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难点与思路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难点与思路（共7篇）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难点与思路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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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难点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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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虽然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农民负担仍然屡减屡重，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以至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农民负担问题的核心是现行的农村税费制度。为解决这个问题，多年来各地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革试验，但是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始终未能明确，改革的方案始终没有出台。为深入探讨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有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邓小平农业思想研究课题组前不久召开了一次专题研讨会。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唐仁健、国务院研究室农村组的李炳坤和叶兴庆、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朱守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苏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的何振一和阎坤。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韩俊主持。现将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不同方式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探索

（一）不同方式的探索

1993年以来，为规范农村各种收费，减轻农民负担，全国大约有7个省的50多个县市进行了税费制度改革的探索，积累了不少经验。比较典型的方式有：①湖南省武冈市“费改税”的改革；②河北省正定县“公粮制”的改革；③安徽省太和县“税费合一”的改革；①河北省魏县“税费合一、人地分摊”的改革；⑤贵州省湄潭县“税费统筹”的改革；③湖北省枣阳市杨挡镇“土地负担大包干”的改革。

（二）以上几种方式的异同

总的来看，以上几种形式的改革都是综合性的，既涉及到确定证收的标准，又涉及到征收的方式，也涉及到支出的监督管理等方方面面，只是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目的概括起来讲有4个：一是减轻并稳定农民的负担，二是规范各种收费的管理，三是降低税费征管的成本（包括直接的征管成本和间接的社会成本），四是达到公平负担。从各地的实践看，达到这些目的涉及到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是开征新的税种，还是将税和费合一？第二，是征收货币，还是征收实物？第三，是以地为税费负担主体，还是以人为税费负担主体？第四，如何稳定？第五，由谁证收？第六，何时征收？第七，如何减免？第八，如何监管？比较以上6种改革方式的异同，可以把这8个问题分为3类：

1.具有广泛一致性的问题。这包括税费的稳定、税费的减免、税费的监管 3个问题。在税费的稳定问题上，所有的改革方式。致地确定·，税费，定三年不变”；在税费的减免问题上，也一致地确定对受灾的农户和农村的生活困难户予以照顾。在对税费的监管问题上尽管具体的方式有所区别，比如，有的把村提留转为乡镇对村的拨款，有的对村提留实行“村有乡管”，但在总的趋势上，所有的改革方式都加强了对税费使用的监管。

2．不一致但并非关键的问题。这包括税费征收主体和征收时间2个问题。在征收主体问题上，大多数试点采取了财政部门委托粮食收购等农产品流通部门在农民出售农产品时代扣税费的办法，但也有个别试点直接在乡镇粮站设点征收。在证收时间上，多数试点采取了分夏秋两季征收的办法，但也有几个试点采取了一季证清或一季、两季征收并存的办法。

3．存在重大分歧的问题。这包括税和费的关系、税费的形态和税费负担主体的选择3个问题。在税和费的关系上，只有湖南武冈采取设立新的税种的办法，其他试点部采取将税和费合并征收、然后再按其性质分流的办法。在税费的形态上，湖南武冈和湖北枣阳的杨挡采取货币形式，贵州湄潭采取实物形式，其他试点则采取实物与货币相结合的形式，但多以实物为主，只是对耕地过少或没有耕地的农户才征收代金。在税费负担主体的选择上，只有湖北杨挡以耕地为税费负担主体，其他试点均采取“人地结合”的办法，一般都是农业税收以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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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负担主体，而“三提五统”以人为负担主体。

（三）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成效 面临当前农民负担日趋加重的态势，一些地方在尚无全国统一政策要求的情况下，积极探索，率先改革农村税费制度，这种改革探索的精神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这些改革不但都取得了一些成效，而且为下一步我国整个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示。这些成效包1占：第一，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第二，提高了农民负担的透明度；第三，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第四，促进了农村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第五，改善了农村干群关系；第六，稳定了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正因为取得了上面的成效，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试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杨地镇 1998年 5月对全镇 29个行政村144户农民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是 99％的农户对这项改革表示完全满意。

（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不足

从征收的方式看，现在各地进行的税费制度改革的思路大体有3种。第一，针对农民负担设立新的税种，其典型是湖南武冈。第二，将农民负担与现有的农业税收合并征收，其中，根据具体征收方式的不同可分为以征收实物为主的方式，其典型是河北正定；以征收现金为主的方式，其典型是湖北枣阳的杨挡；以征收实物与征收现金相结合的方式，其典型是安徽的太和和河北魏县。第三，将农民负担作为农业税附加征收，其典型是贵州湄潭等。这三种思路都存在一些不足。

1.税和费的性质不同，不能合并在一起。第一，农业税收和农村统筹资金的对证基础不同，不能简单合并。第二，各项农业税收的功能作用不同．也不能简单合并。我国长期以来对农业税实行增产不增税的政策．其主要作用是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特产税是对待定的农产品的征税，其主要作用是合理调节衣林牧渔各业收入，促进农业生产全面发展。将征收对象不同的税收合并，不利于发挥各自的调节作用。第三，税费合一并且一定几年不变，实际上是一种包税行为，违背了国家的有关税收法现。第四，有的地方只按土地分摊税收和乡统筹、村提留，从而加重了种地农民的负担。现行税法规定，除农业税按土地常年产量计征外，其他农业方面的税收都是行为税．没有应税行为的不纳税。“三提五统”也应根据农民纯收入的多少来核定。在各地的改革试验中，有的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有针对性地采取了措施。

2。乡统筹和村提留是性质不同的资金，也不能混在一起、乡镇“五统筹”的用途基本上是政府的职能行为，从本质上说是纯粹地向农民征收的税，但实际上又常常被称为为农民集体承办公益事业而收的费。乡统筹用于国家举办的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受的公益事业，是社会共同需要的事务，属于典型的财政职能的内容。所以，“五统筹”从性质上讲属于财政性资金。村提留用于农民集体举办的，主要是为本村农民利益服务的公益事业，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大体上属于政府行为仅仅限于本村的范围，这部分资金有财政资金的性质。所以，总体上看，“三提留”从性质上讲主要属于集体资金。由于两种资金的性质不同，如果合并征收，就容易出现乡镇挪用、平调村集体资金的情况。

3.征收农业税附加有量的限制。按照现行的税法，附加不能超过正税的15％，但据统计，目前乡统筹费的数额已经接近农业税总额．很难成为附加。例如，1996年全国农民负担的乡统筹费为 234.1亿元，而当年农业税为 251亿元，前者为后者的 93.3％。

4.设立新税种与现行税收制度有矛盾。在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中设立的新税种，无疑属于地方税范畴。当前，在分税制体制下，中央税、地方税已经大致划分清楚，但地方对地方税享有哪些管理权限，并非十分明确。实际上，目前地方税的税权仍然过多地集中在中央，几乎所有的地方税税种的税法、条例以及大多数税种的实施细则，都是有中央制定和颁布的，地方只有征收管理权限及制定一些具体的征收办法和补充措施的权限。这为地方设立新税种设置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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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折实征收容易受到粮价波动的影响。在折实征收的改革试验中，折实证收的实物（粮食）量是按照核定的负担总额和核定时的粮价或定购价折算出来的，而实物又要以出售时的市场价格出售以折成统筹资金的款项。在收购粮食以后，如果粮价上升，就会产生比按原粮价计算的税费总额多的一块资金，这块资金如何管理就成为新的问题。如果粮价下跌，实际的税费总额就会不足．那么，或者完成国家税收和定购粮任务无法保证，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不能提供充足的公共物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不能顺利实现再生产；或者农民的负担又要增加，以保障完成上述职能。

