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反恐形势及其影响(共6篇)
当前世界反恐形势及其影响 篇1
当前世界反恐斗争形势及其影响
俄罗斯客机坠毁、法国枪击爆炸事件、IS杀害中国人质等新闻,指出恐怖袭击就在我们身边,反恐问题已成为当下最为热点的问题。
就何为“恐怖主义”作出了详细解释,指出“伊斯兰国”已成全球性恐怖威胁,并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态势进行了分析,介绍了当前一些国家面对恐怖势力的主要做法,从而提出当前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日趋严峻的事实。
分析了我国的反恐措施,并就如何应对恐怖事件进行了详细介绍,强调我们要不断提高反恐意识。
一、近期恐怖袭击呈现的新特点
法国巴黎恐怖袭击突出表现的当前国际恐怖活动的新动向,恐袭也反映出法国防恐、反恐的薄弱环节。
加拿大、澳大利亚恐怖袭击打破两国寂静的安全氛围,尤其是澳大利亚人质事件,表现出澳反恐力量专业化能力的不足。
发达国家恐怖事件曝露出的深层次问题。
二、“伊斯兰国”的发展演变
2003年美国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打出”上百支反美武装,扎卡维领导的“统一圣战”组织就是其中之一。
被称为“基地”三号人物的扎卡维生于约旦,2004年6月16日被美国列为与本·拉登同等危险的人物。2006年6月7日被空袭炸死。
投靠“基地”组织,建立伊拉克“基地”分支,历经“舒拉委员会”、“伊拉克伊斯兰国”等名称的变化。
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建立“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最终宣布建立“伊斯兰国”组织。
三、“伊斯兰国”迅速崛起原因分析
“伊斯兰国”的发展蔓延与中东地区的政治生态及国际大环境息息相关。一是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的宗教化与世俗化、专制与民主、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冲突始终未得到缓解。
二是家族统治和腐败问题严重,贫富差距日趋突出,失业率居高不下,一旦出现动荡,就导致局势失控。
三是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干预和博弈,特别是美等西方国家在中东“植入式民主”的结果。
四、“伊斯兰国”已成全球性恐怖威胁
(一)“伊斯兰国”已成为吸引全球 恐怖分子的“磁石”。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有80多个地区和国家的13000人加入“伊斯兰国”组织。其中中国藉人达100名左右。
英国、澳大利亚因返国或要出国加入“伊斯兰国”的人员可能制造恐怖袭击事件而提高恐怖预警级别。
其他国家也不断发现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极端分子从事恐怖袭击的图谋。
(二)“伊斯兰国”分支组织已经出现,其他一些恐怖组织纷纷宣布效忠“伊斯兰国”及其头目巴格达迪。
印尼返国人员建立“伊斯兰国”分支组织,“伊斯兰祈祷团”精神领袖和“唯一真主游击队”创建人巴希尔宣布支持“伊斯兰国”。
摩洛哥、尼日利亚、菲律宾、巴基斯坦和阿尔及利亚等国的恐怖组织表态效忠“伊斯兰国”。
五、美国等应对“伊斯兰国”措施不力
美国已拉起近60个国家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英、法等国家和欧盟、北约以及阿盟等地区组织均在其中,但问题与分岐仍存。
当前国际社会采取的应对“伊斯兰国”的措施有限,如阻止相关人员出入境。包括美国在内,迄今联盟中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单独出动地面部队与“伊斯兰国”面对面作战。
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分歧。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矛盾不解。
六、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态势分析
(一)国际恐怖主义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一是国别形态的恐怖组织。此类恐怖组织虽然在活动方式与范围上仍是跨国性的,但袭击目标与对象主要锁定在一个国家;
二是区域形态的恐怖组织。此类恐怖组织虽与其他恐怖组织保持密切联系,但主要袭击目标与对象是在一个地区的数个国家;
三是全球性的恐怖组织。此类恐怖组织无论是在活动范围上,还是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上,以及袭击的目标与对象上,都是全球性的。
(二)国际恐怖组织的结构上呈现多元化
状态:分散化、网络化、扁平化;传统组织化;意识形态化等特征。
(三)恐怖活动方式手法的多元化形态
“独狼式”与一定规模的恐袭;单个目标与多个目标的恐袭;就地取材与武器泛滥;本土化与国际化恐怖活动相互呼应。
(四)因特网已成为恐怖分子所利用的重要工具。因特网上各类涉恐网站众多,包括一些打着宗教旗号的极端主义网络。这些网络不仅宣扬极端主义思想,而且教授进行恐怖活动的方式与方法。
一是因特网成为恐怖组织招募人员、策划袭击的场所。二是通过网上恐怖学校培训“独狼”式个体恐怖分子。三是未来因特网也有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七、当前一些国家反恐的主要做法
(一)制订全面的反恐战略,整合资源形成“合力”:
“9·11”后,美、英、德等国出台系列反恐、防恐国家安全战略,形成一整套反恐战略框架。
一是加强军、警、特等部门间合作,逐步实现情报信息及时共享,如德情报机构和警方可共用反恐数据库。
二是多方合作,重在防范。英要求政府与私营部门、地方和其他社团共同加强对重要基础设施,以及人员密集场所的保护。研制抗爆材料、交通工具防炸弹袭击的物理保护措施。
三是抵制恐怖思想渗透。英、美支持社区、社团和机构(如清真寺、大学和监狱等)抵制极端主义组织的思想渗透和招募活动。
(二)加强反恐立法,确保反恐战略的有效实施:
出台专门的反恐法律,或完善、修订已有的反恐法。各国反恐法虽形式各有不同,但核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针对恐怖主义的特点与规律,对此种犯罪行为进行明确界定。
二是对于从事恐怖活动的犯罪分子,以法从重、从快判刑,进行严厉打击。三是赋予反恐专门机构更大的权力,以利于把恐怖活动与恐怖袭击消灭在萌芽状态,抵制恐怖思想渗透。
(三)进行结构性调整,提高应对恐怖威胁的能力: 从各国应对日益猖獗的恐怖活动看,原有的国家机器难有非常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进行调整。
一是恐怖主义是一种非国家主体形态的威胁,原有应对以国家为主体的威胁的国家机器结构不足以应对。
二是结构调整核心是快速研判,通力协调,有效应对。尽量减少部门利益的影响。
三是提出改变对警察的训练方式,应对出现的突发事件。
(四)提高民众反恐防恐意识,弥补专业反恐情报工作的不足: 恐怖活动有着自身的特点与规律,突出表现出隐蔽性与突发性,仅靠专业反恐部门与机构难以完全应对。
一是提高民众安全与反恐意识,注意周边出现的可能与恐怖活动相关的种种蛛丝马迹。
二是专业反恐机构与民众间良好的联系与互动,确保民众发现的线索能在第一时间内提供给相关单位。
三是民众第一观念是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才是配合反恐部门工作。
(五)加强国际反恐合作。
英、德等国破获恐怖袭击图谋,也得益于与他国的反恐合作。
英、德等国的恐怖嫌犯,大多有在巴部落区受训的经历。英国多起案件中,美向英及时预警,巴方果断逮捕恐怖分子关键人物,审讯了解恐怖袭击企图。
德国案件中,美方负责监控和破译恐怖疑犯与其组织之间的联络,及时通报德方,并与德方情报和行动部门协同破案。
八、国际恐怖活动对我国反恐斗争影响 “东突”是中国面临的最直接的恐怖势力
一是以“东伊运”为首的“东突”恐怖势力与其他国际恐怖势力相勾结,扩充实力,培训人员,指挥、策划中国境内的恐怖活动;
二是以热比娅为首的“世维会”整合欧美“东突”势力,对中国境内“文煽、武扰”。
三是境内极端分子受境外“东突”势力蛊惑、煽动、指挥,成立暴力恐怖团伙,组织、实施恐怖袭击事件。
“三股势力”构成的威胁分析:暴力恐怖势力是指:“通过使用暴力或其他毁灭性手段制造恐怖,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团体或组织。”民族分裂势力即:“从事对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政治框架的一种分裂或分离活动的团体或组织。”(正式名称是泛突厥主义,因为中亚是突厥语民族地区)宗教极端势力是指:“打着宗教的名义,利用‘宗教’作掩盖传播极端主义思想主张、从事恐怖活动或分裂活动的社会政治势力。”“三股势力”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但本质并无根本不同。他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他们以宗教极端面目出现,以“民族独立”为目的,一方面制造舆论,蛊惑人心,一方面大搞暴力恐怖活动,破坏社会安定。按照“纯粹民族教义”建立“纯粹伊斯兰政权”。
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日趋严峻。一是由局部向全局扩散;
二是恐怖活动数量呈高发状态; 三是以恐怖团伙为主要组织形态。
我国面临的恐怖威胁与国际恐怖主义接轨:以“极端思想”和“独立建国”为主导思想;恐怖袭击规模有扩大趋势;以自杀式恐怖袭击为主要手段;以基层政权及执法维稳力量及普通民众为攻击目标。
九、中国反恐斗争总体对策 中国正进入反恐斗争的新阶段 一是反恐领导体制正在不断完善 二是反恐立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三是反恐力量正加紧建设
四是提高基层民警与武警处置能力 五民众反恐安全意思不断提高 六是国际反恐合作广泛展开
近年来,恐怖活动的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基地”组织为核心、同时发动多起大规模袭击的方式逐渐减少;由区域性圣战组织或基层圣战组织发动的单个小规模恐怖袭击的比率有所提高;小型化、分散化和网络化日益成为恐怖组织及其成员活动的新特点。这种由集中向分散转化的活动方式,大幅度降低了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反恐效果。显然,由美国主导的“以暴制暴”的反恐战争方式,不仅无法有效遏制全球性的恐怖暴力活动,相反却刺激恐怖组织改变袭击方式,以躲避毁灭性的军事打击。于是,国际反恐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反恐方式的多样化,逐渐成为国际反恐斗争中值得讨论的新话题。
众所周知,反恐主体多元化意味着:反恐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任务,也是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所有负责任的国家,包括各类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都应该在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框架内进行积极有效的国际反恐合作。反恐方式多样化是指:除武力反恐外,还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方式,有效改变至少是改善孕育恐怖分子的土壤。反恐主体多元化与方式多样化均要求所有行为体通过各种方式,在地区和全球层面采取共同行动,从而有效遏制恐怖活动。因此,把“反恐合作”置于全球治理的框架内进行讨论,就显示出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至于如何在全球治理的框架内进行反恐合作,其中既有认知问题,更有制度安排问题。鉴于有效且可操作的制度安排,必须建立在客观准确的认知基础之上,因此相对全面地认识全球治理与反恐合作的必要性并建立合作机制等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国际治理: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
