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菌圈判断标准（精选11篇）
抑菌圈判断标准 篇1
赤潮判断标准
信息来源：china-hab 更新时间：2004-6-19 14:44:00
有害赤潮生物判断指标及基准
指标基准值各论
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H）<1邹景忠，1997
浮游植物均匀度（J）<0.2邹景忠，1997
叶绿素a(mg/dm3)>10邹景忠，1983；张水浸，1994赤潮生物量（个/dm3）
体长<10μm者>107
体长10~29μm者>106按安达六郎（1973）提出的判断基准值
体长30~99μm者>3×105
体长100~299μm者>105
体长300~1000μm者>104
主要赤潮生物形成赤潮时的细胞基准密度
赤潮生物种类基准密度（>个/dm3）
赤潮异弯藻(Heterosigma akashiwo)>5×107
海链藻(Thalassiosira spp.)>107
裸甲藻(Gymnodinium spp.)>5×106
多甲藻(Peridinium spp.)>5×106
骨条藻(Skeletonema costatum)>5×106
根管藻(Rhizosolenia spp.)>5×106
硅鞭藻(Dietyocha spp.)>5×106
海洋卡盾藻(Chattonella marina)>105
环沟藻(Gyrodinium spp.)>5×105
拟菱形藻(Pseudonitzschia spp.)>5×105
原甲藻(Prorocentrum spp.)>5×105
星杆藻(Asterionella spp.)>5×105
中缢虫(Mesodinium rubrum)>5×105
夜光藻(Noctiluca scientillans)>5×104
抑菌圈判断标准 篇2
一、商业实质的含义及判断标准
“商业实质”的提法, 在国际会计准则中是2003年才首次出现,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改进后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6号——不动产、厂场和设备》中提供了判断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的参照标准, 主要考虑由于该项交易的发生预期使企业未来现金流量变动的程度。新准则对此基本予以了借鉴, 规定当换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和金额方面与换出资产显著不同之时;或者, 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同, 并且其差额与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相比又是重大之时, 才可以认定一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在确定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时, 企业应当考虑由于发生该项资产交换预期使企业未来现金流量发生变动的程度, 通过比较换出资产和换入资产预计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或现值, 确定非货币性资产是否具有商业实质。只有当换出资产和换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或其现值两者之间的差额较大时, 才能表明交易的发生使企业经济状况发生了明显改变时,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因而具有商业实质。具体判断标准如下:
1. 换入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和金额方面与换出资产显著不同。这种情况通常包括下列情形:
(1) 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金额相同, 时间不同。此种情形是指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总额相同, 获得这些现金流量的风险相同, 但现金流量流入企业的时间明显不同。
(2) 未来现金流量的时间、金额相同, 风险不同。此种情形是指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时间和金额相同, 但企业获得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程度存在明显差异。
(3) 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相同, 金额不同。此种情形是指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总额相同, 预计为企业带来现金流量的时间跨度相同, 风险也相同, 但各年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存在明显差异。
2. 换入资产与换出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不同, 且其差额与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相比是重大的。
这种情况是指换入资产对换入企业的特定价值 (即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与换出资产存在明显差异。本准则所指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应当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税后未来现金流量, 根据企业自身而不是市场参与者对资产特定风险的评价, 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
新准则还规定在确定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时, 企业应当关注交易各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方关系。关联方关系的存在可能导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
二、不同类型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商业实质的判断
企业在判断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南时, 可以从资产是否属于同一类别来进行分析:
1. 不同类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商业实质的判断。
不同类非货币性资产是指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的不同大类的非货币性资产。包括存货、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长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等。由于不同类非货币性资产其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不同, 一般来说其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在风险、时间和金额方面不太相同, 因而一般情况下可确定不同类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具有商业实质的。
(1) 用存货换入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和无形资产。存货属于流动资产, 它的流动性强, 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产生现金流量, 而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和无形资产属于长期资产, 要在较长的期间内给企业带来现金流量, 产生现金流量的时间相差较大, 则可以判断上述存货与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显著不同, 因而该种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2) 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无形资产之间进行的交换。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和无形资产虽然同属长期资产, 给企业带来的现金流量的时间都相对较长, 但给企业带来现金流量的方式、金额和风险显著不同, 比如企业进行长期股权投资比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给企业带来风险要大的多。所以我们可以判断出该种类型的非货币性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显示不同, 因而该种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2. 同类型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商业实质的判断。
企业应当重点关注的是换入资产和换出资产为同类资产的情况下商业实质的判断。同类资产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既可能相同, 也可能不相同, 其之间的交换因而可能具有商业实质, 也可能不具有商业实质。
(1) 同类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风险金额相同, 但时间不同时, 应确认为具有商业实质。比如企业用一种难以出售或只能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出售的存货换入一种能在短期内出售且准备在近期出售的存货, 这两种存货的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和风险相同, 但现金流量的流入时间明显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 该两项资产的交换应当视为具有商业实质。
