的对面为五星级酒店, 东侧毗邻东方夏威夷的高层住宅楼小区。央美作为美术院校的最高学府, 一个积极以艺术影响社会的大学, 走过新的千年的头十年后, 在这样的城市边界, 如何营造出一个新型的文化地标?
2. 主体
从帅府园到望京、后沙浴、燕郊, 从空间位置上央美从城市中心到非中心, 非中心意味在物理空间上远离时间积淀的历史北京, 迅速锚固在一个快速复制的城市新区中。 (图1) 在快速城市化的空间中, 非中心的城市本质上说来是一个人造环境 (building environment) , 城市空间是一系列的物质结构, 混杂了不同商业元素, 这是资本本身发展的需要, 也是一种商品化的物质景观。空间及场所的关系不再是确定和唯一的, 建筑与场所的历史的、文化的、气候的和形而上的联系, 正在被改变, 记忆的和体验的正在被反复复制和挪用, 蜉蝣成为场所的新特征。体验是一种瞬间的想象, 也是对过去的回忆。既是对过去曾经实现的东西的追忆, 也是对现在的感受, 假如前方没有清晰的社会图景, 后方的文化在虚幻的历史之中, 那么在其中心处必然是一种主体的缺席。场所的蜉蝣正体现在建筑的话语狂欢中, 燕顺路周围大面积的欧陆风就是例证, 这些社区也是对于“普通城市” (Generic City) 的一种的补偿, 场地本身的历史叙事让位于临时性, 建筑必须随时以新的形式关系 (new relation of form) 去反应新的社会状况。这些建筑与所处现实环境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一点失焦 (out of focus) 现象。
而我们校园的新形式是无法避免地必须在既定的现实里 (无论是过去或未来) , 去寻找一个新的参考架构 (reference system) , “非熟悉化” (de familiarization) 设计其实正是在如此的思维逻辑下所产生。燕郊校区的场地和传统城市没有关联, 简单的历史记忆、线性的设计都会失效了。重复 (repetition) 不再可能, 离开是某种方式的行为, 离开望京校区的重复是一个例外 (exception) 、一种僭越 (transgression) 、一种差异 (difference) , 是一种“力”, 力本身就是权力, 权力本身就是意志;或者说, 燕郊校区场所的意志就是燕郊校区为空间自身权力的力的表达, 其背后是文化主体的努力和凸显。
3. 地标
现实的燕郊在一个多产的、无序的、多样化的生长系统中, 同时是一个抽空了中心的临时性, 既是狂欢, 也是无聊, 充满了编码和解码的无限可能性。这个小镇生活的空间, 视觉符号已经被过度消费, 无论现代的、后现代的、古典的都离开了它发生的场所, 一种新的临时性协议, 将代替共时性和历时性。让主体的力量释放出来, 把空间的语义开放, 离开预设的形式, 这是央美校区要努力的。央美校区并非一个具有各种属性的自足的实体, 相反其与周边的关系, 与现有建筑的关系, 与较广阔的社会环境的关系, 与其历史的关系, 与文化的关系等等, 都是新央美身份构成性的要素。
把燕郊校区创造成为一个地标, 意味着建筑群体在标志性、纪念性和城市肌理的连续性中找到平衡。燕郊校区建筑一方面创造都市景观, 另一方面在空间和景观上切割城市, 反传统城市的街区尺度, 这就是新的建筑形象。 (图2) 从空间设计来说, 校区西侧的燕顺路阻断了社会生活发生的可能性, 传统的做法将是长长的围墙和栏杆, 建筑与公共空间之间的关系将不具有直接性。这不是可取的做法, 建筑激发社会性交往的决定因素是在于社会学意义上的, 一系列有趣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可以激发引导观者形成一些行为模式, 因而建筑群的规划布局在视觉和功能上应该形成双重的内外关系, 规划形成多层次分级的结构, 以支持内外双重的社会活动结构, 临街界面应该包含教育空间以外的更多的社会行为, 包含和艺术产业相关的必要的活动、社会性的偶发的活动和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公共活动。建筑的内部和外部的边界由此而软化, 不再被强力切割, 造成了城市和校园之间的适度的连续性。 (图3) 一个文化的地标应该不仅仅是视觉上的新奇和震撼, 更应该和社会生活发生关联。
4. 异质空间
现代空间的特征:连续、无限伸展、三维、均匀、各向同性和可度量性, 本质上一种绝对存在, 先于物质, 是物质存在的绝对背景。这就是现代人的空间的实体论。现代建筑和空间以此满足, 并用来解释日常的生活经验。这种空间是以之前的历史空间的“去魅”和“神化”的缺席为特征的。央美燕郊校园规划则表现出一定的“反”现代空间性, 不连续、片段、转折、非向同性, 最终想达到的是一种不可度量性。这种不可度量性和周边的物态复制性构成了视觉的差异, 形成“差异的时间” (Hetero chronies) 和“差异的地点” (Het-erotopias) , 区别于地产复制的物体建筑。
