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反恐形势及对策

新疆反恐形势及对策（共5篇）

新疆反恐形势及对策 篇1

人民网北京5月22日电4月27日至30日，习近平主席到新疆考察工作。作为陪同习主席视察新疆工作的随行者之一，新疆军区政委刘雷少将一路上聆听了习主席关于做好新疆工作的一系列讲话和指示，对习主席代表党中央提出的稳疆兴疆、强边固防的战略思想颇有感触和体会。近日，他在接受解放军报社主办的《国防参考》杂志采访时就新疆的反恐形势等问题谈了四点看法。

稳疆兴疆、强边固防必须把握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站在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高度，深刻认识新疆“分裂和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

“自汉代以来，中央政府对于新疆的要求一直都是以„反分裂‟为第一要务。”刘雷强调，这是坚持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必须首先明确的历史事实。自张骞、班超经略西域以来，新疆各族人民就一直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为此，近两千年来，特别是近百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围绕“分裂与反分裂”问题展开了长期曲折尖锐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挫败和击退了主要受境外势力支持的分裂主义浊流。与祖国站在一起，以归属中华祖国为荣历来是新疆广大人民群众的选择。

说到这里，刘雷特意介绍了“新疆”这个词的固有内涵。美国学者贝尔斯1937年在上海出版的《左宗棠传》中谈到，乾隆用兵15万收复西北疆域后为之取名“新疆”。“新疆”，其意实为“故土新归”，而绝非一些人谬传的“新辟疆土”。诚如著名维吾尔族学者包尔汉所指出的，“新疆与祖国的关系不是一般的朝贡与封赐的关系，而是表现为长期的不间断的国家行政权力在这一地区的直接行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开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新疆也命运多舛。1865年，在英国的支持下，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与新疆封建势力和卓勾结作乱，侵占了天山南北诸多城镇。1871年，沙俄趁机侵占了伊犁地区，进一步加重了西北边陲危机。西北防务重新得到了清朝政府的关注。1875年，左宗棠率军西征，两年后打败了阿古柏等入侵者，1881年终于收复了被沙俄强行占领长达11年之久的伊犁，清朝政府则重新恢复了对于新疆各地的军政管辖。清军收复新疆时，左宗棠在1877年上呈的奏章里，提出了“设行省、改郡县，为新疆久安长治之策”的意见。随后，陕甘总督谭钟麟、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等人又数次上奏论述，遂使新疆建省之说臻于完善。光绪十年十月初一，清政府发布新疆建省上谕，正式建立新疆省。对于“新疆”省名本来的涵义，左宗棠在奏议中郑重言明，是“他族逼迫，故土新归”，即意为原来是中国领土，被外国入侵者占领后，现在重新又被收复回来。因此，把“新疆”一名的由来说成“以其为新辟疆土而成新疆”是不准确的。所谓“新辟疆土”而名“新疆”之说既混淆视听，造成模糊认识，又极易被“疆独分子”和“三股势力”所利用。所以，我们在进行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教育时，必须严肃澄清这一点。

刘雷谈到，王震同志生前曾说过，解放初，我军进军新疆的路线走的就是当年左宗棠率军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他看到了当年的“左公柳”，可以想见，左公走的那条路就更艰苦了。王震讲过，“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想象。”“自西汉张骞、班超经略西域起，历经汉唐各代到现在，我国各族人民都为保卫和开拓西北地区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解放后，毛主席、党中央指挥我们屯军戍边，对大西北的开发和建设更是功勋卓著。中华民族多少优秀儿女为这一崇高的事业献出了青春和生命。不久前，党中央提出大力开发西北地区，我们这一代人应是义不容辞的，我们的后代更是任重而道远。”回味王老将军的这些话和为之付出的一切，我们深深感到，毛泽东、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是坚持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的典范，是稳疆兴疆、强边固防的榜样。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他们创立的光荣传统，坚决贯彻中央治疆方略，自觉扎根新疆、保卫新疆、建设新疆，切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刘雷紧接着指出，综观百余年来新疆地区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史，可以以1950年新疆和平解放为界分为两个历史时期。20世纪前半叶是分裂势力由思想传播发展到政治实践的时期，在来自国外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持续渗透下，1933年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为新疆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分裂政权，尽管这两个分裂政权存在时间不长，但其影响深远，“东突厥斯坦国”成了分裂分子追求的政治目标。

20世纪下半叶至今是分裂势力沉渣泛起到反分裂斗争进入以反对暴力恐怖为主要形式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各级领导，对于维护新疆稳定高度重视，正确决策，措施得当，打击有力，动员各族广大群众进行反恐怖、反分裂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遏制了分裂势力的猖狂气焰，打击了恐怖分子的罪恶活动。

但由于历史原因和一些条件的限制，建国以后新疆民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的教育开展较晚，工作相对薄弱，国家意识与公民意识的宣传教育长期以来是一个薄弱环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花大气力来抓教育，强化各民族中国人的国民身份，淡化族际间的区分和界限，塑造中华民族意识，引导族群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相一致，做到任何族群认同都不能高于国家认同，任何族群意识都不能高于公民意识，把国家意识与公民意识深深根植于各族群众，为新疆长治久安提供强大内生动力。

提到国际舆论关注习主席近两个月七次提及反对暴力恐怖活动，要求筑起反分裂反暴力恐怖势力的铜墙铁壁，刘雷加重语气说，反分裂斗争事关国家总体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是一场维护祖国统一、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斗争。我们要稳疆兴疆、强边固防，必须像习主席强调的那样，加强新形势下的反分裂斗争。4月30日，针对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站外发生的3人死亡、79人受伤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习主席立即作出指示，必须深刻认识新疆分裂和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反暴力恐怖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的决策指示精神，牢固树立长期斗争、艰苦斗争、持久斗争的思想，保持对暴力恐怖分子的高压严打态势，坚持先发制敌，凡恐必打、露头就打，打早、打小、打苗头，以铁的手腕予以毁灭性打击，坚决挤压暴力恐怖活动空间，坚决扼制其蔓延升级势头，布下天罗地网，筑牢反恐防暴的铜墙铁壁。

“当好战斗队，就是要坚决保卫边防，坚决打击暴力恐怖活动。”我们驻疆部队必须在实战化训练中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为确保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力量支撑。

刘雷表示，习主席赴疆第一站选在南疆，第一个点选在部队，凸显了驻疆部队在反恐维稳、稳疆兴疆中的特殊重要性，他在视察新疆军队和武警部队的工作时，最关注的是部队的战斗力建设。在喀什看望连队官兵时习主席指出：“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越是复杂严峻的环境，越能磨砺意志本领，希望大家牢记职责、再接再厉，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他还特别强调，“我很关心你们的装备和训练，对付暴力恐怖犯罪分子一定要有有效手段。训练一定要按实战化坚持下去。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我们学习贯彻习主席的这一指示，最重要的就是要体现在实战化训练的改革和践行上。这是提高部队履行职责使命能力的必由之路。这些年，我们在抓好核心军事能力建设的同时，结合驻疆部队的任务实际，突出抓好部队实战化反恐维稳训练，在维护新疆大局稳定中发挥了“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