(2) 同类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间相同, 但风险不同时, 应确认为具有商业实质。比如企业将自已拥有的一幢建筑物, 与另一企业拥有的在同一地点的另一幢建筑物相交换, 两幢建筑物的建造时间, 建造成本等均相同, 两幢建筑物都用于出租, 每期的租金总额相同, 换出的建筑物租给某家财务状况及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 取得租金的风险较小, 换入的建筑物出租给散户, 取得租金的风险较大, 这样的话, 两幢建物给企业带来的未来现流量、时间相同, 但风险不同, 所以确定该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3) 同类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相同, 但金额不同时, 应确认为具有商业实质。比如企业用一项商标权换入中一企业的一项专利技术, 预计两项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相同, 在使用寿命内给企业带来的现金流量相同, 但是换入的专利技术是新开发的, 预计开如阶段的未来现金流量明显少于后期, 而该企业拥有的商标每年产生的现金流量比较均衡, 两者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差异明显, 则两项无形资产的未来每期现金流量显著不同, 因而该两项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4) 当商品用于交换具有类似性质和相等到价值的商品时, 这种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一般不会产生损益, 确认为不具有商业实质。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某些特定的商品上, 比如石油或牛奶, 供应商为满足特定地区对这类商品的及时需要, 在不同的地区交换各自的商品。比如A石油销售公司有部分客户在B石油销售公司的所在地, B公司有部分客户在A公司所在地, 为了满足两地客户的即时需求, A公司将其相同型号、容量和价值的石油供应给B公司在A公司所在地的客户, 同样地, B公司也将相同型号、容量和价值的石油供应给A公司在B公司所在地的客户, 这样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能确认损益, 应确认不具有商业实质。
摘要：实业实质是新会计准则 (非货币性交易准则) 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准则中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且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可靠计量时, 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 否则应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为标准确定换入资产的成本。本文按不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情况, 阐述了非货币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的判断标准。
关键词：商业商质,标准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年4月
[2]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2006年2月
[3]荣 莉:对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几点思考, 《会计之友》, 2006年22期
论医疗过失的判断标准 篇3
关键词：医疗过失；判断；标准
由于医疗行为的高度技术性和复杂性、医疗科技飞速发展，及地域环境、文化、法律背景等差异，世界各国关于医疗过失的判断标准形成了众多学说。随着英、美、日、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长期对医疗过失的研究和探索，总结出各具特色的医疗过失判定标准，而我国对医疗过失的研究刚刚起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医疗过失判定标准，对于结合我国医疗侵权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法律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一、医疗水准说——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
医疗过失的判断是以一个理性的人在相同或近似情境下通常合理的注意或平均合理的注意为标准。在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一般采用“医疗水准说”来作为医疗过失的判定标准。医疗水准说诞生和发展经历了曲折探索的历程。
日本最高裁判所在“1961年东大输血感染梅毒案”的判决中使用了医师负有“实验中防止危险发生的最大注意义务”这样的措词，其真正的目的是告诫下级审裁判实务中不要仅凭临床惯例行为判断医师的过失。[1]但由于判决中主张被下级审裁判实务中作断章取义、对被告医疗方采取严格的过失判断标准。在1974年早产儿视网膜病案判决引发“应该以什么标准来判断医师是否有过失或违反注意义务”大辩论中，松倉豊治教授提出：“判断诊疗义务违反或者医师注意义务违反的标准应该是‘医疗水准而不是‘医学水准”，这一见解得到了医、法、界一致赞同，并被最高裁判所在“1982年高山红十字医院案”中采纳。从此，“医疗水准”概念正式在日本的判例中登台。
医疗水准说虽然为医疗行为确立了一项统一的标准，但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注意三方面问题：[2]一是明确医疗水准、转医义务与说明义务的具体关系。二是正确处理医疗水准与科学发展的关系。三是调和医疗水准与期待权的关系。
二、“伯勒姆标准”——英国
在英国法上，医疗过失的认定标准为医师注意义务的违反。医师注意义务标准规则通过许多判例来确立。其中最著名的判例为1957年的Bolam v. Friern Hospital Management Committee案。该判例确定了医疗过失判定中著名的“伯勒姆标准”。在这一案例中，原告罹患精神疾病并接受电刺激治疗。原告没有被给予放松药物或者身体限制，结果导致髋部受伤。法院认为医生的行为符合“负责任医护人员”的标准，医生没有医疗过失，不对其髋部受伤负责。可见，医生无须达到“最好医生”标准，仅需符合某个领域平均有能力医生的要求即可。
伯勒姆标准要点有三：一是医生的注意义务标准是该医生所在的技术领域中一名普通医生所具有的一般技术知识和一般注意水准。二是在医疗领域中，往往存在着多种医生同行所普遍接受的医疗实践或观点。三是医生的行为符合一种被同行广泛接受的医疗实践或医疗观点，只能是没有过失的有力证据，但并不是结论性的，即不能因为被告的行为与同行中被普遍遵循的做法一致就可以决定被告无过失。[3]
三、“执业群体接受的标准”——美国
在美国，医疗过失判断标准是医生执业标准即“执业标准说”。早期这一标准还有地域性，即如果医生医疗行为符合本地的医疗常规、习惯，就被认为没有过失。随着交通、信息迅速发展，医生接受继续教育和训练机会增加、地域差别缩小，司法不再考虑地域因素。1970年Blair v. Eblen案法官将医生的职业标准发展成“执业群体接受的标准”（acceptable practice）——同行中合理、称职的执业者在相同或类似情形下的应具备的医疗技能，履行相同的照护义务。[4]在医疗过失诉讼中，双方律师一般会利用职业标准和指南，来证明某一特定临床情形下“可接受的执业”。
四、“信赖原则”——德国
在德国，医患关系被确认为事实上的契约关系。强调医患、医疗机构内部信赖关系，形成“信赖原则”理论。在司法实践上，医师信赖其他的医护人员，在医疗共同作业中会实施适当医疗行为，如果被信赖者出现不适当的医疗行为，那么就应由出现该不适当行为者对所产生的不良结果负责。同样的信赖关系存在于医师与患者之间，二者有强烈的人身信赖关系。医师诊病的第一依据便是患者的主诉症状，医师采取的所有的医疗措施均需要患者配合来完成，通常医师信任患者会高度配合实施诊疗行为，如果患者由于个人原因不予配合，如故意隐瞒与疾病有关的重要情况、不配合医师按时服药、拒绝做某种必须的辅助检查，出现治疗无效果甚至出现疾病恶化情况，就只能由病人自负其责。信赖原则还涉及医患混合过失时判断医方所应负责的比例问题。日本学者认为，坚持对应基于对方的违法行为的高度结果回避处置不合理，而将信赖原则视为缓和结果回避义务的手段。因此，信赖原则有使过失处罚谦抑化的功能。[5]
五、医疗常规说 ——我国
我国对医疗过失的判断，多数人趋向于坚持医疗常规标准，实践中也基本按照这个标准在执行，称之为“医疗常规说”。长久以来，我国医疗过失认定实践中受《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影响，以医疗行为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制度和医疗常规这样一个逻辑顺序来判断过失的有无。如果违反了“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就推定其有过失。
六、结语
相较而言，我国“医疗常规标准”显得具体、刚性且容易判断，但最大问题是标准“门槛高”，且医疗常规相对于发展的医疗实践明显滞后，以此标准来判定医疗行为中的过失，往往将那些确实存在医疗过失的情形难以作为医疗过失加以认定。同时，由于担心有违医疗常规，导致医生小心谨慎、墨守成规，不敢偏离常规而采取具有一定医疗风险的医疗行为，哪怕是对病人、对社会的健康福利都是有益的。相反，“医疗水准标准”与“执业群体接受的标准”抽象、弹性，增加判断的难度，但却缓解医疗常规和医学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能够最大限度地在具体案件中不遗漏医方存在的医疗过失。
参考文献：
[1]新美育文著：《医师的过失》，转载夏芸著：《医疗事故赔偿法——来自日本法的启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
[2]龚赛红著：《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研究》，法律出版2001年版，第181页
[3]姚苗：《英美法对医疗过失的判定原则及对我国的启示》，载《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1期，第55页
[4]何怀文：《医疗事故诉讼中的过失认定》，载《法律与医学杂志》2005第 12期
[5]黄丁全著：《医事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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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眉毛有三个判断标准 篇4
编者按：在相学中，眼睛称为「监察官」，眼为灵魂之窗，日常的生活状态、心情的喜怒哀乐，性格心态，都可由眼睛表现出来，因此观人需先观眼，而眼睛之上就是眉毛了，在相学里经经常会用眉毛看相，这里我们也一起来看看眉毛看相图解，让大家对眉毛看相图解有一个更深的了解!
