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水经营权承包合同

酒水经营权承包合同（精选8篇）

酒水经营权承包合同 篇1

酒水经营权承包合同

甲方：

乙方：

双方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经过共同协商就____________经营权达成如下协议：

1、甲方餐饮部酒水销售承包给乙方经营，乙方每月定额上交甲方承包费__________万元。乙方经营过程中可自行制定酒水销售价格。

2、本合同中的“酒水”包括：白酒类、红酒类、啤酒类、矿泉水类、纯净水类、果汗饮料类、小吃类第八个品种。

3、甲方提供____________作为乙方的制定、调配间。

4、乙方每日的酒水销售款由甲方统一收取，每月的5号以前结算上月累计销售额。经结算双方核实后，甲方直接扣出乙方应上交甲方的部分后，余下部分一次性付给乙方。

5、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客户消费签单挂帐，应于签单帐款催回后甲方将属于乙方收入的酒水部分付给乙方。但乙方负责甲方催款员0.20%的催款费用，于结算时扣出。

6、乙方在经营过程中对酒水销售的经营策划、促销宣传等方面费用由乙方自负。

7、乙方员工在甲方员工食堂用餐每天按7.00元计算，就餐时间与甲方员工就餐时间相同，月末一次性结算餐费交给甲方。

8、乙方员工的住宿由乙方自行安排，甲方不负责任。

9、乙方员工在酒店上班要服从甲方的管理规定，要与甲方步调一致共同工作。

10、本合同承包期限自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共年。

11、本合同如有不足之处，双方可协商解决，双方认可的相关条款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2、本合同期满，如甲方继续对外承包，在同等条件下乙方具有优先承包权。

本合同一式二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

乙方：

年月日

酒水经营权承包合同 篇2

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法律性质的评价分析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主要有两种观点,即行政合同说和民事合同说。

(一)行政合同说

由于承包土地为村集体所有,法律又授权村委会为发包方,并以国家管理为目的,所以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认定为行政合同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通过签订行政合同获得土地使用权的农民,还同时获得了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因此随着土地承包合同相关制度的建立,行政合同管理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

(二)民事合同说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主体双方地位平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固定了主体双方彼此之间基于承包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主要功能并非为实现国家的行政管理目标,所以从合同签订的程序和原则以及不履行合同的法律后果来看,都应该算是一种民事合同。

(三)新型合同应区别分类

作为一种新型合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不能归入合同法中的任何一类,所以应该直接立法进行规制,与此同时,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也应当区别分析,集体与村民签订的责任制土地承包合同属于行政合同,集体与村民双方经过协商、个人有选择权和自主经营权的,以及集体与非内部成员之间签订的合同,应属于民事合同。

(四)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行政性

随着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其行政性逐渐弱化,民事性越发突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对家庭承包的土地实行物权保护,对其他形式承包的土地实行债权保护。”进一步明确了农村土地承包权属于民事权利。但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除了民事权利、义务外,发包方还享有一定的行政性权力,承包方也应承担相应行政性义务。

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定位

在合同的主体、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权利的救济方式等方面,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一)合同缺少行政主体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方一般是农村集体。根据我国《宪法》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集体不属于我国的一级行政机关。而行政合同的签订双方必须包括行政主体,但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均非行政主体,因此不符合行政合同关于主体资格的规定。

(二)行政主体当尊重民事权利

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特殊性,目前法律上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认定与其内容不相吻合,甚至产生了“债权说”和“物权说”两种不同结论,但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民事权利。所以对于行政合同中的行政主体来说,为了保证行政的民主化和效益性,它应当遵守普通合同的规则。

(三)法律定位的错位

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设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民事权利,但因为发包方是集体,所以还是具有一定行政性,承包方也承担一定的行政性义务,这是法律在定位上的一种错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符合行政合同的规范意旨。

目前相关法律已明确将承包合同纠纷、承包经营权侵权纠纷、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承包经营权继承纠纷界定为民事纠纷。因此,从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救济方式来看,其亦应当定位为民事合同,而不是行政合同。

三、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的立法完善

(一)应完善立法消除歧义

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应当使农村集体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事主体。发包方的农村集体的主体地位问题往往会造成人们的误解,我国的《宪法》、《民法通则》和《土地管理法》中都对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归属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情况比较繁杂,加之随着时代变化,各法律中有关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规定并不完全吻合。所以应该以法律语言清楚、准确地传达立法意志,消除歧义。

(二)严格区分私法规范和公法规范

在我国农村社会,一般由村民委员会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但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功能往往左右了土地所有权的民事属性,所以应该将土地所有权管理的公私关系严格区分开来。

(三)将行政事务还给政府

村民委员会应该成为民事主体代表人,这样更有利于集体与村民关系的巩固,可以减轻行政负担。还应该取消合同范本,避免其中含有行政机关行政性法律关系的干扰,恢复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民事合同属性,发挥其自有功能。

(四)科学认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在我国农村社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行政性与民事性的混淆和纠缠造成了诸多不良后果,所以要尽快将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各种法律关系理清,在立法上严格区分其中的行政法规范和民法规范,对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法律性质,曾存在过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两方面的争议,在具体实践中造成了诸多的弊端。根据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主体、当事人之间关系等方面的分析,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应属于民事合同。

酒水经营权承包合同 篇3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主体限制

土地承包经营权系用益物权之一种，用益物权本身并不具有身份性，但是法律肯能基于特定目的赋予其一定的身份性。长期以来，农村土地是农民耐以生存的最基本保障，在我国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时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加之农业生产也关系我国的粮食安全，对于国家安全有总要意义，我国法律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主体设有了几点限制，转让双方需为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收入来源的转让方和有农业经营能力农户的受让方。②