二、农村税费制度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

（一）农村公共物品决策机制不能反映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状况，现阶段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与需求不适应，极易导致供给过度等问题。现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特证有：①强制性。目前，农村公共物品大都是由各级政府和部门自上而下决策供应的，其供给总量和供给结构多数是由乡及乡以上组织以文件和政策规定的形式下达的，带有很强的指令性。②统一性。政府和部门决策供给的公共物品的供给程序和供给结构，对不同类型、不同条件、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都是相同的，都是上级按统一要求下达的。③主观性。远离农村社区的各级组织不可能完全、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农民对农村公共物品的需求状况，因此往往根据各自“政绩”的需要做出供给的决策；同时，决策者也往往无法严格监督公共物品的供给过程，更无法准确地判断和比较公共物品供给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

现阶段农民对农村公共物品需求的特征有：①实用性。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都会根据各自的资源状况．以对自己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利为条件。②多样性。由于农民有了流动和选择就业的权力．从事不同产业和不同工种的农民，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是不同的；即使是从事同一产业如农业生产的农民，由于种植结构、劳动环节的不同，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也是不同的。③安全性。即农村公共物品能够为农民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公平的市场环境、明晰的产权制度、严格的法律制度，以保证农民人身自由、生产活动、生活环境和私有财产的安全。④成本的可承受性。对农民来说，任何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公共物品供给，都会造成极大的浪费；任何超越农民实际承受能力的公共物品成本的分摊，都会遭到农民的反对。⑤决策的参与性。这不仅是因为农民有了私有的财产和行动的自由，而且是因为农民对其自己对公、共物品需求的数量、结构和承受能力比较了解。从以上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特征看，供给与需求之间很容易出现矛盾，不但公共物品的供给总量和结构不可能真正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而且还可能超越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由于供给的决策者分散在不同的权力机关，还容易出现各部门之间的相互攀比。

（二）对农村公共资源的使用过程监督不力 对农村统筹资金监督不力，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预算外资金大部分分散在各行政事业单位，各单位作为被监督者对本单位的预算外资金的收支掌握完全信息，而审计和农民负担管理部门作为监督者对各单位的预算外资金的收支只掌握非常有限的信息。这样，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信息不对称，增加监督努力的成本很高。第二，预算外资金的收支不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村民报告，缺乏社会监督；而且，社会单个成员监督预算外资金的激励不足。单个成员去监督，监督的成本由自己承担，监督的收益却由本社区全体成员分享．因此，除极个别不做私人成本与私人收益比较、甘愿冒风险的成员去独自监督外，多数成员因激励不足而不去监督。

监督不足的结果是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部分公共资源用于维持提供公共物品的机构的运转，用于人头费开支。目前，多数地方乡级行政事业机构急剧膨胀，严重超编，因制度内财力不足，就向农民摊派。农民交钱没有买来公共物品提供机构的产品，而是买来公共物品提供矾构本身。第二，部分公共资源被挥霍浪费、贪污挪用。第三，部分公共资源被用于与农民无关或并非农民独享的事项，如道路、电话线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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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清晰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为侵害农民的利益提供了可能 按照现行法律制度的规定，包括土他在内的集体资产属农村社区集体公有。在这种规定之下，农村集体资产的产权至少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集体资产究竟属于哪一级集体所有，实质上模糊不清；二是集体资产所有权的代表不明确。这种农村集体资产的产权制度必然造成以下后果：第一，自上而下的侵权行为不可避免。一方面，集体资产所有权出现上移的趋势。据调查，自农村改革以来，土地所有权属于村民小组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属于行政村及属于行政村与村民小组共有的比例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农民承包经营集体资产的收益成为一种界限模糊、可以共享、分配方式不固定的“公共利益区间”，并诱使各行为主体、尤其是拥有垄断行政权力的基层政府栩部门致力于获取这一块“公共利益”，最后形成对各权力主体比较有利的利益分配结沟二第二，农民承包经营集体资产的税、租、费的分配关系混乱。从理论上讲，集体所有的资产，由农民承包经营，农民只需要向资产所有者交纳租金（或称承包费），然后由资产所有者作为纳税主体向政府纳税，农民不应该与政府及其部门发生“费”的关系；农民向作为所有权主体代表的集体组织交纳的租金的标准．应由双方协商而定，而不应由所有权主体或上级政府单方面制定，更不应随意增加；社区范围内所需的公共物品的开支，应该由社区自治组织根据农民的承受能力和农民的意愿去解决。但实际情况是，农民不仅要无条件地承担各权力组织自上而下强制性分滩的公共物品的成本，而且要超社区范围向乡村集体组织交纳承包费、“三提五统”，还要向政府纳税，并且要承担来自上级各权力部门的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而无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四）农村基层组织管理出现“过度组织化”问题

在家庭承包经营体制长期不变的制度下，政府如何面对经营规模狭小的2．4亿农户，有效地实现其获取粮食和参与农业剩余分配的目标呢？事实上，政府实行的是强化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管理制度的制度安排：一是继承原有的农村基层组织管理框架，继续实行乡（镇）、村、组三级组织管理体制；二是直接将人民公社改为乡镇人民政府，使乡镇政府与乡镇集体经济组织合一，而且不断扩张其内设机构和干部队伍；三是逐步建立、健全上级部门在乡镇的派出机构，并不

断通过扩张权力，代表上级政府和部门完成各种政务性工作;四是通过行政手段将乡镇政府的政务性工作向村级组织分解下达，不断使村级组织的村务工作政务化;五是采取严格的“上级任命下级”和“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管理规则和政绩考核制度，逐步形成了一套由政府综合管理、由部门分散管理的多目标管理格局，在政府与政府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政府与部门之间和政府与村组织之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体系。这样一种农村基层组织和官埋的制度安排，虽然加强了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程度，但同时也产生了农村基层“过度组织化”的问题：一是农村基层组织机构林立，干部队伍庞大，人浮于事；二是农村基层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政企不分、政经不分；三是农村基层各组织之间财权、事权不统一；四是在政府与农民的交易过程中，农村基层组织的运行成本大幅度提高，在上级政府和部门无法全部支付农村基层组织的管理费用时，向农民分摊这种成本就在所难免；五是在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制度的约束下，受“升迁”和“增收”的双重驱动，农村基层组织很容易采取弄虚作假、虚报收入的做法，从而提高作为衡量农民负担标准的基础的人均纯收入的水平。

三、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思赂。

（一）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应遵循的原则

1．要有利于稳定和减轻农民负担，为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提供适度的资金来源。由于我自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对农村兴办一些公益事业不能采取完全包下来的做法，而只能“靠两条腿走路”，即国家支持一点，向农民集资一点，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一个正确选择。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整顿农村的分配秩序，坚决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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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不合理的收费、集资和摊派，解决农民反映强烈的收费过多、过滥问题，逐步理顺农村的分配关系，把农民过重的负担降下来。

