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效力问题的论述

合同效力问题的论述（精选8篇）

合同效力问题的论述 篇1

关于合同效力问题的论述

一、新形式下扩大有效合同的立法目的及意义

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打破，市场经济要求我们要淡化国家干预，充分尊重合同当事人的意愿。市场经济要求我们减少国家的直接干预，将国家的宏观调控置于市场规划之中，直接赋予各市场主体最大限度的意志自由，从而参与竞争，求得发展。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市场经济不发达，对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交易规则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因此在我国已有的合同效力的规定中，许多规则不但没有起到鼓励交易的作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对交易活动起了限制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民法通则第58条对无效民事行为作了极其宽泛的规定，这在实践中使很多不应当被消灭的交易被归于无效。这种宽泛的无效合同制度，增加了财产的损失和浪费，因为合同被宣告无效后，双方当事人就要按照恢复原状的原则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相互返还已经履行的财产或赔偿损失的责任，这种返还不但意味着订约目的不能实现，还会增加不必要的费用和损失。无效合同过多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妨碍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因此要进行改革。

二、合同法确认合同效力的新原则

对经济合同效力的确认原则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律、政策对具体经济活动所持的态度。合同法在注重鼓励交易、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立法宗旨前提下，确立了依法自愿原则.这一确立使合同效力的基本原则赋予这一原则以全新的含义，表现在：合同法首次将依法自愿原则规定为一个独立的基本原则。自愿原则是指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是否签定合同、与谁订立合同、订立什么内容的合同，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自由意志。

另外，合同法首次明确规定了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才是无效合同。根据自愿原则，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合同的规定，多数是倡导性的，只有违反了强制性规定的才是无效合同，扩大了合同自愿的领域。

三、合同法扩大有效合同范围的具体情况

（一）增加了效力待定合同制度。

1 效力待定合同概念及特征。

效力待定合同就是合同虽然成立，但其效力能否发生尚未确定，须经有关权利人表示承认，始生效力。效力待定合同有以下特征：

（1）合同已成立，但其效力待定。

（2）具有成就所欠生效要件的可能性，所欠生效要件并非法定不可能，而主要是由于当事人缺乏相应的缔约能力，这种缺乏是可以弥补的。

（3）效力待定合同的效力最终取决于权利人，权利人追认的，合同自始有效.反之，合同则无效。

效力待定合同制度的确定不但可以减少无效合同，达到鼓励交易的目的，而且保护了权利人的利益，兼顾了相对人的利益。

2 效力待定合同的几种具体情况。

（1）关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定合同问题。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指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这些人除了可以进行与其年龄、智力、精神状况及获纯利益的合同外，其独立实施的其它民事活动，按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应确认行为无效。而合同法对此认定为效力待定合同，扩大了合同有效的范围。

（2）关于无权代理而签定合同的问题。

无权代理，是指无代理权的人代理他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行为.无权代理人以本人名义与他人订立合同，是一种效力待定的合同，但是，该行为可以因本人的追认而使无权代理行为成为有效。对此，民法通则第66条亦有相关规定，合同法再次予以明确。

（3）关于无权处分的行为问题。

所谓无权处分行为，是指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而订立的合同。此种合同，如果未得到权利人的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在合同成立后没有取得处分权，合同应被宣告无效。但是，无权处分人事后取得权利，亦可导致无权处分行为有效，即权利人予以追认，追认是单方意思表示，目的是使无权处分的行为发生效力，在权利人追认之前因无权处分而订立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

合同效力问题的论述 篇2

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程序性规定

《公司法》有关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有两条, 即第72条和第74条。《公司法》第72条的规定为:“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 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 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 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 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 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 在同等条件下, 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 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 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公司法》第74条的规定为:“依照本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转让股权后, 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 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 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

根据以上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程序主要有:取得本公司过半数股东的同意;尊重本公司其他股东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遵守公司章程;依法履行法定的批准、登记手续;修改股东名册;修改公司章程;变更工商登记;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 向新股东签发新的出资证明书。其中, 前四个程序可以界定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前置性程序, 后四个程序可以界定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后置性程序;两种程序的性质不一样, 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的影响也不一样。

二、前置性程序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

(一) 前置性程序之一:取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关于此前置性程序对有限责任公司对外转让股权合同效力的影响, 理论界主要有五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股权对外转让合同一般从成立时生效, 不受其他股东是否同意的影响。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否取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是股权对外转让合同的生效要件。第三种观点认为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 若未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应当无效。第四种观点认为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的股权转让合同应当为相对无效;而非当然无效, 类似于效力待定合同。第五种观点认为股东对外转让股权, 如果没有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 并不影响股东转让股权的权利, 属于可撤销的合同。本文认为, 对于该问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进行综合判断。合同存在多种效力, 股权对外转让合同也存在多种效力, 包括:有效、无效、可变更或可撤销、效力待定。

《公司法》第72条使用了“应当”二字, 说明该条属于义务性规范, “义务性规范具有强制性, 社会关系主体必须遵守义务性规范, 人们的行为必须和法律的要求相一致, 否则就须承担否定性法律后果。”表面看来,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未取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对外转让股权符合《合同法》第52条之“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 当属无效的合同, 其实不然。《合同法》第52条所称的“强制性规定”指的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是指订立的合同, 其形式、内容、目的中任何一项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禁止性规定。”《公司法》第72条规定的“应当取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是程序性规定, 不是合同的形式、内容、目的的规定, 因此, 一般情况下, 未取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对外转让股权合同不属无效的合同。当然也不符合合同法之效力待定合同、可变更或可撤销合同的原理和规定。因此,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合同只要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条件 (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行为人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 , 当属有效的合同。本文赞同第一种观点, 股权转让合同原则上从成立时生效, 不受其他股东是否同意的影响。

但是, 有限责任公司兼有资合和人合的特点, 特别强调股东之间的相互信任, 对股东往往有特别的要求。外人加入公司可能动摇股东之间的相互信任, 引起原有股东和新加入股东的磨合和冲突, 对公司的运营造成不利的影响。考虑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质, 为维护公司原有股东的利益和保持公司的正常运营, “《公司法》应明确确立类似于合同保全制度的公司人合性保全制度, 赋予公司和其他股东对这类合同的撤销权。”

(二) 前置性程序之二:尊重本公司其他股东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此程序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 理论界素有不受影响说、合同无效说、可变更或可撤销说等观点。众多学说观点在此不在赘述。

实践中,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 不尊重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形比较普遍, 也是产生股权转让纠纷的重要原因。不尊重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表现主要有:在对外转让股权时, 未告知其他股东股权转让事宜;在对外转让股权时, 未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在对外转让股权时, 未向其他股东如实告知有关转让事宜等。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 取得本公司其他股东的过半数同意, 是必须履行的法定程序。股东在对外转让股权时未告知或未如实告知其他股东股权转让的事项, 造成了对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侵害。但鉴于股东对外转让股权的事实已定, 其他股东是否有意向购买该股权并不确定, 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的股东是否真正的行使该权利也不确定, 为维护交易秩序, 将此类股权转让合同界定为可变更、可撤销合同较为妥当。

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可以自己的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为由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合同。股权对外转让合同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后, 将产生无效合同的法律后果, 如返还已经交付的购买股权的资金等。为公司的稳定运行起见, , 须将该撤销权的行使期限进行限定, 可参照《合同法》的规定, 将此期间界定为1年, 自受让方的名字或名称被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之日起算。其他股东在提起撤销权诉讼时, 能否一并提起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诉讼请求, 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观点, 本文认为, 其他股东提起撤销之诉时, 可一并提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诉讼请求。