对于这一条款的，在实践中有着不同的认定。有法院以转让方在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时候没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收入来源为由，认定转让合同无效。③这实际上就将《土地承包法》对转让主体方面的限制解释为了效力性规范，因违反该条，进而认定合同无效。亦有法院采此观点，但是以转让方外出打工系具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人来源为由，肯定了转让合同的效力。④这实际上通过对“具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人来源”的宽泛解释肯定了合同的效力。

实际上，上述理解值得商榷，本文认为《土地管理法》中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主体方面的限制应当被解释为管理型规定，并不能因此而认定合同无效。现代私法的三大原则之一即为私法自治，在涉及公共利益时法律才加以干涉。对于效力性规范而言，需法律明确规定其违反效果导致合同无效，或其违反损害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主体方面的限制，其目的在于防止农民失去生活保障和影响农业生产，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限制的意义实际上已经大大的削弱了。首先，随着工业的发展，大量农民进城打工，产生了大量转让的需求，而同时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并不理想，土地作为农民生存保障的属性已经大大的降低了。其次，现代农业的发展必将走向专业化和集中化，这其中就会有土地走向相对集中耕作的一个过程，土地流转符合这个趋势。第三，农业生产的主体并非只有农户，也并非只有农户才可以很好的从事农业生产。现代农业的发展，使得很多现代农业公司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之一，其专业性和集约性的特点，更加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二、发包方同意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

《土地承包法》规定了需要经过发包方同意，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则明确规定，除例外情形，一般情况下未经发包方同意的转让合同无效。这实际上就是将该条的限制理解为了效力性规范，拟无解释的余地了。在实践中，如果出现了未经发包人同意的情形，法院往往会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直接认定转让合同的无效。但这一条的严格适用，可能会造成不公的后果，“发包人同意”在解释上亦有不明确的地方。“经发包人同意”是否包括发包人的时候同意？在实践中常见的就是，在法院判决之前取得了发包人的同一，是否满足经发包人同意的条件？同时，民法上的意思表示有明示的，即积极明确的做出意思表示，有默示的意思表示，及通过其行为可推定其有此意思表示，实践中“发包人同意”如何认定？这些都是需要明确的问题。

在法律可能的文艺范围内，为了实现特定的目的，实现实体的公正，可以对法律加以解释。从对于“发包人同意”宜采取扩大解释的方法，以避免严格适用带来的不公后果。对于虽然转让前未经发包人同意，但是法院裁判钱取得了同意的，或者虽然发包人没有明确的表示同意，但是有其他行为可以认定发包人同意的，都都应当认定满足了“经发包人同意”，肯定合同的效力。在实践中，也存在着这种做法，例如有法院认为诉讼过程中，发包人对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意见是没有表示异议，应视为其同意转让。⑤也有法院认为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后受让人多年耕种的事实是发包人明知的，但发包人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因此应当确认合同合法有效。

上述做法值得肯定。法律之所以设此限制，系为了维护集体利益，因为我国农村实行的是集体土地所有制，并且也如之前所述，土地事关农民的生存，失去土地可能导致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根本。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我国已经由一个农业化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大量的农民并没有那么依附土地了，甚至在很多地区出现了农民进城打工，农村土地抛荒现象。这种情况下，这种严格限制的必要性是值得探讨的。适当的扩大解释，以肯定合同的效力，对于土地资源的最大化的利用也有有益的。效力性强制规定的核心系对于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的损害，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利益或者集体利益的内涵也是出于一个变迁的过程，从当前来看，扩大的解释，并不会损害国家利益或集体利益，相反，在一些情形下对集体或者土地利用是有利的。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书面形式

《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需要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签订书面的合同。但这种关于法律行为方式的限制不应当影响合同的效力，该限制应当认定为管理型规范。如前所述，效力性规范的核心在于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而合同采用一定方式的目的往往是为了提醒当事人行为的重要性、作为书面的证据等，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无关，其未采用这种方式仅与双方当事人的利息相关，故其不应影响合同的效力。实践中既存在法院基于此否定合同效力的情形，也有法院将该条解释为管理型规范而肯定合同效力的，无疑后一做法更加妥当。在合同法上，应当采用书面合同而未采用书面合同的，如果双方实际履行了权利义务，这种效力上的缺陷也是可以获得不足的。总之，我国合同法以形式自由为原则，以特定形式为例外，形式缺陷亦可以通过履行而补足，并且这种特定形式的要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无涉，其违反自然不当影响合同的效力。

四、用途的改变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

《土地承包法》禁止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实践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难以改变土地所有权性质，但存在着一些改变农业用途的行为。对于这种情形，实践中的认定比较统一，往往将这一规定认定为效力性规定，从而否定转让的效力。我国是人口大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是耕地面积并不多，因此长期以来我国面临着人多地少的矛盾，粮食安全对我国而言是一个想当重要的问题。《土地承包法》作此规定，就是为了保证粮食生产，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可以说这种认定是符合效力性规范保护国家及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

但是实践中，还存在着大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并未约定土地用途的改变，但是在受让人取了了土地之后，擅自改变了土地用途的情形。这种情形应当排除在认定无效的范围之外。因为认定合同效力，应当从合同本身的意思表示、目的等来认定，受让人的单方行为作为认定的依据。如果据此否定合同的效力，无疑对转让方十分不同，并且受让方的这种行为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加以纠正，无需否定合同的效力。（作者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注解：

①王利明：论无效合同的判断标准，载《法律适用》2012年第7期。

②参见刘保玉、李运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问题探析，载《北方法学》2014第2期。

③（2014）银民终字第360号

④（2012渝四中法民终字第00748号

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 篇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国家政策的规定，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标的基本情况及用途