2．既要规范税费制度，又要照顾现实。一方面．市场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法制经济，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要充分体现这一要求。目前农村税费制度的主要弊端是“一事一费一制”，不符合市场经济规范化分配的要求，也不利于稳定和减轻农民负担。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要实现税费制度的法制化、规范化，消除弹性政策，坚持依法管理，促进公平竞争。但是另一方面，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并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最明显的是，“税”和 “费”不论是合在一起征收还是分开征收，都有矛盾。对于把“费”中的乡统筹纳入税收，人们的看法比较一致；但是，对于把“费”中的村提留纳入税收，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由于村提留与税的性质不同，二者很难合一：即使合一，也很难保证村提留能返还农村，农业特产税就是一个例子，该税收上来后并没有返还农业。然而，二者不合一，村提留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漏斗”，各方面都会打它的主意。

3.不能为农村其他改革设置障碍。农村税费制度涉及农村统筹资金制度、农业税收制度、粮食征购制度，这都是关系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因此，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应该瞻前顾后，彼此促进，决不能因为其中一项内容的改革而影响其他改革。

（二）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方向

考虑到改革的现实可能性，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宜以“费改税”为核心，与其他方面的改革配套进行。其主要依据是：第一，向农民筹集的资金，实质上是一种具有公共性质的资金，已经具有税收的一些性质。第二，税收要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其最大的优点在于严格、规范；而收费则具有较大的弹性，缺乏内在的控制和约束机制。第三，“费改税”涉及面窄，改革的重点明确，即主要涉及乡统筹和村提留的改革，基本不影响现行农业税收政策的执行，也不对现行的粮食收购政策产生冲击，因而难度相对较小，便于实际操作，不但农民容易接受，而且为今后农业税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三）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对策选择

1．按照职业身份将农村居民分为几种类型，分别确定“费改税”的计税标准，做到公平税负。可将农村居民分为三类：农业户、兼业户、专门从事工商业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一般地讲，由于农业户的收人低于其他职业类型农户的收入，计税标准可低一些；而由于工商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的收入要高干前两类型农户的收入，计税标准可高一些。对干完全经营种植业的农户，还可根据土地面积的多少及其收益情况，再具体确定不同的计税标准。另外，为了稳定农民负担，也为了减轻征管工作量，上述税收负担可一定几年不变。对于一些困难户、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的农户、优抚对象等，可酌情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这实际上也是公平税负的一种必然要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各地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全国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费改税”办法，应当允许各地制定不同的计税标准。

2．适当改革现行税制。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针对当前的！司题，应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既有全国统一、又有适度分散的政府间税权划分的新体制。具体的政策包括：一方面，中央税、共享税和全国统一实行的地方税主要税种，其税收立法权都要集中在中央，不得向地方分散。但地方拥有对地方税的征收管理权以及部分的政策调整权。这主要是指地方可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选择或调整其地方税税率；甚至对一些地方小税种，如果征收成本高、征收数额小，地方有停征的权限。另一方面，地方也应拥有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即地方有权在全国统一征收的地方税以外，结合其实际情况，单独开征区域范围内的某些税种。就农村“费改税”而言，可考虑由省一级进行税收立法，县一级制订具体的实施细则。可以设想，将与农村经济密切相关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划为乡级财政的主体税种；同时，将乡统筹和村提留改为“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也将其划为乡级财政的主体税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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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费改税”的税收收入分为两部分，并实行严格的支出管理。“费改税”的税收收入应该分为两部分：相当干过去乡统筹部分的税收归乡镇政府所有，纳入乡镇财政预算范围，由乡镇财政结合其他资金进行统筹安排使用；相当于过去村提留部分的税收归村所有，其资金使用和财务状况必须纳入乡镇财政预算外资金管理。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村级提留的使用在由乡镇财政管理的同时，还必须实行村务公开，即定期向村民公布财务状况，接受其监督。这是“费改税”的重要内容。如果村级财务管理混乱，脱离财政部门和村民的监督，“费改税”很难成功。

4.调整和清理农业的各项税收。在摸清现有耕地状况、重新评定常年产量的基础上确定 新的农业税税率。农业税是对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生产征收的一种商品税。鉴于我国的工业化程度已有很大提高，粮食生产又是需要政府给予重点照顾的特殊环节，现行15.5％的税率确实太高，可调整为5％，但要足额征收。农业特产税税率1993年调整过，现在看是基本适度的，今后需要做的主要是清理，避免重复征税、按人口或田亩平摊。对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需要做的主要是扩大征收范围，调整征收标准，缩减优惠政策，完善征管办法。5．改革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解决“三乱”问题的难点在乡镇及乡镇以上。因此，必须改革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这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精简机构和人员。目前，不少乡镇干部超编严重，有的地方甚至教师比学生还多，60％～80％的乡镇财政支出用于教师的工资。二是改革干部考核制度。乡镇的各种达标升级活动，往往是上级安排下来的。如果不改变现有体制，乡镇的干部会担心，如果抵制上级安排的任务，他们会被“穿小鞋”。三是改进工作方法。乡镇政府在向农民收取税费时，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四是乡镇政府要带头守法。乡镇政府不但不能“乱开口子”，还要加强对乡镇财务状况和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

6．加快农村政治体制创新步伐。其目的是实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程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达到由社区内部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来决定公共物品的供给。这就要求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实行村务公开、政务公开，建立公共物品的需求表达机制和决策、监督机制，使一个村或一个乡范围内多数人的需求意愿得以体现，并保证公共物品的提供和使用符合他们的意愿。这又进一步要求：①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可以在村民委员会制度和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让农民充分反映其意见。②由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对本社区的公益事业建设进行投票表决，凡未经投票表决而动用本社区筹集到的公共资源的行为都是违法的。③增加公共资源使用的透明度，定期向群众公布收支情况。第二，改革社区领导人的产生办法。村级领导人和乡级领导人应真正由本社区居民民主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上级组织部门安排。由于有选举约束，他们能够真正对本地选民负责，对社区负责，把自己的政绩做给本地选民看，把增进本地选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要有一套制度安排，使社区领导人相信，他们的当选与否完全取决于本地选民，而与其他任何因素无关。这样，社区领导人才敢于抵制来自外部的各种达标、升级活动，抵制各部门、各系统出台的收费规定。

7．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战略性转变。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真正把农村发展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不但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且也只有农村经济发展起来，乡村两级也才会有充足的财力进行农村公共事业建设。国家应加大对农村的资本与政策投入，特别是加强和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为减轻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负担，随着国家税收状况的改善，国家可考虑加大对乡镇财政的转移支付额度，或将从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获得的税收按一定比例留给乡镇财政，至少将农业税部分留给乡镇财政，以使乡镇财政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农材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

总之，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不能单兵突进，必须协调一致；不会一蹴而就，应该从长计议；不应操之过急，只能循序渐进。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难点与思路 篇2