刘雷接着讲，反恐怖斗争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很强，敌对势力总是打着民族宗教旗号，蒙骗信教群众，煽动民族对立和民族仇恨。在这种情况下，孤立和打击极少数分裂暴恐势力，前提是抓好反恐防暴知识学习，掌握政策法律界限。近两年，我们组织官兵认真开展恐怖活动特点规律、方式手段的学习研究，加强对恐怖活动的了解；深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防暴条令》以及民族政策等法规常识，掌握各类法律政策；突出反恐维稳、应急处突战法训法的学习研究，确保官兵遇到复杂情况能随机应变、临机处置。

谈到提高部队反恐实战能力时，刘雷表示，暴恐分裂势力一贯行动诡秘、凶残狡诈、手段阴险，暴恐活动往往出其不意、防不胜防，但作为驻疆部队必须按照万无一失的标准做准备。特别是这几年，互联网改变了暴恐活动的发生和传播规律，各种制爆方法网上都可以找到，效仿性和危害性极大，还有一些在境外有“圣战”经验的暴恐分子，图谋潜回国内实施破坏。要把暴恐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必须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把防范打击的本领练过硬。实践中，我们注重加强反恐应用训练，提高官兵实战制敌能力。

刘雷指出，暴恐活动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事发突然、情况紧急，留给我们的反应和处置时间很短，有时速度就是优势、到位就是胜利，2分钟到比10分钟到结果完全不一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快制快、先发制人，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遇事要决策快、行动快、处置快。这几年，我们制定有针对性的处置预案，加强实案化实战化训练演练，提高各级的快速出动、快速应对、快速打击的能力，部队在关键时刻发挥决定性作用。特别是我们针对民兵预备役部队处在反恐维稳斗争最前沿，着力提高他们的应急处突能力。

打击暴恐活动，必须树立军地“一盘棋”思想，多管齐下、协作配合、综合施策。近年来，我们不断健全完善军警民联合反恐维稳机制，开展常态化的反恐演练，组织屯垦部队、民兵和预备役部队与地方公安开展“网格化”巡控，形成联手防范打击暴力恐怖活动的整体合力。特别是针对新疆边境线长、对外山口通道多、通外开放口岸情况复杂等实际，牢固树立“大边防”的思想，以防潜入潜出、防偷运武器、防走私越界、防偷袭破坏为重点，加强边境应急处突能力训练，形成党政军警民管控体系，筑牢反恐怖、反分裂、反渗透的第一道防线。

现在，暴力恐怖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呈现境内境外互相渗透、互相勾联、里应外合的严峻态势。尤其是从今年吉尔吉斯、越南边防军堵截击毙越境暴恐分子事件看，开展国际间的联合反恐演练、联合边境管控非常现实重要。这几年，国家加强了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周边国家的联系，我们驻疆部队也多次参加了跨境联合反恐演练，建立定期与周边国家开展联合巡边机制，有效挤压了暴恐活动的生存空间。

“当好工作队，就是要做到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宣传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我们驻疆部队必须通过创新群众工作机制，把各族群众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打一场反分裂反暴力恐怖的人民战争。

“当好工作队”是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和看家本领，特别是在新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善于做好群众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群众工作做得越扎实越主动，反恐维稳的基础就越坚实，把握就越大。当前，各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就如何在新形势下发扬好这一光荣传统，刘雷政委谈了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必须强化群众工作意识，端正对群众的根本态度，把群众放在心上。习主席指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本是人心。在新疆，无论是发展，还是民生，还是稳定，都要紧紧围绕争取人心谋划部署。争取人心大量的、经常性的工作还是要靠群众工作去实现。从新疆的现实情况看，新疆社会发育程度低，基层基础比较薄弱，围绕争取人心做群众工作遇到诸多难题。比如，农村宗教狂热和宗教极端思想不断升温，非法宗教活动打而不绝，一些社会治安防控薄弱地区，日益成为暴恐分子的滋生地，去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主要集中在县及县以下。比如，一些地方农村年轻人早早辍学，又不务正业，不愿意到工厂上班，到处闲逛，教育管理问题突出。近几年打掉的危安暴恐团伙，其成员大多是18岁至25岁的无业青年。又比如，社会矛盾复杂化引发社会矛盾和对抗的触点增多、燃点降低，一些群众内部的民事纠纷容易被敌对势力炒作利用，引发大的问题。特别是“7·5”事件给民族关系造成的伤痕，需要长期努力做工作。近年来，通过持续抓好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深入开展军民共建美好精神家园活动，大抓“双语”教育，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村创建活动，开展“三学一交”活动(学说民族语言、学唱民族歌曲、学跳民族舞蹈，与民族群众和宗教人士交朋友)等，教育引导各级深刻认识到民族团结是新疆发展稳定的生命线，是新疆发展进步的基石。在新疆，最难、最长远的问题是民族团结问题，最大的群众工作是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在根本上要靠真情真心。广大官兵做好群众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光荣感不断增强，大家都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和呵护民族团结，无论是维稳执勤、野外驻训，还是抢险救灾、军民共建，都能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尊重民风民俗，模范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争取群众，与各族群众紧紧地站在一起，齐心协力、并肩奋斗。