甲方将其承包的位于 区(县) 乡(镇) 村 组(社)的 亩(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登记的面积)土地(详见下表)承包经营权，入股到乙方从事(主营项目) 合作生产经营。前述入股土地折合成股份后为 股。

土地基本情况表

二、入股期限

入股期限为 年，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最长不得超过土地承包期的剩余期限)。

三、股权分红与支付方式 1.该土地实际面积(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记载的四至界限所丈量的面积)与登记面积(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所登记的面积)不一致的，双方约定转包价款按：□实际面积计算;□登记面积计算。

2.双方同意按下列第 种方式支付股公红利：

①以实物形式支付：即每亩每年由乙方交给甲方 (填黄谷、玉米或者双方议定的其他实物) 公斤(大写： )作为股权红利。

②以现金方式支付：即每亩每年由乙方支付甲方人民币 元(大写： )作为股权红利。

如果原来约定以第1种方式支付股权红利，甲方要求变更为以现金方式支付的，乙方应当同意，并参照当地当年中等市场价格折算。

四、支付时间

双方同意按下列第 种方式支付股权红利。

1.提前1年支付：本合同生效后 天内，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第一年度的入股价款，以后的每年 月 日之前支付，且每 年递增 %(约定不递增的填写零)。

2.逐年支付：本合同生效后 天内，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第一年度的转包价款;以后每年 月 日前支付，且每 年递增 %(约定不递增的填写零)。

3.一次性支付： 年 月 日前，乙方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全部转包价款。

4.其他 五、补偿标准、方式及时间

甲方在入股前对该土地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以及在该土地上的青苗、构(附)着物等，双方约定补偿标准、方式及时间为：土地转让

六、土地交付方式及时间

1.甲方按下列第( )项方式将转包土地交付给乙方：

一次性全部交付。

2.交付资料：

①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承包合同复印件(含红线图);

②土地交付时的地形、地貌、土质、青苗、构(附)着物等情况的书面描述、图片等(经双方确认);

3.交付时间为：

七、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有权按照合同规定收取股权红利;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到期收回流转的土地。

2.甲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合同仍然有效。甲方作为承包方应履行的义务仍应由甲方承担。

3.甲方有权监督乙方经营土地的情况，并要求乙方按约履行合同义务。

4.甲方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后，应报发包方(集体土地所有者)备案。

5.甲方应协助乙方按合同规定行使土地使用权，帮助协调本集体经济组织内与其他承包户之间发生的用水、用电、治安等方面的纠纷;不干预乙方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八、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合同的约定交付入股土地并要求甲方全面履行合同义务。

2.乙方在受让地块上具有使用权、收益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产品处臵权。

3.乙方应当向甲方开具股权证明书，并依照合同规定按时足额支付股权红利。乙方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当加强安全生产，防止事故发生，造成损失的，由其自行承担责任。

4.乙方应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应增加投入以保持土地肥力，不得使其荒芜，不得从事掠夺性经营，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

九、合同到期后地上附着物及相关设施的处理

合同期满后，甲方收回该土地承包经营权。乙方对该土地进行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在当时为生产经营需要而设立的相关设施及地上构(附)着物等，双方约定处理方式、时间为：土地转让

十、合同的变更、解除

1.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本合同可以变更或解除：

①经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又不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

②订立的本合同所依据的国家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

③一方违约，使合同无法履行的;

④乙方丧失经营能力使合同不能履行的;

⑤因不可抗力(重大自然灾害)使合同无法履行的。

2.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甲方有权收回土地使用权。

①不按合同规定用途使用土地的;

②荒芜土地的，破坏土地上的附着物的，破坏水利等基础设施的;

③不按时限支付股权红利的。

十一、违约责任

1.乙方不按期支付转包价款的，每延迟壹天，按应付费用的 %承担违约金;超过 天仍未付款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

2.甲方不按期交付土地的，每延迟壹天，按转包费用的 %承担违约金;超过 天仍未交付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3.一方无故擅自解除合同的，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 元违约金。

4.一方违反合同其他约定的，违约方应向对方支付 元违约金。

5.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了损失的，应赔偿损失。

6.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对方损失的，违约方应在违约金外增加支付赔偿金，以补足对方损失。

7.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一方当事人应及时通知对方，并在 日内提供证明，可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8. 十二、争议解决方式

双方发生合同纠纷可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村民委员会、乡(镇)人民政府等调解。不愿协商、调解或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该土地所在地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十三、其他约定

1.合同期内，该土地涉及的国家有关政策性补贴、补助及其他费用等权利按如下方式处理：

2.合同期内，如果该土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相关补偿款按如下方式处理：

3.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后订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双方向乡(镇)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申请合同鉴证;□不申请合同鉴证。

5.在本合同期满后，若甲方需继续流转该土地，在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权。

6.其他：

7.本合同一式 份，双方各执一份，发包方和镇(乡)人民政府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各备案一份(如有鉴证，相应增加一份)。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住 所： 住 所：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 篇5

甲方（出让方）：

乙方（受让方）：

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如下合同条款。

一、甲方采用转包方式将其承包经营的黄河路北，义乌商贸城里面的土地流转给乙方。乙方已对流转的土地权属、附着物等状况全面了解，自愿受让，并自愿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

二、土地流转费为元，乙方于本协议签订后三日内以现金或转账方式一次性付清甲方。

三、乙方付清流转费给甲方后，即享有流转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四、乙方不能改变土地用途。由此造成损失的，乙方自愿全部承担。

五、土地流转时限为30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

六、本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均应完全履行。甲方不得要求返还土地，乙方不得要求返还流转费。

七、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在场见证人（签字）：

农田承包经营权租赁合同 篇6

甲方[出租方]： 乙方[承租方]：

根据《农村田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的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经双方协商一致，就田地承包经营权出租事宜，订立本合同。