一、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公共服务均等化

户籍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保证在同一个区域生活的人们获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与社会待遇，而不受户籍属性的限制，这既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需要，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当前，不同户籍属性的人们在同一生活区域内所享受的公共服务不均等问题主要体现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自2001年公安部发布《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以来，小城镇的户籍大幅放开。在一些小城镇，只要公民在本地有稳定收入的工作或住房，或者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就可以将户口迁入当地。但是，选择迁居中小城市的人数还是不多，这主要是因为中小城市在提供就业机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相对薄弱。

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大量的外来人口无法享受到和本地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务，包括住房补助、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以子女教育为例，外来人口子女在迁移地接受教育仍然困难重重。Wang and Holland对上海的调查研究发现近40%的外来人口子女无法接受义务教育，因为上海市公办学校的入学条件非常严格。外来人口必须提供在本地正式工作的有效证明（劳动合同）或社会保险缴费记录，其子女才可以在上海市的公办学校就读。①但是，很多外来人口并没有稳定的正式工作，也没有交纳社会保险，他们的子女就只能在打工子弟学校接受教育，这些学校的学习条件简陋，老师水平低，上课也不稳定，教学水平整体较差。除此以外，外来人口的子女在高中入学的问题上面临更加苛刻的条件。即使对于少数能够在当地就读高中的外来人口子女来说，绝大多数也不能在当地参加高考。

二、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城市中外来人口无法享受迁移地的公共服务，是对社会公平的严重损害，是制约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然而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却雷声大、雨点小。迄今为止，农民工和外来人口的主要迁移地仍然设立严格的入户门槛，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歧视并没有改变。究竟是什么原因制约着户籍制度改革？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首先，户籍管理上严重分权，权利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并没有很强的改革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户籍管理的职能从国家划归地方，②地方政府可以在其管理权限内制定当地的户籍政策。例如，北京市政府有权决定当地的落户条件，以及外来人口可以享受到哪些北京市的公共服务。这样一来，地方政府会从当地的切身利益出发，给那些高学历、高收入、高资产的群体北京户籍，因为这些人能给当地带来更大的经济贡献。Song， Y.， “What Should Economists Know about the Current Chinese Hukou System？”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29， 2014.而向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或者允许大量农民工落户当地，并不符合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换言之，尽管社会各界对户籍改革的愿望很强烈，但是真正有权利改革的地方政府并没有改革的动力和激励。

其次，巨额的改革成本对各级政府的财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抑制了户籍制度改革的速度。人口的市民化需要巨大的财政投入。2011年國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在重庆、武汉、郑州和嘉兴四个城市进行了实地调研，对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具体成本作过测算，包括各类社保投入、公共服务投入、住房保障投入等，一个典型的农民工（包括相应的抚养人口） 市民化所需的公共支出成本总共约8万元。李芙蓉、麻晓刚：《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性障碍因素研究》，《改革与战略》2013 年第9期。

最后，大城市环境承载能力相对饱和，放开户籍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大城市病”。如果放开大城市户籍，很可能导致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城市环境的恶化和交通的拥堵。这使得大城市政府在户籍制度改革问题上有了更多的顾虑，在户籍制度改革问题上采取非常审慎的态度。

三、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基于上文对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分析，笔者认为在中期内户籍制度仍然会继续存在，大中城市的户籍不可能全部放开。在这种背景下，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建议。

第一，户籍制度改革需要中央政府的顶层设计，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政策激励。地方政府考虑的主要是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本地人口的就业问题，往往会忽视外来人口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因此，中央政府需要从全局着眼，对外来人口在大中城市的落户提出明确要求，可以把城市对外来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纳入当地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指导并激励地方政府逐步放松户籍管制，对长期居住在当地的外地户籍人员给予落户。

第二，逐步建立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市民化成本共担机制，减轻政府公共服务支出财政压力。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企业和农民工本人的支付能力，支付相应的市民化成本。可以通过建立土地流转市场为农民工进城积累启动资本，使农民工个人也有能力承担一部分市民化的私人成本，包括城镇定居家庭生活消费支出、子女和自身的教育培训等费用。另一方面，还需要各级政府统筹协调财政开支，建立健全户籍制度改革的成本分担机制，构建以城市实际承载人口为主要依据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李振京、张林山：《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问题与总体思路》，《宏观经济管理》2014年第3期。

第三，通过区域和产业政策的协调让中小城市分担大城市户籍改革的压力。例如，京津冀协同发展以打造环渤海经济新引擎就是减轻北京市户籍改革压力的一项探索。由于我国区域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农民愈想落户的城市，愈难落户；农民愈不想落户的城市，愈容易落户。如东部大中城市不仅就业机会多，而且公共福利质量高，深受农民的喜爱。许经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与之相反，中西部地区就业机会少，工资相对低。因此，若要实现中西部小城市分担大城市户籍改革的压力，就要致力于缩小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失衡，在中西部为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四，逐步放松大中城市的落户条件与逐步增加向外来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应该同时进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诚然，考虑到人口规模、资源紧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短时间内放开大中城市的落户并不现实。2013年6月26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我国提出各类城市具体的城镇化路径。即：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尽管大城市放开落户目前并不现实，但是这并不妨碍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例如，很多大城市现在实行了积分入户制，达到某个积分值即可申请入户。笔者认为，可以探索把积分和在目的地城市享受的公共服务联系起来，如达到某个积分值就可以享受城市的廉租房，或者子女可以接受公立学校的教育等等。这样一来，尽管很多外地户籍人员无法拿到当地户口，但是可以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这才是户籍改革的核心和重点。

四、结论

户籍制度是阻碍我国当前劳动力要素市场化的主要因素，是制约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要障碍。本文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公共服务的逐步均等化，使无论何种户籍属性的居民在同一地区内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务与各种社会福利。此外，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还需要很多与户籍制度改革相配套的政策措施，如区域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等。只有这些政策共同作用，协调实施，才能真正推进“人的城镇化”，进而促进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回顾与评价 篇3

[摘要]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和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举措，其主要内容包括：合并、简化税费，取消农村教育集资政策，调整农业税政策。要保证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进行，还需要有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如对乡镇政府机构进行改革，建立新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增加对部分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等。

[关键词]农村税费改革;农业税;农民负担

农村税费改革是最近几年中国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改革首先在安徽省进行试点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之后又在其他省份逐步推开，目前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进行。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和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举措。完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各项政策，取消农业特产税，加快县乡机构和农村义务教育体制等综合配套改革。在完成试点工作的基础上，逐步降低农业税率，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今后农村税费改革的方向和具体任务。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难点与思路 篇4

思考

对目前农村税费改革问题的调查与思考2007-02-02 21:56:0

1被喻为中国农村继土地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第三次农村革命的税费改革，重新调整和规范了农村的分配关系，保护了农民的利益，给丧失活力的农业生产和丧失希望的农民带来了生机。但是在税费改革的贯彻和逐渐深入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在湖北农村税费改革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们到宜昌和黄冈农村，就税费改革前后农民的负担情况和税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调查的对象涉及农户和村、乡（镇）、县（市）有关领导及相关部门，调查形式主要是座谈和访

问。通过调查与研究，我们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一、税费改革给农民和农村经济带来了希望

