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处(国际合作处)工作职责

科学技术处(国际合作处)工作职责（精选8篇）

科学技术处(国际合作处)工作职责 篇1

1.负责编制全市水务系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制订局系统科技计划。

2.归口管理局系统科研工作，并组织重大水务科学研究项目的管理。

3.负责局系统国际、国内技术交流工作的管理,参与指导局系统国际技术合作。

4.指导协调局信息化工作，并负责局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5.负责局科技信息和期刊编辑、出版、发行的管理工作。

6.负责组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推广应用，并负责局系统有关标准化、计量、节能工作的管理。

7.负责局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日常工作；承担上海市水利学会的管理工作。

8.承办局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科学技术处(国际合作处)工作职责 篇2

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环境越来越宽松, 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空前活跃, 并不断拓宽广度和深度。通过国际合作, 坚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借力谋发展, 已成为各省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和国际化水平的重要手段, 大力扶持本省企业研发机构和科技型企业研发活动国际化的重要保障。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提高了国家科学技术水平, 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各省必须顺应国际科技合作的发展趋势, 清醒认识新趋势下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把国际科技合作放在战略位置上进行规划和指导, 搭建国际科学技术交流合作服务平台, 向全社会提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服务和信息;支持企业参与国际科技合作计划与项目;拓宽全省国际科技合作的渠道;鼓励本省需要的科技人才、技术和资金能够“引进来、走出去”。

2 建立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服务平台的必要性

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是增强企业科技能力, 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为此, 各省要顺应企业R&D国际化的重要趋势, 努力促进和大力支持一切可能的企业国际科技合作的形式, 通过国际科技组织和国际科技会议开展国际间的科技交流、开展跨国的联合研究开发活动, 利用发达国家的市场环境进行技术开发、产品设计和市场拓展, 籍以提高我国的高新技术水平并扩大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品牌效应和出口份额,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走向世界, 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向国际惯例靠拢, 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社会。

整合省内科技资源, 建立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服务平台, 能充分发挥本省的科技资源优势, 集成全省国际科技合作资源, 营造更加开放的国际科技合作环境, 不断提升合作层次,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竞争力。各省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对国际科技合作能力的提升提出了迫切需求, 解决城市建设与管理中的资源能源约束、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基础设施配套、城市安全高效运行的治理、人口健康等方面的瓶颈问题;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促进产业走高端、高效、高辐射之路等方面, 均对省内国际科技合作能力提升提出了迫切的需求。

3 建立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服务平台的目标

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服务平台面向全省提供公益性服务。围绕建设创新型省份的目标, 结合本省重点发展领域, 以产业结构升级为导向, 以科研院所、高校、企业为重点, 集成全省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资源, 利用国际国内资源, 借国际科技合作之力促进本省各重点领域及产业的发展, 提升高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建成适应本省经济、社会、科技发展需要, 有多元化主体参与、管理有序、协调有效、集成和互动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服务平台, 形成本省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资源共享管理及高效的服务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省内丰富的科技资源优势, 把对外科技交流、技术研究与开发、技术、人才引进及项目合作提高到一个新层次, 为全省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服务支撑。

4 建立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服务平台的可行性步骤

4.1 完成平台建设。

一是机构设立。包括机构组成、运行机制及模式、职责任务、考核管理;二是完成基础建设。包括展室、多媒体教室、平面设计室及办公室等场地的设计装修, 设施设备投入、国际科技交流服务网站建设等;三是明确服务方向、服务对象、服务方式及内容等。

4.2 通过项目实施, 集成全省国际科技交流合作资源, 利用国际

国内科技资源, 建成适应本省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需要, 功能齐全、服务高效, 具有完善的组织、管理和服务体系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服务平台, 将服务网络覆盖全省范围。

4.3 建立顺畅的国际国内科技交流合作渠道, 营造本省良好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环境。

促进省内积极、主动、广泛参与重点区域的科技合作;参与国际组织、区域组织的多边合作及国内重大领域的合作等。

4.4 推进全省科技的对外开放程度, 提高全省科技的国际化水平, 推进科技走国际化发展道路。

以科研院所、高校、科技企业为重点, 支持省内企业、研发机构走出去, 鼓励跨国公司入省设立研发机构, 推进研发国际化;提高本省国际科技合作能力和水平, 提升合作层次。

4.5 深化合作内容, 创新合作方式。

从“引进来”到“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模式发展, 共同建立研发 (中心) 基地, 培育和发展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创建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建设工作。

4.6 加强人才引进、交流和培养工作。

根据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一是逐步培养一支适应新形势和熟悉国际科技合作领域的高素质科技外事人才队伍;二是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熟知国际 (惯例) 规则的优秀科技人才及管理人员。三是支持和帮助省内科技人员“走出去”。扩大人员交流互访;支持帮助科研机构、企业从海外引进所需的人才, 同时为平台培养一只专业化的服务队伍。

4.7 深化省际间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 将省际间相互协调、互为补充的国际科技合作体系纳入平台范围。

积极推动科技资源共享行动、合作组建科技组群 (联盟) 行动、联合创新科技行动和科技人才培养行动等科技合作行动。

4.8 建立网上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服务中心, 形成基于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平台的国际科技合作信息资源共享及服务支持。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研发国际化和经贸一体化的发展, 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已成为各省实现跨越式发展、融入国际化、全球化发展环境的必然选择。本文论述建立专业性、开放式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服务平台的必要性, 并给出可行性步骤, 旨在充分运用信息、网络等现代技术及手段, 对全省的国际科技合作资源进行集成和优化, 建立紧跟国际科技合作新动态的信息网络及服务平台, 促进本省科技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利用, 方便省内单位最大限度的共享和利用信息资源, 避免国际科技合作的盲目性、滞后性;在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和提高合作成效三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科学技术处(国际合作处)工作职责 篇3

2016年1月8日在北京隆重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中国政府宣布授予利普金等7名外国专家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领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助推中国科技的发展，也都为自己的工作能受到中国国家级奖励而感到荣耀。

重要荣誉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是中国政府颁发的五大科技奖励之一。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张木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外国科学家、专家和外国组织与中国开展科技交流与合作，为中国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鼓励和促进中外科技合作，奖励为中国科技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外国专家和外国组织，中国政府于1994年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据统计，自1995年正式授奖以来，截至2014年共有17个国家的94位外籍专家和两个外国组织被授予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刚刚颁发的201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有来自瑞典、日本、俄罗斯、美国、意大利和荷兰的7位获奖者，使得获奖外籍专家的总数突破了百人。

“我非常激动，这是科学家希望获得的最大荣誉之一。”利普金教授如此描述自己的获奖感受。另一位获奖者美国犹他大学教授彼得·史唐也表示：“我感到非常惊喜，特别荣幸。”

有的获奖者也重点谈到这是对相关工作的认可。荷兰奈梅亨大学教授约翰尼斯·弗兰肯说：“这是对荷兰和中国科研人员多年付出的认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杨克李斯特·杨森说：“对我而言，这是对我35年来与中国科学家和生物医药企业成功合作的认可。”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特别顾问冲村宪树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中日科技交流，他说，这次获奖不仅是对其个人工作的肯定，更是对中日科技交流的肯定。

多种合作

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授予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下列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①同中国的公民或者组织合作研究、开发，取得重大科学技术成果的;②向中国的公民或者组织传授先进科学技术、培养人才，成效特别显著的;③为促进中国与外国的国际科学技术交流与合作，做出重要贡献的。

本次获奖者做出贡献的方式是多样的。

首先，有“雪中送炭”型。2003年，在中国SARS（又称非典型肺炎）疫情高峰期，利普金教授作为著名传染病专家被中国有关方面邀请到北京，帮助评估疫情和制定应对方案。疫情得到控制后，他还帮助中国建立了一系列应对新型传染病的基础设施。

也有“优势互补”型。随着中国自身科技的进步，许多外国合作者看上了中国特有的科研能力。化学家史唐在介绍他与中国同行合作的缘起时说：“我在北京访问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时，发现他们有我们没有的专业技能，如果将其应用到我们的研究中，将会非常有趣。”史唐随后与中国北京、大连、杭州、上海等地的同行开展了广泛的合作。

荷兰口腔医学专家弗兰肯的贡献则与普通大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他是龋病非创伤性修复技术的创始人，这种技术简便易行，有利于学校、农村、偏远地区、老年人群的龋齿普查和预防，对医疗欠发达地区尤其有益。弗兰肯说：“龋病非创伤性修复技术不是什么高科技，但它能以简便、有效、低成本、宜人的方式影响每个人的生活，这是它的价值所在。”