从2001年10月起,美国先后动用武力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随后又发动伊拉克战争。在美国的重拳出击下,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有所收敛,然而小规模的恐怖活动却呈发散态势,并有扩大化和长期化的趋势。显然,原有的“一霸治理”模式已经不再符合当今的国际反恐新形势。因此,全球负责任的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有必要在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框架内,积极发挥反恐作用。近年来,国际反恐形势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恐怖袭击活动的实施者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从2009年至今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来看,其实施者并非来自“基地”的组织核心。而是基地组织在西方的分支机构或者本土激进组织。
第二,恐怖袭击的规模与范围呈现出小型化、分散化特征。类似2004年西班牙马德里“3·11”爆炸案和2005年英国伦敦“7·7”惨案之类的大规模连环恐怖袭击逐步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分散的和小规模的恐怖行动。而恐怖袭击的活动范围,由原先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中东等比较重要的城市或区域,发展到近几年来呈四面开花的态势。
第三,恐怖活动的方式正在进行调整。一些地区恐怖组织不再像以往“基地”组织那样,对组织成员进行集中培训,而是越来越多地凭借互联网。他们通过圣战者聊天室和网站传播圣战主义思想,鼓励极端分子与一些同道者和地区圣战组织建立联系;通过网络传授、培训实施恐怖活动的手段与方法。更有甚者,他们还通过网络威慑一些参与军事反恐行动的国家政府。当今的恐怖袭击活动,已经从“基地”组织为核心集中恐怖袭击,转为以区域性圣战组织和基层圣战组织分散的恐怖行动。由美国主导的“以暴制暴”反恐方式,不仅无法有效遏制全球性的恐怖暴力活动,相反却刺激了恐怖组织改变活动方式,以躲避毁灭性的军事打击。第四,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体系转型的步伐也日渐加速。全球化进程不断催生新的国际治理模式的诞生。进入21世纪后,国际社会的转型使得西方大国垄断国际治理体系的模式开始松动。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为讨论和解决危机而形成的20国集团机制,成为国际合作的主要平台,尽管这种合作仅限于经济领域,但这一新的治理模式,无疑对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反恐治理模式具有示范作用。
第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或正在步入新兴大国行列,除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四国”外,还有墨西哥、南非、埃及、印尼、土耳其、阿根廷、尼日利亚、沙特等重要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逐步进入国际体系治理的核心地带,为反恐合作置于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框架内成为可能。换言之,新兴大国的快速上升,以及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影响力的与日俱增,为它们在遏制恐怖主义这一全球性的公共问题方面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二、社会发展:平衡不同区域的进程 从一些恐怖袭击案例来看,除有政治诉求的恐怖组织领导者外,恐怖袭击的实施者基本来自于“被相对边缘化”的区域和人群。恐怖行动实施者的驱动力很大部分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压抑。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地区和人群中,普遍流行着怨恨与愤懑,其中有经济落后造成的物质贫困,也有伊斯兰文明式微带来的耻辱感。这种愤懑并不完全出于对绝对贫困、绝对落后的怨恨,而主要是对由全球化带来的不平衡发展的社会性焦虑,即“不患寡,患不均”无可否认,全球化和现代化客观上造成了全球的不平衡发展;而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又直接导致了物质生活差距的普遍拉大和文明压力的普遍升高。由于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现代化也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引领的现代化,因此,在这个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们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综合实力为己谋利,从而成为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最大受益者。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此过程中却未必全部获益,有的甚至成为受害者:一方面,各个国家的情况错综复杂、各不相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并不一定适合它们;另一方面,虽然某些国家可能因为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把其成功经验与本国国情结合起来,而最终成为全球化的受惠者,发展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但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却是面临冲击、挑战和边缘化的困境。从整体而言,中东伊斯兰世界属于后者。因此,中东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相对边缘化和相对弱势身份,客观上与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存在着一定关联。
当贫穷、贫困的物质发展不平衡状况超过了“弱势者”的容忍程度,就可能引发它们的激烈反弹,导致冲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东极端组织的暴力行动,是测量中东地区社会容忍度的一种“信号”,国际社会必须对此引起高度重视。充满怒气和恨意的戾气是一种极大的负面能量,其带来的“社会病”一旦释放,就可能站在社会的反面,成为反社会行为的帮闲直至帮凶。为了保持国际社会秩序的安全和稳定,各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缓解恐怖行动实施者的怨恨、愤懑情绪。为此,我们首先应当正视这种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不平衡:虽然人们因有限的资源、权力和声望而发生的争斗与冲突是永恒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源泉;但作为在国际社会转型进程中获益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应该不承认、不理会处于弱势地位的中东伊斯兰国家;更不应该利用自己的强势,继续对这些国家颐指气使。从操作角度来看,所有负责任的国家,都应该通力合作,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通过社会,去尽力平衡区域之间的发展进程。
从国内层面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通过提高治理能力,抚平相对边缘化的区域人群的焦虑:第一,振兴区域经济,促进社会平衡发展。中国在这方面已采取积极措施,如区域振兴计划,通过发展区域经济,提高边远地区的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以尽可能减少因转型期发展的不平衡而造成的部分地区、人群的边缘化;第二,通过改进社会服务,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中东地区,有的极端组织通过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而获得群众拥护;第三,倡导并坚持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打开创制之门,与时俱进地探索社会发展模式,消除产生社会腐败的基础。从国际层面看,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应当通过协商,建立国际援助机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贫困落后的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应变遏制为接触,仿效对待东欧和沙特的模式,帮助它们更好地转型并融入国际社会。
综上所述,全球化对国家及其主权的挑战,以及由全球化导致的不公正和不均衡,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国家之间的发展差异和利益分化。这种局面使部分国家、地区及群体面临生存危机,进而产生怨恨与愤懑,并成为诱发各种争端与冲突的导火索。如果各国政府能够以行之有效的政策来调节贫富分化,国际组织就能通过支持、支援等手段,减少其受损程度,帮助他们融入全球化现代化的国际社会转型的进程中。通过国际经济援助和振兴区域经济,缓解因落后引发的相对贫困和心理落差。
三、宗教传播:廓清伊斯兰教的本源
考察一系列恐怖案例后,我们发现,实施者大致有两类:一种确实是为生活所迫的贫困者,然较多的则是为宗教信仰而献身的有一定知识的富裕者。除了“9·11”恐怖袭击者之外,2010年5月纽约时报广场未遂爆炸袭击案的嫌疑人费萨尔·沙赫扎德也属于中产阶级。30岁的沙赫扎德,是巴基斯坦前空军官员之子,拥有计算机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已经成家,有两个孩子,辞职前收入相当丰厚,在康涅狄格州有一幢独家住宅。制造“圣诞爆炸”案的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勒·穆塔拉布更是出生富家的知识分子,他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父亲是尼日利亚银行家,曾任政府官员。
2010年8月,加拿大警方挫败一起制造恐怖炸弹图谋,被逮捕的3个犯罪嫌疑人分别为26岁、28岁和30岁,一人是放射技师,一人为医院工作者,均非贫困者或无知者。
这些恐怖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自以为是按照真主旨意的“圣战”实施者,因而他们视死如归。比如:2007年,4名恐怖分子试图在德国多个大型城市对美国设施进行炸弹袭击。阴谋被挫败以后,他们于2009年4月在德国杜塞尔多夫法庭被审。在审讯过程中,小组头目弗里茨显得十分放松,他不时微笑,似乎对牢狱之灾毫不在乎。当控方律师念了一段被记录下的弗里茨的话:“如果每个人能杀五十人就不错了”,听到这句话时,他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沉默了。
这些案例似乎印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印证了伊斯兰教是“尚武”的宗教,其实不然。之所以恐怖分子大多来自于中东地区的穆斯林,这与“文化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有着极大的关系:自从亨廷顿发表“文明冲突论”以后,伊斯兰教就被打上“好斗”的印记。无论是国际舆论还是中东极端组织、恐怖组织的领导者,都从《古兰经》和圣训中寻找“圣战”的宗教教义依据。众所周知,宗教对其信徒具有极大凝聚力和感召力,对神的敬畏以及对彼岸世界的向往,能够激励着信徒按照神的旨意行为处事。普通的穆斯林在这样的宗教氛围中,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强化对自己穆斯林身份的认同,接受且按照国际舆论和恐怖组织领导者认定的教义去理解与穆斯林身份相对应的符号象征和行为规范,并按照这些规范性方式去行为处事。于是,在实行恐怖袭击活动时,行为者还误以为自己正在执行真主的旨意,会受到真主的褒奖。如此循环往复:伊斯兰教等于“圣战”,“圣战”等于“自杀式”袭击;真正的穆斯林就要为“圣战”献身,实施“自杀式”袭击者可以进入“天园”。“文化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就这样演变成客观现实。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认为:如果你认出哪个国家将是你未来的敌人,它就变成你现在的敌人。因为这样一来,它们也会认为你是敌人,于是关系就紧张。
