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间技术合作协议

企业间技术合作协议（精选8篇）

企业间技术合作协议 篇1

合同编号：[]

保 密 协 议

甲方：

法定代表人：

住所：

乙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住所：

鉴于：

本协议双方，即甲方和乙方就[]项目建设后续资金的募集事宜进行联系磋商，信息提供方将向接受方提供有关该项目及资金募集的信息和其他信息；

因此，双方经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特此于[]年[]月[]日在[]订立本协议，并承诺信守。

第一条：定义

在本协议中，除非另有明确说明，否则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项目：指[***]。

信息：指商业秘密、软件、市场机会、事实情况、说明、观点、解释、评论、推理、演示、计划及其他资料或数据；就其载体而言，信息指以书面、口头、录音、录像、软盘/硬盘/光盘、数码存储、电子邮件等任何方式存在或记载的信息；就表现形式而言，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协议、文件、信函、资料、记录、单证、证书、凭证、统计资料和数据、图表、画面、声音、光/电/磁记录及其他形式。

本协议中包括以下信息：

1、项目洽谈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双方在合作洽谈及业务开展过程中所获知 的相关信息等；

2、项目尽职调查过程中获得的信息。我方在尽职调查过程中所获知的与项目交易基础资产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资产信息、债务人及担保人的财务信息、资产处置状况信息等。

3、项目的交易信息。与项目进展、签署、执行过程中形成的交易结构、交易模式、交易文件相关的法律、商务信息。

保密信息：信息提供方采取了保密措施或明确要求予以保密的任何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口头方式、电子方式、书面方式或其他方式表明属于秘密信息或应予保密的信息；以及其他依该信息本身的内容或性质即应被合理地认为属于应保密的信息。但下述信息不属于本协议下的保密信息：

（a）在被获得或知悉之前已被披露、公开或使用于公众领域；

（b）在披露之前，接受方已经合法持有该信息，且该信息依法不受保密或不披露义务的约束；及

（c）有权处分信息的人声明或许可进入公众领域的信息。

提供方：是指提供保密信息的一方。

接受方：是指接受保密信息的一方。

双方：是指甲方和乙方合称。

任何一方：是指甲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

任何第三方：是指甲方乙方之外的任何第三方

第二条权利和利益

双方同意：在本协议项下，保密信息的所有权（若某项信息为客户所有，则就本条而言，指其控制权）和其他相关权利和利益，始终归属于提供方；但是对于本协议的文本和内容，双方均拥有所有权且应按第三条的约定承担保密义务。

第三条保密义务

1、接受方的保密义务

除本条第2款和第3款另有约定的情形以外，接受方在此承诺：

（1）除非事先征得提供方的书面同意，接受方保证不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向双方之外的任何第三方提供或泄露任何保密信息的全部或任何部分；

（2）接受方承诺以不低于其自有的商业秘密的程度来对待和管理保密信息，并采取合理的措施以保护保密信息，避免任何未经许可或授权的单位或个人拥有、使用或披露保密信息，并避免保密信息进入公众领域；

（3）接受方保证仅将保密信息用于下列用途：内部管理层对本协议及相关资产/项目交易的研究/审核/批准，业务人员办理相关交易、就本协议及相关交易向其法律/财务/评估/投资顾问提供以便进行必要的研究、咨询和讨论；

（4）接受方承诺在合法用途内仅向有知悉必要的董事、内部管理人员和其他雇员及其法律/财务/评估/投资顾问机构中确有必要知悉的人员披露保密信息，并保证上述机构与人员均承担并履行与接受方相同的保密义务。

（5）在收到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就保密信息提出的披露要求后，毫不迟延地通知提供方（但有权的司法/行政机关依法书面要求接受方不得通知提供方的情形除外）；

（6）除非双方另有明确的书面约定，否则，在任何时候若提供方要求归还保密信息，接受方应当立即归还，并不得保留该保密信息或其任何形式的复制品、抄录件、副本或备份。

2、对本协议的保密

未经双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本协议的订立、协议的内容。

3、不构成违反

接受方不构成违反

以下情形引起的保密信息被披露、被公开或者被使用/公开于保密范围之外，接受方不构成对本条第1款和第3款规定的保密义务的违反：

（1）非法或不正当披露、公开或使用的单位或个人是基于接受方行为之外的原因而获悉保密信息；

（2）就某项保密信息而言，提供方向公众或第三人披露、公开或许可使用；

（3）根据中国的有权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依法提出的要求，严格依照有关中国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而谨慎进行的披露。

第四条声明与保证

为订立本协议之目的，双方分别在此作出如下声明与保证：

1、该方是依法注册、持有营业执照并合法存续的企业法人，该方签署人已获得有效授权，该方签署本协议及有关文件已获得任何属于必要的批准，不违反

其章程和组织文件，不违反对其有约束力的任何法律法规、合同、协议或承诺；

2、于签署本协议时为止，该方并不存在任何可能不利地影响其签署或履行本协议的任何司法/行政程序，并且，如果此后涉及该等程序则其将毫不迟延地通知另一方并将采取一切合理的和必要的措施进行有效补救。

第五条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未能完全适当地履行其在本协议下的承诺、声明、保证、义务或责任时，除应积极采取充分有效的措施进行完全补救之外，还应对另一方及其他当事人因此遭受的全部直接与间接损失承担全额的赔偿责任。

第六条法律适用与争议管辖

1、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2、争议管辖

本协议项下的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均应由[]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第七条其他

1、可分割性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使本协议下的任何条款或内容成为无效或被依法撤销，本协议其他条款或内容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可执行性不受影响。

2、权利的累积性及不放弃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之外，本协议约定的权利、权力、补救和特权具有累积性，并不排除中国法律规定的任何权利、权力、补救和特权。任何一方未能或延迟行使本协议项下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权利、权力或特权不被视为放弃，单独或部分行使任何权利、权力或特权不视为放弃以后或进一步对该权利、权力或特权的行使，也不视为放弃任何其他权利、权力或特权的行使。

3、内容提示

本协议双方在此确认：双方对本协议的全部条款均无疑问、分歧或异议，并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责任、风险以及责任免除条款的法律含义有清楚和准确的理解。

4、生效

本协议双方均在本协议上加盖单位公章并由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

权代表在本协议上签字/盖章后生效。

5、文本

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以下无正文）

甲方：

日期

乙方：

日期：

（本页无正文，为签署页）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盖章）

签署人：[签字/盖章] 姓名：[签署人姓名]

[***]（盖章）

签署人：[签字/盖章]姓名：[签署人姓名]

企业间技术合作协议 篇2

一、主要合作类型

一般来说, 企业间的合作有3种主要形式:

第一种是基于市场的外部交易关系、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实现的合作;第二种形式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 如基于合作协议的动态联盟, 在保持相对独立性的条件下, 建立各种期限不同的合作关系——合作企业间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市场交易关系, 也存在着各种非市场的联系;第三种是完全一体化的内部组织关系, 通过行政命令来实现合作。

对于轨交企业来说, 主要业务包括客运服务的组织与实现, 运营设备的维护与保障两大方面。其中, 前者为核心业务, 后者则更多的交由社会与市场, 通过企业间合作来完成。参照企业间的3种主要合作形式, 轨交企业与社会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大致分为三类:市场合作、合资合作、长期战略合作。

二、基于市场竞争的供需合作

对于用量大、市场供应充分的通用性产品, 轨交企业可通过聘请专业的投资监理, 来协助内部员工对于采购行为制定预算;通过公开的采购方式, 从供应商之间的市场竞争中充分获益;通过建立完善的采购平台和管理体系, 确保采购过程的公平、公正;通过严格的监察、后审制度, 杜绝采购过程中的腐败行为。

为此,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申通公司) 建设了在线采购平台来管理与供应商之间的市场合作。供应商在采购平台注册成功后, 即被视为与申通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可在申通公司公开发布的各类采购信息中, 有选择地参与竞争。同时, 申通公司为这种合作方式提供一整套的管理制度和技术手段, 包括全程处于音视频监控下的、强制所有采购项目使用的开、评标室等, 有效保障了采购过程的公平和公正。2015年, 申通公司下属运营单位, 通过采购平台发布公开竞争性采购项目达400多个, 涉及金额共约3亿元。