与上述几位科学家不同，日本获奖者冲村宪树曾是公务员，长期任职于日本文部科学省，曾任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所长、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理事长等职，退休后担任JST特别顾问。他曾推动JST设立“中国综合研究交流中心”，还在2014年启动了“樱花科技计划”，当年即邀请1200多名中国青年赴日交流。冲村宪树说，今后将扩大该计划的规模，长期目标是达到每年邀请3万人，其中1万人是中国人。

建言献策

在长期的合作中，这些外国专家已比较了解中国的情况，同时他们也掌握了国外的一些优秀经验，因此能为中国科技的发展建言献策。例如，在科技政策方面，弗兰肯建议中国应该增加用于临床医学研究的资金。他说，在荷兰，医学研究经费在实验室研究与临床研究之间的分配比例为6：4，而中国用于临床研究的资金比例还较低。

在中外科技交流方面，冲村宪树认为中国可以学习“樱花科技计划”这样的项目，多邀请国外年轻人到中国访问。利普金也表示，中国的科研项目要努力吸引全世界最好的学生与科学家，这将帮助中国成长为一个教育与科学大国。

不过，语言问题被认为是中外科技交流中的一个障碍。英语是现在全球科学界事实上的通用语言，而杨森在谈论自己遇到的困难时提到，一些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还不尽如人意，“有时会导致误会”。

外国专家提出的一些建议既是许多人的共识，也是中国科学界正在努力的方向。国际学术界著名的“自然出版集团”最近在调查了近2000名中国科研人员后发布白皮书《转型中的中国科研》，书中也提到语言将成为中国科研人员与世界分享自己科学发现的一个主要障碍，还需要提供更多的相关培训;白皮书也注意到一个积极现象，即中国的一些项目正在从全球招募教员和招收学生，促进了国际科研合作。

创新时代

《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白皮书认为中国科研到了一个关键点，如果能够抓住机遇，解决一些障碍，“中国就不仅有机会成为一个科研强国，更可以建立一种深厚的创新文化，从而确立全球科学技术领导者的地位”。

中国科技事业的这种变化趋势在获得本次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眼中也得到了印证。利普金还担任世界卫生组织人畜共患病和新发传染病联合诊断中心主任，他说中国自非典疫情之后有很大进步，“中国现在的传染病研究和监测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他很高兴能参与到中国科学的“新时代”之中。

冲村宪树也说，如今中国的科技论文数量不断增加，水平也非常高，日本企业和研究机构渴望了解中国的专利文献，因此日方准备大规模地将中国科技论文翻译成日语。了解科学史的人都知道，在近代科学传入中国的时候，日本文献是重要的学习对象，“科学”一词就是从日本传入。如今，日本方面希望大规模翻译中国文献，这足以说明中国的进步。

在中国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将是五大发展理念。这说明中国已经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中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这为国际科技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中外科技合作将以更高的水平在更广泛的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张木说。

美国的史唐教授也说：“科学是国际性的，开展全球范围的合作非常重要。中国有优秀的处于前沿的科学，这将会造福中国，也有利于全球的科学研究。”

（本文转自新华网）

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工作总结 篇4

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根据学校党委有关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部署以及本部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计划，以学校60周年校庆工作为契机，坚持行政业务工作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两手抓，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现将这方面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以“创岗位业绩，迎六十华诞”活动为契机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60周年校庆活动的筹备及举办过程是学校2012年工作的重中之重。结合这一中心工作，学校提出了开展“创岗位业绩，迎六十华诞”活动的倡议。主要是以此为契机，全面推进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迎接建校60周年华诞。根据学校的要求，我们在全处范围内进行了认真地动员、安排和部署，结合60周年校庆活动筹备及举办工作的实际，在各个岗位开展“创业绩、促文明”活动。通过这种形式，极大地激发了全处同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校庆工作中发挥出了良好的作用。从校史馆筹建到邀请国外友好院校代表团、组和海外校友工作;从接待国外嘉宾到组织、安排校庆期间的国际交流活动以及参与庆典演出活动等方面，都全面完成了工作任务。为此，我处的刘挺同志被学校评为“60周年校庆工作特别贡献奖”，薛勇同志被学校评为“60周年校庆工作先进个人”。

二、从部门工作特点出发开展精神文明建设

一年来，我们结合本部门的工作职责和特点，积极开展一系列符合国际交往需要并且与精神文明建设密切相关的活动。例如，组织在校任教和学习的外籍教师及外国留学生参加第三届XX市外国友人运动会，并荣获了该项赛会“优秀组织奖”;举办了外籍教师和外国留学生圣诞节联欢活动等。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外籍教师和外国留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而且也使他们更加真实地了解了中国，增强了对学校的认知以及感情，在舒心工作和安心学习的同时，也与我们管理者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对于在管理过程中树立学校良好的对外形象，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事业的不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我校外籍教师的积极努力工作，不仅得到了学校相关院系的一致好评，而且也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嘉奖。其中，我校的日本教师佐久间叶澄被评为吉林省优秀外国专家。

三、进一步完善岗位职责，增强爱岗敬业观念

科学技术处(国际合作处)工作职责 篇5

? ? 随着以纳米孔为标志的第三代基因测序技术迅猛来袭，测序技术迈向高通量、高精度、低成本与便携性时代。与此同时，表观转录组分析技术、单细胞测序分析技术与基因编辑技术加速了人类生命蓝图的绘制与完善。这些生命科学手段与生物技术不断创新、交叉与融合，广泛地应用到科学前沿、临床应用乃至产业研发等诸多领域，从而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生命科学研究：脑-机接口技术的重大突破，改造生命和创造生命的深入研究，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疗法的临床转化，微生物组与人类健康和疾病的重大关联，乃至细胞免疫疗法的无限潜力，无一不彰显出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向个体化、精准化迈进的趋势。

（一）重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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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命组学研究继续推动生命科学发现 技术创新和交叉推动生命组学研究向更精确的方向发展。在基因组方面，韩国首尔大学医学院利用PacBio单分子测序技术结合BioNano（生物纳米）单分子光学图谱技术，发表了最为连续的人类二倍体基因组组装结果。在转录组方面，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马普学会）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开发了瞬时转录组测序技术，绘制了人类瞬时转录组图谱；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协同多家机构完成了大脑单神经元转录组的大规模评估。在蛋白质组方面，美国系统生物学研究所和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合作开发了人类SRMAtlas分析方法，首次定量检测了完整的人类蛋白质组；美国多家机构联合开展了大规模蛋白质基因组学（proteogenomics）研究，探索了驱动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关键因子。在免疫组方面，哈佛大学医学院在一系列免疫细胞中进行了干扰素诱导基因表达和染色质的分析，构建了干扰素诱导调节网络；新一代基因测序技术推动了免疫组库分析的临床应用。

2．脑科学酝酿全球合作研究，脑-机接口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脑科学持续稳步发展，并酝酿全球合作。在美国、欧洲和中国的脑计划不断推进的同时，全球神经科学家积极探讨开展全球协作，共同解决脑科学研究三大挑战，获得了系列成果，尤其在脑-机接口技术上取得了重要突破，推动基础研究快速发展。美国冷泉港实验室开发的标记大脑神经元MAP-seq新技术，有望实现深度神经网络的重大突破；美国洛克菲勒大学首次精确定位并定量了哺乳动物大脑中的基因表达。脑图谱绘制方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成功绘制了大脑语义地图，迈出了解读人类思想的关键一步；美国华盛顿大学完成了人类大脑皮层图谱，97个大脑皮层区域首次亮相；美国艾伦脑科学研究院绘制了迄今最完整的数字版人脑结构图谱，将成为大脑研究的最新指南。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瑞士联邦技术研究所分别利用脑-机接口技术，实现了脊髓损伤后人类和黑猩猩对自身部位而非假肢的控制，标志着脑-机接口技术在2016年迈出了重要一步。3．合成生物学发展突飞猛进

合成生物学在改造生命和创造生命方面的研究愈发深入。随着软件工具的迅速发展与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美国克雷格·文特尔研究所等机构在以前工作的基础上，人工合成了目前世界上最小、仅含有473个基因的“合成细菌细胞”Syn3.0；美国哈佛大学通过计算机软件设计出了只包含57个密码子的大肠杆菌基因组，这一事件入选了我国两院院士投票评选的2016年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美国华盛顿大学通过计算、建模、预测与优化，首次人工设计出了超级稳定的二十面体蛋白，该重大成果入选了2016年《科学》杂志评选的十大科学突破，为合成生物学、药物装载提供了良好的工具。此外，人类基因组编写计划日益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能够合成硅-碳键生物体的诞生预示着合成生物学未来具有无限可能性。