国家如此,文明如此,宗教也如此。对伊斯兰文明和伊斯兰教的“妖魔化”,一方面严重损害了伊斯兰文明的形象,伤害了穆斯林的情感,激起全体穆斯林的反感和愤怒;另一方面又促使“文化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对中东极端组织的应验,既有可能促使对方的态度和行为朝着被“妖魔化”的目标发展和变化,使得他们的恐怖暴力行动更加频繁与激烈,也更容易获得一部分穆斯林的同情与理解。
这里要解决的有两对关系: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的关系,“圣战”与恐怖袭击行动的关系。第一,伊斯兰教是否“好斗”?穆斯林是否鲁莽粗俗?热衷于以“恐怖”方式表述各种诉求的是整个伊斯兰世界还是其中的极端分子?“伊斯兰威胁”究竟是神话还是现实?纵观各种论述,发现相信与传播“伊斯兰教威胁论”的观点有两种潜在的假设:第一,自觉不自觉地把伊斯兰极端分子与穆斯林等同起来,把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明等同起来;第二,把伊斯兰国家与伊斯兰各种组织与派别等同起来。比如亨廷顿,他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由于宗教观念、政治理想、价值取向的不同导致冲突。
马哈蒂尔还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中,实际上在整个历史上,受到误解最深的一种宗教或许就是伊斯兰教。不仅非穆斯林误解它,而且穆斯林本身也误解它。”这是因为在穆斯林的宗教义务和社会义务中,有涉及“为保卫伊斯兰社会及其发展而对穆斯林集体规定的疏捐献身的兵役制度”。但《古兰经》只提出了一些原则,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其细则是由后来的圣训和教法加以补充而系统化的。《古兰经》要求信士“为安拉之道而战的兵役制度,开始时只是穆斯林为反对暴政迫害而采取的一种自卫手段。先知穆罕默德迁出麦加不久,即宣布对进犯的敌人允许进行战斗的启示,此后宣布了“为安拉之道而牺牲的人虽死犹生”、“并将获得巨大的报酬”等启示,鼓励穆斯林参加战斗。但同时又宣布“宗教无强迫”,只要对方“停止战争”,“倾向和平”,穆斯林也要停止战争,倾向和平,而且“不要侵犯任何人”。后来随着斗争的发展,这种自卫手段逐渐转变为主动讨伐的军事行动,以实现“一切宗教全归安拉”的目的。
可见,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无必然联系。第二,“圣战”是否就是实施恐怖袭击?在伊斯兰世界里,最有力的召唤之一就是“为主道而战斗”。一些极端组织的领导者经常引用有关“圣战”的经文,作为建立“圣战者”组织的经典根据;其中有政治诉求的领导者更是利用有关经文,组织、动员其成员和穆斯林群众投身暴力恐怖活动,有时以是否从事并参与“圣战,作为检验其成员信仰虔诚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伊斯兰教法学家们一般将“吉哈德”视为穆斯林应尽的宗教义务之一,它有大小之分,和平与暴力之别。“大吉哈德”是指信徒“用心、用舌、用手”同自己内心的邪恶意念作斗争,净化心灵,虔信真主和使者,并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规劝世人,传播伊斯兰教;“小吉哈德”是指穆斯林用“剑”进行圣战,鼓励穆斯林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为捍卫和弘扬伊斯兰教而战。尽管《古兰经》本身有关于暴力使用的内容,但它对“圣战”的时间、对象、手段都是有严格的限制。当代著名的伊斯兰法学家优素福·盖尔达维博士指出:“伊斯兰教是一个仁慈、公正的宗教,它是为了怜恤整个世界而降临的。它命人要公正、行善,并且为了尊重有经典的人,而专门提到有关他们的事情。穆圣(愿安拉赐他平安)在战争中禁止杀戮妇女、儿童、老人和非战斗人员,如在茅舍内的修士。而且以在战前向敌方宣战为条件,因为战争在伊斯兰教中是有目的的,而不单纯为了杀戮。如此宽容的宗教完全拒绝这样的事件,怎能出其不意地夺取人们的生命!”
可见,“圣战”也不等于实施恐怖袭击。问题在于恐怖组织的领导者,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诉求,片面解读伊斯兰教。他们置“大吉哈德”于不顾,而盗用“小吉哈德”,进而把“小吉哈德”解读为在任何时代与任何环境,可以针对任何对象的“暴力行动”。
因此,我们的反恐治理,有必要从廓清伊斯兰教真实面貌入手,通过对伊斯兰教的正本清源,弘扬主流宗教,发挥主流伊斯兰宗教劝人向善的社会整合功能。具体而言:鼓励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在清真寺等宗教场所宣讲主流伊斯兰教;鼓励伊斯兰教的研究人员潜心伊斯兰法学研究,厘清伊斯兰教的主流教义,并通过学校、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宣传主流伊斯兰教。通过解读恐怖组织领导者的履历,指出他们并非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对伊斯兰教也仅仅是一知半解。还可以通过解剖恐怖组织的领导者的社会背景,揭露他们的真实动机:指出他们所宣扬的社会主张、政治主张既非宗教信仰,也非劝恶从善的伦理规范;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更不是伊斯兰教教义所要求的行动;而是与其政治主张相对应的、为达到一定政治目的,借助宗教名义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四、文化包容:超越意识形态的禁锢
恐怖行动不仅是行为体的外在表现,而且是一个有文化内涵的“结构”。行动内部由动机、目标、手段和实施过程等部分组成;而动机内部又包含意图、信念、理智等观念要素;这些观念要素通过意愿萌发、目标锁定、手段选择等过程得以显现。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即同样的动机,同样的目标,但选择的手段方式不同,同样的动机并非选择同样的手段,因为观念在其中起着指导规定作用。
此外,如上文所述,对伊斯兰教的“妖魔化”有可能引发“文化的自
我实现的预言”的应验,从而促使穆斯林中的极端分子朝着被“妖魔化”的目标发展和变化。那么,在反恐治理中如何运用观念的规定性作用?学者们普遍认为,不同国家、不同文明通过积极的文化沟通,理解不同文化的不同认知图式,寻求不同文化的交叉线和共同点,从而建立具有普世性的价值理念。
我们必须承认,不同文化的差异确实存在,它首先反映在互动过程中对符号象征意义的理解。只有在交流各方不仅赋予自己的行为以意义,而且也能理解或者寻求理解他人给出意义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真正的交流。比如翘大拇指的符号意义是赞扬,然而如果在某一区域这一符号意味着鄙视,那么翘大拇指这一行为就会构成他们互动中的障碍,从而发生冲突,因为他们之间缺乏关于翘大拇指这一符号的“共有知识”。但是如果不同文化进行积极沟通,双方就比较容易接受这种并不涉及“核心利益”的符号象征意义。因为毕竟文化具有相对意义,即文化没有正确与否,只有各自的特征。此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认知图式,不理解对方具有不同文化象征意义的认知图式和思维线条,在互动中就容易发生误读,从而引起敌意。因此,在文化互动中,各方也应该尽力去理解对方的认知图式,达成谅解,形成共有知识。
既然文化相对、文化共存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那么在反恐治理模式中就应该提倡超越意识形态的禁锢,在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理念基础上求同存异,在联合遏制联合打击方面做一些努力。
第一,相互依赖理念。随着全球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无论大小,客观上都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而在相互依赖的社会结构中,任何行为体的破坏性“越轨”行动,都会造成公共利益的受损;尤其诸如极端组织实施的暴力“越轨”行动,它已经在以相互依存为特征的全球社会中,为人类文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共同治理理念。协助中东伊斯兰世界融入当今国际体系,应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责任,也是其他地区大国的责任。应该站在全球治理的高度,一方面通过国际援助帮助中东部分地区摆脱贫困,帮助它们提高其现代国民教育的水平及其覆盖面;另一方面,切实改善西方发达国家中穆斯林被边缘化的状况。
第三,联合打击理念。任何极端暴力行动都是对国际规制和文明世界的挑战,任何现代文明国家的政府、学界、媒体都有责任有义务,摈弃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差异,同心协力遏制极端组织的暴力行动。因此,在“反暴制暴”过程中,世界各国尤其是负责任的新兴大国,都应该放弃“各扫门前雪”的做法;任何带有政治性目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借题炒作和借题发挥,甚至相互攻讦,都应视为愚蠢的行为。
五、结语
中东地区恐怖组织实施的恐怖袭击活动,已经严重影响到世界的安全,威胁到所有国家及其国民的生存安全。而类似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由于恐怖活动的方式变化而成效逐渐降低,因为纯粹的军事打击既无法阻挡虚拟网络上的招兵买马,也无法阻止他们在网络上宣传恐怖主义、传授恐怖袭击技巧。动用大规模的军队,无法取得预期效果。因此,为了应对当今恐怖活动的新情况,国际社会有必要研究新的反恐方式。事实证明,由美国扮演“国际反恐警察”,或纯粹由西方大国垄断国际反恐治理体系的模式,都已不再适应新的反恐形势的需要。尽管西方主导国际治理体系的态势还会持续,但新兴国家参与全球反恐治理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当前世界反恐形势及其影响 篇2
(一) 中国对外贸易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的比重, 由1978年的少于1%, 提高至2007年的近8%。2007年全国进出口总值为21738.3亿美元, 同比增长23.5%。2007年12月, 全国进出口总值为2061.5亿美元, 同比增长23.4%, 其中, 出口1144.2亿美元, 增长21.7%;进口917.3亿美元, 增长25.7%;贸易顺差为2622亿美元, 比2006年增长47.7%, 贸易顺差继续扩大 (见表1) :
金额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国家商务部网站
(二) 出口商品结构在不断改善
2007年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改善, 初级产品出口的增速为16.3%, 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增速为26.2%, 高于外贸增长速度, 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增长速度为26.5%, 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出口增长速度为35.5%。国家取消或降低了钢材等712种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退税, 开征或提高142种产品出口关税, 降低服装等2268种易引起贸易摩擦商品的出口退税, 取得了明显成效。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遏制, 原油出口量下降38.7%, 钢坯下降28.9%, 煤下降16%, 钢材出口量从4月份的715万吨下降到12月份的479万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3478.3亿美元, 增长23.6%。
(三) 贸易方式有待进一步改善
2007年国家调整了加工贸易政策, 扩大了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商品的范围, 全年加工贸易进出口9860.5亿美元, 增长18.5%, 低于上年2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增速虽然有所放缓, 但是中国出口贸易中, 加工贸易比重仍然较高, 占全部出口的50.7%。一般贸易进出口9672.3亿美元, 增长29.1%, 高于上年3.1个百分点, 虽然增速有所提高, 但是一般进出口贸易所占比重仍然较低, 为44.2%。