三、基于特定业务的长期合作

除了车辆、信号等关键系统设备的制造和维修外, 轨交企业对多专业的技术服务、劳动力服务和物资供给有着长期、大量的需求。其中部分产品和服务的影响力和价值相对较大, 如设施、设备的日常维护、维修, 各种生产、办公用物资的供应等。在与供应商合作基础良好、自身需求长期稳定的前提下, 轨交企业可选择部分供应商, 将合作关系从一般的基于市场竞争的合作, 升级为特定领域、特定业务的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长期战略合作的方式在于, 轨交企业承诺一定时间或数量的采购需求, 在采购和支付流程上定制优惠政策、开辟快捷通道, 在不损害自身企业利益、甚至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的前提下, 吸引优质供应商主动与轨交企业进行利益捆绑, 协助做好轨交运营管理工作。在这种合作中, 合作企业将享受长期订单带来的稳定收益。为使收益最大化, 合作企业需在企业管理、业务重心、员工培养等各方面向轨交企业倾斜和靠近, 以获得后续合作甚至深入合作的机会。对于轨交企业来说, 长期稳定的供给将带来间接采购成本的降低、设施设备运行可靠性的提升。

一般来说, 轨交企业与社会企业间的长期合作, 可以分为物资供应型和技术、劳务服务型两种。

1. 物资供应合作

对于车用车钩、轮对、制动装置等专业物资来说, 长期战略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长期订单稳定生产商的持续生产, 通过准确的年度使用预期以降低供应商的供货周期, 并获得更好的质量保证和配套技术服务。

对于各类通用物资来说, 长期战略合作的侧重点是寻求简便的订货流程、透明的供货价格、快捷的物流服务以及灵活的结算机制等。以申通公司正积极推进的一项与京东商城的长期战略合作为例, 网络购物的采购模式可降低采购活动中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公开的采购价格可降低采购岗位的职务风险;京东的专业物流服务可解决申通公司各单位办公地点极度分散的配送问题。而申通公司在本单位采购平台设置了京东商城入口, 间接为其向访问该平台的供应商以及其他城市轨交运营企业做了宣传和推广, 可谓双赢。

2. 技术、劳务服务合作

一是可降低成本。城市轨道交通在运营期间, 供电系统需要不间断地为列车、车站供应能源, 信号设备需要不间断地指导列车安全运行, 通风设备需要不间断地为车站输送新鲜空气等。各类设备都需要在发生故障时得以迅速修复, 而充分的备品备件储备, 是迅速修复设备、再次投入使用的重要条件。在由供应商提供备品备件的合作项目中, 备品备件将占用其大量资金, 只有通过多年的长期合作才能摊薄资金成本, 降低供应商提供服务的价格。此外, 供应商在长期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逐渐掌握设备的特性, 准确预测零部件的损坏、更换周期, 从而合理安排备品备件的存量, 减少流动资金的占用。

二是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服务提供商的人员需对轨交企业的现场环境、工作流程、质量标准、规章制度等有所掌握, 对于维护、维修人员来说, 还需了解设施、设备的工作状况、技术参数等。如地铁AFC (自动售检票) 系统及设备的维护、维修人员, 需在上岗前参加各种基础培训。培训合格后, 即可长期从事相关工作, 一次投入、持久产出。随着不断积累工作经验, 服务提供商还可以反过来协助轨交企业进行持续改进, 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四、基于优势整合的合资合作

对于市场竞争优势非常明显的重要产品, 轨交企业可通过与供应商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 引进关键技术, 提高自身话语权, 实现行政命令体系的合作。

近年来轨道交通行业集中了大量的高科技设备, 但是车辆与机电设备的十大系统中很多核心技术, 仍然掌握在少数国外制造商手中。因此, 轨交企业可以寻求与现有制造商以及潜在制造商之间的深度合作, 以创办合资企业的形式将各方利益紧密结合, 以广阔的市场空间换取和维系行业的稳定发展、可靠的产品与服务, 支持国内企业的技术研发和创新, 最终实现规模与技术双双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以上海轨交行业为例, 截至2015年底, 申通公司拥有各类列车639列 (不含磁悬浮, 下同) , 车厢数共3 780节。根据维修规程, 车厢满5年需进行架修, 满10年需进行大修。以单节车架修费用105万~110万元、大修费用243万~257万元计 (根据车型有所不同) , 申通公司平均每年需支付13亿~14亿元的架修、大修费用。因此, 申通公司选择与国内外有能力提供架修、大修的供应商进行合资合作, 已成立的合资公司有:申通北车 (上海) 轨道交通车辆维修有限公司、申通南车 (上海) 轨道交通车辆维修有限公司、申通庞巴迪 (上海) 轨道交通车辆维修有限公司。各合资公司对合作双方的优势资源进行了充分的整合利用, 对申通公司的需求清晰明确, 沟通渠道通畅, 提高了地铁列车架修、大修工作的效率和质量, 并对其进行过架修、大修的列车提供全周期的质量保障服务。

五、结语

企业间合作： 中国企业发展新路 篇3

在商业的丛林中，企业该选择竞争还是合作？五十年以前，这根本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当时，企业生存的目的似乎都只有一个：在竞争中获取胜利；如果说他们也有合作，基本上体现为上下游之间的市场买卖关系。然而，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以某造纸企业来例，在供应链上下游合作方面，该企业借鉴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形成了租地造林、股份合作造林、订单造林、委托造林、收购青山、吸收合并国有林场和地方林场、林农合作股份制等多种合作模式。然而，仅仅是这种合作似乎并不能满足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需求。2010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规定，“2011年底前，淘汰年产3.4万吨以下草浆生产装置、年产1.7万吨以下化学制浆生产线，淘汰以废纸为原料、年产1万吨以下的造纸生产线”，在这一政策引导下，国内许多造纸企业通过区域性横向并购的方式实现了其避免被淘汰以及快速发展的战略目的。其实，以市场为动力的横向合作也层出不穷。2013年2月25日，全球最大纸业集团、世界500强企业美国国际纸业公司与福建省南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双方投资6亿美元在南平建立合资公司，共同扩大新闻纸生产规模。可见，合作并不仅仅囿于产业链条的上下游企业之间，同业之间也存在多种方式的合作；并且，同业合作也不仅仅是经由政府政策的引导与推动，也来自于市场的直接力量。我们这样定义企业间合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企业，出于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风险共担等生存与发展的战略考虑，在政策引导及市场推动下，就技术、资金、信息、人才交流等内容而形成的多种方式的往来关系。

企业间合作的类型

伴随着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以及由此引起的新兴科技变革的纵深发展，中间性组织、模块化组织、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等新的组织模式与生产协作方式开始作为企业重要的资源配置机制而广泛盛行，企业间的合作类型也呈现出纷繁共存的局面。如果我们将产业链条上的企业间合作视为企业间的链式互补行为，那么，这种互补行为可以理解为企业在技术、资金、人力、信息及其他资源上实现优势互补或共享，具有并购、互购、合资等形式。或者，就竞争对手之间的合作来看，有可能是为了共同创造外部规模经济，并且，这样的合作既可以来自于同一市场范围内，也可以来自不同市场的企业之间。

让我们站在企业的视角来看待与其它企业之间的合作。假如把独立的一家企业看作是一个点，那么无疑“点-点”将形成最基本的企业间合作关系，企业之间基于信任与承诺的依赖关系成为企业价值的重要源泉，而其合作的内容则涉及知识、信息、物质等的双向流动。实际上，以丰田、沃尔玛为代表的大型企业纷纷发展与供应商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以赢得低成本与差异化优势。因此，直观地说，企业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协作关系外显为“点-链”式的企业间合作关系。此时，以该企业为基点，与整条供应链同时开展着物质与知识的交换。伴随着模块化生产网络的出现，企业的运营模式从链条向网络进化。在模块化生产网络内，单个或少数几个核心企业作为模块化系统集成商与规则设计者，占据着“微笑曲线”的价值高端。众多的非核心企业在主导规则的协调下，通过集群式竞争赢得核心企业的合作契约。大量跨企业边界的知识流动强化了模块化生产网络的集群效应，单个企业能够通过集成化平台吸收网络内其他任何企业的知识养分，“点-网”关系因此而形成。进一步地，以岗位、部门为基本管理对象，对组织层面的点、链、网形成的组织间关系进行深入分析会发现，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已经形成了多层次网络互动的复杂系统。