税费改革简化了名目繁多的税费项目和各种摊派，农民只需交三笔钱：第一，农业税正税及附加。农业税正税的计税方法是以年统计年报中的农作物平均产量，根据实际情况考虑统计误差打折后，作为计税常年产量，税率为，计税价格元公斤，计税面积以第二轮承包面积为依据，农业税附加按正税的征收。第二，一事一议的筹资。村内兴办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资金和用工实行一事一议，民主决策。筹资额每人每年最高不得超过元，筹劳每劳每年最高不得超过个标准工日。第三，谁受益谁负担的费用。原用于村内统一组织的抗旱排涝、防虫治病、恢复水毁工程等项开支的共同生产费，按照谁受益，谁出钱的原则，由受益农户据实承担。

以下表⒈表⒉表，是枝江市马家店

镇的五个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的负担情况。

从表中我们不难看到，税费改革的确使农民负担有大幅度的下降。上述五个村税改后的负担均大大低于往年的负担水平。该镇共个村，农民平均负担额下降了以上；团风县减幅更大，税费改革后全县农村负担减幅为，亩平负担由元减到元，人平负担由元降到元。

税费改革重新调整和规范了国家、集体、农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它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农民从中看到了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和政策指向，因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不少从前不愿种田外出打工的农民现在返乡种田。另一方面，税费改革也增强了基层组织依法行政和农民依法纳税的意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干群矛盾。

二、税费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顺民心、合民意的举措，深受老百姓拥护。但是，这

项改革涉及面广、难度大，在实践中又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第一，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问题。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好的制度安排，是对乱收费乱摊派的制约，它促进了乡村精简机构的改革。但是农村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也需要一定的资金，忽略乡村组织的经济利益就可能阻碍税费改革的顺利推进。以枝江市团结村为例，村里每年的支出情况如下：管理人员工资元，办公费元，五保户供养元，短期借款利息元，老干部补贴元，接待费元，合计元；全村共有耕地亩，税改后应上交农业税及附加元，其中农业税附加元返还给村里作为可支配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将管理人员及其工资压到最低限，接待费压到最低限甚至不接待，也存在着较大的资金硬缺口，使村组织的运转受到制约。这一资金硬缺口如不能妥善解决，也可能重开收费之门，使减负成为一句空话。

第二，农业税税率问题。税费改革

前的农业税税率在左右，税费改革后，过去的镇统筹并入到新的农业税中，农业税税率因此大幅度提高为。综观世界各国税收制度，只有中国和越南单独针对农业征收农业税。在其他国家，农业是与工业一样纳入增值税的税种征收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对农业都采取

了优惠政策，使农业实际负担的税率大大低于增值税的基本税率。如法国为％，德国为％，卢森堡为％，荷兰为％，奥地利和比利时为％，美国更是对农业实行补贴政策，鼓励农业生产。我国农业如果按照增值税计算，假定物质生产费用占总产值的一半，产量和价格与实际相符，农业税及附加就会相当于净产值的以上，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农民的负担水平。

第三，作物常年产量的确定问题。政策规定，农业税计税常产是以年五年的实际平均产量折合而成，并保持长期稳定。而这五年正是农作物产量相对较高的五年，利用高峰期的产量为计税依

据有其积极的一面，有利于鼓励农民增产增收。但是在自然灾害严重和实际产量很低的情况下，如果仍然使用这一偏高的计税基数就缺乏其合理性了，而且过去的统计年报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水分，如何打折以保证村与村之间、镇与镇之间和同等条件的土地之间税负的平衡也是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第四，计税土地面积的确定问题。按照规定，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应以农民第二轮承包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确定。但是由于多年来兴办集体公益事业、农民私人建房、长江大堤加固和移民等很多占地都没有办理手续进行核减，造成现有耕地面积与计税面积的出入较大，出现有税无地的现象。

第五，一事一议的筹资问题。税费改革后，面向农民征收的镇统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被取消，村内兴办、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基金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主要通过一事一议的办法筹集。一事一议这一制度安排一

方面是对村组织的制约，另一方面保证了农民参与决策集体事务的权利和农村事务的民主化。然而事实上，村干部反映，一事一议在操作上很难落实。一方面，村民素质参差不齐，在议的过程中往往是切身利益决定态度，因此一事一议难以经村民大会通过；另一方面，即使一事一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同意，资金也难以收齐。从村民的角度看，他们则担心一事一议成为新的乱收费乱摊派借口。

第六，债务的化解问题。目前，村级债务相当普遍，而且相当严重。以枝江

市为例，全市个村，村级负债总额达到亿元，村平万元。这些欠债大多是过去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教育和各项达标升级活动形成的贷款，还有一部分是民间高利贷即村组织向农户借的钱。税费改革堵死了乡村通过集资、加码、收费等渠道偿还债务，而大多数村既无企业又无其他经济实体，财力紧

张，还债更加困难。尽管政策规定不能以债抵税，但村里欠农户的钱不还，农户以债抵税的行为就难以避免。

第七，产生新的税负不公的问题。税费改革前农业税是按地征收，三提五统是按人征收，现在一律按地征收，使农民负担由人口向土地转移，人多田少的农户减幅大，而人少田多的农户减幅小，有的农业大户甚至增加了税负。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改革不利于土地向种田大户的集中，农村的规模化生产可能受到影响。不种地的农民在外打工或者从事工商业收入相对较高反而不负担或少负担，种地的农民收入低但继续负担或多负担，这种税负不公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有负面影响。

三、对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的思考

农村税费改革不仅涉及到国家、集体与农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也涉及到农村上层建筑的重大变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进一步完善税费改革方

案的同时要重点推进配套改革，没有配套改革或者配套改革滞后，税费改革将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现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逐步完善计税方法。一是由乡镇政府负责组织工作组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实地丈量、核实现有耕地；二是将这次税费改革中打折的办法，继续作为以后计税的一个重要的调节工具，制定规范的打折办法，如在遇到较大自然灾害、农作物价格和产量较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多打折，以保障农民利益、减轻农民负担；三是综合考虑农业税按人头和田亩征收，二者各占一定比例，比如按人田各半的原则征收。

第二，兼顾好减轻农民负担和维持农村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两个方面。保护农民利益是税费改革的根本目的，但农村基层组织又是改革方案的具体执行者，只有两头都兼顾了，改革才能顺利进行。中央财政拿出亿元用于税费改革中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但这一转移支付应该如何使用？我们认为，转移支

付资金要全额用于税费改革，并适当加大对农村基层组织的转移额度；其次要根据地域进行村组合并精简村组干部，找到保护农民利益和基层组织高效运转的最佳结合点。

第三，摸清底数、分清责任、分类化解村级债务。化解债务首要的是不发生新的债务，然后在清理核实债务底数的基础上，区别情况，分类处理、逐步化解。对无本生息、虚列债务采取挤水化债；对农户欠款根据农民承受能力分批分期清欠；对高息贷款采取与债权人协商的办法降息化债；以村的名义为企业贷款形成的债务划转由企业偿还；关停的村办企业和其他闲置资产以拍卖的形势变现化债；实行债权债务互抵以化解部分债务；鼓励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增强经济实力和债务偿还能力。

