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教育五大热点问题

当前教育五大热点问题（共7篇）

当前教育五大热点问题 篇1

当前行政改革五大热点问题透视

马宝成

 2013-03-20 10:54:21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京)2012年10期

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了“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体目标，要求“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现在，改革进程已近过半，距离这个总体目标的实现还有7年多的时间。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来保证这个总体目标的实现，对比需要进行认真思考和系统谋划。当前，行政体制改革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重点推进的具体改革内容，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总体目标的实现，本文将简要加以解析。

一、以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为重心，推进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可以说，政府职能转变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行政体制改革的第一要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这个目标。多年来我们在这个方面作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实际上，政府职能转变还远远没有到位，距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究其原因，其中的重要一条，就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经济职能过强，对微观经济活动参与和干预过多，而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关注不够，导致多年来政府职能难以实现真正的转变。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行政体制改革必须在政府职能转变这个第一要务上实现重点突破，推进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首先，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继续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这是当前和今后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方向。为此，要尽快明确公共服务在政府职能中的主导地位和核心地位。201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5432美元，人民群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高。《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各级政府“更加注重公共服务，着力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是，从政府职能转变的实际情况看，公共服务在政府职能中的主导地位或核心地位还没有完全明确。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在具体步骤上，我们可以先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尽管我们这些年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仍然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我们要努力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努力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努力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注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

与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密切相关的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只有真正把这些分开了，政府才能把“不该管”的彻底不管，把“该管的”真正管好。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转变观念、提高认识以外，根本的途径是加强法制建设，以法律为准绳，划清政企之间、政资之间、政事之间和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之间的权力界限，割断政府与企事业单位和市场中介组织的利益关联，实现政府责权的法定化，用法律的刚性手段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划清了这些权力界限，也就割断了他们之间的利益关联。政府职责明确了，各级政府才能自觉地把不该管的事项转移出去，也才能把更多的精力、物力和财力转移到公共服务上来。

二、以大部制改革为突破口，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开始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但这一改革还远未到位，主要问题是：（1）已经实行大部门体制的部门，内部职能、机构和人员整合不到位，实质变动不大；（2）有的一开始就存在整合不到位现象，如交通运输部整合了原交通部和国家民航总局，铁道部至今未整合在内，使交通运输领域的大部制改革带有明显的先天不足。类似的情况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社会保障等领域。（3）在农业、文化、民族宗教等领域，应该实行大部门体制的，至今尚未实行。（4）大部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减少领导职数。但从已经实施大部制改革的部门看，有的领导职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明显增加。（5）在推行大部门体制改革中，有的上边未改，下边已动，导致上下不对接，运行机制不顺畅。[1]

针对这些问题，应当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一步推进大部制改革。对已经实行大部门体制的，要进行工作流程的优化再造、管理职能的重新分配和内设机构的整合调整，真正做到职能有机统一；在已经推行大部制但尚未整合到位的部门，如交通运输部，要继续推进并整合到位，真正建立起大交通管理体制；在应该实行而尚未实行大部门制的系统，应适时推出大部门体制改革；要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精神和要求，积极探索和推进公共服务领域的大部门体制改革，明确公共服务的职责分工，减少职责交叉；在推进大部制改革中，坚决贯彻中央精神，严格执行政府组织法，严格控制编制和领导职数，不能以“过渡期”为由，突破编制和领导职数限额；在推进大部制的过程中，要注重加强权力监督机制建设，尤其要通过科学的权责划分推进“行政三分制”改革，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科学分离和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不能以大部制为借口，刻意强化部门权力和部门利益。

在地方层面，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各级地方的大部制改革。近几年，一些地方积极探索大部门体制改革，如广东顺德在优化组织结构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将党政机构进行统筹考虑，将原有的41个机构，大规模地整合为16个机构；深圳市积极探索建立职能有机统一、功能定位准确、部门数量精干的大部门体制，政府部门由46个精简为31个，精简幅度达三分之一；珠海市政府工作部门由36个减为27个，精简25%，力度也比较大；阳江市政府工作部门由原来的37个减少为25个，精简30%。[2]今后在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方面，要鼓励支持各地大胆探索大部制改革，优化地方政府组织结构，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

三、以事权财权合理匹配为目标，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目前的改革主要集中于省直管县改革。今后要以公共服务为重点深化改革，合理确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真正调整好中央与地方关系。

一是继续以公共服务为重点推进省直管县改革。近10年来，党和国家重要文件和领导人重要讲话中，多次出现省直管县改革的内容。特别是近几年，中央批复了8个省37个县进行省直管县改革试点。截至到2010年，我国有20多个省份陆续进行了财政体制省直管县和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试点。两项合计超过1000个县。[3]这一探索收到了积极成效，为新的行政体制突破和新的区划调整积累了经验。在这个问题上，要特别重视加强省直管县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规划，着重研究推行省直管县改革的条件，尽快制定相应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真正推进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

二是以公共服务为重点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财权。目前，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权限还不明确，比如说，我们的中央与地方在核心公共服务支出中还存在错位现象。根据政府间公共服务职责划分的原则和国际经验，社会保障与福利总体上应属于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全国性公共服务，而我国中央政府支出的比重只占政府总支出的8％；教育和医疗卫生应属由各级政府共同提供的公共服务，其中中央政府支出的比重只分别占政府总支出的8％和3％；而地方各级政府支出则分别占到社会保障补助政府总支出的92％，教育事业政府总支出的92％，卫生事业政府总支出的97％。这种政府间公共服务职责划分，造成“上级请客、下级埋单”现象，使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不堪重负。再比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公共服务事权与财权还很不对称。目前，我国地方各级政府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达到70％，也就是说，大部分公共服务是地方各级政府提供的。按照现行财政体制，地方各级政府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比重为45％，收支差额部分应由中央财政补助或转移支付弥补，而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层级过多、层层截留等缺陷，使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和欠发达地区政府实际得到的资金非常有限，县乡财政普遍困难，地方隐性债务越来越大，服务提供地区差别拉大，落后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4]为此，必须尽快合理确定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事权与财权，切实解决这些问题。

三是以公共服务为重点推进乡镇和街道改革。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地方做出了富有成效的试点工作。广东省于2009年在佛山、东莞市开展简政强镇事权改革试点，选择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南海区狮山镇，东莞市塘厦镇、石龙镇进行简政强镇事权改革试点。佛山市对容桂街道和狮山镇实行简政放权，扩大镇（街）管理权限，赋予其部分县级管理权限，顺德区属部门第一批就向容桂街道下放了316项管理权限。同时在规范机构设置和编制配备，创新公务员和人员管理制度等方面也迈出了重要步伐。东莞市对石龙镇、塘厦镇通过直接放权、委托放权、调整派驻机构管理体制、内部调整放权的方式，下放事权、扩充财权、改革人事权。此外，这些试点单位还积极推动政府向社会简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办法，将一些管理和服务事项放权给社会。[5]广东省的基层政府改革，加快了县镇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加强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促进了县镇经济社会发展。对这些成功做法和有益经验，在今后的改革中要积极加以鼓励、扶持和推广。

四、以政府管理创新为重点，推进政府自身建设

当前，要真正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就必须通过政府管理的不断创新，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选择社会关注程度很高的两个问题作为突破口。