如果我们以合作企业间的关系紧密程度以及知识共享强弱程度为依据考察企业合作群体，将会有更为综合性的合作关系分类结果。目前，业务外包和知识/技术互换等方式在企业间合作中得到了较多的运用，同时，也存在着购买专利以及一方出知识或技术而另一方出资金的合作方式，这些合作方式下参与合作的企业比较宽泛，合作企业间的关系比较松散，各企业间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权，并形成一种共享合作的氛围，可以称为“社区型合作”。在集群背景下，管理机构承担了制定相关制度门槛的工作，并主要通过开展正式的与非正式的交流活动以及为集群内企业提供合适的交流场所等方式，促进企业间的合作。此时，诸企业具有更为紧密的关系，企业加入到合作关系中一般是基于更为明确的合作目标，可以视为“会所型合作”。在开放式创新模式下，联合设计、共同研发业已成为企业间合作的主要方式，企业在这一合作过程中共享各方资源，从而形成企业间的“团队型合作”。在该类型合作中，企业间虽然呈现出为了完成合作目标而共同努力、进行知识创新的态势，但彼此间并非完全对称平等的关系，基于不同的关系结构和资源禀赋，合作团队的主导权力会在成员企业间漂移和流动，并包含着向某一企业主体集中的萌芽。当这种集中的趋势使得合作中的某企业充当了合作领导者的角色时，企业间关系表现出较高程度的紧密性和正规化趋势，从而使该模式比较接近于组织的内部一体化，此时，企业间已经具有明显的层级结构，可将其称之为“集团型合作”。

其实，由于标准、视角或者行业的不同，企业间合作会有各异的具体类型。例如，以合作关系的耦合程度即紧耦合抑或松耦合为标准，企业间的合作模式可以分为联合企业、网络、联营企业、联盟、贸易联合以及董事成员交叉等六种（Barringer B. etc，2000）。或者，根据合作企业之间是否有股权的介入以及双方的联系紧密程度，可以将企业对外合作划分为技术交换协议、技术合作研究开发协议、股权投资获取技术、合资企业等四种类型（魏江，2005）。另外，具体到某一行业，根据行业特点，对企业间的合作模式也可以有多种划分方法。如对于物流企业来说，按照物流业紧密程度和物流企业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可以分为基于业务的合作包括延伸型合作、互补型合作、互换型合作，以及基于资源的合作包括基于客户资源的合作、基于结点和网络资源的合作等五种具体类型（张涵，2008）。

nlc202309030126

选择合适的合作类型

企业要选择合适的合作类型，首先需要明确企业间合作类型的具体影响因素。以系统的角度分析，可以把影响合作类型的因素分为三个层面，即个人层面、组织层面和集群层面。

个人层面上，必须重视员工思想、行为方式的转变。只有熟悉并适应这些转变，才能促进人力资本的良性发展，并进一步促成企业以某种方式进行合作。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员工个体的行为路径层次、关系资本强度以及知识共享能力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分别对企业间合作类型的自主性、开放性、灵活性产生重要影响。但同时，这些方面的影响还具有混合交叉的特征，例如，员工的知识共享能力不仅对合作类型的灵活性产生直接作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对合作模式的自主性和开放性具有影响。

组织层面上，位置资源差异、组织学习能力以及企业文化类型这三个方面是企业间合作模式的关键影响因素。企业位置资源的差异将直接影响企业间合作类型的选择，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会对合作类的调整发生重要作用，而具体的企业文化则可以催动企业识别和优化现有的合作类型，使得企业间的合作模式更适合自身的文化特色，从而有助于沟通和共享过程更加顺畅。同时，由于企业的位置是在知识共享过程中不断变动的，这一变动也将带来合作类型的调整和优化；而且，组织学习能力的提高对于合作模式的选择和优化以及具体的文化类型对于合作模式的选择和调整也会产生相应的助益。

集群层面上，集群内部展现出各种企业间的网络关联型态，特别是在这些型态下企业间所具备的知识联系以及利益配置方式，会对企业间的合作模式产生直接影响。而集群整体的规划与战略，对合作模式的选择以及合作模式下知识共享的效率有较为紧密的关系。此外，从集群内外部环境角度进行分析，企业间合作模式还受到知识系统运作环境的影响。上述这三个方面对企业间合作模式的收益、效率和功能均具有程度不同的影响。

个人、组织以及集群整体三个层面的具体影响因素对企业间的合作类型的选择发挥作用，同时，这些影响因素也决定了各层面进行知识共享、参与合作的意愿与能力。而且，这些因素本身也可以体现出不同企业在知识存量以及积累的学习能力的差别，例如个人的行为路径层次更多地反映其参与合作活动的意愿，而个人的关系资本和知识共享能力则是合作能力的体现；企业的文化类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其在知识共享过程中的价值观和行为倾向，可以看作是组织层面的合作意愿，而其位置资源与学习能力则可以视为合作能力的度量。在集群层面上，系统整体所表现出的网络关系类型、集群整体战略以及系统运作环境等既反映出合作的动力和意愿情况，也反映出为企业间合作提供支撑的能力的大小。此外，企业间共享的知识具有显性和隐性的区别，并在可编码程度即知识转移的难易程度方面不一致，这些也会对企业间合作类型的选择形成影响。

对于不同意愿与能力的企业，面对同样的合作内容，所选择的合作类型也会不相同。例如，当A企业在个人、组织、集群层面都表现出较高的合作意愿与能力，而B企业与之相比表现出较低的合作意愿与能力，在合作内容或者知识本身的可编码程度相等的情况下，那么，对于A企业来说，最优的合作类型为团队型，而社区型则为B企业的最优合作类型。此时，A、B两个企业都处于最优意愿与能力边界，知识共享的效果最好。假设在同样的背景下，B企业选择了团队型合作类型，此时，由于B企业各层面的合作意愿与能力均不强，则会出现共享缺口，虽然在表面上B企业与其他企业之间的联系比社区型合作类型下更为密切，但是这些增加的知识交流的机会并不能带来相应的合作交流行为与效果，反而会增加B企业的学习负担，导致合作成本增加，这时的企业间合作类型就会出现合作匮乏现象。反之，最优合作类型较高状态的企业如果选择了较低层次的合作类型，则会出现合作冗余现象，也会导致共享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并影响整个集群的创新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当知识共享对于企业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具有比较重要的作用时，企业的合作意愿就会增强，在选择合作类型时就会趋向于更高的层次，使企业间的一体化程度提高。当知识本身的可转移难度增加时，面对同等程度的合作意愿与能力水平，企业出于成本收益方面的考虑，更倾向于降低合作类型的层次，从而降低企业间的一体化程度。当然，如果所涉及的知识从长期来看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则尽管知识转移困难，企业也会采取高层次的合作类型以增加企业间的一体化程度并从中满足其知识需求，但这种情况下其实是企业自身的合作意愿增强了。可见，企业间合作类型的选择，是一个由诸多因素影响并且影响力量彼此作用的复杂过程。

企业间合作的实现

要推进并实现企业间合作，需要对企业间合作关系进行系统管理，大体上会历经关系识别、关系构建、关系维护以及关系优化这样几个阶段。

合作类型识别 伴随全球化进程中企业经营方式的外向型转变，企业间合作类型表现出多样化趋势，在此过程中，企业必须清晰地识别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合作类型，并对企业间合作关系得以形成的要素与能力进行判断和培养。

合作关系构建 企业间在特定的网络环境下，通过物质、信息、知识等的相互嵌入，以一定的规则与作用方式构建企业间合作关系。企业间相互作用的通道、媒介或规范称为界面，它是企业间合作形成与演化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构成了企业间要素嵌入的平台。

合作关系维护 企业间关系形成以后，以共同的战略目标为主导，对各组织所拥有的资源、专用性资产、知识以及学习能力进行共同治理，从而形成企业间共同的默会文化，并通过合同契约机制和关系契约机制，对合作关系进行协调和维护。

合作关系优化 企业需要在合作网络中不断进行调适甚至变革，以寻求各自的位置，即生态位。时间、空间、资源和能力因素是决定企业生态位的主要因子，将不良的或者依然有提升空间的企业生态位确立为要进行优化的对象，优化后所达到的企业生态位将使组织更好地整合内外资源，充分发挥自身能力，提高资源利用率，从而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并实现各企业的共同进化。