4．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展现临床应用巨大前景

全球各国继续大力支持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同时强化监管体系建设，进一步加速了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疗法的临床转化进程，干细胞基础研究持续深入。日本九州大学首次实现了干细胞体外生成成熟卵细胞，为理解卵子形成进程提供了新的蓝图，该成果入选了2016年《科学》杂志评选的十大科学突破；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利用化合物把皮肤细胞成功转化为心肌细胞与脑细胞；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首次利用成人干细胞修复新生儿心脏。与此同时，包括干细胞在内的细胞技术与组织工程、3D打印等工程化技术的融合，逐渐指明了工程化组织器官修复的发展方向。美国韦克福雷斯特大学利用“组织和器官集成打印系统”（ITOP）打印出人造耳朵、骨头和肌肉组织，将其移植给动物后都能保持活性，有望解决人造器官移植难题。

5．人类微生物组展现与人类健康和疾病重大关联

人类微生物组被称为人类的第二套基因组，该领域已经成为生物医学研究的热点，并获得各国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对待微生物组的观念更是从“影响人类健康和疾病”转变为“将人体微生物组视作一个人体器官”，显示人类微生物组的重要作用。目前，肠道微生物组是其中最受关注的领域。2016年，肠道微生物组与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关系研究持续推进，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对代谢疾病、心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癌症等多种疾病均具有重要的调控作用，同时与免疫应答和营养水平也具有紧密联系。美国耶鲁大学解释了肠道菌群引起肥胖的机制，解决了困扰学界多年的难题；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阐述了肠道微生物与帕金森病的联系，证明肠道中特定种类微生物的分泌物会与α-突触核蛋白“携手”导致帕金森病的发生；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国里昂第一大学同时发现在热量匮乏的情况下，肠道菌群的组成可以决定个体是健康生长还是发育不良。这三项研究被评为“全球健康尤其是营养学的一个分水岭”。

在机制探索的基础上，肠道微生物也为多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带来了新的机遇。美国贝勒医学院发现一种肠道细菌能够逆转小鼠的自闭症状；比利时鲁汶大学发现一种名为Akkermansia的肠道细菌能够减缓小鼠的肥胖和糖尿病进程；微生物疗法公司Seres Therapeutics宣布启动全球首个合成性微生物药物SER-262治疗原发性艰难梭菌感染的Ⅰb期临床试验。

6．首个PD-L1免疫疗法药物上市，细胞免疫疗法有望攻克实体瘤

近年来，免疫疗法研发热度持续不减，被视为肿瘤治疗的新希望。2016年《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将应用免疫工程治疗疾病评为十大突破技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细胞免疫疗法是当前肿瘤免疫疗法研究的热点。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方面，2016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首个以PD-L1为靶点的免疫疗法药物Tecentriq。2016年，细胞免疫疗法在攻克实体瘤方面取得了多项突破性成果。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在小鼠模型中证明了靶向癌细胞表面蛋白Tn-MUC1的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疗法治疗白血病和胰腺癌的有效性；美国希望之城医学中心贝克曼研究所利用靶向白细胞介素的CAR-T疗法治疗脑癌患者，患者肿瘤显著缩小，且肿瘤曾完全消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Health，NIH）下属癌症研究所利用靶向KRAS突变的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回输，治愈了一名晚期结肠癌患者。7．个体化和精准化是医药技术发展的方向

随着精准医学的快速发展，全球新药研发模式逐渐从传统的重磅炸弹式向精确制导式发展，特别是以个体化和精准化为特征的靶向药物发展迅速。2016年，FDA批准的22个新药中，靶向药物有18个。与此同时，许多重要的新的疾病靶点正在被不断发现。2016年，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美国凯斯西储大学分别发现了三阴性乳腺癌（TNBC）的新靶点PIM1激酶、肿瘤免疫疗法新靶点免疫检查点蛋白Cdk5，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发现了172种肿瘤基因突变与靶向药物的组合。生物大数据成为靶向药物研发、指导精准用药的重要资源。2016年，美国Regeneron遗传学中心将50 000余人的基因组数据与其电子病历相结合，发现了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致病基因；英国维康信托基金会桑格研究所研究了11000个患者样本中的肿瘤基因突变，发现了癌症基因突变与对特定药物的敏感性之间的关联。

（二）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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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新技术不断革新，推动生命科学研究朝着精准化、定量化和可视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1．基因测序技术迈向高通量、低成本与便携性时代 高通量、高精度、低成本和便携性是测序技术和仪器研发的方向。纳米孔测序技术入选了2016年《科学》杂志评选的十大科学突破。Oxford Nanopore公司便携式纳米孔测序仪MinION完成了对埃博拉病毒的现场检测，在国际空间站对鼠、病毒和细胞的DNA测序及人类全基因组进行测序，这些应用证实了纳米孔测序技术在测序中的应用潜力。一系列新型测序技术也不断涌现，由英国诺丁汉大学开发的Read Until测序技术通过与纳米孔测序联用，实现了高度选择性的DNA测序。第二代基因测序技术也在不断改进，Illumina在2017年初推出了NovaSeq新型测序仪，有望将人类全基因组测序成本降至100美元。

2．表观转录组分析技术揭示RNA修饰调控机理

开发新型测序技术，发现RNA修饰标志物及其修饰位点，揭示其调控机理，是目前表观转录组领域发展的重点。2016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发出了一种新型RNA测序技术m6A-LAIC-seq，可以提供RNA化学修饰的详细信息；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开发出了hMeRIP-seq技术，绘制了RNA的hm5C转录组图谱，全面揭示了这一RNA修饰的分布、位置和功能；芝加哥大学与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及北京大学分别开发出两种新技术m1A-seq和m1A-ID-seq，实现了全转录组水平上的谱图鉴定，同时发现了一种新的RNA甲基化修饰形式——m1A，扩展了mRNA中的修饰种类，为该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表观转录组分析技术被《自然-方法》杂志（NatureMethods）评为2016年的技术。

3．单细胞测序与分析技术加速人类细胞图谱绘制

单细胞测序新技术不断涌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开发出了新型RNA测序技术Div-Seq，可以揭示新生神经元的动态；我国北京大学开发出了单细胞三重组学测序技术，首次实现对单细胞进行三种组学同时高通量测序。在单细胞分析技术方面，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开发出光学原位读取人工突变存储（memory by engineered mutagenesis with optical insitu readout，MEMOIR）技术，能够读取动物细胞的生命历史和“谱系图”。得益于这些单细胞技术的进步，国际人类细胞图谱计划得以酝酿实施。

4．基因编辑技术日益精准，得以广泛应用

基因编辑技术的精确性及脱靶问题逐步改善，其应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美国哈佛大学实现了对单个碱基的编辑，提高了其精确性；美国麻省总医院（MGH）减少了Cas9酶与靶DNA的非特异性互作，从而降低了脱靶效应；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首次实现了RNA编辑，美国索克生物研究所开发出了可编辑眼睛、大脑、胰腺及心脏细胞等非分裂细胞的新技术，为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疾病治疗带来了更广阔的前景。同时，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日本神户大学及我国南京大学先后分别开发了巨型拟菌病毒噬病毒体抵抗元件（MIMIVIRE）新系统、Target-AID新技术、以结构引导的内切酶（structure-guided nuclease，SGN）技术，均有望成为新型基因编辑工具。

5．体外诊断技术高速发展，液体活检走向应用

科学技术处(国际合作处)工作职责 篇6

【摘要】针对我国大部分本科教育存在问题,本文提出通过根据社会的需求设置专业结构、合作修订教学计划、共同完成科研项目、共同出版教材、提高教学内容等校企合作方式,促进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建设。培养出“毕业后具有较好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自学能力,有较强的实践能力,获取信息的能力,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的企业亟需应用型中基层管理人员和高级应用型人才。

【关键词】校企合作 生产实践 电子科学与技术

目前,我国大部分专业教学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过分强调学习与工作相结合的经济意义,片面地将其看作是一种满足个人利益的教育模式,简单的强调适应眼前经济社会的需要[1],而忽视了对学生的全面发展、人格的全面塑造、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和改造社会的意义,甚至陷入知识的真理性完全由能否满足人的需要来决定的实用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中。二是存在本科教育“理论化”、专科教育“本科化”倾向。所培养出的人才缺乏基本操作技能的实践和锻炼,无法成为企业亟需的有一定实践能力、具有研发潜质的应用型中、基层管理人员和高级应用型人才,这种倾向主要是在普通高校中出现[3],特别是在IC行业。就该问题,我们先后走访了等国内知名高校,同时,我们也与长三角部分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公司进行交流,探讨企业对所需人才各方面技能和素质的要求,并与其中扬州晶芯半导体有限公司、宜兴市八达晶体管厂、南京爱立信熊猫通信有限公司、南京华飞凌无线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东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12家相关企业签订了长期产学研合作计划。