其次，要增强做群众工作的本领，要善于接近群众，熟悉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在此基础上学会做宣传工作，积极教育群众。在宣传方面，一要坚持第一时间发布信息。要想赢得斗争的胜利，不仅要迅速控制案发现场，制服暴恐嫌犯，还要尽快公布真相，公布得越快、越详细，杂音就会越小。我们公开真实情况的速度，要跟互联网上不负责或者别有用心的杂音赛跑，抢占话语权。去年以来，自治区在第一时间公布了10多起暴恐案件有关情况，及时掌握了舆论主导权。二要学会讲中国故事，用西方式的叙说，用受众能接受的方式来介绍。宣传报道中，应遵循国家传播的规则，对问题的揭示与分析、全面而又平衡的报道比平庸刻板的报道更能塑造国家的真实形象，没有人能相信一切都是完美的，承认自己确存麻烦但我们能好好处理，对受众来说更有可信度和说服力。在群众教育方面，要突出强化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这是增强国家意识、统一意识、公民意识和民族团结意识的基础。没有牢固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就是脆弱的。只有文化认同的基础打扎实了，国家认同才能经得起风浪的考验。这些年来，驻疆部队广大官兵争当党的政策的宣传员、文明新风的传播员、社会舆情的引导员，坚持进街入巷、进村入户，深入开展“三观”“四认同”(即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宣传教育，打造立体式、全覆盖、持久性的宣传网络，使“三维护、两反对”(即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反对民族分裂，反对非法宗教)“三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思想不断深入人心。这个工作特别值得认真总结，并且要不断创新。今年，自治区还有一个重大战略举措，用3年时间组织20万各级机关干部，进驻乡村(社区)开展“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自治区6名领导带头进驻南疆重点地区，吃住在村，工作在村，力度之大在新疆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切实增进了与群众的感情，提高了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再次，要创新群众工作机制，学会组织群众，以此增强民族凝聚力。在这方面，毛泽东、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创新了两套机制。一是通过屯军戍边建立了“兵团体制”，有效地把具备一定素质的几百万群众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诚如习主席指出的，在新疆组建担负屯垦戍边使命的兵团，是党中央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是强化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新形势下，兵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做好新疆工作，必须把兵团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在事关根本、基础、长远的问题上发力。要发挥好兵团调解社会结构、推动文化交流、促进区域协调、优化人口资源等特殊作用，使兵团真正成为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二是通过民兵组织建立了“人民武装体制”，通过以退伍军人为骨干的组织体系，把大量有觉悟的高素质群众团结在党的旗帜下，通过骨干带群众，从根本上筑起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的、有纪律的“铜墙铁壁”，这是我党我军独有的政治优势。这些年来，我们在强化民兵的“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方面又有了许多创造和进展。例如，建立了民兵应急维稳力量体系，地州建营、县市建连、乡镇建排、村成立1警3协警6民兵的治安分队；依托边防民兵成立了应急支边分队和民兵哨所，担负管边控边任务。又如，抓了重点镇武装部达标建设，广泛开展一个县市武装部联建一所学校、一个乡镇武装部帮建一个村、一个专武干部帮扶一户人活动，打牢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此外，按照乡镇民兵参加“网格化”执勤、警务室建设和铁路公路护路等方式，每天组织近5万人次进行巡逻执勤和重点目标防控，形成到底到边的反恐维稳体系。在用好这两套“群众工作机制”的基础上，我们还有一套体制，就是积极参与强化和创新社会管理。这方面，我区部队近年来也做了大量工作，先后投入1600多万元参与乌鲁木齐市重点社区整治，组织部队党委(支部)与当地363个基层党组织开展军民共建和双拥活动，输送7900多名优秀复转军人到民族地区乡镇任职，为地方留下了一支“永不走的工作组”。驻疆部队还积极帮助基层社区和农村建立专职治安联防队，村和社区建立治安联防队及“十户联防”组织；社区每100户配备1名社区工作人员，村委会配备专职治保主任，提高“十户长”待遇，像在哈密市设置“居民说事点”，克拉玛依市试行“一网多责、一格多员”网格化精细管理模式，泽普县对流动人口管理试行“日清周结”制度等，都是对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的有益探索和实践。

“当好生产队，就是要在完成军事任务的同时，积极参加和支援新疆的开发建设。”我们驻疆部队必须把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稳疆兴疆的重要一环，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

我军从进疆之日起，就担负起生产队的重要职能，积极参加和支援新疆开发建设，为形成久安之势、长治之业贡献力量。刘雷在讲到这一情况时，列举了这些年来驻疆部队助民援建的一系列措施和成果。例如，“西气东输”是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驻疆部队1700多名官兵穿越“死亡之海”罗布泊，迎战“千里风口”托克逊，翻越“百里火山”吐鲁番，历时三年圆满完成了新疆境内自然环境最差、施工难度最大、工程任务最重的326公里伴行道路和唯一一座476米长隧道的修筑开挖任务，使“西气东输”工程提前全线开通。为改变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植被稀少、风沙肆虐、生态脆弱的恶劣环境，驻疆部队20多年矢志不渝，用“天地无情我有情，沙漠植树为人民”的豪情壮志，与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连心携手、战天斗地，共同启动实施规模宏大、艰苦卓绝的柯柯牙绿化工程，构筑起一道辐射8县1市、长达30公里、面积9.6万多亩的生态长城，为实现跨越发展撑起了一片蓝天，被联合国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授予“全球500佳境”称号。驻疆某炮兵团40多年如一日帮扶疏勒县巴仁乡十六村，一代代官兵把这个过去连饭都吃不饱的贫困村，建成了如今拥有固定资产400多万元、人均年收入4000多元的新农村。在扶贫帮困上，驻疆部队持续开展“一部一村”和“百村万户”帮扶活动。积极参加“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和“安居富民、定居兴牧”工程，大力支援新农村建设，着力解决各族群众吃水、用电、行路等民生难题，建立扶贫联系点2200多个，帮助6万多名群众脱贫致富，定点帮扶的新疆十六村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小康村、文明村、示范村。我区部队广大官兵正是通过帮助地方“抓发展、惠民生，让各族群众有事干、有钱挣、有奔头”，才不断增强了党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增添了爱国爱疆的正能量。

下一步驻疆部队如何在“当好生产队”上更有作为？刘雷政委在回答这一问题时着重指出了两点：一是在兰州军区党委的领导下，积极配合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进一步做好做实对口援疆工作。中央援疆部署和举国援疆热潮是前无古人的浩歌，是立在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史册上的丰碑。有一种力量叫援疆，有一种精神叫感动，“带头援疆”的官兵应成为新时期最可爱的人中的一员。驻疆部队要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在坚持群众第一、民生优先的前提下，还要积极援助地方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的建设，为加速新型工业化、农牧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做贡献。去年12月19日中央政治局听取新疆工作汇报后，习主席就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了影响深远的重要讲话，新疆军区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研究制定了贯彻落实的《工作规划》，提出做好聚心凝魂、团结融合、富民发展、平安创建等8大工程、50项具体工作，以实际行动为稳疆兴疆、强边固防作贡献。二是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发展的内涵应该是社会的整体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国民素质的提高，这样的发展才有可能是跨越式的发展，才有可能使发展取得最理想的效果。新疆的发展最终要落实到改善民生、惠及当地、促进团结上。要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积极顺应人民群众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权益保障的新期待，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奠定良好基础。那种把“发展”简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观点是非常片面的，下一步驻疆部队在援建兴疆的过程中，既要援助经济发展，又要重视文化援建、科技援建、生态援建，尤其要注重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中提高兴疆富疆的效率和水平，从而在更高的起点上“当好生产队”。

新疆反恐形势及对策 篇2

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发生了7.5一系列的打砸抢烧暴力违法事件, 后来经依法查实这是一起由境内外的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分子相互勾结所精心策划的, 对新疆人民的生命财产以及祖国的安定统一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 关于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指的是为达到一定的政治上的分裂国家与颠覆政权的目的, 在相关的指导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所实施的爆炸、投毒、劫持、杀人等等的暴力性犯罪的手段, 通常以无辜的平民作为目标, 制造社会的动乱, 扰乱民心最终达到颠覆政权和分裂国家的目标。