第四，制定制度，保障一事一议。在现阶段，应有相应的措施来保障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落实。如安徽省就制定了《安徽省村内兴办集体公益事业筹资

筹劳条例》，使一事一议的筹资方式有法可依，同时避免出现新的乱摊派现象。

第五，加快乡镇机构改革，确保精简人员、节省开支。农民税费负担沉重的根本原因在于基层政府机构庞大，预算入不敷出，所以各种收费、集资、摊派泛滥成灾。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下决心大幅度压缩靠摊派养活的庞大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如黄冈市在推进配套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四个先行：乡镇机构改革先行，以放活、退养、转岗、清退的形式分流以上干部；调整学校布局先行，乡镇办中学、联村办高小、村办初小，教师实行竞争上岗；村级管理制度改革先行，精简村组干部至每村人；压缩乡镇行政支出先行，在现有基础上压缩。而有的地方的机构改革，编制虽然压缩了，但财政支出并未减少。在实现了人员精简之后，要做到减人与减支结合，精简、分流人员要逐步与财政断奶。

第六，调整和完善乡镇财政体制，优化资金的支出结构。按照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确定乡镇财政的收入和支出体系，量入为出。农村中小学义务教育经费纳入县市区财政预算，按照规定统一发放教师工资。同时减少各种不必要的开支，如精简各类检查评比活动，取消村级招待费，压缩摊派性的报刊杂志征订数量等。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由于近几年乡村收入减幅较大，有的基层干部有畏难情绪，对税费改革持观望的态度；广大农民虽然拥护，但是对于能否长期减负仍然心存疑虑。因此，税费改革一定要充分发挥和调动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没有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改革就失去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而没有广大基层干部积极工作，改革的实施就失去了组织保障。因此还要加大宣传力度，坚定改革求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要发动和鼓舞基层干部经受这次改革的考验，也应为改革做出相应的奉献。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难题也不能千篇一律地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难点与思路 篇5

二是积极创新制度。我省随州等地在全国较早实行了“两会一组”制度。所谓“两会一组”制度，就是通过建立村民代表议事会、村民代表监事会和民主理财小组，将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组织化、程序化、制度化。随州、荆州和孝感等地在推进村务公开、落实民主管理上较好地发挥了“两会一组”的作用，这些地方的村委会拟定的重大事项必须交由议事会议定，村务监事会予以监督，审议通过后再交付村委会执行，并在村务公开栏中公布。村级财务收支实行限额管理、一支笔审批，把财务公开作为村务公开的重点，充分发挥民主理财小组的作用。在公开内容上，除公开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要求公开的事项外，如计划生育执行情况、救灾救济款物发放、集体经济项目承包、经营情况等，还公开了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村委会工作计划和目标责任制等新的内容。在公开程序上，孝感市孝南区的一些村委会还根据村民关注的热点问题“点题公开”，经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和村民代表会议审核后，由村会计按规定的形式向群众公布，事后组织全村18岁以上的村民填写村务公开意见表，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听取群众的意见，并将每期公开的内容及征求意见表存档归案。在公开时间上，除做到公开及时之外，根据不同的项目确定公开时间。村务公开栏每季度公开一次，其中水电费收缴及价格每月公开一次，财务收支、计划生育每季度公开一次，农民负担每半年公开一次，村发展规划、村干部情况、村干部考核每年公开一次，其他公开内容及村民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视情况随时公开。另外，村务公开形式也灵活多样，以村务公开栏为主，辅以广播、会议、明白卡、公开信等多种方式。全省除了普遍建立“两会一组”制度以外，个别地方还根据本地实际，积极探索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新形式、新机制。例如，安陆市积极推行以村“两委”联席会、党员会、村民代表会和评党员、评干部、评村民代表、评“十星级文明农户”为主要内容的“三会四评”制度，卓有成效地推进了该市村务公开和村级事务的民主化管理。恩施州在开展村务公开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1 4 X”模式，即每个村一年至少召开一次村民大会、每季度至少公开一次村务，在村务公开内容上，根据百姓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实行“点题公开”即“X”，取得了显著成效。

三是实行观察督导机制。为了推进各地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我省除了强化日常工作上的督导作用以外，还积极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湖北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合作，每年由这两个中心派出多组研究生、博士生作为观察员到我省不同类型的乡村、城市社区驻点观察、调查研究，为省委、省政府和省

民政厅提供决策参考意见，有效地推进了我省村务公开、村级民主管理的深入发展。

一、此次调查及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虽然在总体上而言，我省在推进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但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为了更好地总结经验、进一步推进我省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从根本上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促进村民自治、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最近，湖北省民政厅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联合组成10个调研小组，分赴孝感市孝南区、襄樊市襄阳区、监利县、武汉市黄陂区、武穴市、巴东县、潜江市、通山县、枝江市、汉川市等县（市、区），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调研。调研组通过召开座谈会、问卷调查、典型访谈和进村入户等方式，对10个县（市、区）的30个乡镇、80多个村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情况进行观察。下面将主要以这次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比较客观地反映我省农村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整体情况。

这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000份（每个小组100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919份。从统计来看，被调查者83.2是普通农民，8.5是个体户，1.6是乡镇企业工人，0.6是企业老板；其中，28.8的被调查者是中共党员，9.5是共青团员，2.0是民主党派人士。他们中近3/4的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绝大部分年龄都在30岁以上，其中60.7的人的年龄在30～50岁之间，50～60岁的人占21.0（参见表1）。

表1被调查者的基本统计特征

统计指标

分类标准

人数

有效比例〔1〕

统计指标

分类标准

人数

有效比例

性别

男

671

74.1

职业

普通农民

750

83.2

女

234

25.9

个体户

77

8.5

年龄

17～19岁

1

0.1

乡镇企业工人

14

1.6

20～29岁

66

7.4

企业老板

5

0.6

30～39岁

225

25.3

其他

55

6.1

40～49岁

315

35.4

家庭年收入

0.5万元以下

110

13.3

50～59岁

187

21.0

0.5～1.0万元

202

24.5

60岁及以上

96

10.8

1.0～1.5万元

197

23.8

文化程度

没有读书

33

3.6

1.5～2.0万元

128

15.5

小学

205

22.6

2.0～2.5万元

96

11.6

初中

446

49.1

2.5～3.0万元

29

3.5

高中/中专

207

22.8

3.0～3.5万元

33

4.0

大专及以上

18

2.0

3.5万元以上

31

3.8

婚姻状况

未婚

27

3.0

支出/收入[2]

20以下

14

1.9

已婚

861

94.3

20～40

51

6.9

离异

11

1.2

40～60

137

18.4

丧偶

14

1.5

60～80

205

27.6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84

9.5

80～100

152

20.4

中共党员

255

28.8

100～200

140

18.8

民主党派人士

18

2.0

200～300

19

2.6

普通群众

527

59.6

300以上

26

3.5

注:[1]有效比例是指除去缺省值的比例；[2]指被调查者年支出占该年收入的比例，也称之为支出的收入弹性。

这些被调查者的年家庭收入平均为1.34万元（如果按每个家庭3～4人计算，人均年收入大致为3000～4000元），其中在0.5～1.0万元、1.0～1.5万元和1.5～2.5万元之间的都占1/4左右（分别为24.5，23.8，25.1），此外还有13.3的家庭不足0.5万元（参见表1）；他们家庭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业收入和打工收入（参见表2）。