通过上述合作关系管理的四个方面，实现企业间的合作，并降低企业间合作的风险。此外，企业间合作在目标上，追求在交易与协作中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机制上，合同契约机制和关系契约机制共同维持企业间合作的运行；在内容上，合作各方从战略目标到组织资源等各个层面，都追求合作的协调一致。

企业间技术合作协议 篇4

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之法律效力研究

作者：胡艳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3期

【摘要】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同行政区域政府为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而不断谋求合作，为了确保合作长久稳定发展，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应运而生。合作协议从初步萌芽到现在的蓬勃发展，在实践发展中逐步得到完善，但其法治化和规范化发展仍然有所欠缺。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合作协议应该被纳入到法治化发展轨道。因此，本文从效力对象和效力等级两方面重点探讨了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希望能为合作协议的法治发展提供协议理论建议。

【关键词】区域政府；合作协议；法治化；法律效力

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是当前区域政府间探索的有效合作方式之一，它通过由参与合作的政府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协商、沟通，并将各自权利义务以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有利于合作政府依据所签订的协议办事，可操作性明显增强。合作协议制度的出现能够很好地协调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调适政府管理行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协调和平衡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实践中广泛存在的合作协议有力地证明了合作协议机制的切实可行。尽管近年来，学界对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的关注越来越多，但主要集中在行政管理、城市规划和发展等领域，从法学的角度对合作协议研究的理论还不够完善，特别是对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未能形成系统的研究，不合作协议的长久稳定发展非常不利。因此，本文从实践发展需求出发，以“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为目标，重点对其法律效力展开研究。

一、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的基本内涵

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对实践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政府间合作形式的称呼，笔者将其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互不具有隶属关系的地方政府之间，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的，运用行政权力，在平等协商、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达成合作协。根据对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含义的界定，我们可以得出其具有空间的区域性、目的的行政性、主体的特定性、过程的合意性和载体的要式性五大特征。（1）空间的区域性。合作协议地域主体在空间上突破了原有行政区域划分的束缚而进行合作，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新的经济区域。[1]

（2）目的的行政性。合作协议目的的行政性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履行行政职能，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目的的行政性使合作协议区别于政府为了民事目的而签订的民事合同，这也是合作协议的实质特征。（3）主体的特定性。合作协议的主体是参与合作的各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并且主体之间不具有隶属关系。（4）过程的合意性。合作协议本质上属于合同，必然具有合同的契约精神，即参与合作的各方政府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沟通、协商，最后达成一致意见，该协商过程即体现为合意性。（5）载体的要式性。载体的要式性是指合作协议必须以一定的要式形式表现出来，例如书面形式、电子邮件、传真等有形介质，绝对不能以口头形式表示，这与民事合同中的口头形式表达有所区别。

二、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

在理论上而言，合作协议应当具有明确的法律效力，只有明确规定其效力，才能对缔约政府产生拘束力，防止其肆意违约而导致合作破裂。如果合作协议不明确其法律效力，合作协议将成为一纸空文，各缔约政府可以随意更改、撤销协议，不完全履行甚至不履行合作协议规定的义务，这就会增加参与合作的政府之间的矛盾，使其失去彼此合作的信任，最终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合作和发展。因此，必须重视合作协议法律效力的研究。

（一）合作协议效力的对象

1.缔约政府

美国法律明文规定具有合同性质的州际协定对参与协定的各州有法律拘束力，一旦参与了州际协定，各州就不得随意单方修改或撤销协定，因为“州际协定对成员州的所有公民都具有约束力”。[2]我国的法律法规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但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合作协议对缔约政府具有法律效力，能够约束其行为规范。作为私法领域的一般法律原则，诚实信用已经逐步适用于公法领域。合作协议本质上属于合同，因此，诚实信用原则当然可以也必须适用于合作协议中，以规范缔约政府的行为。缔约政府在合作过程中，应当本着诚信守信的心态，积极与参与合作的各方政府建立合作信任关系，只有才能保证合作协议顺利签订和履行，减少违约情况的发生。事实上，区域政府间签订合作协议的目的就是希望能通过合作协议的拘束力约束缔约主体的行为，实现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因此，在法学理论上合作协议对缔约政府具有法律效力是毋庸置疑的，在区域政府间合作的实践过程中也应该加强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观念，积极履行合作协议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2.缔约政府以外第三人

根据合同的有关理论，合同应该受到相对性理论的限制，“合同关系的相对性是合同规则和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我国合同立法和司法所必须依据的一项重要规则。”作为合同的一种，区域政府间的合作协议也受合同相对性的约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合同的相对性理论在不断被突破，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共利益影响私人利益理论，合作协议的效力也不再局限于缔约政府之间，对缔约政府以外的第三人也存在拘束力，合作协议的相对性也得到了扩张。

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交往愈加频繁，越来越多的第三人参与到区域政府间的合作过程中，合作协议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第三人的利益。为了保障第三人在区域政府间合作中的合法利益，必须给予诚实信用原则突破相对性理论的限制。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标志着合同法的价值取向有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越来越重视社会利益的维护，诚实信用原则可以很好的协调区域政府在履行合作协议中的各方利益，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为合作协议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3]另外，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而相对性属于合同法的原则，前者的法律位阶明显高于后者，因此，相对性原则应该对诚实信用原则作出让步，这样，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可以突破相对性的限制，拓展到对缔约主体以外的第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区域政府间通过合作协议以实现区域公共资源的优化配置，实际上是对公共利益的重新配置，涉及公共利益的调整和分配。第三人的利益属于私人利益，但由于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密不可分，存在统一性，表现在相互依赖、相互转化和相互包含等方面。因此，调整和分配公共利益必然会影响第三人的个人私益。具体到合作协议中，区域政府间通过合作行为，无形中以各种方式影响着第三人的权利、义务以及行为规范。因此，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必须对缔约政府以外的第三人具有法律效力，从而使得第三人能参与到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应为合作协议实施受损时，可以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法律救济。可见，强调合作协议对第三人具有法律效力实际上是对第三人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

合作协议对第三人具有法律效力，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合作协议都能对第三人产生拘束力。对于那些纯粹属于政府合作内部事务的合作协议，对第三人是不具有拘束力的，因为这类合作协议主要是协调政府的内部行为，对第三人并不产生实质的影响，也就没有必要对第三人产生拘束力。这类合作协议包括两种，一种是专门涉及会议制度的合作协议，如《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日常工作办公室工作制度》等；另一种是合作协议中涉及议事规则的条款。[4]

（二）合作协议的效力等级

合作协议的效力等级主要涉及的是合作协议之间、合作协议与缔约政府辖区内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之间的效力高低比较，简单的说就是当合作协议之间、合作协议与缔约政府辖区内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之间规定发生冲突时，如何具体适用。

1.合作协议之间的效力等级

随着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政府间的合作趋势加强，签订的合作协议数量越来越多，这就导致合作协议在内容上很有可能发生冲突，如何适用内容相互冲突的合作协议是合作协议之间效力等级所要解决的问题。内容冲突的合作协议大体可归为两类，一类是先后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冲突，但缔约主体没有发生变化；一类是先后签订的合作协议内容冲突，缔约主体也发生变化，缔约主体部分相同部分不同。

对于第一类合作协议的适用，即尽管协议内容冲突，但签订协议的政府没有发生变化，这完全可以借鉴法律适用中的“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前后合作协议都是缔约政府之间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前后协议内容冲突说明缔约政府的意思表示发生变化，应该以最后达成的意思表示为准，因此，应该优先适用最后签订的合作协议。事实上，我们可以将后来签订的合作协议看成是对前面合作协议的补充、变更或完善。在具体适用上，前后协议内容相同或没有实质冲突的部分，依然可以继续适用；内容冲突的地方以最后达成的协议规定的内容为准；如果后面签订的合作协议在于变更先前合作协议的某部分内容，则变更部分的内容以变更内容为准，但先前合作协议中的其他内容依然有效，其适用并不受变更的影响。

对于第二类合作协议的适用，应根据缔约主体的不同有所区分。前后合作协议缔约主体相同部分，参考第一类合作协议的适用方式，即“后合作协议优先于前合作协议”；前后合作协议缔约主体不相同的，适用各自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例如甲乙丙三方政府在2011年10月共同签订了A合作协议，乙丙丁三方政府与2012年6月共同签订了B合作协议，A、B两协议的主要目标都是关于共同开发和利用区域旅游资源，但是两者在内容上存在一些冲突，现在，甲乙丙丁四政府适用合作协议的具体情况就是：乙丙两个政府适用“后合作协议优先于前合作协议”原则，冲突部分的内容规定适用B协议，其余内容适用不变；甲政府适用A协议，不受B协议规定内容的影响；丁政府适用B协议，无需考虑A协议的规定情况。