一、甲方愿意将其承包的位于--亩水田-----亩旱田承包经营权出租给乙方，供乙方从事-----生产经营。

二、田地出租期为-------年，自----------年-----月-------日至---------年-------月------日，自甲方交付之日起计算。双方应于本合同期满前两个月签订未来承租合同。若无法商定，则合同到期租赁关系自然解除。

三、本合同期限内租金按每年水田每亩-----元、旱田每亩-----元，总计人民币-----元支付，当年-----月----日前付清。结算方式现金结算，甲乙双方以收据为凭。乙方逾期7天未付清，本合同租赁关系自然解除。

四、承租期内，乙方不得再将该田地出租给第三方。

五、甲方出租的田地承包经营权本身不能有任何争议、纠纷和抵押。

六、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依法享受国家和当地政府提供的各种支农惠农政策补贴。

2、有权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到期收回出租的田地。

3、有权监督乙方合理利用，保护出租的田地，制止乙方损坏田地和其他农业资源设施的行为，并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4、田地被依法征收、占用时，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田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5、尊重乙方在法律和本合同允许的前提下的农业耕种方面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不得干涉乙方进行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

七、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有权依法利用和经营所承租的土地，享有承租土地上的收益权。

2、维护田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用途。若经营范围超出本合同第一条，若要改变农田地貌等现状，均须取得甲方同意。

3、依法保护合理利用田地，不得随意弃耕抛荒，不得损坏农田水利等配套设施，不得给田地造成永久性损害。若出现上述情况，乙方须赔偿相应损失。

4、承租期间田地被依法征收占用，乙方应服从，但有权获得相应的青苗补偿费。

5、合同期满后若乙方仍有承租意愿，则双方另行协商有关事宜，在同等条件下乙方有优先承租权。

八、上述条款是甲乙双方在完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借口违约，否则违约方须支付给对方违约金人民币壹万元，另外赔偿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九、合同订立，签字后生效。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见证单位一份。

十、本合同未尽事宜，可由双方约定后作为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方： 乙方：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见证单位： 见证证人：

酒水经营权承包合同 篇7

1 土地承包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间的差异

1.1 权利属性之间的差别

1.1.1 权利的主体不同

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明确规定, 土地承包权的主体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具有十分明显的成员权属性,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成员基本上都是以户为单位承包的土地, 成员身份的认定与土地承包权利的得失息息相关, 当前情况下, 国家法律没有就成员的范围及认定方法做出明确规定, 但是部分地方政府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总体而言, 当前司法实践中, 对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标准较多, 比如是否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主要的生活来源、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户口等, 从理论上来说, 成员认定存在着较大争议。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之中,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采用“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概念, 比“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以及“农村承包经营户”更具包容性, 已承包土地的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属于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都可能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 他们都属于农业生产者, 土地承包经营的权利不需要受到成员身份属性的限制, 而且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推进, 土地承包经营权主体的范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1.1.2 权利的内容存在差别

土地承包权并不是一种真实的财产权, 只是获得承包经营权的基础, 其中包含着部分所有权成分, 集体成员只有拥有一部分承包地之后, 才能够将自身的土地承包权转化为承包使用权, 它只是一种可以期待的利益, 承包权人能否取得承包经营权具体不确定性, 受到一些人为因素或者客观因素的限制。承包权人主要通过向集体经济组织表意行使, 其实是一种土地承包请求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则是一种真实的财产权, 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对于土地享有使用、收益、依法流转等权利, 权利内容十分确定, 任何人不得随意干涉。《物权法》中对该项权利的内容做了明确限定, 这种明显法定化的内容对于稳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关系十分有利, 同时也保障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

1.1.3 权力的性质明显不同

土地承包权的根本性质为成员权, 也有学者将其定位为社员权、身份权, 但无论哪个说法都表明土地承包权的基础为身份, 与个人的“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一资格息息相关, 它属于民事体系中的专属权利, 不存在继承及转让, 且成员的该项权利不会被任何个人或者组织剥夺, 是一种自发的权利, 只要个人获得集体成员这一身份就会产生该权力。土地承包权利具有过渡性, 是获得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个人或者团体只有获得土地承包权才能够通过承包合同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用益物权, 具有财产性、让与性、期限性以及要式性。财产性上文已有论述, 让与性指的是权利人能够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资源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其他组织或者个人。要式性指的是, 个人或者组织必须通过特定的法律行为才能够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 且必须到国家相关部门进行确权登记, 才能够真正行使该项权利。期限性, 顾名思义, 即任何权利人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都有一定的期限, 比如耕地不得超过30a, 草地不得超过30~50a, 林地不得超过30~70a。

1.2 权利救济的差别

1.2.1 侵权的形式不同

土地承包权主要有2种侵权形式。发包方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不承认集体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 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向集体成员分包承包地, 这属于非法剥夺土地承包权。发包方在集体成员承包土地时存在不公平现象, 额外增加一些条件, 或者划分的承包地少于应分的面积, 这种属于非法限制承包方土地承包权。这2种行为实际上都是发包方没有严格按照土地承包原则及程序操作引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侵权形式更加广泛, 实际的土地使用及所有权流转过程中, 任何对承包经营权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流转权有害的行为都属于侵权, 比如承包期限之内, 发包人强制收回承包地、强迫经营权所有人流转土地承包权等。

1.2.2 救济方式不同

土地承包权是一种具有成员权性质的权利, 集体成员的该项权利受到侵害之后, 集体成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集体经济组织撤销相关决定, 不需要证明他们做出的决定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定程序。《侵权责任法》和《物权法》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救济做出了明确规定, 所有权人具有“物权确认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物权请求权”等权利, 一旦自身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侵害即可要求侵权人承担相关责任。