1 企业的要求

中国已经形成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环渤海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几大集成电路产业基地,但各中外合资企业、国内企业、研究所和大学之间一直没有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形成新技术不能交流、技术难题得不到讨论、各单位之间咫尺天涯的局面[4]。

与信息相关的企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严峻的挑战,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靠不断地推出新产品、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不断地降低价格,提高产品性价比。此目标的实现,归根到底,要靠人才。11月某企业录取我系19位应届毕业生;1月,某IT公司要求我系推荐33位应届毕业生就是很好的例证。

基于企业自身利益需求,公司希望招收符合企业文化,能够立即上手工作的员工。如江苏通信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认为,“大学毕业生最主要的是素质,但是精英人才并不适合企业的所有岗位,所以我们希望与三江学院合作,开展本科层次的‘订单式’培养”。

2 合作方式

根据“优先满足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的思想,三江学院发展与相应企业的密切合作关系,开展各方面的.合作。

2.1 根据社会的需求设置专业结构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第一支柱产业。鉴于江苏省在信息产业上的优势地位,学校在多方听取用人单位和合作企业意见和建议的前提下,经教育部批准,于将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气与自动化工程等升格为本科专业;20新增电子科学与技术、自动化本科专业;新增通信工程本科专业;20新增微电子、软件工程本科专业;新增网络工程本科专业,从而进一步改善了专业结构,满足了社会需求。

学校根据合作企业人力资源的发展战略和需求,可实施订单式培养。

2.2 合作修订教学计划

依据当今科技的发展,企业技术的革新,邀请合作企业东光电子、中电电气、江苏通信服务、无锡友达电子、熊猫爱立信和同惠等公司的专家探讨研究,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在教学计划中,将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计划的“量子力学”、“固体物理”、“半导体物理”等课程整合为“微电子物理基础”课;工艺课程结合实践课程学习;为适应当今微电子技术发展,新增企业急需的高新技术课程“太阳能电池原理与工艺”、“功率器件原理与设计”、“特种器件”、“光电子技术”等专业选修课程。

采用“4+1”模块化的实践教学体系,加强实践教学,所谓“4”,指的是基础技能训练,基础实验,综合设计性实验和创新能力训练(包括开放实验、大学生竞赛、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和毕业设计);所谓“1”,指的是学生与导师共同参加生产实践和科研活动。

一系列课程的改革为后续课程奠定了专业基础,也为学生更快地进入相关企业工作奠定了良好的专业理论知识。

2.3 共同完成科研项目

学校与合作企业联合共建校内实验室和实践教学基地,共建校外实习基地。电子工程系与企业合作建设奥利杰集成电路设计中心、无锡友达集成电路实验室2个校内基地。企业将部分产品的前瞻性研究交付给校内基地进行调研;基地承接企业横向课题,分享企业的商业成果。主要是与企业联合申报科研项目,合作进行科学研究,联合开发产品等各个方面。通过与企业的合作,不仅研究方向清楚,研究产品实用,而且加工方便,节省开支。通过联合科研,使得高校教师走出“象牙塔”,增强科研成果的工业转化,提高开发水平;企业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

2.4 共同出版教材

三江学院20与机械工业出版社合作,召开高等学校信息学科应用型本科规划教材研讨会,成立了以陈万年教授为主任委员、张安康等教授为副主任委员的编审委员会,与西门子、飞思卡尔、华为、同惠等公司合作,撰写和出版了一批适宜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用性很强的新教材。

该教材适合学生更快地进入工作状态,熟悉工业运作;也可作为企业提高自己员工水平的参考资料。

2.5 提高教学内容

产学研结合教育是以培养学生优良素质、综合能力和就业竞争能力为重点,充分利用学校与企业、科研单位等多种不同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以及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各自优势,把以课堂传授知识为主的学校教育与直接获取实际经验、实践能力为主的生产、科研实践有机结合的教育形式。

校内实践课程多采用企业成熟产品作为研究。“生产实习”、“毕业设计”在校外基地中进行,与企业业务骨干共同参与企业研究与生产。组织学生顶岗参加工程项目和做毕业设计,并通过毕业实习推荐毕业生就业。

3 合作成果

经过多方合作,三江电子学院02～04届本科学生已经圆满完成校企合作培养方案,其中百余名学生到10余家公司进行毕业设计,依据三江学院毕业设计标准合格率100%,优秀率34%。82%学生直接以正式员工的身份加入单位工作,免除试用期。于年6月进入公司的第一届学生,现已成为公司发展的栋梁之材。用人企业和单位普遍对我校学生的评价较高,认为我校的学生既能干又留得住。

校企合作,提高了学校的教学水平和办学层次,扩大了专业影响力,学生综合素质得到很大的提高,理论知识和动手能力都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合作单位提高了自身的影响力和科研水平,找到了寻求专业人才的切入口。解决了学生就业难,企业用人难的双难困境。

参考文献

[1] 杨一平.大学生就业形势变化与高校就业指导模式的变革[J].高等教育研究,,05.

[2] 罗尧成,滕跃民.校企互动促进高校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机制与对策[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03).

[3] 高艳,荆静,高丙云.高职产学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5.

科学技术处(国际合作处)工作职责 篇7

本次会议中, 学者们除了就大会指定的论题进行了交流和沟通外, 还出现STS论域内的大量其他报告, 体现了国际STS研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以及STS研究的复杂性和现实问题的多样性。但总体来说, 如下几个主题相对集中, 反映出当前STS研究的一些理论和现实热点所在。

一雅克·埃吕尔技术-社会思想述评

东北大学陈凡教授等提交的论文“埃吕尔技术哲学思想的起源及其缺陷”被安排为会议的第一场报告。报告中陈凡教授等以中外学者的研究为基础, 就埃吕尔的技术系统论思想、技术自主论思想、技术环境论思想等与大会学者进行了交流和讨论, 指出了埃吕尔技术-社会分析的局限及其来源。大会主席比尔·范德伯格教授对发言给予了充分肯定, 同时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作为埃吕尔的学生, 范德伯格指出, 埃吕尔的技术-社会思想, 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研究主题, 即便是欧美学界, 由于翻译和思想误读, 也存在相当的研究困难, 但是对于埃吕尔的技术思想却的确存在研究的现实重要性, 尤其在西方和中国当前的工业化进程中存在许多问题, 而埃吕尔几乎预言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与技术相关的社会-文化变迁及其相关后果, 且他的预言现在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被人类社会实现着。对于埃吕尔的思想, 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对待, 我们未必一定要认同埃吕尔的技术-社会思想, 但是却必须要正确地理解他的思想。比如不能简单地把他理解为技术决定论者或是技术自主论者, 埃吕尔也并非一位技术哲学家, 而是一位技术社会学家和技术史学家。当埃吕尔谈论所谓的“技术自主”的时候, 他并不是在哲学的意义上进行的, 而仅仅是指人类影响了技术, 技术也影响着人类, 我们能够体会在一个技术世界中技术对人类大脑和思想的创造和塑造, 而当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技术对人类的影响超出人类对技术的影响的时候, 似乎技术对人类的决策就具有某种自主性, 正如一个人出生在中国并按照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被社会化了的时候, 我们就会是中国人一样, 它表征了环境对我们的影响。不同的出生地点和文化会塑造和影响不同的人, 这些不同又是巨大的。而当文化受到技术影响的时候, 文化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从而对人类的思考、人类的生活, 产生巨大影响。而以上的观点, 恰恰是埃吕尔所想要表达的, 而英文世界中95%的文献著作对于埃吕尔的翻译和理解都是根本错误的, 但要想使人们更改那些业已形成的观念, 又非常困难。埃吕尔被翻译了的英文版《技术社会》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一书, 其法语名字是《技能:我们世纪的赌注》, 对于埃吕尔来说, 根本不存在“技术社会”这样的事情, 而只有人类创造的技能 (Technique) 或技术, 并深深受到这些技术的影响。埃吕尔和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 所认为的——人类社会已经成为一种“巨机器”也就是一种“技术社会”的思想是不同的。因此, 对埃吕尔思想的研究, 依然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