一是尽快完善内容和程序，切实推进政府预算公开制度。政府各部门的行政经费，包括出国出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等支出，都要详细公开。各类预算执行和决算的审计报告也要向社会公开。2011年，有92个中央部门公开了部门预算，90个中央部门公开了部门决算，98个中央部门和北京、上海、广东、陕西等省市公开了“三公”经费使用情况，全国审计机关向社会发布预算执行及财政收支等方面审计结果公告8000多篇。[6]今后，必须尽快完善这项制度，进一步细化公开项目，真正让人民群众知道政府的钱是怎么花的，办了什么事，真正使人民群众更方便地了解和监督政府工作，真正发挥“三公”公开对于防治腐败的重要作用。

二是坚定信心、勇于改革，着力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防止干部贪污腐败的重要措施，也是反腐倡廉的根本制度保障。因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可以真正增强政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可以真正实现社会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可以争取民众信任，提升政府形象，可以强化政府官员的自我约束。近几年，一些地方，如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四川高县、重庆开县和江北区、上海浦东、湖南浏阳和湘潭所辖的湘乡等相继开展了领导干部财产监督的试点。但是，这些试点都是局部的零星的，而且具体的申报措施和内容还很不完善，除了采取公职人员申报财产和有限范围内的公示以外，相关的配套措施也不够健全，还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对此，我们必须有改革的勇气，有长远的眼光，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借鉴国外有关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的有益经验，逐步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要明确财产申报制度的功能定位。在实践中，循序渐进，采取由点到面的方式，恰当地选择切入点，自上而下逐步推行。同时要注重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对实施财产申报涉及的有关部门的执法权限、公众监督权、知情权与公职人员及其近亲属的隐私权等问题，通过法制建设来加以解决。

五、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积极稳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应当说，当前推进的事业单位改革，是历次事业单位改革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革。这次事业单位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分类推进。所谓分类，大体上就是行政类、公益类和生产经营类。在这三大类中，各自又有更具体、更细致的分类。基本原则就是，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将行政职能回归行政机关；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公益类的事业单位或转为民间组织或转为“公立事业法人”。

一是行政管理类的划归政府机构。通过职能审核，明确哪些事业单位行使着行政职能；明确其行政职能是划归相关行政机关，还是将事业单位划归行政机关；明确是一次性将行使行政职能事业单位回归行政机关，还是暂时保留在事业单位范围内；对暂时保留在事业单位范围内单位的人员参照（依照）公务员管理，机构按照政府机关管理与运行。最终目标是实现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逐步转为行政机构或将其行政职能划归相关行政机构。

二是生产经营类转企改制。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转企是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难度最大、最易引发矛盾的改革。同时，也是标志着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是否取得明显成效的改革。因此，转企改制绝不可简单地“一改了之”、“一卖了之”，事前、事中、事后大量困难的组织、协调、攻坚、安抚等工作必须科学设计、精心实施。

三是部分公益类转为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向民间组织转化符合社会转型与公共事业发展趋势，可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与民间组织的发展。推进事业单位向社会组织转化必须立足于社会转型、政府改革、公共事业创新，立足于事业单位改革与社会组织发展，必须明确方向，制定科学、现实、可行的战略目标与推进措施。

四是部分公益类转为“公立事业法人”。事业单位转为“公立事业法人”不涉及组织性质改变，但“公立事业法人”不是传统事业单位简单的现代翻版，体制重塑成为转化的核心问题：建立现代公共事业体制，使适应传统体制的事业单位体制机制向适应社会转型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传统公共事业体制转变，涉及事业职能调整、政事关系理顺、组织机构再造等多方面重大而深刻的变革。这些问题，都是社会公益类事业单位转为“公立事业法人”面临的艰巨任务。

可以看出，事业单位改革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分类，它直接关系到事业单位的去留和未来发展，也关系到事业单位中每个人的命运。改革过程中，既不能大包大揽，更不能一推了之。要科学分类、严格分类，稳步推进。既要关注每个事业单位的去向，通过改革，让事业单位健康持续发展。同时也要重点关注事业单位中每个人的未来发展，不能因为改革而影响到个人利益。

参考文献：

[1]薄贵利.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1）.[2]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情况介绍[J]，2010.4.12.[3]张占斌.加强省直管县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规划[J],行政管理改革.2011（6）.[4]沈荣华.纵向行政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思路选择[J],行政管理改革.2010（5）.[5]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情况介绍[J],2010.4.12.[6]温家宝.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J],求是,2012（8）.

当前教育五大热点问题 篇2

教育的公平问题是近年来国人普遍关注的话题，因为社会的公平首先体现在教育的公平上，没有教育的公平，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公平。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社会的公平，而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教育公平。社会要稳定就必须存在不同阶层(所谓的贫富阶层)之间的流动，没有这样的有序流动，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古代中国之所以能长期基本保持稳定，科举制度功不可没，因为科举制度为底层人民通往仕途阶层筑起了一条通天之路，实现了穷人阶层与富人阶层之间的流动，虽然这种流动数量很少，但在科举面前人人平等，使得有才、有识之士找到了发展自己的路。各阶层之间的凝固，堵死了穷人阶层跨入富人阶层的路，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如何实现不同阶层之间的合理流动是执政者始终不敢怠慢的问题。教育的公平就可以担当此任，而我国教育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教育公平问题。教育公平问题的提出是基于教育的不公平，君不见什么国家级重点学校、省级重点学校、市级重点学校、县级重点学校，示范学校、优质学校、实验学校，还有重点班、尖子班、火箭班等等，这就是教育不公平的具体体现。

建国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由于国力不强，为了集中财力、物力、人力办出示范性学校(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个别地方或学校)可谓当时的无奈选择。但国力发展到今天，再这样做就不合时宜了。可以说我们国家教育的不公平是政府教育投入不均所造成的。在这种投入严重不均的现实情况下，国家的教育投入不仅不应该采取平均分配的办法，而且要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薄弱学校(如西部地区、农村，普通学校)大力倾斜，只有这样才能逐渐缩小原来造成的巨大差距，以保障教育的公平。我们一些地区、教育行政部门仍然热衷于投资重点学校而忽视一般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以换得所谓的政绩是极不明智的。无视这种差异，而人为地还在加剧这种差异，无异于自掘坟墓!