1.2.3 责任承担的方式不同

责任承担的方式与侵权形式、救济方式息息相关, 他们之间有着明确的对应关系, 《物权法》之中也对侵害土地承包权的责任承担方式有明确的规定, 主要来说有2种承担方式, 如果集体经济组织做出的决定侵害了承包人的承包权, 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撤销该决定, 判令集体经济组织按照相关规定分配承包地。《农村土地承包法》、《侵权责任法》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侵害之后, 侵权责任主要的承担方式有返回原物、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排除损失、消除危险等几种, 具体的责任承担方式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可能是单独适用, 也可以合并适用。

正是由于土地承包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 导致土地承包、适用等工作中出现了许多的混乱及纷争, 十分不利于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功能出现严重的超载现象, 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也不够严谨规范, 引起了许多混乱, 不利于承包人土地权益的保护, 二者必须要分离开来。

2 土地承包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的措施

随着农村土地改革的不断深化, 土地承包权与承包经营权分离的需求越发迫切,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中央明确提出要将二者进行分离, 形成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土地承包经营权3权分置的新格局, 下文主要就土地承包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的措施进行简单的探讨分析。

2.1 土地承包权设置

《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就土地承包权问题明确了立法规则, 但现阶段《农村土地承包法》还不是土地承包权权利确认及保护的基本法律, 促进土地承包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离需要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 重新对其定位。具体的修改过程中, 明确土地承包权平等享有的原则, 为土地承包权提供保障;对于土地承包权的取得、丧失、保护等内容应进行清晰的设定, 同时还要保证各项法律条款实际的可操作性, 考虑村民自治的同时为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留下一定的空间。土地承包权与农民集体所有权之间的关联较大, 因此, 国家相关的立法机构需要就《物权法》中土地承包权的内容、保护方法等内容适当修改。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土地承包权相关的内容不能够占据太多的农民集体所有权制度的立法空间。

2.2 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完善对于促进土地承包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离有着重要的意义。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需要处理的就是土地承包权分置后该权利名称的取舍问题, 二者分离之后, 最好还是沿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用益物权名称, 主要是因为当前情况下, “土地承包权”的概念已经约定俗称, 这一个专业术语已经得到立法确认, 如果采用“经营权”这一概念必须要修改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多部法律, 工作量较大, 十分复杂, 不仅会阻碍土地承包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工作的开展, 同时也会影响新的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且目前来说, 我国的各项立法中都没有对经营权进行单独的规定, “经营权”这一概念并没有完善的法律依据。

土地承包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力性质明显不同, 二者分离之后, 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再具有“成员权”性质, 需要对其进行“去身份”性处理, 使其真正回复原有的“用益物权”性质, 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就需要国家立法机构就《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中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关的条款法规进行修改或者删除, 并按照用益物权的相关属性概念重新定义。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重新定义之后还需要考虑用益物权的性质、属性重新构建相关制度, 真正发挥用益物权的作用, 实际的制度重构工作中需要考虑具体的工作效率问题, 就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方式进行详细的界定, 确保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流转工作的有序性, 切实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入股等问题增设相关的条例款项;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限制, 可以将它们进行删除。

3 结束语

将土地承包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开来, 对于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保障农民的权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家相关部门及组织机构需要重视土地承包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问题, 构建权利分置制度, 为土地承包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分离奠定基础, 本文简单就土地承包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间的差别进行了归纳分析, 从完善土地承包权、土地承包经营权2个方面就二者的分离提出了几点建议, 仅为国家相关部门及单位的工作提供简单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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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水经营权承包合同 篇8

以真实案例出发，探讨股东之间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中的几个法律问题：一、股东之间签订的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中各股东的法律地位；二、承包金的性质以及该如何分配；三、股东协议对公司治理架构的影响范围；四、有限责任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

关键词：承包经营合同；有限责任公司；盈利分配；公司治理；小股东利益保护

中图分类号： D91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4004606

一、案情简介

淮安华盈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盈公司）于2008 年11 月27 日成立，公司成立时股东分别为王国富、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范志荣。2009 年7 月1 日，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范志荣作为甲方，王国富作为乙方，无锡市华银不锈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银公司）作为丙方，共同签订一份《承包协议书》，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1）乙方同意将华盈公司经营权承包给甲方。（2）甲、乙双方商定年承包金为800 万元，此800 万元为甲、乙共享，各股东按股份享有，为税前所得。（3）甲方承包期间盈亏全部由甲方享有和承担，与乙方无关，盈亏额度不论多大，乙方享有本协议确定的承包金不变。（4）甲方按约定期限支付乙方应得的承包金；甲方在支付乙方应得的承包金时，有权代扣代缴所得税，并向乙方提供代扣代缴纳税凭证。（5）丙方自愿为甲方承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在甲方不能按时足额付款给乙方时，承担向乙方连带付款责任。（6）如遇不可抗力本协议自行解除，双方都不承担责任。

2012 年3 月19 日，华盈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范志荣将其持有的公司股权转让给张建勇，张建勇承继范志荣的股东权利和义务，《承包协议书》对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张建勇继续生效。后由于承包公司期间公司连续亏损，2012 年11 月25 日，华盈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五名股东均到会，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要求终止2009 年7 月1 日的《承包协议书》履行，并认为此次会议之前的承包金应当支付，但终止之后不应再支付，而王国富不同意终止合同履行。

之后，王国富将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张建勇和华银公司诉至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前四位被告支付拖延的承包金合计243.2 万元、违约金80 万元，且鉴于被告明示拒绝继续履行合同，要求提前支付尚未到期的后四年的承包金合计608 万元，判令第五被告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提出反诉，声称因道路施工，影响公司营业，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且公司经济困难，诉求解除合同。