(二) 关于驻疆部队

驻疆部队指的是驻扎在新疆建设兵团以及整个维吾尔自治区内的武警部队, 主要包括守卫、看守、巡逻和警卫等的武警内部守卫部队、担任反恐任务的特勤部队和其他警种的部队所共同组成的。甚至还包含了公安警卫部队、公安边防部队和公安消防部队等等。

三、对于新疆恐怖活动的分析

(一) 历史的由来

在2001年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 我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对于东突势力作出了相关的解释, 是指新疆的一些疆独分子企图利用恐怖主义手段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 然后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东突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的后期, 全称是东突厥斯坦, 后来相关的独分子就逐渐将分裂国家的目标系统化, 建立相关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目标。

(二) 恐怖活动的特点分析

首先, 新疆地区的恐怖活动呈现明显的三股势力相勾结的特点, 第一股势力就是新建本土的疆独势力, 第二股势力就是以现在的中亚地区为中心, 就是在苏联解体之后, 中亚各国的局面逐渐混乱而出现的, 第三股势力就来自与西方的反华势力, 主要集中在西欧的一些国家利用人权的观点来抨击中国的政府, 制造出舆论的危机。其次, 是具有更加复杂化的特点。

四、我国驻疆部队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一) 恐怖主义的大肆传播

传统的东突势力通常利用宗教传教的方式以及印发相关的宣传恐怖主义思想的宣传单和书籍的方式进行传播, 近些年来随着网络以及新及技术的不断发展, 网络传播也成为了传播的主要方式, 这些东突分子为了加强思想渗透的效果, 这些思想的渗透措施对于我国的驻疆部队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 因为武力的治安措施远远及不上网络传播等进行思想上渗透的速度。

(二) 恐怖活动逐渐向着科技化的方向发展

目前, 许多的境外电视台对于新疆疆独分子的思想宣传活动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甚至还有英国的BBC电视台等的主流媒体的帮助。此外, 东突恐怖势力已经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 在吸收相关的成员的时候也不再像以往那样以提供工作和生活保障为名吸收没有什么文化素质的平民, 现在大力发展相关的知识分子例如大学生, 老师等, 甚至还有高科技的相关工作人员。

五、反恐法带来的影响和启示

我国在反恐方面的立法与世界上其他的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美国自从发生了911事件之后, 就逐渐形成了完善的反恐方面的立法体系。我国在2015年年底的时候正式颁布了反恐法, 并且自2016年年初开始正式的施行。反恐法对于恐怖活动的界定以及恐怖活动的防范方面都做出了相关的规定, 为我国的反恐活动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全面的指导, 也为驻疆部队在未来进行反恐活动保护人民安全提供了新的指南和法律上的保障。驻疆部队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改进:

(一) 强化军队本身的建设

首先, 官兵们要树立一切听从指挥的理念, 加强军队意识的教育认清恐怖主义的本质特征, 加强自身的反恐决心和反恐的立场, 对全体驻疆部队官员进行立场教育已达到增强凝聚力和团结全兵的思想的目的, 坚决摒弃反恐活动中立场不坚定以及背离方向的现象的发生。

(二) 扩大舆论宣传, 加强群众基础

要积极支持西部大开发的建设工作, 加强民族团结的教育, 开展双拥共建的活动, 对当地民众的生活上进行帮助, 思想上进行宣传, 逐渐消除驻疆部队和当地人民之间的差异, 加强两者之间的感情交流。

六、总结

新疆地区一直是我国反恐的重点区域, 对于该区域的反恐活动对于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统一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目前, 驻疆部队在新疆的反恐建设中还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随着反恐法的颁布对于驻疆部队在未来的反恐中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撑, 驻疆部队在未来的反恐中还需要根据反恐法的规定加强自身的军队建设、加强舆论宣传获得群众的支持和加强国际上的合作等等。

参考文献

[1]张秀明.新疆反分裂与稳定工作实践与思考[M].乌鲁木齐:新疆出版社, 2009.

[2]陈耀武.三股势力与国家安全[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4.

新疆反恐形势及对策 篇3

【关键字】新形势；新疆；高职院校；民族团结教育；重要性；不足；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制定和实施多种措施和制度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伴随各民族之间经济往来日益频繁，文化交流逐渐增多，各种民族问题和民族冲突也随之增多。而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又使得民族问题越来越复杂。大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因此，对高职院校大学生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备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爱国之心，树立正确的民族团结意识，积极维护民族团结显得尤为重要。

一、对高职院校大学生进行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性

（一）有利于促进新疆经济发展

民族团结历来是我们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我们各项事业成功的可靠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新疆地区经济也快速发展，而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却在逐渐加大，这种差距将使民族地区和沿海地区、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增多，同时也会导致民族间摩擦和不满情绪增多。再加上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的挑拨和煽动，这些民族摩擦，将会极大地阻碍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也就时刻提醒我们需要广泛深入地开展民族团结教育，促进新疆地区经济发展。

（二）有利于维护学校稳定，促进学校的发展

高职院校是培养新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的摇篮，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不仅要具备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水平和操作能力，而且还应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一方面，高职学生思想政治觉悟相对比较淡薄，反渗透能力不强，缺乏政治辨别能力，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和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和渗透，从而影响乃至严重破坏高职院校的安全稳定；另一方面，新疆的高职院校大学生来自各个地方，由于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习惯和心理特征的差异，他们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难免产生一些矛盾和问题。这就需要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从而消除影响高职学生思想稳定的消极因素，为维护校园安全稳定奠定基础。

（三）有利于维护新疆地区的稳定

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我区实施西化和分化，不间断的在我区进行分裂破坏活动。目前三股势力争夺青少年接班人，主战场就在学校，特别是高校尤为突出。大学生虽经过院校的熏陶，受到了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但他们还不能很好地应用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准确、客观地观察、判断和分析问题，识别网络上信息的真与假，来自各方面的思想很容易对他们产生影响。因此，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提高警惕，通过有效的民族团结教育来应对这些严峻的挑战。

（四）有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团结意识

新疆高职院校的大学生来自不同的民族和地区，他们成长于本民族的文化环境中，他们热爱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热爱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宝贵的民族凝聚力，但有时也会导致狭隘的民族意识。面对对民族分裂行为，绝大多数同学可以沉着冷静地面对并持反对态度。然而，也有个别同学由于狭隘的民族意识的引导，对反对民族分裂和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存在错误认识。这就需要我们在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工作方面做出努力。

二、高职院校民族团结教育存在的不足

（一）课程设置不够合理

现阶段，高职院校里的公共基础课和民族团结教育有关的课程很多，但从总体上缺乏文化的渲染和心理融合等人文性治本教育力度：第一，专门针对民族团结教育的课程几乎没有；第二，在可以进行渗透进民族团结教育的课程里面，没有注重学生民族团结观的培养；第三，在大学生比较感兴趣的民族文化方面，没有相应的课程。