(四) 外资企业出口占主导地位的格局仍未改变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2549.3亿美元, 增长21.1%, 比上年回落3.5个百分点。其中出口6955.2亿美元, 增长23.4%, 占出口总额的57%。国有企业进出口4945.3亿美元, 增长18.7%。其中出口2248.1亿美元, 增长17.5%, 占出口总额的18.4%%。2007年, 民营企业进出口4243.7亿美元, 增长38%, 高于上年0.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976.8亿美元, 增长39.2%, 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4.4%。
(五) 出口市场的多元化进一步得到加强
1、从增速来看, 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正在得到加强。
2005-200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速度呈下降趋势, 2005年1-9月到2008年1-9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呈下降趋势, 但是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从2005-2008年出口增速呈上升趋势, 2008年前9个月出口增速放缓是由于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 因此, 尽管中国对外贸易增速对美在下降, 但是由于其他市场尤其是亚洲时常增长强劲, 弥补了由于对美出口减速的不利影响, 尤其是中亚国家市场及欧盟中新入盟国家。2008年1-9月在世界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下, 中国对独联体国家尤其是中亚国家的出口增速保持在35%以上, 对土库曼的出口增速达到201.3%, 对欧盟中新入盟国家出口增速达到46.2% (见表2) :
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商务部网站
2、从出口市场分布看。
从2004年到2008年前8个月, 美国、日本及欧盟占中国出口市场的比重在逐年下降, 而东盟、独联体、拉美国家市场的比重在增加, 中国出口市场正在逐步实现市场多元化。尽管美国市场比重下降较快, 但是中国对东盟、独联体、拉美国家、北非、阿盟、中亚等新兴市场的出口增幅较大, 不仅弥补了美国需求下降的不利影响, 而且使我国分散市场风险、实现市场多元化的夙愿 (见表3) 。
资料来源:国家商务部网站
二、当前世界经济形势考验中国对外贸易
(一) 世界经济可能进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第二次经济滞胀
1、金融危机正在演变成经济危机。
次贷危机不但对美国经济本身造成极大困扰, 也通过贸易、投资和市场信心等渠道波及到其他国家, 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目前, 这场危机正在从次贷领域向优质房贷、消费信贷、公司信贷等领域蔓延, 造成全面的信贷紧缩。欧元对美元持续升值, 恶化了欧元区企业的出口形势, 导致欧洲经济增长明显放缓, 持续升值的日元也削弱了日本的出口竞争力;美元贬值使拥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发展中国家财富缩水。全球金融危机不但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 而且还将深刻影响和改变整个金融体制与金融机制, 深刻影响和改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与相互联系, 深刻影响和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与发展机制, 金融危机正在演变成经济危机。
2、流动性不足可能会演变成通货膨胀。
进入2008年以来, 尽管世界经济增势明显减缓, 但在天气不利、美元贬值和地缘政治等因素推动下, 国际石油、小麦和有色金属等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 不断创出历史新高。2008年7月以前世界经济表现为流动性过剩, 2008年7月以来由于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世界经济转而变成流动性不足, 为增加流动性世界各国央行在积极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流动性不足只是由于金融危机引起的表面现象, 市场中的货币存量却依然较多, 之所以表现为流动性不足, 是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信心不足。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大, 大量的货币入市, 有可能在世界经济衰退的同时, 引发新一轮的世界通货膨胀, 进而使世界经济进入又一次经济滞胀。
3、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加剧。
2007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对贸易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 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呈现两位数的高水平, 既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贸易争端。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世界经济环境更加复杂,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8年11预测,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2009年经济将进入衰退, 在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背景下, 全球贸易可能出现持续滑坡, 引发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潮流, 导致贸易摩擦增多。发达国家贸易政策的调整更趋谨慎, 并将继续就汇率、劳工标准、产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环保等问题向发展中国家发难, 反倾销、绿色贸易壁垒等非关税壁垒会进一步加剧, 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可能对世界贸易更加不利。
(二) 世界经济衰退影响中国出口
全球金融危机首先带来巨大冲击的是过度消费型国家, 并在这些国家中引起消费萎缩进而给生产与市场带来冲击, 过度消费型国家发生的经济衰退又会反过来挤压过度生产型国家的海外市场, 从而引起对这些国家的出口需求。美国货币在世界的强势地位, 使得美国国民的过度消费成为可能, 造就了美国成为过度消费型国家。金融危机的爆发会通过美国的消费萎缩影响中国这样的过度生产型国家, 会造成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减少, 进而影响中国出口。尽管中国出口商品属于中低档产品, 收入需求弹性较低, 甚至经济危机带来的收入下降, 会改变消费结构, 欧、美消费者的消费结构中, 低档产品的消费比重会增加, 但是收入效应会大于替代效应, 总体表现为需求减少。2008年1-9月, 中国出口总额按年增长只有22.3%, 较2007年同期的27.1%为低, 显示全球经济疲弱, 中国出口增长持续放缓。
三、积极应对, 变不利为机遇
(一) 金融危机形成中国出口商品结构调整的内、外合力
出口结构调整会导致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损失, 进而阻碍结构调整。当世界经济高速增长时, 市场竞争激烈, 为增加出口换取外汇储备, 大量高能耗、高污染的进出口产业也得到了发展空间, 由于中国低端产品出口市场的存在, 政府的出口商品结构调整的努力容易因市场作用而失灵。现在世界市场对中国低端产品需求会有所减少, 对低端产品继续给予支持的外在市场动力不存在了, 市场要求中国企业必须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 这种外部动力加上中国政府调整产业结构的内部推动, 使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形成内外合力, 有利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进一步改善, 为中国出口商品提高国际竞争力, 改变中国产品的国际形象, 为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 借机改善中国国际地位, 创造良好外贸环境
长期以来,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 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 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在世界的地位并不高, 甚至中国制造在一些国家成了质量差、价格低的代名词, 这些都非常不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健康、持续发展。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给了我们向世界自我展示的良好机遇, 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较小, 国内金融资产非常健康, 外汇储备世界第一, 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话语权。我们可以通过投资增加内需及参与稳定世界经济的国际事务, 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降低外贸依存度
加入WTO之后, 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了强劲的增长, 外贸依存度也随之急剧攀升, 外贸依存度过高容易受制于人, 只有建立以内需为主导的循环经济、以进出口贸易为辅助的二元经济结构才是长远之计。以前中国产品以每年23%的增速出口, 极大地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 对外贸易的贡献率较高, 但也造成中国经济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提高, 这次世界经济衰退会直接影响中国出口, 间接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由出口拉动转向内需拉动, 降低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 减少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过度依赖。
(四) 改革世界货币体系、提高人民币世界地位
随着美欧金融危机的爆发, 美欧的政治经济体系的缺点开始显现出来, 改革世界金融体系势在必行, 在这样的前提下, 世界货币格局必将发生改变。中国可以借此次金融危机给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普遍带来的经济衰退为契机, 在国际货币制度改革中, 提高要价, 提高中国人民币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促进世界货币体系中货币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为中国外贸发展提供良好货币环境。
综上所述, 尽管世界经济不可避免地出现增长下降, 但是中国金融及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 通过努力, 我们可将短期不利于中国对外贸易的因素化解为中长期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有利因素。
参考文献
[1]、王亚宏.IMF:美国及世界经济明年出现衰退[N].参考消息, 2008-11-07.
[2]、外汇管理局.当前我国经济总体形势较好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增大[N.]市场报, 2008-10-31.
