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S模型（精选7篇）
ELES模型 篇1
摘要：本文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 (ELES) 模型, 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实证研究, 测算出中国城镇居民1998-2007年间的基本消费需求, 并对其进行了分析, 分析的结果可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扩展线性支出系统 (ELES) ,城镇居民,消费需求,收入弹性
居民的全部消费需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基本消费需求, 即居民为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消费需求;另一部分是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基础之上的发展型、享受型需求。居民基本消费需求的一般涵义是指为了保证劳动力的正常再生产, 居民对物质产品和劳务所需要基本消费量的货币支付能力。基本消费需求是居民家庭实现自身再生产的消费底限, 也是进一步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迈向“小康”生活的起点。
一、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ELES) 是经济学家Luch在美国经济学家Stone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础上推出的一种需求函数系统。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式中:Y为可支配收入;bi*为边际消费倾向, 而且, 为边际储蓄倾向;Xi为第种商品的实际需求量;PiXi为第i种商品的消费支出, PiXi0为第种商品的基本消费支出。
该模型解释为:给定居民的收入水平Y, 他们首先购买各种基本消费PiXi0, 剩下的收入, 再按一定的比例, 在各类消费品之间进行分配, 由于一部分收入要用于储蓄, 所以
二、数据采用及计算结果
为保证数据的权威性、可靠性和时效性, 我们选用1999-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各收入组可支配收入和各收入组的各项消费数据为测算的基本依据。根据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以每年各收入组的可支配收入为自变量, 以相对应的各项支出为因变量, 计算当年的基本需求, 利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 依次计算各年度的基本消费需求, 见表1。
三、中国城镇居民基本消费需求分析
1998-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基本消费需求绝对数稳步上升, 虽然个别年份略有下降, 仍呈现了上升的趋势。而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 说明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 用于发展和享受的消费支出是越来越多, 居民的生活质量在逐步提高。
1、食品
食品类基本消费需求绝对数虽个别年份略波动, 仍呈现了上升的趋势。食品类基本消费需求占食品支出的比例较大, 先升后降, 呈现下降的趋势。说明用在外出就餐等形式的发展和享受型的消费支出增多。
2、衣着
衣着类基本消费需求占衣着支出的比例1998-2001年略有波动, 2002年后呈现下降的趋势。说明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衣着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挑选衣着时更加注重品牌、时尚和个性, 更加讲究着装整体搭配效果、着装与各类场合的结合, 更加追求服装的高档化、时装化、品牌化、个性化、多元化。
3、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基本消费占其消费支出的比例比食品类、衣着类小, 说明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属于发展型和享受型的消费比重较高。1998-2007年其比重略有上升, 说明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走进寻常百姓家, 慢慢成了生活必需品。
4、医疗保健
医疗保健基本消费需求占其消费支出的比例较高, 10年间该比重略有波动。说明近年来医疗改革使其支出费用持续上涨有关, 老百姓不得不用更多的钱来支付基本的医疗等费用。
5、交通和通信
交通和通信基本消费需求绝对数和占其消费支出比重都呈现下降的趋势, 变化较大。说明交通和通信属于明显的发展和享受用品, 居民在交通和通信上的花销, 大部分用在了发展和享受消费上。随着人们生活节奏加快, 通讯工具尤其是移动通信工具快速进入居民家庭, 更新换代的速度很快。交通方面, 随着家庭汽车的保有量逐年增加, 更多居民的购车愿望变得更加迫切。
6、教育文化娱乐服务
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基本消费需求占其消费支出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 说明该项支出用在发展型和享受型的消费增加, 居民越来越重视教育和娱乐。
7、居住
居住基本消费需求占其消费支出比重较高, 虽有个别年份存在波动, 整体来看呈现下降的趋势。说明居民用在装潢、装修上的支出增多, 居民越来越注重居住环境的质量的提高。
8、其他商品和服务
10年间, 其他商品和服务基本消费需求占其消费支出比重先上升后下降, 说明用在旅游、美容等方面享受型支出增多。
四、结束
本文以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为工具, 选用公开、权威的统计数据, 测算出中国城镇居民的1998-2007年基本消费需求, 并对其进行了分析, 旨在为正确客观的认识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 为制定促进消费需求的政策和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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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Stone.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and Demand Analysis:An Application to the Pattern of British Demand[J].Economic Journal, vol.64 (1954) , 511-527.
ELES模型 篇2
一、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ELES) 的建立和估算
1、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ELES) 的建立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ELES, expa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是经济学家C.Liuch于1973年在“线性支出系统模型”基础上扩展而成。ELES形式为:
其中, Qi, Vi是第i类商品的需求量和消费支出, Pi, qi分别是第i类商品的价格和基本需求量, βi是边际消费倾向 (0<β<1) , V。 (=Σpiqi) 为基本需求总支出, I为不同类型家庭的人均收入。模型把居民对各类商品的需求分为基本需求 (Piqi) 和非基本需求两类 (β (I-Vo) ) 。将 (1) 变形为:
其中, αi=Piqi-βi*Vo。利用估算出来的系数计算Vo, Vo=∑αi/ (1-∑βi) , 然后计算各项基本支出Ci, Ci=αi+βi*Vo, 利用弹性公式计算相关弹性系数:
收入弹性=βi*I/Vi, 其中, I取平均收入
自价格弹性=-βi* (I-Vo+Ci) /Vi
互价格弹性=-βi*Cj/Vi (i≠j)
2、ELES模型系数的估算及各类弹性的计算
一是获得2007年安徽省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的资料, 见表1。
(单位:元)
(资料来源:2008年《安徽统计年鉴》。)
二是估计模型。我们根据每类消费支出和人均收入的统计资料, 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各类商品αi和βi。计算结果列入表2。
三是计算各类商品的收入弹性、自价格弹性 (计算结果列入表2) 和互价格弹性 (计算结果列入表3) 。
其中, 行表示该类商品的价格对其他商品需求量的影响, 列表示商品需求量受其他商品价格影响的情况。
二、安徽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实证分析
1、边际消费倾向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 2007年安徽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0.50, 即收入每增加100元, 有50元用于增加消费, 而50元用于增加储蓄。其中, 食品支出增量仍然高居首位, 有12.2元用于增加食品支出, 反映出当前安徽省城市居民在消费倾向上, 食品支出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生活水平刚刚实现小康, 还远远没有达到富裕。其次为增加交通通讯支出 (6.95元)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6.69元) 和居住 (6.2元) 等, 反映出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 人们不断提高消费的层次和质量, 开始向享受型消费方面发展。衣着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也较高 (5.76元) , 反映出安徽城市居民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在衣着方面的消费有追求时尚的特点。
2、弹性分析
弹性分析包括需求的收入弹性、自价格弹性和互价格弹性, 收入弹性指在收入变动1%时, 需求量的变动程度, 自价格弹性指某一商品的需求量随自身价格变动而变动的百分比, 互价格弹性表示某种商品的需求变动受其他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程度。实证分析表明, 各项商品的收入弹性均为正值, 说明随着收入的提高, 安徽省城市居民对各类商品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食品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最低, 对收入变化的敏感性较差, 而家庭设备用品对收入的敏感程度最高, 达到1.25, 这说明居民此类商品消费支出的增长速度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成为居民收入增加后的首选对象。居住、交通通讯支出和医疗保健的收入弹性分别达到0.90、0.89和0.88, 反映出居民在收入提高的情况下, 更加注重生活品质的提高和改善, 已经开始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各类商品的价格弹性均为负值, 这符合经济含义。从价格弹性来看, 各类商品的自价格弹性相对较大。而互价格弹性相对较小, 说明消费需求主要受自身价格变动的影响.受其他商品价格变动的影响不大。不过从总体来看, 各类商品支出的弹性均不超过1, 这反映出城市居民消费支出呈现出一定刚性的特征,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虽然近年来教育、医疗和住房成本越来越高, 但这并没有减弱居民在这方面的支出水平和重视程度。从表3的行数值来看, 食品的数值最大, 这表明在所有消费品中。食品价格变动对其他各类商品消费需求的影响最大。食品价格上涨会导致其他各类商品需求的下降。
3、基本消费支出分析
居民基本消费需求支出是指居民为了满足劳动力正常再生产的需要所消费的产品和劳务量。2007年安徽城镇居民基本消费支出为5496.84元, 占实际消费平均支出64.43%, 比当年城镇最低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86.12元少310.72元, 这部分居民需要社会救济才能实现基本消费。从一定程度上讲, 居民基本消费需求支出水平可以作为贫困标准的参考水平。
4、基本消费支出结构分析
基本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食品、教育文化娱乐和衣着消费, 其中, 食品支出的比重最大, 约占48%;其次是教育文化娱乐支出, 约占基本总支出的14%, 文化教育支出的刚性表明, 即使是在基本消费支出中, 教育也受到较大的重视;排列第三的是衣着支出, 约占10%。居民基本支出主要是满足生存型消费需求, 表现在所有8大类商品中, 除了家庭设备用品和杂项外, 各项基本支出占比全部超过50%, 其中, 食品基本支出的比例高达78%。居民基本支出及消费结构见表4。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研究表明, 近年来, 安徽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特别是交通通讯、居住、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改善力度较大。标志居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2007年安徽恩格尔系数由低收入组的45.57%不断下降到高收入组的30.61%, 平均值为39.67%,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 安徽城镇居民的生活刚刚实现小康水平, 并且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都已经达到小康水平。同时, 居民收入对消费需求影响较大, 而商品自价格弹性相对较强, 而互价格弹性的影响较弱, 居民消费意愿不足, 边际消费倾向偏低, 基本支出消费结构层次低, 反映出安徽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还是生存型。
2、建议
(1) 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政府应实施差异化的消费政策, 特别是对交通通讯、家庭设备用品服务等收入效应强、需求潜力大的部门, 在税收政策上给予重点倾斜, 使之成为拉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新消费热点。 (2) 努力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 不断提升消费能力。特别是要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 加大向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力度, 大力提高中等收入者收入水平, 不断扩大中产阶级规模。 (3) 不断深化社会保障体制、就业、教育改革, 增强居民对未来的良好预期, 提升居民的消费信心, 逐步降低预防性储蓄, 促进即期消费的不断发展。 (4) 稳定消费品价格, 促进消费增长。考虑到食品价格对其它类消费品价格有较大影响, 政府要将食品类商品价格稳定在一个合理水平, 特别是注意平衡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 寻求在粮食价格上的一个合理平衡点。同时, 对于价格弹性较高的商品应鼓励企业通过价格手段来促进消费增长。
摘要：文章利用安徽省城镇居民2007年消费收入和支出数据, 建立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ELES) , 从边际消费倾向、弹性、基本消费支出结构等方面进行消费结构的深入分析, 得出了相关结论, 并提出促进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ELES模型,消费结构,弹性分析
参考文献
[1]赵卫亚:计量经济学教程[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2]黄赜琳、刘社建:基于ELES模型的上海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动态变迁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 2007 (6) .
