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实践成果报告范文

农村社会实践成果报告范文（共7篇）

农村社会实践成果报告范文 篇1

三官村村民自治问题调查报告

电子信息学院暑期社会实践课题组

6月29日，我校电子信息分院大学生实践“三个代表”小分队一行10人在 老师的带领下，结合“三个代表”指导思想,前往安吉市地铺镇三官村针对当地村民自治问题展开调查，现将课题组对三官村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议、民主监督四方面情况的调查总结如下：

一、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的基础问题，关键要克服瓶颈制约，找准平衡基点，整体推进。

村委会民主选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诸如选举的理念、选举的功能、选举的技术、选举的程序等构成了一系列民主选举中的理论和实践网络。据三官村村委会领导介绍，三官村村委会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经“海选”产生候选人，然后进一步选举出村委会领导班子成员。但是，调查问卷显示，村民虽然都对民主选举这一举措表示赞成和肯定，但村民的法律意识普遍较差，民主选举的主动性和优越性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在调查过程中，该村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主选举中的瓶颈制约：

（1）法律规定的前瞻性与文化传统的滞后性矛盾。一般说来，法律规定总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与客观现实需求相适应。我国的村级民主选举，本身是一种法治民主的助推剂，它既是对广大农民的培训，也是对整个社会的培训。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带有一定超前性的民主选举制度，推动着我国社会的民主进程。然而，这种推动作用是个渐进过程。一方面，在我国，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客观形势亟需法治民主的深化；另一方面农民的民主参与意识的滞后性有着较深的传统文化根基。反映在村委直选中，不少选民对村委班子成员的选择并非出于他们的主动，而往往是被“塑造”出来的。对候选人要素重要性的认识远远低于对利益分配的关注或者政治象征背景的联系和与自己的亲疏远近。《村委会选举办法》规定的三种投票形式，流动票箱投票仅作为一种辅助形式，应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在具体实施中，大多数村没条件进行大会集中投票，而不少村民又不想去固定的投票场、投票站投票，有的地方甚至还出现“卖票”现象。因而，村级民主选举的规定与选民本身的需求明显地相背离，选举中投票率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反映选民民主意识的强弱。

（2）法律规定的有限性与实际操作的复杂性矛盾。我国农村的民主法治化进程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各种社会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具有不确定性，这一环境下形成的民主选举制度还是初步的，它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因此，《村委会组织法》对民主选举的条文规定不可能顾及全面。虽然地方法规的《选举办法》能给一定配套，但也有不少局限性。在法律法规与实施细则，原则规定与具体措施之间的空隙较大，有的规定过于原则，不便操作；有的虽有行为模式，但没有法律后果；有的内涵模糊，不好统一理解等。这里仅列举几点，以见一斑：一是村委会成员候选人标准难把握。《村委会组织法》十二条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村委会选举办法》第十三条对候选人的推选条件作了细化。如果选举委员会资格审定时，认为虽有被选举权但不符合推选条件的人被海推为候选人后，他可否被确定为正式候选人就比较难把握，尤其是在选举委员会与选民有较大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二是选举中的“拉票”现象难处理。拉票行为，既有正常、合理的行为，也有不合理，甚至带有“贿选”等痕迹的行为，同时又会有两者兼之的。如何界定它们之间的区别加以妥善处理，法律依据不足就带来了选举中的杂音。三是选举结果的有效性难认定。在一些细小环节上难免出现偏差或不妥，有的可以即时得到纠正，有的却事后难以操作，一旦选举结果产生后，如何认定其有效性就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2、民主选举中的平衡基点：

村民直选法律运行的整体功能的有效发挥，关键在于其在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中求得自身内部结构的相互协调。因而，在实际中应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1）需求与可能。任何社会关系都需要相应的社会规范加以调整，以维护正常秩序。村委直选的有序性也必须根据农村的客观需要，在“收支”平衡的运行中加以实现。一方面，村委直选具有通过一定法律规范实现广泛的利益需要。另一方面，乡村客观现实应具有支付法律运行成本的能力。因此，在规范民主选举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农村社会需求的各个要素对法律规定的制约作用及相互关系。有时候，就当地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而言，具有规范某个法律行为的需要，但不一定具备其相应的成本支付能力。

（2）效益与成本。在社会支付能力相对不变的情况下，法律的运行成本越低，那幺它的效率越高。村级民主选举的法律效益，应以最低的运行成本来获取最佳的选举目的。使一大批素质较好、群众信赖的农民走上村委会工作岗位，是民主选举最直接的目的，从而来辐射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以实现长远的整体效益。在村级民主选举的法律运行中，如何求得成本与效益的相对平衡，有不少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

（3）周密与简便。于法周密和于法简便相结合的原则，是农村民主选举中法律运行的内在要求。村级民主选举的整个过程必须一环扣一环，法定的程序不能变，规定的步骤不能少，不能怕麻烦，图省事，更不能走过场。但是受农村客观环境和村民文化心理素质的影响，从选举实践看，能达到同一选举目标，村民更乐于接受简单易行的选举方法。在有些地方推行的无候选人直选，之所以受到农村群众的欢迎，并且取得成功，组织严密、形式简便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3、整体推进——民主选举中的对策措施：

（1）在引导与磨合中，强化村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增强村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是农村民主自治的软环境。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这种理念与思想，再好的民主选举的法律规定也会走样变形。不断丰富的村级民主选举实践，是营造民主法治环境的大课堂。对于广大村民来说，只有他们认识到自己由权力的对象不同村里不同的条件所决定。

对于实行民主管理，首先要坚持和完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制度。通常人口少且居住集中的村采用村民会议，而人口多且居住分散的村采用村民代表会议。明确规定村民代表会议的人员组成及其条件、职责、权利制定议事内容和议事规则，确定活动方式，活动程序和活动时间，并按规定严格执行。其次，要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本地实际，明确规定民主议事的内容，凡属村务管理的重大事项以及农民关注的

热点、难点问题的处理，都应先召集党员大会讨论，再分别提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按大多数人的意见实行民主决策，坚决纠正不顾群众意愿而由几个干部自行其是的做法。要实行民主管理，还要切实加强群众对村干部的民主监督。

调查中发现，三官村在自治方面做得比较好。一走进他们村委会的办公室，就能看到整整齐齐挂在墙上的各

种规章制度，就如治保调节委员会成员，治调干部规定，治保调节信息员职责、帮教小组及其职责、护村队及其职责、禁毒禁堵宣传小组及其职责等等。从这上面来看，确实三官村的自治制度是比较完善的，而且操作起来还是比较规范。村里的负责人对我们介绍了他们平常的工作方式，方法。三官村是一个很大的村，总共有600多户，共2800多人，整个村的座落是比较狭长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要召开村民大会是很不容易实现的，因此村里决定什么大事情就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来参考。三官村总共分成16个小分队，每一个小分队的队长要管理人员几十致上百人不等。队长是从他们队下由村民推选上来的，这点做得很民主。村里决定或是传达事情就是通过村长，书记等向队长们来共同探讨，具体的再由队长去负责实施他们队里的细节工作。在三官村村委会的外面有一个醒目的村务公开栏，上面详细具体的把村里的各项计划以及许多村里的开支，收入公布在上面。

为使我们的调查更加完整，我们用问卷的方式从村民口中了解一些情况。通过这个问卷，增加了村领导所采取的一系列做法的真实可信程度，同时也从村民的看法中发现一些存在的问题。调查的一些数据如下：（1）有42.1%的村民说没有开过全体村民大会，有36.8%村民不清楚这点,其它的说开过一两次。（2）有58.8%的村民认为开会的内容是传达中央文件，讨论村内大事，有35.3%的村民认为开会无实质的内容，走形式。（3）有76.2%的村民不知道中央要求实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政策，只有23.8%的村民知道这一点。（4）85.7%的村民认为没有乱收费的现象，只有14.3%的认为有乱收费。（5）农民遇到不合理的负担项目，有50%的人士向上级领导，部门反应，有38.9%随大流，有11.1%选择了拒收，几乎没有人知道会向法院起诉。（6）村民比较愿意统一搞，占了44.4%,另外还有33.3％愿意干部群众干部带头，农民志愿，有22.%的是乡村起头，农民志愿。实际上的时候有一些看法与这个基本相近。

从以上的这些数据可以表明，农民对村里的村务公开等等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甚至还有些人不知道。以后应该是农民们对这些事情多了解了，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总体上村民对本届的村委会还是挺满意的，唯一不足指出，要多对本村，以及中央及地方的文件精神进行宣传，使村民更加的了解其内容，从而可以更好的进行村民自治，取得更好的效果。