眉毛看相图解!
理想的眉毛有三个判断标准：
1、弓形;
2、眉毛质地良好;
3、眉头向眉尾逐渐变细。两眉之间的距离最好是两指宽，眼睛和眉毛之间的距离以一指半为最好。
论神首重眼神，次为眼形，眼神代表精力是否旺盛及生活健康的状态，眼睛炯炯有光，主精力旺盛，信念强，能成大事;相反眼神弱，则缺乏活力，信心不足，性格轻率，处事情绪化，感情较易冲动。
如果这个人的眉毛短粗又不均匀，这说明他的一生多变化，短而细的眉毛，为多情与快乐婚姻的表征;但是，如果太细几乎看不见眉毛时，为狡猾和淫荡的显示。免费八字算命（）短而浓的眉毛，它表示这个人忠于家庭，而且，还具有独立进取的精神，脾气比较坏，对爱情的追求也比较热烈，但是，就是花心不专业。
性格温顺体贴的人大多为八字眉。因为性格体贴，可以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如果想在工作中不断进取的话，最好涂上又浓又粗的眉毛。首先使用眉笔描型，然后将不需要的部分剃掉。现在社会已经不流行象征着胜利的眉形了。化妆杂志上都有很多类似的说明，告诉人应该如何画眉毛、眼睛、嘴唇等，而且都详细地介绍了每个类型的化妆方法。你可以对照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非常便利。
如果一个人的眉毛清秀，而且，它的长度已经超过了眼睛的长度，这说明这个人有大智大勇的表征。如果这个人的眉毛是长而浓密的，这说明的是此人对他的家属有依赖的性格，也说明一个家庭的成员关系。
眼睛黑如点漆的人，聪慧文章，记忆力特别好。三角眼的人阴险，眼睛凸凸像金鱼一样的人善于用心机。
判断老人是否长寿的3个标准 篇5
研究发现：老人手劲大小、蹲下再起身的敏捷程度、走路速度跟长寿都有一定关系：握力越大，死亡风险越低；起身越敏捷、走路步速快的人也往往更长寿。
观点：三项能力是身体健康指示器
这些研究有一定的科学道理，这些指标反映了人体运动系统的机能水平。随着步入老年，人体的运动系统也会出现衰老，如心肺机能下降、肌肉萎缩、反应变慢、行动迟缓等，这些指标正是测量这些方面的衰老程度。
如握力测试可以反映整体肌肉状态，也间接反映了老人肌肉萎缩的程度;蹲下再起身和下肢肌力、敏捷性、平衡性有关，是人体神经-肌肉反应和控制能力的综合表现;走路快慢反映整体活动能力的强弱，和心肺机能、下肢肌力、关节活动度有关。因此说这些指标关乎长寿是有道理的。
测试：体质测试告诉你真相
想知道自己的握力、敏捷性、平衡性的水平如何，可以通过体质测试来实现。现在大多数城市都设有国民体质监测中心或监测站，可以提供体质测试服务。体质测试的指标很丰富，有握力、选择反应、闭眼单脚站立、肺活量等。
当然，生活中的活动也能反映身体活动能力，如自查走路速度的小方法：过马路时，绿灯亮开始走，如能顺利走到马路对面，就说明走路速度正常。如走到一半红灯就亮了，需要在中间安全岛停留，等下一个绿灯亮了才能继续走到马路对面，就说明走路速度明显较慢，可能就要加强锻炼了。
训练：捡豆子、交叉走是好办法
提高中老年人灵敏度，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李芳祥教授给大家的建议是多练习捡豆子和交叉走方格步。捡豆子的具体做法是把黄豆、绿豆、红豆各50粒混在一起，在规定时间内把他们分开捡出，放在盒子中，想进一步提高敏捷和协调性就用筷子来捡。交叉走方格步即走路时按着地上的方格交叉着走路。
另外，提到，所有年龄段的人，每周还应进行一到两次，覆盖全身主要肌肉群的力量训练，这对健康很有好处。
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及行为对象 篇6
包括具体要件或者是要素。
1.犯罪行为(危害行为)
2.行为的结果
3.行为的对象
4.行为的手段和方法
5.行为的时空条件
把要件分为必要要件和选择要件。
必要要件是指任何一个犯罪所必须要求的要件(要素)是必要要件。
选择要件是指行为之外的要件都属于选择要件。
行为是任何犯罪构成所必须具备的。
结果：有的罪有结果的要求，有的罪没有结果的要求。如一些危险犯定罪的要求是只要造成这种发生危险就可以。
二、危害行为
危害行为是在人的意志或者意识支配之下的行为，无意识的举动和非意识支配下的行为不能作为犯罪行为。
客观上分为两种基本形式：作为与不作为。
持有型形犯罪：如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非法持有毒品罪、非法持有假币罪，通说上认为是作为的犯罪行为。持有型形犯罪还带有继续犯或持续犯特点。
重点把握不作为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条件。
不作为构成犯罪的前提条件：
1.行为人有作为的、特定的法律义务；具有特定性、法律性
2.不作为构成犯罪义务的来源包括：
(1)法律的规定；可以是刑事法律规定，也可以是非刑事法律规定，如遗弃罪、偷税罪
(2)职务上、业务上的要求；
例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履行相应职责的义务，值勤的消防人员有消除火灾的义务等等。
注意：行为人必须在履行职务或者从事业务的活动中才会产生本义务
(3)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
主要指合同行为
例如，合同行为、自愿接受行为等可能导致行为人负有实施一定积极行为的义务。
(4)先前行为引起的义务
这是指由于行为人的某种行为使刑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处于危险状态时，行为人负有的排除危险或者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特定积极义务。(先行行为又叫前行行为)
例如，成年人带着儿童游泳时，就负有保护儿童生命安全的义务。
先行行为是否包括犯罪行为，在理论上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先前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即犯罪行为引起危险也能成为义务来源；另一种观点认为，先前行为不包括犯罪行为，否则会使绝大多数一罪演变为数罪。
先前行为是否包括无过错行为，无过错行为导致了危险，先前行为应当包括无过错行为。例如，小孩在麦垛中玩被插中。
2.行为人能够履行该特定法律义务而不履行
法律规范与法律秩序只是要求能够履行义务的人履行义务，而不会强求不能履行义务的人履行义务。至于行为人能否履行义务，则应从行为人履行义务的主观能力与客观条件两方面进行判断。
三、不作为犯的理论分类：纯正(真正)的不作为犯和不纯正(不真正)的不作为犯
纯正的不作为犯或真正不作为犯，即刑法分则明文规定只能由不作为构成的犯罪。
如，偷税罪、遗弃罪、丢失枪支不报罪、属于纯正的不作为犯。
不纯正的不作为犯或不真正不作为犯，即行为人以不作为形式实施的通常作为形式的犯罪。
如，故意杀人罪。
在过去有一案例引起争议比较大，如妻子要自杀，丈夫不救助，置之不理，丈夫能不能构成不作为的犯罪。在实务中，有的定罪，有的没有定罪，定罪的情况妻子自杀是由于丈夫的某种过错行为所导致的。
区分作为与不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不作为概念的确立，有利于合理确定犯罪范围，正确区分罪与非罪，在许多情况下，也有利于区分此罪与彼罪、一罪与数罪。
四、危害结果的意义
1.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之一。
2.区分犯罪形态的标准之一。
3.影响量刑轻重的因素之一。
危害结果的类型划分：
有的罪是以发生结果作为既遂条件的称为结果犯。
有些罪是以发生结果的危险作为犯罪既遂标准。
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刑法修正案把这个罪作了修改，修改最重要的是把这个罪由“结果犯”修改为“危险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足以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构成犯罪。
只要有实施行为而不要求发生结果的犯罪行为，行为实施完毕，犯罪既遂的，这类犯罪称为行为犯。
结果加重犯，刑法在基本的犯罪构成之外规定了要加重处罚的结果，按照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要加重处罚。所以，结果加重犯只能是法定的，也就是刑法分则有明文规定的。还要注意行为人对这种加重犯的处罚结果通常是过失。但是，有些罪也有故意的。
五、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
1.条件说的判断标准与实例
2.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的关系
注意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因果关系只是负刑事责任的客观条件之一，有因果关系未必都要负刑事责任。如果没有罪过或者不具备主体资格，即使有因果关系也不负刑事责任。
3.因果关系的中断
注意：介入的因素是异常的因素，也是行为人无法预料的因素。
下列关于刑法上因果关系的说法哪些是正确的？(考题多选41)