[3]熊桂武:基于扩展线性支出模型的重庆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分祈[J].集团经济研究, 2007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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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文爱:基于ELES模型的四川省农村居结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 2007 (5) .
ELES模型 篇3
根据信息消费的涵义, 在居民消费支出统计中属于信息消费的内容应包括:通信消费、教育消费、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和文化娱乐用品四项支出。以1995年价格指数为定基指数, 对1985~2010年期间各类信息消费支出进行调整, 得到1985-2010年信息消费结构变化 (图1) 。1985~2010年期间实际教育消费占比明显下降, 由1985年34.7%下降至2010年7.72%;实际通信消费占比上升幅度最大, 由1985年34.7%下降至2010年7.72%;由1985年0.9%上升至2010年38.7%;实际文化娱乐用品消费占比最大, 2010年达40.4%;实际文化娱乐消费占比下降, 1985年33.9%下降至2010年13.1%。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 信息消费每增加100亿元, 将带动国民经济增长338亿元。2012年我国信息消费市场规模已达1.7万亿元, 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近9300亿元。信息消费即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产业支柱和增长点。
二、基于面板数据的信息消费El ES模型
(一) 模型的设定
目前, 对消费行为及趋势的分析一般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ELES) 。El ES模型理论假定某一时期人们对各种商品 (服务) 的需求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和各种商品的价格, 而且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超过基本需求之外的需求两个部分, 并且认为基本需求与收入水平无关, 居民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将剩余收入按照某种边际消费倾向安排各种非基本消费支出, ELES模型满足需求函数的基本性质, 并且直观地反映了消费支出的构成情况;利用模型还可以直接求得边际倾向、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利用Panel Data模型不仅可以显示个体之间存在的差异, 以及较好地进行动态研究, 同时还可以更好地识别和度量纯时间序列和纯截面数据所不能发现的影响因素, 通过面板数据建立的ELES模型称为面板ELES模型, 简称PELES模面板数据的El ES模型基本形式为:
在此, L=0, 1, 2, 3, 4分别表示总信息消费、教育、通信, 文化娱乐、文教娱乐用品。
本文选择数据中包含的截面单元是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 (重庆和西藏因数据不全而被剔除) ;时间跨度是1995-2010的数据。
根据现代消费理论, 对于消费结构而言, 前期消费 (习惯因素) 对当期的消费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棘轮效应) , 本文借鉴相关研究, 将习惯形成引入到国内信息消费结构的研究中, 扩展到面板数据建模中。为了简化模型, 本文考虑模型简化为本期基本需求只与前一期需求相关, 在模型的基本消费中引入前期消费 (Ct-1) 变量。为了便于地区比较, 同时反映各时期特有的影响, 基本消费支出有双效应解释的消费结构是:基本消费支出在地区和时期间均固定变化, 按以上建模思路, 将 (1) 式中基本消费ait分解为总体均值截距项α0、地区个体影响ZiL和时期影响TtL、前期消费β1LCLit-1, 于是改进的ELES模型变换为:
(2) 式中cLit表示i地区城镇居民t年的人均实际L类信息消费支出, Yit表示i地区城镇居民t年人均实际收入, ZiL代表地区因素对L类商品基本消费的偏离, 仅随地区不同而异;TtL仅随时间而不同, 其中β1L为i地区L类商品的前期消费的影响系数, β2L为L类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 μit为随机干扰项, 这里假定它满足古典线性回归模型的所有假定。 (2) 式ELES模型中的参数基本消费支出、边际消费倾向、消费习惯、收入弹性以及价格弹性等是以消费支出数额绝对值为落脚点进行分析的;该ELES模型提供绝对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以及消费水平之间的关联关系, 较好地诠释居民各项消费结构指标。
为防止虚假回归, 采用LLC、Breintung、Hadri, IPS、ADF-Fisher和PP-Fisher6种检验方法检验各数据序列的平稳性。29个地区各类信息消费及其前期消费和可支配收入的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结果, 均为不平稳数据序列。各序列经过一次差分并用各种方法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得出结论:各面板数据序列都是一阶I (1) 平稳的。
采用Pedroni、Kao、Johansen的方法做协整检验结果表明, 我国29个省市的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面板数据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用以上方法对其它面板数据序列进行协整检验, 结果表明各类信息消费与其前期消费和可支配收入具有协整关系。
由于仅对样本本身的个体差异情况进行分析, 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比较结果表明, 除人均总信息消费采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各类信息消费采用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与其他模型相比, 回归的拟合优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参数显著性水平提高。
(二) 模型的估计
本文运用Eviews6.0经济计量软件, 对城镇居民各类信息消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 得出地区差异和时间差异对信息消费的影响效应, 得到1995-2010年我国29个省 (市) 城镇居民各类信息消费ELES计量模型, 结果如下:
人均总信息消费模型
模型 (7) 解释的消费结构特征为:地区影响 (Z0it) 、消费习惯 (示范效应) 决定基本消费差异。
人均教育消费模型
人均通信消费模型
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模型
人均文化娱乐用品消费模型
从模型 (3) - (7) 中的t检验统计量 (|t|>2) 和拟合优度R2可知, 在给定0.05的显著性水平下, 各回归方程式均通过了统计检验, 回归系数显著, 模型拟合程度好, 可以应用于基本消费需求、边际消费倾向、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四个方面的内容分析。模型 (4) - (7) 式解释消费结构特征为:教育、通信、文化娱乐、文化娱乐用品基本消费由消费习惯 (示范效应) 、个体效应、时期效应共同决定。
三、基于模型估计的分析
(一) 基本信息消费的地区差距变化
根据各类信息消费ELES计量模型获得我国不同地区各类信息的基本消费结构的地区差异明显 (表1) , 极差系数反映的是单位基本消费中的极差大小, 因而它更具可比性。1995年到2010年除教育外, 各类信息消费地区差距明显缩小。表明各地区对教育的基本需求差别不大。从差异系数看, 2010年基本消费的地区差异大小依次是文化娱乐用品>文化娱乐>通信>教育。基本需求支出占实际支出的比重 (占比) 反映了消费刚性的强弱, 比重越大, 对居民生活基础性程度越高, 则消费刚性越强, 显然对城镇居民信息需求基础性程度大小依次为教育>通信>文化娱乐>文化娱乐用品。
基本消费的偏离 (Z it) 是负值, 表明其基本消费没有满足, 我国大部分省份人均基本信息消费的地区 (个体) 影响为负数, 表明实际消费支出还没有达到模型所估计出的平均基本消费;地区影响排在前5位是上海、北京、浙江、广东、江苏;其人均收入也排在前5位。表明我国大部分地区处于相对不发达阶段中, 可支配收入小于总预算支出, 有限的收入主要用来满足基本生活的物质需要, 无法完全满足较高层次的信息消费。
注:极差=最高基本消费-最低基本消费;极差系数=极差/平均基本消费
资料来源:根据模型 (7) - (11) 由Eviews6.0计算生成。
由表2数据可看到, 教育消费地区影响最高的是浙江、上海, 最低的是河北、云南。通信消费的地区影响排在前三位的是广东 (53.36) 、福建 (28.33) 和上海 (13.66) ;当文化娱乐消费的地区影响 (Z3it) 等为负值, 表明这些地区 (天津、上海) 对文化娱乐基本消费需求很高, 而目前远未满足, 消费潜力大, 贵州、甘肃等地区对基本消费的偏离 (Z3it) 为正值, 说明这些地区文化娱乐基本消费需求不高, 实际基本消费超过基本需求, 得到满足的程度高, 这验证了文化娱乐属于提高生活质量的享乐型和发展型消费。
(二) 基本信息消费的时期影响
时点影响见表3, 1999年-2004年教育消费时点影响是正值, 2001、2002两年时间影响值最高, 与当时高校扩招相关。从2008年至2010年教育消费的时点影响出现负数, 这与国家大力推广九年义务教育和对高等教育实施贫困助学, 总体上降低了人均基本教育支出有关。2000-2007年是通信消费快速发展时期, 居民主要通信工具更新换代。文化娱乐用品 (除2001年) 在1996-2006年时点效应为正, 表明其消费在此十年发展很快, 2002-2004年文化娱乐用品消费出现消费高峰期, 居民对现代文化娱乐用品需求得到较大程度的满足。1996年-2002年文化娱乐的时点影响高于平均影响, 2005年-2010年低于平均影响, 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文化娱乐基本消费水平较低, 消费潜力大。
(三) 信息消费的“棘轮效应”和边际消费倾向
“棘轮效应”是指人们的消费行为是不可逆的, 人们的消费支出不仅取决于现期收入, 而且还取决于他们以往消费所形成的消费标准和消费习惯。即使在短期中人们的收入暂时减少了, 他们仍要维持过去所形成的消费标准, 从而使消费减少小于收入的减少。模型 (4) - (7) 表明, 所有的信息消费“棘轮效应”明显, 影响超过当期可支配收入。棘轮效应影响大小顺序是文化娱乐>教育>通信>文化娱乐用品。1995-2010年平均边际消费倾向大小依次为文化娱乐用品>文化娱乐>通信>教育。
(四) 信息消费需求的收入与价格弹性分析
需求的收入弹性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居民收入每变动1%, 引起的相关商品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数, 记为η, 计算公式为:
本文采用4个时点截面数据计算收入弹性 (表4) 1995-2005年各类信息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 2005-2010年收入弹性均呈现上升 (除文化娱乐) , 表明信息消费阶段性特征。基础性消费 (教育) 收入弹性小于非基础性消费 (文化娱乐) 。
注:根据根据公式 (12) 计算得出
消费需求的价格弹性是指: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产品价格变化1%时所引起的消费需求量的变化。根据消费支出额计算商品的自价格弹性 (εL) 的公式如下:
根据公式 (9) 计算结果表明, 各类信息消费需求的自价格弹性系数较大, 即各类信息消费品的需求量受其自身价格的影响较大 (表5) 。
各项信息消费需求自价格弹性都为负值,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随着消费品价格上涨, 其需求量将会减少, 反之, 则增加。如果|εL|<1, 说明需求量变动率小于价格变动率, 数据显示:1995-2010年信息消费需求的收入和价格弹性大小顺序是文化娱乐用品>文化娱乐>通信>教育。
不同地区信息消费需求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不同。一般低收入地区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价格弹性大于高收入地区;低收入地区文化娱乐用品和文化娱乐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明显大于高收入地区。1995年高收入地区教育的占比明显低于低收入地区, 而高收入地区文化娱乐用品的占比明显高于低收入地区, 消费结构较为均衡。2010年高收入地区通信消费占比低于低收入地区, 地区间信息消费结构差异变小。
四、启示与建议
(一) 提高居民个体信息消费能力
居民个体信息消费能力是由居民信息素质和支付能力构成。信息素质由所受相关教育程度决定, 支付能力由收入和时间机会成本决定, 实证分析表明, 文化娱乐用品和文化娱乐需求的收入弹性较大, 提高收入有助于增加精神文化类信息消费, 优化信息消费结构。居民信息消费不均衡很大程度是因为受教育差距和收入差距。低收入地区教育和通信基本消费支出占实际需求支出的比重大, 对居民生活基础性程度越高。提高落后地区城镇居民教育和通信基础消费, 最根本的是增加居民收入。提高低收入居民信息消费的水平, 缩小信息消费差距。进一步优化信息消费结构。
(二) 针对不同地区降低不同类别信息商品价格
针对中低收入地区城镇居民文化娱乐用品和文化娱乐消费的价格弹性较高的现状, 降低其消费价格, 有助于缩小地区间信息消费差距。从整体来看, 通过降低价格,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文化娱乐用品 (如电视、手机、电脑等商品) 的普及率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目前, 网络信息消费是最具增长潜力的信息消费品, 将成为推动居民信息消费高端化的最主要动力。当前我国的宽带资费仍有降价的空间, 进一步降低文化娱乐及网络消费价格将推动中低收入地区居民文化娱乐消费。
(三) 积极培育居民新的主导性信息消费热点
首先, 城镇居民的信息消费表现出了显著的内部习惯形成, 一旦形成某种信息消费依赖, 就会延续下去, 存在明显棘轮效应, 所以引导新型的信息消费显得尤其重要;再次, 信息技术的革新促进了新媒体的出现, 互联网消费、数字电视、付费频道、网络游戏、移动网络手机等新媒介形态的出现, 在为居民信息消费提供新产品的同时, 也在逐渐改变着居民的信息消费习惯。因此建议针对城镇居民来说, 要大力开发具有吸引力的新型信息产品, 提高现有信息产品质量;积极培育新的主导性信息消费热点。
摘要：我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总体上处于由基本信息消费向发展娱乐型信息消费过渡阶段, 消费结构地区差异明显, 信息消费“棘轮效应”明显, 优化信息消费结构的建议:提高居民个体信息消费能力;降低信息商品价格;培育新的主导性信息消费热点。
关键词：信息消费结构,面板ElES模型,地区差异,收入弹性,价格弹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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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S模型 篇4
关键词：扩展线性支出系统 (ELES) ,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
在长三角经济区, 南京和杭州作为仅次于上海的一线城市, 形成了相当的集聚力和辐射力, 成为撑起长三角两翼的支点。南京和杭州同是省会城市, 也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都, 无论城市面貌还是经济发展程度, 都有很多共同之处, 甚至2008年两地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旗鼓相当, 所以杭州、南京两地居民消费结构具有可比性。研究两地消费结构, 提出优化消费结构的建议, 对于提高两地的消费质量, 推动两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扩展线性支出系统 (ELES) 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一)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 (ELES) 模型的构建
ELES的具体数学模型为:
式中i为商品或劳务的种类, Vi为消费者对第种商品或服务的消费支出;Pi为第种商品或服务的价格;Xi为消费者对第种商品或服务的基本需求量;Y表示消费者人均可支配收入;PiXi是对第i种商品的基本需求支出;βi为消费者的收入除去各类商品或服务基本需求支出后的余额中追加用于第i类商品或服务的比例, 称为第i类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 其中0<βi<1, 0<∑βi<1, ∑PiXi为各类商品或服务基本需求支出总额。
将上式进行变形整理,
可得到∑PiXi=∑αI/ (1-∑βi) , 从而得到对第i类商品 (或劳务) 的基本需求为:
模型 (4) 是简单线性回归模型, 利用截面材料, 采用最小二乘法可求得 (和 (的估计值。以上就是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本思想。
(二) 扩展线性支出系统 (ELES) 模型的检验
根据2008年杭州、南京统计年鉴中的数据, 以两地城镇居民的年可支配收入为自变量, 以食品等八个项目为因变量进行回归, 各回归方程的参数估计以及t检验值的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从回归估计的结果看, 在α=0.05的显著水平下, 杭州、南京各类消费的回归方程均通过F检验, 解释变量也均通过了t检验。并且, 各项R2值都在0.7以上, 表明对杭州、南京城镇居民来说, 可支配收入对八类商品及服务的影响是显著的。
二、杭州、南京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比较分析
(一) 杭州、南京基本需求比较分析。
根据公式 (5) , 可以计算出两地城镇居民的基本需求, 见表2。南京城镇居民的年人均基本需求支出达到6732.2元, 高于杭州。杭州城镇居民中的低收入户实际消费支出高于基本需求支出, 不需要社会救济。南京城镇居民的基本需求支出高于最低收入户低于低收入户, 说明南京最低收入户仍处于相对贫困状况, 需要社会救济, 也说明南京城镇居民之间存在贫富差距。
(二) 杭州、南京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
两地的边际消费倾向都不高, 杭州为0.559, 南京为0.473。这体现出两地城镇居民都具有较强的储蓄倾向, 消费需求不足。从各类商品或服务的边际消费倾向来看, 杭州边际消费倾向从高到底依次为交通通讯、食品、文教娱乐、居住、衣着、医疗保健。这说明杭州城镇居民随着收入提高, 对现代化的交通通讯的需求增加, 对食物的质量要求提高, 并且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不断增强。南京边际消费倾向由高到底依次为文教娱乐、交通通讯、食品、衣着、医疗保健。说明南京城镇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用于娱乐方面的支出会增加, 并且随着对教育的认识逐步加深, 会更注重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时, 对通讯产品的需求也比较旺盛, 此后, 才注重吃和穿。把这两个城市进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 除了文教娱乐服务外, 杭州的各项边际消费倾向均高于南京。这表明杭州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优于南京, 已经发展成为层次比较高的享受型、发展型消费结构。
(三) 两地需求收入弹性比较。
根据ni=βi·Y Vi, 可计算出两地各项需求收入弹性系数, 见表3。两地各项需求的收入弹性均为正值, 说明随着两地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 对各类商品及服务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两地的食品、衣着、医疗保健这3项收入弹性基本一致, 且都小于1, 说明这三项对于两地城镇居民来说属于生活必需品。其中食品的收入弹性最小, 这是由食品作为最基本的生存资料的特点所决定的。两地的交通通讯和杂项收入弹性都大于1, 说明这两项对两地城镇居民收入反应较大, 是高档消费品和服务, 也是两地未来的消费热点。南京收入弹性大于1的除了交通通讯、杂项外, 还有文教娱乐, 并且文教娱乐的收入弹性大于杭州, 与前面分析一致, 南京城镇居民对精神方面的消费越来越重视。
三、结论和建议
通过在扩展线性系统框架下比较分析杭州、南京城镇居民消费结构,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 两地城镇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支出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线性关系。第二, 两地需求收入弹性为正值, 因此, 随着两地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 仍会刺激各类商品及服务的消费, 消费品市场仍然存在增量空间。第三, 南京城镇居民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距, 要开拓多种渠道增加南京最低收入户的收入水平, 以扩大消费需求。第四, 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等将是两地未来的消费热点。所以, 当前要改善通讯设施等现代化通讯条件, 大力发展教育和高科技产业;两地旅游资源丰富, 可大力发展旅游业。第五, 要加强对消费主导型经济的认识。各企业要注重和适应消费主导型经济的特点, 带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南京市统计局.南京统计年鉴2008[R].南京:南京出版社, 2008-8:表15-7.