三、民主决策在村民自治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实行民主决策，是民主集中制在党委决策上的本质体现；加强民主决策，是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这个重大课题中应有之义，只有提高党委民主集中制的质量，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促进各项工作的落实和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我国有八亿农民，实现村民自治是农民当家作主的一种体现，而民主决策在村民自治体系中起着关键作用。首先，决策关系重大，决策失误带来的损失最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影响决策的因素更为复杂，民主决策可以将决策失误的风险降到最低点。民主决策对农业更具特殊意义，农产品的生产周期长，往往是一着不慎，几年难翻。其二，决策是群众关注的热点。需要民主决策的事，一般是比较重大的问题，不可能把一些琐事拿来“民主”一番。既然是比较重大的问题，没有群众民主参与，村民自治就失去重心。其三，民主决策影响其它三个民主。决策是否民主，是对民主选举质量高低的检验，所选的村委会成员素质高，决策一般会民主，反之，民主决策就会走形；民主决策是民主管理的先决条件，民主决策才能使决策科学，而科学的决策是有效管理的前提；民主决策是民主监督的重点，如前所述，民主决策对重要事项的决策，当然就是民主监督的重点了。

在这次社会实践活动中，我们对安吉县三官村随机抽选的60位村民做了问卷调查。对“民主决策”所问的5个问题中：

（1）知道本村开展过村庄规划的占53%，其余对此不了解；而对村镇规划75%的村民表示满意，19%村民不满意，其余的则表示无所谓。

（2）对于村里的重大决策应该如何做出？有39%和35%的村民认为应该有村里的领导决定或由全体村民讨论后由领导人决定：另有17%和9%的村民认为应由村民代表或全体村民决定。

（3）在74%的村民眼中在乡村工作的干部是最有影响力的，其余则认为有能力在外面的人。

（4）48%的村民觉得自己在村里的地位一般；38%的村民认为没有地位；另有14%的认为有一定的地位。

（5）50%的村民偶尔被邀请参加村里的重大问题决策；14%被经常邀请；有36%的村民从未被邀请。

应当指出，农村的村务决策均已在一定程度的民主基础上运作，但离有关法律制度规定的民主决策的要求和原则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村民群众对重大村务决策的直接参与远未达到法律和制度规定的要求

首先，按有关法律和制度规定，村民群众拥有自主决定本村重大事务的权利。以上数据表明，并非所有重大村务都由村民群众直接参与决策。在村级事务决策的实际运作过程中，重大村务事实可被区分为二类，并分别采取不同的决策方式。一类为重要村决策，主要由村社区领导集团集体决策。另一类是特大村务决策，分别以不同的方式、一定程度地吸纳了村民群众直接参与议决过程。但是，这种参与的机会不多，而且对决策的实际影响程度非常有限。其次，根据国家制度规定，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是村民直接参与本村重大村务民主决策的主要形式。但在村务决策实际运作过程中，无论是村民会议，还是村民代表会议，均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力。村民会议特别是议决重大村级事务的决策性全体村民会议，因各种不同的原因基本不召开，当遇到与全体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特别重大、复杂的村级事务，往往通过召集村两委会和村民小组长、自然村长联席会议，或村两委会和党员联席会议，有时也召集村干部和村民小组长、全体党员联席会议进行决策。、村领导集团决策村务对民主决策制度原则有一定的偏离

从村领导集团决策的形成和倾向看，未能充分反映村民群众的意愿。按照有关制度规定，村领导集团应在广泛吸纳村民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进行决策。从村领导集团决策的实际状况看，首先应当肯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决策确实是以村民群众的意愿为基础的。然而，从决策形成和决策倾向的角度进行分析，村领导集团的决策是各种机构、组织、群体或个人交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其所作的每一项决策总是代表着一定的利益倾向。不可否认，现实中相当部分的重要决策并不一定反映和代表多数村民群众的意愿和利益。

村级民主决策是村民自治的首要环节，但是，正是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村级事务决策的实际运作总是在具体的村治环境中进行的。受环境因素影响，村级事务决策的实际运作难免发生对民主决策制度安排的偏离。在现阶段，中国农村的村级民主决策，多数表现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特点。村级事务的决策权实际上主要掌握在少数人，特别是村第一把手（一般为书记）手里，与民主决策的制度要求尚有一定的距离。这种决策机制或许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但有可能因决策权过于集中而容易出现决策的重大失误、决策脱离群众。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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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 我校从2010年12月起, 选择“农村高中和谐德育管理体系研究”作为课题, 目的是从本校已有的实践和对未来的展望出发。在小背景 (农村) 、小时段 (初高中学段) 、小空间 (学校内) 内进行操作层面和局部领域的探索和研究——在难以取得社区和家长的配合下, 尽力挖掘本校德育潜力, 推行精细化管理, 以审美化的要求调控德育诸要素, 分类别、分层次、分阶段开展德育工作, 形成一个环环相扣、协调相应的有机整体, 将学校变成一个积极的组织系统, 引领师生主动、全面、可持续地发展。

一、主要研究成果

本课题由重庆市教育学会立项, 经我校课题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 在历时三年时间里, 我们边计划, 边研究, 边反思, 边修改, 以理论指导实践, 又在实践中摸索规律, 主要获得了以下研究成果。

(一) 明确三级德育目标, 回答了“管什么”的问题

课题组通过对中外德育文献的认真研究, 对比分析了不同时代、不同流派对德育目标的认识, 提出了学校的三级德育目标, 个体发展目标是“做个好人——已所不欲, 勿施于人;做个达人——有一门通透的学科、有一样娴熟的才艺、有一项擅长的运动, 做个完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美丽的人、一个睿智的人、一个勤劳的人”。班级发展目标是“壮底气、树正气、讲和气”。学校德育目标是“绿色校园、人文校园、平安校园”。这样, 学校领导、教师、学生的努力各有侧重, 各有分工, 指向性明确。学校德育不再象过去那样“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按下葫芦, 浮起瓢”盲目被动地开展工作。而且这种目标与学校实际、与学生自身紧密关联, 不再高、大、空, 易记、易查、易于自我操控, 保证了德育要求的一贯连续性。

(二) 完善校内德育管理机制, 回答了“谁来管”的问题

农村中学不比大城市, 很多孩子父母都不在家, 社区德育力量极其薄弱, 要想提高德育实效, 只能挖掘校内德育潜力。课题组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逐步摸索形成了一套矩阵式德育管理机制:纵向系统上, 校长主抓“平安校园、绿色校园、人文校园”建设和领导班子建设, 学校中层领导主抓校本德育课程的实施及班主任队伍建设, 班主任主抓班集体建设和个别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学生主抓班务竞标及量化考核。在横向方面, 蹲点领导主抓任课教师的帮教工作, 值周领导、生活指导教师、学生会、文明监督岗主抓日常行为的考核。以此为前提, 学校重新增删、修订了学校德育管理制度, 编写了《德育制度汇编》, 供领导使用, 编写了《班主任工作手册》, 供班主任使用, 编写了《学生手册》, 供新生使用。力争使全体师生拧成一股绳, 相互协作, 主动配合, 形成一个“齐抓共管, 人人帮教”的和谐育人环境。

(三) 改造校园环境, 开展德育技能培训——回答了“如何管”的问题

校园环境是无声的老师, 是师生们的“家”, 绝大多数人都要在这里生活三年以上。家要宜居——不能危害人的健康, 不能危害到人身与财产的安全, 家要利居——使人生活方便, 更要乐居——赏心悦目的景观可以使人心旷神怡, 奋发图强的气氛可以催人奋进。为了师生乐居, 促进师生自我发展, 学校领导必须对校园进行有意识的改造。一是尽量恢复自然景观, 使校园内三季有花、四季常青。二是进行人文改造, 让每一面墙壁都会说话、每一棵花草 (木) 都能含情, 每一个角落都能育人。三要创造和谐宽松的心理环境, 正如美国作家桃乐斯诺特所说:孩子在充满批评的环境下成长, 便学会吹毛求疵;孩子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下成长, 便学会争论反抗;孩子在充满恐惧的环境下成长, 便学会忧虑害怕;孩子在充满宽容的环境下成长, 便学会富有耐心;孩子在充满鼓励的环境下成长, 便学会勇敢自信。

(四) 开发一系列德育课程——回答了“什么情况下管”的问题

为了正确处理好诸种教育因素对学生品德形成的相互关系, 课题组在充分吸收道德发展阶段论的部分观点, 相信个体的道德发展须经历“必须”、“弘扬”、“觉醒”三层次的基础上, 参照学生自主发展的“好人、达人、完人”三目标, 以课程的形式和要求来整合、设计学校德育活动, 设置了“必修与考核”、“兴趣与特长”、“积淀与觉醒”三个系列的校本课程。前两“系列”是活动课程, 一为强迫, 一为鼓励, 后一“系列”是文化课程, 但无教师讲授, 全靠学生自己去体验、去领悟, 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齐步走”、“一刀切”的要求和作法, 正确划分了“教师管束”与“学生自我教育之间的界限。