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的加尔文教授则从埃吕尔技术思想出发, 对加拿大技术哲学家费恩伯格 (Andrew Feenberg) 教授的技术民主化合理性思想进行了批判。加尔文重述了现代技术哲学领域研究的两种倾向, 即技术自主论和技术的社会决定论的两种研究走向, 并援引技术哲学家戴维森的观点, 认为这两种趋向导致了技术虚无主义和技术乌托邦主义。他又根据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者比克和平齐的观点, 认为当前这种二元分离的技术哲学是知识残缺不全的、片面的技术观。加尔文指出, 现在许多学者认为费恩伯格的技术民主化合理性理论超越了传统的技术乌托邦和敌托邦的二元论说, 而且认为该理论是对雅克·埃吕尔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技术视角的一种批判性替代 (体现在费恩伯格1999年《追问技术》一书中) , 而且费恩伯格的理论认为埃吕尔混同了一种倾向, 即把技术功效 (Efficiency) 的论说和技术本质 (Essence) 的论说混淆了, 并由此拒绝接受关于技术变革的“积极计划”。但是, 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并没有确切地描述埃吕尔关于技术的思想, 毕竟埃吕尔的技术思想在40多本书和几百篇文章中才体现出来。实际上, 埃吕尔已经在其著作中谨慎并详细地论述了技术未来的方向, 即“技术意识形态” (technological ideology) 的倾向。正如技术哲学家戴维森 (Davison) 所称的, 埃吕尔是“一个几乎预见了所有事情的人”[1], 埃吕尔已经在他最后的关于技术的著作《技术断崖》 (The Technological Bluff) 中预见到了技术“民主化”倾向, 并认为这种“民主化”倾向在“技能” (Techniques) 面前是一种“无谓的”的努力。

因此, 加尔文指出, 类似费恩伯格观点那样的赞扬技术民主化的倾向应该按照埃吕尔视角加以校正和修正, 要在基于埃吕尔观点和洞察的基础上重构科学技术哲学的方向, 而不是赞扬技术应用者的灵活性以及通过一种社会建构主义者的范式塑造技术的发展。

此外, 还有一些青年学者通过对科幻作品比如恩尼斯·荣格尔 (Enrst Junger) 的《玻璃蜜蜂》、《勇敢新世界》、尤勒·凡尔纳的《20世纪的巴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威廉·吉布森的《未来》等的描述, 从科幻叙事的角度描述了社会政治秩序、科学技术进步与数字革命、文化变迁、社会生活方式变化等的相互交织作用和发展变化, 以此例证埃吕尔的思想, 阐述现代社会的技术控制及其形式, 以及伴随技术科学承诺和进步的社会危机的存在。如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社会学系STS研究中心的格兰特博士通过对医学上人体冷冻悬置技术过程以及所涉及的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人-机共生技术等运用的剖析, 并基于埃吕尔对现代技术手段、技术信息、技术目标的动态、系统化的不可控自主增长的理解, 深刻揭示了现代技术对人类能力无限增强和对人类社会文明深刻支配的技术乌托邦主义神话。格兰特指出, 现代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神话和宗教形式, 是理论上神圣的宗教仪式的实践匹配物, 通过技术实践去试图武装、指导、并实现理论上的宗教仪式权力。人体冷冻悬置技术的鼓吹者和狂热主义者正是在“冷冻、等待、复活”的技术过程中面对着“人类的终结”, 这也恰恰表明了埃吕尔在文化研究和科学技术研究中的适当性和中肯性。

二技术与能源环境政策

技术与能源关系历来是国际STS协会 (IASTS) 所重点关注的主题。本次会议上, 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考察了技术与能源环境政策问题。由美国世界精细仪器公司WPI的约瑟夫博士和美国国家空间学会的先进技术工作小组ATWG的肯·考克斯博士主持的“地球能源危机的空间技术开发应对”的小组讨论, 探讨了以空间为基础的能源开发对地球能源危机和全球变暖的意义和优势, 从能源与资源节约、劳动力节省、经济可持续与发展、生态与环境保护支撑等层面评估和权衡了以空间为基础的太阳能和月球燃料氦-3选择以实现核聚变发电的可能性, 并认为氦-3能量的地球经济定向供应, 将能够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空间经济和太阳系文明时代。该小组从三个层面对空间太阳能开发进行了报告, 首先是空间能源开发的技术操作程序及意义;其次是月球氦-3燃料在月球表层存在的形式及相对传统能源的数量供应优势及经济促进优势;最后报告了从月球和地球上提取资源的对比性选择。同时, 该小组讨论了空间太阳能技术开发的社会背景建构, 比如高昂的初期开发成本和投资支持、人力支持、工具机器支持、相关高技术支持以及国家资助开发中私人高技术公司基于个体需求而进行不良竞争所导致的资金消耗、政府强行实施的独断管理机制对氦-3太阳能技术开发工程民主化运行的障碍等。同时, 阐述了美国大学在政府主导的月球技术开发奖励性竞争中竞争能力的不足以及对参与竞争失败可能导致的对学校名誉和学生信心造成不良影响的担忧等, 最终形成美国目前对月球空间能源开发形成了经验与资源不足、程序散乱、久拖不决的“技术竞争俱乐部”局面, 表现出高技术开发的社会复杂性[2]。

美国特拉华大学的一些师生讨论了现代高技术对绿色经济发展的意义。比如信息产业IT和太阳能光电产业PV这两种环境友好型技术产业对促进经济和保护环境、缩减温室气体、开发新能源中的意义, 并考察了相关技术产业的政府供给机制、投资机制、官产学合作机制以及为了保持两种产业平衡发展所需要的市场政策。同时, 一些学者以“美国大学校长气候承诺”这一在大学校园展开的“碳排放缩减运动”的背景为依据, 就特拉华大学温室气体排放作为典型的STS具体案例分析, 考察温室气体排放的程度以及导致这些排放的关键来源, 为温室气体排放缩减找到行动上的理论来源。同时, 他们考察了碳排放所涉及的社会公正问题, 研究了美国低收入家庭的能源负担, 以及应当采取何种政策和措施促进社会公正的能源消费。比如通过能源审计去鉴别能源冬季御寒需求, 以推进家庭的能源利用效率, 或者推行能源教育计划以教育大家如何节省能源。为此, 一些学者指出, 对于当前的能源利用来说, 应当建立以社区为基础、进行公众民主监管的能源体系, 因为现代以供应为导向的能源体系已经促进了商业关系, 也促进了技术集权化和体制集权化的趋势, 并由此导致了一种社会公正危机, 社会需要考虑新的范式变迁以论述嵌入于能源体系中的环境与社会政治问题, 并逐步走向民主管制的、以社区为基础的能源利用格局。

国际STS协会副主席, 特拉华大学能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约翰·波恩教授就目前学者们呼吁以“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解决能源生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 面对能源-环境危机, 现代环境保护论者呼吁依赖于大科学和大技术去塑造“绿色的”自然-社会-能源关系, 可再生技术或者可更新技术日益被人们在未来的能源体系中所关注, 然而, 尽管冠以“绿色”技术的名义, 这些可再生技术却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和沿袭先前已经存在的技术, 从而使得原本业已复杂的现代技术体系变得更为臃肿和庞大, 并持续着一种高度集权化、高度复杂化、高度改良化的能源体系传统, 其本质上体现的依然是一种现代性的技术体系。为此, 有必要对可更新能源技术的开发和执行进行讨论, 从能源-环境-社会的关系层面考察绿色能源技术的可持续性、对此类技术的监管等, 要从纯粹技术层面的能源开发和利用, 转向“作为一项社会工程”的能源可持续开发和利用, 要实现能源利用权力的转换。印度学者马赛则报告了对印度原子能核电站开发中所遇到挑战的考察, 论证了以“绿色的”原子能核电站解决当前的“能源环境危机”的必要前提。他指出, “绿色技术”开发需要具备相应的技术开发能力, 在不具备相关能力的情况下盲目谈“绿色技术”开发应对能源危机是不具备说服力的。因此, 可持续能源利用的关键与基础, 首先不是呼吁所谓的“绿色技术”应用, 而是要像巴基斯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提亚·森所指出的那样, 要以提升开发和应用能力的“能力方法”替代传统的单纯依赖于技术的方法, 以此作为对能源-环境危机的回应。

三 STS教育问题

STS教育是国际STS会议历来的重要主题。本次会议上以美国学者为核心阐述了美国国家科学教育中STS的引入历史 (1993年被国家科学教育教师协会引介, 1999年国家教育委员会确立了STS在科学教育中的融入) , 以及STS在科学教育中的基本特征, 并讨论了作为STS方法的教育与传统科学教育的不同, 诸如STS教育强调学生针对局部和具体来识别问题, 同样, 对问题的解决要着重于具体信息;学生对知识和信息的获取应当被用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学习的拓展要超出教室和学校;集中于科学技术对学生个体的影响;重在科学的内容而非科学的概念的掌握;强调学生在问题解决中的过程技能;强调科学技术职业意识;面对科学技术问题让学生有机会体验公民角色;强调科学技术对未来的可能影响的识别;强调在学习过程中对科学技术问题的个体自主识别等。但是, 学者们指出, 尽管从STS的视角看科学教育具有其独特性, 但是STS视域下的科学教育却经常被那些应用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书册的人们所忽视, STS教育还没有在国家科学教育中受到充分重视。