二、判决提要和审判分析

一审法院判决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和张建勇支付承包金243.2万元和相应违约金，华银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驳回王国富其他诉讼请求和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和张建勇提出的合同无效的反诉请求。一审法院从合同法契约自由的角度出发，解释当事人之间所签订的《承包协议书》，认为甲乙丙三方是出于意思自治订立的合同，合同内容未触犯公司法强制性规定，所以合法有效，甲、乙、丙都为适格的案件当事人，但是因为《承包协议书》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的条件，因此应当继续履行。从合同法的角度来看，一审法院的判决合法合理，但是一审法院忽略了一点，即该《承包协议书》是一个公司股东之间所签订的协议，合同内容涉及到公司经营权的分配，因此还应当同时考虑《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合同法只有在《公司法》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才参照适用。

二审法院在主体适格的问题上与一审法院一致，也承认《承包协议书》的效力，认为该约定的实质是华盈公司全体股东对各自如何行使公司法规定的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安排，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但是，在《承包协议书》是否符合解除条件之一争议点上二审法院有不同的观点，它认为《承包协议书》应于2012 年11 月25 日解除，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张建勇应当向王国富承担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原因是承包法律关系具有高度人合性，在双方对合同能否继续履行发生冲突时，即不应再强制双方履行承包合同，而应予以解除，并由违约方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二审法院判处解除《承包协议书》，原审被告承担相应的违约金。相较一审，二审法院试图以公司法原理解决本案纠纷，但是其考虑仍欠周全，仍然没有厘清公司承包经营合同中的法律关系，且其“人合性”理论也经不起推敲（1）。

王国富对此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维持二审判决，驳回了申请人的请求。相较前两审，最高人民法院厘清了承包经营合同的关系，认为案涉《承包协议书》虽然形式上是甲方、乙方与丙方签订的，但是实际上是华盈公司将公司经营权承包给甲方，由丙方华银公司为承包方提供担保的协议。其次，最高人民法院认为2012年11月25日股东大会解除协议的决议有效，具有法律依据。依据《公司法》第38条，公司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而2012年11月25日股东大会所做出的终止《承包经营协议书》的决议正是公司通过股东大会行使这一权利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综合考虑了法理、事理与情理，其判决也实现了实质公平，对同类案件具有指导意义（2）。

三、理论分析

（一）如何认定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的主体

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出现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而产生，它的出现实现了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促进国有企业改革。随着公司制的引进，公司的有限责任与权责分明的治理模式使承包经营制逐渐式微。然而，公司承包经营制没有被淘汰，有许多企业仍然采用承包经营制来经营[1]。公司承包经营制的合法性曾一度受到学者的质疑，但是经过商业实践的检验，这一制度逐渐获得了学者们的支持。有学者认为，现代公司制度与承包经营合同具有兼容性，作为组织法之公司制度与作为行为法之合同之间可以取长补短。换言之，凡是不违反强制性规定、社会公共利益、公司本质之公司承包经营合同均属于有效[2]。

我国的承包经营类似于大陆法系中受托者自担经营风险的营业委托，它是公司或企业的一种营业方式，是商人自治的体现。公司承包经营合同，是公司与承包人签署的、由承包人承担公司之经营管理工作与经营风险、由发包公司依约定收取相对固定投资收益之商事合同[3]。它的特征有：（1）公司作为发包人将承包经营所需的经营管理权概括授予给承包人，承包人定期向公司支付一定的承包金作为对价。（2）公司承包人享有获取承包期间公司盈利的权利，同时对承包期间公司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承包人能否获取承包收益完全取决于公司的经营效益和市场风险等因素，而公司能获取固定、可预期的承包金收益。由此可见，承包经营合同的发包方是公司，而承包人就是具有营业能力的第三人，该第三人可以是公司外部人，也可以是公司内部人。

当承包人为公司内部人时（如公司董事、经理或股东），该内部人便拥有了“双重身份”，一方面是承包经营合同中的承包人，另一方面即为所在公司的股东或者高管；相应地，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亦分为基于股东资格与公司之间发生的股权关系和基于承包人资格与公司发生的承包合同关系[3]275。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关系极易被混淆，这也是本案中存在的问题、争议焦点之一。本案中，四名被告既是公司股东，又是公司承包人，本案所涉承包经营合同极易让人误认为这是甲乙双方签订的合同，而事实上这份合同是华盈公司与丙方签订的合同。

经营权为公司的重要权利，而承包经营属于公司经营的方式之一，因此承包经营权是公司的重要权利，而不是某一单一股东的权利。股东企图通过协议将公司的经营权转让给第三人是无权处分的行为，这种行为是股东企图通过协议改变公司架构的行为，违反了公司法强制性规定。公司作为法律拟制的法人，其行为要通过公司的内部机关做出，换言之，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人，才是公司的决策与执行机关，只有决策机关才能做出将公司承包给他人的决议（3）。由于本案中协议双方都是公司股东，该份协议的签订只能被解释为华盈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将公司经营权转让给第三人，华盈公司为发包方，四名被告为承包方。

（二）如何认定公司承包经营期间的盈利分配协议

在承包经营合同中还会涉及到盈利分配的问题，其中重要一项即为股东分红的问题。

本案当中，一审原告与四名被告在《承包协议书》中有相关约定：承包人每年缴纳800万元承包金，该承包金五位股东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享有；同时，无论公司盈亏，原告都可以获得与其出资比例相应的固定的承包金152万。关于这一约定主体的认定也易发生混淆。