(五) 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回答“管得怎么样”的问题

本课题探索出的德育评价机制实现了道德隐性与行为显性、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过程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三结合, 实现了领导、教师、学生评价意识的根本转变:以班级事务竞标为条件, 将学生个体置于学生“小社会”当中, 帮助学生将道德品质外显为行为活动, 便于学生通过活动来全面检视自己的发展状况, 明确自己今后的努力方向;以各“自管小组”的行为记录为依据, 将学生的日常行为进行精确量化, 利用“社会认同”机制, 促进个体的和谐发展, 同时为定性评价做准备;以班级量化考核为基础, 班级和学校对学生进行定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 并准确评估过去的德育工作成效, 有的放矢地开展今后的德育工作。

(六) 取得了丰厚的物化成果

课题研究暂告一段落之后, 大家整理了各自的德育材料、学习笔记、个案研究报告、科研论文等, 形成了一系列的丰厚的物化成果:⑴高阳中学各处室德育工作手册⑵《高阳中学班主任工作手册》、⑶《高阳中学学生手册》、⑷校本教材《审美常识》⑸校本教材《中学生学习方法汇编》⑹校本教材《修炼一颗强大的内心——我要, 我能》⑺校本教材《塑造一种完美的品格——可信, 可用》⑻校本教材《憧憬一份稳定的职业》⑼《高阳中学“德育方法库”》、⑽《高阳中学学生操行评定手册》、⑾《高阳中学“和谐德育管理体系研究”论文汇编》、⑿《高阳中学“农村中学和谐德育管理体系研究”结题鉴定评审材料》 (含开题报告、中期报告、工作报告、研究报告等) 、⒀专著《关于农村中学和谐德育管理体系的研究和实践》、⒁《高阳中学励志歌曲选辑》光盘及文本⒂《“名家讲座”选辑》光盘、⒃《德育周报》。给学校创造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七) 扩大了社会影响

课题组充分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 服务社会。叶茂林校长撰写的《中小学中层干部的五选、五不选》发表在《今日教育》2010年第1期上、朱耀东副组长撰写的《如何提高学校内设机构的行政执行力》发表在《教学与管理》2010年第5期上, 为全市, 乃至于全国的领导班子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朱耀东副组长撰写的《请为教师种下一棵幸运草》发表在《今日教育》2009年第9期上, 探讨了当下教师的职业倦怠问题, 并就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提出了可行性建议。课题组开发的《班级事务分配及量化考核表》被云阳进修学院的付院长、中山外国语学校教务处的李主任拿到本校大范围推广。2012年2月20日, 课题负责人叶茂林校长应邀在云阳县教育工作年会上介绍了本校的德育校本课程开发、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经验, 为全县学校的特色发展、为云阳打造教育强县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思路、新方法。

二、和谐德育教育深入推进, 促进学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一) 带动了、全校教科研工作深入开展

在三年的研究实践中, 课题组教师通过开展德育实践活动、撰写个人心得体会、撰写课题研究论文等亲身经历, 大大提高了自身的科研能力, 并通过经验介绍、闲谈交流, 提高了其他教师的教育科研水平;以课题组的累累果实和现实榜样, 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教师投入到教育科研的洪流中去。在校内掀起了一个科研热潮。积极探索, 大胆实践,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及时进行研究总结、认真撰写研究论文, 成为了青年教师们的一种自觉行动。学校涌现出了一大批科研型教师, 2009年余晶晶老师的《论青春期教育在农村地区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学科渗透》等28篇论文荣获市县一、二、三等奖、2010年张明清老师的《以后进促先进》等35篇论文荣获市县一、二、三等奖、2011年付林老师的《浅谈高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等37篇论文荣获市县一、二、三等奖、2012年朱耀东老师的《建立校园安全工作规范, 确保育人环境的和谐与稳定》等42篇论文荣获市县一、二、三等奖;2011年学校被评为云阳县教育科研先进集体。

(二) 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在课题研究过程中, 德育处通过举办班主任论坛、班主任基本功大赛、教科室通过集中培训等多种手段, 提高了我校教师的德育工作能力和育人水平。广大教师也主动地学习有关理论, 努力更新教育观念。不少教师已经习惯于把新的教育理念转化为平时生活的语言与思维, 转化为日常工作的常规习惯, 努力夯实自己的基本功, 提升“一专多能”的本领, 积极参与对外交流, 尽情展示个人风采, 经常撰写经验总结, 从而形成了一支素质高、有特长、业务好、敬业爱生、善于研究、勇于探索的师资队伍。吴宇老师2010年在云阳县文明礼仪进课堂赛课活动中获得二等奖;李树林老师在2010年的云阳县中小学班主任基本功大赛中获得三等奖;黄丹老师2010年在云阳县师德演讲比赛中获得优秀奖;李磊老师2011年参加云阳县思想政治教学大赛获县级一等奖;朱耀东老师2011年被评为云阳县教研先进个人;周伟、程杰老师2011年被评为县级优秀班主任;向晓欣、付林2012年被评为云阳县先进教育工作者;于东云老师2012年被评为县级优秀班主任;余志国老师2012年被评为云阳县优秀职业能手。

(三) 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课题实施过程中, 班主任等德育队伍的德育水平不断提升, 各班加强了班级管理, 积极探索民主管理模式, 推进学生的自主管理, 改善了班风学风, 提高了学生人格意识。各处室、各教研组加大了对学生课外活动的指导与训练力度, 老师们在午间和放学后的抓差补缺,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 通过齐抓共管, 互相配合, 培养出了一个具有良好思想品德、身心全面发展的学生团队:遵守社会公德、遵循日常行为规范的习惯, 养成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意识, 提高了;乐于交往、善于合作、勤于实践、勇于创新的氛围, 浓郁了……他们良好的思想品德素质和全面的综合素质, 反映在各级各类的比赛、活动中, 反映在社会各界的公认、赞誉里, 反映在高考成绩里。在2010年的高阳镇红歌大赛中学生队获得第一名。在云阳县第二届运动会上, 学生运动队获14块金牌, 14块银牌, 8块金牌, 并有4名同学被推荐参加重庆市第四届农运会。王丽君同学在云阳县“读经典讲故事”比赛中获二等奖;在2010年付茜茜等5名同学获得重庆市第25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科幻画类第一、二等奖, 陈好等6名同学在2011年的云阳县第26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高阳镇红歌大赛中学生队获得第一名。2011年的高考中我校艺体本科上线28人, 何川同学以全市综合排名第三的成绩被北京体育大学录取;2012年的高考中艺体本科上线61人, 姜春晖同学再次以全市综合排名第三的成绩被北京体育大学录取。

(四) 促进了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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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研究与实践》由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与北京发那科机电有限公司联合主持。本研究致力于探索发挥集团办学优势，促进“行业企业参与办学”有效渗透教学一线，推进区域产教融合发展，提高数控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并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有效辐射。研究成果于2013年被评为江苏省教学成果特等奖。

研究应用平台是江苏·发那科数控职业教育集团。集团是以专业为纽带的职业教育联合体，由40所职业院校、33家企业，1家行业协会组成。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杨湘宁任集团名誉理事长、北京发那科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景喜瑞任集团理事长;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任集团秘书长单位、北京发那科机电有限公司任集团理事长单位。

本研究始于2007年9月，研究得到了教育部职成司的大力支持和全程指导。项目组提出了“专业纽带——品牌中心”集团办学理念，研究探索了集团“集约化”管理模式和“融合式”发展机制，并设计了与之适配的“平台化”运作办法;研究制定了《江蘇·发那科数控职业教育集团办学实施方案》及系列配套方案。方案经过办学实践检验，取得明显实效。

一、主要研究设计与研究实施

（一）探索构建集团“集约化”管理模式

“集约”意喻约束、节俭、高效。项目组提出“整体建构”原则，从“价值观”和“方法论”两个维度，“组织架构”、“制度保障”、“平台构建”三个角度探索管理模式，促进形成集团集约发展长效运行机制。

1.以公益性为原则，架构形成“政校行企”多方联合办学机制。

集团秉承教育公益性原则，在尊重集团成员单位各自独立主体价值的基础上坚持优势互补、共建共享，以“促进教产协同发展，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为共同价值取向，架构形成多方联动育人体系。

2.以制度为主线，着力创建集团共建共享保障机制。

加强顶层设计，研究设计整体行动框架。集团在历时两年的筹建期，经过调研论证，研究制定了集团办学实施方案，并以此为纲领，编制集团发展规划及系列管理办法。在制度保障下，通过“师资员工培训”、“实训基地建设”、“集团年会”等多种工作方式，开辟畅通、稳定的合作渠道，保障集团办学规范有序发展。

3.以平台为载体，有效构建集团长效发展运行机制。

“平台化”运作是一种围绕合作办学需求的对运作模式的整体架构和整合方式。

加强信息化建设，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开发集团网站，构建成员单位之间信息即时交流、资源共享的公共服务平台。