(三) 前置性程序之三:遵守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是股东共同制定的有关公司组织与活动的基本规则。对于公司章程的性质, 理论界存在不同的看法, 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大陆法系将其视为公司内部的自治法规, 而英国、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则多的将其视为股东之间的合同。但无论将其定位为自治法规还是商事合同, 有一点是共同的:公司章程具有很强的自治性色彩。

有限责任公司允许公司章程对股东对外转让其股权作出另外规定。公司章程的另外规定主要有两种:一是公司章程规定的转让程序较《公司法》第72条宽松, 比如, 有的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的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时, 其他股东不得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等;此种规定可以视为其他股东权利的预先放弃, 该规定有效, 拟转让股权的受让方可直接通过股权转让合同取得股权;二是公司章程规定的转让程序较《公司法》第72条更为严格, 比如, 有的公司章程规定:未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得转让股权;股权转让必须经过某大股东同意;或经董事长、董事会的同意, 或经公司股东会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东同意等等, 应认定该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效。如果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违反章程的限制性规定与他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 该合同无效。

(四) 前置性程序之四: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批准、登记手续

批准登记手续与合同的效力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有的合同需要履行规定的批准登记后方可成立;有的合同需要履行规定的批准登记手续后方可生效;有的合同需要履行规定的批准登记手续后方可有效;有的合同需要履行规定的批准登记手续, 但批准登记手续跟合同的成立、生效、有效没有关系。纵观《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 并未有规定股权转让合同需要经国家批准登记方可有效或生效。因此, 对于不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股权转让合同, 无需履行批准登记手续, 但对于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股权转让合同, 应履行此程序。

三、后置性行程序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对外转让合同效力的影响

(一) 后置性程序之一:变更工商登记

按工商登记的效能为标准, 可以将工商登记分为设权性登记与宣示性登记。设权性登记的效能是创设权利, 未经工商登记, 权利不得生成;宣示性登记的效能在于宣示已经存在的权利, 这种登记产生对抗效能, 不经登记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按公司法的理论, 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应属宣示性登记。公司的股东信息属于法定的登记信息, 能否向公司以外的人主张股东身份, 取决于在公司登记机关能否查询到该股东的相应信息;因此, 只要符合法定转让条件, 受让方即可取得转让股东的既有股权, 成为公司实质意义上的股东, 至于受让股东的股权能否行使, 能否向公司以外的人主张, 则取决于是否对该次股权转让事项进行了变更登记。

(二) 后置性程序之二、之三、之四:修改股东名册;修改公司章程;注销原出资证明书、签发新出资证明书

《公司法》第74条规定:“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 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 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因此, 此三项后置性程序是《公司法》赋予公司的义务。公司是否履行此三项义务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没有影响。

参考文献

[1]奚晓明.中国民商审判 (第1卷) [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

[2]邹海林.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行为辨析[N].人民法院报, 2003-06-20 (理论专版) .

[3]虞政平.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审查[J].法律适用, 2003 (09) .

[4]王欣新, 赵芬萍.三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中的法律问题[N].人民法院报, 2003-05-09.

[5]卢运辉, 彭志刚.经济法[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1 (01) .

[6]戚庆余.企业合同管理法律实务应用全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 (06) .

违法建筑租赁合同的效力问题研究 篇3

关键词：违法建筑； 租赁合同效力 ；立法完善

一、违法建筑租赁合同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二条和第三条明确规定：“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出租人就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内容建设的临时建筑，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从这条规定可以看出，立法倾向于判定违法建筑租赁合同为无效合同。我认为，该司法解释在认定房屋租赁合同效力的条件上，有诸多值得质疑的地方。

（一）标的物的违法性与租赁行为的违法性是两个概念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了认定无效合同的其中一个情形为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是以标的是否合法为标准对合同效力所做出的判断。标的是针对合同“内容”而言，即法律行为的标的，也就是法律行为的内容：行为人在行为时所欲发生的法律效果 。因此，应以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所欲发生的法律效果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来认定其效力，而不是依据合同本身的标的物是否合法来直接认定。房屋租赁合同本身是一种合同行为，通过签订租赁合同，出租人把自己所有的房屋供承租人占有和使用，以收取租金。也就是说，房屋租赁合同的内容是租赁行为，至于出租的是合法建筑房屋还是违法建筑房屋，均不影响租赁行为是否合法，因为并没有任何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禁止出租违法建筑物。司法解释中以租赁标的物违法为依据，把出租违法建筑的租赁合同认定为无效，显然是把标的物的违法性与租赁行为的违法性等同起来，混淆了两者的区别。

（二）与已有司法解释对同类问题的处理规则不一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八条规定：以法定程序确认为违法违章的建筑物抵押的，抵押无效。这里规定，认定抵押无效，要求违法建筑是以“法定程序”确认的违法建筑。这一具体限定有利于减少无效合同。但是，《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中第二条规定：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这里把未取得两证进行施工的建筑行为认定为违法行为并没有要求以“法定程序”确认，而直接由审判机关进行司法确认。

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法权应该是相互独立的，对于违法建筑的认定，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应当由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政政机关和审判机关，应当恪守自己的职责范围，无权僭越。两个司法解释，对待同一类问题却是不同态度和不同要求，这不仅不利司法统一，也不利于维护宪法的权威。

二、立法上的完善建议

根据上述对于违法建筑租赁合同效力判定的现状及其所存在的问题，我提出如下的立法上的完善建议：

（一）明确认定违法建筑租赁合同为效力待定的合同

违法建筑的存在并不妨碍出租违法建筑的合法性，如前所述，标的物的违法性与租赁行为的违法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房屋租赁合同本身是一种合同行为，违法建筑租赁合同并不侵害国家和社会的权益，只要违法建筑租赁合同的出租人和承租人是本着自愿原则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违法建筑租赁合同应该认定为有效，这符合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则。

但同时，私法自治所赋予的自由也是相对的，它受到公法一定的限制。因此，违法建筑合同要获得有效性，必须具备“取得法律认可”的条件，该条件包括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的批准， 或者在因房屋建筑实体违法时并没有受到行政机关限期拆除的处罚决定。

（二）增加对房屋建筑实体违法时租赁合同效力的判定情形

司法解释对因程序违法而导致房屋建筑违法的租赁合同规定了事后可以通过补办相关许可证而承认房屋租赁合同的有效，但对因实体违法而导致建筑违法的租赁合同却没有相关规定。我认为，实体性违法的建筑并不一定存在现实的危害性，所以对于因实体违法的建筑而签订的租赁合同，不能一概认定为无效合同，而应当根据行政机关对于该违法建筑的处分而对租赁合同作出效力的认定。如果行政行为，尤其是行政处罚行为，对违法建筑行为，在处罚时做出了限期拆除的处罚决定，才能认定建筑物不符合规划设计，此时，违法建筑租赁合同因不具备法律认可的条件而无效。如果行政处罚做出了其他处罚，但没有做出限期拆除的处罚，这就意味着建筑物与规划设计并不冲突，无需拆除，此时应当承认违法建筑租赁合同的有效性。

（三）明确审查房屋建筑合法性的法定程序

对建筑行为是否符合规划法的规定进行审查，这是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职权，民事审判权不应介入，否则就是对行政权力的僭越。根据上述观点，为了维护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相互独立的体制，同时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司法统一，我建议在判断房屋建筑的合法性时，在立法中应当明确规定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确认。

参考文献：

[1]张勇.房屋租赁合同争议问題研究[D].辽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4月

[2]朱宝.无效房屋租赁合同的法律问题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6月

[3]应仕海.违法建筑买卖合同效力判定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4月

[4]杨文杰.违法建筑的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的效力[J].载于社科纵横.2011年9月