美国爱荷华大学的雅克·鲍伯教授做了STS教育目标的发言, 他首先阐述了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所设定以STS方法为指导的四个目标, 即让学生体验对自然界理解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指导学生应用适当的科学过程和原则作出个人决策;鼓励学生发挥才智, 参与涉及科学技术事件的公共论说和论争;通过知识的应用和理解, 增加学生的经济生产力和技能, 并使他们成为职业中的科学文化人。问题是STS教育如何与国家科学教育四项目标相迎合, 因为在美国当前的科学教育中, 作为以STS方法为指导的教育在学生课程和课本里, 或者老师本身都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 STS方法在科学教育中的普及, 还要面临相当的困难。

土耳其学者玛丽亚与卡特琳娜就欧洲高等教育政策背景下的科学教育能力发表了看法。认为就欧洲的科学教育能力开发来说, 还没有正规的制度实践或没有总体上的研究课程。因此, 她们以科学研究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工程实践研究作为分类基础, 并从哲学、现象学、心理学以及实践的范畴对比不同研究的标准, 分析各个范畴科学研究的主体条件、客体条件以及方法论定位, 针对不同层次的学术研究, 开发与科学研究能力相对应的课程项目设计, 并适应于各种各样既面向本科生, 又面向研究生的教育体系。她们指出, 对于科学学术训练的第一个层面来说应当是开发旨在面向大学本科生的工程实践研究能力;对于第二个层面来说应当是面向硕士研究生开发和发展应用研究能力;第三个层面应当是面向博士生开发基础研究能力。同时, 他们介绍了欧洲高等教育政策的“博洛尼亚进程” (Bologna Process) , 它的签约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毕业生的毕业证书和成绩, 都将获得其他签约国家的承认, 大学毕业生可以在其他欧洲国家申请学习硕士阶段的课程或者寻找就业机会, 实现欧洲高教和科技一体化, 增强师生流动性, 实现欧洲大学学科质量对比和更加具有兼容性, 建成欧洲高等教育区[3]。他们认为, 针对科学教育能力开发所设计的重在培养学生理论、实践以及态度能力的科学课程, 将能够和“博洛尼亚进程”的现实计划结合起来。

内华达州立大学的米歇尔博士以自己的科学教育教学实践为基础, 就美国学生的科学及科学知识理解问题进行了报告, 他通过主题调查和访谈的形式, 发现学生无论在程度上还是在广度上, 都存在对科学信息的普遍误解。这种科学误解不但发生在中小学, 也发生在高校。米歇尔指出, 绝大部分的科学教师认为他们的学生已经彻底理解了他们所教授的知识, 但是, 在评估了学生的理解之后, 却认识到学生对科学知识的理解严重不足, 而且存在多种信息歪曲方式。比如学生获得一些相互隔离的正确信息然后不正确地合并了这些信息就会形成科学误解;学生也可能会从书中得到一些不正确的解释或者被书本中的解释所困扰或混淆, 也可以形成科学误解;学生也可能从他人那里不正确地听到了某些信息, 从而形成科学误解。米歇尔引用美国教育学家莱德曼1992年的研究指出, CNN电视台2002年发现至少10%的当前在学校系统中所有的课本包含着重大的错误或者过时的信息。科学误解传送的另外一种途径就是当老师在某个科学主题上自身知识不足或者老师自身存在误解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会把科学误解传递给他们的学生[4]。科学误解不易被识别, 而一旦被发现也不会轻易被放弃。科学误解一旦既定存在于学生无经验的认知思维当中, 就会造成对于未来学习的不良影响。如何解决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科学误解”问题?米歇尔根据学生访谈对话, 给出了一些建议:首先, 对于复杂的科学主题, 需要开放式的讨论而非封闭式的灌输教育;其次, 教育应该指导学生理解而不是仅仅让他们回忆知识;第三, 不能假定“预先存在的科学信息”已经是透明的和明晰的, 需要学生进一步思考, 科学知识从来也不是绝对和确定的;第四, 以上科学教育方式应当在大学和中小学同步进行。基于米歇尔博士的建议, 有学者认为有必要基于测量评估的基础上对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进行绩效分析, 比如测量学生整合交叉学科知识的技能、分析与综合技能、解释与推理技能等, 由此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升学生的科学理解能力。

四技术民主化问题

技术民主化以及相关的技术决定论和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等论题是技术哲学和STS研究日益关注的主题。美国伦塞纳理工大学的伍德郝斯教授组织了一个关于非政府技术民主化的小组讨论。他指出, 政治科学家以及STS学者相信政治选举民主化的基本精神应该被带入经济-技术生活中去, 这已经被人们所接受。在无数创新的领域里也已经有了对于非民主化实践的批判, 但是远远没有对技术创新的概念化体制和制度化过程关注得多, 对于“创造性重构”的系统学问还没有跟上诸如技术建构主义的批判性步伐。因此, 该小组旨在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对技术创新中的非政府民主化论题进行讨论。

伦塞纳理工大学的肖恩博士就技术创新中商业公司内部民主化的缺乏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在技术创新的方向选择上, 存在具有民主化背景和非民主化背景的两种人, 而对于具有非民主化背景的人来说, 就存在内在的技术创新民主缺乏。为了纠正这一内在民主缺乏, 可能的措施是首先要给工人赋予更大尺度的职权以帮助纠正当前在技术管理中的非民主化缺陷。其次, 社会公共基金应当被有效组织起来以作为一种能够支持工作场所民主化的民主力量, 以促进更多“智能技术” (即采用综合方法和手段取代直观判断的决策技术) 的操控和决策。第三, 技术创新的投资者和工人之间应当充分合作。第四, 消费者应当在创新方向选择中起到间接的民主化支持的作用, 以消费民主化补充或支配由消费者购买所带来的创新导向。然而, 这种消费者民主在体制上还相对缺失。第五, 重塑投资者民主以及通过政府购买程序去影响技术创新的民主化轨道。肖恩指出, STS研究在技术创新中的应用, 正是要寻求一种更加民主、更加社会公正、更加生态可持续的方向去重构技术。

纳森博士就网络在线民主化参与和网络在线协商发表了看法。他通过对比网络在线协商民意测验和传统面对面舆论会议在民主化参与中的不同效果, 指出网络在线协商相对于传统的舆论会议来说, 由于其并不严重依赖于严格设定的议程而显得更加具有民主参与性。同时, 网络在线协商应当让学术精英参与建构, 学术精英可以选择网络协商参与者, 提供背景材料指导, 进行专家咨询, 并适度雇佣网络信息提供者, 并由此形成结构性的网络参与者学习和协商, 从而为在线民主提供一种合理的机会, 以提升有影响的公众的代表性。

加拿大学者阿贝以加拿大植物油转基因污染为案例, 论述了政治的科学化倾向以及技术统治论的建制化必然性。他指出, 在基因工程的开发中, 转基因污染带来了法律责任和冲突, 然而由于现代科学和高技术的发展, 以技术统治论为主导的政治被赋予了“科学化的”方法和影响, 并逐渐实现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建制过程, 生物政治的科学化已经被相当程度上认为是理所当然, 反基因工程的活动者仅仅具有有限的政治机会去再构作为污染物的基因工程产品。政治的科学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是政治理论家和STS学者的当务之急。在加拿大和美国, 关于生物技术的法律决策已经对于专家权威的建制化和对于相关规章的科学化过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加拿大转基因污染来说, 法庭重复性地遵从加拿大管理机构技术专家统治论者的权威, 将加拿大传统植物油种植农民自己的知识和专业技能非合法化, 并迫使他们从事转基因产品的生产。总之, 加拿大司法系统对于生物技术政治的科学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进一步缩减了关于基因工程产品以及后果进行决策的民主参与的可能性。

西班牙学者罗斯从知识认知的层面探讨了科学技术民主化决策的困难。技术哲学家吉登斯曾经指出, 人类生活在一个由不断增加的科学技术专家联合所居间调节的世界里, 这些专家生产着信息, 而每日生活中的个体都必须习惯性地与这些信息打交道以发现他们生活的意义和复杂性不断增加的全球空间[5]。而按照技术建构论者谢挺纳的观点, 这些专家难以有效集成为一个整体。因此, 不同的专家群体日常惯例性地操作着截然不同的认知文化, 导致他们在生产知识的方式上复杂多样。罗斯以西班牙国会2008年关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分类中发生的科学论争为例, 指出由于不同的专家集团之间知识认知的不同, 不同群体之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部落”和时间架构, 由此在对科学知识的分类和认识上产生冲突, 而这样的一种冲突导致不同的科学家和专家集团为自己的实践领域所辩护和发展, 从而难以实现科学技术的民主化合理决策。