ELES模型 篇5
一、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本文拟通过构建系统模型对新疆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及其变动进行一些理论探讨。目前, 国际国内学术界较为普遍应用的模型是扩展线性支出系统 (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ELES) 和近似理想需求系统模型 (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 AIDS) 。而ELES模型的一个显著优势是在利用截面数据时, 可直接应用最小二乘法, 计算比较简便, 并且在计算时无需具体价格信息。因此对于消费行为、结构及趋势变动的研究中多使用ELES模型, 本文亦采用这种方法。该模型是在英国经济学家斯通 (R·Stone) 1954年提出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LES) 的基础上, 经过经济学家郎奇 (C·Llunch) 的改进, 形成了现在的ELES模型。
(一) 模型设定
ELES模型是在假定消费者是充分理性的前提下, 从设定的效用函数出发, 在消费者收入一定的约束条件下, 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对消费者的支出求解, 即求解马歇尔需求函数。ELES模型的效用函数是在克莱因 (K·R·Klein) 和鲁宾 (H·Rubin) 提出的效用函数基础上, 后经由经济学家郎奇 (C·Llunch) 改进而成的。改进后表示为以下数学形式:
其中qi﹥γi﹥0, qi是商品i的实际需求量;γi为i商品维持生活的基本消费需求量;βi为边际消费倾向。预算约束为:
其中piqi为消费者对商品i的消费支出, V为消费者的总支出, I为消费者收入, 该约束条件表明消费者的预算是以其收入为限的。
在 (2) 式的约束下, 最大化消费者效用, 即使得 (1) 式最大, 得到需求函数为:
βi为边际消费倾向, 满足0﹤βi﹤1, 且
模型的计量形式为:
其中μi为随机误差项。对于 (5) 式的计算可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得出bi和βi的估计值, 可以得出以下公式:
式中piγi表示消费者对某商品的基本需求, η1表示需求的收入弹性。
(二) 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模型中的变量选取了新疆城镇居民各项消费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 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解释变量。消费支出的项目包括食品、衣着、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居住和杂项, 共八类支出项目, 样本县市包括乌鲁木齐、克拉玛依、石河子、伊宁、库尔勒、喀什等36个南北疆的市镇。数据选择了2006年和2010年的截面数据, 数据来源于《新疆调查年鉴》2007、2011年。年鉴中的被调查城镇超过30个, 可以满足计量模型对于样本容量的要求。
二、新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分析
在整理相关数据后, 运用Eviews6.0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新疆城镇居民消费系统模型进行模拟, 在计算过程中所有数据去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 所得结果如表2。所得的估计值均可以满足经济学的要求, 同时绝大部分可决系数都能满足计量要求, 模型的估计参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总体上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新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
(一) 基本消费支出变动分析
新疆城镇居民各项支出的基本消费需求变化较大。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教育、居住、杂项支出分别从2006年的1422.67、598.6、165.96、284.19、431.01、546.23、459.7、211.66增长至2371.81、879.57、349.38、413.42、756.8、630.51、528.53、342.33元, 各项支出具有较大增长, 平均增长52.31%。各类支出中增长数量最多的是食品支出和交通通讯支出, 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家庭设备支出和交通通讯支出。这说明新疆城镇居民在收入增长的情况下, 对各类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均保持增长势头。在各类需求中, 对食品和交通通讯、家庭设备和服务的需求尤其旺盛。这三种需求的消费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食品需求看:粮食消费比重从2006年的10.75%下降到2010年的9.81%, 油脂类、肉禽蛋水产品的消费分别从3.18%、22.68%上升至3.55%、26.31%, 其中牛羊肉消费比重占整个肉类消费的比重从43%上升至49%, 而猪肉消费比重则从14.95%下降至13.58%。另外, 在外饮食支出的迅猛增长也值得关注, 2006年新疆城镇居民在外饮食的平均消费为528.92元, 2010年则达788.94元。可见, 新疆城镇居民在食品消费方面追求营养、健康、方便快捷的趋势更加明显。从交通通讯支出看, 交通支出比重从2006年的45.02%上升至2010年的59.13%, 通讯支出相应下降, 交通工具支出占交通通讯支出的比重从7.50%增至16.27%。《新疆统计年鉴》相关数据也显示, 2006年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2.08辆汽车, 而2010年达到了8.63辆。由此可见, 新疆城镇居民的消费层次得到较大提升, 轿车逐渐步入寻常百姓家。从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来看, 家庭设备和耐用消费品增长最快, 其增长的数量占到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支出增长量的70%以上。
(二) 边际消费倾向变动分析
从纵向比较看, 新疆城镇居民各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之和呈现下降趋势, 2006年为0.7689, 到2010年下降为0.6959, 下降了7.3个百分点, 下降幅度近10%。这说明新疆城镇居民的消费动力不足, 这与当前全国的消费状况相似。各项消费支出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最快的是交通通讯支出, 由2006年的0.0853下降至2010年的0.0317, 其次是教育文化娱乐和居住支出, 分别由0.1506、0.0868下降至0.1039和0.0495。根据边际消费倾向与平均消费倾向的关系可知, 新疆城镇居民的交通通讯支出、教育文化娱乐和居住三项支出的增速在逐渐放缓, 未来这三项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可能有所下降。而边际消费倾向上升最快的是包括医疗支出、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支出, 它们分别从0.0544、0.054增长至0.0957、0.0805, 这两项支出在加速增长, 可以预测未来其支出比重可能有所上升。
从横向比较看, 2006年新疆城镇居民的各项支出的边际消费倾向排名依次为食品、教育文化娱乐、衣着、居住、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杂项支出, 2010年排名为食品、教育、衣着、医疗保健、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居住、交通通讯、杂项支出。根据边际消费倾向排名变化可以看出, 在2006年, 除了食品、教育、衣着支出外, 居住、交通支出占有重要地位, 而在2010年则除了以上三项支出外, 医疗、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支出更重要。这充分说明了新疆城镇居民较2006年更加重视健康和家庭生活的舒适, 对于家庭设备用品的追求也反映出人们随着收入的增加, 更加追求享受型的生活资料。
(三) 收入弹性变动分析
从纵向比较看, 各消费支出项目的收入弹性变化不大。其中增长的是家庭设备用品、衣着、医疗保健、居住和杂项支出, 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支出, 从2006年的1.159增加到1.4612。食品支出、交通通讯支出和教育支出的弹性略有下降, 其中交通通讯支出下降最大, 由2006年的1.1892下降至1.0575。据此可以判断, 家庭设备、衣着、医疗和居住支出在增长空间相对变大, 而食品、交通、教育支出的增长空间相对缩小。
从横向比较看, 新疆城镇居民的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教育文化娱乐几项支出的收入弹性始终比较高, 保持在1.0以上, 即富于弹性, 未来这几类商品或服务的增长空间较大;而衣着、食品和居住支出则较小于1.0, 未来这几类商品或服务的增长空间相对小些。从经济发展历程看,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 对于教育、医疗、家庭服务、交通等第三产业相关服务的需求必然会不断增长, 同时推动经济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发达经济结构转化。
三、政策建议
上述定量分析表明, 新疆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渐趋合理。从总体来说, 城镇居民对居住、食品、教育文娱、交通通讯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等属于享受型的消费需求仍较强烈。但新疆城镇居民总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五年中却出现大幅度下降, 优化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势在必行。