当前世界反恐形势及其影响 篇3
一、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新变化
(一) 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处于停顿状态,财政债务问题严峻
2010年欧元区成员国政府财政赤字/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为6.2%,政府债务/GDP之比为85.4%,而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欧元区对成员国赤字及债务占GDP比例的上限分别为3%和60%,其中,希腊、爱尔兰、葡萄牙纷纷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令人担忧的是,欧元区“领头羊”德国虽然去年经济复苏表现不俗,但财政形势却有所恶化,2010年,德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由2009年的3%上升至3.3%,公共债务则由73.5%升至83.2%,均超出了欧盟的上限;2011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1.3万亿美元,显示美国政府依然面临严峻的财政压力,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8.6%,高于1945年以来的其他任何一年,由于经济增长缓慢以及失业率持续处于高位,美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短期内不会显著下降;截至2010年12月底,日本政府债务余额已高达919万亿日元,人均债务负担增至721万日元,预计2011财年,达到创纪录的997.7万亿日元,占GDP的比例达到23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则预测,日本公共债务相对于GDP的比例到2012年和2016年将分别达到232%和277%,日本将成为发达国家历史上债务状况最严峻的国家。
(二) 新兴国家经济快速回升,货币政策趋于紧缩
伴随经济快速回升,物价上涨、地产过热,俄罗斯从2008年以来实行两次紧缩货币政策,隔夜存款利率上调至2.75%,金融机构再融资利率上调至8.0%,外资企业存款准备金率升至4%,散户存款准备金率升至3.5%。印度12个月内八次加息,将回购利率调高至6.75%,反向回购利率提升至5.75%。巴西央行在2010年三次加息,2011年三次加息,基准利率达到12%,成为二十国集团( G20)中基准利率最高的国家,也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利率最高的国家。我国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为“稳健”,自去年以来四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当前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为3.25%和6.31%;十一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和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分别达到21%、17.5%的历史高位。
(三) 西亚北非局势持续紧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充满变数
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和需求萎缩,导致外贸依存度高的西亚北非国家出口减少,物价飞涨,就业环境日趋恶化。2011年1月14日,因未能平息国内动荡局势,突尼斯本·阿里政权结束了其20多年的统治。随后,动荡局势向西亚北非其他国家波及,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领导人陆续倒台。目前,叙利亚和伊朗成为这场地区动荡的新热点。叙利亚3月份国内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施压要求总统巴沙尔下台,而阿盟也中止了叙利亚的资格,叙利亚局势逐渐从和平抗议示威走向武装对抗。伊朗核问题争论不休,美国、欧盟对伊朗纷纷采取最严厉制裁措施,武力解决伊核问题一触即发。西亚北非局势持续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约20%,至117美元/桶。
二、 义乌小商品出口面临的挑战
(一)外部需求约束日益严峻
研究表明,近年来义乌小商品出口受国际市场需求制约,增速开始下降。由于大部分小商品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市场需求规模有限,需求弹性较低,在产品出口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进一步扩大出口规模会受到市场需求不足的严重制约。11月本应是义乌的外商采购旺季,但2011年义乌国际商贸城却显得颇为冷清,曾随处可见的手持计算器的外商少了。受欧美债务危机、中东局势动荡、成本上升和汇率变动等多重因素影响,传统的外贸出口行业提前进入淡季。不少商户反映,今年外贸形势不乐观,旺季较往年结束得早,整体订单下滑两三成,加上原材料、人工成本上涨以及汇率变动等因素,今年的外贸生意做得不轻松。欧债危机的影响在今年上半年就开始显现,小商品出口反映最为明显。一家经营五金的商户表示,往年欧洲客户一年至少会订10个柜以上的货,今年才预订了三四个。除欧洲外,中东地区也是义乌小商品的主要出口对象之一。利比亚内战结束后,当地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订单及客源尚未完全恢复。
(二)贸易壁垒态势愈演愈烈
对于小商品出口大市义乌而言,随着“义乌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不断增多,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对义乌出口产品频频发难。有人预测,2012年或许将是贸易壁垒大战最严峻的一年,这将对义乌小商品的出口带来巨大挑战。对此,义乌外贸企业应该时刻保持警惕。据市外经贸局统计,义乌企业遭遇的贸易保护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涉及纺织、服装等行业。除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对我国企业的贸易壁垒也不断增多。市外经贸局有关人士提醒义乌企业,目前的贸易摩擦领域已从货物贸易向服务领域扩大;摩擦的表现形式还将朝着环境保护、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壁垒等方面扩散。
(三)外贸和海关监管制度不适应小商品出口
义乌小商品贸易具有单笔规模小、贸易主体多、交易频繁等特征,与我国现行的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种贸易方式都不同,出口集装箱多为拼柜,一般有十几种以上的产品,多的时候有上百种,极易导致单货不符、逃避通关单等违规行为。为加快义乌小商品通关速度,海关总署给义乌市场“量身定做”了监管方式,自2007年9月1日起,小商品出口适用“旅游购物模式”。但“旅游购物模式”依然是一种权宜之计,存在适用范围对出口贸易明显制约、涉及税务的出口退税无法解决等问题。尤其在2011年义乌获批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后,杭州海关推出了“联网监管”的政策,海关对“网内”商户开放出口货物通关的“绿色通道”,但目前还缺乏具体的通关操作思路和具体流程,一定程度上,没有跟上步伐的通关效率不仅增加了成本,还侵蚀着中小企业的利润,外贸和海关监管适度不适应小商品出口。
三、 义乌小商品出口应对复杂世界经济形势的几点建议
(一)加大技术开发,创自主出口品牌
在全球化经济竞争格局中,外贸出口企业就必须致力于不断创新,加大技术开发,在实施自主品牌战略上下工夫,决不能只满足于充当海外品牌的“加工车间”。由于义乌生产单位小,研发投入上不去,产品升级就成问题。是企业整合还是政府引导,是个课题。以行业协会形式促进企业抱团,掌握整体小商品生产经营的话语权、从技术到品牌的行业标准。鼓励企业加大技改投入,开发高新技术产品,深入推进品牌战略实施,继续组织企业参加“中国出口名牌”、“浙江省出口名牌”和“义乌市出口名牌”的申报及评选工作,培育一批具有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鼓励和支持企业到国外注册国际品牌;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寻找欧美中高档消费群,开拓中高档消费品市场;提升产业层次,增加出口产品附加值,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扶持一批有市场潜力、有品牌、有竞争力的出口名牌产品,加强对高新技术商品和品牌商品出口的政策扶持,改变义乌商品以低质低价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出口现状,探索一条出口商品从以规模取胜向品牌取胜转移的道路。
(二)深入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坚持“市场多元化”战略,采取重点市场、重点突破的方式,通过政策引导、扶持,鼓励企业调整出口市场结构,在巩固传统出口市场的基础上,大力开发新兴市场。认真做好广交会、华交会、消博会、义博会、文博会等国内知名展会的组织工作。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德国法兰克福礼品展等30个境外展。充分发挥中小企业拓展资金作用,积极组织企业有针对性地参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各类商务展会,组织企业赴东盟、中东、非洲、南美洲等新兴市场进行参展、商务考察,结交新客商,建立新关系,引导鼓励中小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充分发挥国际商会作用,努力扩大义乌产品在东盟、中东、非洲南美洲等新兴市场的占有份额,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
(三)创新海关监管方式
在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下,设立“市场采购”新型贸易方式,建立与该贸易方式相配套的综合管理机制,实施符合义乌小商品出口特点的管理措施,以信息化系统为支撑,建立执法信息共享平台,将海关监管要求和手段前伸,实现小商品出口源头可溯、风险可查、责任可究;以风险管理为核心,以分类管理为基础,强化对义乌小商品出口的过程监管,体现守法便利。创新义乌小商品海关监管的总体思路和重点环节主要是:备案登记、拼箱组货、接单审核、查验放行、物流监控、稽私处理。
(基金项目:金华市社会科学联合会2010年度一般课题(174):“义乌试点”背景下的小商品国际贸易便利化机制研究。作者单位)(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
美国的反恐研究及其影响 篇4
刘澎
2013-3-5 11:25:4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8月26日)
“9•11”事件以来,在现实需要的强烈刺激下,作为反恐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恐研究。美国的反恐研究无论在人力、财力的投入上(2002年美国政府用于反恐研究项目的经费只有12亿美元,2003年增加到29亿美元,2004年为34亿美元,2005年约42亿美元,2006年高达44亿美元),还是在研究课题涉及的范围和成果数量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一、美国反恐研究的实质
1.分清“敌友”是关键。在花费了数千亿美元之后,美国深刻认识到打击恐怖主义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此,要反恐,就必须首先搞清敌友,弄清楚敌人是谁、在哪里。而要搞清楚这一点,只有进行关于恐怖主义的系统研究。从根本上说,美国有关反恐怖主义研究的首要努力,都是为了找出敌人、分析敌人、认识敌人。但恐怖主义涉及太多复杂的因素,究竟恐怖主义是什么,是怎么产生的,会对美国有什么样的威胁,谁在搞恐怖主义?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美国的学者与研究机构做了大量研究,但到现在仍然不能说十分清楚。敌友问题仍然是美国反恐斗争的首要问题。到目前为止,美国反恐研究中投入最多、疑问最多、争论也最多的就是这个领域。
2.需要一个“说法”。从深层次的意义上说,反恐研究也是美国制定新的全球战略的需要。冷战结束后,有了新的举国公认的敌人,美国才能“名正言顺”地行动,美国制定新的全球战略才能有一个拿得出来、说得过去的“合理”的说法。“9•11”事件的发生,终于使美国找到了新的最大敌人———恐怖主义。对于反恐,谁也不反对。有了“反恐”这个说法,美国可以方便地把其需要实现而又难以言说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目标和采取的行动尽可能地与反恐联系起来。但恐怖主义不像以前的敌人那样清楚、那样界限分明。因此,要在反恐的名义下活动,在国内,美国需要建立反恐的共识;在国际上,美国需要反恐的盟友。随着美国国家利益重点和全球战略目标的调整,随着恐怖主义活动的变化与反恐斗争的发展,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因素也在不断变化。美国需要不断为自己的新目标、新行动提供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反恐研究不仅是一项应急的对策研究,更担负着为美国的重要战略决策论证和行动提供依据的任务。