遴选应用中心，建设“工学融合”实训平台。采取政校企多方投资办法，在成员学校中选拔建设培训基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遴选建立“发那科数控系统应用中心”，形成优质资源共享机制。

此外，集团还统筹构建了课程开发平台、师资培养平台等，促进形成集约发展长效运行机制。

（二）探索集团“融合式”发展机制

集团以专业为纽带确立利益协调与共享机制：企业通过四进（进学校、进实训室、进教材、进师资）举措扩大影响、推广技术，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并进行人才储备投资。学校通过引入优质技术资源促进专业与课程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政府通过统筹协调，集合社会优质资源办学，促进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集团建立“融合式”发展机制（如图1所示），落实“企业四进”，促进“行业企业参与办学”渗透到教学一线，实现教学链对接产业链，巩固利益纽带，推进集团化办学可持续发展。

1.专业融合产业——“工学融合”实训平台。

以先进的技术引领专业前瞻发展。集团依托企业技术力量统筹开展行业人才需求预测，学校据此形成专业动态调整策略，做好专业发展规划。政校企多方投资，按照品牌技术标准和品牌教育标准建设“工学融合”实训平台。现已建成FANUC数控系统应用中心4个、培训基地8个。基地建设经过严格科学论证，融合“学、产、研、培、训、赛”功能，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2.课程融合岗位能力——“职业化”课程开发平台。

集团引进企业标准，逐步开发形成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发那科公司牵头组织编写“FANUC数控系统”系列教材，教材适用于学校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及企业员工技能培训，发行后深受欢迎，两年内发行量逾万。

3.师资培训融合职业标准——“FANUC认证”师资培养平台。

开展“FANUC认证工程师培训计划”，建立“双师”培养质量标准。培训由校、企共商制订项目，采取学校与企业按模块分阶段负责培训、学校教师与企业工程师轮流执教的“工学融合”模式。目前培训工作已开展15期，覆盖65所学校。

4.人才培养融合职业标准——“联盟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集团利用自身优势，基于校企深度合作创建了“联盟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做法是：一是订单“渠道广”，集团统筹安排，将成员企业用工计划分配给相应成员学校，促进招工与招生相结合。二是培养“双元制”，组建冠名班，校企协商共同为班级量身定制专业课程教学实施方案，实现人才共育。三是评价“多元化”，将行业企业评价和学校评价有机结合。

典型成功案例：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与苏州宝玛数控设备有限公司合作的宝玛数控国际班等，培育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能专门人才，为企业进一步拓展国际发展空间提供了人才支持。

二、研究成果及其应用

（一）理论成果与顶层设计

1.提出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科学发展的“关键要素论”。

要素包括：“方向”、“模式”和“路径”。方向是指引，坚持教育公益性，引领集团办学健康发展。模式是依托，坚持“集约化”管理，保障集团办学规范发展。路径是方法，坚持“融合式”发展，促进集团办学内涵发展。该理论为项目组开展集团化办学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思路。

2.设计了具有可操作性的集团化办学实施方案。

提出了“专业纽带·品牌中心”集团化办学理念、“集约化”管理模式、“融合式”发展机制，并设计了与之适配的“平台化”运作办法。在此基础上研究制订《江苏·发那科数控职业教育集团办学实施方案》及系列配套方案。破解了集团化办学中普遍存在的缺乏有效管理机制和可持续发展运行机制的难题，促进了集团办学科学发展。

3.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

开展《校企合作职教师资培养模式的研究》《校企合作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研究与实践》《职业学校“教学工场”实习平台建设研究》等相关课题研究19项，结题12项，获得省级优秀课题成果奖5项;发表相关论文50余篇。

（二）实践成果及其应用

1.建设了品牌专业和品牌课程。

专业与课程建设情况如表1所示。

2.培育了优秀“双师”团队。

集团为学校培养“FANUC数控系统认证工程师”67人，为企业培训员工1307人次。培育全国职教名师4人，全国金牌教练48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技师1人，江苏省技术骨干129人。

3.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学生在各级技能大赛中成绩卓著：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数控技术专业竞赛中计获22块金牌，在2012年首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中囊括数控技术项目状元奖。

集团毕业生99%取得中级职业资格，85.2%获得高级职业资格，毕业生就业对口率达85%，用人单位满意率达90%。

两所学校被江苏省政府授予“高技能人才摇篮奖”。2012年成果完成单位代表在“全国中等职业学校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建设高级研修班”上作题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案例分析》讲座，取得良好反响。

4.提升了学校服务经济社会能力。

集团办学促进了国家职业教育标准与行业企业岗位技术标准和用人标准全面对接，引领并带动了区域职教数控教育的发展，为区域制造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和技术支持。

集团校企合作研发基地成为技术创新、推广和促进中心，提升了教师与员工的研发能力，提高了合作效益。校企合作科研团队申获国家专利47项。如联合研发的电加工数控实训生产型教学设备已广泛应用于教学，取得良好成效。

企业的“进校计划”对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FANUC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由2008年的54.4%提高到2013年的59%。

三、成果创新点

（一）树立了“专业纽带·品牌中心”集团化办学理念

“专业纽带”建立办学内联机制。“品牌中心”明确办学价值取向：一是实现优势互补，品牌学校对接品牌企业;二是建立质量标准，教育渗透品牌技术标准，提高育人质量;三是发挥品牌效应，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有效辐射。

（二）提出了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科学发展的“关键要素论”

该理论为实现集团化办学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对策思路。《论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科学发展的关键要素》发表于《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上，并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全文转载。

（三）创建了“联盟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该模式充分发挥了集团办学优势，扩大了“校企行”三方互通的覆盖面，为开展多边交流与合作创造了条件。实践证明，该模式有效促进了行业企业岗位技术标准和用人标准与学校教育标准的对接，推动了专业技能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升级的同步发展。

四、成果示范推广性及社会影响

（一）引领区域职教数控专业教育发展

集团办学引领了成员学校专业品质发展，提高了成员企业生产效益，为区域制造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和技术支持。

2011年集团被江苏省教育厅确定为江苏“国示范”职教集团特色项目协作组组长单位。教育部鲁昕副部长2011年在教育部校企合作签约仪式上对本集团办学给予肯定。

（二）发挥优质教育资源辐射作用

集团办学坚持教育公益性，为职业教育区域均衡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全国职教师资培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经教育部评估，集团秘书长单位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被认定为独立的全国重点建设职业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基地。承担教育部国家级和江苏省省级骨干教师培训45批、2846人次，培训工作受到普遍赞誉。

开展对滇西地区的帮扶支援。2012年4月，集团被教育部遴选为10个东部地区职业教育集团之一，与滇西中等职业学校签订对口帮扶合作协议，教育部鲁昕副部长出席座谈会。2012年12月，根据中央战略部署，在教育部协调下，集团与滇西大理州政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与大理州职教系统开展互访学习活动5次，并于2013年免费为大理州16名专业骨干教师提供了为期3个月的专业培训，培训获得学员一致好评。

（三）产生显著推广效应

集团办学作为典型成功案例，引起社会关注。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在组建全国性跨区域的“机械行业新能源装备产业职教集团”和“现代模具产业人才培养联盟”等工作中借鉴本成果，取得顯著成效。无锡市教育局借鉴本成果组建了“无锡数控职教集团”，促进了无锡地区数控行业的教产互动。

《职业技术教育》先后两次就本集团办学作专题述评。成果完成单位先后11次就该成果在全国性会议上作交流汇报，取得很好反响，如成果完成人王稼伟2012年7月在教育部召开的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工作座谈会上作专题汇报;2012年8月参与主持“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特色项目建设论坛”之“学校办学特色分论坛”，并汇报本成果。

五、研究反思

本成果应用于集团化办学，取得显著成效，为我国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改革提供了实践案例。但总体而言，也还是探索性的，尤其理论成果需要进一步提炼和升华。集团将继续反思实践，在“办学质量监控机制”、“办学信息化建设”，“职业教育公益性实现”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研究，提高合作办学效益，提升反哺社会能力与示范辐射能力，并继续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帮扶支援，为中国职业教育整体实力提升作出更大贡献。

农村社会实践成果报告范文 篇4

——以池州市贵池区马牙镇四岭村农村社会保障情况为例

近年来池州市政府根据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推进新农村建设，形成了“近郊城市化、远郊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城乡一体化”这一明确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发展战略。目的是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一目的体现着社会的公平正义，但由于传统城乡二元结构模式的影响，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的同时，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却存在相关问题，因此，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果能够完善和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制度的建设，对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推进农村人口的城镇化进程，促进传统农业的产业化发展，缓解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抚养压力有巨大的作用。必将更加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维护好社会稳定，对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和共同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建设目标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四岭村现行社会保障的主要方式