表2被调查者家庭收入来源及主要支出

（1）收入来源

有效比例（％）

（2）主要支出

有效比例（％）

①农业收入

81.1

①生活支出

83.4

③打工收入

50.6

②人情支出

71.4

②养殖收入

24.3

③生产投资

66.7

⑤工资收入

13.5

④子女教育

65.0

④经商收入

11.1

⑤医疗支出

62.2

⑥其他收入

7.7

⑥建房支出

14.3

再从他们家庭的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来看，8.8的被调查者家庭支出的收入弹性在40以下，高达66.4的被调查者家庭支出的收入弹性为40～100，另外还有近1/4的被调查者家庭入不敷出（参见表1）；其家庭支出最大一项仍然是生活开支，其次是人情支出、生产投资、子女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参见表2）。这些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湖北省地处中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民生活的大致样貌。

二、湖北省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整体状况

（一）被调查者对村务公开的了解与关注

从调查来看，绝大部分被调查者不但对村务公开比较了解，而且关注度也较高。25.8的人自认为对村务公开“十分了解”，37.7的人“了解”，23.7的人“知道一些”，只有9.6的人“不了解”，3.2的人“一点不知道”；31.0的人“十分关注”村务公开，55.0的人“关注”村务公开，只有6.3和7.7的人不关注或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并且，被调查者基本上都认为村务公开很有必要，仅9.6的人对村务公开不公开持无所谓的态度，0.9的人认为没必要。由此可见，推进村务公开符合村民的利益要求。

92.7的被调查者反映他们所在村设有村务公开栏。一半的被调查者经常去看村务公开栏，还有20.0和22.2的人偶尔或路过去看村务公开栏，只有7.5的人从来不看村务公开栏。这说明广大村民对村级公共事务较为关心，因为根据罗伯特·达尔的研究，“在大多数政治体系中，对政治事务极感兴趣，关心并了解政治，活跃于公共事务中的人在成年人中所占比例不大。一般来说，他们往往是少数。即便是在有大众政府、政治介入十分广泛的国家中，政治阶层也绝非网络了全部公民。相反，在所有多头政制中，似乎为数众多的公民对政治冷漠，不大活跃。简言之，他们是无政治性的”[1]。村民对村务公开的高度关注，既可能是一种现实的反映，说明当地的村务公开工作的确做得很好，激发了村民的关注，也可能是一种期待的表达，希望当地的村务真正能够做到公开、透明。实际的情况如何，可以从后文的分析中来看。

（二）村务公开的形式及内容

根据调查，78.9的被调查者反映该村村务公开做到了定期公开，只有6.0的人反映上级检查时才公开，3.7的人反映所在村的村务从不公开（参见表3）。

表3被调查者所在村村务公开情况

人数

有效比例（％）

定期公开

683

78.9

偶尔公布

99

11.4

检查才公布

52

6.0

从不公布

32

3.7

其中，43.7的被调查者认为村务一季度公开一次为宜，23.4的人认为半年公开一次为宜。此外，15.7的人认为一年公开一次，11.5的人认为一个月公开一次，仅有5.8的人认为应该随时公开（参见图1）。至于到底多长时间为宜，需要视各地的实际情况及公开的内容而定，但是，日常性或常规性事务有条件的村还是以一个季度公开一次比较好。

农村税费改革要“三确保”等 篇6

34项电信资费由市场定价

国家计委和信息产业部最近宣布，对IP电话等已经形成比较充分竞争的34项电信业务的收费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在这些资费中包括了固定电话的信息服务费，IP电话的国内长途、国际及港澳台通话费，移动电话的SIM卡费、过户费、用户要求改号费，无线寻呼业务收费，电子信箱业务收费，因特网业务开户费，卫星移动电话业务收费等与消费者密切相关的收费。(北京胡爱)

城乡电网同价工作取得进展

今年上半年，天津、上海、青海已实现城乡各类用电同价，北京、江苏、广西、山东、宁夏、浙江、陕西已实现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同价，福建、广东、湖南、河南、甘肃等省的部分县也实现了城乡用电同价。全国2440个县(含县级市、区)中，有226个县实现城乡各类用电同价，有470个县实现了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同价。

摩托车报废标准出新规

《摩托车报废标准暂行规定》已于10月1日起施行，规定两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和边三轮摩托车累计行驶里程达到10万公里的，正三轮摩托车累计行驶里程达到8万公里的，就应当报废。两轮、轻便、边三轮摩托车的使用期限为8～10年；正三轮摩托车的使用期限为7～9年。对虽达到年限或累计行驶里程但依据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和污染物排放规定检验合格的摩托车，使用年限最多可延长3年。(北京张维)

土地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

前不久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承包经营权流转。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承包期内，承包方交回承包地或者发包方依法收回承包地时，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投入，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山东方敏)

浙江推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

浙江省从现在起到明年底，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制。

从农村税费改革走向农村综合改革 篇7

财政部副部长 张少春

农村税费改革是继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新中国第三次重大的农村制度变革。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标志着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重要成果，并由此转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村综合改革阶段。其核心是促进上层建筑变革，解决农村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回顾总结从农村税费改革到农村综合改革的历程与经验，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对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重要历史性成效

2000年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重大决策，并率先在安徽全省和其他省份的部分县市开展试点。2003年在全国全面推开。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2600年的农业税终于走进了“历史博物馆”，以此为标志，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了重要历史性成效。1.大幅度减轻了农民负担。农村税费改革在正税清费的基础上，逐步取消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及其附加，以及牧业税、屠宰税，乡统筹、村提留和各种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同时，清理整顿各种摊派和达标升级活动，有效遏制了农村“三乱”现象。据统计，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全国农民每年减轻负担1250多亿元，人均减负140元左右。在此基础上，着手解决一些行业性、区域性农民负担问题。从2006年开始实行国有农场税费改革，取消了在土地承包费外由农工自行缴纳的农业税和在土地承包费内由国有农场统一缴纳的农业税，免除了农工承担的类似农村“乡镇五项统筹”的收费，共减轻国有农工负担62亿元，惠及农工1856万人。从2007年开始实施大湖区农民负担综合改革，共减轻洞庭湖等大湖区农民负担23亿元，惠及农民2616万人。同时，启动清理化解农村义务教育“普九”债务试点，探索解决乡村债务问题，消除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到2010年10月底，全国共化解债务约650亿元，惠及农村债权人约190万人。

2.优化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做到少取甚至不取的同时，还推动了各级政府对“三农”投入的大幅增长，实行了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臵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以及退耕还林补贴等一系列支持政策。经过这些年的探索和完善，以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和增加农民收入为重点，投入稳定增长，减税补贴等多种政策工具并用，操作比较规范的强农惠农财税政策体系初步形成，标志着国家与农民分配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增加农民收入，搞活农村经济，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09年全国各级财政对“三农”的总投入达到了20043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6.3%，其中中央财政安排的“三农”支出为7253亿元，是2003年的3.4倍。在这些投入中，各级财政安排的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超过了103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了782亿元。