伦塞纳理工大学的安娜博士则基于美国政府纳米技术标准制定过程的研究, 探讨了科学产品和科学程序的制定过程中, 政府、私人企业、工业部门以及科学共同体相互博弈的矛盾所在, 即在标准化程序和政策制订、知识生产、知识管理及应用、经济、环境、安全与健康风险等因素之间的相互论争以及权力的影响方式和途径, 乃至最终对科学技术决策民主化参与的影响。

五科技的社会建构问题

美国伦塞纳理工大学的约纳森博士对美国大学本科生科学教育中的流通与层级体制进行了批判, 认为它不利于对未来科学家的真正塑造。他指出, 所谓的科学教育的淘汰模型依然在美国大学中广泛存在, 即弱势的学生逐渐在科学追求上被淘汰而具有优势的学生将继续相关学习和研究。约纳森基于对大学实验室本科生的访谈, 总结出淘汰模型不正确地表征着美国当前教育体制对学生的培养。他认为那些被考察的继续追求或者放弃科学事业的学生并不能简单地归于个体学生的努力程度, 而是他们所被委以的科学身份或者事业强烈地受到了他们所处的社会-物质环境流通的影响。约纳森指出, 科学领域中实验室的科学定位, 实验室等级, 以及实验室功能内的认识冲突, 窒息或者鼓励了本科生在实验室的社会-物质世界中的流动。重要的是, 通过流动, 学生不但可以获得科学的专业技能, 而且可以开始在科学网络之内通过他们的社会整合而作为科学家被识别。也就是说, 使得学生继续追求科学事业或者放弃科学事业的, 不主要取决于学生个体学习的努力程度, 而深深受到所处社会环境 (如实验室环境) 的影响。

哥伦比亚学者杰瑞兹考察了学生对科学家形象的不同识别与学生课堂上不同的科学参与态度、学生未来职业选择及学生未来科学研究态度的特殊关系。通过对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两个国家上千名中小学生的调查研究, 认识到不同的学生基于国籍、年级、学校类型、年龄等, 对于科学家及科学形象的理解非常不同, 受到社会-文化立场的深刻影响, 与每一个学校共同体的教育形势和社会-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因此指出, 科学教育并非仅仅是针对科学内容的教育, 而且要重视科学教育中深层次的社会文化背景对教育的建构。

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历史、技术与社会学院的安吉利纳博士通过对美苏人造卫星高技术合作以开发“世界天气监视网络”的研究, 探讨了国际气象合作在世界气象组织、世界银行、美国国家航空与空间管理研究所, 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 以及气象署之间由于气象科学家培训、资金预算与分配、气象数据发放和交换等相互作用中所存在的复杂的社会背景建构和政治、金融气候的塑造。

罗彻斯特理工大学的汤姆·康奈尔教授考察了罗彻斯特回旋加速器技术发展的历史, 阐述了该校回旋加速器项目开发从课题确立到资金筹措中个体科学家以及社会所提供的背景支持和建构, 以及回旋加速器技术发展后如何使得罗彻斯特理工大学物理学系从地方院系转变为具有国家和国际身份和地位的系所, 以及作为民用工程的罗彻斯特回旋加速器建设如何有效成功汇聚了大量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商人共同体, 并最终引起广泛的公共关注, 生动地例证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

六其他相关的STS问题

本次会议除了以上相对集中的主题外, 其他一些STS主题也被讨论。如美国伦塞纳理工大学的詹尼弗博士考察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和背景对环境和生态保护中技术开发、政策制订的不同认识和理解。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STS系的戴维教授从地域STS研究的角度考察了土著美国人历史上不同时期对荒野文化的认识和建构, 及其在生态系统管理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和对美国当今土地管理策略的影响。

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地理与环境研究学系的约翰·沃尔博士考察了野生动物保护中在政府和公众之间知识和信息的互动及论争。

罗彻斯特理工大学哲学系的布莱斯特教授就现代生态问题中保护生物多样性与保护人的福利之间的矛盾及所带来的伦理挑战进行了分析, 指出即便是在以“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支持长期的人类福利的评估框架之内, 也依然保留着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保护人类二者之间潜在的冲突。此外, 纳米技术伦理、生物技术伦理、网络伦理问题也被学者们所考察。

会议闭幕式上, 国际STS协会实行主席换届, 新任主席为美国特拉华大学能源技术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外国专家局能源与环境问题专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观察员、特拉华大学杰出教授约翰·伯恩 (John Byrne) 。特拉华大学在技术哲学与STS研究上均具有良好的传统, 国际技术哲学学会创始人保罗·杜尔宾 (Paul Durbin) 一直在该校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参考文献

[1]Davison A.Technology and the Contested Meaning of Sus-tainability[M].Albany:State Univ.of New York Press, 2001.

[2]John Wilkes.National “Challenge” Contests as R and D Policy[C]//Paper for 24th IASTS conference.Rochster:2009.

[3]Bologna process[EB/OL].by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Bologna-process, 2009-07-27.

[4]Norman G.Lederman.The State of Science Education:Sub-ject Matter Without Context[J].Electric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1992, 3 (2) .

国际联盟与中国的第一次技术合作 篇8

国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组成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每年9月举行一次常年大会。常年大会设立6个专门委员会,分别审议国联的6种问题:第一委员会负责审议政治问题,第二委员会负责审议经济问题,第三委员会负责审议法律问题,第四委员会负责预算及行政问题,第五委员会负责社会及人道问题,第六委员会负责委任统治地问题。每年开常年大会时,每个会员国要有一名代表参加一个专门委员会,至少要去一个秘书参加专门委员会的会议。

1932年国联召开常年大会前,中国驻国联代表团先开团务会议,请大家各自选一个委员会参加。由于预算问题十分复杂,当时没有人愿以秘书身份去第四委员会。代表团随员宋选铨见无人愿去,便说:“你们嫌预算工作复杂,我去。”于是,宋选铨便以秘书名义,随我国代表罗忠贻公使出席国联第四委员会的会议。

因十几个国家多年拖欠国联会费,致使国联预算难以处理,第四委员会便另设立一个欠费分委员会,专门讨论欠费问题。当时,中国是拖欠会费最多的国家,原因是国联成立时,中国出席大会的代表以为多承担一点会费便多有一点面子,在国联里好说话,根本没想到那时中国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政府财力不济。从1921年到1932年,12年间中国共拖欠国联会费960万瑞士法郎,约合960万银圆。在欠费国家中,中国拖欠的时间最长,数目最大。

欠费委员会开会时,罗忠贻代表带着宋选铨去参加。宋选铨听到各国代表的指责,心里非常难受。当日本代表和许多国家代表说拖欠会费达两年以上的国家应该取消其在国联各机构的投票权时,罗忠贻竭力辩护:“一个会员国拖欠会费,总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国联是个讲正义的机构,不能只讲钱。假若专门讲钱,那便可将国联公开拍卖,出最高价钱的国家便可把他买去。”欠费分委员会只好形成一个议决案,促使拖欠会费的国家从速偿清欠费。 会后,宋选铨将会议的实际情况写成一个详细报告,送呈外交部。

当时,中国正为中日争端需要依赖国联帮忙,外交部将此情况和财政部会商时,财政部长宋子文非常重视,马上和国联秘书处的代表商定:中国历年积欠国联的960万瑞士法郎会费,从1933年起分20年还清,每年偿还48万瑞士法郎。双方谅解,将此款作为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作经费。

1933年7月18日,国联理事会通过中国政府的建议,由理事会任命一个官员充任国联与中国经济建设委员会联络员,每年派遣大批专家到中国帮助进行经济建设。

其实,早在1931年5月初中国经济建设委员会成立时就已通知国联理事会,说中国希望得到国联技术机构的帮助,以便执行其建设计划。理事会就于当年5月19日通过此项请求,由国联卫生机构派遣一些专家到中国卫生署作临时使命:国联智育互助机构派遣一个教育专家委员会到中国研究教育现状。教育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们回去后写了一个《关于中国教育之改造》的报告;国联智育互助机构也介绍欧洲的3个教授到南京中央大学讲学。接着,国联的运输机构及财政、经济机关也派专家数人到中国作临时使命。但是,以上这些活动都没有正式写进国联的法律文件。

1933年7月,国联与中国技术合作关系正式建立后,升任代表团三等秘书的宋选铨一直负责管理中国代表团在国联的档案及译发来往电报,因此特别注意此项技术合作的进展情况。