概括起来，教育的公平问题可以分解为教育机会、教育过程以及教育结果三个方面的公平问题。

1．教育机会公平：

教育机会公平是指不同阶层的子女(人人)均有享受相同质量教育的权利，即所谓的“有教无类”。尤其是义务教育，国家财政应统筹解决，不应该由公民负担。一位公民已经向国家纳了税，国家就应该提供公共服务，保证每个人都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当前，我国儿童教育机会的不公平是很普遍的，不仅存在与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教育机会不公平也是怵目惊心。最为突出的就是农民工子女异地就学、农村儿童就学问题。长期以来，教育投资重大城市轻小城市，重城市轻农村，重重点学校轻一般学校，人为导致不同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之间的办学条件相差悬殊。有权有势家庭的孩子、城市中的孩子、学习成绩好的孩子上的的点学校，接受的是优质教育;没权没钱家庭的孩子、农村孩子、学习成绩不佳的孩子上的是一般学校，接受的是劣质教育，农民工子女随父母到城市上学更是难上加难。什么择校生、高价生、自费生等将弱势群体的子女统统拦在了优质教育资源之外，重点学校可以收取不菲的各种费用，再加上我们的地方政府、教育部门也热衷于重点学校投资，无论是在政策导向上，还是土地的划拨上、师资的配备上无不向重点学校倾斜，而一般学校不仅收不到应收的学费、杂费，连政府的正常教育投资也难以保障，使得重点学校锦上添花，一般学校雪上加霜，更加剧了原有的差距，哪有教育机会公平?当前最关键的是要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一般学校的教育投入，创造出公平的教育机会，以便真正实现教育机会的公平。

2．教育过程的公平：

教育过程的公平是指不同的学生要享受适合自己的教育，由于学生的个性差异(遗传、生理、年龄、情绪、个人阅历、愿景、生活背景、性向、潜能、学习能力、需求…)，他们需求的教育是不一样的，每个学校都有满足学生不同需要的责任，也就是说应该实行差异教育，真正地落实因材施教。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针对学生的不同需要，选择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实施多样化的评价方式，以利于教育过程的公平。了解学生的个性所需、研究适合不同学生的教育教学方式是每个教师的应尽职责，要创造适合每个人的教育而不是选择适合教育的学生，需要真正贯彻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思想。

3．教育结果的公平：

教育结果的公平是指每个学生完成学业后，能从事与自己学业相一致的工作，无歧视现象。不同的行业需要不同的人才，高科技需要高级人才，扫厕所也需要适合的劳动者。具有相同技能的人享有相同的就业机会。学校既要培养从事科学研究、高级行政管理人才，也要培养普通的劳动者，甚至后者更为重要。因此，教育应关注人才结构问题，最终实现人尽其才!

总之，有教无类实现教育机会的公平(国家的责任)，因材施教实现教育过程的公平(学校、教师的责任)，人尽其才实现教育结果的公平(整个社会的责任)。只有处理好了这三方面的问题，才能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

诚然，目前我国的教育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朝此方向发展。

二、教育质量问题

我国目前有各级各类学生两亿多，教育的任务很重。近年来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膨胀，波及到教育的各个领域。国际教育实践证明，教育规模的盲目扩大必然是以教育质量的下滑为代价的，我们要高度重视教育质量问题。每年一届的全国、地方人大代表会议特别关注教育的质量问题，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科技工作者也对近年来的教育质量提出了质疑，国家领导人也高度重视教育质量问题。可见我国的教育质量的确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由于教育的周期比较长，不能马上显现出地方政府的政绩，致使各级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相比当地的经济指标(准确地说是GDP)来说严重不够。近一段时间以来，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多次强调教育问题，多次明确指出，要着力提高教育质量。那么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呢?

1．着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力量主要关涉到教师的学历达标问题、教师群体的结构问题、教师的教学能力问题。就教师的学历达标问题，近年来基本得到解决。而教师群体的结构不均衡涉及到教师的年龄结构、教师的性别结构、教师分布等问题。其实，教师的教学能力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不要以为教师的学历达标了，教师的教学能力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我国教师学历问题的解决一方面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而更多是靠质量低劣的各种成人教育(函授、自考、党校、电大等)完成的(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教师)。教师年龄结构不均衡的表现就是教师老的老、少的少，缺乏中年教师。所谓的“哥哥姐姐教高中，叔叔阿姨教初中，爷爷奶奶教小学”。还有就是教师的性别结构，男教师的比例越来越小、女教师的比例越来越大，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领域，更多的是女性教师。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信号。教师的分布不均衡最为严重，不仅存在于经济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之间，也存在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更存在于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体制分布不均衡问题)，同时还存在于不同学科之间(如英语、音乐、美术以及科学、社会、劳动技术、综合实践等综合课程的教师奇缺，而传统学科教师过剩)。一直以来私立学校教师的归属问题不能得到重视，私立学校教师的退休养老按企业工人的方式处理，给私立学校教师带来了许多顾虑，尤其是职称问题、治病问题以及户籍问题，好在现在已开始着手研究解决。

2．师范教育与基础教育之间的相互支持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的师范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脱节给教师的教育观念、教学技能、教育研究带来了许多问题。尤其是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在师范专业教育中没有得到重视，师范专业的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内容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教育教学理论中，导致新任教师不能适应新的课程改革。师范教育是教师的母机，先进的教育思想、教学理念以及多样化的教学方式需要师范毕业学生传播和推广，可惜我们这些刚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其教育思想、教学理念、教学方式还停留在几年前他上中学时的水平，怎么能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呢?我们的教育专家不能深入基础教育实践，在书斋里研究教育，与基础教育实践严重脱节，怎么能引领基础教育改革呢?优质课的评审、优秀教师的评选是专家、领导说了算，却不顾及最有发言权的学生;课改中的演练做秀、形式主义，导致教育目标的倒置，示范课、优质课、观摩课首先考虑的是便于教师表演而不是学生的学习需要，可以说，这样的课“成就了一批名师，耽误了一代儿童”。自上而下、盲目学习国外经验，不倾听教育一线人员的意见，不挖掘传统教育中的精华，势必导致教育改革的阻力重重和课程改革目标的落空。学科教育的研究是我国师范教育中的薄弱环节，我们的学科专家既不在教育理论钻研上下功夫，也不在学科教学的实践里摸爬滚打，带出来的学科教育硕士、博士只会照抄别人的东西，没有自己的主见。常常是理论上头头是道，实践中一窍不通;动口可以，动手不行;让他们研究学科教学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撤。学科专家以及他们的弟子们恐怕更多地应该钻研先进的教育理论、课程理论，同时深入基础教育实践，认真调查研究，分析教师在教学中的问题、学生在学习中的问题、教材编写问题、课程资源的开发问题、教师专业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依托先进的教育教学理论编写适切的教学指导材料、提出切实可行的问题解决措施。学科教育专家和其弟子们应多反思自己所做课题研究究竟对基础教育教学有什么意义、究竟能解决基础教育教学中的哪些切实问题，而不是生产垃圾论文。

3．教育实验的缺失。

教育是需要实验的，尤其是课程改革更需要大量的教育教学实验。坐在书斋里想出的、或照搬他国的教育教学方案，存在水土不服问题，往往与本国具体的教育脱节，必然引起课程改革的混乱。如何将他国成功的教育教学理论和方式、方法本土化是需要切实重视的问题。我国各地有诸多所谓的实验区、实验学校、实验班级，真正从事教育实验研究的有多少?恐怕我们都心里清楚。实验区、实验学校的设立无非是为了争得更多的资金支持、更好的生源、更辉煌的教育政绩、更耀眼的荣誉光环，除此之外别无它有。形同虚设是对教育实验学校的最准确描述!教育的创新、课程设置的变化、教学方法的改革都需要通过教育实践的检验，这才是本土化的正道。快餐文化、多快好省只能带来变化很大，进步很小，甚至退步。试想想，我们新一轮课改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给学生留出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时间发展自身特长、提高素质，而事实上哪个课改实验省或学校敢正面回应这个问题?普遍反映是课改不仅没有起到减负的作用，相反更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原因何在?如此大规模的课程改革大跃进式地推进，根本来不急总结反思、调整修正、改进提高，怎么能实现其宏大的愿望呢?归结起来，根本症结还是教育教学研究与教育实践的分离，我们需要好好反思这个问题。教育实验需要我们的教育专家、学科专家以及他们的硕士、博士与基础教育一线教师、教研人员的通力合作，要研究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学，而不是书斋里的教育、图书馆里的教学。