通过对2009年四岭村村民的家庭年收入和现今该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四岭村2009年居民的家庭年收入大约在5万元左右，家庭收入来源主要是非农业收入。现行的养老保障方式总要有以下几种：

(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该项制度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是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它为

农民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不仅为农村社会成员提供一般的门诊和住院服务，而且承担着儿童计划免疫、妇女孕产期保健、计划生育、地方病疫情监测等任务，并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开展各种疾病预防工作，对保障广大农民健康发挥着多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对随机对该村30户居民的调查，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目前该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与率为100%，对于该项制度，农民普遍表示很有价值。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一下几点：

1.根据调查结果，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宣传工作，村里只是在投保的时候做过短期的宣传，没有全面而持续的进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宣传工作，从而导致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还仅仅停留在“略知一二”的水平，对于具体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制度只知道有报销一说，具体不知道怎么实现。

2.对于部分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并且已经收益的群众来说，他们普遍反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报销制度有点复杂，有时候很难顺利的完成全部的报销流程。对于一年门诊报销的上限以及住院的报销比例，他们觉得报销上限太低，没有起到实际的保障意义、住院报销的限制因素太多，保障率不是很高。在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后如果患小病，还是和以前一样，不会去医院就诊。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并没有明显的减轻他们现实生活的经济负担。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皖政[2009]131号），参保居民年满60周岁可按月领取养老金，每月的养老金补助基础为55元。调查结果显示，从整体上说，对于养老问题绝大部分农民是非常关注的，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绝大部分农民也是认同和欢迎的。但

是在调查中也发现一些问题，主要有一下几点：

1.由于对养老保险的宣传不全面和持续，只是在投保的时候进行过简单的宣传，所以很多农民对养老保险的保障真实性存在疑问，对养老保险的保险制度也是模棱两可，所以他们在参保时大部分农民选择的都是最低的保险等级（即每人每年一次性缴纳100元）。若是加强对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我想居民在收入提高的情况下，还是愿意提高保费的缴纳等级的。

2.对于已经享受养老保险的农民，他们表示在领取的养老金数额上不是特别满意，表示养老保险的保障能力很差，领取的养老金不够自己养老所需，只能作为补贴。但是相比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险的养老金的领取十分方便，银行为每位参保的农民准备了一个存折，保险公司会定期将养老金打入存折的账户，农民直接去银行便可取得。

二、四岭村社会保障状况及原因

2010年，四岭村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均按照相关政策执行和依据四岭村的具体实际做过适当的调整，比如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开展中，四岭村的社会保障情况仍然不是十分乐观，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群众对于自身的社会保障不热心，缺乏认识。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于开始2009年开始推广，但2010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继续开展实施的阶段，依然有很多农民对此有深深的顾虑。

究其原因这首先是由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决定的，其次农民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可能在农村各项负担降低的情况下，人们并不认为养老是一种问题，传统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依然束缚着这一政策的推行和执行力度，有部分农民担心这是保险是不是和公司做生意，担心缴的钱不知去向，这是极少部分的言论。

2.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效果不是很理想，现有的农村合作医疗大部分以“保小病”为主，致使普通患者对此也缺乏热情。此外，作为合作医疗载体的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水平并不能让农民信服，在调查的过程中，很多农民认为镇医院就是看看感冒，挂挂吊水的地方，对于镇医院检查大病的能力，都表示怀疑，更愿意去市区的医院，因此导致很多农民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产生了不冷不热的态度。

3.政策宣传的不连贯性也是导致农民对部分政策产生疑虑的重要原因，根据调查结果，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宣传只是仅仅在投保的阶段进行过宣传，并没有进行全面和持续的宣传。

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

(一)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符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思路是：从实际出发，以保障农民基本生活为目的，以制度建设为核心，分重点(先保障农村中相对弱势的群体，再一般群众)，分人群(先思想观念接受能强者，后影响接受能力弱者)，分项目(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合作医疗等基础性项目，再养老保险等大型项目)，分批次(先完成可以完成的项目，再推进其他项目，先易后难)进行。具体方法可以是：大力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首先农村合作医疗的定位仍然有待进一步商榷。农村合作医疗若要真正缓解或者根除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就要“保大病”，这也是广大农民真正需要的。但是“保小病”确实有困难，更何况是“保大病”；若提高缴费标准，则会影响农民的参

保积极性。但倘若换一种角度考虑，在不提高缴费标准的情况下也可能“保大病”：大病的发生概率毕竟较低，若参保率较高，则可以用全体的缴费资助大病患者，以体现保险的“互助”精神。但这一思路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试点和实验。其次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开展应与卫生体制改革紧密结合。农村合作医疗离不开县、乡、村的卫生机构，同样离不开医疗管理体制、收费政策、药品监督检查等相关制度。只有各项制度的关系理顺了，卫生机构的运转良性正常了，才能切实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医疗需要。

农村社会实践成果报告范文 篇5

新成果》听证会听证报告

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对石林县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的意见和建议，按照石林县重大决策听证计划安排，根据《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石林县国土资源局于2010年5月27日下午在县国土资源局二楼会议室组织召开了石林县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听证会，现将听证会情况报告如下：

一、听证会的基本情况

本次听证会设听证委员3人，由县国土资源局局长张汶、县政府法制办主任段顺波、县发改局局长陈永宁担任；听证监察人3人，由县第五纪工委书记赵文平、县监察局副局长李立宏、县政府法制办干部时间担任；听证记录人由石林县国土资源局土地利用保护管理科工作人员李鸿启、张丽华担任；听证代表13人（县人大副主任李家云、县政协副主席周和祥、县工业园区管理委会副主任洪正富、县司法局局长李永华、县财政局副局长尹桂华、县工商局副局长彭海鸥、县旅管会高科、鹿阜镇镇长张奕、板桥镇镇长殷暇、大可乡乡长李忠华、圭山镇镇长姬卫国、西街口镇镇长王光学、石林镇副镇长槐树波），此外，听证会还邀请了4名驻石企业代表、4名社区代表；各国土资源所所长等8名旁听人员参加了听证会。

二、听证会参加人对听证方案的意见和建议

听证会由县国土资源局长张汶同志主持，承办机构昆明市超凡评估咨询有限公司技术人员介绍了石林县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会上，各位听证代表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工作的必要性、可行性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证，充分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和观点。

1、在本次听证会上，听证会代表普遍认为，调整我县的基准地价势在必行。

2、在本次听证会上，部分听证代表认为：基准地价的调整要与土地取得成本相匹配。

3、在本次听证会上，部分听证代表认为：乡、镇基准地价的调整要根据区位优势确定。

三、决策发言人的陈述和答辩

1、对听证代表提出的分等等级范围不明确的问题，决策发言人根据图件资料进行了认真的讲解。

2、基准地价的确定方法中，工业用地采用成本逼近法测算，考虑到工业经济发展需求，我县工业用地基准地价以不低于土地取得成本价为原则；商业、居住用地则采用市场比较法和收益还原法综合确定基准地价，确保国有土地资产收益。

四、听证机关听证情况评说

基准地价是政府进行城市土地管理、地价水平宏观控制的基本依据，必须适应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定期进行调整。石林县基准地价自2004年实施以来，至今尚未更新，基准地价和土地市场严重脱节，由于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基础设施改造大量投入，石林县城镇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定级测算成果已经不能在出让金的收取、税费收取、招商引资等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为此，听证会代表普遍认为调整我县的基准地价势在必行；同时也认为本次更新后的基准地价基本符合石林县土地市场价格水平。

五、听证代表意见的采纳情况及理由

听证会采纳了部分听证代表提出的基准地价的调整要与土地取得成本相匹配的建议，针对少部分区域工业用地基准地价低于土地取得和开发成本的问题，我局将综合考虑招商引资、产业发展与经营土地的矛盾问题后，作出适当的调整。

结合本次听证会代表意见、建议，我局将进一步修改完善石林县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

石林彝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农村社会实践成果报告范文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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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三农”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内在要求。“三农”建设与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单位对支农政策的层层推进和落实，城市先进经济文化、科技成果在“三农”建设中的衔接渗透。中国人民银行xx省xx市中心支行切实履行职责，持续推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发展。

金融服务延伸至乡

延伸至农村最末端的全覆盖式支付网络。近年来，地方政府、央行分支机构、各金融机构合力推动移动支付示范县和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创建，政府基层“一门式”公共服务便民支付服务点和助农取款点设立，其中以银行卡收单机构在农村指定服务点设银行卡受理终端，向借记卡持卡人提供小额取款、余额查询、生活缴费和社保服务等便民服务的助农取款服务模式构建了当前农村地区最末端全覆盖式支付网络。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各类支农补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惠农政策资金的发放与存取方面，助农取款点搭建起了银行与农民群体间相互方便的桥梁。