a.甲欲杀害其女友，某日故意破坏其汽车的刹车装置。女友如驾车外出，15分钟后遇一陡坡，必定会坠下山崖死亡。但是，女友将汽车开出5分钟后，即遇山洪暴发，泥石流将其冲下山摔死。死亡结果的发生和甲的杀害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b.乙欲杀其仇人苏某，在山崖边对其砍了7刀，被害人重伤昏迷。乙以为苏某已经死亡，遂离去。但苏某自己醒来后，刚迈了两步即跌下山崖摔死。苏某的死亡和乙的危害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c.丙追杀情敌赵某，赵狂奔逃命。赵的仇人郝某早就想杀赵，偶然见赵慌不择路，在丙尚未赶到时，即向其开枪射击，致赵死亡。赵的死亡和丙的追杀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d.丁持上膛的手枪闯入其前妻钟某住所，意图杀死钟某。在两人厮打时，钟某自己不小心触发扳机遭枪击死亡。钟的死亡和丁的杀人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使丁对因果关系存在认识错误，也构成故意杀人罪既遂。
答案：abcd
六、行为对象
在刑罚分则中如果有特别规定，要注意它的特别规定。如侮辱国旗、国徽罪，行为对象是国旗和国徽；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行为对象是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强奸罪，行为对象是妇女。
客观要件中的行为手段或者方法，要注意有些特别规定。如，强奸罪、抢劫罪、劫持航空器罪等手段都是要求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
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判断标准 篇7
一、房地产业的产业性质与功能
1. 房地产业的产业性质定位
在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中, 房地产业在性质上属于典型的服务业, 在产业层次上属于第三产业的范畴。服务业有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之分, 房地产业作为服务业也不例外。可以认为, 为提供商业房地产开发、提供工商业住宅房地产服务的行业可被称为生产性房地产服务业;为居民住房消费提供服务的行业可被称为生活性房地产服务业。既然是服务业, 一般而言, 房地产业应该作为一种被动性产业对待。房地产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要依据区域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和居民生活的实际需要来规划。这个结论至少适用于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国家或地区。脱离这种服务性需求的支撑, 盲目发展房地产业不仅不利于宏观经济持续成长, 最终也会损害房地产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 房地产业的产业功能定位
作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普通的服务业, 房地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主要应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不断地满足现代工商业发展对房地产服务不断变化和日益增加的需求。即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 房地产业要根据现代工商业发展的实际需要, 适时地提供大量非住宅房地产开发服务、工业厂房服务和商业办公设施出租服务以及物业管理服务等。二是要不断地满足城乡居民日益提高的居住服务需求。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 居民对居住品质和居住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 房地产业的未来发展必须着眼于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居住服务需求, 如物业管理服务需求等。这要求房地产业要根据社会需求的调整和发展趋势不断调整其内部行业结构。
二、房地产业发展健康性的评价标准
基于房地产业的产业性质和产业功能定位, 从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及房地产业内部各部门协调发展的角度考察, 本文认为, 从宏观层次上判断房地产业发展是否健康的标准大致有以下三个。
1. 产出角度: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是否协调增长
要想正确度量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 首先应当选择合理的总量指标。毫无疑问, 正如国内生产总值 (GDP) 是衡量宏观经济总量的最佳指标一样, 房地产业增加值 (即房地产业的GDP) 也是衡量房地产业产出的最理想指标。只有弄清楚房地产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 才能对房地产业发展与宏观经济发展是否协调做出正确判断。
本文认为, 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是否协调发展, 关键是要看房地产业产出比重的提高是否相应地带动了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一般而言, 如果随着房地产业产出比重的增加, 宏观经济也获得了持续增长, 说明房地产业发展至少在考察期内对宏观经济而言是健康的, 反之则亦反。
以中国香港为例, 利用1980—2005年香港经济数据 (见表1) , 可以计算香港房地产业产出比重和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 大约为-0.192, 相关性不太显著。但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结果做出明确判断, 尽管香港是一个高度依赖房地产业的经济体 (房地产业对香港经济的平均贡献率接近20%) , 但房地产业产出比重的提升并未刺激香港经济的增长, 这体现了房地产业发展与香港宏观经济发展的不协调性。从这个意义上讲, 香港房地产业发展是不健康的。
再以中国内地为例, 将1978—2008年30年的经济增长率和房地产业增加值比重数据列入表2中。可见, 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 我国房地产业获得了持续发展, 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逐渐提高。为了正确判断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可以计算出房地产业增加值比重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利用表2中的数据, 计算得到的房地产业产出比重和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01115。相关系数虽然是负值, 但相关性极不显著, 说明两者之间几乎没有相关关系。这也说明, 从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上看, 作为第三产业领域的一个重要服务业部门, 房地产业的发展仍然处于低级阶段。
2. 投入角度:房地产投资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否协调增长
虽然房地产投资不是衡量房地产业贡献率的理想指标 (理想指标是房地产业增加值) , 但由于房地产投资与房地产业增加值通常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 我们可以根据房地产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来间接地观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房地产业发展是否健康。其背后的基本逻辑是, 如果房地产投资比重过大、增长过快, 房地产投资将会不可避免地挤出其他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投资, 进而对实体经济和整体经济造成损害, 这是房地产业不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资料来源:房地产业产出比重, 1980-1998年数据出自冯邦彦《香港地产业百年》, 东方出版社, 2007年版;1999-2000年数据系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香港统计年刊 (2005) 》, 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到;2001-2005年数据出自香港政府统计处《香港统计数字一览》, 2007年2月。香港经济增长率数据来源于香港政府统计处