（二）民族团结教育效果不明显

在民族团结教育的开展中，大部分高职院校只是将“民族团结”作为一次活动或者某段时间内活动的主题，多样的活动形式掩饰不了其在内容和本质上的空虚：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学生们的积极性，但在民族团结以及民族文化上面并没有进行深入挖掘，导致了很多学生关注民族团结教育活动只是一时的好奇，民族团结教育也没有帮助学生树立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认识。

（三）师资力量不足

一方面，是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单一，照本宣科的现象比较突出，一些教师的讲课只给学生读教材、念讲稿；理论联系实际不够；一些教师的理论基础薄弱，面对学生的提问，不能正面回答。结果不仅没有解决学生思想中的困惑，反而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少数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不高，缺少一批专门从事民族团结教育的老师。一些教师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在讲一些关键问题时，基本上照本宣科，没有自己的认识和态，观念陈旧思想跟不上社会发展的形势，这样的教师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对学生思想必然产生不良的影响。

三、加强高职院校民族团结教育的对策

（一）强化课程建设，推进民族团结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课教学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三个离不开”和“四个认同”的重要思想。另一方面，可从课程设置和课程教学内容和形式上加以改善，可面开设专门的民族课程，如学生较感兴趣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团结史”、“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党的民族政策”等，或在相关课程中有计划地突出民族团结内容，使学生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深刻理解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质与内涵，提高大学生的民族团结意识，切实增强民族团结教育的实效性。

（二）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作用，将民族团结教育渗透于校园文化中

可以针对大学生对民族文化感兴趣的现象和感兴趣的形式，开展能充分展示各民族文化特色的各类文体活动，如民族歌舞晚会、民族服饰展示、民族工艺品制作等活动，增进大学生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了解和理解，进而喜爱少数民族文化。也可以结合重要纪念日和传统节日，开展以爱国主义为主题，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活动，如主题演讲比赛、优秀事迹报告会等，让学生形象地感知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从而加深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同时，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在信息传播中的优势，在学校校园网上开设民族团结教育相关的专题和红色影视剧栏目；同时，学校要紧跟网络发展的步伐，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贴近大学生生活的方式开展民族团结教育。

（三）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

提高对民族团结教育课程教师队伍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要把少数民族教师队伍的建设作为教师队伍的核心来抓，培养一批骨干教师，通过多渠道，多措施，多途径，努力提高民族团结教育课程教师的的业务素质和教学能力。培养一批政治素质过硬，教学水平一流的教师队伍。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正处于多元化发展和深刻变革之中，而“7·5”事件带来的恶劣影响和国外敌对势力对民族团结的破坏和利用使得新疆地区民族团结教育变得尤为重要而又难度较高。新疆高职院校大学生是本地区技能人才重要的后备力量，他们的民族团结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新疆地区的团结稳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我们要努力开发调动多种教育资源，落实过程，讲究方法，如春风化雨般不断有效提高学生的民族团结意识。

参考文献：

[1]海秋丹.新形势下加强高校民族团结教育的策略[J].社科纵横，2010，02.

[2]王华敏，李家富.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探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10）.

新疆反恐形势及对策 篇4

民心问题是关键

不久前，笔者曾到中东地区考察反对极端恐怖势力的情况，看到那里震动世界的烽火硝烟，再环顾我国新疆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暴恐事件，深感宗教极端势力滋长及打击恐怖主义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东突”势力的疯狂，既受当前的国际大气候影响，也受国内小气候所影响。出现一件件血淋淋的恐怖事件后，追查境外敌对势力煽动和策动的线索固然重要，但内因毕竟是出事的首要根源。打个比方，境外敌对势力和新疆内部少数暴恐煽动者相当于“雷管”，贫困地区一些极端宗教痴迷者以及对社会不满的愚昧者相当于“炸药”，如只有“雷管”没有“炸药”，也引不起大爆炸。

有些人单纯抱怨新疆暴恐出现是改革开放后一些政策不当所致，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是忽略了历史和当今世界形势变化的片面之谈。新疆“东突”分裂思想思潮，其祸源由来已久，从上世纪30年代起便发生过一系列大规模叛乱，建立过伪“东土耳其斯坦国”，叛乱者带有大规模民族仇杀的恐怖性，在伊犁曾有过一次残杀上万人的血腥记录。1949年末新疆和平解放，一些悍匪如乌斯满等又打起分裂和宗教旗帜叛乱，很快被解放军剿灭。50年代初期新疆实行了土地改革（主要还是采取和平方式），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贫苦群众分到土地和财物，衷心感谢共产党和解放军，企图制造暴乱的分裂势力丧失了社会基础。直至70年代末，新疆局面相对稳定，虽仍有刑事犯罪、民族矛盾和一些动乱事件（包括1962年的伊塔事件），却极少有恐怖袭击。

毛泽东时代的新疆比较稳定，有着当年意识形态、经济条件和国际环境等多方面特定因素，但当时并不可能解决潜在的分裂思潮，只是迫使其暂时蛰伏。解放初期，少数民族地区以阶级斗争解决民族问题，强调“亲不亲，阶级分”。“文革”动乱中新疆也出现了建立各派造反组织，出现过武斗内乱，不过那时的派性还是以政治观点划分而不是以民族划分，说明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仍占主导。当“文革”的狂热冷却之后，多数人对过去那种残酷的“阶级斗争”产生反感，民族意识又开始突出。“文革”对法制的破坏以及“打砸抢”风气盛行也对后来民族间暴力事件增加产生重要影响。

上世纪70年代之前新疆各民族间相处之所以比较和睦，还有一个重大的经济原因，便是解放军、汉族干部和移民到达当地后帮助维吾尔、哈萨克等各民族发展经济，传授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当时国内又实行计划经济，分配时搞平均主义，各民族成员收入差距不大。新疆職工的工资在国内又属一类地区，比内地高出许多，这在“拿死钱”的时代还有一种收入上的优越感。改革开放前的国门处于封闭状态，外部影响难以进入，宣传无神论还压抑了宗教势力发展，因而那时的新疆很少受到外部伊斯兰国家的影响，何况当时的泛伊斯兰主义的思潮和恐怖主义活动在世界上也未形成太大气候。

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新疆也打开了封闭之门，过去尘封的一些潜在矛盾遇到外来空气刺激，马上激化起来。取消阶级斗争的口号和政治教育淡化，使社会上又以民族来划分身份归属。1980年南疆首次出现了有民族分裂情绪的群体性骚动，仇视汉族的“黑大爷”称呼开始流行；同年新疆又出现撤走大批汉族干部职工的风潮，更加剧了排斥他族的狭隘民族观念滋长。面对这一意外形势，1981年中共中央决定恢复1975年取消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稳定当地形势起到一定作用，不过最严重的问题即当地社会基础出现不利变化的情况并没有解决，在90年代后又催生新祸端。

从总体上看，民族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民心问题。 80年代以后新疆不稳定因素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恰恰是部分民心出现了问题。