2.合作协议与缔约政府辖区内规范之间的效力等级

缔约政府辖区内规范具体指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两种。当政府所签订的合作协议的内容与其辖区内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相互矛盾和冲突时，如何确定适用，目前理论界存在三种观点：辖区规范优先说、合作协议优先说和对等说。辖区规范优先说认为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要高于合作协议，因此应该优先适用。合作协议优先说刚好与辖区规范优先说观点相反，认为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要高于所在辖区内规范，因而合作协议应该优于辖区内规范得以适用。对等说则认为合作协议与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同一法律秩序的不同组成部分，两者相互独立，因此在适用上不存在谁有限的问题，都可以平等的适用。[5]笔者以为，结合我国区域政府合作的实践情况以及我国的政治体制实情，合作协议优先说比较合适。政府在决定参与区域合作，签订合作协议前是“自由”的，它可以选择是否签订合作协议，是否愿意接受合作协议的约束。一旦政府签订了合作协议，也就意味着它愿意接受合作协议的拘束，愿意自我限制行政权力的行使。因此，缔约政府不能再以合作协议与本辖区内规范相冲突为由拒绝履行协议。另外，合作协议存在的重要原因在于它能够推动区域间的合作和发展，协调和解决区域矛盾和纠纷，相比单个行政区域内的局部利益，合作协议更能取得更为重要的区域间整体利益。所以，笔者比较赞同合作协议优先的观点，合作协议的法律效力应该高于缔约政府辖区内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合作协议的相关规定。

三、结语

由于法学界对区域政府间合作协议关注的缺失，导致合作协议在前进发展过程中，未能有良好的理论指导。为了全面正确深入了解合作协议，也为了能够让合作协议早日走上法治化、规范化道路，有必要对其法律效力进行重点研究，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对合作协议法治化发展提供些许帮助。

参考文献：

企业用车合作协议 篇5

承租方（甲方）：

出租方（乙方）： 上海必尚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甲方委托乙方提供用车信息服务，为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经双方平等协商，签定本协议。

一、服务形式：

乙方提供车辆和司机，将甲方人员按时接送至甲方指定地点，具体安排如下： 1．行程

甲方提前24小时通知乙方用车行程和车辆型号，乙方及时备妥车辆。2．车辆

2.1提供车辆为8成新以上车型（1-5年车龄）； 2.2车型：可变性

3．司机：乙方司机应持有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具有驾驶员资格。4．联系方式

4.1甲方联系方式：

（联系人：）通讯地址：

4.2乙方24小时联系电话：***（联系人：刘浩）

二、费用及支付：

1．见附件(视车型及用车城市不同而协商价格)。

以上收费为上海市用车价格，如有旅游及长途用车，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乙方有权适当调整车辆及价格。

2．甲乙双方对用车金额无异议，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发票后，为每周四支付乙方租金；发票含停车费、路桥费、食宿费、超时超公里费； 3.上海市区用车收费标准：

3.1、起始上车地在外环内，超出外环另加30公里放空。3.2、客户上车开始计算时间、公里。3.3、市区基本基数：8小时100公里 3.4、车型及价格：

GL8：650元8小时100公里，超：40元/小时、4元/公里； 别克新豪华：800元8小时100公里，超60元/小时、6元/公里； 雅科仕：2600元8小时100公里，超：120元/小时10元/公里； 别克君越：600元8小时100公里，超：40元/小时、4元/公里； 现代索八：650元8小时100公里，超:50元/小时、5元/公里； 起亚K7:800元8小时100公里，超：60元/小时6元/公里； 奔驰S系：1800元8小时100公里，超：150元/小时、15元/公里； 奥迪A6L：900元8小时100公里，超80元/小时、8元/公里； 53座巴士：1200元8小时100公里，超：50元/小时、5元/公里； 考斯特：1000元8小时100公里，超：50元/小时、5元/公里； 3.5、餐费标准：20元/餐（用车8个小时内提供一餐，超出8个小时另加一餐）。

提供车型均为8成新以上

三、保险：

1、乙方负责合约期间甲方人员乘车时的座位险。

2、乙方提供车辆保险：第三险100万，车上座位险2-5万。

四、责任：

1．乙方负责非甲方原因造成的交通事故及其它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损失；

2．除不可抗力导致任何一方无法履约外，违约方应当对守约方承担赔偿责任；

3．任何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可以部分免除责任，但应及时通知对方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有关证明。

五、争议解决：

如发生不能协商解决的问题，双方可向承租方当地法院提起诉讼。

六、其他：

1．本协议一式两份，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企业】合作协议书 篇6

甲方：

公司地址：

乙方：

公司地址：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及甲方有关规定，为进一步树立企业形象，开拓大连市场，本着互惠互利原则，发挥双方各自优势，就联合组建xxxxx”（以下简称分公司）有关事宜达成以下协议：

1、甲方提供工商登记相关手续，乙方负责具体实施并筹积验资资金，列支开办费用．乙方配备财务人员，建立健全财务账目，甲方负责委派专人指导．分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总经理）由甲方委派，乙方任常务副总经理，负责分公司生产经营等日常工作．分公司实行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甲方提供相关资质文件，办理入辽/入连手续，乙方负责洽谈业务，承揽工程，签定施工合同．甲方在乙方承揽工程时应向乙方提供必要的帮助，并协助乙方管理工程。乙方在承接工程或工程管理过程中必须全面、认真、负责地遵守和执行甲方所制定的包括但不限于针对工程项目管理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有关规定，服从监督、配合检查，因管理不善或未经甲方同意擅自使用甲方资质等行为造成工程项目损失或进而造成甲方（也包括甲方所承揽的其它工程项目）其它损失的，由乙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因甲方原因造成乙方损失，由甲方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甲方不得干预乙方正常经营分公司而进行的建设工程项目的相关行为，无权参与妨碍乙方的自主经营行为。分公司每承接一项工程，应当单独与甲方签订《工程项目责任书》。分公司按工程实际开票金额向甲方缴纳x%管理费，（其中xx%返还给分公司作为日常开支补贴）本协议书有效期三年，从xxxx年xx月xxxx日到xx年xx月xx日至．7合作期间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违约：若因乙方原因导致需终止协议，除赔偿违约金元外，必须全部缴回分公司印章及协议期内对项目的所有义务和责任，包括债权

债务和项目保修等。若因甲方原因违约，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下去，或不配合乙方办理经营管理建设工程项目过程中的各项盖章、资质等手续，干预、妨碍乙方的经营行为，导致乙方无法正常开展工程项目的顺利进行，或其他原因需要终止协议，则应赔偿乙方开办分公司投入财产的经济损失，以及乙方经营分公司过程中应获得的所有直接和间接经济利益损失，处理分公司的一切善后事宜，同时支付违约金万元。

8、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9、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分别保存一份。

以下无正文

甲方：乙方：

（盖章）（盖章）

授权代表人（签字）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订日期：年月日签订日期：年月

企业间技术合作协议 篇7

随着企业创新合作实践的快速发展，合作创新研究也逐渐成为创新管理、战略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等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1]。尽管合作创新能够帮助企业降低交易费用与运营成本、分摊研发风险及提高创新效率，然而其高失败率及合作风险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2]。那么，影响企业合作创新绩效(Cooperative Innovation Performance,CIP)的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又是怎样影响合作创新绩效?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多数集中在信任、合作伙伴的选择以及合作中的知识共享及转移这些主题[3]，对影响企业合作创新绩效因素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企业自身、合作伙伴、外部环境等方面[4]，并且主要是以发达国家的企业为对象展开的，针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企业的合作创新研究比较匮乏。从组织学习及资源的视角，以我国企业为调查对象，本文认为企业间行为，包括专用性投资、合作研发及组织间学习是影响合作创新绩效的重要及主要变量，有必要探索其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Inemek等[5]研究发现专用性投资能够影响创新能力，企业与合作伙伴间的专用性投资能够影响企业的合作创新绩效。毫无疑问，作为合作创新的一种常见方式，合作研发肯定会影响创新绩效;另外，组织间学习是合作创新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6]，显然也会影响合作创新的绩效，从而本文将综合考虑此三因素对合作创新绩效的作用。