鉴于数据易得性, 仍以中国内地为例进行检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全国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逐渐增大, 尤其是在2003年以后, 逐渐逼近20% (见表3) , 这一比例体现了房地产业确实已经成为我国“投资支柱产业”的地位,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房地产投资的依赖程度正在逐渐加深。从理论上推断, 如果房地产投资对国民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推动效应, 那么, 房地产投资比重应当与宏观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利用表3提供的1986—2008年的统计数据, 可以计算出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和宏观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177011, 远未达到临界值 (约为0.3598) , 说明两者之间几乎没有相关性, 即房地产投资比重的提高并没有显著推动宏观经济的增长。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因房地产投资比例过大、增长过快挤出了用于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投资, 实体经济的增长受到抑制, 因而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个结果也间接地说明, 中国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协调性仍然不够。
数据来源:1978—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7》;1986—2006年数据来源于牛凤瑞等的《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NO.2—NO.4》;2007年、2008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978—2006年房地产业产出比重 (即房地产业增加值除以国内生产总值) 数据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到;2007年数据系根据中经专网提供的房地产业增加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提供的GDP数据计算得到
计算全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为0.707367, 正相关性显著 (当第二自由度为20时, 在α=0.001的水平上, 相关系数临界值为0.6524) 。这个结论则表明, 房地产投资增长的确与宏观经济增长率具有高度正相关性, 即房地产投资增长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但必须明确, 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能完全归功于房地产业一个产业。因为, 如前文所述, 衡量一个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的理想指标应当是该产业的增加值占经济总量 (GDP) 的比重。然而, 与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相比, 房地产业的产出贡献率目前仍然较小, 大多数年份房地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没有超过5% (参考表2) 。
数据来源:1986—2006年经济增长率、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和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数据来源于牛凤瑞等《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NO.2—NO.4》;2007年、2008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综上可见, 房地产投资增长确实有助于宏观经济增长, 但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过大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种贡献。如果房地产投资规模超过宏观经济增长所要求的最优规模, 则是房地产业不健康发展的重要表现, 理应引起政府部门高度关注。
3. 财政收入角度:房地产业相关财政收入与财政总收入关系是否协调
财政收入应根据各个产业对国民收入的实际贡献来分配。如果政府课取自某一个产业的财政收入过多, 反映出财政收入对这个产业的依赖程度过高, 便很容易采取不当的手段干预这个市场, 进而影响整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因此,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政收入过分依赖房地产财政收入, 政府就应当高度关注其房地产业是否开始步入不健康发展的轨道。
数据来源:1998/1999—2004/2005财政年度的土地交易收入数据来源于香港政府统计处《香港年报》1999—2005;其他年度数据转引自冯邦彦《香港地产业百年》, 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
此处仅以香港为例进行简要说明。有关研究表明,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制造业的快速衰退和房地产业的急速发展导致香港经济开始进入房地产业主导的时代, 房地产相关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快速提高则是房地产业成为香港支柱产业的重要标志之一。根据表4提供的统计数据, 1971/1972财政年度以来, 香港政府从土地交易中取得的收入平均占到财政总收入的11.53%, 最高年度 (1980/1981财政年度) 曾经一度达到35.6%。即使不考虑涉及房地产业的有关租税收入, 由房地产开发所引起的土地财政收入已经构成了香港地区长期以来的财政支柱。如果再加上房地产业相关的租税收入 (参考表5) , 房地产业无疑早已成为香港政府的财政支柱产业, 并且年度数据反映出香港政府对房地产业财政的依赖程度呈逐渐加深之势。
数据来源:财政收入数据来源于香港政府库务局《香港统计年刊》 (2001—2006年) , 比例数据系作者计算得到
从逻辑上看, 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业税收收入过度依赖便会激励政府部门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房地产业财政支柱产业的地位, 通过不适当地干预房地产市场、特别是土地市场以维持房地产业的持续繁荣。这种不当干预不仅扭曲了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 也损害了产业之间的正常竞争秩序, 破坏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实践证明, 香港房地产业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财政支柱产业, 是与其制造业迅速衰退并退出支柱产业序列以及香港整体经济的持续低迷相伴生的, 以房地产业为财政支柱产业事实上已经拖累了香港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这是香港房地产业不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
三、结论
如果一个地区房地产业产出比重提高没有同步推动地区经济的增长、房地产投资比重增加没有显著推动地区经济增长以及房地产业相关财政收入占政府财政收入比重过高 (财政依赖程度过高) , 则说明该地区房地产业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协调性较差, 预示着其房地产业发展是不健康的, 应当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
参考文献
[1].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判断市场泡沫的有效标准是什么 篇8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日元持续不断的升值，日本经济形成了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为主的资产泡沫。在最疯狂的时候，东京银座一个地方的房地产值基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可见泡沫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虽然事后证明日本的这次资产泡沫是一个明显的历史错误，但谁又能否认有多少人在泡沫过程中发家致富呢?