当时,中国报纸对国联与我国技术合作一事大肆宣传,但究竟花了多少经费却无人注意,也无人了解。宋选铨阅读国联秘书长1933年国联决算报告时,得悉在该年度预算上规定我国偿还的48万瑞士法郎,实际上只用去19万多一点,尚余28万多瑞士法郎没有用。但依照国联预算执行的实际情况,上年预算各项剩余之款,不能留作下年预算之用。换言之,下一年的经济合作费仍为48万瑞士法郎,且不能将上年剩余的28万多瑞士法郎加入。因此,宋选铨认为已列入预算的余款28万多瑞士法郎未得到利用实在可惜。

1934年召开国联常年大会时,中国首席代表为驻法大使顾维均,宋选铨便向他汇报了此事,建议利用此款由中国每年派若干专家经国联介绍到欧洲及美国考察,以培养中国专家。顾维均代表表示赞成,嘱咐宋选铨将此事速告外交部,宋选铨即遵照办理。

依照历年习惯,每年常年大会后,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办事处须将大会讨论重要问题的经过及结果写成一个总报告,和6个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一起呈报外交部。这一年第四委员会的报告由宋选铨执笔,他便将关于技术合作已获得顾大使赞成的意见及其他事项一并写入,呈请外交部核示。

但是过了一年,外交部没有任何表不。

1935年国联召开常年大会时,中国首席代表为驻英大使郭泰祺。郭泰祺最热心的是中国竞选国联理事会非常任理事一席。开始他以为此事很容易,竞选一定能够成功,没有听取宋选铨关于竞选不会成功的意见,后来落选后虽然很生气,但对宋选铨却客气多了。

宋选铨一直最关心技术合作问题。1934年的国联经费使用决算报告显示:国联和我国的技术合作预算仍为48万瑞士法郎,实际花费只有21万法郎,不到原预算的一半,剩余之款又被一笔勾销。宋选铨看到后十分诧异:决算报告上只列实际花费的总数,没有分别列出详细支出的数字,但其他预算项下支出的钱却有详细账目。这些账目不仅有1万或2万瑞士法郎,甚至连年节秘书处人员赏给下人几个瑞士法郎的小费都列得很清楚。为什么这项开支21万法郎的账目却没有详细账单呢?

宋选铨很想知道派到中国去的这些专家的报酬是多少、旅费是多少、电报电费和交际费是多少。于是他想请国联秘书处给中国代表团一个比较详细的数字作参考,以便我国代表团再作一个预算,通过国联秘书处的介绍,利用技术合作费之剩余款,派遣中国专家来欧美各国考察。宋选铨将自己的打算先向中国出席大会的代表团秘书长、代表团办事处处长胡世泽汇报。胡对此事既不反对也不赞成,说只要首席代表赞成,他便赞成,要宋选铨去向首席代表郭泰祺大使请示。

由于竞选非常任理事失败,郭泰祺一直想做一件事挽回面子,于是对宋选铨的建议十分重视,允许宋选铨去国联秘书处索取技术合作费的详细账单。

当时,国联秘书处主管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的人是秘书处交通组组长、法国人哈斯。宋选铨当即去面晤他,说国联1933年和1934年决算

报告内对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项下的费用无详细记载,故请秘书处开列一张详细清单,标明派往中国的专家每人报酬多少、旅费多少、交际费多少等,以供中国代表团参考。

哈斯听后有些诧异和紧张,踌躇了一下才说:“秘书处不能给中国代表团提供这个账单。”

宋选铨听后,认为哈斯在欺侮中国代表团。因为在法律上,各国代表团都是国联秘书处的主人翁,秘书处人员是属下,要听命于大会和理事会的各国代表。哈斯虽然是国联秘书处的组长,算是一个高级职员,但宋选铨是奉了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命令去询问的,他为何敢不遵命办理呢?宋选铨便拿出主人翁的身份,不客气地说:“秘书处无权反对中国代表团的要求。”

哈斯不仅是国联秘书处的高级职员,同时还是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平常总是受到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尊敬。他原以为宋选铨只是代表团的一般秘书,完全可以欺侮,没想到突然受到宋选铨的斥责,十分羞怒和惊异,不知道如何对待,但宋选铨的话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他无法反对。哈斯想了一会才说,容他查明后再将此项账单送至中国代表团。

宋选铨刚回到代表团驻地,秘书长胡世泽就对他说:“哈斯已来过电话,说你和他吵架,他不知道中国代表团是否真要技术合作的详细账单。”

宋选铨立即把和哈斯谈话的情形告诉了胡世泽。胡世泽才知道是哈斯不愿提供此项账单,便电话告诉哈斯,说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郭泰祺大使确实想看此项账单,同时明白告诉他,国联秘书处无权反对中国代表团的要求。

第二天,哈斯就把账单交给了中国代表团。1933年的账单上除了总账外,只有两个明细账:(1)全部专家用费9万多瑞士法郎;(2)技术合作秘书室用费10多万瑞士法郎。1934年的账单大致如下:(1)全部专家用费10万多瑞士法郎:(2)技术合作秘书室用费11万多瑞士法郎。另有一些1万以下开支的记载说明。

由上述账单可以看出,国联秘书处在这两年中虽然派出专家到我国,但其实际费用不足技术合作预算的一半。哈斯所开账单的总数与国联决算报告所载相符,而国联秘书处决算报告是经过专家稽核员核查过的,其数字不会错,可信为确实数目。中国代表团虽然对技术合作秘书室费用过大有些惊异,但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中国政府决定利用此项合作剩款,每年派专家20多人到国外考察,必可敷用。

由于郭泰祺大使已采纳宋选铨的建议,所以阅读完账单后就叫宋选铨致电外交部,请示代表团可否即向国联秘书处商谈,利用技术合作费剩余之款加派中国专家到外国考察。大概外交部因电文简略,对技术合作的全部事实不明真相,所以复电代表团说此事不用办理。郭泰祺大使和宋选铨等代表不因此项复电而灰心,决定再向外交部作详细说明,请求赞成。

于是,宋选铨便执笔起草一份详细说明书,用代表团名义请郭大使签字,呈请外交部核示。说明书一一阐明此事数年来的情况及拟议的计划。

宋选铨将说明书呈送外交部后,担心外交部还有顾虑,便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960万元技术合作费用如何用?》一文,借助舆论促请外交部赞同代表团的计划。该文发表后,在国联秘书处新闻组工作的徐寿轩把它翻译成法文,供秘书处的人参考,并送给宋选铨1份。宋选铨将译文拿给日内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秘书、瑞士人赛斯先生看。赛斯看后说写得很好,这是中国人对中国最忠实的论文。

不久,代表团便接到外交部复电,赞成该计划,嘱向国联秘书处洽办。

国联秘书长、法国人艾文诺早已从宋选铨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章里,知道了中国代表团关于技术合作的新计划,便想好了一个对策。中国代表团正式通知国联秘书处,请求利用技术合作余款加派中国专家出国考察的计划后,艾文诺便组织了一个由英国、法国、瑞士、西班牙和中国5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的“中国委员会”,由该委员会来讨论此事。他的本意是想借该委员会的反对来打消中国政府的计划,所以先与西班牙代表说好,必须要有国联秘书长的支持才能实施这项计划。 “中国委员会”开会的那天下午,郭泰祺带宋选铨乘坐中国代表团的汽车,去英国代表团驻地接英国代表一同去开会。宋选铨坐在司机旁边的副驾驶座上,英国代表和郭泰祺坐在后座上。英国代表问郭泰祺:“大使先生,今天中国委员会开会讨论什么事情?”郭泰祺大使便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说了一遍。英国代表当即表示说:“这是好事,我很赞成。”

开会时,国联秘书长艾文诺首先提出报告,随即表态不赞成中国政府此项计划,理由是国联已派出许多专家帮助中国建设,中国政府不必再派专家来外国考察。西班牙代表马上发言表示支持秘书长的意见,认为没有再派中国专家到外国学习的必要。

郭泰祺大使正要发言陈述理由,英国代表抢先发言说:“技术合作经费每年既有很多盈余,如果不尽量利用,实属可惜。中国政府准备利用此款加派专家来外国考察,这对中国建设更有帮助。对国联而言,这样做也可扩大国联与会员国合作的范围,国联的权威也会随着增加,应属国联可喜可贺之事。因此,我对中国政府的新建议十分赞成。”英国代表此言一出,其他代表便无言以对,都表示默认。中国代表郭大使便赶紧发言,表示感谢英国代表的支持。

会议主席、法国代表、国联秘书长艾文诺只好宣布中国代表的新建议获得委员会通过,旋即宣布散会。国联秘书处的反对最终未能成功,中国通过国联秘书处介绍派遣专家赴欧美考察的计划正式成立。

计划成立后,中国政府从1936年到1938年,共派出3批专家80多人到欧美国家考察,其中就有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李仪祉、后来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胡庆育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才是中国和国联技术合作的真正活动,这项活动直到1939年国联解散才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