合同效力问题的论述 篇4

转自：小甘读判例

作者：甘国明

阅读提示：违法建筑，俗称“违章建筑”，是指违反建筑、规划方而的法律法规而建造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附着物。凡是没有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没有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房屋等建筑物都是违法建筑。实践中，对于买卖违法建筑合同的效力存有较大争议。本期推送的一则涉及违法建筑买卖合同的公报案例，《人民司法·案例》以及《交大法学》两篇文章对该案例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批评），值得阅读思考。限于篇幅，对文章原文进行了大幅删减，仅保留主要观点，对原作者深表歉意，也希望对该两篇文章感兴趣的同学，按照下文中所列索引，查找参阅。

案例名称：

丁福如与石磊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例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11期

裁判摘要：

房屋行政主管部门对未经审批而改建、重建的房屋，可因现实状况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状况不一致，将其认定为附有违法建筑并结构相连的房屋并限制交易。如何认定这类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实践中存在分歧。善意买受人根据不动产登记的公示公信原则，确信登记的权利状态与现实状态相一致，此信赖利益应予保护；根据区分原则，房屋因附有违法建筑而无法过户属合同履行范畴，不应影响合同效力。因此，这类合同如不具备《合同法》第52条的无效情形，应当认定有效。出卖人负有将房屋恢复至原登记的权利状态并消除行政限制的义务。在买受人同意按现状交付并自愿承担恢复原状义务的情况下，出卖人应按诚实信用原则将房屋交付买受人，并于买受人将房屋恢复原状、消除行政限制后协助完成过户手续。

当事人：

原告(反诉被告)：丁福如。

被告(反诉原告)：石磊。

简要事实： 被告石磊系涉讼房屋的产权人，该房屋登记的建筑面积661．96平方米，类型为花园住宅，土地总面积2052．9平方米。2008年10月7日，原、被告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原告丁福如受让被告石磊的涉讼房屋及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款共计5600万元；被告应于2008年12月18日前腾出该房屋并通知原告进行验收交接；2008年 11月8日前，双方共同向房地产交易中心申请办理转让过户手续；被告如未按约定的期限将上述房屋交付(包括房地产交接及房地产权利转移)给原告，应当向原告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原告已付款日万分之五计算，自合同约定的交付日至实际交付日止。

被告石磊按约支付房款。2008年10月18日，上海市长宁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向上海市长宁区交易中心发出附有违法建筑并结构相连的房屋的认定通知单，根据《上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第四十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不予办理房地产转移以及抵押登记手续。

涉讼房屋所属的上海东湖物业管理公司明苑别墅管理处于2008年11月10日证明涉讼房屋于2006被王慧敏(被告石磊前妻)的妹妹王慧莉和她丈夫何建新拆除并重建，被告未参与这次违章拆建的全过程。

原、被告确认自双方协商、达成协议至诉讼期间，涉讼房屋的状况未发生过变化。诉讼期间，原告丁福如表示被告石磊可按目前现状交付房屋，由原告自行恢复至房地产权证登记状态，并承担恢复费用，被告在房屋恢复后协助原告办理产权变更手续，并表示清楚目前行政机关对涉讼房屋产权转移的限制，也愿承担相应的风险，仍要求继续履行买卖合同。

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拆除涉讼房屋上的违法建筑，恢复原状，并办理过户手续；2．被告支付原告从2008年11月9日起计至实际过户交房之日止的违约金。

被告反诉请求：确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裁判结果：

一审判决：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

一、被告石磊将涉讼房屋交付原告丁福如；

二、被告石磊支付原告丁福如逾期交房违约金，以人民币100万元为本金，从 2008年11月9日至实际交付房屋时止，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

三、被告石磊应于原告丁福如将涉讼房屋恢复至产权登记状态且行政机关撤销上述房屋房地产转移登记限制后协助原告丁福如办理上述房屋的房地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四、原告丁福如支付被告石磊剩余购房款人民币3500万元；

五、驳回被告石磊的反诉请求。

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1．买卖合同是否有效；2．买卖合同能否继续履行；3．如何认定被告石磊的违约责任。

涉讼买卖合同对标的物坐落位置、建筑面积、房屋类型等的约定，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一致。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内容具有公示、公信效力，一方面表明被告为涉讼房屋的登记权利人，依法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另一方面表明涉讼房屋的登记信息具有权利的正确性推定效力，可推定登记的权利状态、范围与现实的客观状态相符，善意相对人因信赖该登记的正确性而与登记权利人签订合同，该合同的效力不因登记的错误或权利内容的状态而受影响。原、被告签订买卖合同时，虽然房屋现状已与登记信息不一致，但双方在合同中记载的仍是登记的房屋状况，且被告石磊未举证证明其于签订买卖合同时，已将涉讼房屋现状与登记信息不符的事实如实告知原告丁福如。因此，原告对于本案纠纷的发生无过错，应属善意信赖不动产登记信息的合同当事人，法律应当保护原告的此种信赖利益，此亦系强化不动产公示、公信效力的要求。

虽然涉讼房屋被行政机关限制交易，买卖合同的履行可能存在障碍，但根据我国《物权法》区分原则，转让不动产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无权登记，不影响合同效力，因此，不能因涉讼房屋过户存在障碍就否认其买卖合同的有效性。原、被告就涉讼房屋签订的买卖合同，不具备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属有效。

关于涉讼买卖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问题。虽然行政机关对涉讼房屋的权利转移作出限制，但物权未灭失，不能就此认定买卖合同法律上或事实上履行不能。行政机关限制交易的目的在于督促违法行为人纠正违法行为，履行法律手续；被告即使未出售房屋，也应按照行政机关的要求进行整改，使房屋恢复至合法状态，恢复原状系被告应尽的行政法上的义务。

被告石磊明知涉讼房屋附有违法建筑仍予出售，应依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对于涉讼房屋存在的违法状态，应自行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消除后交付原告。经法院释明，原告丁福如同意被告按现状交付房屋，并自愿替代被告承担恢复原状的义务，原告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符合行政机关的执法目的，法院予以准许。

原告在恢复原状时，房屋的四至、外观形状、层高等应与登记内容一致，质量应符合国家规定的建筑标准。被告应于原告恢复原状、通过行政机关审查认可并撤销交易限制后再协助原告办理产权手续。

现被告石磊未能按合同约定向原告丁福如交付涉讼房屋，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涉讼房屋被行政机关限制办理产权转移登记，原告明知此风险仍选择继续履行合同并自愿承担恢复原状的义务，因此被告能否实现权利交付取决于涉讼房屋恢复状况及行政机关行政审查的限制，故被告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应计算至实际交付房屋时止。

原告所支付款项中的2000万，由中原公司代为保管至双方进交易中心后再转交被告，现原告已按约履行该付款义务，但因目前无法办理过户登记，中原公司向被告转交的条件尚未成就，故违约金的计算基数应以被告实际收到的数额为标准。

据此，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石磊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已认定涉讼房屋是附有违法建筑并结构相连的房屋，上诉人石磊认为涉讼房屋系重建的房屋，但不能改变其违法的性质。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丁福如买卖涉讼房屋的意思表示及交易价格系属真实，结合不动产登记的公示、公信效力，双方签订的买卖合同当属有效。因行政机关的权利限制是为督促违法行为人予以改正，在上诉人未能积极履行相应义务的情况下，被上诉人同意上诉人按现状交付房屋，并自愿替代上诉人承担恢复义务，故在被上诉人完成恢复义务，行政机关撤销限制权利转移后，双方完成权利交付是可行的，买卖合同能够继续履行。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遂作出上文判决。