移动支付应用带来生活便利。笔者了解到，x年前xx市xx镇xx村村民缴电费需跑离家十多公里的乡镇供电所，x年前因农网缴费暂未联网，电费仍暂不能实现手机上网缴纳，而现在国家电网APP、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等都可以缴纳带“农”字的电费。乡镇各类经营门店，家乡村口小卖部购买商品都可以手机扫码付款，新的移动支付时代已迈进老家农村，农村人的衣、食、住、行正享受着移动支付带来的生活便利。

电商平台促销农产品成支付新业态。移动支付便民工程主推的“云闪付”移动支付现已充分应用到涉农企业、农产品销售环节中，只要打开“云闪付”，在产销服务中以农户身份完成信息确认并绑定合作社，根据收购订单或销售订单就能完成农产品的销售，还能查询农产品账单及农资账单。农村电商平台以电商+直播带货的方式支付新业态推荐优质农产品。全国人大代表、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填认为，直播带货是助力电商扶贫的新方式，让农户、农产品和平台之间有了视觉上的更多接触，能促进供需双方快速做出购买决定。

支持乡村产业振兴

多方协作推动下的乡村产业与融资实现有效衔接，有力支持乡村产业规模化发展。建立以人民银行牵头，金融、农业、扶贫、财政等部门协作、政策协调、信息共享的工作机制，出台《关于做好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战略项目对接工作的通知》等多个文件，做好金融服务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对接工作。在政银企座谈会上，市政府与农发行xx省分行签订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对接x个乡村振兴项目，拟贷款额度达xx.xx亿元；农业银行xx市分行与xx村田园综合体项目、xx镇风电场项目深度接洽，后者已实现信贷投放x个亿；xx辖区内xx大园区和特色小镇有融资需求企业目前已和银行对接xx个项目，融资意向xx.xx亿元，对接成功xx个项目，发放贷款x.xx亿元。

央行货币政策工具为乡村产业融资提供再贷款及延期支持。今年疫情期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追加支小支农再贷款额度xxxx亿元，重点支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大对涉农企业的信贷投放，并且明确要求以省为单位，每季度新办理再贷款中，每亿元支农支小再贷款中涉农企业、个体工商户不少于xxx户。截至x月xx日，今年xx辖区内累计新增支农再贷款x.x亿元，支小再贷款x.x亿元。同时为缓解疫情期间普惠小微企业的资金还本付息压力，中国人民银行xx中心支行积极推动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这一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在xx落地，政策可支持xx市包括涉农企业、农户在内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实施延期还本付息xx余亿元，实现了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截至x月xx日，辖区内法人金融机构对xxx户普惠小微企业、xxx笔本金、总金额为x.xx亿元的贷款进行了延期。

因地制宜的乡村产业项目以多种模式融合发展见成效。以红色旅游概念、特色种养殖业等为产业特点，农头企业、农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为产业链条，产业园、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为开发载体，全方位、多维度构建成的乡村产业在各地农村因地制宜融合发展出多种模式。红色旅游+田园综合体的模式。xx省定贫困村xx村通过田园综合改造建设，将xx村打造成为田园综合体经典项目。结合xx市红色旅游资源，将农户吸纳到旅游服务业，更多农户分享到了红色旅游发展红利。红色旅游+家庭农场+基地+农户的模式。

产、供、销一条龙的xx家庭农场通过金融牵线搭桥，流转农户土地，每户均至少年增收xxxx元，带动当地xx户农村家庭积极创业就业，为每户家庭年均增收xxxx元。基础设施+产业园的模式。湘乡市东郊现代农业示范园建设项目是农发行xx市分行创新施策，探索基础设施+产业园发展的又一新成果。在农发行x.x亿元扶贫贷款的支持下，为解决当地xxxx多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两不愁、三保障”提供了保障和支持，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土地流转、用工、产业分红加起来，农户收入明显增加，园区务工农户一年工资近万元。

强化业务风险管理

加强风险管理是为了更好发展，在发展乡村振兴的同时注重风险防范，是乡村振兴事业规范有序发展见成效的重要保障。中国人民银行xx市中心支行在支持乡村振兴发展的同时，坚持强化风险管理。

加强助农取款点管理。加强对助农取款点收单机构的管理，取款卡种严格限制为借记卡，执行设置每日最高交易额限制。并要求助农取款点责任人完善台账登记制度，落实执行，确保助农取款一笔一记。

加强支付风险防范宣传。借助助农取款点深入一线的优势，对农户普及金融知识，防范电信诈骗等各类金融风险。提升服务点综合服务能力，普及移动支付应用，全面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农村社会实践成果报告范文 篇7

湖北文理学院熊德明副教授主持完成了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社会转型中大学教师角色冲突与调适策略研究”(课题批准号:DIA100289),日前通过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结题鉴定,现将成果报告如下。

一、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该研究从冲突的视角出发,把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界定为教师在扮演教育者、研究者、服务者等角色行为时产生的角色行为与角色认知或角色期待不协调状态的内心体验,包括角色内冲突、角色间冲突和角色外冲突。大学教师作为学校最重要的活动主体,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还是在社会服务上,起着关键作用。大学教师的角色冲突与调适直接影响教师角色社会化进程,对社会、学校和教师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在社会快速转型期,各种矛盾的激化加剧了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的程度,增加了大学教师角色冲突调适的复杂性,因此,研究大学教师角色冲突问题也就显得更加紧迫和必要。

1. 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研究的理论探讨

首先对研究涉及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归纳整理,厘清这些概念内涵,包括社会转型、角色、角色冲突、大学教师角色冲突、角色意识、角色扮演(行为)、角色技能、角色认知等等。其次,概述社会角色理论、社会冲突理论和社会变迁理论的背景、代表人物、基本观点、主要流派以及对该研究的启示。再次,探讨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的分析框架,即从角色内、角色间、角色外三个层面进行研究。最后,探讨角色冲突的分类及功能、角色冲突调适的内涵与分类,并阐明角色冲突与调适的辩证关系。

2. 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的现状调查

首先,交代调查的基本背景,包括调查的目的、方法、对象、工具以及调查的组织与实施。然后,通过统计分析,从大学教师角色冲突总体情况、大学教师角色冲突差异性和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的表现形式等维度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最后,对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现状进行总结归纳。

3. 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的诱因剖析

该研究主要从社会、学校和个人三个层面分析教师角色冲突的主要诱因。从社会层面看,学校与政府和市场博弈中的冲突、高社会角色期望和教师较低地位反差对比,以及不同主体对教师期望角色和现实角色认知的差异等增添了教师角色冲突情境。从学校层面看,学校内部的政党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学生权力在相互制衡中的冲突,学校组织中教师、管理人员、学生群体之间以及教师群体内部的利益纠葛,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学术文化与管理文化、合并后不同校区文化以及不同教育层级间文化的碰撞与冲突等成为激发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的学校因素。从教师的价值取向、角色意识和角色技能入手分析影响教师角色冲突的个人成因。

4. 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的调适策略

在现状调查和诱因剖析的基础上,该研究提出社会、学校和教师共同参与的大学教师角色冲突调适策略。从政府以及社会营造适度竞争、具有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环境,创造灵活、宽松、有效的经费政策环境,倡导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构建科学合理的大学治理模式等方面提出政府及社会为教师角色扮演创设一个宽松社会环境的相应策略。从学校构建民主参与制度、建立发展性教师角色评价制度、完善教师角色支持系统、减轻教师角色负担等方面入手,提出学校为教师角色扮演营造一个理想组织氛围的策略。从教师强化角色意识、培育角色情感、提高角色技能和准确角色定位等方面提出增强教师自我角色适应能力的策略。

(二)研究视角与方法

研究视角与方法的选择是由研究的主题决定的。该研究以社会转型中大学教师角色冲突为主要研究内容,决定了以下研究视角和方法的选择。

1. 研究视角

该研究主要以社会转型中大学教师角色冲突为研究主题,角色冲突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学领域选题,所以在研究视角选择上首先选择了冲突—均衡的视角。在研究层面,尽管教师角色冲突是一个微观社会学问题,但为了全面了解这一问题,该研究力求贯通宏观、中观及微观层面,确保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增强研究的穿透力。在学科视角上,该研究以社会学为基点,借助多学科理论聚焦这一研究问题,发挥聚光灯的凸显功能。

(1)冲突—均衡的视角

社会学研究的三个基本视角为结构—过程的视角、个体—整体的视角和均衡—冲突的视角。根据这三种研究视角,该研究选择冲突—均衡的视角考查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的内涵、冲突的功能以及冲突的调适等问题。在内涵界定上认为教师角色冲突是教师扮演的同一角色内和不同角色间的冲突,以及不同角色主体之间的角色冲突,教师角色冲突是教师在角色互动中产生的内在不协调状态。在冲突的功能上,认为冲突既有正向功能,又有负向功能。在冲突与调适的关系上,认为冲突是绝对的,调适(均衡)是相对的,冲突与调适(均衡)伴随着教师整个职业生涯。