三、教育秩序问题

教育秩序问题也是近年来人们特别关注的话题，教育的乱收费问题、教育的立法问题、特色教育问题、教育教学中的歧视和体罚问题无不涉及到教育的秩序问题。我国虽然制定了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诸多教育法律、法规，但执行和落实的极不到位。农村教师工资拖欠问题、教师的权益侵害问题、学生伤害问题、教育乱收费问题、办学经费的使用问题、教育部门的腐败问题常常见诸于各种媒体。可见，规范教育秩序刻不容缓!规范教育秩序一方面需要立法，要靠法律来约束，更需要学校领导、教师的自我约束以及社会各界的监督。近年来，所谓的特色学校在中国遍地开花，但真正的特色学校却为数不多。原因就是教育秩序的不规范，审批程序的不严格，配套设施、措施的不健全，导致盲目上马，草草收场。本来创建特色学校是提升学校教育质量的一条有效途径，但到我国就走样了。英国就特别注重特色学校的培植，特色学校的特色就体现在特色学科上，以特色学科带动其它学科，以某个领域的卓越带动其它学科的发展从而有效辐射周边地区和学校，最终实现教育质量的普遍提升。

论当前国际职业教育的五大特征 篇3

［关键词］国际职业教育 发展特征

［作者简介］马君（1979- ），男，宁夏同心人，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天津300072）；王琦（1979- ），女，甘肃天水人，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高职数学教学。（甘肃兰州730070）

［中图分类号］G71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21-0016-02

将职业教育作为本国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已成为现代国际社会的共识。国际组织、区域性机构和各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对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作用，纷纷把改革和发展职业教育作为21世纪教育和培训的重点。尽管各国或组织在职业教育的理念上还存在差异，但一些特征却有共通之处，其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笔者试就当前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特征作了一些梳理。

一、以需求为导向：确立可持续发展的大职业教育发展观

以需求为导向来培养技能人才，设计职业教育的发展脉络，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大职业教育观，体现了现代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和深刻内涵。为此，一些国家或组织紧紧围绕“以需求为导向”的目标制定了宏伟的职业教育发展战略规划。

欧盟于2003年制定了《2010年欧洲教育与培训——不同的体制、共同的目标》教育发展规划，也称“里斯本”计划。该计划融合了整个欧洲教育和培训领域内的所有活动，包括职业教育和培训。它强调未来职业教育与培训要靠发展需求来驱动，要为整个欧洲的发展培养出适应信息社会、富有责任感并掌握技能的公民，强调职业教育就是促进就业的教育。另外，为满足公民终身学习的需要，该计划在教师培训、基本技能、信息融合、技术交流、投资效率、语言学习、终身指导、公民教育方面作了进一步改进。

2003年澳大利亚在政府与产业界通力合作的基础上，经大量研究和咨询也制定了较为宏伟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战略报告，即《打造我们的未来：2004～2010年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国家战略》。该战略涉及四个主要方面：第一，确保澳大利亚产业界拥有高技能和高素质的劳动力或技术工作者以支持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上佳表现；第二，将雇员和个人置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核心地位，赋予个人世界水平的技能和知识；第三，就社会而言，战略目标希望通过学习和就业，使社区和地区在经济与社会方面获益并在各方面都得到加强；第四，帮助澳大利亚原住居民掌握从事各类工作的技能与知识，并分享他们的学习文化，从而建设一个包容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该战略紧紧围绕以需求为导向而制定。战略明确地以客户为重点，目的在于使职业教育与培训更充分地满足客户的需求，亦即让职业教育与培训更好地回应企业、个人和社会的多样性需求，为在迅速发展变化的世界中开展创新和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与产品奠定基础。

同年7月，英国教育与技能部颁布了旨在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教育和技能》白皮书，确立了英国21世纪前十年中的国家技能发展战略。该战略的一个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以需求为导向”，把雇主的需求放在中心位置。它认为，发展技能本身不是终极目标，而是支持企业和集团取得成功的手段，必须给予雇主更多的支持，提供需要的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

二、注重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国际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共同价值取向

注重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养成，且作为课程目标的核心，并以此带动全面素质的提高，目前已成为国际职业教育的共识或共同价值取向。

综合职业能力可以分为基本、较高两个层次：基本层次的职业能力是针对—种职业的能力，是劳动者生存与立足于社会必备的基本能力，亦称从业能力；较高层次的职业能力是跨职业的能力，是劳动者谋求发展所需要的高层次能力，亦称关键能力。综合职业能力是从业能力和关键能力的总和，由专业能力、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三种要素组成。

综合职业能力是指具体的专业能力以外的能力，即与纯粹的专门职业技能和知识无直接联系，或者说超出职业技能和知识范畴的能力，也有人称之为“可携带的能力”。它强调，当职业发生变更，或者当劳动组织发生变化时，劳动者所具备的这一能力依然存在，劳动者不会因为原有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对新职业不再适用而茫然不知所措，而能够在变化了的环境中重新获得新的职业技能和知识。由于这种能力对劳动者未来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所以，在职业教育中又被称为关键能力 ①。

在国外，职业能力的培养得到了全社会的积极配合。首先，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职业能力培养的政策和措施，为职业能力的培养拓展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国外在对职业能力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制定了国家能力标准。据此制定了全国通用的职业资格标准和培训标准，并完善了职业资格证书和就业准入制度。其次，企业、行业和地方政府的广泛参与，职业院校的积极配合，为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提供广阔的环境。第三，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职业活动不再局限于国内，跨国的职业教育及国际职业教育集团的孕育和产生，无疑加速了全球职业能力培养的步伐 ②。

三、校企合作教育：国际上实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

现今，尽管各国在职业教育的发展理念、行动、实施上都逐步探索出了各自行之有效的发展之路，但产学研结合、校企合作（即合作教育）至今一直被各国公认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和主要模式。国际职业教育的“合作教育”典型模式，主要有：德国的“双元制”、美国的“合作教育”、英国的“工读交替”或“三明治”模式和澳大利亚TAFE模式等。校企合作培养技术人才的模式，在决策主体、实施主体、考核主体、资金负担、理论教育与操作培训的时间分配、受训者管理等方面，与学校为主体培养技术人才的模式存在着较大差别。校企合作培养模式，与以学校为主体的培养模式相比，劳动者接受技能培训的机会更多，质量更高，社会投入更少，而这对扩大职业技能培训的供给规模、提高劳动者的就业意愿和就业能力、改善技术人才短缺的状况是绝对必要的。下面就几种合作教育模式的特点分别做一下简述。

德国的“双元制”人才模式的明显特点是：校企分工协作，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理论研究成熟，实践上经得起考验；产学研结合贯穿于职业教育教学全过程；职业院校的招生服务于企业，学校师资大多来源于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培养目标显得非常明确；着重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的能力，对学生的考核由学校和企业联合实施。