评析意见：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朱爱东认为：

违法建筑买卖合同应为有效。具体理由是：

一、违法建筑买卖合同并未违反效力性规范。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订立的合同无效。”违法建筑虽然违反的是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但从法条以及实际操作来看，违法建筑的买卖违反的并非效力性规定，而只是取缔性规定，因此违法建筑的违法性并不能导致其买卖合同的必然无效。

二、违法建筑下的负担行为效力不受处分行为效力的影响。物权法第十五条中已明确规定了物权设立、变更、转移、消灭的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效力相区分的原则。根据物权区分原则，作为原因行为的负担行为与作为结果行为的处分行为分别依不同的法律规范来调整，违法建筑买卖的合同效力与违法建筑物权的设立或变动依据不同的法律规范来确定。因此，违法建筑买卖合同的效力之取决于合同本身的效力。对于违法建筑买卖而言，买卖合同的标的具有违法性，但这并不能否定买卖合同的效力。只有那些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范中的效力性规范，构成对他人或公共利益重大侵害的买卖合同，才可否定其效力。不论是违法建筑无法进行初始登记还是签订买卖合同后无法完成过户登记，均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

物权法上登记的作用在于公示，并产生相应的公信力，不登记仅影响公示，不能产生公信的效果而已。在违法建筑被确定为违法后，行政机关应采取相应的行政行为，而不能断然地否定当事人间的意思表示的合意，进而认定买卖合同无效。

三、将违法建筑买卖合同认定为有效合同更加符合现实需要。违法建筑具有与合法建筑相同的使用价值，当事人订立买卖合同转移违法建筑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物尽其用，满足特定群体的实际需要，也促进了市场交易。

索引：

文章详情见：朱爱东：“ 附有违法建筑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有效性”，载《人民司法·案例》2013年第12期。

清华大学程啸教授对本案评析认为：

一、本案不能适用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力。本案一审判决指出：“涉讼买卖合同对标的物坐落位置、建筑而积、房屋类型等的约定，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一致。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内容具有公示、公信效力，一方而表明被告为涉讼房屋的登记权利人，依法享有该房屋的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另一方而表明涉讼房屋的登记信息具有权利的正确性推定效力，可推定登记的权利状态、范围与现实的客观状态相符„„。”该段中所谓“登记信息具有权利的正确性推定效力”指的就是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力。

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力，也称“不动产登记簿的公示力”或“不动产登记簿正确性的推定”它是指，不动产物权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后，推定该登记簿上所记载的该物权的归属和内容与真实的物权的归属和内容是一致的。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力是一种权利推定而非事实推定。

从本案案情来看，原告即买方丁某在不动产登记机构查阅了登记簿，其与卖方石某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中“对标的物坐落位置、建筑而积、房屋类型等的约定，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一致”。然而，这种合同上对房屋自然状况的约定与登记簿上对房屋自然状况记载的一致性，并不能得出本案一审法院所得出的结论——“涉讼房屋的登记信息具有权利的正确性推定效力，可推定登记的权利状态、范围与现实的客观状态相符”。

这是因为，法律上认可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力并不意味着：凡是查阅不动产登记簿的人在不动产登记簿中所看到的，都应该相信是真实的。因为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力并不适用于登记簿上记载的全部内容，只适用于登记簿上对权利事项的记载，不适用于登记簿上单纯的对不动产自然状况的记载。所谓单纯的对不动产自然状况的记载主要就是指那些用来确定或描述被登记的不动产的状况的信息，如坐落位置、建筑而积、房屋结构、经济用途等。

之所以登记簿上对不动产自然状况的记载不具有正确性推定的效力，理由在于：首先，不动产登记簿推定力只是一种为了更有效率地实现不动产登记簿所具有的使不动产交易明确化、清晰化的制度功能，而由法律规定的权利推定。既然是权利推定，则登记簿的推定力仅与不动产权利相关，确切地说，是与那些具有登记能力的物权相关，如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

其次，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力在很大程度上为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奠定了坚实的信赖基础。正是由于登记簿推定力的存在，所以在不动产善意取得中对于取得人善意的判断标准才不同于动产善意取得。登记簿的推定力显然没有任何必要适用于登记簿上对不动产自然状况的记载。

既然不动产登记簿对自然状况的记载不能适用推定力，也就是说，任何查阅登记簿的人，不能相当地认为在登记簿中记载的不动产的而积、坐落、结构、层数、用途等信息就是正确的，也就意味着：一方面，如果有人对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不动产的自然状况提出异议，认为其确有错误的，则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或者登记机关不得援引登记簿的推定力加以对抗。另一方而，任何人也不可能因为对登记簿上对不动产自然状况的记载产生信赖，进而适用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

综上可知，本案一审判决基于当事人的合同“对标的物坐落位置、建筑而积、房屋类型等的约定，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内容一致”，就认为需适用登记簿的推定力，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会错误地将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力适用于登记簿上对不动产自然状况的记载。

本案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原告对于本案纠纷的发生无过错，应属善意信赖不动产登记信息的合同当事人，法律应当保护原告的此种信赖利益，此亦系强化不动产公示、公信效力的要求”。然而，作为原告的买方虽然对登记簿产生了信赖，是善意的买受人，但对此种善意的保护却与不动产登记的公信效力无关。

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是指即便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物权归属、内容与真实的物权归属、内容不一致，信赖该登记簿记载之人仍可如同登记簿记载正确时那样，依法律行为取得相应的不动产物权。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仅仅适用于无处分权人处分不动产的情形。在本案中，出卖人石某本来就是登记簿上记载的房屋所有权人，他处分自己的财产显然不是什么无权处分。即便石某是在原房屋被拆除致所有权消灭后，依然出售该己不复存在之房屋，也不是无权处分。至于违法建筑的出售，亦非无权处分。

综上所述，尽管买方丁某确实对登记簿记载的正确性产生了某种程度的信赖，但是，本案却不存在适用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前提条件，即处分人没有处分不动产的权利。故此，并非必须通过适用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来保护善意买受人丁某。而本案的两审法院都将登记簿的公信力与本案当事人之间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牵扯在一起，以登记簿具有公信力来为房屋买卖合同的有效性进行辩护，这显然是错误的。

本案中，丁某无须基于对自己“信赖”的保护而实现其权利。因为其与石某订立的合同本身就是合法有效的，作为合同标的物的房屋因被拆除而灭失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在我国，无论《民法通则》还是《合同法》，均未以标的之确定、可能作为合同的成立或生效要件。民法学界通说认为，合同标的是否可能一般不影响国家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没有必要给付干预。况且，在给付不能的情况下，让合同有效，对于债权人的保护更有利。因此，自始客观给付不能并不会导致买卖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由此可知，丁某与石某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虽然因标的物灭失而陷入自始客观给付不能，却并不因此而无效。除非存在《民法通则》第58条、《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情形，否则丁某与石某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合法有效的。既然合同合法有效，而现在出卖人石某无法按照合同的约定，按期交付房屋并办理房屋所有权的转移登记，自然构成了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二、违法建筑物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目前，我国并无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违法建筑转让或规定转让违法建筑物的合同无效。学说上就双方明知是违法建筑而仍买卖时之合同效力，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违法建筑物买卖合同原则上无效，但是如果通过补办建设工程规划手续等而使违法建筑物转为合法建筑物的，则合同有效。另一种观点认为，买卖违法建筑物的合同是有效合同。