《承包协议书》是发包公司与承包人之间签订的合同，因此公司被承包后，承包人缴纳给公司的承包金应当视为公司收益，被纳入公司资产，对于承包金的分配实际上是公司对盈利的分配，属于股东分红的范畴。本案当中，五位股东试图通过该协议对公司资产进行分配，该行为应被视为抽逃出资，有违《公司法》强制性规定。因此，该约定只能被解释为另一个合同，即公司与一审原告王国富之间签订的股东红利分配合同，或者被解释为公司的分红决议；当原告得不到约定中的分红时，原告应当以公司为被告，诉请公司依照分红协议向其支付红利。被告所未支付的承包金应当由公司来主张，若公司怠于主张自己的权利，原告有权依《公司法》第152条提起“股东派生诉讼”，代公司向被告主张权利。

本案除了被告不适格外，还涉及到盈利分配协议本身是否合法的问题。依照《公司法》第167条的规定，公司在分配当年收益之前，依次应当先交税、弥补亏损、取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然后才能向股东分配利润。“在公司分配之前，股东若以契约的形式预先进行处分，则不但可能构成处分，侵犯公司权利，也会使公司处于违反法定义务的不利状态。”[4]被告声称公司一直面临亏损，那么协议中约定的800万承包金在交税后就应当先用来弥补公司亏损，然后才能给股东分红；然而，本协议约定无论盈亏，王国富都可以定期获得与其认缴出资比例相当的承包金，这一条款显然与《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相违背，因此，该盈利分配协议的这一条款是无效的，原告是否有权请求公司支付其承包金，还需法院进一步查明事实后才能做出判断。

（三）如何看待承包经营合同制度对公司治理架构的影响

承包经营制是公司对于内部治理的自治选择，它突破了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治理模式。公司将其经营管理权承包给他人，其自身的权限与治理结构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股东大会将董事会或经理的公司经营权让渡给承包人，承包人享受日常经营管理权；承包人可以代替或者任免公司经理职务，享有董事会授予经理的其他权利；在承包期间，董事会的职能被架空，其职能局限于对承包人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

由于小型有限责任公司的封闭性、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合一性，公司法对其给予较为宽松的规制，允许股东在较大限度内进行自治，包括对公司治理架构的合理变更。然而，股东自治的范围不是无限的，否则公司无异于合伙企业，控股股东滥用权力可能会损害小股东、债权人利益甚至公共利益。因此，公司法对股东大会的自治协议应当留有底线，即股东自治禁止违反公司强制性规定，禁止损害小股东、债权人利益以及公共利益。

1.域外视野

本案中的华盈公司为小型的有限责任公司，这与美国的封闭公司极为相似。20世纪30年代，法经济学家罗纳、科斯提出，企业本质上是一个长期关系合同，通过这一合同把一个个生产要素联系起来并共同促成了企业[5]。这一“合同网”的经济学思想成为了“公司合同理论”的理论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司合同理论被公司法学家广泛认同，成为了最有影响力的有关于公司本质的学说。公司合同既包括公司成立时发起人订立的章程，也包括公司存续过程中的股东协议与决议。股东有权在一定自治范围内对公司进行治理，但是根据公司类型与特质的不同，股东自治的范围有所区分。

本案所讨论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规模小，股东人数少，股权大都由几个大股东集中持有，他们往往也自己亲力亲为地管理公司；针对封闭公司的人合性，美国法学家认为股东是公司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法律应当尊重股东之间的协议和股东的意思自治，因此美国对封闭公司中的合约安排持有非常包容与尊重的态度，公司法逐渐成为了赋权性立法[4]115。美国立法者认为，在封闭公司中，结构性规则和分配性规则应是赋权性和补充性的，而信义规则则应以强制性为主[6]。

1964年，盖勒诉盖勒案中确立了一个原则：封闭公司股东通过合同来约定某人担任公司官员、董事，约定红利分配，只要没有损害小股东利益，没有侵害债权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即使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即使对董事会的权利构成一定侵犯，仍然是有效的。封闭公司应当特殊对待，不能如同开放式公司那样严格要求[7]。《美国封闭公司增补模范法案》第20（a）条规定，即封闭公司的股东可以书面签署合意，以决定公司运作范式、股东之间的关系以及股东和公司之间的关系[8]。可见，在美国，股东可以通过公司章程或股东协议对公司的治理架构进行任意性的规定，甚至突破公司法。

2.本案探讨

我国《公司法》2005年的修订也体现了尊重股东意思自治的精神，然而我国在法律传统上不重视自由精神，社会转型期间诚信缺失，缺乏美国成熟的司法系统以及外部监控机制等一系列配套制度，因此不能照搬美国模式。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在一个市场不发达、没有信用制度建立、司法系统低效和腐败、内部人的自律机制和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中介人的约束机制不存在的国家和地区，公司法在总体上不能够采用太多的任意性规范。”[9]我国应当立足于国情来决定何为强制性规定，何为任意性规定。

《公司法》规定，我国的公司必须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执行董事）、监事会（监事）和经理等，他们分别是公司的决策机关、监督机关和执行机关；公司的行为必须通过内部机关做出，而不能单独设立一个管委会通过协议来为公司做出决策、执行决议，同时也不能取缔监督机制。相对于股份有限公司，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任意性规定较多，如：公司股东大会可以通过决议调整公司治理结构，按照自己的意愿治理公司；公司人数较少，可以不设立董事会而只设一名执行董事，可不设立监事会而只设一名监事；可以通过章程修改表决规则和程序等。但是，《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规制的放松并不意味着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突破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