(2)三个基本层面的贯通

人、社会及教育,本来都是整体性的。所谓层面,其实都只是人们为着分析性研究的需要而在自己的思想中对人、社会及教育进行的人为的“切割”。于是教育社会学也就在事实上被大致“切割”成为“宏观层面”的教育社会学、“微观层面”的教育社会学以及“中观层面”的教育社会学。不同研究层面的切割,有其研究上的优势,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宏观层面研究是以忽略“少数”和“深层”为代价的;微观层面的研究视野都比较短窄,是“就微观而微观”的研究;中观层面的研究常常会孤立研究视角,缺少与宏观和微观的“联通环节”。因此,只有将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及微观层面贯通起来进行研究,才能使研究既有足够的广度,又有足够的深度。该研究把大学教师角色冲突既放到学校与社会(市场)、国家互动的宏观背景中,又把研究的视角深入到学校组织各种矛盾冲突的中观背景中和教师个人内部矛盾冲突的微观背景中进行原因剖析和对策探讨,以期对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的程度、性质、诱因等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

(3)多学科的聚焦

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领域中的问题也变得日益复杂,任何人想只用单一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高等教育领域中的问题都是不可能的。因此,伯顿·克拉克等人通过历史、政治、组织、文化等范式来研究高等教育。正如他所说“宽阔的论述必须是多学科的,就像所有灯光都照射在整个舞台上,人们的目光在整个舞台前后漫游。”我国高等教育专家潘懋元教授也提出,高等教育研究的特点就是多学科视角。大学教师角色冲突既是一个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问题。为了发挥聚光灯的功能,该研究应用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组织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教育学等学科开展多学科研究,揭示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的性质、冲突的深层原因,提出科学解决角色冲突的策略。

2. 研究方法

(1)文献法

文献法是通过查阅资料从而挖掘事实和证据的一种常用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可以不受时空限制、经济高效,并能有效地避免与研究对象直接接触,因此不会造成资料的失真。该研究主要从国内外专著、中国期刊网、英文期刊网(Pro Quest Education Journals,Springer,ERIC等)、网络博客等收集相关资料,先后阅读了近200本中外相关专著,1,000多篇中文期刊论文,50多篇英文文献以及众多学者或大学教师的博客文章,同时还查阅了部分院校的相关文件和档案,为该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2)调查研究法

为了了解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程度、类型、冲突原因、冲突调适策略等问题,需要进行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该研究采用了问卷法、深度访谈法和现场考察法。调查对象包括教师、学生、管理人员(领导)等。调查对象覆盖东部、中部、西部具有代表性的大学,发放问卷800份,收回有效问卷近700份。为了弥补问卷调查不足,又先后访谈了20多位大学教师、管理人员,收集和整理了6万字录音材料。此外,笔者还深入四所院校考察了学校相关制度、政策规范,为深度分析提供了详实可靠的资料和数据。

此外,作为一个在大学生活二十多年的教育者和研究者,研究者有机会通过观察和感悟,了解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现象,并切身体验诸多难于回避的角色冲突。这些观察和体验为该研究提供了许多优势,在此意义上,也使该研究具有一定的行动研究色彩。

二、研究结论与对策

(一)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关于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现状,该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程度普遍偏高

从大学教师角色冲突加总平均值来看,有70.68%的教师得分超过中性值,访谈中85%的教师表示有比较显著的角色冲突,说明社会转型时期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程度普遍偏高,这与该研究的假设基本吻合。社会转型期新旧变量的交互作用必然引发社会多方面的振荡,导致各种矛盾的激化,这些矛盾反映到高等教育领域,必然骤增教师角色冲突的情境。尽管角色冲突是教师社会化不可或缺的动力源,但如果不及时调适,将会影响大学教师角色成功扮演,从而导致教师角色失败。因此,社会转型期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的调适任重而道远。

2. 大学教师角色冲突差异表现不一

大学教师角色冲突存在差异性,但从不同的变量考查,有的变量对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程度差异性影响大,有的影响小;有的变量对教师角色冲突程度影响具有规律性,有的变量对教师角色冲突程度的影响表现出极大的离散性,没有什么明显的规律。具体而言,男女教师角色冲突程度差异不太显著,男性教师角色冲突程度略强;专职教师与院系里双肩挑教师角色冲突差异性不太显著,专职教师角色冲突略强;不同教育背景对教师角色冲突的程度影响较大,受教育程度越低,角色冲突程度越高;不同职称教师角色冲突程度差异性比较显著,副教授角色冲突程度最强;不同学科教师角色冲突程度差异性比较显著,工科教师角色冲突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学科教师角色冲突程度。

表2-1教师角色冲突表现形式比较

注释:单项中性值均为3分。

3. 大学教师角色间冲突程度最强

通过对大学教师角色冲突值分组分析(表2-1),发现有57.17%的教师角色内冲突显著,79.46%的教师角色间冲突很显著,76.11%的教师角色外冲突比较显著。这说明转型期大学教师的角色间、角色外冲突表现得相对突出,尤其是角色间冲突最强烈。社会转型为教师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提供了舞台,但同时社会对教师过多的角色期望,教师在功利思想的影响下承担的角色过多,使教师经常在多种角色间顾此失彼,左右为难,可能由此产生了比较剧烈的角色间冲突。

(二)对策措施

1. 社会调适——创设宽松的社会环境

我国大学的主要举办者是政府,因此,政府理应成为调适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的关键社会主体。政府可以通过相应的社会改革为大学教师角色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和创造良好的外部大环境。具体包括四个对策。

一是构建科学合理的大学治理模式。在处理政府、市场与大学的关系时,希尔斯曾经借用一句宗教话语,即“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进行了言简意赅地总结。“这一原则赋予大学的任务,是要恰当地找出哪些责任的组合属于大学,哪些不属于大学。它对政府和社会赋予的任务,是确定什么是它有权要求大学和从大学得到的,什么是它必须承认属于大学自身的。”为了达到政府、社会、市场和学校四大要素动态平衡,有学者提出了一种地方大学治理模式(图2-1),展示了四大治理要素的互动、博弈与共生的状态:中央政府退居大学治理圈的外围,省级政府和第三级政府在法律范围内实施对大学的行政职能,将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让位于社会、市场和公民组织,实现政府权力向社会和大学的回归;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搭建公共信息平台,为大学治理提供公开、及时、透明的信息服务并依据独立评估机构的信息拨款;政府切实依法将相关权力交还给大学,大学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切实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大学评价的职能转移给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中介机构,即由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承担;鼓励市场适度介入和社会广泛参与大学治理,治理结构中的各要素在互动中求得平衡;大学治理结构处于开放状态,与国内社会经济环境、国内高等学校和国际环境保持人员、信息、资金等资源的交换。这种大学治理的理想模式具有能够适应制度环境的动态调整、适时变化结构,体现多主体、多中心和责、权、利相统一的治理原则,给我们很多启示。

图2-1地方大学治理模式示意图

二是提高教师地位,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提高大学教师地位首先要充分挖掘大学教师专业知识潜能和发挥大学教师关注社会的知识分子情怀,提供参政和议政的机会,从而提高大学教师的政治地位。其次,提高大学教师工资水平,保障大学教师合理收入,提升大学教师的经济地位。最后,增加教育投入,真正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加强宣传,提高人们对高等教育作用的全面认识,了解和理解大学教师崇高奉献精神,提高大学教师的职业声望。

三是把握角色本质,提出适当合理的角色期望。学术性是大学教师角色的本质特征。根据美国学者博耶的观点,大学教师学术性角色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教学的学术、应用知识的学术、探究的学术和综合知识的学术。除此之外,那些添加在这四种学术角色之外的任何角色期待都将超出大学教师应该履行的角色范围。一些大学教师忙于各种社会兼职除了满足个人名利使然,不恰当的社会期望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是重视角色建设,完善大学教师培训制度。一方面完善职前培训,在职前培训中应加强教育教学学科学习和训练,明确要求准备从事大学教师职业的硕士或博士选修一定学分的教育科学课程,还可以借鉴国外培养制度,设置教育博士学位,开设专门培养大学教师的培养计划。另一方面加强职后培训,目前我国大学教师职后培训过分追求学历进修,偏重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提高,没能针对大学教师角色意识和角色技能中存在的问题开展角色能力提高培训,另外大学教师职后培训多为个体性行为,没有形成一定制度,使许多教师失去培训机会。因此,政府一方面要出台相关政策,建立大学教师定期(阶段性)强制培训制度,另一方面要改革培训模式,科学设置培训课程,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 学校调适——营造理想的学校氛围

高校是大学教师角色扮演的主要场域,也是化解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的主阵地。因此,高校可以通过构建共同治理制度,改革教师角色评价制度,完善教师角色支持系统,减轻教师角色负担,努力营造宽松的学术氛围。