首先, 发展壮大新疆经济,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促进消费。新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收入也相对较低, 这严重制约了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13 471.45元, 比新疆高出32%, 这说明新疆城镇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还是较低的。新疆应当借助全国援疆的有利时机, 在充分利用援疆资金的基础上, 把握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 大力发展新疆经济, 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其次, 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消除居民的不安定感, 稳定消费心理[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改善人民消费倾向的关键。新疆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就是居民不敢消费。现在住房贵、看病贵、上学贵正像三座大山压在城市居民的头上。要建立信用消费、住房消费、服务消费等鼓励消费的政策。同时继续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 消除居民看病、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 让人们敢消费、愿意消费。大力整顿市场秩序, 改善消费环境, 促进多种消费方式的价格竞争, 从而进一步促进消费。
再次, 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扩展拓展消费领域[4]。消费结构的升级需要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作为物质基础。目前需要推进家庭设备和用品产业的更新换代;发展住宅业、汽车业、信息产业;加快发展旅游业、文化教育产业, 以及金融、租赁、社区、家庭医疗等相关服务业。特别是发展文化、教育、旅游等服务消费领域, 不仅能够吸收大量劳动力, 而且有助于提高新疆居民的人文素质。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结合起来, 既能为消费结构优化创造可靠的物质基础, 也为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空间。
摘要：文章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 (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简称ELES模型) 的分析方法, 利用《新疆调查年鉴2007、2011年》对全疆36个城镇的调查数据, 对新疆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基本需求、收入弹性进行实证分析, 得出了新疆城镇居民对于医疗、交通通讯、家庭设备和服务等享受型消费的需求依然旺盛的结论, 这说明其消费层次有所提高, 消费结构更趋合理。但其中也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等问题, 文章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增加城镇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新疆城镇居民,消费结构,ELES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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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S模型 篇6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用excel排序得到。
在居民消费支出统计中属于信息消费的内容包括:①教育消费 (教材及参考书、学杂托幼费) ;②通信消费 (通信工具、通信服务) ;③文化娱乐用品消费 (文娱用耐用消费品及其服务) ;④文化娱乐服务消费 (主要有新闻服务, 出版发行和版权服务, 广播、电视、电影服务, 文化艺术服务, 网络文化服务, 文化休闲娱乐服务, 其他文化服务。相关文化服务:主要有文化用品、书报杂志、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四项支出等。
1 安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支出及结构演变
1.1 人均信息消费支出现状
总体而言, 与全国31个省份相比, 1995-2010安徽城镇居民人均各类信息消费支出排名和平均排名如表1所示, 各项排名呈倒V型, 笔者根据统计数据计算, 1995-2009安徽城镇居民人均信息消费15年平均支出945元, 年平均增长12.3%。1995-2010年安徽人均信息消费支出平均排名是全国20位, 属于信息消费中低水平地区。1995年到2010年各类信息消费都有较大增长, 2010年通讯消费是1995年的6.33倍, 文化娱乐用品是1995年的5.65倍, 文化娱乐服务是1995年的8.53倍, 教育消费是1995年的4.55倍。其中2002-2005年连续4年教育消费与总信息消费全国排名垫底, 2006年教育消费从上年30名跃升14名, 2007年上升到第8名;2006年后总信息消费排名从上年30名跃升18名, 2010年排名12名。文化娱乐用品、文化娱乐消费排名2007年分别由上年28和30名跃升18名和20名。由此可见, 自2006年以来, 安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水平已渐趋全国中等水平。为消除价格变动因素对城镇居民收入和各类信息消费支出的影响, 以1995年各类信息消费价格为可比价进行调整, 得到以不变价格表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信息消费分类支出结构, 在不同阶段各类信息消费在总信息消费中所占比例不同 (图1) 。调整后2010年实际人均教育消费增长幅度最低, 比1995年仅增长了0.35倍, 人均通信消费增长了7.96倍, 文化娱乐支出增长了3.20倍, 文化娱乐用品支出增长最多, 增长13倍。
1.2 人均信息消费结构的变化
1995-2010年间安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结构的变化较大, 各类信息消费支出在总信息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重 (占比) 变化不一, 有升有降。表2是以市价结构和1995价格 (不变价格) 表示的人均信息消费结构变化, 从市价支出占比看, 1995-2010年教育消费占比始终排在第一, 人均通信消费占比排第二;扣除价格变化因素, 实际信息消费支出结构中, 教育占比由1995年的42%下降到2010年10%, 通信占比由1995年27%上升到2010年42%, 文化娱乐用品由1995年16%上升到2010年38%, 文化娱乐服务由1995年15%下降为2010年11%。由此可见, 近十几年来, 信息消费发展较快的是通讯和文化娱乐用品, 较慢的是教育和文化娱乐。这种变化表明, 由于通讯类产品和文化娱乐用品 (电视、电脑等) 价格在大幅下降后, 人们有条件增加这类产品消费, 其实际消费占比已超过了教育消费。居民教育和文化娱乐消费市价占比的提高主要是其物价上升造成, 并非全是实际消费提高。由于教育消费是信息消费结构中基础性消费, 所以具有刚性特点, 在收入有限时优先被满足。只有在基础性消费获得满足的基础上, 才有更高层次的文化娱乐消费需求, 文化娱乐消费增加是生活质量提升的体现;随着经济增长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 居民对各类信息消费品和服务的支出不再仅满足于基础信息需求, 而逐渐转向更先进的信息传播及接收工具的消费, 追求快速获取信息和与个人发展有关的知识信息 (精神享受) 消费。信息消费层次已逐渐由基础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
通过对安徽13个地区城镇居民各类信息消费结构变化可看出, 2000-2010年安徽各地区城镇居民信息消费以教育和通讯消费为主体 (图2) , 表明现阶段安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层次不高, 仍以基础信息消费为主。13个地区比较, 铜陵市教育占比最高为42.3%;亳州市通信消费占比最高为41%;蚌埠市文化娱乐用品占比最高为18.8%;宣城市文化娱乐服务占比最高为17.4%。
由表3可知, 各地区总信息消费排名与教育消费排名基本一致, 意味着教育消费水平与总信息消费水平高度相关, 2000至2010年马鞍山城镇居民总信息消费、文化娱乐用品、文化娱乐服务、教育消费平均排名第一, 通讯消费排名第二, 其可支配收入也是第一。亳州市城镇居民总信息消费、文化娱乐用品、教育消费平均排名最后, 文化娱乐服务排12名, 通讯排10名, 收入排名11, 显然收入水平决定信息消费水平。
2 安徽各地区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结构差异
2.1 基于面板数据信息消费El ES计量模型
目前, 对消费行为及趋势的分析一般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Exten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ELES) 。El ES模型理论假定某一时期人们对各种商品 (服务) 的需求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和各种商品的价格, 而且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超过基本需求之外的需求2个部分, 并且认为基本需求与收入水平无关, 居民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将剩余收入按照某种边际消费倾向安排各种非基本消费支出, ELES模型满足需求函数的基本性质, 并且直观地反映了消费支出的构成情况;利用模型还可以直接求得边际倾向、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利用面板数据建立ELES模型不仅可以显示个体时点之间的差异, 同时还可以更好地识别和度量纯时间序列和纯截面数据所不能发现的影响因素。