沿街的柱廊界面被抬高, 二层顶部的屋顶花园构成室外艺术平台, 试图从空间视角表明当代艺术作用于城市空间的形态。 (图4) 从而制造出艺术、空间与时间的交叉, 神圣地点与凡俗地点、围护地点与开放地点等层级结构。偶发、日常的甚至学院生活的各种“差异地点”, 仍未被经济制度和地产实践摧毁, 仍为经典学术化所滋养。巨大的园弧体量本身纯净、震撼, 交织了诗的想象和权利的想象, 一种美学和政治的紧张关系, 而开放的结构本身将带来时间和运动。西立面由各种关系的开放背景形成, 建筑出自这些关系的意义在于其各种事件和多重开放并置, 并作为物质实体逃离和消解城市化的创伤。央美燕郊校区西立面是一种多重展示系统, 为多种力量所构造, 而正是在这种多重力量展现中艺术可以建构出对体制的对抗, 使那些展现变成不具有规训特征的物性力量, 尽管这种非规训方式的力量布置并不能脱离社会空间组织框架。 (图5)
5. 链接
央美燕郊新校园应该具有自身特点和价值, 受到场地现有城市环境和现有建筑布局的约束, 其用地周边均为商业地产, 并无历史及自然景观可供借用, 无论是园林式、院落式还是街区式都不再适合。紧邻的夏威夷住宅小区是典型的条形建筑, 一种典型的不断被市场制造的“产品”, 这是一种“资本”借助“产品”在社会空间中“运动”的欲望延伸。 (图6) 燕郊新校园在规划中, 出现新的“联接复合体”的建筑群, 通过西侧400米的巨型长廊和内部折线的风雨廊将10栋建筑连接在一起。建筑的巨型尺度 (Scale) , 使得建筑的内部和外部相一致的建筑伦理观被抛弃, 巨大化, 导致的是立面 (Facade) 概念重新被定义, 光线、绿化、雕塑、影像、切口合流于建筑的表皮和建筑结构。连接体中设有多样复合的功能, 从而打破了断层而陌生的空间模式, 打破了传统大学的重复性、标准化、类住宅模式, 真正实现了共享空间的流动, 凸显了空间的“链接”, 并接纳艺术化、个性化生活方式。而这一点也被众多的体型不一所证明:校园规划的建筑体型几乎没有完全是一样的, 大学建筑单体长期以来对个性的抹杀被终结, 这在具有中国特色的“非中心”城市中尚属首次。而链接空间可以通过交往空间来感知, 从而对大千世界进行生活体验和审美感悟, 以便对既定的处境 (辖域) 解辖域化, 建立新的联系以便创造或打开一个新的空间。链接空间可以干扰周边城市空间的条纹辖域, 通过无限链接展开空间化, 从不同性质的处境的阻隔中创造运动变化的时空马赛克, 这是一种建筑地理学意义上新的游牧美学的特殊表达。
大学空间也与城市产生了联系, 通过调整剩余建筑空间的形式结构与城市的结构关系, 空间和实体会出现有意思的紧张关系。每一栋建筑都暗示了周围空间方向地流动伸展, 复杂的室内空间无疑会在匀质的场域中发生扭结, 从而干扰视觉上矢量化的连续和通透。央美燕郊校园建筑群提供一个自发的形式逻辑动力, 来彻底重组人工环境。现代主义的经典语汇必须转而以城市结构的方法重置, 以研究资本实践、技术实践、语言实践、建筑实践这些社会语型 (paradigm) , 通过“链接”、“渗透”、“复合”、“交往”等语构 (syntagma) , 在现实特定的城市空间危机中, 达成了以建筑化身的“协议” (protocol) 。 (图7) 而这些语构与特定的审美趣味、建筑形式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 建筑真的可以被当作语言的话, 那么它诉说的“美”, 也是一种深层的意识形态之上的需要。
“社会的生活是公共的, 它是世界本身。”大都市通常的景象是:人们坐在空调的屋子里透过透明的玻璃窗遥望对方。而在央美燕郊校园这里, 教室也好, 博物馆也好, 美术馆也好, 实验室工作室也好, 研究中心也好, 这些场所并非为一些特定人群服务, 相反的, 它们应该能够包容下不同种类、不同阶层的市民, 让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和艺术自由的交流;学院里的学生并非住在封闭的院落里, 而是可以直接跟城市对话, 在央美燕郊校园里, 交往空间成为激发艺术灵感的目的, 桥廊里和平台上的艺术展览与艺术装置的将吸引更多的人前往, 他们也可以不是艺术院校的学生, 他们是周边社区的居民, 却因为文化上的需求主动融入这座人们印象中的艺术殿堂。这样的融入行为, 将彻底改变美术学院存在的意义, 或者说, 将从根本上影响这座校园在城市文化版图中的地位, 从而将其功能变得丰满、多元而深刻, 直到形成燕郊新的“大美术的微型城市”。 (图8-11)
图9.从体育馆看国际艺术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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