笔者赞同前一种观点。因为违法建筑具有违法性，如果允许转让则使当事人得以规避法律。故此，原则上应当认为买卖违法建筑的合同是无效的。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8条就明确规定：“以法定程序确认为违法、违章的建筑物抵押的，抵押无效。”但是，考虑到鼓励交易的需要，在当事人能够消除建筑物的违法性时，以违法建筑物为标的物的买卖合同有效，也是可以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针对违法建筑出租的问题，也采取了相同的态度。该司法解释第2条规定：“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第3条规定：出租人就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内容建设的临时建筑，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经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有效。租赁期限超过临时建筑的使用期限，超过部分无效。但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经主管部门批准延长使用期限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延长使用期限内的租赁期间有效。

本案被告认为，房屋买卖合同的实际标的物是违法建筑，故此该违法建筑之买卖合同无效。而法院的态度是认为买卖合同合法有效(尽管其论证合同有效的理由中的大部分是错误的)，同时，法院通过行使释明权而使买卖双方同意协力消除房屋的违法状态，即将现在的违法建筑的四至、外观形状、层高等回复至与登记内容相一致的状态，从而保证该房屋买卖合同的最终履行。笔者认为，在本案中法院的这种方法是可行的，有利于鼓励交易并保护善意买受人的合法权益。

索引：

合同效力问题的论述 篇5

绪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加快，股份制企业逐步成为重要的市场主体，股权转让成为企业募集资本、产权流动重组、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形式，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审理中经常发生争议且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本论：

一、股权转让合同的概念和特点

（一）合同标的性质比较复杂

（二）股权转让合同涉及多个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三）合同的主体、内容和形式受到了严格的法律规制

二、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

（一）股权转让合同的主体是否符合法规规定

（二）转让的标的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三）股权转让的方式是否合法

（四）当事人一方是否构成以欺诈、胁迫手段签订合同并损害了国家利益

（五）双方当事人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二种疑难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

（一）未出资或出资不足或抽逃出资的公司股东与他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二）公司股东违反公司章程的禁止或限制性规定而与他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结论：

应当看到，公司要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公司法》也要面对形态各异的公司，把《公司法》断言为纯粹的强化法或任意法都难免有偏颇之处。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对股权转让性质从本质上有不同的要求，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内容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加快，股份制企业逐步成为重要的市场主体，股权转让成为企业募集资本、产权流动重组、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形式，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是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审理中经常发生争议且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笔者通过对股权转让合同特点等方面的分析，根据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参照外国的相应法律制度，重点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中的若干法律问题进行探讨。【关键词】：股权转让 效力认定 股权纠纷 法律适用

近年来，诉讼到人民法院的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呈上升趋势。其中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是审理此类案件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又是经常发生争议的问题。笔者通过对股权转让合同的特点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参照外国的相关制度，重点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等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一、股权转让合同的概念和特点

股权转让合同是当事人以转让股权为目的而达成的关于出让方交付股权并收取价金，受让方支付价金得到股权的意思表示一致。通过股权转让合同并履行一定方式（交付或登记），股权转让始产生股权变动的效力。股权转让后，股东基于股东地位而对公司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全部地同时转移于受让人，受让人因此成为公司的股东，取得股东权。因此，股权转让是一种物权变动行为，股权转让合同是股权转让（物权变动）的原因。股权转让合同具有以下特点：

（一）合同标的性质比较复杂

对于股权性质的解释学说众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有独立权利形态说、股权所有权说、股权社员权说和股权债权说等。这些学说主张的法理基础不同，观点迥异，对股权转让的一些具体缺席设计上必然存在不同的认识。根据大陆法系传统的《公司法》理论和我国多数学者所主张的独立权利形态说，股权既不属物权，也不属债权，而是一种《公司法》规定的具有独立内涵的包括财产权利等多种权利在内的综合性的新型的独立的权利形态。作为股权转让合同标的股权，泛指公司给予股东的各种权益或者所有的权利，具体的是指股东基于股东资格而享有的从公司获取财产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权利。具体可分为财产性权能和非财产性权能、自益权和共益权。同时，股权作为一种资格权利，反映了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一定意义上既包含股东对公司的权利，又包含股东对公司和社会应承担的义务。股权转让合同的这一特点，在订立、效力、履行方面表现得更为复杂，特别是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股权转让行为产生的民事后果难度较大。作为合同标的股权性质比较复杂。

（二）股权转让合同涉及多个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公司股权的流转不仅涉及公司及其股东、董事甚至公司或股东的债权人的利益，而且影响股权转让合同双方的利益。实践中除了股权转让合同双方当事人主张合同无效或 要求撤销合同我，其他众多的利害关系人也经常会提出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如公司或其他股东认为股东出让公司股权行为违反公司章程、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或不能对抗公司而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公司的债权人认为公司股东出让公司股权的行为影响其债权的实现，在债权债务诉讼中主张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债务人出让其享有的公司股权，债权人认为其转让股权行为使其债权难以实现，以利害关系人的身份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因此，认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要注意平衡各种主体的利益。

（三）合同的主体、内容和形式受到了严格的法律规制

第一，由于股权转让涉及标的复杂性，法律对股权转让合同的主体、内容和形式作出较多的限制，以保障资本市场的有序运作。如对不同投资主体持有的股权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外资股和内部职工股法律对其可转让性、受让人和转让方式作了不同的规定；还有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公司等不同形式的合同、其股权转让的程序，法律也作了不同的规定；再有不同类型的股权转让的方式不同，相同类型的股权转让的具体方式也有所区别。

第二，股权转让合同受到《民法通则》、《合同法》有关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的规定限制，也受到《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股权交易法规以及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中关于企业管理的限制。此外，由于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比较原则、工商管理、证券管理主管部门的行政规章对股权转让行为事实上也起着规制的作用。因此，股权转让合同的合法性问题比较复杂。股东转让股权时必须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行，人民法院审查股权转让合同效力时，应将合法性审查作为重点内容。

二、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

对于什么是无效的股权转让合同以及对于无效的股权转让合同如何处理？我国的《公司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以及关于企业联营和企业登记的法规都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审查，除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以及其他法规、规章外，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股权转让合同的主体是否符合法规规定

订立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股权转让的主体资格，会导致股权转让合同无效。实践中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为股权转让合同主体不合法：

1、公司没有依法成立。公司是股东的载体，公司未成立时，股份认购人尚不具备股东地位，当然也就不具备股权转让的条件。即使其已经缴纳出资，换取了公司股份，由于公司此时尚未经法定程序审核，将来能否成立尚不确定，如准许其转让股份，不仅难以防范恶意者取巧谋利，损害公众投资者利益，而且会干扰公司正常设立活动。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有限现任公司必须经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 册，发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才视为依法成立。如双方签订成立有限公司的协议后，其中一方因其他原因把协议中约定的出资或依约提供的出资，在公司注册登记前转让给他人，就不是我们所说的股权转让。

2、受让方不具有法律规定的特定身份。一是对某些民事主体，法律禁止或限制其作为公司股东。如根据1998年1月7日国家工同行政管理局《公司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机关法人、社会团体法人、事业单位法人，除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外，一般不得作为公司股东；企业化经营的事业单位未办理企业法人登记，以职工持股会或其他类似组织未办理社团法人登记的，不能作为公司股东；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等其他中介机构的公司股东；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不和成为所任职企业设立的有限现任公司的股东等。