美国“合作教育”模式的明显特点是：教学与实践结合，教育面向社会，校企双向参与办学，形式和学制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各具特色。其操作规程是：新生入学后，先在大学里学习半年，而后便以两个月左右为期限在企业进行实际训练和在大学学习理论知识，到毕业前半年再集中在大学授课，最后完成毕业设计。这种教育模式，对于学生来说，可培养其工作能力、帮助其掌握专业技能、增强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对学校来讲，“合作教育”增强了学校与用人单位，乃至整个社会的横向联系，从而更有利于学校根据社会需求调整培养目标、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

英国“工读交替”模式的明显特点是：一是利用学校和企业两种不同的环境和资源培养适合企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理论联系实际，学做结合；二是工作训练成为学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规定了具体工作时间，比如三年制学生不少于12个月；三是学生直接带薪顶岗工作；四是学校培养目标和学生就业主动适应企业的需要。

澳大利亚TAFE模式的明显特点是：TAFE中文译为“技术与继续教育”，是以职业教育与培训为主的教育，是建立在明确的行业（企业）职业岗位需求基础上的教育，是“为职业”的教育或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TAFE教育的培训内容有相关行业制定标准；行业企业与学校在办学过程中通力合作紧密结合；TAFE机构的学历文凭对应于岗位技能要求的职业资格证书；它培养的是完全的岗位人，学生毕业后可直接上岗工作；TAFE在澳大利亚属高等教育层次，它与普通高等教育形成互补，可授予学士甚至研究生学位，为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

四、均权化和协同化：国际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重要转变

均权化和协同化是国际上一些国家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特点。美国、日本、加拿大及德国这些主要发达国家教育管理目标是一致的，即追求卓越的教育平等、使全国教育事业均衡发展、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正因为如此，美国、日本、德国等职业教育管理趋向均权化。如日本设法把迄今高度集中的教育行政权力与义务委托给地方负责；而一向具有浓厚地方分权色彩的美国以及各州拥有“文化主权”的德国，却在强化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权限与职责，加强中央政府对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指导与监督，但同时又积极倡导放权给职业学校，让学校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从而扩大家长和学生选择职业学校的权力。此外，还有些发达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职业教育的管理上有重点下移的趋势，这种职业教育的“地方化”，能较好地保证职业教育从当地工商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妥善安排教学内容，有利于促进学校与工商业的联系。

另外，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的管理上，由教育部门与就业部门、工业部门、雇主组织等通力合作，教育不再是教育管理部门独有的领地，就业部门、经济部门、雇主组织等越来越多地参与教育的管理和决策。客观地说，发达国家近年来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是来自教育部门，而是来自经济部门和就业部门。教育部门与就业部门、经济部门、雇主组织的密切合作成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保证。如通过扩大由国家教育部领导的职业教育咨询委员会的作用、教育部门与就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一起制定职业资格、推行统一的国家专业证书和普通国家专业证书、教育部与就业部合并而成立教育就业部、全面沟通学校管理机构、教育机构和雇主之间的联系等措施，使各方面的力量形成统一的合力，从而使职业教育进入良性循环、协调发展的状态③。

五、重视职业教育研究：立足本土，面向国际，比较借鉴

或基于为本国职业教育和培训决策提供依据的目的，或基于改善研究结果的推广和应用的目的，或基于为本国职业教育更好地发展服务的目的，各国历来对职业教育的深入研究都高度重视。这些研究的特性归纳起来就是：立足本土，面向国际，比较借鉴。早在2000年，澳大利亚政府在进行广泛地征求意见后推出了《2001~2003年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研究及评估战略》，提出了十个重点课题及一系列相关主题，集中力量进行了深入研究。在针对本土研究的同时，也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的比较研究。作为职业教育发达的德国来讲，向来也非常重视对职业教育的研究。该国建立了规模庞大的职业教育研究体系，除世界闻名的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外，各州、各大学、各行业协会以及民间组织也都设有职业教育研究机构，通过“典型试验”（一种有严格工作程序和配套资金保障的职业教育科研实验）来进行职业教育改革的试点并推广成功的经验。

当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教育研究水平和重心可分为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三个不同层次。宏观研究包括：职业教育政策研究；人力资本与职业教育关系研究；提升综合国力、技术发展与职业教育贡献和投资回报研究；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与教育输出现状、趋势研究；职业教育、培训促进消除贫困问题与投资社会资本关系研究；欧盟国家职业资格通用性与互认研究；跨文化与职业教育研究。中观研究有：区域经济发展与职业教育互动发展研究；学校职业教育、企业职业教育、社会培训资源整合与资格互认、质量管理研究；科技发展与职业胜任能力、职业素质培养研究；生涯发展与职业咨询专业化发展研究等。微观研究主要为：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研究；职业教育教学手段与技术应用研究；职校生学习潜能研究（多元智能实验研究）；职业教育教师、实训教师、培训师专业化发展研究等 ④。

另外，开展国际化合作已成为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态势。各国政府期望通过比较研究，吸取符合职教规律的有益经验，确立适合本国需要的职业技术教育制度。比较与借鉴之中，德国的培训制度引起了许多国家的瞩目，他们与加拿大的职教课程开发方法共同成为学习和借鉴的内容之一。为此，德国、加拿大与一些国家通过协议实施了有关合作项目，如与泰国、中国开展的“双元”培训试点；美国与欧盟委员会签订了教育合作协议，作为该合作内容之一，双方还在荷兰召开了职教研讨会 ⑤。

［注释］

①徐国庆、雷正光.德国职业教育能力开发的教育理念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6（12）：59.

②孔凡成.国外职业教育的“职业能力”培养机制［J］.职业技术教育，2006（16）：1.

③牛亚莉，凌云.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比较及启示［J］.世界教育信息，2006（10）：41.

④马庆发.现代职业教育理念的本土化思考［J］.职教论坛，2007（1）：8.

⑤刘启娴.世纪之交的国际职业教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前言.

［参考文献］

［1］刘春生，徐长发.职业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2］高等教育司.必由之路——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结合操作指南［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何致瑜.国际教育政策发展报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当前农村若干热点问题调查 篇4