一是提倡民主参与,构建共同治理制度。大学中可以有诸多决策管理模式,但围绕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两种基本权力,传统上大学一般采取两种最基本的决策管理模式,即科层模式(官僚模式)和学院模式。科层决策模式将背离大学的学术导向,忽视学术权力存在,造成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紧张关系。学院模式强调学术界应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但是学者目标的多元性以及团体利益分歧而使决策很难达成一致,导致学校决策低效。为了克服两种决策模式弊端,美国大学采用了共同治理模式(Shared Governance),其核心是“共享”,而参与大学决策的人员包括立法者、社区领导、董事会、行政人员、教师、学生、家长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这一治理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许多欧美国家大学所采用。我国大学普遍实行科层决策模式,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决策中基本没有话语权,大学的决策权过于集中在校领导和管理人员手中,存在着学校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的体制机制不健全、教师参与决策的途径与方式有限、教师参与决策的积极性与参与度不高等问题。用行政管理完全替代学术管理是违背大学学术性特征的简单决策模式,不利于缓解学术人员与行政人员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完全搬用美国式的共同治理模式,不仅不现实,而且也不符合我国大学传统特点,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引进共同治理模式的参与理念,真正发挥大学内部学术组织功能,鼓励教师参与学校决策,尤其是涉及学术管理决策,更需要学术专家的广泛参与,才能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有助于教师和管理者的成功合作、有效磋商、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

二是倡导人性管理,建立发展性角色评价制度。发展性教师评价是以教师的发展为目的,以发展的价值观为取向,采取发展性评价的技术与手段,对教师的综合素养、履职情况和教学科研业绩进行价值判断,让教师在发展性教育评价活动中不断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不断实现专业发展目标的过程。有学者借助于现代教师评价理论和国外教师发展性评价制度,提出了高校教师“多元—交互”评价模式。这种评价模式充分体现了评价主体的互动化、评价内容的多元化、评价过程的动态化、评价方式的多样化,克服了传统大学教师评价中的评价主体单一、评价内容片面、评价手段简单等弊端。因此,学校应根据教师发展现状,及时向教师提供今后培训学习或自我更新发展等各种机会,为教师量身定夺个人发展计划,帮助教师逐步实现个人发展规划中所制定的目标。与此同时,教师也应依据评价中发现的问题,不断进行自我反思、自我调整,从而不断提高角色扮演能力。

三是改善教师待遇,构建教师角色支持系统。成功扮演角色需要完备的角色支持系统,作为大学教师角色支持系统至少有两大子系统构成。一是专业发展支持系统。其中包括物质支持系统、制度支持系统和精神支持系统。物质支持系统包括教学科研参考资料(图书、影像、电子资料等),各种教学科研工具(多媒体教学系统、实验室及设备)和外出交流学习专项资金等;制度支持系统包括建立教师专业发展中心以及专业发展保障制度,比如实施教师带薪休“学术假”制度等;精神支持系统包括良好的校风、教风、学风,确立教学和教师在学校中的中心地位,确保教师在学校各项重大改革中参政议政的权力等。二是生活保障系统。我们提倡大学教师的无私奉献精神,但大学教师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们需要基本的生活保障,才能更好地奉献自我。这里包括按时发放工资及合理的校内各项津贴,以及在绩效工资方面尽量倾斜教师,及时解决教师住房、医保、子女上学等后顾之忧。

四是减轻教师负担,保障自由的学术环境。大学扩招加大了教师工作负担,许多教师都是超负荷运转。宁静才能致远,大学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生产机构,一定的宽松环境更适于思想的产生,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是大学教师角色扮演的最基本要求。因此,一方面要严格控制师生比,制定合适的教师教学工作量额度和科研工作量额度,从总量上控制教师的工作量。另一方面应实行分类管理,弹性要求。根据教师的特点把大学教师分成教学型教师、科研型教师和教学科研型教师三类。教学型教师以教学为主,以科研为辅,考核时以教学绩效为主要参考标准。科研型教师以科研为主,以教学为辅,考核时以科研成果为参考标准。教学科研型教师,综合权衡二者的绩效。对于同一个教师还可实行分阶段性要求和管理,比如某段时间科研任务重可以把科研作为主要考核内容,当完成科研项目后再综合考核其教学和科研工作。

3. 自我调适——增强角色扮演的适应性

大学教师是角色冲突的最直接承受者,在调适“角色冲突”中,大学教师自我调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要强化角色意识,提高角色扮演的责任性。角色意识的核心就是对角色责任的清楚了解并内化为自己的角色观念。强化角色意识一是要求大学教师在外部力量帮助下加强角色规范学习;二是经由大学教师经常反思自我领悟角色内涵和要求。

二要培育角色情感,增强角色扮演的自觉性。大学教师的角色情感一是表现在教师对教学科研工作的情感;二是对所教学科及其知识内容的情感;三是对学生的情感。教师角色情感是在角色扮演过程中不断培养和修炼的。首先要树立明确的职业理想。选择了大学教师这一职业为自己理想的人,从决定之时就把自己需要的满足乃至于自己的一切都与学术事业联系在一起。只有决心把自己一切都奉献给学术事业的人,才会真正表现出热爱教育事业、热爱科研工作、热爱学生的积极情操,表现出对学术事业的责任感。其次要不断增强职业荣誉感。大学教师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历史重任,党和国家也采取了多项措施提高教师的社会声望。作为教师,也应该在接受种种溢美之词时不断提高自己的职业荣誉感,按照社会的期望树立高大的职业形象,以自己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真爱回报给社会。其三要在育人成才的角色扮演过程中体验成就感。对大学教师来说,最大的喜悦莫过于看到学生在各个方面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和自己的科研成果不断地造福人类。

三要提高角色技能,确保角色扮演的实效性。角色技能是进行角色活动的前提,艺高人胆大,只有高超的角色技能,才能减少角色扮演中的冲突。大学教师是个“双专业”职业,既要精通某一专业知识和技能,又要娴熟地掌握教育教学专业知识与技能。因此,提高角色技能要求大学教师一要夯实专业知识,做到精深,既有宽厚的基础,又要把握学科的最前沿;二要从横向上广泛涉猎各科知识,提高跨学科研究能力;三要系统的学习教育科学知识为提高教育艺术提供理论指导;四要培育创造性的思维品质。大学教师角色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大学教师只有不断强化自己的创新意识,培养自己的创新思维,善于创造性地运用教育条件与方法,灵活地处理各种教育问题,才能提高角色扮演的实效性,减少角色冲突的可能性。

四要准确角色定位,保证角色决择的理智性。一个人角色定位不准和取舍不当也是造成角色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米德(Mead,G.)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去考虑角色的取舍:一是该角色对个体的意义;二是放弃某种角色的后果;三是拒绝某种角色后周围人的反映。格罗斯(Geluos,N.)提出对不同角色进行选择的依据:一是这些期待的合法性;二是如果不遵从这些期待将受到的社会舆论压力和内心谴责;三是是向舆论让步,还是承认舆论的合法性,或是在两者之间进行妥协。这些观点为大学教师角色抉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总之,一个人精力与能力总是有限,承担过多角色,尤其是有些角色与本职角色相去甚远,容易导致角色冲突,因此,要化解角色冲突,就要学会取舍。从事过多社会兼职的教师应该适当放弃一些或全部社会兼职,双肩挑教师也应作出明确选择,要么弃教专门从事行政工作,要么辞去行政职务全身心投入学术角色。

三、不足与改进

大学教师角色冲突是一项复杂而又重要的研究课题,它包括了教师的角色意识、角色技能、角色扮演、角色互动等方方面面,牵涉到学校和社会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因此,该研究对大学教师角色冲突的研究仅是一个有益而又初步和肤浅的尝试。鉴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不论是对大学教师角色冲突问题的把握,还是对策建议的提出,恐怕是挂一漏万,在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困惑和不足之处:一是问卷的设计与调查中的问题,尽管经过多次反复,请教过许多的专家学者,但在问卷的设计上还是难以做到全面、深入。如果问题过于具体,将导致问卷容量过大,影响回收率;如果过于宏观,又不易把握具体问题,因此,在两者兼顾思想指导下,有顾此失彼之憾。尽管用访谈弥补了部分不足,但还是导致大学教师角色冲突诱因的调查和调适策略的调查上过于抽象,使该研究在教师角色冲突诱因分析上和调适对策上“虚”的成分较重而“实”的成分比较欠缺。在问卷调查的抽样上,由于受研究者学术资源驾驭能力限制,调查的范围只能选取800多个样本,难以完全按照预想的方案实施。所以,通过问卷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近似的反映。二是研究的视野比较狭窄。由于受主客观条件限制,该研究只是对社会转型中大学教师角色冲突问题进行了研究,没能将大学教师角色冲突与教师绩效、教师职业倦怠、教师流动的相关性研究纳入该研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