境外“双泛”的影响与转型期的新矛盾

看一下冷战结束后20多年的世界，恐怖主义在中东滋长并蔓延到美国等地，这是新疆暴恐活动不可忽略的外部条件。上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国际上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低潮，“伊斯兰革命”兴起以及中东石油富国强势，加上苏联解体后一些穆斯林占主体的原加盟共和国独立，“双泛”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中亚乃至周边地区的影响扩大，并严重影响新疆。这种思潮又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使恐怖袭击在美欧、印度、俄罗斯都成为巨大威胁，中国也面临同样严峻的问题。

恐怖主义是人类政治斗争的怪胎。笔者到中东地区做过实地考察，并研究过那里的战争史，发现从1947年至1973年的四次中东战争还都是通常意义上的常规战争。由于伊斯兰国家同以色列打常规战争屡战屡败，深感无法以正常作战方式对抗，于是从70年代以后转而采取劫机、爆破袭击、人体炸弹等手段对付以色列及其“后台老板”美国，在90年代冷战结束后国际军力失衡的情况下这种袭击愈演愈烈。美国在“9·11”事件中也尝到袭击的苦头，不过却采取“祸水东引”的方式搞双重标准，即在西方国家大力打击极端恐怖势力却又鼓励其向俄罗斯、中国方向发展。

极端恐怖暴力事件与极端宗教情绪滋长密不可分。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际上出现了所谓“伊斯兰革命”，原教旨主义思潮兴起。此时国内又出现了人称“信仰危机”的思想动荡，本来就有浓厚宗教传统的新疆便出现了宗教情绪的大回潮。如1976年末新疆只有清真寺500余座，1979年增至2000座以上，1981年增至4700座，现达到4万座，人均高居世界第一，这还不包括地下“讲经班”。正常的宗教活动是合法的，大量守法的宗教神职人员宣讲教义时并不鼓动暴力，不过地下“讲经班”风行并把宗教引向极端的邪教道路却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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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宗教极端势力狂热滋长这一土壤，国内地区性和族群经济失衡又成为动乱爆发的种子。改革开放打破了过去“铁饭碗”和平均主义的照顾，国内东西部差距不断扩大，新疆职工实际收入日益落后于沿海省份，族群间的经济水平也出现了较大差距。

多年来，新疆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大多处于传统的农业经济，一时难以适应现代的社会转型，再加上当地自然条件较差，老式的“土里刨食”方式不能带来太多收入。而且新疆相对偏僻，周边国家经济比较落后，产品到内地运费又很昂贵，人称“萝卜会卖肉价”，自然销售困难。当地发展外向型市场经济有着地理上的困难，导致就业渠道相对狭窄，农村多余劳力又缺乏土地可承包。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能掌握全部资源并且不计较赢利，可以用超经济行政调拨方式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进入市场竞争时代后新疆便明显陷入弱势，尤其是维吾尔族人口比重较大的南疆近年来已列入国内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过去多年间，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促进新疆经济发展的措施，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大幅改变一些落后地区的面貌。虽说“扶贫”年年搞，政府干部和驻军送衣送物，却只能解一时之困而解决不了长久问题。南疆等经济落后地区的年轻人中出现了大量“三无”现象──无户口（按宗教习俗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超生造成）、无学历、无业，这与当地汉族基本坚持一胎化、青少年普遍就学和就业率高又形成鲜明对比。近些年来新疆一些新的民族矛盾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新的社会矛盾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

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必然文化落后，加上过去教育问题的一些失误，导致双语教育缺失，不会说汉语的青年外出难找工作。从新疆全区看，经济最贫困、文化最落后的地区极端宗教势力最强，正是在那里滋生出一批批挥刀凶犯和“人体炸弹”。对近年抓获的暴恐凶犯若做一下具体分析，便能发现大都出身贫穷，文化程度低下，还有不少人未上过学校而只进过地下“讲经班”。他们所信之教义超出正常的《古兰经》，而信奉近于疯狂的邪教，最终被洗脑成为狂徒。

进入新世纪后，互联网在国内日益普及，也为暴恐思想传输提供了新通道。网络的发展快速传播了各种新信息，却也成为境外极端势力向新疆传播分裂、暴力和恐怖手段的重要渠道。2000年以前新疆一般居民还不会上网，至2009年网民便超过700万，已占人口的1/3，如今偏僻乡镇的普通青年也多数能上网，一些终日无所事事的人更是泡在网吧里。这些人大都掌握了“翻墙”技术，能突破国内网管而浏览境外“东突”网站。笔者到中东与当地一些反恐专家交流，他们反映那里的暴恐分子看的视频多是《72仙女》之类，这恰恰与境外“东突”网站传入新疆的内容一致。痴迷者进入这种网络游戏后，杀人如同鼠标点击的“过关”，达到屠杀的最高境界后就能进入虚幻的“天堂”，在那里可以享受仙女的色情服务。那些在平时生活困窘且思想极端的人一旦进入这些虚拟世界，就自感参加恐怖袭击是“圣战”，丢了性命却能进入纵欲享受的“天堂”，常人很难理解的自杀式袭击正是建筑在这种思想基础上。

仅靠“严打”已难根治

人们想深入地总结治疆的历史经验，又不能讳言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政策上出现过的一些失误。80年代初在西藏、新疆撤退汉族干部和扩大地方权限、大规模恢复宗教活动的政策，酿下了极端势力滋长和一些基层失控的隐患。全国解放初期，某地有什么危险迹象往往能及时上报，甚至某个人行为不轨都受到注意，自80年代以后却长期出现信息不灵状态。不少基层干部对身边的不良迹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导致突发事件屡屡出现且经常缺乏预警。

新疆分裂主义思潮的出现有其经济基础方面的原因，同时也不可忽视其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驱动。近年来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些照顾措施，发展经济，自然会让当地人都能心怀感激并维护国家统一。这种想法，其实未意识到那批有极端狂热民族情绪的人根本不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给他们什么优惠也不会改变其分裂国家的想法。例如“藏独”的理论根本不承认西藏从古至今属于中国多民族大家族的一员，“东突”的理论也认为自己的母体是“突厥”而对中华拒绝认同，对这些数量不多但影响不小的顽固分子只能强力打击而无法以经济方式实施感化。

若仔细回顾新疆反恐斗争进程，从上世纪90年代初算起已经进行了20多年，暴恐势力长期难以遏制且愈演愈烈，恰恰说明新疆经济的发展并未能同步促成社会安定。1990年4月4日，“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党”组织发动了“巴仁乡暴乱”，围攻政府机构并杀害6名武警战士，成为新疆解放40年后首次发生的严重武装暴乱，也是90年代新疆第一起恐怖事件。它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开端，此事件虽被迅速平息，但随后大规模的暴力恐怖活动却在新疆持续发生。