1.土地产权问题

土地问题显然是当前农村一个大问题, 据有关资料统计, 目前农民上访中, 为土地上访的比例很高, 占 到农民上访总数的50%.。因此, 有一种意见认为, 应该给农民更加明确的土地产权, 甚至提出要将土地私 有化。不过, 农民为土地上访的案例, 大多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广大的中西部农村, 农民为土地 上访的案例较少, 且中西部为土地上访的案例中, 上访农民所针对的对象, 往往不是国家, 甚至不是乡村干 部, 而是村庄大多数村民的意愿。具体地说, 在土地问题上, 有三种不同的农民对土地抱有三种不同的期待。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 因为工商业的发展, 土地的非农开发, 土地附加价值大大增加, 土地可以带来极大的利益。为争夺土地非农开发的利益, 地方政府、村社集体和个体农户等各方有激烈的博弈。从农民的角度来看, 农民越多的土地产权, 就意味着分享土地附加收益上越强的谈判能力。土地非农化的巨大利益, 使沿海地区和城郊农村的农民要求更加明确的土地产权。土地私有化当然就更好了。在土地缺少非农使用空间的广大内地农村, 经营农业的土地收益不会太多, 农民种地仅可以保持# 温饱有余, 小康不足.的生活水平。取消农业税前, 因为农民负担较重, 粮价较低, 农民种田不划算, 甚至有农民发出#我不要地还不行吗.的抗议。取消农业税后, 国家给农民种粮补贴, 粮价也一直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 种田有了收益, 这个时候, 内地农村土地的承包权重新变得重要起来。有一些已经放弃承包土地的农户再次回到村里要回自己的承包地, 然后以比如每年每亩200元的租金转包给真正种田的农户耕种。也就是说, 在当前种田有收益的内地农村, 也存在 着两种不同的农民, 一种是并不真正种田, 但可以将土地转包给种田农户以收取租金的农民。明确的土地承 包权(一般30年不变)使那些已经脱离土地的农民可以继续从土地中获取租金, 真正种田的农户向不再种 田的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户(务工经商户)交租, 农村为城市提供资源。显然, 越是明确的土地产权, 就越使那 些已经脱离农业的农民可以从土地中获益。而在土地产权比较模糊的情况下, 真正种田的农户本来可能借 土地集体所有, 通过几年一调整的办法来免费获取耕种土地的权利。这样, 真正种田的农户(当然也是更难 非农就业的农户)就不得不在比较收益较低的情况下, 再另外交上一笔租金给那些有机会非农就业的已经进 城的农户。这样, 在内地经营农业土地上的两类农户中, 那些已经非农就业的农户, 的确可以从更多土地产权中获益, 而那些更难非农就业不得不继续种田的农户, 就会在更加明确的土地产权中受到损害。如此一来, 农村土地更为明确的产权, 是沿海和城郊农村农民所欢迎的, 也是已经非农就业的农户所欢迎的, 却不大为那些真正种田的农户所欢迎。而当前我们讲到农村中农民的弱势群体, 或我们一般所指的农民, 恰恰就是那些仍在种田的农民, 这样的农民不仅占中国农民的绝大多数, 而且是中国农民中处境最差、最需要得到政策好处的农民, 也是那些声称给农民更多土地产权以道德力量让人同情的农民(而非珠三角地区已经变成土地食利者阶层的农民)。土地产权更加明确的政策所损害的农民利益, 恰恰正是这部分农民的利益。更糟糕的是, 因为农村大部分公共品是建立在土地基础上的, 有一部分农民已经非农就业, 但他们仍然在农村占有土地, 这些非农就业的农民, 就不大愿意为农村公共品建设出钱出力, 他们甚至不大关心自己土地的收成: 农业收入只是自己收入中不重要的部分, 有无都无所谓。而真正经营农田的农户, 因为在大片的农田中, 有几户已经非农就业且不太关心自己农业收入农户的土地穿插其中, 这几户农户不愿为公共品(比如水利建设、灌溉费用)缴费, 就切割了农村中的利益结构, 使农村公共品供给更加困难。此外, 越是明确的土地产权, 就越是形成不可调整 的既得利益, 这就使得农村在需要自下而上供给公共品的现实下, 使农村内生的公共品供给更加困难。村 社较多的土地权利, 可以较为有效地通过调整土地, 来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现在土地产权是明 确了, 土地的农业收益却更少了(因为公共品供给更不足了), 且农业收益的分配更不合理了。

2.村民自治与村委会选举

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也是当前农村中的热点问题之一。村民自治因为与村委会选举联系在一起, 给 人以民主的想像, 而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但村民自治在当前的中国农村, 发展十分不平衡, 且很难对村民自 治寄以过高的期望。从村委会选举的角度来看, 有两类地区, 村委会选举较为激烈, 一类是村庄有资源的农村, 包括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 因为土地的非农收益, 而使村庄占有较多资源。还有就是如山西有大量煤炭资源的农村。正是因为村集体占有资源, 村委会选举的背后涉及巨大利益的分配, 村委会选举因此激烈。在这类农村地区, 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就很容易出现, 并且几乎没有办法克服。

另一类村委会选举激烈的农村地区, 是村庄内存在着若干分裂的小型集团的地区, 典型是华北农村, 村 庄中一般有若干个以家庭联合为基础的小亲族群体,村委会选举成为村庄中不同小亲族群体合纵连横, 激

烈竞争的工具, 村委会选举不是提高了村庄的民主诉求, 而是充当了宗派斗争的手段。在广大的中西部农村, 人财物资源不断地流出农村的背景下, 村民自治缺少基本的资源基础。因此, 在内地农村, 村庄精英往往不愿参加村委会的选举, 村民自治徒有其表, 村庄中以#一事一议.为基础的公共品筹资机制, 根本无法发挥作用, 农村基层组织在村民自治的表象下, 逐步解体。也就是说, 因为中国农村地域广大, 情况复杂, 不同地区农村的情况相差太大, 同样的农村政策, 在不同地区找到的接应力量不同, 而导致政策实践效果的差异很大。那些迷信民主可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人忽视了当前农村大规模人财物流出农村的基本事实, 忽视了农村越来越被城市所边缘化、农民越来越丧失主体性的基本事实。

3.农村的价值失落

当前中国农村的问题, 显然不只是农民的经济收入问题。因为现代性因素的进入, 农民得以安身立命 的传统价值开始解体, 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失落问题。在农村调查, 最触目惊心的可能就是农村老年人 越来越差的处境。我在一个村庄调查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这个村的老年人回答我说, 最近几年, 村里 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说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虽然有点夸张, 却道出了当前一些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估计, 当前中国关于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率(主要是自杀)的公开数据, 可能远低于实际非正常死亡率。农 村老年人去世, 往往无论什么原因都被作为正常死亡, 而只要调查足够深入, 就会发现, #正常死亡.的老年人 中, 相当部分其实都是#喝农药.或#上吊.而死。老年人#不得好死., 就给农村中青年人以强烈的暗示和预期, 人们不再对未来抱有高的期待, 及时行乐就十分合理。正是: 生儿育女一大堆, 辛苦到头却不得好死, 不如# 只生一个好.。与农村老年人有关的是办丧事的黑色幽默。2006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曾以# 丧事上跳脱衣舞., 报道江苏农村办丧事请戏班子表演脱衣舞的事情。我近年在全国农村调查, 发现在最近5~ 10年, 农村丧事竞争中, 表演欢快歌舞的情况极其普遍, 且以很快的速度在传播。举例来说, 我在苏北、河南安阳、陕西关中、湖南衡阳和湖北农村的调查中, 均发现了丧事请歌舞班子表演类似脱衣舞的欢快歌舞的现象, 其中在河南安阳农村调查的10天, 亲眼见到数场这类表演。丧事上欢快歌舞表演的关键不是丧事大操大办的问题, 而是丧事本身的哀伤与神秘, 被这些欢快的歌舞搞得不伦不类, 从而使人们不再从丧事仪式上获得意义。在另一些农村, 倒是丧事上不表演欢快歌舞, 而是将丧事简化到草草了事的地步。因为子女不孝, 不仅老年人被薄养, 而且去世后也被薄葬, 子女以完成任务的态度对付父母的死亡, 这种#唯物主义.态度, 使人们不再有对任何神秘力量的敬畏和期待, 一旦慎终追远的传统仪式变成搞笑游戏, 或草草了事, 则农村基本的价值准则也就无法存在, 其后果会十分严重。农村价值失落的原因, 既与当前农村社会转型有关系, 又与国家农村政策失误有关系。比如, 计划生育方面, 仅仅考虑降低人口出生率, 而对农民传统的构成安身立命基础的#传宗接代.观念彻底抨击。丧葬上, 为了节约土地, 甚至是为了让民政部门从火葬上得到好处, 而不顾农民的感受, 不分地区地强制推行火葬, 且建议农民将骨灰草作处理, 这样的态度, 就进一步加强了农村的价值失落。而如江西万载县曾下文强制将宗祠改建为农村文化活动中心, 甚至说宗族组织是未经政府登记的非法组织, 要禁止宗族&, 都说明了当前政府在农村价值失落问题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4.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