二是对某些种类的股权，法律对持有者的身份作了特殊限制，种股权只能在特定的主体之间转让。主要包括：（1）法人股（即法人所持有的《公司法》生效前根据《股份公司规范意见》设立的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只能在法人之间转让，不能转让给公民个人和其他经济组织包括本法人单位职工。（2）内部职工股（即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向内部职工募集、仅限内部职工持有的股份），只能在公司内部职工之间转让，禁止向职工以外的人转让。内部职工的范围是：①公司募集股份时在公司工作并在劳动花名册上列名的正式职工；②公司派往子公司、联营企业工作，劳动人事关系仍在本公司的外派人员；③公司的董事、监事；④公司合资附属企业的在册职工；⑤公司及其合资企业在册管理的离退休职工。（3）除了为核减公司资本或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以外，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公司取得自己的股份，等于向股东支付抽逃的股本金，有违公司资本维持和资本充实的原则，动摇公司的财产基础，对公司债权人和公司的利益危害很大。《公司法》第148条关于“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票”的规定，理应扩展适用于有限现任公司。实践中对存在下列两种情形之一的，也应认定为自己股份的违法取得：第一，公司借用他人名义，为公司利益而取得自己股份。这是最易发生的一种规避法律的行为。第二，子公司取得母公司的股份。由于母子公司间的财产一体及支配从司关系的存在，子公司取得母公司股份的后果与公司收购本公司的股份相同，同样应当加以禁止。但上述情形下如转让人系善意时，股权转让合同可认定为有效。（4）中国公民个人不能作为中外合资或中外合作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但其以私营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名义的除外。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1995年《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适用公司登记管理法规的有关问题的执行意见》第1条、第4条的规定，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不管是否达到公司注册资本的25%，都作为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但对外商投资不到公司注册资本25%的股份有限公司不作为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这类公司领取的是《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只适用《公司法》的规定，不适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外商投资企业法律的规定，中国公民当然可以作为这种公司的股东。（5）属 于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设立外资企业的行业的公司股权，向外商转让股权受到限制或禁止。国家根据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向，制定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禁止或者限制设立外资企业的行业作了规定，将外商投资的行业划分为鼓励、允许、限制、禁止四类。限制类项目不允许外商独资经营。禁止类项目则不允许外商投资。从事禁止类项目的公司的股东，不得将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外商。需由国有资产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产业，股权转让合同的订立不得导致外国投资者或非中国国有企业占控股或主导地位。不允许外商独资经营的行业的公司，股权转让不得导致外国投资者持有公司的全部股权。根据1995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公司股东或发起人登记管理的若干规定》第2条、第4条和第5条的规定，从事禁止类项目的公司的股东，也不能将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外商投资企业，从事限制类项目的公司，股权转让不得导致外商投资企业持有的公司25%以上的股权。违反上述规定的股权转让合同，应认定无效。应当指出的是，我国加入WTO，禁止、限制外商投资的领域将会改变，要关注这方面的法律、政策的变化，适当调整和确认。

3、出让方不具有公司股东资格。一是出让方没有依法取得公司股东的资格。如甲、乙成立一有限现任公司，甲占公司51%的股份，乙占49%的股份，经营期间甲未征得乙同意将自己股份的20%转让给丙，丙向乙支付了全部的转让费用，但是未办理有关手续。后丙因为急需资金又将20%股权中的8%转让给丁，丁与丙签订转让协议后，发现企业经营亏损，于是不向丙支付转让费用。这里，因丙受让甲的股权之后没有依法办理有关手续，而没有取得股东资格，丙向丁转让8%的股权的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二是出让方的公司股东资格因故丧失。如所持有的股权已合法转让，又如不依章程约定履行股东义务，而被公司除名，再如因违法受到政府处罚而被剥夺股权等。

对于在以他人名义认购股份的情况下，名义股东向第三方转让股份的，有人认为应当认定为无效，理由是实际的股份认购人才是股东。笔者认为应将名义上的股份认购人视为股东，对名义股东向第三方转让股份的，不能简单以此认定股权转让无效。有利保护善意第三人公益。

（二）转让的标的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在我国，目前法律禁止转让的股权主要有以下几种：

1、根据《公司法》第147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在任职期间不得转让。从该法条语义分析，发起人持有的三年内不得转让的股份，不仅指在公司设立时发起人所持有的股份，同时还包括公司设立后因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而新增的股份。对发起人转让的股权的限制及于发起人的继承人或通过合并、分立而概括承受其权利义务关系的法人。

2、根据《证券法》第91条的规定，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对所持有的被收购 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在收购行为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3、根据《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内部职工持股暂行规定》，公司内部职工股在配售后三年内禁止转让。禁止转让是指不得向任何人转让，包括本公司的职工。当然，如果出现了内部股份持有人脱离公司、死亡以及其他特殊情况时，可以不受三年时限的限制，股份持有人可以将股份转让给公司的其他职工，也可以由公司收购。

（三）股权转让的方式是否合法

由于股权转让合同更多地具有法定生效要件或附有约定的生效条件，因此在认定合同效力时除了注意对合同约定生效条件进行审查外，还应审查转让的方式是否合法。实践中股权转让方式违法主要表现以下几种情形：

1、违反法律规定的转让方式。如记名股票的转让必须委托证券公司在国家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进行，法人股必须在STAQ和NET市场挂牌交易。场外交易或转让的行为无效。

2、转让手续违法。对某些种类的股权，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公司股东在转让时应当履行一定的程序或手续，股权转让未履行规定的程序和手续的，股权转让合同不产生效力。即此种情形下股权转让合同并不是必然无效，只是尚未生效。如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股东转让自己的股权，应当报经我国批准其设立的主管部门批准。实践中，对于那些虽然在股权转让时未依法履行审批手续。实践中，对于那些虽然在股权转让时未依法履行审批手续，但是在庭审结束前补办了批准手续的，应认定合同有效；对于因合同内容违反了国家有关规定，不可能得到批准，或在一审庭审结束前未能补办手续的，应认定合同无效。

3、转让条件违法

（1）根据我国《公司法》第35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和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实践中如何把握“是否依法征得股东同意？”一般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首先转让人出示已经向公司提出转让自己拥有的股权并征求股东意见的请求证据；其次公司半数以上股东同意转让的相关证据；最后不同意转让的股东没有作出购买权的意思表示给予的价格低于股东对外转让的价格的相关证据；主张转让合同有效的一方当事人提供上列事实证据，结合其他股东是否同意股权转让问题的签名，股东大会研究股权转让问题的决议，股权转让的价款，综合认定股权转让是否征得股东同意的问题。

（2）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10条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实施细则》第23条规定，合营或合作一方向第三者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必须经其他合营或合作一方 向第三者转让其全部或部分出资，必须经其他合营或合作各方的同意，对合营一方转让的出资，合营他方有优先购买权。因此，中外合资、中外合作有限现任公司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未经其他股东的一致同意或损害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应当认定股权转让无效；但对事前未征求其他股东意见，事后其他股东又追认该股权转让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四）当事人一方是否构成以欺诈、胁迫手段签订合同并损害了国家利益 关于股权转让合同中的“欺诈”，一般是指出让人故意虚构或隐瞒事实，诱使受让人对股权的真实价格作出错误判断而与其签订合同。如向受让人隐瞒公司转让前的债务，以故意隐瞒担保之债，从而构成欺诈。出让人隐瞒担保之债的金额足以对股权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受让人有权请求宣告合同无效或撤销合同。

根据《合同法》规定，当事人的欺诈行为必须是损害了国家利益，方可宣告无效。一般来说，受欺诈方为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可以认定合同无效，但并不是仅仅在上述情况下，才算是损害了国家利益，特别是公司的股权转让问题上，涉及的利益很复杂，其中必然含有价值判断问题，还有根据案情具体情况裁量权问题。如不能认定是损害了国家利益的，按《合同法》规定只能作为可撤销合同处理。

（五）双方当事人是否构成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实践中，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主要有：

1、转让国有、集体企业的出资时，转让方没有对股权进行评估即进行转让，或者出资转让的价格明显低于合理的市场价格，从而损害国家、集体拥有的股份的权益，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