新疆最早出现的恐怖爆炸，始于1992年2月5日乌鲁木齐发生的预设炸药包定时引爆，此类袭击在90年代末达到高峰，不过此时“东突”分子一般还不采取自杀式攻击。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国际上对泛伊斯兰教极端势力的恐怖袭击普遍予以谴责，“东突”分子制造恐怖爆炸一度有所减少，侧重于在国际上进行“独立”政治宣传。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因西方对“藏独”闹事和外逃的“世维会”首领热比娅给予支持，新疆暴恐活动又重新上升，出现一名年轻女子想以汽油引爆赴北京的飞机未遂和开车冲撞武警的自杀式攻击事件，这又表现出国际上伊斯兰极端分子“以命殉道”的特点，也说明外来的“圣战”方式影响到国内的极端分子。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发生暴徒残杀大批汉族民众事件，新疆军警在各处紧密戒备，少数民族群众对闹事者也日益厌恶，“东突”分子又侧重实施小群体秘密组织的自杀式袭击，以此刺激眼球并制造恐怖心理，并将其扩大到内地。2013年10月在天安门前发生的自殺式爆炸，2014年3月1日在昆明火车站出现的恐怖袭击，以及5月22日乌鲁木齐市场上四名“殉道”者驾车冲撞和爆炸，这些持续不断的恐怖行动都发生在中央加大对新疆的经济投入之际，说明经济因素并不能抵消政治诉求。

新疆在长时间内一直强调对暴恐势力露头就打，强调“严打”的声音可称全国各省区之最，却出现了暴恐活动愈演愈烈之势，除了境外因素外，内部采取的一些政策和工作方式也有值得深刻反思之处。如果正确地为反“东突”这一斗争定性，其本质是一场艰难的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绝不能简单地视为治安问题或经济问题。过去有的人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严打”和发展经济方面，对思想政治领域的斗争不重视，结果治标不治本，这是最根本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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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严打”措施镇压恐怖暴力犯罪分子，对维持新疆稳定的确非常重要，不过有识者要看到恐怖袭击只是“东突”分裂主义分子政治诉求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不能从社会基础上粉碎这种极端的政治要求，只想以经济照顾和治安措施求得稳定，其结果肯定是经济发展与维稳脱节，恐怖犯罪分子会如同“割韭菜”一样很快再生。

“东突”的政治活动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刑事犯罪，还体现为有着系统的理论和国内外组织煽动者。通过分析暴恐活动的过程，人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冲在前面搞暴恐的打手大多是没有文化并易受煽动的年轻人，在后面煽动和提出分裂和暴恐理论并进行宣传的却是一些知识分子。如境外开设网站的“东突”分子便精通现代网络知识，境内也有一些高校教师和学术单位人员提出系统的民族分裂理论。如国内前一段依法惩治的一名中央民族大学的讲师，便在网上大力颂扬新疆的暴恐活动并宣扬“东突”分裂理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对中国政府惩处此人提出指责。当前西方一些势力把中国崛起视为主要威胁，为此鼓励中国境内的反政府极端组织，这又助长了“东突”的气焰。如果对这种复杂且深厚的国内外政治背景缺乏认识，只单纯搞“严打”和实行经济优惠，都不可能断绝暴恐的源头。

回顾改革开放后新疆施政方面的经验教训，不能简单归咎于哪个人的责任，其主要根源还在于民族工作的一些指导思想还没有跟上变化了的新形势，而且一些领导人长期受汉族“大一统”观念影响而对民族矛盾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过去一些干部只求任内不出事，不愿认真分析和解决深层次矛盾，仅仅求表面稳定和短期效应，在社会治理和体制改革方面不作為，后果自然是只治标不治本，众多矛盾就会留给后一任。

“慢性病”需综合治理

纵观中华历史，新疆问题的复杂并非出于当代，实属千古难题。作为古代盛世的汉朝、唐朝各自实控西域都不足百年，清朝以“故土新归”的解释再平定当地并以“新疆”命名后，也出现过一系列叛乱包括阿古柏占领新疆建立伪“洪福汗国”的分裂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人以革命斗争和阶级划分的方式争取到少数民族的下层，才真正做到对基层的有效控制。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国内外气候出现大变化，新疆过去潜在的矛盾重新上浮并增加了新难题，有人形容出现了“慢性病”“综合征”状态，需要从政治教育、思想文化认同、军事打击、治安管控和发展经济等诸众领域多管齐下实行综合治理。

治理社会病与根治人体病症有相似之处，那就是不能只靠医生，还要求教于病理学家。正确分析新疆问题的复杂“病理”，还是应该以政治斗争为牵引，基层建设为重点，再辅以经济优惠和强力镇压暴恐势力，采取这类综合治理才能扫荡“东突”势力及其思想的社会基础，而且要看到这肯定是一个需要相当长时间的工程。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西藏、新疆是中国大陆上分裂思潮最严重的地方，达赖喇嘛还是在欧美影响最大的分裂主义旗帜。不过以西藏、新疆两地比较，新疆问题的严重性甚于西藏。藏族毕竟是单纯的国内民族，藏传佛教（喇嘛教）还是国内宗教，新疆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却带有国际性。新疆的“东突”势力把境外的宗教圣地视为心灵向往处，而且认同突厥为自己的民族属性，把自己思想、种族的根子都放在国外，想铲除这一内外勾连的势力及其思想无疑难度更大。

当年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方式是实行了群众路线，2013年以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又强调了群众路线教育，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同样在于能否达到政府与群众同心、各族老百姓利益紧密相连。此前相当长时间里新疆诸多矛盾出现，最严重的恰恰是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出现了心理失衡，自感在社会进程中被边缘化，人心归向和认同感出现了问题。没有群众支持，打击“东突”势力及其暴恐活动就会耳不聪、目不明，争取到少数民族的老百姓参加打击分裂势力才能促成这一斗争的胜利。

新疆反分裂斗争同样要“软”“硬”件并举。“软件”方面，是要大力扫荡“东突”分裂思想以达到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硬件”方面则要提升各民族生活水平、消除社会不公并增强反恐力量。这两方面的工作又是相辅相成的。广大群众看到在政府领导下能得到实惠，思想上才能增强认同。有了思想认同感的增强才能促成社会安宁，发展经济又能得到基本保障。为此，新疆的经济投资不能只算经济效益账，一些暂时没有太好效益的工程也要上马，从长远利益看这是必须去做的。

当今治理新疆的举措，已经进入了政治上打击“东突”和发展经济双管齐下的新局面。数以万计的干部和大批工作队深入基层，扫除过去的“死角”，已经改变了一些地区管控无力的状态，众多少数民族群众的精神面貌也产生了变化。例如在今年7月追捕恐怖分子时，出现了上万维吾尔族群众参加包围搜索的场面，当年“人民战争”的情景又重现于现在的反恐斗争中，这恰恰是胜利的希望所在。