自2002年开始, 我们一直在湖北荆门五村进行农村公共工程建设的实验, 尤其是水利建设实验。取消 农业税前, 因为乡村组织还可以从农民那里提取一些用于公共品供给的费用, 一些维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 秩序的公共品还能供给。取消农业税后, 乡村组织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 国家指望通过# 一事一议.的办法 来筹集公共品建设所需资金, 至少在荆门农村十分的不切实际。结果, 在我们的实验区, 因为没有与之匹配 的农民内生组织, 乡村行政组织又已经退出, 以前依靠大中型水利设施进行灌溉的农田, 不再能有效使用, 农 民不得不花巨资打深井来灌溉。深井灌溉的问题有三, 一是深井灌溉的成本很高, 打一口井的成本要花费 数千上万元, 而灌溉能力却有限。二是深井灌溉水稻, 在风调雨顺的年景, 可以解决问题, 一旦出现大旱, 离 开从大江大河调水的大中型水利设施, 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就成大问题。三是一些经济状况较差的农户打不 起深井, 又不再能从以前廉价的大中型水利设施获益, 农业生产因此变成靠天收成, 经济状况陷入恶性循环。结果, 取消农业税后, 农民负担是减轻了, 但农民投资水利设施的支出却是大大地增加了。有报道说取

消农业税后, 农民投资水利的积极性提高了, 因为农民用于水利建设的支出增加了。问题是, 农民水利建设

当前教育五大热点问题 篇5

一、对农村政策执行情况比较满意，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

党在农村各项政策贯彻落实的如何直接关系到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对农村政策执行情况从总体上看是比较满意的。土地承包政策是农村的基本政策之一，农民对土地承包政策的满意率达87.7%。72.2%的农民对减轻农民负担政策表示满意，表明近年来减轻农民负担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对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满意率占70.5%，显示出大多数农民对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增加农民收入持认可的态度。退耕还林、还草是近年来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72.2%的农民对此表示满意。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扶贫工作力度越来越大，调查结果显示，71.4%的农民对扶贫政策的落实情况感到满意。对现行国家粮食收购政策的满意率为60.2%。农村税费改革是当前倍受农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当问及您对此是否了解时，24.1%的农民认为了解，42.6%的农民回答了解不多，33.3%的农民回答不了解。表明政策的贯彻实行还需向农民做更多的宣传解释工作，使广大农民认识和了解。

仍有部分农民对党在农村的政策落实情况不甚满意或不满意。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民负担仍然较重。19.7%的农民认为在落实减轻农民负担过程中还存在一定问题，8.2%的农民对减轻农民负担表示不满意，认为仍然存在严重的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现象，超越了农民的负担能力。二是扶贫力度尚需加强。24.2%的农民对农村扶贫政策执行情况的评价是一般，回答不满意的占4%。三是粮食收购政策的落实不尽人意。27.8%的农民面对是否满意的选择时回答了一般，12%的农民表示不满意，主要是认为收购部门压等压价、刁难卖粮户以及出售不方便等。四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难度较大。25.8%的农民对结构调整政策的落实不太满意，他们普遍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产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落到实处面临政府指导不力、信息不灵、缺乏资金和技术指导跟不上等一系列难题。

二、对精神文化生活期望较高，推进农村全面小康建设任重道远

当前教育五大热点问题 篇6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一步调整，群众的法制意识、民主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日益显露，一些热点难点问题日趋突出，成为困扰信访工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热点问题

当前经济热点问题思考 篇7

关键词：GDP,CPI,贫富差距,经济质量,民生福利

2010年是我国“十一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中国经济划时代的一年。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成功举办，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财政收入再创新高，名列全球第二，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今天的中国从亚欧首脑峰会到世界经济论坛，从APEC到G20，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大国，正以崭新的姿态活跃在世界经济和政治的舞台。回顾过去，我们欢欣鼓舞：GDP平均增长速度超过10%，达到5.2万亿美元左右;外贸进出口总额以15%的速度增长，达到2.9万亿美元;其中出口额，09年超过德国，名列世界第一。2010年外汇储备超过2.83万亿美元，连续5年名列世界第一，经济实力大幅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同时，我们也该清醒的认识到我国GDP人均只有4000美元，处于世界100名左右，经济发展质量不高，还有1.5亿贫困人口没有达到国际标准贫困线。展望未来，“十二五”会带领人民实现怎样的美好愿景?2011年1月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坚持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胡锦涛总书记为我们指明了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把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达到此目的，结合“十二五”规划目标要求，应重新认识GDP，把治理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步伐，缩小贫富差距、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实现共同富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泥潭。