从反恐研究的方向、重点和成果中,不仅可以看出美国的反恐战略与策略,而且可以清楚地了解美国在全球军事与经济等方面的战略走向。例如,美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及在该地区的政策调整;美国对中亚的政策;美国的安全与能源策略;美国对宗教和意识形态在未来国际政治、外交关系中的作用的理解,等等。这一切都可以归入反恐研究中涉及的问题。
二、美国反恐研究的特点
作为一门新兴的研究领域,反恐研究除了具有美国学术界其他传统学科研究的一般特点之外,也有着一些自己的特色。
1.广泛参与性与开放性。美国反恐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广泛的参与。反恐研究没有统一的组织,任何有兴趣、有能力者都可一显身手。尽管著名研究机构仍是反恐研究的“主力军”,但无数中小机构和学者个人的参与,不仅增添了反恐研究的学术力量,丰富了研究成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种利益集团的意见,为美国人了解和认识许多重大问题创造了条件。反恐研究的主体上,美国沿袭了以民间研究力量为主进行学术研究的传统做法。但政府是反恐研究项目的最大资助者。政府关心的是研究成果的实用性,需要控制的是反恐研究的导向和规模。这与美国过去在对“冷战”、能源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时采用的方式是一致的。
2.导向与“禁忌”。表面看来,美国反恐研究的人多、议论多、谁愿搞什么就搞什么,但其背后实际上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经费投放,左右着研究的方向。从美国反恐研究已做的努力中可以看出,反恐研究基本上是以美国的利益为中心,以基督教价值观为道德标准,以回答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进行的。背离了这些标准就背离了反恐研究的大方向。因此,在反恐研究中,存在着一些研究者不愿过多涉及的“禁忌”。其一,反恐是否等同于只反某个宗教的极端主义、原教旨主义?绝大多数的美国学者都把“宗教极端主义”作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代名词。而恐怖主义是否仅限于与伊斯兰教挂钩?其他宗教与恐怖主义有无关系、有什么样的关系?如何看待在非伊斯兰教地区发生的恐怖主义?世界应否以恐怖主义划线?对这些问题,美国学者基本上不愿深究。其二,恐怖主义有各种目的、各种表现形式,可否为了反恐目的或反恐战争而使用“恐怖主义”手段?以国家或政权形式推行的恐怖主义,是否也在研究或反对之列?其三,反恐应否制定统一的标准还是可以搞双重标准?如何看待某些国家、政府在反恐中搞双重标准的行为(例如美国自己)?反恐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还是为了普遍的“世界和平”?其四,反恐是否是历史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冲突的继续、是对伊斯兰教挑战的回击?是否是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的证明?是否具有“捍卫基督教文明与传统”的神圣性?
总的看来,美国学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非常少,显然反恐研究的“禁忌”使其研究成果大打折扣。
3.反思与挑战。经过努力,美国学者在反恐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新观点。这些观点反映了某些美国主流知识分子对美国、对世界的最新看法。这些看法不仅是对学者、学术界,而且也是对美国社会的反思与挑战,其影响将是长远的。下面试举几例:其一,“现有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失效,宗教将取而代之”。“宗教成为21世纪战争的主要因素至少有三个主要原因:其他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的败落;宗教力量为社会公正提供了意识形态保障;宗教力量为社会一致性和包容性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其二,“宗教不仅是问题的一部分,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的一部分。我们的战略是必须直接地、系统地用好的宗教观念对付坏的宗教观念,这是反恐的最好武器。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够抵抗世俗化是因为世俗体系不能解决最基本层面的问题。因此,用世俗的方式与其对抗必然失败”。其三,“虽然美国被公认为是世界上的超级强国,但其霸权仅是建立在具有毁灭性的军事能力上。而人类安全和国家力量,已在全球环境下被重新定义”。其四,“宗教自由、公民社会带来国家安全”。“宗教自由与国家安全的连结,只能通过一个持续的政治对话进程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法令或者武力”。
上述观点虽不能反映美国反恐研究的全貌,但可以看出已有一些美国学者是在一个新的层面上,从新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这就是宗教与安全的关系问题。
三、美国反恐研究的影响
1.促进了学术研究。反恐研究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民族、宗教、文化、社会等学科和领域,但又有别于这些传统学科领域的研究。“9•11”事件后,美国的反恐研究呈现出跨学科、多学科、交叉学科的特点。它创造出了一批过去没有或不为人注意的边缘学科、跨学科的新分支、新领域,如宗教与安全、宗教与地缘政治、宗教与能源、恐怖主义与意识形态、恐怖主义与政治,等等。随着反恐研究的深入,这些新的分支学科在丰富传统学科的同时,也会使自己得到长足的发展。
2.强化了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为了尽快在反恐研究中找到满意的答案,许多研究者一方面回到历史中、回到档案中,希望从资料中寻求结论;另一方面,他们更愿意到有恐怖主义活动的地区进行“研究考察”。反恐斗争的实践使反恐研究少了不切实际的学究气。
3.改变了美国人的传统认知。随着反恐研究的深入,美国人更多地开始反思自己,反思美国的文化、宗教、外交、特别是美国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例如,“恐怖分子为什么要杀我们?我们做错了什么?”尽管现在美国人还没有明确而统一的答案,但提出并思考这些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刘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如何认识当前世界政治与经济形势 篇5
考查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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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绩:
醒醒吧西方世界!发展需要和平!
——如何认识当前世界政治与经济形势
摘要:2008年的经济危机直到今天,我们还能感受到切肤之痛。如果把西方经济比作考试的话,这一次“上帝”(特指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演讲时说的最多的那句话“GOD bless America”中的“GOD”)阅卷人又给资本主义和西方经济体制打了一个不及格的分数。再看一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的答卷,哎呦!!也是一团糟,利比亚、叙利亚、伊朗深受战争威胁;日本、菲律宾充当炮灰,左右为难;当然还有美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殖民主义”,正式拉开了帷幕!
关键词:新殖民主义、和平、发展
一、当前世界政治与经济形成的背景及原因
1、政治格局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美英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发战争之财,尤其是美国迅速充实了本国的国力。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
二战结束“雅尔塔会议”以后形成了“雅尔塔体制”促进了两极格局形成。而两大阵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以及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标志着两极格局的形成。
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苏联解体,标志着两极格局的彻底覆灭。当前的世界政治格局:旧的格局已经结束,新的格局政治形成,“一超多强”的局面形成,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也只能在曲折中发展,这就是当前的世界政治格局。
2、经济格局
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二战后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称霸世界经济领域。
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经济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第三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三大区域经济集团化加快发展。三大经济集团:西欧、北美、亚太三大区域组织的新格局。当前世界经济格局:
用几个词来概括: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综合国力竞争。
3、形成原因
究其原因,根本原因就是各方力量都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绝不会牺牲或放弃自己的国家利益,屈服于别国利益。具体原因是第一,美国想建立单极
世界,但遭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第二,世界各种力量的分化重新组合以及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促进了多极化的发展;第三,科技和经济因素影响单极世界的存在;第四,经济全球化进程降低了单极世界存在的可能性;第五,国家与地区集团力量的增长导致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二、当前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与问题
1、当前世界政治发展及问题
政治多极化发展,已经成为趋势。上面我已经阐述过原因。世界政治的发展我以两大鲜明的对比来阐明当前世界政治的发展以及其存在的问题。
两大鲜明的对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
首先来谈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发达国家,包括英国、法国等等。自从二战以后,这几个国家就没有消停过。冷战时期,美国为了控制欧洲各国,与英、法等国家缔结了所谓的北大西洋军事公约组织,这不可谓不是一个邪恶的军事同盟。
第一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直接参与战争。
1992年——1995年的波黑战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再一次直接参与战争,他们打着和解的旗号,实际上是搞垮南斯拉夫,是西方控制巴尔干,进而控制整个欧洲的关键环节。
1999年3月24号,北约轰炸南联盟,中国的大使馆无辜受难,我们中国人应该永远铭记这一时刻,北约无视《联合国宪章》,置世界人民于不顾,这一卑劣的行为,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
2001年阿富汗战争,同样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军以反恐为由,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在阿富汗发动了战争。
2003年以美英为首的联军在伊拉克发动战争,同样是以反恐为由。从上述事例可以体现出,1991年——2005年的世界上的战争都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参与。不管他们以何种理由加入战争,他们都是战争的直接制造者或者是参与者。
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实际上有着他们肮脏的目的。
第一、这是美国控制中东,进而控制世界石油的中东政策。
第二、从时间上再联系经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1992年、2003年正是世界经济危机时期,美国怎样才能短时间内恢复其经济,发动战争是最快也是最有效果的做法。郎咸平有句话:“和平时期美元的汇率与黄金的价格成反比,战争时期美元的汇率与黄金的价格成正比”。其实这句话的原因就在于此。