聪明的投资人会感知并利用泡沫，而一般的投资者如果不能理性看待泡沫，就会在泡沫中迷失。
2006年开始，中国股票市场的资产泡沫开始快速膨胀。从一个明显低估的市场开始，中国A股从1000点迅速回升到1300点，当市场还在怀疑中国股市能否走出5年熊市时，市场就直接站到了1500点以上。
人民币持续稳定的升值步伐导致大量资本冲向中国资产，直接带动H股大幅上涨，并引导A股从1500多点上升到2200多点，创出历史新高。
在很多人担忧中国A股是否会太过泡沫化时，中国股市的泡沫化进一步加温，直奔3000点去，并开始带动H股市场的走势。
其实在股市资产上涨之前的两三年时间里，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开始明显上涨，股票市场的上涨反而是补涨。
中国资本市场现在处于一个吹泡泡的阶段，什么能导致泡泡吹得越来越大呢，原因是对盈利的预期和对市场的信心。如果市场的信心受到严厉打击的话，泡泡一定会破灭。
从基本逻辑看，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大幅提高后必然带来本币升值。要么人民币升值，要么资产价格上涨和物价上升，引起本币名义汇率不变但实际升值。两个途径必有其一，任何货币政策都改变不了这种基本的经济学原理。
投资人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本币升值环境下的资产泡沫实质，简单地根据短期市场的涨跌而判断泡沫是不是过头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经济规律就是经济规律，在全球所有本币升值过程中重复上演的资产泡沫现象并不会在中国就有特殊的形式。
我对市场的基本判断是：一、按照现在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和人民币升值的节奏，流动性过剩无法回避；二、在比较有限的投资品种选择下，在现阶段股票是优于房地产的一个投资品种，因为从基本理论讲，房地产的价格粘性比股票大些，股票是流动性更好的资产；三、整个市场高估增加市场调整的可能性和空间，如果股票的价格远远脱离企业基本面，还是有很大的调整可能性和空间的。
有人会想知道到什么时候泡沫化的进程会结束。我看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汇率加速升值，汇率变动到一个合理的水平，本币升值的预期不再，这可以根本性地消除资产泡沫化的原因。但太快的本币升值速度会让中国出口部门难以在短时间适应汇率的变化，受到实质的损坏。政府可能希望平衡汇率升值的速度和幅度，逐步调整和消化升值带来的冲击。本币升值到位的时间点肯定会有的，但肯定不是在现在。
第二个可能是央行破坏性地加息，使利率明显上升，中国经济受到有效紧缩，导致市场流动性过剩的环境不再，但这会直接打击中国经济的发展，实在是下下策。
抑菌圈判断标准 篇9
数字多媒体在使用、编辑、传播等方面比传统传播介质有明显的优势，随着数字多媒体压缩编码和网络数据传输能力的不断提升，互联网已经成为数字版权内容发布的基础平台。版权数字内容以及受到版权保护的计算机程序在使用过程中的易复制和传播的低成本等性质，使得对数字内容和计算机程序的侵权盗版使用现象日益突出。为了防止未经保护的数字文件被拷贝和篡改，很多作品提供商和程序开发者都积极致力于技术措施的研究和开发。希望能够在法律手段以外，通过技术手段达到保护版权的目的。
早期技术措施主要是针对数字光盘的防拷贝技术，比如 CSS(Content Scramble System)和 AACS(Advanced Access Content System)，以及针对相关网络访问系统 CAS(Conditional Access System)。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各种技术措施也在不断升级。在大量技术措施被开发出来并投入到实际应用的同时，很多技术措施的使用也超越了合理的界限，对他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侵害，由此引发了对技术措施滥用问题的研究。
2 技术措施滥用的研究现状
当前国内外立法主要侧重于对技术措施的保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颁发的《世界知识产权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两个国际公约提出缔约各方应当制定相关的法律制止规避版权人采用的有效的技术措施的行为。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将技术措施划分为控制访问与保护版权两种情形，并分别提出了不同保护标准。欧盟委员会《关于协调信息社会版权和相关权利的指令》，将技术措施的保护设定了严格的标准，包括范围的扩大及对合理使用上的限制。我国着作权法规定在未取得出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绕开权利人设定的技术措施为侵权行为，《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也指出故意规避或者破坏着作权人采取的技术措施属侵权行为，《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在规定规避技术措施的行为为侵权行为的同时指出了规避技术措施行为的例外。目前立法实践虽然注意到了对技术措施立法的重要性，但是大多只赋予了权利人权利，对其义务基本未作规定，更没有关于技术措施滥用的立法，在滥用的判断标准上存在缺陷。
关于技术措施滥用的讨论，王迁教授主要从技术措施理论的高度进行研究，对“访问作品权”是否可成成为着作权人的一项新的权力以及如何在数字化时代维持着作权的利益平衡[1]等技术措施立法理论问题的进行思考。杨晖集中于对捆绑销售的技术滥用的研究，指出权利人利用技术措施垄断市场的行为是滥用的表现，应该为立法所禁止[2]。祝建军通过文泰刻绘软件侵权案指出我国技术措施的立法体系比较混乱，应该以立法对技术措施定性，并规定滥用技术措施应该承担的法律后果[3]。袁真富将技术措施滥用的危害分为对公共秩序的威胁、对公平竞争的扭曲、对公有领域的吞占、对合理使用的限制、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对个人隐私的侵扰六个方面[4] 。
如何判断七个月宝宝喝奶量标准 篇10
这个阶段的宝宝奶量600-800毫升左右，因为宝宝到了7-9个月时，除坚持母乳或牛乳等代乳品喂养外，可给孩子吃些烂面条、杂粮煮的烂粥，也可吃些烤馒头片、饼干，以促进牙齿生长，锻炼咀嚼能力，同时还要注意补充富含铁的食物。所以把减少辅食作为增加奶量是不科学的，对孩子的成长发育不利。
如何判断七个月宝宝喝奶量标准，其实方法很简单，下面可以参考：
第一、看宝宝嘘嘘的次数
单纯依靠母乳喂养，婴儿的24小时小便次数达6次以上，是奶量充足、婴儿吃饱的一种表现。如果每天24小时的小便次数不足5次，就说明奶量不足，婴儿没有吃饱。
第二、看宝宝粑粑的形状
母乳喂养的婴儿大便的形状是黄油油的软便，每天大便2-4次，这表明奶量充足，婴儿吃饱了。如果母乳喂养的婴儿大便量少，并呈绿色泡沫便，这说明母亲的奶量不足，宝宝没有吃饱。
第三、看宝宝的体重判断
婴儿体重的变化状况，往往能表明宝宝是吃饱了还是饥饿。大于6个月的婴儿平均每月体重增加500克。如果婴儿的体重增加达不到上述标准，而且相差较大，在排除了疾病之后，多说明奶量不足，婴儿吃不饱。
抑菌圈判断标准 篇11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软件技术的工程化和产业化，计算机程序的可专利性问题不断引发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的探讨和争论。后来互联网的出现和快速普及，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问题使得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问题继续升温。新近发生在美国的Bilski案更是将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问题再次推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案头。笔者首先剖析美国是如何处理方法可专利性判断问题，接着分析中国专利法的立法与实践，然后比较中美在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问题方面存在的差异，希望能够得到些许有益的启发。 一、方法可专利性概述 （一）可专利主题范围 美国专利法第101节规定了可专利主题的范围，即： 只要符合本法规定的条件和要求，任何人都可以就其发明或发现的任何新的且实用的方法、机器、制造品或者合成物及其任何新的且实用的改进获得专利权。 根据第101节的规定，共有四类发明或者发现可以获得专利法的保护，即可专利主题可以分为方法、机器、制造品和合成物。美国国会在立法时运用“任何”一词来修饰方法、机器、制造品和合成物这些术语，由此可以得知专利法规定的可专利主题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美国专利法第101节规定了可专利主题的类别，并且范围相当广泛，仅从字面上看不出任何限制。