ELES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1) 式中, CL代表第L种类商品的消费支出, PL表示L种商品的消费价格, XL为对第L种商品的基本需求量, βL为第L种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 (ΣβL<1) , Y代表收入, 本式中Y为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 为用于基本需求以外的可支配收入。对方程 (1) 两端求和
上式中于是 (2) 式成为:C=α+βY+μ
面板数据的El ES模型基本形式为:
在此, L=0, 1, 2, 3, 4分别表示总信息消费、教育、通信, 文化娱乐、文教娱乐用品, i=1, 2…13分别表示地区, t=2000, …2010, 表示年份。本文要做安徽13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分析, 时间跨度是2000-2010的数据, 以各类信息消费支出为因变量, 以各地区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自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在时间方向上有11个取值点, 横截面上有13个单位, 即N=13;为了便于地区比较, 同时反映各时期特有的影响, 将 (3) 式中基本消费αit分解为总体均值截距项α0、地区个体影响ZL i和时期影响TL t, 于是改进的ELES模型变换为:
(4) 式中表示i地区城镇居民家庭t年的人均实际L类信息消费支出;Yit表示i地区城镇居民家庭t年人均实际收入;代表地区因素对L类信息商品基本消费的偏离, 仅随地区不同而异;仅随时间而不同;它包括了那些随时点变化但不随个体变化的难以观测到的变量的影响, 两者的变化都与相关, μit为随机干扰项, 这里假定它满足古典线性回归模型的所有假定。 (4) 式分离出并量化了信息消费的地区差异和时间差异。由于考虑了价格和消费需求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该ELES模型能较好地诠释居民各项消费结构指标。数据来自2000-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安徽统计年鉴》。由于仅对样本本身的个体差异情况进行分析, 所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通过比较发现, 个体、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与其他模型相比, 回归的拟合优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参数显著性水平提高。利用上述面板数据和Eviews6.0计量软件, 分别建立人均各类信息消费支出ELES模型 (5个方程) , 各类信息消费ELES模型估计结果 (见表4) 显示, t检验基本都在5%的显著水平通过检验。从R2看, 模型拟合程度较好。
2.2 模型实证分析
2.2.1 基本消费的地区差异分析
表4中地区因子反映某类消费的地区差异, 由于个体因子是L类基本消费的一部分, 若越大, 说明该地区居民在某类消费上的基本消费越大, 反之亦然。在表中, 时点因子Tt反映居民消费结构的时期差异。某类消费的时点因子越大, 说明居民在该年对该类消费的投入越多。实证结果表明:安徽城镇居民人均总信息消费支出的地区差距较大。信息消费支出的地区影响波动很大, 从马鞍山的231.61 (最大值) 到亳州的-269.60 (最小值) , 地区间相差悬殊。表3中, 淮北、蚌埠、宣城、滁州、安庆、亳州的地区因子为负值, 表明这些地区自发消费低于总体平均自发消费水平, 马鞍山、合肥等地区因子为正值地区, 其自发消费高于总体自发消费水平。教育地区因子表明马鞍山、合肥等地区基本教育消费水平较高, 亳州基本教育消费水平较低;通讯消费地区差距较小, 通信自发消费最高的是合肥, 最低是滁州;文化娱乐用品地区因子最高的是马鞍山70.65, 最低的是亳州-92.39;文化娱乐基本消费总体均值较低, 地区差距波动不大, 淮南、蚌埠、安庆、亳州的个体因子为负, 说明这些地区文化娱乐消费还处在较低水平, 主要受收入的制约, 享受型的信息支出也就更少。安庆、亳州两地各项信息消费地区影响因子全部是负值, 说明这二个地区信息消费低于安徽整体信息消费水平 (表3、表4) 。
由表5可知, 虽然可支配收入地区差距在扩大, 但2010年教育、通讯、文化娱乐服务3类消费的地区差距比2000年缩小, 2010年文化娱乐用品消费的地区差距较2000年扩大。
↓表示差距缩小、↑表示差距扩大。
2.2.2 信息消费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分析
1) 信息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信息需求的收入弹性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居民收入每变动1%, 引起的信息商品需求量变动的百分数, 记为η, 计算公式为:
2) 信息消费需求的价格弹性。信息需求的价格弹性是指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信息产品价格变化1%时所引起的信息消费需求量的变化。根据消费支出额计算商品的自价格弹性 (εL) , 计算公式为:
由公式 (5) (6) 计算表明, 各类支出的收入弹性为正, 表明信息消费与收入有正相关性, 价格弹性为负, 表明信息消费与价格是负相关。各类信息消费的平均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大小顺序是人均文化娱乐>文化娱乐用品>教育>通信, 教育和通信消费是信息消费中的基础消费, 目前安徽基础信息消费占总信息消费比例较大。
注:收入与价格弹性是2000-2010年平均值。
低消费地区在教育、文化娱乐用品和文化娱乐的收入与价格弹性明显大于高消费地区, 低消费地区基本消费远低于高消费地区 (表6) 。
2.2.3 各类信息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
2000-2010年安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平均边际消费倾向大小依次为:教育>文化娱乐>文化娱乐用品>通信, 表明安徽教育和文化娱乐消费需求较大;教育和文化娱乐消费价格上升较快, 由于教育消费缺乏价格弹性, 导致其基本消费成本上升, 为保证基本消费水平, 其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现实中教育消费支出的增加主要是因为价格的增加而导致, 如果扣除物价增长因素, 实际教育消费增长很少, 低收入居民只能减少其他信息消费来保证教育支出。
2.2.4 各类信息消费的时期影响
总体而言, 2006年之前安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层次不高, 以教育和通信消费为主体, 2005年前各类信息消费的时间影响效应基本为负, 主要因为收入水平偏低, 对信息消费的投入也就相对较少。从表4中时间影响效应变化可以看到, 2006年、2007年、2010年总信息消费时间影响效应出现大的上升, 教育消费时间影响效应2001出现大幅上升, 2002年大幅下降, 2006年由负转正, 波动趋于缩小, 由于教育消费价格不断上涨, 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和抑制了部分居民教育消费增长。通信、文化娱乐用品消费时间影响效应呈波动性的N型向上趋势, 通信时间影响效应波动幅度大, 随时间上升较快, 由2000年的-141.89到2010年182.90, 这种阶段性特点是由为通信工具和文化娱乐用品耐用消费品的特点决定, 例如居民个体在2003年集中购买电视或电脑等耐用品可以用很多年, 之后几年没有这类消费, 当若干年后出现新型电视或电脑引发又一轮消费高潮。文化娱乐消费时间效应随着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观念的变化, 2007年由负转正, 2010年出现很大幅度的提高。田凤平等研究认为消费总支出和信息产品价格对各自信息消费支出份额的边际影响都存在一个最大值, 当边际影响未达到该最大值之前, 边际影响随着信息消费总支出的增加而不断增加, 当边际影响达到该最大值之后, 消费总支出对信息消费支出份额的边际影响随总支出的增加而逐渐减少, 而当消费总支出超过某一更高水平后, 该边际影响又呈上升趋势, 价格对信息消费支出份额边际影响的上升速度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3 优化信息消费结构建议措施
安徽教育和文化娱乐消费比较滞后, 教育消费2007年有较大上升, 形成赶超态势, 2010教育消费排名上升到全国第9, 说明城镇居民在教育上投入加大。文化娱乐消费上升到14名, 逐渐成为消费的增长点。实证分析表明, 未来安徽信息消费发展的重点是教育和文化娱乐消费, 但由于教育消费具有刚性特点, 历史欠账较多, 文化娱乐消费应具备相应文化素质, 笔者认为, 应从提高居民个体信息消费能力着手, 促进信息消费结构优化, 居民个体信息消费能力是由居民信息素质和支付能力构成。信息素质由所受相关教育程度决定, 支付能力由收入和时间机会成本决定, 居民信息消费不均衡很大程度是因为受教育差距和收入差距。针对安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结构现状, 提出以下建议:
1) 增加居民收入与减小收入差距并重。实证分析表明, 安徽信息消费支出最少的地区 (亳州) 教育消费的收入弹性较高, 文化娱乐用品和文化娱乐服务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 其消费短期内受收入的影响大于长期的影响。从基础条件看, 支付能力不足是导致信息消费差距的主要原因, 相比之下, 高收入城镇 (马鞍山) 居民比低收入城镇居民年人均信息消费支出就高, 提高落后地区城镇居民信息消费能力, 最根本的是增加居民收入。因此, 努力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居民收入水平, 进一步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 有助提高居民对信息消费的支出, 有助提高文化娱乐消费水平。
2) 发展教育产业, 提高居民信息素质。教育是准公共产品, 具有很强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一般来说, 在人们支付能力有限时, 人们的选择通常是放弃或降低文化娱乐消费。安徽教育基础设施不足, 不能提供多品种的教育产品, 满足不了公众的需求, 从而会影响居民进行高层次信息消费的积极性。因此, 应加快缩小地区教育差距。政府在教育经费的投入中, 应实行向经济落后地区倾斜、向教育条件薄弱的学校倾斜、向低收入阶层倾斜的政策;要增加教育产品供给, 降低教育消费价格。尤其应加大对落后地区、知识层次较低者和普通民众的教育培训, 改变他们的观念, 增强人们信息消费的愿望和能力, 使居民的信息素质得到均衡提高。