第二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殖民主义。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后发现,伊拉克新的政权并不完全听从于美国的指挥,于是美国开始实行新殖民主义。
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美国一直再寻求战争的机会,来平息国内糟糕的经济局势。直到2011年美国以人权为由,在利比亚扶植的代理(称反对派)与利比亚政府军开战。这场战争美国并没有直接参与,而是退到了幕后,英、法直接参与战争。美国向反对派提供战争物资,与利比亚政府军对抗。最终结果大家都知道,卡扎菲被击毙,反对派利比亚建立过渡政府。
同样是2011年美国以同样的方式在叙利亚发展反动势力。现在的叙利亚
如果不是因为有中国和俄罗斯,恐怕局势早就和利比亚一样了。
伊朗局势也不容乐观,美国打出的牌是“抑制核扩散”。
相反,我们再看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
自从我国提出和平外交方针政策之后,我国一直坚持这一基本外交原则,同世界上170多个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和平发展的政策,比如:亚太经济合作、东盟经济区、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等,还有本来马上就能启动的中、日、韩三国贸易因为日本的外交失败(日本实行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而暂时搁置。我国为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从对比中不难发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奉行的强权政治,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奉行的和平外交大相径庭。
2、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及问题
当前的世界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上面已经阐述过。
二战以后美国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制,从而对全世界的经济实行了经济殖民。欧洲为了防止美元的侵害组成了欧洲共同体,简称欧共体,建立了以欧元为中心的欧元区。有效的遏制了美国的经济侵略。近几年东亚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的发展,为东亚人民摆脱美元统治提供了出路。
虽然欧洲建立了欧元区,但是他们自身体制的弊端却没有能够解决,以至于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期深受危害。我国收到的损失同样不小,出口萎靡,内需不够。但是我们并不是危机的制造者,而是危机的受害者,美国欧洲才是危机的制造者。
事实证明,资本制度周期性的生产过剩是造成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其实是资本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世界经济遇到的挑战并不比政治挑战简单。我会在第三大部分阐述我的观点。
3、当前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当前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了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影响。其中的利害关系极其复杂。
在这之中不得不提的一个国家:委内瑞拉。
2012年10月7日,委内瑞拉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总统查韦斯第三次连任总统。委内瑞拉之所以有这样的成果,实际上摒弃了资本主义民主,实行了社会主义变革。
上世纪9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政府奉行西方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已全面市场化推卸社会责任,结果纷纷掉进中等收入发展陷阱,贫富悬殊拉大,社会动荡加剧,接连发生的金融危机更是重创拉美地区经济。大部分拉美国家民众不仅没有分享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反而处于日益边缘化的困境。要求改变国家发展模式和方向的呼声持续高涨。
正式这样的政治土壤,成就了拉美左翼政党上台的时代机遇。面对时代机遇,拉美左翼及时转身,放弃暴力和军事手段,打出“推动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政治口号。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左翼政党在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秘鲁、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巴拉圭等拉美国家先后上台执政,拉美“向左转”引起全世界震动和关注。
不难看出,拉美“向左转”的国家政治稳定的同时,带来的是经济的繁荣,人民的富裕,社会的和谐!
经济关系的改变正在影响世界政治格局。作为爱好和平的我们中国应该抓好时机,大力发展经济,突破西方的经济、科技、军事封锁,创造一个崭新的和平、和谐、可持续、生态文明的世界。
三、当前世界政治与经济的新力量以及出路
当前的世界政治与经济问题,首先要解决文化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异己文化的态度是消灭。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军事。怎么样去对付外来文化。而文化是人类最美丽的财富,是实现人类自身价值的最终载体。虽然文明起源于野蛮,但绝对不等同于野蛮!
如果你知道斯巴达,那么你就会了解为什么要解决文化问题。在斯巴达统治希腊的300年间,只关心军事的发展,他的军事很强盛,但是在希腊文化这块人类的瑰宝中,斯巴达这300年的历史对文化的贡献几乎为零!
同样现在的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心只想扩张,对异己文化很排斥。他们是该醒醒的时候了,只有文化认同,才能和平共处。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亚非拉第三世界作为新的爱好和平力量出现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并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世界政治需要和平,不需要强权,不需要干涉!这是时代的呐喊!
至于经济问题,亚当·斯密以及凯恩斯的理论并没有真正给出解决西方经济衰退的答案。其实,邓小平同志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理论西方可以借鉴,邓小平同志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我国的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也相当严峻,过去我们太过于限制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所以失去了活力。现在十八大对于加强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对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做出了一系列调整。我国就是在平衡市场与宏观调控。
当前农业形势分析及其实施政策 篇6
第一,当前我们的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形势。今年的农业和农村形势延续了过去几年农业农村经济大好的发展形势,有两个大的标准。一个大的标准就是今年我们的粮食有望获得九连增,也就是说在去年粮食总量获得了11420亿斤的基础上,今年我们在夏粮和早稻增产了82亿吨的基础之上,我们秋粮可能再次获得丰收。第二个大的标准是我们今年上半年的农民的现金收入在去年、前年两年农业收入超过城市居民的基础之上,今年上半年农民的现金收入仍然超过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前年我们的农民超过3.1%,去年达到了11.4%,城市居民是8.4%,农民收入超过城市居民3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达到了12.7%,农民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包括我们今年的粮食再获丰收,为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客观上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事实上目前的农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个大的方面就是农产品的供给虽然保持着继续增长的势头,但是与不断增长的需求相比,农产品供给的总量需求,也就是说总量平衡压力越来越大。第二个尽管今年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高于城市居民的收入,今年面临着不确定的态势。事实上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从粮食供给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来看,从农民收入的增幅来看,事实上我们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这种挑战大概可以归结为四个大的方面。
一个特点是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之下,我们的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供给,包括我们价格的变化与去年和前年相比有了新的特点。另外一个方面从价格走势来看,去年与前年相对于上一年农产品的价格,特别是三种粮食的价格都是增长10%-15%,今年全球以玉米、小麦为标志的价格在不断的攀升。但是在中国国内情况来看,无论是小麦或者是早稻价格与去年相比继续保持增长的态势。但是增速比去年和前年有所回落,大家知道我们这些年来,小麦的最低收购价一直没有启动,今年我们启动了小麦的最低收购价1.02元。实际上6月份、7月份我在湖北、河南调研,在湖北真正按照1.02元收购的小麦不到总量的20%,大概有80%价格在8毛、9毛、1块左右,8月份逐步有所回升,但是这种回升价格的增速仍然没有达到去年和前年的态势。去年上半年我们的畜产品生猪的价格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整个生猪的价格,农民养猪散养户出现了亏损的情况,规模养殖户还好一些。也就是说这表现出来今年上半年的无论从粮食价格来看,还是畜产品的价格来看表现出来的尽管自己给自己相比是一个增长的态势,但是与去年和前年相比应该讲增速是下滑的,这种下滑的影响应该讲是对于从事种养业的大户来讲或者是企业来讲都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特点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进出口农产品贸易开始出现逆差,去年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达到1557亿,事实上我们去年进口量在1557亿里面,我们进口是949亿。反过来讲我们的出口是多少呢?608亿,逆差是341亿,也就是说这些年我们对外农产品进出口变化的情况逆差越来越大。到今年上半年这个态势更加严峻,事实上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农产品进出口额已经达到了248亿,按照这个态势来讲,今年全年的农产品进出口额超过400亿应该是没有悬念的,今年上半年就达到了248亿,除了传统的大宗商品进口量越来越大。比如说大豆、棉花、糖料以外,今年上半年特别令人担忧的是1到6月份我们的玉米、小麦、水稻都出现了净进口的态势。http:///我们的水稻进口也达到了199万吨,也就是说三种谷物的进口量已经超过了600万吨,当然这个600万吨应该讲不足为例,但是这个势头我认为非常值得关注。所以我想第一个大的表现就是粮食整个价格是低迷的,对于我们包括从事农业的企业影响是明显的。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农产品的进出口表现的逆差越来越大,特别是令人担忧的粮食出现了净进口的态势。