1 破除GDP迷信、调整考核指标

众所周知，GDP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简单说就是企业的工资+折旧+利税的总额。他的前提是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企业在此基础上持续经营，它是一个收入核算指标。自从上世纪90年代，GDP这一“舶来品”作为衡量地方政绩乃至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对我国经济发展功不可没。随着经济高速发展，GDP开始变得五彩斑斓，异化成进出口余额+投资+消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经济发展三驾马车，正常情况本无问题，收入指标转化成支出指标应该相等。但是如果不以盈利为目的，不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GDP作为经济考核唯一指标的弊病就会越来越明显。出口盈余在企业能够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才是GDP，现在只要出口创汇，就是GDP。贱卖资产、贱卖稀土都成了GDP，于是人们看到一个怪现象，1994年人民币打幅度贬值，从此踏上出口导向型经济，GDP越来越大，国内经济实体利润却不断缩水，随着外资大量涌入，外资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当外汇储备在2006年超过一万亿美元，实体经济就开始不景气，部分外资也纷纷撤离中国。由此可见，贸易盈余多，不等于企业利润多，更不等于国内企业利润多。在出口加工型企业，出口一台电脑价值1200元，计入我国GDP为1200元，但我们实际只赚了6.5元的加工费，悖论出现了：出口产品价格一降再降，国家出口补贴越来越多，前年出口退税6485亿，去年达到7328亿，企业创汇能力越强，经济转型越难，GDP越高，可能我们越穷，越落后。当大量的外汇储备越积越多的时候，在我国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意味着没有实物支撑的货币投放到国内市场，人民币对内贬值，引发通货膨胀，对外贸易摩擦频发，各国大打货币战，人民币被迫升值，仅此一项，外汇储备其损失将高达到数万人民币，一反一正，我国经济损失难以估量;GDP本质是一个收入指标，只能是增加收入，压缩支出。如果说投资能增加GDP，它有一个前提，投资款项必须是企业、政府、个人的收入，如果是负债筹集的，投资报酬必须高于筹资成本，不能赔本赚吆喝。政府投资的地铁建设，高铁建设，高速公路建设，从经济学的角度，何时收回成本谁也不知道，怎么办?要么银行核销坏账，要么高收费，其结果必然是以恶化了经济环境为代价。政府投资、消费屡创新高，居民消费不断下滑，导致内需不足，实行多年的扩大内需政策，收效甚微。同时GDP不考虑重复拆迁、假冒伪劣、收入差别、贪污腐败、民生幸福，甚至房地产泡沫、物价上涨、交通事故、战争、灾后重建都能产生GDP。真实的GDP告诉我们，实体经济产生GDP，虚拟资产，泡沫经济，只是财富转移手段，是贫富差距加大，两极分化的帮凶，只有科技含量高的附加值才真正GDP，低廉的资产、能源、劳动力价格实现的产品价值，得不偿失，无助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只能是短期增长模式，不可能持续。重新认识GDP，势在必行，盲目追求GDP、崇拜GDP是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是矿难频发的元凶;应当看到，GDP只是发达国家推行全球化的的障眼法，迷幻药，当真不得。有学者指出，鸦片战争前，大清朝GDP占世界35%，是现在的5倍，全面抗战时期，民国GDP是日本的2倍左右，能说那时中国强大吗?况且，现在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只要中国愿意升值，完全可以超过美国了，另外，扭曲的GDP已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杀手，黑色GDP、血色GDP人神共愤，重复建设、暴力拆迁触目惊心，高地价，高房价、高油价、高收费产生的虚假GDP，推高CPI，吞噬居民收入、民间财富面临缩水，GDP变成“注水猪肉”，破除GDP迷信，打破GDP“政绩枷锁”，制定合理有效的考核指标，成为摆在我们目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本质特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十二五规划”要求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人民是否满意作为经济改革、发展唯一标准，指明了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国会更好，人们的生活会更加安康、幸福。

2 压缩通胀、改善民生

“涨声响起来”，引发人们热议。去年11月，CPI指数突破5%，通货膨胀预期增强。尽管全年物价指数不高，属于温和型通货膨胀，本不应大惊小怪。但我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激流区”，经济发展面临转型，利益主体多元，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凸显。因此，引起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就其本次通货膨胀的原因，众说纷纭，本文认为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货币超发。2.83万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投放19.5万亿的货币，应对金融危机投放近10万亿信贷，4万亿财政资金，加之经济多年快速发展，累计超发43万亿，成为世界第一大货币投放国。货币泛滥，导致人民币对外升值，2006年人民币汇率8.0705，2011年人民币汇率6.6216，以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计算，损失高达2.9万亿人民币;2.8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意味着20万亿的物资没有投放国内市场，造成国内物资短缺，超发的43万亿人民币，按照货币乘数原理，将稀释国内数百亿财产物资，如果不加大货币回收力度，就不是“注水猪肉”的问题，而是原来能买一斤猪肉，现在只能买一斤“肉汤了”，货币超发、滥发是通货膨胀根本原因。其次，土地、房价、油价等价格上涨推动成本上升，引发需求型通货膨胀，进而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受金融危机影响，实体经济不景气、股市不景气及房市预期不确定，引发产业资本、股市外溢资本、房市获益资本同流合污，冲向奔向薄弱农产品领域，导致农副产品价格上扬，CPI走高，引发通货膨胀。其次，由于美元贬值，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产生输入性通货膨胀。最后，农业基础薄弱，干旱等自然灾害也是本次通货膨胀的一个因素。总之，本次通货膨胀，虽然“温和”，但治理难度高于以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难以奏效，必须正确引导经济发展走向，夯实试题经济，防止产生泡沫经济，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回收流动性货币，平衡贸易收支，压缩资产泡沫，遏制不合理收费，优化实体经济环境，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高核心竞争力，统筹兼顾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的关系，保就业，保民生，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实行收入倍增计划，科学合理分配收入，缩小贫富差距，让居民收入增长跟上CPI脚步，与经济增长同步，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通胀问题，避免踏入“中等收入陷阱”，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群众福祉。

3 完善分配、缩小差距

“十一五”期间，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的背后，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突显。过去5年，财政收入平均增长速度超过20%，增长400%，达8万亿，如果加上土地收入超过10万亿。与此同时，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93元，2010年按前三个季度10.5%的增长速度计算，预估为18978元，仅增长80%。财政收入占GDP比例高达30%，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却不断下滑，据全国总工会统计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连降22年，2005年广东省总工会调查显示，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12年来只提高了68元，更为严重的是贫富差距扩大，基尼系数超过0.47，财政部的最新调查显示，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最低收入的家庭财产总额只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一方面，我国有1.5亿人没有达到国际人均1美元贫困线标准;另一方面，2009年我国千万富豪达87.5万人，亿万富豪达5.5万人，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市场。贪污腐败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据媒体报道，山西一个科级煤炭局长郝鹏俊违法收入1.2亿，住房36套，被罚没资产3.24亿，超过当地全年财政收入;抚顺一个科级土地局长罗亚平被查获赃款高达1.45亿元，被人戏称为“土地奶奶”。因此，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刻不容缓。

4 调整结构、注重质量

过去的5年，世界经济阴晴不定，中国这边风景独好，经济成就斐然。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总体不高，经济效益差强人意。我国经济速度快，主要靠股市、财政、信贷支撑。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低产出，低效益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国企占大多数的上市公司，剥离不良资产2、3万亿，从A股、H股筹集资金就超过5万亿元，独占每年投放的7、8亿万元的90%，但其利润水平实在让人大跌眼镜。08年中石油业绩显示其净利润只有埃克森石油公司的三分之一，去年是其80%，而职工人数是其8倍。中石化“吊灯门”、“污染门”、“贱卖门”接连上演，出口赚外汇，进口赚补贴，按其出口油价计算年实现利润过万亿，却拿走国家补贴数百亿。工商银行一边乱收费，另一边年管理费用支出超千亿，是86个国家年GDP总和。如此这般，实在让国人心寒。许多实体产业不是在本行业做大做强，而是纷纷转战房地产，导致房价暴涨，民怨沸腾，去年地方政府一年的土地收入就高达2.7万亿，土地既不是黄金，也不是石油，泡沫破碎之时，终究还要百姓买单。凡此种种，已成经济发展毒瘤，完全与中央扩大内需，保民生，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必须严格按照党中央部署，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以此为战略拐点，实现经济发展华丽转身，调整经济结构，改变传统经济模式，坚持自我创新，提高核心科技含量，注重经济发展质量，造福黎民百姓，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总之，改善民生促发展，经济发展为人民，泡沫经济难持续。必须依靠科技力量，提高自我创新能力，做大做强实体经济。制定新的经济发展考核指标，控制通货膨胀，加快城镇化步伐，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缩小贫富差别，保障就业，加大民生福利投入力度。“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使全国人民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使得经济发展与民众福祉共同提升，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友好发展，构建和谐、美好社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