另外，企业在从事合作创新活动时必须考虑自身活动对合作伙伴的影响，自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认为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除了对股东负责之外，还应该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如供应商、客户、员工、社区、政府及合作伙伴等承担社会责任。那么，对合作伙伴的社会责任对合作创新绩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认为，专用性投资、合作研发及组织间学习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会随着企业对合作伙伴履行的社会责任的大小不同而不同，即社会责任具有调节作用。通过对我国企业合作创新活动的调查分析，将社会责任、专用性投资引入合作创新领域，深入揭示其影响机理具有重要价值:能够丰富现有合作创新管理理论及社会责任理论，同时对我国企业的合作创新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2 理论与假设

2.1 专用性投资与合作创新绩效

合作创新通常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织为了共同的利益，通过专用性投资及分享互补性资源产生创新成果的过程[7]。其前提和基础是合作各方投入优势资源，专用性投资则是优势资源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而且，企业创新过程意味着根据环境随机性变化制定新的战略，在这一过程中，专用性投资会不断增加。合作创新中的专用性投资是指企业为了特定的合作创新项目而特别投入的具有特殊用途及目的的资产，一旦改变合作对象或合作关系结束，该资产的价值会大幅度降低甚至消失。

专用性投资是企业间合作的信号，能够推动合作企业间形成一种共赢的均衡博弈。当企业对合作创新伙伴进行关系专用性资产的投资时，就会将其锁定于这种合作关系，提高企业的转换成本，从而表明企业对合作伙伴的信任，因为如果转换合作关系，其价值会就会降低，从而使得企业对现有合作关系的承诺可信。如果合作双方相互都进行专用性资产的投资，就会将各自锁定于特定的合作关系[8]，即使以后双方找到更好的合作者，双方也不会轻易解除合作关系，从而增强了合作双方相互信任的程度。专用性资产的投资者通常比通用性资产的投资者面临更大的风险，因为如果合作方选择机会主义行为，专用性资产的投资者就会蒙受更大的损失，从而促使合作双方以更加信赖的方式行动。当企业将更多的资产投入到合作关系中时，就会锁定于特定的合作者并与之结成联盟，致力于现存合作关系成功。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合作创新成功与否取决于合作双方对相互投资的依赖程度。合作双方进行专用资产投资之后，相互之间的依赖性增加，双方的依赖性越强越大，就越能锁定于特定的合作关系，并且越能促进相互间信任的产生和维持[9]。

综上，对专用性资产进行投资，提高了合作创新各方相互信任的程度。另外，合作成员间的知识共享惯例、专用性投资以及共享互补形成的资源禀赋都是提升合作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合作成员间的知识共享惯例能够有效促进知识在合作成员间的转移与共享，减少合作成员间的矛盾和冲突，提高合作互动效率和协调性，进而能够提升合作创新绩效[10]。Li等[11]认为，专用性投资对于实现联盟的合作价值创造非常重要。从而本文提出假设:

H1:专用性投资正向影响合作创新绩效。

2.2 合作研发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

合作研发是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政府部门等组织机构，为了分担研发成本、规避创新风险、缩短产品研究开发周期以及节约交易成本而形成的一种合作关系[12]。Kohtam等[13]认为合作研发的内容包括复杂的服务提供和交换，如产品设计、可行性研究、可用性分析、可制造性分析、原型开发和测试以及产品定制。研究发现，合作研发能够有效地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14,15]，原因如下:第一，合作研发能够弥补和补充单个企业创新技能及创新资源不足的限制和缺陷，促进创新活动顺利进行。例如，Wang等[16]认为互补性的资源和技能能够对创新活动产生有用的思想及方法。Ragatz等[17]学者研究发现，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合作有助于其获取与应用技术，降低及缩短项目开发的成本和周期。第二，合作研发能够分摊研发成本，降低研发风险。Kessler[18]研究发现，企业在产品开发过程中采用其供应商提供的信息及技术越多，产品开发的成本就越低。第三，合作研发能够促进合作伙伴间的知识共享、知识转移和新知识创造，促进创新扩散[19]。在合作研发活动过程中，合作伙伴的研发人员从产品开发的早期阶段就需要经常一起工作，相互交流和沟通想法及意见与见解，从而促进合作伙伴间的知识转移。在此过程中，合作方可以通过契约等明确规定来实现显性知识交流，如技术专利及生产工艺技术共享等，除此之外，还可以学习隐性知识。合作研发关系建立后，合作双方相互派驻技术人员参与到合作伙伴的生产及新产品开发等活动之中，共同解决各种技术性问题，这些活动都会促进合作各方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交流和转移[14]。另外，Li等[20]研究发现合作研发有助于加快新产品的市场化进程，提高企业新产品商业化速度及成功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合作研发正向影响企业合作创新绩效。

2.3 组织间学习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

Holmqvist[21]将组织学习的概念扩展到组织间关系，通过组织间学习能够获得新知识，从而获得其它公司的资源。组织间学习是指企业通过与供应商、消费者(顾客)或用户甚至是竞争者以及各种形式的合作者进行的知识收集、转移、应用和再创造等一系列的活动[22]。本文认为组织间学习是组织学习的延伸，通过组织间正式的合作，获取或内化合作伙伴知识和技能诀窍的过程。

合作创新实质是新知识的产生，其结果将增加合作双方的知识库。组织间学习强调学习的过程和行为，关注和强调参与主体之间的联结互动、知识共享及知识创造[23]。很多管理或技术上的专业知识以经验形态表现出来，隐藏在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及其运作流程中，性质上来说属于隐性知识，难以转移。企业组织之间应有相互学习的主观愿望，这样才有可能有效地促进经验性知识的学习和获得[24]，从而组织间的学习可以转移隐形知识，获得合作双方单独学习而无法产生的知识。组织间学习能够提高和加快信息传播的速度，促进企业组织间的知识分享，从而有利于合作联盟对知识的吸收。例如，Selne[25]认为组织通过创造、取得及分享知识，并通过新知识的获得而改变行为，进而能够提升组织的创新绩效。组织学习理论认为，组织间学习的有利条件是信任、承诺与密切的关系，组织间资源的价值就在于通过特定合作关系的嵌入，这些资源能够与其他资源协同创造价值，即共同获得合作专有的收益(准租金)[26]。组织间学习效应，包括效率改进与成本效应、知识溢出与创新效应[23]。因而本文提出假设:

H3:组织间学习正向影响企业合作创新绩效。

2.4 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企业在合作创新中对合作伙伴承担的社会责任包括:分享利益和风险、做到诚实守信、提供技术支持、及时高效的信息共享[27]。合作双方在合作创新过程中应该互相协作，共同完成约定的内容，遵守诚实守信的原则，相互提供的信息应该是真实的、有效的，合作一方不能侵犯合作伙伴的知识产权。合作双方之间在合作创新过程中应当提供必要的科学技术支持，包括提供必要的员工交流和必要的研究开发及生产技术与技能。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加强科学技术支持，可以增强合作双方之间的信任及凝聚力，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合作双方在合作创新过程中建立及时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有利于合作双方资源共享，提高合作创新的效率;还可以使一方避免重复信息收集，节约信息收集费用，企业也能够及时高效地了解市场需求、技术发展等信息，节约社会成本，保护社会环境。

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能够增强合作伙伴间的信任、减少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促进知识共享和转移，从而能够减少专用性投资的负面效应，促使专用性投资对合作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这一结果在合作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时效果更明显。企业履行对合作伙伴的社会责任还可以提高组织声誉，改善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增加企业内外部的社会资本，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所需要的技术、信息、资金、政策、专业人才等各类资源的集聚，从而更有利于促进企业开展合作研发活动，提高合作研发效率，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28]。另外，当组织履行对合作伙伴的社会责任时，需要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就会使组织形成更加开放的组织文化，增强组织内外部的沟通交流频率及效果。而且，企业对合作伙伴的社会责任不仅会增加知识在合作伙伴间的共享与转移，还会增加企业内部的知识共享。Carme[29]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强化员工个人、团队与组织层面的知识分享。由此可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有效促进组织间学习，并且能够增加组织间学习对合作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从而企业对合作伙伴的社会责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因而本文提出假设:

H4:社会责任会强化专用性投资对合作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H5:社会责任会强化合作研发对合作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H6:社会责任会强化组织间学习对合作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

综上，本文的研究框架模型如图1所示。

3 研究方法

3.1 样本和数据

因为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活动较多，因而本研究尽量选取报刊、杂志、新闻、网络等媒体中已报告有过合作创新经历的高科技企业。调查问卷采用封闭式问卷设计，使用Likert五级量表对变量进行测量。调查对象主要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为主，主要选择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研发管理人员及产品/产品线经理等，因为他/她们对企业合作创新情况比较了解、接触较多甚至参与合作创新过程，因而其回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企业的实际情况，调研结果较为可信。根据部分相关企业的网站、个人关系以及工商局、管委会等联系发放问卷，主要采用现场、邮寄和E-mail等3种方式，总共发放472份。为了提高问卷回收率，向被调查方强调本次调查仅仅是用于学术研究使用，不做其它任何用途，并向被调查企业承诺对调查信息绝对保密，同时可以向被调查方提供总体调查报告。问卷实际回收了356份，其中因问卷填答明显不合格，如缺漏太多或所有答案选择项都相同等原因剔除了无效问卷59份。样本中，其中主要是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行业，占总体的31.7%;其次是生物制药行业，占18.6%;再次是机械制造行业，占12.1%;另外新材料行业和软件行业分别占总体样本的11.3%和8.8%;其他产业占17.5%。

3.2 变量测量

变量的测量主要参考国内外较为成熟的量表，其中对国外英文量表进行了双向翻译，并依据研究目的对具体项目进行了调整。选择了山东省10家企业进行预调查，根据大部分被调查者的意见修正量表题项形成最终量表。在数据预处理过程中，进一步对这些题项进行了信度和效度检验，在不影响结果的情况下，最终每个变量都至少保留了2个测量题项。合作创新绩效的评价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30]，最终包括4项:“我们共同参与开发的新产品所带来的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比重提高”;“我们共同参与开发的新产品更能满足顾客的需求”;“在共同开发新产品的过程中，我公司的研发人员掌握了新的技术”;“与对方公司合作的过程中，公司获得了新的知识和技能”。

专用性投资的测量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31]，包括4个题项:“为了合作创新，我们专门投资了大规模的工具和设备”;“为了业务联系，我们对自己的销售系统或运营系统进行了调整”;“为了合作创新，我们投入了大量时间和资金进行了相关的培训”;“如果合作关系结束，与对方有关的投资将会受到损失”。合作研发量表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14]，包括3个题项:“合作双方相互学习和交流新产品及服务的研究开发技能”;“我公司积极参与了对方在产品研究开发等方面的决策”;“合作双方共同致力于研究开发新技术和新市场”。组织间学习过程包括知识共享、知识转移和吸收以及知识的整合内化，参考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25]，结合访谈内容，修订后的量表包括3个题项:“我们与合作方能够时常交流有关客户的信息以及产品、服务或业务运营等方面的经验”;“我们与合作方会组织专门的团队共同解决合作创新中遇到的问题”;“我们与合作方在合作创新过程中会共同激发出很多有创意的、建设性的讨论”。

依据对合作伙伴社会责任的含义分析，并结合访谈内容，最终确定4个题项:“我们在合作过程中本着诚实守信的原则，对合作方会信守我们的承诺”;“我公司在作出重要决定时会关心考虑合作方的利益与风险，做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当合作伙伴需要支持时，我们总是能提供必要的科学技术支持”;“我们在合作创新过程中对合作伙伴不隐瞒信息，信息共享及时而有效”。

将企业规模(FS)、企业年限(FA)以及企业合作经验作为控制变量。使用企业员工数量表示企业规模;企业年限是自观测起始年限。研究表明，企业规模与年限能够影响企业合作创新的绩效[32]。一般来说，大企业会有更多的资源从事创新活动，年限长的企业积累了更多的从事创新的经验与知识，比成立年限短的企业能够更频繁地参与合作创新活动[33]。企业合作的经验越多、越丰富，企业则有可能在合作伙伴的选择、合作的治理等方面积累更多的经验，从而能够影响合作创新的绩效。

4 结果分析

4.1 测量评估

首先检验测量模型的信度和效度。使用Cronbach’s Alpha系数和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CR)两个指标进行信度检验。如表1所示，所有构念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和组合信度均大于0.7，表明样本数据具有较高的信度。此外，其它潜在变量也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研究量表通过了信度检验。采用AMOS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确定变量的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测试的整体模型适合用最大似然，潜变量应该互相联系。测试结果显示:χ2(268)=451.24;RMSEA=.048;GFI=.94;AGFI=.93;NFI=.92;CFI=.97，满足了GFI、AGFI、NFI及CFI大于0.9、RMSEA小于0.05、χ2/df小于2的标准。表1显示所有因子载荷都比两倍标准误差大，表明所有因子载荷显著(p=0.01);而各潜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AVE)值都大于0.5，表明测量项目能够解释因子50%以上的方差。因此，通过上述指标可以看出问卷具有很好的收敛效度。这些结果支持所有测量的收敛效度。卡方差异检验表明支持原始模型，构念具有不同的区分效度，支持测量项目的区分效度。采用Harman's单因素检测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变异量，4个因素总共解释了75.78%的总体差异，其中最大的单因素贡献了21.02%的差异，因而共同方法变异问题在本研究中不存在，不需要考虑。

4.2 假设检验

表2显示了变量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包括均值、方差及相关系数。可见，因变量与自变量的相关系数与预期相符。使用VIFs(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统计法检验共线性，所有的值都在1.24和2.61之间(低于10)，从而不需要考虑共线性问题;均值为零、标准偏差为1的因子得分比平均分数更优，因为不同的因子可以正交，从而降低了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注:*显著性水平0.01(双尾)，**显著性水平0.05(双尾)

假设检验使用多层分级回归分析。为避免潜在的多重共线性，对连续变量进行中心化。在模型2中加入社会责任这一交互项，R2增加了大约4.3%(p<0.05)。模型2和3的F值显著(p<0.001)，说明预测变量与交互变量能够有效地解释合作创新绩效的变化。结果显示:专用性投资与合作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p>0.05)，从而结果不支持假设1;合作研发显著地与合作创新绩效正相关(p<0.05)，假设2成立;组织间学习也显著地与合作创新绩效正相关(p<0.001)，支持假设3。

从表3可见，社会责任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p>0.05)，从而社会责任并不直接影响合作创新绩效。然而，通过模型3中的R2和F值可以看出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社会责任显著地增加了专用性投资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β=0.25;p<0.05)。

从图2中的斜率分析可以看出，当企业对合作伙伴的社会责任较大时，专用性投资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是正向显著的(β=0.39;p<0.05);当企业对合作伙伴的社会责任较小时，专用性投资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β=0.13;p>0.05)。这些结果支持假设4。同样，社会责任也显著地增加了共同开发以及组织间学习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支持假设5和假设6。

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及企业年限与合作创新绩效并不显著相关(p>0.05)。模型1中合作经验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模型2和3其影响显著(p<0.05)，说明合作经验对合作创新绩效的重要性。为检验这一效应，基于平均合作经验的年限(11.71年)将样本分成两组进行检验，结果显著，合作经验较少(合作年限低于11年)的企业取得了较小的合作创新绩效(μ=4.07);相反，合作经验较多(合作年限高于11年)的企业取得了较大的合作创新绩效(μ=4.26)，从而合作经验对合作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5 结论和建议

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与开放式创新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关注的重要主题，然而，现有文献缺乏对企业社会责任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深化和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社会责任显著增加了专用性投资对于合作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但专用性投资对合作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并不显著。合作创新双方可能会担心专用性投资所导致的机会主义行为，即担心被“套牢(Hold-up)”，从而当对专用性投资缺乏有效的治理时，其正面的绩效创造的积极作用并不显著;而对合作伙伴的社会责任有助于合作双方建立相互依赖和互惠的关系，能够显著增加专用性投资对合作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第二，合作研发会显著促进合作创新绩效，并且社会责任能够增加其正向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合作研发对于提高合作创新绩效仍然有效。因此，企业管理者应该重视合作研发的重要作用，并积极利用合作研发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并且，企业对合作伙伴的社会责任会显著提高其对合作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第三，组织间学习对合作创新绩效具有积极作用，并且社会责任能够增加其正向作用。组织间学习正向影响企业合作创新绩效，表明其是改善合作创新绩效的重要途径之一。