第三个特点是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不可复制的,农民的现金收入尽管上半年达到了12.4%,但是增速比去年回落了1.3%,事实上大家都清楚农民收入构成有四大来源,一个是家庭经济收入,一个是工资性收入,一个是转移收入。家庭经济收入取决于农民卖粮食和卖猪肉的收入,工资性收入就是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换句话说,今年上半年由于粮食价格尽管继续保持增长,但是增速出现下滑,对农业的家庭经济收入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上今年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里面的家庭经济收入同比增长了14.4%,但是增速回落了6.6个百分点,所以这个现象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我最近到浙江的温州调研,今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农民的工资继续保持增长的态势。比如说今年上半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长仍然达到了14%以上,但是增速也是下降了6.3%,也就是说增长14.9%下调了6.3个百分点,这两个增长速度下滑的话,对全年农民收入的影响确确实实是比较大的。
由于宏观经济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事实上宏观经济的走势也确确实实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大家都知道去年我们的GDP总量,最近国家统计局调整了一下增长是9.3%,去年的9.3到现在过去了六个季度,大家认真分析一下这六个季度,我们的GDP增长是9.7%,第二季度是9.5%,第三季度是9.1%,第四季度是8.9%,今年上半年过去的两个季度GDP分别增长是8.1%,第二季度是7.6%,以至于很多国际机构,包括我们做一些分析师纷纷下调今年中国GDP总量增长,是不是能够保持在8%以上,我们确确实实面临的压力非常大。与此相对应的CPI去年全年达到了5.4%,其中去年的6月高达6.5%,我们原来特别CPI高居不下,GDP或者是CPI出现双双下降的现象,应该讲总CPI的表现来讲,从GDP的角度来讲下降的速度还是比较明显的。CPI下降,GDP下降意味着对农产品的需求与去年和前年相比出现了相对疲软的阶段性表现。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宏观经济的指标,从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今年1到6月份中央财政收入同比增长了12%,这个数字表现出来是不错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增速回落了19个百分点,如果财政收入出现了增长疲软的态势,事实上包括今年上半年很多沿海地区甚至财政出现了负增长的表现,对未来农业的投入,包括相关的一些其他政策释放会不会受到相关的影响,也是值得观察的现象。所以我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宏观经济背景下农业和农村经济与农产品的供给,农民收入、进出口贸易和对农业长期辅助政策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第三,下一步我们怎么办,按照会议给我确定的主题,我想下一步我们从投融资的角度来讲,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讲。我以为在观察中国农产品的供给和观察中国农业形势方面,事实上有这么几个大的问题需要把握。
一个是怎么把我们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阶段,事实上我在去年的投融资洽谈会上也讲了这个观点,由于中国农业资源相对短缺,我们不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不像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中国的农业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跟日本和韩国的人均水平高度相关,中国农产品的供给完全处于不同的形态。相对于中国的工业产品特别是低端的工业产品,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面临的是需求约束,面临的是市场约束,我们的汽车、电视机人们的消费不可能每天换一台电视机,这对电视机的生产和汽车的生产,应该讲市场的约束和需求的约束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是处于买方市场的态势,而对中国农业市场短缺的农产品供给而言,我们的市场却是卖方市场,正因为处于卖方市场。事实上给我们所谓的农业企业、投行、证券,这个行业就充满了生机,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机会。因为它是卖方市场,只要你能生产出来,应该讲不愁卖不出去,当然质量问题是另外一回事。
尽管我刚才给大家报告,今年上半年表现出来农产品的价格,包括畜产品的价格一度低迷,甚至不如去年和前年。但是从长期来看农产品的价格一定是高走的,所以我在很多地方讲,特别是面对消费者,我跟他们讲千万不要因为中国的鸡蛋贵了一点,肉贵了一点我们怨声载道。事实上我们买贵的农产品的时候,我们生产农产品的农民的收入肯定好一些。反过来讲你们在买便宜货的时候农民很可能在哭泣,从长期的趋势来看由于中国的农产品处于卖方市场,所以中国的农产品价格,包括中国农产品的生产一定会处于一种高成本、高价格的时代,这个和东亚的日本、韩国,包括中国的台湾这些年来农产品的生产、供给、价格走势是高度相关的。因为同样是东亚的国家,所以我想这个认识一定要提高,也就是说相对于其他的低端工业产品,农业这个行业是充满升级,充满了机会。大家注意到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无论是山西的煤老板,还是我们所谓的温州的炒房团,甚至包括我们国有的大型企业做钢铁的,做工业的,现在都把我们所谓的投资的目光转向了农业行业。包括养殖业这个环节,意味着这些产业事实上充满了机会。
所以我想下一步怎么办,要在认识上有所提升。从农业内部的来讲怎么样应对挑战,我认为两方面需要把握。一个是顺应形势,转变农业的发展方式和经营方式,也就是说在稳定农户承包家庭经营基础之上,事实上我们要发育和造就一大批专业合作社、工商资本怎么样进入农业,使之形成一大批新兴的农业经营主体。事实上我们的农业生产不可能在千家万户这么一个规模基础上,有效的与社会化的大市场对接。随着我们世界市场的不但发育,到目前为止我们各种各样的专业大户,我们各种各样的专业合作社,包括产业化的龙头企业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我们各种各样的专业合作社已经达到了60万家,农民达到了18%以上,我们各种各样产业化的经营主旨去年达到了28万家,联席农民也达到了40%以上。也就是说新的经营主体在保障农产品的供给方面确确实实产生了与过去数以亿计农户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现在除了种植业以外的种粮大户,包括蔬菜的种植大户,包括在畜牧业生产方面,我们大家都清楚这些年来我们规模化的养殖越来越大,规模养殖的数量越来越多,去年我们生猪出栏是6.6亿头生猪,这个6.6亿生猪怎么产生出来的,1/3是分散养殖的,这个分散养殖,现在我们整个农户数里面大概有25%的是养猪的,1/3是50头到500头的中等规模,1/3是500头以上的大型养殖户,包括我相信在座的有些企业直接从事这个企业,比如说新希望集团。也就是说我们在新的经营主体培育方面,特别是商品粮,商品的畜禽方面主要靠经营主体提供,所以从农业内部来讲第一个要点是培育新的经营主体,要使新的经营主体健康成长必须需要创新。所谓培育新的经营主体在制度创新方面需要有三个要素,一个是土地制度创新,我认为有三个方面,怎么样使我们所谓的家庭承包经营制或者是承包经营权,我们能不能做到两权分离。大家可能在很多文章,包括媒体上看到,我们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但是我认为这句话实际上是值得推敲的,农户作为社区成员拥有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大量的农户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转业的农户出去了以后,他把土地转让给了第三方种植,承包权是他自己的,只不过他把经营权转让出去了,为什么把经营权和承包权分离,实际上承包权要带给原承包权实实在在的利益,经营转在更大范围内流转可以使经营权得到更大的优化和配置。
再一个是推进经营权的流转,去年年底全国承包土地已经有17.9%的土地得到了流转,我刚刚做了调研土地流转面积已经达到85%以上,这种土地流转的效果非常明显,一方面是土地资源要素不断的向专业生产者积聚。另外一方面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这对我们从事商品化的生产非常有利。
推进适度规模经营,这里面很多是工商企业,推进规模经营没有问题。但是在规模经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严格的按照依法自愿的原则,不得改变土地的集体属性,不得侵犯原承包户的利益,不得改变农地的用途。在这种情况下推进土地的规模经营,规模经营直观效应不用给大家讲了,产生降低成本的效应,特别有利于推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有规模经营才有所谓的质量标准。比如说从标准化的角度来讲,一个村里面假如说种了100亩地,如果大家都在种小麦,每一个农户都在讲他用的种子是最先进的。但是张三用的种子可能是做面包的,李四用的种子可能最适合做饺子皮,每一个人都强调自己是优良品种,大家收购的粮食混到一起,我认为这种质量,这种科技含量等于零,因为它任何用途都没有了。所以一定要在规模的基础上才能产生所谓的规模效应和标准化,所谓的质量安全。所以我想土地制度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组织制度创新里面有两个大的要点,一个就是要培养造就一大批新兴的经济体,第二个是怎么样解决农业生产过程的社会化服务问题。现在老人农业已经成为农业的一个普遍现象,这是东亚的日本、韩国都曾经经历的过程,到现在仍然是他们农业面临很大的问题。从中国这些年的实践来看,老人农业这个现象已经越来越突出,谁来种地或者怎么种地,所谓的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在这里面怎么样把从田间到餐桌一个一个的环节分解开来,要让有志愿从事农业的组织来从事,我想也充满了商机。从田间到餐桌机械化的耕作和机械化的收获,包括打药防虫这些环节都可以细分,比如说农业科技队伍这个体系来承担相关的职能。另外一个方面可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我认为完全可以通过社会化的服务体系来承担和相关的职责。我想所谓的组织制度创新,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金融和保险制度的创新,投融资在农业方面充满了商机。一个农户种三五亩地,养三五头猪,对金融保险的要求是非常单薄的。但是一个种粮大户,对金融保险的需求非常迫切,这里面有一个金融保险制度的创新问题。比如说怎么样培养造就一大批涉农或者是直接服务于农业的新型的金融机构,比如说村镇银行。包括农民的组织形态,包括小贷公司,所以有没有一大批直接面向农业服务金融机构和组织。金融机构怎么样对农业有投入的愿望,这里面涉及到相关一系列的政策问题。从农业保险这个角度来观察,也有很多大的问题。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层面对于农业采取一种保费补贴的品种,现在有15个品种。但是我要告诉国家,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保险品种有150多个品种,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农业保险品种的覆盖面还不够大,从全国的层面来讲粮食里面的小麦、玉米、水稻、油菜、大豆、棉花,畜牧业里面的母猪、奶牛,其他地区的青稞等等一共15个品种,对局部地区农业生产有支配意义的地方,北京这样的地方瓜果生产,各级地方政府也相应设置一些保险品种。但是我认为对农业的需求而言,我们从保险的角度来讲品种还不太够,我们的保额相对还是比较低的,农民交的保费不高,这对保险的意义,对农民而言这个意义就不是特别的明显了。比如说现在对水稻或者是小麦我们是保成本,一亩地三百或者是两百。发达国家是保收益,比如说一亩地是一千美元,今年遭受灾难了我保证不低于70%佩服你,相应的保费从农民这个角度来讲政府给予更多的支持和服务。
所以自主创新的第三个大的层面,从农业内部来讲是不是需要关注两个大的问题,培育
造就一大批新的经营主体,培育造就新的经营主体要制度创新,要塑造有利于农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这个外部环境。事实上相对中国的农业而言,作为国家的基础产业,中央对此是高度重视的,大家也知道我们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制度框架,这个框架有补贴政策、金融保险政策、科技政策,我们曾经编了一本书中国农业的政策框架,一共是16个政策。我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支持农业的发展,从外部环境的角度来讲,还要不断的重复我们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在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方面,怎么样把目标投向工业,投向城镇化,转向对农业和农村的经济进行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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