3.推动了农村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完善。为巩固改革成果，推动解决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深层次问题，各地积极推进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管理体制、集体林权制度等改革，推动了农村上层建筑的调整和完善。通过改革，精简优化了乡镇机构和人员，加快了乡镇政府职能转变，规范了乡镇干部的行政行为，提高了为农服务的意识和能力；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逐步建立了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和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增加了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促进了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完善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奖补政策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推进了“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试点；全面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初步理顺了集体林权关系。这些改革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为下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

4.推进了农村民主机制建设。适应农村发展的新形势，按照村民自治、民主管理的要求，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制定和实施了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对村内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道路、植树造林等集体生产公益事业建设所需投入，由村民大会民主讨论决定，一事一议，实行村务公开和村民监督，对村民每年的筹资筹劳额度进行上限控制。为充分发挥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的作用、促进村级公益事业发展，2008年，中央决定在河北、黑龙江、云南开展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随后试点范围迅速扩大，到2010年已覆盖到了27个省份。从地方实践情况来看，奖补试点大大激发了村民参与村内公益事业建设的积极性，不仅带动了村民自治和农村集体事务的规范化管理，促进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而且有效转变了基层干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方式，增强了基层工作的透明度，减少了基层干部群众的摩擦和矛盾，从制度上推动了基层党风廉政建设。

回顾农村税费改革历程，取得的成果来之不易，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主要包括：始终坚持体制机制创新，解决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某些深层次问题，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农村体制机制；始终坚持从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阻碍生产力发展最突出的问题入手，切实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和对改革的承受能力，不断完善改革政策，切实做到积极稳妥；始终坚持加强领导和走群众路线相结合，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改革合力。

二、从农村税费改革走向综合改革的历史必然

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影响农村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农民负担反弹的压力依然存在。在2006年全国农村综合改革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指出，取消农业税以后要不失时机地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主要解决农村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适应的某些深层次问题，完善农村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这些深层次问题主要包括：

1.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乡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是政府管理农村、服务农民的直接载体。乡镇机构改革是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的一项根本措施，直接关系到农村税费改革的最终成败。目前，我国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还存在不少问题，乡镇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仍管着一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效能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乡镇政府依法行政能力有待加强，部分乡镇干部的管理理念和工作方法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一些地方的乡镇机构改革进展较慢，人员精简不到位，开支较大，运转较为困难，“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说明，目前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2.县乡财政比较困难，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偏弱。县乡财政是国家财政的基础，是基层政府履行职能的重要财力保障，也是落实国家惠农支农政策的载体，大部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需要通过县乡财政来承担。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目前我国不少县乡财政还比较困难，自有财力增长较慢；县乡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省以下财政管理体制不完善，县乡政府的财权与事权还不相匹配；财政管理基础工作和基层财政建设比较薄弱，特别是财政支农资金“碎片化”问题较为突出，条条分割，使用分散，难以发挥综合效益。这些问题都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要求不相适应，影响了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

3.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相对较慢，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难度较大。加快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直接影响着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进程。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和基层财力不足等多方面的原因，农村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基础设施等依然是当前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仍有相当一部分村庄没有通油路，中西部地区的部分村庄甚至不通公路，农村人畜饮水困难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很多农民还喝不上干净水。另外，农村税费改革之初为促进村级公益事业发展而设计和建立的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存在“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的问题。上述这些问题都影响了村级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增加了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难度。

4.农村历史遗留问题沉重，稳定农民负担面临挑战。乡村债务规模较大、涉及面广。在基层财政相对困难的情况下，还债渠道较少，乡村政权组织有可能继续在农民身上打主意，向农民收钱还债，引发农民负担反弹，也会影响党在农村的执政能力。国有农（林）场办社会负担较重，已成为制约国有农（林）场持续健康发展及其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农民减负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区域性、行业性农民负担仍然存在。这些农村历史遗留问题是多年以来农村矛盾的集中体现和直接反映，是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经济工作中的一个难点，也是农民负担反弹的一大隐患，直接影响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综上所述，农业税虽然取消了，但农民负担反弹的压力依然存在；新的农村分配制度建立了，但完善与巩固的任务仍然艰巨；对农村投入加大了，但其综合使用效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2006年全国取消农业税并不意味着农村改革的终结，而昭示着农村改革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攻坚阶段，农村税费改革转向农村综合改革具有内在的历史必然性和逻辑性，是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客观要求。

三、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改革发展的部署，我们要以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为目标，以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为切入点，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加快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并不断赋予其新的内容，力争有更大的突破，更好地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

1.着力加快推进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步伐。要通过农村综合改革，积极探索财政支持“三农”发展的新途径，不断完善财政“三农”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加大对农村教育、社会保障、卫生、文化等方面的投入，全面提高农村社会事业的财政保障水平，缩小城乡差距。要推进城乡统一规划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扩大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范围，提高奖补层次，引导各方面资金向农村流动。要建立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积极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乡用县监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增强县乡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完善村级组织运转保障机制，加强村级财务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要加强财政基础管理工作和乡镇财政建设，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2.着力推动农村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加强分类指导，继续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乡镇，要结合本地实际，确定乡镇机构设臵的形式和数量，严格控制机构和人员编制，推进乡镇机构人员实名制。要加快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围绕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公共服务、大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维护农村稳定，推进基层民主、促进农村和谐等来执法行政，不同类型的乡镇，要结合实际确定工作重点。要按照加强农村公共服务能力的要求，合理区分乡镇事业站所的公益性职能和经营性职能，对公益性职能加强财政保障，经营性机构可转制为经济实体。要坚持服务农民、依靠农民，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加强农村社区建设，推进基层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改善乡村治理。要培育农村服务性、公益性和互助性社会组织，创新农村服务形式，完善农村社会自治功能。要积极推进经济发达镇扩权改革试点，发挥中心镇的辐射带动作用，吸纳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3.着力推动解决农村历史遗留问题。要区分轻重缓急，按照试点先行、积极稳妥的原则，以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为突破口，妥善解决乡村债务问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新农村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要继续推进深化国有农场税费改革，支持国有农场分离办社会职能改革，切实减轻农工负担。要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积极开展相关配套改革，确保尽快完成中央提出的目标任务，切实巩固改革成果，促进林业发展和林农增收。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民减负增收的长效机制，研究减轻农民农业生产用水负担及牧民、渔民负担的相关政策措施，促进农民增收。

4.着力推动农村公共资源整合。要积极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协调，搭建平台，通过适当的方式引导和整合公共资源（财政资金、集体土地、集体资产等），集中力量办大事，加快解决农村公共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问题，促进农村公共资源自由流动和有效利用。要积极探索农村综合改革与完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有效结合方式，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健全农村经营服务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带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自愿、有偿流转，促进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动现代农业建设。

5.着力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形成。要紧紧抓住当前农民群众反映最强烈、阻碍生产力发展最突出的问题，通过开展试点，创新体制机制，积极探索推进城乡统一规划、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等方面的政策措施，逐步改变过去重城轻乡的做法，建立健全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臵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制度体系，并以此带动小城镇建设和城乡在产业布局、劳动就业以及社会管理等方面的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