但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往的判例，符合第101节规定的可专利主题有三个具体的例外，即自然规律（laws of nature）、自然现象（physical phenomena）和抽象思想（abstract ideas）不属于可专利主题。自然规律、自然现象和抽象思想是人类知识的源泉，当然属于全人类所有，不能被任何人所独占。这三种例外虽然从法律文本中不能直接看出来，但是这些例外限制却是符合第101节规定的“新颖且实用”要求的。 美国专利法第101节规定的可专利性要求只是获得专利保护的门槛性标准。根据该法的规定，一项发明欲获得专利法的保护，不仅要满足“方法、机器、制造品和合成物”的类别要求，还必须具备新颖性和非显而易见性，并且还必须充分描述发明的具体内容。 （二）专利法上的 “方法” “方法”一词的含义相当广泛和不确定。1793年的美国专利法当时使用“art” 来表示“方法”。美国国会在1952年制定现行专利时将原先的“art”替换成现在的“process”用来表示“方法”。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可专利方法的范围，因为就专利法而言，“process”就是“art”。 美国现行专利法第101节规定了方法、机器、制造品和合成物四类可专利主题，但专利法本身却仅对“方法”进行了定义和说明，由此可见美国国会在1952年制定现行专利时就已经预料到“方法”一词可能会引起认识上的分歧，因此就“方法”进行专门定义。美国专利法第100节（b）规定，“方法”（process）一词系指方法（process）、技艺（art）或制法（method），并包括对已知的方法、机器、制造品、合成物或材料的新的利用。 对于法律用语的解释，除非另有定义，否则应当按照它们日常的（ordinary）、当代的（contemporary）和普通的（common）含义进行解释。根据法律解释常用的文理解释规则，对于含义模糊的术语，可以通过分析其邻近词语而获得精确含义，但是“如果法律本身已经包含明确定义的，我们应当遵循此定义”。由于美国专利法第100节（b）已经对“方法”进行了明确定义，因此文理解释规则不适用对“方法”的解释，即“方法”的解释不能参照第101节规定的机器、制造品、合成物等其他类别的可专利主题。专利审查实践和司法审判实践应当严格遵循专利法第100节（b）对“方法” 的明确规定，不能在相关词语的日常、当代和普通含义之外去解释“方法”，更不能设定条件去限制或排除“方法”日常、当代的和普通的含义。就日常含义而言，“方法”是指“一种程序，或者产生某一确定结果的一系列行为、动作或操作”，或“为获得特定结果而采取的一系列行为或步骤”。 另外，将方法按照某些标准进行分类，然后再将某些类别的方法直接排除在可专利主题范围之外，对于这种做法，美国国会在立法时未曾考虑，并且这种做法也违背专利法的目的。 二、美国的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 （一）工业时代的判断标准 在1876年的Cochrane诉Deener案中,法院将“方法”解释为“作用在行为对象上的一个行为或一系列行为，目的就是要改变行为对象的状态或者将行为对象转化成其他不同的事物”。因此“能否改变行为对象的状态或者将行为对象转化成其他不同的事物”成为判断某一方法是否具有可专利性的标准。这就是方法的“机器-转化”可专利性判断标准。 “机器-转化”判断标准实际分为两个部分。申请人要想证明其权利要求符合美国专利法第101节的规定，他就应当要么证明其权利要求必须与特定的机器设备相结合，要么证明其权利要求能够完成物品的特定转化。特定机器的运用或物品的特定转化必须对权利要求的范围构成实质意义上的限制，即对申请保护的方法来说，特定机器的运用或者物品的特定转化应当是必不可少的，而不能是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 “机器-转化”判断标准发端于工业革命时代，机械工业和化工工业是当时的主要产业，相关发明也主要集中在机械工程领域和化学工程领域，因此绝大多数的发明是符合“机器-转化”可专利性判断标准的。 （二）信息时代的判断标准 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别是计算机、软件以及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出现，包括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在内的整个专利制度都面临巨大挑战。在信息时代，不满足“机器-转化”可专利性判断标准的某些方法不应当永远拒之于专利保护的大门之外，司法实践也开始从一概将专利权拒绝授予那些不满足“机器-转化”判断标准的方法，逐渐转变为有条件地将专利权授予某些不满足“机器-转化”判断标准的方法。 1.信息时代的早期尝试 发生在1972年的Gottschalk诉Benson案可谓是信息时代有关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的里程碑。该案涉及数学算法（algorithm）本身是否具有可专利性的判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数学算法是抽象思想，抽象思想是不具有可专利性的。1978年的Parker诉Flook案则体现了可以有条件地将专利权授予某些不满足“机器-转化”判断标准的方法。该案涉及在催化转化过程中更新报警限制条件的方法是否具有可专利性的判断。虽然在该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后没有就要求保护的方法授予专利权，但并不是因为该方法包含数学算法，而是因为包括数学算法在内的整个权利要求都属于现有技术，因此不能授予专利权。后来美国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总结Freeman案、Walter案和Abele案形成了当时的“Freeman-Walter-Abele”判断标准。该判断标准包括两个判断步骤，首先要判断权利要求所引用的“算法”是否属于Benson案意义上的算法，其次要判断该算法是否以某种方式作用于某些物理对象（physical elements）或者是否运用物理方法的步骤（physical process steps）。 在信息时代到来后，法院一方面要试图继续适用工业时代形成的“机器-转化”判断标准，另一方面又要试图将信息时代新出现的那些不满足“机器-转化”判断标准的某些方法纳入可专利主题的范围。“Freeman-Walter-Abele”判断标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并且也充分体现了司法实践为适应新技术时代所做的努力。但是“Freeman-Walter-Abele”判断标准将权利要求进行拆解后单独分析算法的可专利性，这种做法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Flook案以及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State Street案和AT&T案中确立的“整体分析权利要求”可专利性规则不符。因此，后来法院已经不再适用“Freeman-Walter-Abele”判断标准。 2. 信息时代的再次努力 面对信息浪潮的不断冲击，美国法院继续努力探求方法可专利判断标准，并形成“实用、具体和有形结果”（the useful, concrete, and tangible result test）判断标准。该判断标准最早形成于Alappat案，并被State Street案和AT&T案引用。在Alappat案中，法院认为申请保护的权利要求“不是一个拆分的、可视为抽象思想的数学概念，而是一个能够产生实用、具体和有形结果的机器”，因此属于可专利主题。这就是方法可专利性的“实用、具体和有形结果”（the useful, concrete, and tangible result test）判断标准。在State Street案中，法院认为申请保护的权利要求“借助机器，通过一系列数学计算，将代表具体美元金额的数据转化成最终的股票价格，由于这种转化产生了一个实用、具体和有形的结果，因此属于可专利的发明。”在AT&T案中，法院认为“申请保护的方法运用布尔算法原理（the Boolean principle）产生了一个实用、具体和有形的结果，并且没有先行占尽该数学算法的其他用途，因此从表面上看该方法落入专利法第101节规定的范围”。 由此可以看出，数学算法本身只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抽象思想，除非这些算法应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否则都不属于可专利主题范围。如果一种方法需要与特定机器设备相结合，或者能够改变特定物品的状态或将特定物品转化成不同事物，该方法通常来说会产生一个实用、具体和有形的结果。在专利审查和司法审判实践中，产生“实用、具体和有的结果”在很多情况下对判断某一方法是基本原理，还是基本原理的实际应用能够提供非常有用的参考依据，但是该标准尚不足以用来直接判断申请保护的权利要求是否属于美国专利法第101节规定的可专利主题。因此“实用、具体和有形结果”判断标准只是“机器-转化”判断标准的辅助参考，而不能代替“机器-转化”标准成为判断方法可专利性的标准。 （三）面向未来的开放标准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Bilski案的判决书中，结合先前判例阐述了方法可专利性的判断标准问题。