3) 降低信息产品消费价格。信息消费的价格弹性略大于收入弹性, 目前文化娱乐用品和文化娱乐消费价格弹性较高, 一方面居民对高科技信息消费有强烈的需求, 而另一方面由于对信息消费使用先进设备的费用高而承受不起, 难于进入应用领域。要提高信息化普及率, 使信息通道能够深入到千家万户, 使普通老百姓能接触网络, 享受科技文明, 为此, 要引入竞争机制, 完善管理体制, 吸引更多电信、网络服务商的参与, 不断打破垄断, 以降低电信、网络使用资费。
4) 引导居民合理信息消费。安徽城镇居民在必需信息消费品得到满足的前提下, 向追求各种高层次的信息商品延伸, 居民信息消费水平和结构不断优化。可针对不同收入群体引导消费:①高收入群体:在信息消费时更加注重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 他们信息消费的时尚化与个性化日趋明显, 对于这一层次的消费群体, 关键在于通过丰富其消费内容来提升其生活品位。②中等收入群体:由基本信息消费向享受型、发展型的信息消费倾斜, 对于这一层次的消费群体, 应该转变其消费观念, 引导即期消费③低收入群体:对于这一层次的消费群体, 主要是提高基础信息设施普及率, 满足基本的信息消费需求。
摘要：本文分析了1995-2010安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水平及结构变化的现状, 建立基于2000-2010年面板数据的信息消费ElES计量模型。动态分析安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结构呈现的地区和时期差异, 计算比较各类信息消费的基本消费、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 揭示安徽城镇居民信息消费结构的主要特征, 为提高居民信息消费层次, 缩短与发达省份的距离, 实现信息消费结构优化提出措施建议。
关键词：信息消费结构,地区差异,安徽城镇居民,面板ELES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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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ELES的阶梯电价影响研究 篇7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近20年来, 居民用电量一直以大于年增长10%的速度快速增长, 占社会总用电量的比例也不断提高。与发达国家相比, 作为电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居民用电一直实行统一“福利型”低电价政策, 居民用电和工商业企业用电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交叉补贴现象。居民电价的信号指导作用基本消失, 居民用户参与节约用电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 由于居民用电价格低于供电成本, 使得用电越多的高收入居民享受了越多的电价补贴, 形成了隐形的社会不公。为了改善我国电价结构, 减少交叉补贴, 体现公平负担原则, 引导居民合理、节约用电, 国家发改委于2011年11月发布了《关于居民生活用电试行阶梯电价的指导意见》, 要求各地区根据指导意见的要求, 按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于2012年6月1日开始正式实行。
一、文献综述
所谓阶梯电价, 是指根据电力用户电能消费数量多少, 划分为不同的档次, 并针对不同档次设定不同的价格。随着电能消费量的增加, 电力价格不断减低, 称为递减式阶梯电价, 其目的在于鼓励电能消费, 目前已鲜有国家或地区实行;随着电能消费量的增加, 电力价格不断增加, 则称为递增式阶梯电价, 其目的在于节约电能消费。从20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后, 美国加州1972年通过了《Miller-Warren能源生命线法案》, 要求以居民可承受的价格满足其最低能源需求;1978年, 美国国会通过《公用事业监管政策法案》, 增加了生命线条款, 建议由各州的监管机构或公共电力公司对居民用户的必须电量实行较低价格[1]。随后, 递增式阶梯电价 (即生命线电价) 被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采用, 对于递增式阶梯电价 (简称阶梯电价, 下同) 的研究也开始兴起。
国外对阶梯电价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一是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对阶梯电价进行了研究。文献[2]指出电力需求是一种人类基本需要, 需要从哲学和道德的角度进行考虑 (MacCormac, 1982) ;文献[3]提出阶梯电价 (生命线电价) 的设计是为了减低低收入群体的财务负担, 满足其最低电力需求 (Petersen, 1982) 。文献[4]认为阶梯电价制度通过对基本电力需求实行较低价格, 能够帮助特定用户群体, 并由实施高价价格的用户群体对其进行补贴 (Frank A. Scott, Jr.1981) ;文献[5]指出全球一次能源价格上涨, 必然导致电力成本的上升, 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方式会导致低收入家庭的电费支付困难, 而电力是一项基本服务, 应保证所有家庭能够获得最低水平的电力供应, 使用阶梯电价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途径 (WACOSS, 2008) 。二是从供电成本的角度对阶梯电价的合理性进行解释。文献[6]通过对美国部分地区用电情况的分析, 发现相比较低用电量用户, 高用电量用户的用电通常发生在供电高峰时期, 为此相高用电量客户收取高价格体现的价格信号的作用 (Richard Cowart, 2003) ;文献[7]对不同用户用电设备进行研究后指出, 低用电量的用电设备容量较少, 以照明、冰箱等设备为主, 其设备负荷率高。而高用电量用户的空调负荷比例较高, 其设备负荷率较低。另外大用户也对系统容量带来了压力, 增加了系统成本。因此对其收取高价格是合理的 (Wayne Shirley, 2008) 。三是从阶梯电价的实施效果角度进行了研究。文献[8]对高中低三种用电量水平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进行了研究, 认为电力需求缺乏价格弹性, 低收入群体的价格弹性更低 (Parhizgari and Davis, 1978) ;文献[9]研究结果表明, 低用量用户的价格弹性很小、收入弹性相对较高。因此, 对可能受益的低用电量用户阶梯电价政策不会增加其用电量, 从而促进节能 (Michael Hennessy, 1984) ;文献[10]对阶梯电价提出了负面的观点, 认为阶梯电价在经济学上是低效率的, 扭曲的价格会引起资源分配的低效率 (Daniel Czamanski, 2007) ;文献[3]通过对犹他州用户的调查研究, 认为阶梯电价是实行收入再分配的一个相对低效的途径。一部分低收入群体 (约10%) 会增加电价负担, 而一部分高收入家庭 (约30%) 却受益 (Petersen, 1982) 。
国内对阶梯电价的关注和研究始于2004年。2004年浙江和福建作为试点省份开始实施阶梯电价, 随后四川、贵州等省份也加入了试点的行列。2010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居民生活用电实行阶梯电价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 将国内对阶梯电价的研究和讨论推向了高潮。文献[1,11,12]对阶梯电价的理论基础、实施阶梯电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设计原则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对我国开展阶梯电价的方式和途径提出了建议和设想;文献[13,14]对不同国家阶梯电价的实践经验进行介绍分析, 并对我国阶梯电价的设计提出了建议;文献[15]对我国阶梯电价试点省份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分析, 对存在问题和改善方法提出了建议。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检索, 未发现国内对阶梯电价实施效果进行评价的研究成果。本文利用线性支出系统理论, 结合江苏省阶梯电价政策, 对江苏省某市居民实际用电情况进行仿真分析, 考察阶梯电价政策政策的影响和实施效果。
二、模型构建
1.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简介。
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ELES) 是由经济学家C.L.Luch于1973年在线性支出系统 (LES) 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种需求函数系统。其基本思路是:在某一时期内, 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量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和各种商品的价格。消费者在满足基本需求后, 将剩余收入按比例在各类商品和储蓄之间进行分配。其中基本需求和收入水平无关, 只是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平, 而非基本需求取决于满足所有基本消费需求后的“剩余”和消费者的偏好。ELES模型的基本形式为:
式中Y表示可支配收入, PiXi表示第i种商品的消费支出, Piri表示第i种商品的基本消费支出, βi表示第i种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 为收入扣除基本消费支出之后剩余的余额中, 用于对第i种商品或服务追加支出的比例, 且0≤βi≤1。
2.模型应用。
ELES可以被用于对居民消费结构、需求预测等方面的研究。本文从研究政策目标实现程度的角度出发, 根据现行阶梯电价政策, 研究电价变化对居民用电量的影响。首先根据阶梯电价的分档, 可以将电力商品看作三种不同价格的商品, 利用ELES模型可以表示为:
其中P1-3, X1-3, P*1-3, r1-3, β1-3分别表示三种电量分档所对应的价格、用电量、基本用电量价格、基本用电量和边际消费倾向。n表示电价阶梯数和其他商品种类数量的总和。我们注意到, 对于单一电价而言, P1=P2=P3=P*1=P*2=P*3;实施阶梯电价后, 第1档电价等于原单一电价, 第2-3档电价高于原单一电价;由于基本需求电量处于一档电量之内, 所以对应电价P*1=P*2=P*3等于原单一电价;基本需求电量之间存在:r1+r2+r3=r1, 即r2=r3=0。
由于阶梯电价政策变化对居民家庭用电量的影响可以表示为:
其中X′2-3, P′2-3表示实施阶梯电价政策后, 第二、三档的电力消费量及其所对应的电价。从式 (3) 中可以看出, 随着电价的提升, 电力消费数量将会减少。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电价提升的幅度越大, 电力消费的减少量也越大。
三、仿真分析
(一) 江苏省阶梯电价政策简介
江苏省阶梯电价政策经过听证会后进行了调整, 实行按年计算分档电量, 并同时实施峰谷电价。具体执行上, 居民用户每个抄表期间电费都先按照第一档的现行的峰谷电价标准计算正常电费部分, 再根据年累计用电量计算阶梯加价部分, 年累计用电量超过2 760度后每度电加价0.05元/Kwh, 年累计用电量超过4 800度后每度电加价0.3元/Kwh, 正常电费部分和阶梯加价部分之和为该抄表期间用户承担电费。其电费计算方法可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F表示居民的电费总支出,
(二) 江苏省某市居民用电情况分析
2011年度, 江苏省某市社会用电总量为399.7亿Kwh, 同比增长7.0%。其中, 第一产业用电量为1.8亿Kwh;第二产业用电量为260.5亿Kwh;第三产业用电量为84.5亿Kwh;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为52.9亿Kwh, 占社会总用电量的13.23%。其中, 居民用户中实施“一户一表”的用户数为249.05万户, 总用电量为49.99亿Kwh。按阶梯电价分档的居民用电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6.15%最高用电量用户消耗了21.58%的居民用电量, 享受着隐形的电价补贴。同时, 也可以看到, 由于处于苏南经济发达地区, 某市受阶梯电价影响的用户数约占23%, 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 (20%) 。由于某市“一户一表”用户并未全部实施分时电价, 从本文研究目的出发, 对2011年用电量超过2 760 Kwh的用户进行了统计, 其分时电价实施情况如表2所示。
由表1、表2中数据可知, 一户一表用户中大部分实施了分时电价, 考虑到分时电价是我国电力产业政策的指导方向, 所以本文以分时电价用户为研究对象。注意到二、三档用户峰谷比相差不大, 本文取其加权平均值1.23。原分时电价按峰谷比计算, 可得单一电价制下, 居民平均电价P1=0.4687元/Kwh。
(三) 模型计算
本文假设江苏省在2011年实施阶梯电价政策, 根据江苏省某市的实际用电数据, 利用式 (3) 、 (4) 对阶梯电价政策对于居民用电量、电费支出和供电企业的售电量、售电收入的变化进行仿真分析。
1.分档平均电价的确定。
由式 (4) 可知, 对于用电量达到二档, 未达到三档的电力用户有:
其中, 2760≤Xz≺4800。根据某市近两年实际用电情况, 取峰谷比为1.23。则有:
由于2760≤Xz≺4800, 则
对于用电量达到三档的电力用户有:
由于4800≤Xz, 则0.4899≤P3′≺0.7687, 考虑到实际中用电量不可能趋于无穷, 本文取阶梯电价三档电量值的3倍14 400Kwh。可得
2.家庭收入、基本消费支出与边际消费倾向的确定。
从某市用电的实际数据可以发现, 年用电量超过分档电量的用户数较少, 仅占用户总数的约23%。一般情况下家庭电量大小和家庭收入之间成正相关关系。故本文取2011年统计年鉴中的10%高收入家庭和10%最高收入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作为二、三档电量用户的家庭收入数据, 分别为46 742元和72 481元。
根据ELES模型, 构建回归方程PiXi=a*i+b*iY+ui, 并运用SPSS 12.0进行OLS估计和计算, 得基本消费总支出为6 648.5元 (数据来源:某市统计年鉴;计算方法参见文献[17]) 。
边际消费倾向说明了收入变动量在消费变动量和储蓄之间的分配情况, 一般认为相同收入水平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趋于相同。从对用电情况的分析可知, 受本次阶梯电价影响的群体分别为10%的高收入和10%的最高收入的家庭。关于边际消费倾向, 文献[18]指出我国不同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间存在倒U型关系, 不同收入阶层之间有较为明显的差距, 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 且较为稳定;文献[19]对我国1990-2007的消费数据进行研究, 得出了我国边际消费倾向呈整体下降趋势的结论;文献[20]对我国23个省市2000-2005年电能边际消费倾向进行研究, 得出江苏省城乡居民平均电能边际消费倾向在1%-2%之间。结合他人的研究成果, 本文对二、三档电量用户的电能边际消费倾向分别选取为β2=1.3%和β3=1.2%。
(四) 模型结果分析
1.对居民用户的影响。
二档电量用户:
因为
仿真计算结果表明, 若在2011年实施阶梯电价政策, 对二档分类用户的用电量影响在[-48.3688, 0]Kwh/户·年之间, 中位值为-24.1844Kwh/户·年, 占二档用户平均年用量 (3416.7680Kwh/户·年) 的比例为0.71%;对电费影响由两部分构成, 由用电量减少带来的电费减少和由电价提升带来的电费增加 (均使用中位值计算, 下同) , 即: (-24.1844*0.4793) + ( (3416.768-24.1844) *0.0106) =-11.5916+35.9614=24.3698元, 占原电费支出的比例为1.52%。
三档电量用户:
因为
仿真计算结果表明, 若在2011年实施阶梯电价政策, 对三档分类用户的用电量影响在[-516.3375, -37.9985]Kwh/户·年之间, 中位值为-277.168Kwh/户·年, 占三档用户平均年用量 (5990.7834Kwh/户·年) 的比例为4.63%;对电费影响由两部分构成, 由用电量减少带来的电费减少和由电价提升带来的电费增加, 即: (-277.168*0.5777) + ( (5990.7834-277.168) *0.1093) =-120.12+624.4982=504.3782元, 占原电费支出的比例为17.96%。
2.对供电企业的影响。
售电量影响: (-24.1844*36.59) + (-277.168*13.02) =-884.9072-3608.7274=-4493.6346万Kwh。
售电收入影响: (-884.9072*0.4793) + (-3608.7274*0.5777) + (124800-884.9072) *0.0106+ (78000-3608.7274) *0.109=-424.136-2084.7169+1313.5+8108.6487=6913.2508 万元。
仿真计算结果表明, 若在2011年实施阶梯电价政策, 供电企业的售电量将会下降4 493.6346万Kwh, 占原有售电量的比例为2.22%;而由于平均电价提高, 售电收入增加6 913.2508万元, 占原有售电收入的比例为7.27%。在二、三档电量用户中, 三档用户对售电量下降和售电收入增加影响较大, 分别为80.31%和87.14%。
四、结论
通过对某市居民用电数据的仿真分析, 可以发现:
1.现行阶梯电价政策对居民用电量的影响不大。仿真计算结果表明电价变化对某市二、三档电量用户的用电量影响平均仅为0.71%和4.63%。从这一结果来看, 现行阶梯电价政策在促进居民用户节约用电方面的效果不明显。再考虑到居民用电总量在社会总用电量中所占的比例较小, 所以现行阶梯电价政策对节能减排的作用更加微小。
2.现行阶梯电价政策对大多数居民用户的电费支出没有影响或影响极小。对于占76.77%的一档电量用户的电费支出没有影响。对于占17.08%的二档电量用户, 平均电费支出仅增加1.52%, 影响极小。而对于占6.15%的三档电力用户, 平均电费支出增加17.96%, 影响较为显著。表明阶梯电价政策在降低对高收入人群的用电补贴, 促进公平负担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涉及人群较小, 影响面较小。
3.对于供电企业而言, 阶梯电价政策通过提高居民类用户平均售电价格, 在降低居民类用户售电量的同时, 增加了企业售电收入。但增加的收入总额占某市居民售电总收入和社会售电总收入的比例很小。所以, 现行阶梯电价政策在减少我国电价体系中工商类用户对居民类用户的交叉补贴现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同样效果不明显。
4.考虑到某市位于苏南发达地区, 可以推断江苏省阶梯电价政策对于苏中、苏北地区的居民用电量的影响会更小, 政策效果会更加弱化。
综上所述, 阶梯电价政策在体现政府目标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实施效果上存在明显不足。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阶梯电价政策制定中, 由于社会公众不理解等多方面的原因, 发改委公布的分段电量和电价的确定办法本身就存在问题, 未能体现公用事业领域价格歧视管制的常用思路-对不同用户群分别采取适当补贴、弥补成本、获取利润的原则进行划分, 实现生产者“预算平衡约束下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其深层次原因在于我国电力价格一直实行政府直接定价的办法, 在价格制定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社会公众对电力企业生产成本、电力价格制定办法等相关信息缺乏有效了解渠道, 从而形成社会公众对产业和政府的不信任。若要解决这一问题, 必须从变革电力产业政府管制方法入手, 增强相关信息的公开程度, 逐步形成有市场定价的电力价格形成模式, 从而真正理顺我国的能源价格体系, 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我国阶梯电价制度的政策目标在于体现用电公平负担原则, 减少不同类型电力用户间的交叉补贴和引导居民合理节约用电。本文以江苏省某市居民用电情况为研究对象, 利用ELES模型, 对实施阶梯电价后居民用电情况的变化进行了仿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现行的阶梯电价政策对居民用电量的影响较小, 大多数居民用户的电费负担变化很小, 少数高用电量户的电费支出有明显增加。供电企业售电收入在售电量减少的情况下, 由于平均销售电价的提高而增加, 但其增加幅度相对较小;总体而言, 阶梯电价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