本案中，《承包协议书》所涉及的华盈公司为小型的有限责任公司，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张建勇四位华盈公司的股东通过签订《承包协议书》成为了公司实际的经理管理人员，他们兼具了股东和公司经理的身份，这一举措无可厚非。但是，双重身份使他们混淆了自己在公司的地位，他们手掌大权以至于忽视了公司架构的存在。由于不了解法律，四位被告已将公司“形骸化”，将公司的治理结构完全抛开而企图通过协议经营公司，将公司当作“合伙”来经营，这样做极易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如本案中涉及到抽逃出资、侵犯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决策权等，同时也容易误导与其签订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并且损害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与“合伙”之区别就在于，合伙制下普通合伙人享有充分的经营管理权或者说是经营控制权，与之相对应的是对公司债务的无限连带责任；而公司制下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因此其管理权限也受到公司法的限制。华盈公司既然选择公司作为企业运营的模式，它就应当遵守公司法对股东权限之规定，在有限的自治范围内活动而不违反强制性规定。股东兼任公司管理身份时一定要清楚自己每一行为的性质，将股东身份与管理人身份区分开来，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处理公司事务，这样才能做到洞若观火、泾渭分明，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与争议。

（四）小股东利益保护问题

2012 年11 月25 日，华盈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华建良、陈建伟、张建东要求解除《承包协议书》，这一决议侵害了小股东的预期利益，涉及到对小股东王国富的利益保护问题。

封闭公司中股东人员确定、人数少，彼此之间具有很强的信赖关系，股东的退出机制少，这种人合性决定了股东之间应当负有较强的注意义务与忠实义务，并且股东做出任何决定都必须出自对公司、债权人以及小股东的善意。

然而，事实上，经营权与所有权集中在少数股东手中，多数表决权制度易被大股东所滥用，小股东极易受到大股东排挤或压榨[10]。股东与经营者身份的重合导致公司缺乏监督机制，控股股东的权力难以加以限制与监督，小股东在签订合同时的合理预期将受到损害。比如说，由于薪酬比股利的征税标准低，股东们往往倾向于以薪酬代替股利，多发薪酬，少分股利。若有股东不参与公司经营，或者小股东被大股东排挤出管理层，这些股东的利益将受到很大的折损。同时，当小股东遭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他们不能像公众公司的股东那样自由转让自己的股份，缺乏顺畅的退出机制，其股份甚至不能以公平合理的价格被公司收回，小股东们身不由己，有时只能任人宰割。

对于小股东的救济途径，我国公司法第182条规定了司法解散制度。但是这一法条必须在公司出现僵局、“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权利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时候才能适用，显然不能在公司经营未发生困难但是控股股东通过一些看似合法的形式压榨、排挤小股东的时候起到保护小股东的作用。《司法解释（ 二） 》第一条第二款还明确规定“股东以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等权益受到损害，或者公司亏损、财产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以及公司被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未进行清算等为由，提起解散公司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从而将“公司僵局”之外、更普遍存在的股东受压迫的情形完全排除在公司司法解散诉由之外。法院总是希望当事人采取协商或其他诉讼手段解决此类股东纠纷[11]。

公司法第74条规定了异议股东的股权收购请求权，但是适用情形仅限于公司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这些情形都无法涵盖普通的压榨行为，而公司连续五年盈利而不分红的情形条件要求过于严苛，大股东可以在连年盈利的情况下五年中只稍微分一点红而轻松规避掉这一条款，因此第74条也并不能很好地保护小股东[12]。

除此之外，公司法第151条和第152条分别规定了股东派生诉讼和股东直接诉讼，在控股股东同时又兼任公司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时，这两个法条为小股东提供了救济途径。然而，小股东居于劣势地位，其证明能力和资金实力相较大股东而言都十分有限，且胜诉成果由公司享受而非小股东享有，这些因素都将极大打击小股东诉讼的积极性。

通过考察我国的公司法能够发现，我国公司法缺乏有限责任公司中小股东的退出机制，对小股东的利益保护力度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在判案时一方面应当依照“商业判断规则”，尊重公司董事会做出的决议；另一方面，基于封闭公司的人合性，法院在判案的同时也应当考虑小股东的合理预期，这样才能处理好缺乏退出机制的小股东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系，维护股东之间的良好信赖关系，实现公平正义。本案中，最高法院维持二审判决，解除了合同，表面上有损小股东预期利益，但是综合考虑到《承包协议书》中的分红条款本身的合法性，在实体上并未侵害小股东利益，维护了实质上的公平正义。

简言之，在涉及小股东利益的案件中，法院在做出判决时应秉持公正的原则，从事实出发，综合考虑当事人的过错、经济实力以及小股东的合理预期，积极调解，最终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做到有理有据、案随事了、怨随案清。

注释：

（1）《公司法》与《合同法》中没有任何规定指出：合同双方若对是否继续履行合同无法形成合意，合同应当解除。《公司法》作为商事主体法，合同解除的条件应考虑商主体的特性。商主体经常从事商事经营活动，具有遇见商业风险的能力，因此被告不能因为遭遇商业风险、公司信赖关系遭到破坏而任意提出解除合同，公司“人合性”不能作为解除公司合同的理由。若“人合性”成为解除合同的理由，那么将导致公司合同的极度不稳定性，对商事实践和司法适用都将造成不好的影响。

（2）（2013）淮中商初字第0104号，（2013）苏商终字第0200号，（2014）民申字第1434号。

（3） 《公司法》第37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大会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第46条规定：董事会有权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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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Research on the Agreement on

Contracted Management Concluded Between Shareholders：

The Analysis of “Wang Kuofu vs. Hua Jianliang，Chen Jianwei，Zhang Jiandong”

DENG Keren

（School of Comparative Law，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With the background of a true case，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several legal issues about the agreement of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company concluded between companys shareholders ： 1.the legal status of each shareholder under the agreements on contracted management of company； 2.the nature of the contracting fee and the rightful method to spend the contracting fee；3.the impact of the agreement of contracted management to the the managerial structure of the company；4.the protection of the intrest of the small shareholder in th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Key words： the agreement on the contracted management；the company of limited liability；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rofit； the Companys management； the protection of the small shareholdersrigh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