2、转让股权的目的是为了逃避债务，从而严重损害他人利益的。如虚假出资或抽逃出资的股东转让股权很可能出于逃债的目的。

3、股东转让双方名义上是进行股权转让，实为借贷的。三、二种疑难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

（一）未出资或出资不足或抽逃出资的公司股东与他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股东在公司设立时未出资或未定额出资或者在公司设立后抽逃出资的，其与他人签订的股权转让是否有效？对此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认定股权转让合同当然无效。理由是，股东是向公司投入资金并依法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人。基于股东地位而言对公司主张的权利，称为股东权。股份的原始取得，以对公司出资为必要条件。认股人也只有在履行缴纳股款的义务后，才能取得股东地位，才能取得股权。股东未出资意味着实际上不具备股东资格，不享有股权，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也就当然无效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视该公司是实行实缴资本还是认缴资本而定。在实行实缴资本制的公司（如依照《公司法》设立的公司包括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缴足注册资本的公司才能成立，因此公司成立后，只有出资的认股人才能成为股东，未出资的认股人不能成 立股东，其转让“股权”的行为无效；而在实行认缴资本制的公司（如依《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中，公司成立时认股人只要实际交付部分出资即成为股东，并负有按约交足出资的义务，股东未按约定交足出资的，应承担出资不足的责任，但不影响其股东地位，其转让股权的行为应认定有效。

笔者认为：未出资的股东转让股权并不当然无效。理由是：（1）《公司法》第208条关于支付出资的股东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对出资不到位的股东，应责令其补足出资，并承担因注册资本未到位而产生的民事责任，而不是直接否定其股东资格。（2）《法国商事公司法》第282条第1、2款规定：“未支付股款的股东、相继的受让人和认股人对股票未支付的股款负连带责任。公司可在出售前或出售后、或同时对他们提起诉讼以获得应支付的股款和对已承担费用的补偿。对公司进行赔偿者可对所支付的款项向股票的相继持有人索取。债款最后由股票的最后持有人承担。”（3）法理上和实践是均承认虚假出资与未能缴纳股款有所不同，对认股人未按协议缴纳股款，各国立法都赋予公司和其他股东以特定的救济手法，包括行使失权程序、行使追缴出资权、要求损害赔偿等。

（二）公司股东违反公司章程的禁止或限制性规定而与他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对于公司股东违反公司章程关于股东转让股权的禁止性或限制性规定而与他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公司章程在《公司法》规定外设定的对股权转让禁止性规定和限制性条件是无效的，仅违反这些规定，不影响股权转让的效力。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司章程虽然不能作出禁止股权转让的规定，但在《公司法》规定之外对股东转让股权设定特定的条件，符合合同自由原则，违反这些规定的股权转让合同应当无效。这种观点的立论依据主要是“公司的合同理论”。即公司是许多自愿缔结合约的当事人、股东、债权人、董事、经理、客户之间的协议，参与公司的有关各方在塑他们之间的合约安排时应当是完全自由或者原则上是自由的。

口头合同的效力 篇6

一、口头合同的有效要件

1、口头合同的效力要看是否有证据证明口头合同的存在，如证人证言、录音资料等证据。

2、口头合同的效力和书面合同并无区别，只要双方已经协商一致，那合同就已经成立，双方要受合同约束。

3、完全基于当事人双方的信赖关系，一旦一方否认合同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则另一方很难举证。

4、合同的有效要件

5、口头合同纠纷是指合同当事人因履行口头合同而发生的合同争议。

6、虽然简便易行，但因为没有书面的证据，所以很容易发生。

二、口头合同管辖权

1、口头合同案例

2、口头合同案例分析

3、口头买卖合同的法院管辖

4、口头的管辖

5、口头合同纠纷案件由履行地法院管辖

三、口头合同的有效要件

1、口头合同的效力要看是否有证据证明口头合同的存在，如证人证言、录音资料等证据。

2、口头合同的效力和书面合同并无区别，只要双方已经协商一致，那合同就已经成立，双方要受合同约束。

3、口头合同完全基于当事人双方的信赖关系，一旦一方否认合同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则另一方很难举证。

4、合同的有效要件

5、口头合同纠纷是指合同当事人因履行口头合同而发生的合同争议。

6、口头合同虽然简便易行，但因为没有书面的证据，所以很容易发生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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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用电合同效力问题探究 篇7

1供用电合同的作用、性质与特征

推行供用电合同是为了改变过去那种单纯依靠行政管理供用电工作, 运用法律手段进行供用电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证国家计划的实施。我国对电力的使用实行由国家统一分配的政策, 如果只用行政手段推动计划用电工作, 一些不按计划用电的现象就得不到控制。签订供用电合同后, 供用电双方都得按合同的规定供电与用电, 谁违约, 谁就要承担经济责任。这样把权利与经济责任挂起钩来, 保障了国家计划用电政策的落实。二是维护正常的用电秩序。签订供用电合同后, 供用电双方都按合同进行供电与用电这样就可以减少任意超用电的现象和由此引起的无计划限电次数, 使电网的安全、稳定、经济运行得到保证, 供用电的秩序也可得到改善。三是促进供用电双方改善经营管理。供用电合同是一种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的方法, 合同的履行与否直接关系到供用电双方的经济利益。为了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供用电双方都必须在各自的生产经营活动中, 对电力的供应和使用进行严格的控制和考核, 尽可能做到合理地使用电力, 挖掘节电潜力, 降低消耗, 这样才能达到合同规定的要求。四是维护供用电双方的合法权益。供用电合同一经订立, 供用电双方的合法权益就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用电方按合同的规定有权按时、按质、按量得到电力供应;供电方按合同规定有权得到相应的电费。按供用电合同规定, 如有规定方少供或用电方超用, 各自都要按合同的规定承担经济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以下简称《合同法》) 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供用电合同是供电人向用电人供电, 用电人支付电费的合同。”明确了供用电合同的基本性质是买卖合同。电能的买卖交易因其固有的特性决定了供用电合同具有其特殊性。供用电合同是根据用电客户的用电需求和电网的供电能力订立的;供用电合同供电一方当事人是法定的供电企业;供用电合同的标的是电能, 它区别于其他经济合同的标的物;供用电合同是长期履行的双方合同;供用电合同是连续性的经济合同;供用电合同的违约责任形式是法定限额赔偿责任, 是按实际损失电能和相应电价进行赔偿的经济合同, 而不是按实际损失进行赔偿;供用电合同是规定有特殊意义的经济合同, 如电能质量上的连带关系在其他经济合同中是不多见的。

长期性和连续性是供用电合同最基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因此, 供用电合同的效力是否能够保持长期有效, 就必然成为供用电合同应用实践中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

2供用电合同订立时的效力问题

供用电合同一般采用格式合同方式, 供电人负有强制缔约义务。所以, 供电人应当特别重视合同内容和缔约过程的合法性, 确保供用电合同的订立具有法律效力。用电人作为供用电合同的一方当事人, 是必须写入供用电合同的必备条款, 直接决定着供用电合同在订立之初能否具有法律效力。因此, 认真审查用电人的缔约资格、索取核查用电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是十分重要的。

一是对于自然人的用电人资格的审查涉及合法有效的身份证件, 以及与用电人身份证件相对应一致的用电地址的房地产所有权证件, 或依法取得使用权的行政法律证明文件的原件进行审查登记, 并且留有影印件作为供用电合同的附件。

二是对于法人和社会组织的用电人资格的审查涉及合法有效的法人注册登记、许可登记、代理委托等相关行政法律证明文件的原件审查登记, 并且留有影印件作为供用电合同的附件。