首先，最高法院评价了“机器-转化”标准在判断方法可专利性方面的地位和作用。最高法院承认历史上的确曾将“机器-转化”标准作为判断某一方法是否具有可专利性的标准，但同时指出，后来的判例已经表明“机器-转化”标准并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为此，最高法院还重申了Benson案和Flook案对“机器-转化”判断标准的看法。最高法院认为，在Benson案中最高法院只是把“能够完成物品状态的转化”当做判断方法可专利性的重要参考（clue），并明确反对“不满足机器-转化条件的方法不授予专利权”的做法；在Flook案中最高法院则明确表示，即使某一方法不满足“机器-转化”判断标准，但仍然可以授予专利权。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以往判例足以表明 “机器-转化”标准只是判断某一方法是否属于美国专利法第101节规定的可专利主题范围的有用且重要的参考和调查手段，但是“机器-转化”标准绝对不是判断一项发明是否是可专利方法的唯一判断标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后再次指出，对专利法设定限制条件的做法，与专利法文本是不相符的，是不可取的做法，并指出对于“如何界定可专利方法的范围，只能依据专利法第100节（b）有关方法的定义和参考Benson案、Flook案和Diehr案给出的指导性意见”。在具体案件中，法院在对某一方法的可专利性进行具体判断时，当然可以参考“机器-转化”判断标准、“实用、具体和有形结果”判断标准，并且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符合专利法目的和不违背专利法文本规定的情况下还可以提出其他限制性标准。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美国专利法的司法实践来说，目前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问题成为开放的，并且“在符合专利法目的和不违背专利法文本规定的情况下将继续不断地发展”。 三、中国的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 中国现行专利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发明创造是指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根据上述规定，能够在中国获得专利权的方法必须是技术方案。由此可见，中国专利法判断方法可专利性的标准显然是技术性标准（technological arts test）。 中国现行专利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科学发现、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即不属于可专利主题。其中科学发现是指对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物质、现象、变化过程及其特性和规律的揭示。其中的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是指导人们进行思维、表述、判断和记忆的规则和方法。 在中国，对于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必须满足现行专利法第二条规定的技术性标准才可以成为专利保护的客体，即相关发明必须是技术方案，解决的问题必须是技术问题，采用的手段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并且由此获得符合自然规律的技术效果。例如为了处理外部技术数据的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和为了改善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的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等都是可专利的发明。如果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仅仅涉及一种算法或数学计算规则，或者计算机程序本身或者仅仅记录在光盘、磁盘等载体上的计算机程序，那么此类发明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 四、中美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之比较 根据前述中国专利法的规定，中国专利法关于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采取的是技术性标准（technological arts test），因此能够在中国获得专利权的方法必须是技术方案。由此可知，诸如商业方法等非技术性的方法确定无疑地直接被排除在可专利主题范围之外。根据前文对美国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的分析，将方法按照某些标准进行分类，然后再将某些类别的方法直接排除在可专利主题范围之外，这种做法在美国已经被司法实践认为是不妥当的。中国将非技术性的方法直接排除在可专利主题范围之外，这种做法与美国的现实做法截然不同。 中国现行专利法第二十五条将“科学发现”排除在可专利主题范围之外，这与美国专利法判例中确定的自然规律、自然现象和抽象思想不属于可专利主题的旨趣大体相同。但是中国现行专利法第二十五条将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也直接排除在可专利主题范围之外，却是因为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没有采用技术手段或利用自然规律，也未解决技术问题和产生技术效果，因而不构成技术方案。由此可见，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在中国不属于可专利主题范围，是因为它们不满足中国现行专利法第二条规定的技术性标准。这与前述美国专利法的立法规定及司法实践则大异其趣。 如前所述，对于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必须满足技术性标准才可以成为中国专利法的可专利主题。如果涉及计算机程序的发明仅仅涉及一种算法或数学计算规则，或者计算机程序本身，那么此类发明不属于可专利主题范围。根据前文论述，仅仅涉及一种算法或数学计算规则的发明在美国被视为抽象思想，因此被排除在可专利主题范围之外，但对计算机程序本身则并没有直接排除在可专利主题范围之外。中国将计算机程序本身直接排除在可专利主题范围之外，这种做法似乎与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Bilski案的做法不谋而合，即对计算机程序而言，“机器-转化”标准是判断某一方法是否落入可专利主题范围的唯一判断标准。 五、结论 通过对美国司法实践的梳理，我们没有获得美国专利审判中采取的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这是因为美国专利审判的司法实践根据经济、技术发展的现实情况与时俱进地发展着方法可专利性的判断标准。而中国至今却仍然在坚持着美国在工业时代的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通过上述中美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的比较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也许有人说，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不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不同。但需要特别指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和快速普及，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进入了信息时代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还面临着继续完成工业化的艰巨任务。我们既然已经身不由己地进入信息时代，那么我们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应当同时要努力适应信息时代发展的现实要求，这当然包括方法可专利性判断标准的适当调整。
申请人要想证明其权利要求符合美国专利法第101节的规定，他就应当要么证明其权利要求必须与特定的机器设备相结合，要么证明其权利要求能够完成物品的特定转化。
数学算法本身只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抽象思想，除非这些算法应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否则都不属于可专利主题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