研究结论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都具有启发意义。(1)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促进专用性投资、共同研发及组织间学习对合作创新绩效的积极作用，因此，企业不应把履行对合作伙伴社会责任当成一种负担，而应自觉地把社会责任纳入企业的发展战略中，使社会责任成为企业提升企业绩效、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2)共同研发及组织间学习的强弱会增强合作创新绩效，因此，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也需要通过与合作研发及组织间学习，与合作伙伴分享愿景，提高企合作创新绩效。

企业间技术合作协议 篇8

关键词：委托代理 供应链 信息不对称

随着供应链环境下企业大量外包业务的发展，极易出现经营主体各方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供应链企业间委托代理问题日益突出。因此，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角度重新审视、应对我国企业在供应链合作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加以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供应链企业间合作面临的问题

（一）双方合作存在信息逆向选择瓶颈

逆向选择是代理商私有信息向委托商的传递，代理商的能力是其私有信息，委托商无法观察到，代理商通过向委托商发出信号以表明其能力水平。但是代理商向委托商发出信号是要付出成本的，过度的信号支出成本也是不利的，因此代理商应该加以权衡。在现实的供应链运作中，逆向选择问题经常发生，给供应链企业造成极大的危害：对于委托商来讲，选择低质量的供应商，可能会使产品的质量下降、服务质量下降、库存成本增加；频繁更换代理商会导致交易费用提高。对代理商来讲，在短期内可能由于机会主义行为而获得一定的收益，但是在长期内会因此而失去很多合作机会，最终会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所淘汰。

（二）供应链企业间资金流不畅通

我国供应链企业间合作中的资金流极不畅通，在上下游委托商与代理企业间存在相互拖欠货款、部分付款、以货物抵款。资金流通不畅，直接影响了供应链企业经营上的可持续发展。其中，企业零部件的质量、生产商的往来款项、生产商的合作态度等是影响企业间资金流畅通的主要因素。供应链企业本身和企业之间存在资金流不畅通的因素，会使得供应链企业间合作关系出现扭曲，造成委托商与代理商双方经营成本的增加，这种短期行为直接影响到供应链企业间合作关系的长期维系。

（三）供应链企业信息管理弱化

我国供应链企业在物流信息管理上与国外供应链企业比较尚存在较大的差距，在区域内部和地区之间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大型公共物流信息交换平台。物流信息沟通的硬件和软件严重缺乏，委托商与代理商信息不对称。在彼此之间选择合作伙伴上，供应链企业缺少委托商与代理商的相关信息支持，在企业合作过程中缺乏有效及时的供需信息。

（四）合作双方缺乏互信、风险与利益难共享

委托方与代理方的互信是开展供应链企业间的合作、风险分担与利益共享的基础。供应链企业间没有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互信程度不够，很难做到风险分担与利益共享，造成合作双方的短期化，缺少长效机制。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企业管理者的短视行为、追求当前利益、市场个人行为偏好、非经济因素的个人关系维系、管理者的更换等。这些影响因素很难保证合作双方在风险分担与利益共享上达成一致，促使供应链企业之间合作半途而废。

（五）合作双方交易成本和激励成本偏高

由于委托商与代理商合作过程中信息不对称，极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带来企业经营管理上的障碍。还有些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充当“两面人”，一方面是企业的委托人，另一方面又充当代理人。这种特殊的委托代理模式下的激励成本往往高于市场竞争中的激励成本，并且在代理过程中道德风险比较严重。

二、供应链企业间合作面临的问题成因分析

（一）供应链企业间信息非对称、缺少互信

由于企业间合作过程中缺乏了解，委托方和代理方信息交流不够，导致了供应链企业间的信息交流极不充分。而信息不对称则导致供应链企业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现象的发生。这种基于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委托代理的合约签定，必然给合作双方带来诸如道德风险等问题。原因就在于签约之后对委托商的经营方式和产品销售情况了解不够，对代理商经办业务能力、资金使用状况也不够掌握等，会造成委托商的应收账款项居高不下，企业资金周转发生困难，难以维系经营下去的后果。

（二）物流法律法规不完善、违约成本低

我国现有物流法律法规不完善，没有从根本上为委托商和代理商之间开展合作提供相关法规的支持。相关法律和法规对合作双方合同执行的约束、监督、违约惩治处罚力度不强，违约成本远低于履约成本。由于法律法规不完善、执行力度不够，委托代理单方在履约出现困难时，就选择违约。供应链企业间在选择委托代理商时，经办人员满足个人私欲不顾企业利益收受对方钱财贿赂屡见不鲜，相关的法律法规惩治不利。

（三）委托人或代理人不具完整意义上的经理人

我国国有企业主要管理者基本是采用任命制，任职期限一般为4—5年。其在任职期限内不具有产权约束，也就不具有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其在任职目标上具有多样性，如经济目标、社会目标、政治目标等。其中经济目标既不是唯一目标也不是主要目标；在重大经营决策上，也不具有决策权，而是上级主管部门决定。上述各种原因决定了供应链企业关系中的委托人和代理人也就不具有完整意义上的经理人，在经营业务上没有长远规划，在企业合作关系上不可避免地出现短期行为。

三、破解供应链企业间合作难题的对策

（一）信息共享、增进互信

要实现真正的信息共享，就必须依托现代信息技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监控供应链的所有环节，实现信息共享。首先，提高各节点企业自身的信息管理水平，强化信息资源的软、硬件建设。节点企业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信息获取渠道顺畅，有利于委托方与代理方信息沟通、信息共享，使供应链企业间合作过程中对市场变动快速做出反应。其次，建立、完善信息网络平台，应用先进信息交流手段增强互信，从而有效地防止合作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二）监督与激励并举，密切双方合作关系

委托商与代理商在供应链上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双方关系应更加密切。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假定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代理人的行为和自然状态，在任何激励合同下，代理人总是选择使自身期望效用达到最大化的行动，因此，任何委托人希望的行动都只能通过代理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实现。同时，双方经营中的业绩都会被对方所关注，如资金周转状况、价格、市场信誉、新产品等。从委托商角度看要尽可能的实现委托人的效用最大化，但在市场交易中代理人内在活动和外在的关系很难掌握。因此监督对于代理人活动，提供更多的代理人可供选择的信息很有必要。反之，代理人在交易活动中也要对委托人的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监督，通过双方互相监督可以减少各自的风险成本。在供应链企业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也要通过监督密切双方的关系。首先，强化对供应商产品的信誉和质量的监督，将产品质量控制点放在供应商处。其次，对经销商行为进行监督，以充分了解市场信息与资金流动，保证货款的回收与资金流的畅通。同时要注重工商、质检、税务、司法、金融的监管，保证供应链企业间合作关系稳固。

（三）完善物流法律法规的制定、强化执法

进一步完善物流法律法规的制定，为我国供应链企业间开展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一是加强供应链企业间合作业务往来的法律约束工作，特别是是对企业内部采购供应人员进行约束的立法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二是加大执法力度，完善物流法律的执行机制。对于供应链中出现的各种违法行为要给予严惩，增加违约成本，给违约企业以威慑作用，不断提高供应链企业间合作关系中的履约率。同时，供应链企业间业务活动的开展要在法律框架下公平交易，净化企业外部环境，加速资金周转，提高我国供应链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四）实现职业经理人成为委托人

供应链企业要充分利用人才资源，积极参于人才市场的竞争，将社会人力资源转换成供应链企业的人力资本。聘用具有供应链管理知识和管理经验的职业经理人为企业的经营者，实现供应链企业真正意义上的委托人。在职业经理人市场上，要公开透明，实行双向选择，选聘、选好胜任供应链企业经营管理的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要对企业的长期发展负责，要实现企业中长期经营目标，严格对职业经理人的绩效考核与监督，实现企业组织与流程再造，实现我国供应链企业间委托人与代理人良好合作关系的稳定。

参考资料：

①焦志莹. 供应链成员竞争合作关系研究[J]．《现代物流》，2005（2）：15—17

②刘刚. 供应链管理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及其对策[J]．《商业研究》，2005（1）：66—67

③刘小卉. 物流管理信息系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刘学平，1956年生，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物流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