三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 用电人的主体形式的多样化日渐凸显。供用电合同必须重视对同一用电人多处地址用电的应当明确不同用电地址的法人性质和主从关系;对于在同一用电地址重复订立供用电合同的应当确定唯一当事人, 避免在一个供用电合同关系中造成用电人主体不确定, 相应的合同权利义务无法归属。必要时应当要求用电人和相关人提供补充说明文件, 并且在供用电合同中应当予以必要的说明, 明确供用电合同关系的主体和用电人的权利义务。

四是供电人作为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供电人与用电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确保“格式条款必须实质公平”, 认真履行“提请注意”和“说明”的义务, 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责任的条款, 必要时对相关条款予以说明。根据《合同法》第五十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 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 该代表行为有效”的规定, 供电人可以在供用电合同中约定:“用电人对供用电合同的内容和释义无异义。用电人对所提供的行政法律文件保证真实有效, 并愿意承担相应的经济法律责任。”

3供用电合同变更时的效力问题

连续履行或长期履行是供用电合同的特有属性。在供用电合同的续存期间当事人主体变更、供用电方式变更、用电性质容量变更以及电费支付方式变更等都是引起供用电合同内容变更的起因。

对于自然人的用电人主体变更, 可以采用原用电人销户终止供用电合同, 与新的用电人重新订立供用电合同的方式实现变更。

对于法人和社会组织的用电人主体变更, 可以引发终止供用电合同重新订立供用电合同、过户业务和合同变更等不同情况。这里仅就合同内容变更问题予以阐述。

法人和社会组织因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变更、经济性质变更、组织机构变更等引起用电人主体变更时, 往往会由于用电人无暇顾及或供电人不能及时知晓, 影响到供用电合同内容的及时变更。根据《合同法》第七十六条“合同生效后, 当事人不得因姓名、名称的变更或者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承办人的变动而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规定, 供电人可以在供用电合同中约定:“用电人主体变更应及时书面告知供电人, 此告知文件作为供用电合同相关内容变更的依据, 并作为本合同的补充,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如果用电人未及时履行告知义务, 不影响供用电合同的效力与履行, 因此引起的经济法律责任由用电人承担。”

由于供用电方式变更、用电性质容量变更以及电费支付方式变更等引起供用电业务变更时, 一般都是由供电人和用电人共同履行相关业务变更手续, 同时也会生成相关的业务文件。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 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到协议补充的, 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的规定, 供电人和用电人可以在供用电合同中约定:“供电人和用电人共同签署的关于供用电业务变更的协议文件, 作为供用电合同相关内容变更的依据, 并作为本合同的补充,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4供用电合同续签时的效力问题

目前, 供电企业通行的规定供用电合同的有效期是1年至2年, 一般要求1年续签, 2年重新签订供用电合同。《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 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合同, 自期限届满时失效。”

在供用电合同的续签实践过程中往往由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内部审定过程较长和对某些具体条款意见不一致, 经常造成供用电合同不能及时续签, 使得到期的供用电合同效力中断。这种合同效力的中断, 不利于有效规范不间断的供用电合同关系和有效规避连续履行的供用电经济法律义务可能产生风险。

为了保持供用电合同效力的连续性, 供电人和用电人可以根据《合同法》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 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到补充协议的, 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的规定, 在供用电合同中约定:“供电人和用电人在合同有效期届满之前应当及时续签供用电合同。若供用电合同未能及时续签时, 供电人继续履行了供电义务用电人继续接受了供电服务的, 视为供用电合同关系继续成立, 供用电合同的有效期相应续延。供电人和用电人均应当继续履行供用电合同规定的基本义务。”

为了适应供用电合同长期履行的特性, 也可以采取不规定合同有效期的方法, 保持供用电合同效力的长期有效。同时在供用电合同中约定合同变更、续签或重新签订方式方法。这样, 在没有新的供用电合同订立之前, 供用电合同的效力长期保持连续有效的, 使得供用电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得以规范和保障, 有利于化解风险。

合同效力问题的论述 篇8

2005 年《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 15 条规定：“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当事人双方均不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取得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或者已依法合作成立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司法解释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我国房地产开发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房地产的开发规模与企业资质相一致。不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是禁止进行房地产开发经营活动的。合作开发合同不要求合作双方或多方都必须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但至少有一方当事人应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

二、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性质对合作开发合同效力的影响

2005年《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 16 条规定：“土地使用权人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以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与他人订立合同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但起诉前已经办理批准手续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司法解释如此规定的原因在于我国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出让方式取得，另一种是以划拨方式取得。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一般都是无偿或低偿取得，如果允许以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投资合作开发房地产，不仅损害国家的土地收益权，使国家土地大量流失，而且还会对土地一级供应市场和二、三级市场产生冲击。因此，在合作开发合同中，合作一方以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以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投资在纠纷发生后，在起诉前未补办批准手续的，合作开发合同无效。笔者认为以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投资合作开发房地产的，应分不同情况来确认合作开发合同的效力。第一种情况为：在签订合作开发合同时，合作一方明知合作另一方以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投资，而且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其真实意思就是在划拨土地上进行房地产开发，此时的房地产合作开发合同应该是无效的。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合作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合作开发合同时，双方对将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转化为出让方式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分工进行了约定，同时约定了违约责任，当在将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转化为出让方式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过程中，合同约定的义务方不履行出资义务或不办理手续的义务，如果此时的合作开发合同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守约方将无法依据有效合同得到违约赔偿救济，对守约方显然不公平，此时的合作开发合同至少应被认定为部分无效而不是全部无效。

三、土地使用权证的取得对合作开发合同效力的影响

2005 年《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 14 条规定：“本解释所称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是指当事人订立的以提供出让土地使用权、资金等共同投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合作开发房地产为基本内容的协议。”从该司法解释的规定上可知，该解释所称的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应是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因为，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当事人不是该土地的使用权人，对该土地不具有支配权利。但在实践中，许多合作开发合同在签订时都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那么，此时合作开发合同的效力该怎样认定呢？

对于此问题，笔者认为应分不同分阶段来分析其对合作开发合同效力的影响。第一种情况为：在签订合作开发合同时，供地方未取得土地使用证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不知，此时合作开发合同的效力状态。笔者认为，此时在合作双方未发生纠纷即合作另一方未提起诉讼前，合作开发合同的效力处在效力未定状态。因为，合作另一方在合作双方发生纠纷提起诉讼前，还是有办理下来土地使用证的可能的；但是，在合作开发合同发生纠纷时即合作另一方提起诉讼时，供地方仍未将用以合作的土地办理下来土地使用权证，此时合作开发合同应是无效的。

第二种情况：在签订合作开发合同时，供地方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况已在合作开发合同中列明，合同中同时约定了供地方应办理下来土地使用权证的时间，即将办理下来土地使用权证作为供地方应履行的合同义务，并约定在此期间未办理下来土地使用权证的相应的违约责任等，这时将怎样认定合作开发合同的效力？笔者认为，此时的合作开发合同中包含有两方面的合同内容，一方面的合同内容为合作开发的合同内容，一方面的合同内容为合作开发合同预约合同内容。在供地方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办理下来土地使用权证时，在合作另一方未提起诉讼前，合同的合作开发内容的条款的效力处在效力未定状态，因为在另一方提起诉讼前，供地方是有办理下来土地使用权证的可能的；此时除合作开发内容条款外的合作开发预约合同内容是有效的。但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供地方未办理下来土地使用权证，另一方提起诉讼的，此时，合同的合作开发内容的条款应是无效的。因为，在提起诉讼时，供地方的土地使用权证仍未取得也未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供地方对用以合作的土地使用权是没有支配权的，合作开发条款失去了履行的基础，必然将导致合作开发条款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