如今，国家数千亿元的援疆款项相继到位，并与西部大开发的整体规划相连。新疆作为中国资源最丰富的省区之一，过去长期缺乏充分开发，有些少数民族群众守着地下宝藏还过着相对穷困的日子，“东突”势力便以此作为煽动的口实。现在国家加大开发力度，并努力解决运输瓶颈制约和市场不畅的难题，有望在不长时间内大幅提高当地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并缩小差距。在南疆这类有大量“三无”人群的地区，下一步能达到人人有稳定工作，青少年都能接受义务教育并完成扶贫，“东突”分子及其思潮便会大大丧失影响力，对其进行打击也会容易得多。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物极必反。2009年出现震惊全国的“7·5”暴力事件后，中央政府采取了治疆大动作。2013年以来，“东突”势力连续制造震惊全国乃至影响世界的恐怖袭击大案，以自杀式攻击作为威胁社会的主要手段，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绝望和垂死挣扎的反映。这些恐怖活动确实达到了部分威胁效果，例如2014年春前往新疆旅游者一度下降四成，一些民营企业的投资也产生犹豫。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如此残杀无辜的暴力行为使西方政府也不能对这些极端分裂势力公开表示支持，如奥巴马在今年新疆“5·22”事件后首次使用“恐怖袭击”一词对其进行谴责（过去只用“暴力事件”一词）。设在德国的“世界维吾尔协会”作为“东突”的旗帜也丧失了许多支持。在新疆的维吾尔族民众中，绝大多数人都谴责这类暴行，伊斯兰宗教人士也发表声明说明这是背教之举。从这个意义上看，“东突”分子近期的极端疯狂，为中央政府提供了实施全面打击的机会。相信通过创新思路，将反恐、扶贫、发展经济与加强思想和基层政权建设等各方面工作相结合，能够改变单纯“治标”而达到“治本”，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就会旧貌变新颜。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少将）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新疆反恐形势及对策 篇5

关键词：基层干部；双语；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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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了。语言作为彼此交流的桥梁，在民族之间交流起很大作用。在新疆地区大力推广干部使用双语对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间交流与沟通、以及新疆繁荣稳定具有特殊意义。但目前基层干部在双语学习中，存在一些问题。

一、基层干部双语学习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主观能动性

多数基层干部在工作和生活交流中零星地学习另一种语言。双语学习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果被动的仅靠工作中少量的培训效果甚微。有时因为工作繁忙，业务烦杂，组织的双语学习无法参加。这就需要调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日常生活中多交流、多练习，这样双语能力才能得到显著进步。

（二）认识与行为脱节

大部分干部认为双语学习可以为工作和生活带来许多便利并且有兴趣学习双语，但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许多干部却存在形式主义，平时因为工作繁忙，难以保证学习，面对上级考级检查也只是突击学习。虽然不少干部的双语能力经过培训后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大多数干部仍倾向于使用本民族语言，未能很好地将双语学习落到实处。

（三）第二语言学习难度大

维吾尔语与汉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对于学习时间、机会有限的成年人来说，想提高双语能力难度不小。无论是民族干部还是汉族干部，大多数认为学习另一种语言“非常困难”。部分干部对双语学习产生畏难情绪，导致学习信心降低、兴趣丧失，不愿在双语学习中投入精力，即使投入学习，效果也不理想。

（四）培训方式较单一，缺乏多样性

目前的双语教育培训理念和教学模式还比较传统。在教育培训方式上，“工厂流水作业”式的教育培训现象还比较常见，体现不出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干部教育培训的需求。大部分培训在教学方法上还是采用“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模式，缺乏互动性，致使参加培训的干部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难以调动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五）双语培训名额分派不科学

地方政府抽调各单位培训的干部时并未调查，部分被抽调进行双语培训的干部因为工作忙根本没时间去参加，因为去了单位的正常工作就无法顺利进行，导致一些真正需要培训的干部没法接受培训，为了不浪费培训名额一些单位就随便派其他干部去培训，有的双语好的干部甚至反复接受培训。这就是单位领导没有认识到双语培训的重要性。

二、提高基层干部双语学习质量的建议

（一）调动干部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地方政府应定期组织干部进行双语培训，还应在会议、汇报等公务中，加大双语的使用比例，鼓励干部在工作中多练习、使用双语，在日常生活中多向语言水平高的群众学习双语，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只有充分调动干部学习双语的主观能动性，将双语学习真正应用到实际中去，才能提高干部的双语能力。

（二）加强干部双语学习观念

为提高基层干部对双语学习必要性的认识，政府需要加大双语学习的宣传力度，尤其加强汉族干部对学习维吾尔语重要性的认识，由上而下、让各层组织充分认识到，作为基层干部，具有使用当地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是其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通过开展双语培训等形式，将双语学习的重要性与干部切身利益结合起来，让干部认识到双语学习对于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从而自发产生学习的主动性和需求。

（三）丰富干部双语培训内容和方式

为提高干部学习兴趣，基层组织集中干部进行双语培训时，应将培训内容与实际相结合，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措施，在实践活动中提高双语水平。首先，培训机构在确定培训内容时，要密切联系实际，合理建立目标。组织部在组织培训之前，应对干部的双语水平和学习需求有一定的了解，立足实际，选取干部工作、生活中切实有用的内容进行双语教学，充分调动干部学習积极性。其次，要丰富学习方式，降低学习的难度。可以推行单位集中统一学和个人自主学相结合、每天学习与定期考试相结合、民汉结对学，并辅以用双语进行日常交流的方法，形成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相互督促的学习氛围，将双语学习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去，有效地提高干部的双语学习效果。

（四）完善双语教学资源和师资建设

良好的双语学习环境，离不开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合格的双语师资。这需国家和地方政府在落实培训资金上，保证双语教学资源。地方政府在组织双语培训时应提供良好的双语学习环境，在制定学习材料时，最好组织教师自主研发教材，为更好地开展学习打下基础。其次，不断优化双语师资。地方政府的培训机构应从师范院校中不断吸收、 “双语”基础好、教学能力强的教师，作为干部双语培训的教师，以丰富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提高双语学习的效果和效率。

（五）充分发挥干部模范作用

在新疆推动双语政策展开，离不开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基层干部在与民众接触和交流的过程中，不但可以提高自身的双语水平还可以大力宣传双语学习的重要性和价值，这样使群众产生对双语学习的兴趣。另外，干部在工作中带头努力学习双语，也可潜移默化地影响当地群众共同推动国家双语事业，进而为新疆会稳定、长治久安及民族团结打下基础。

三、结语

“双语”作为民族间交流与沟通的工具，对加强民族间交往、融合及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和共建工作，形成相互往来、邻里相助的友好关系具有大作用。新疆基层干部应带头积极学习双语使用双语，对克服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文字的阻碍，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贵荣.新疆基层干部“双语”学习培训工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以新疆玛纳斯县为例[J].传承， 20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