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约束的范文

制度约束的范文（共9篇）

制度约束的范文 篇1

博士后工作站奖励约束制度

第一章 一般奖励

一、医院一次性为进站博士后人员提供20万元安家费，博士后人员需承诺在工作站从事相关研究工作至少2年并发表相应级别文章（具体见相关协议要求），考核合格出站。

二、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时间一般为2年，根据项目需要可在2-4年内灵活确定;对进站后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应当根据项目资助期限和承担的任务及时调整在站时间，最长不超过6年。

三、医院为博士后人员提供博士后年薪25-30万元/年（其中包括住房补贴3000元/月）。医院应按单位性质与博士后研究人员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企业劳动合同或工作协议，为博士后人员建立社会保险账户及公积金账户，并按照医院编制内职工同等级技术人员标准定期为博士后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及公积金，具体相关政策参照甲方制度。

四、博士后人员在站期间成功申请科研经费的，医院将按照不高于科研经费总额10%比例作为额外奖金奖励博士后人员。

五、博士后研究人员中期考核优秀者，医院给予2万元奖励，考核良好者，医院给予1万元奖励。

六、医院为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图书资料、实验设备、临床样本等多方面支持。

七、医院应为博士后的科学研究在医药临床上的科研成果转移转化提供平台和支撑。

第二章 科研奖励基金

八、设立博士后科研奖励基金，对于符合条件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及导师给予不同奖金奖励。获奖条件：

（1）一等奖：评审时间范围内发表 列入 SCI检索源期刊的外文论文 6 篇以上；或在科研工作中完成或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并取得重大科学价值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科研成果，经省部级以上鉴定、验收，并排名第一获省部级二等奖以上。

（2）二等奖：评审时间范围内发表 列入 SCI检索源期刊的外文论文 4 篇及以上；或在科研工作中完成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并取得重大科学价值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科研成果，经省部级以上鉴定、验收，并排名第二获省部级二等奖以上。

（3）三等奖：评审时间范围内发表 列入 SCI检索源期刊的外文论文 3 篇及以上；或在科研工作中完成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并取得重大科学价值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科研成果，经省部级以上鉴定、验收，并排名第三获省部级二等奖以上。

（4）每篇论文只计博士后为第一作者或为通信联系人；作者第一单位必须是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九、符合条件的博士后人员可将获得各类奖励、证明材料和科技成果鉴定材料的复印件报送院人事科博士后管理办公室，由医院博士后工作站管理委员会审核并确定。

十、对获奖博士后人员及导师（一名）授予荣誉证书、奖金，奖金为：

（1）一等奖：5万元，博士后人员：3万元，导师：2万元。（2）二等奖：3万元，博士后人员：2万元，导师：1万元。（3）三等奖：2万元，博士后人员：1.5万元，导师：0.5万元。

十一、博士后奖励金额以现金奖励给博士后本人；联系导师奖励以科研经费的形式支付给联系导师，用于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第三章 退站处罚

十二、博士后人员在站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予退站：

(1)考核不合格的；

(2)在学术上弄虚作假，影响恶劣的；(3)受警告以上行政处分的；

(4)无故旷工连续15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30天以上的；(5)因患病等原因难以完成研究工作的；(6)出国逾期不归超过30天的；(7)其他情况应予退站的。

十三、中途退站、擅自离站的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不再享受期满出站博士后人员规定的相关政策，其户口迁落和有关人事关系手续由医院人事科办理。

十四、中途退站、擅自离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需退还安家费、科研奖励基金等补贴，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等费用医院不再予补贴。对于已经给予补贴的，医院将予以收回。

第四章 职业道德建设

十五、加强对博士后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引导他们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淡泊名利，潜心钻研，自由探索，锐意创新。

十六、加强对博士后人员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意识的培养，严格遵守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和权益。创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依法申报知识产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十七、博士后人员应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加强学术道德自律，反对学术上弄虚作假的浮躁浮夸作风，坚决抵制学术腐败和欺骗行为。对于博士后研究人员因为学术不端行为影响我院声誉造成不良影响的，我院将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十八、博士后研究人员应按照国家规定和我院的有关要求对博士后研究成果中的技术秘密予以保密，违者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

第五章 附则

十九、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二十、本办法由博委会负责解释。

制度约束的范文 篇2

一、制度及制度约束的经济学解释

虽然不同学者对制度含义的表述不同, 但基本内容很相近。诺斯认为, 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说是人制定的规范, 相互交往的准则。凡勃伦认为, 制度是个人或社会对有关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的思想习惯。制度具有规则约束作用, 制度是人们交换活动和发生联系的行为准则, 它是由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选择和决定的, 又反过来规定着人们的行为, 决定了人们行为的特殊方式和社会特征。制度约束经济人的行为, 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制度具有认识作用, 制度是社会的意识定式和行为定式, 它以强有力的力量把社会成员的认识和行为统一到社会制度上来, 迫使人们以社会制度的眼光认识和观察事务, 理解和解释对象, 解决和处理问题。制度具有配置资源作用, 制度将一定的人财物按一定比例组合起来。

制度的作用在于对既定资源进行高效的资源配置, 在任何制度下都要进行资源配置, 但不同制度的资源配置效果有很大差别。最优配置是能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资源配置。任何制度都会通过约束对既定资源的利用效率而发挥作用, 这种约束分为非正式约束和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也称非正式规则, 即非正式制度, 是形式上没有正式规定的制度, 包括习惯、行为准则、风俗、社会道德、意识形态等等, 它以正式约束为基础, 是正式规则的拓展、细化和限制, 是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规则。非正式约束受到文化的影响非常大。文化特征会使非正式规则的变化率与正式规则不同, 一种新的非正式规则常常在正式规则变迁后逐渐演化, 具有滞后性和渐进性。正式约束也称正式规则、正式制度, 是人设计和制定的规则, 包括政治规则、法律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等等。正式制度的效力只有当其与相关的非正式约束一致时才明显, 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并不少见。

二、制度效率与制度选择

制度变迁是从一个制度向另一个制度过渡的过程。诺斯将历史的路径依赖理论引入制度变迁的分析中。诺斯认为制度变迁具有自我强化机制, “当制度的创立……初始建立的成本就很高, 由制度框架所提供的机会集合会产生显著的组织学习效应……正式规则将导致大量非正式规则的建立……还会产生适应性预期……”, 学者韩毅将诺斯的观点概括为, 一种制度矩阵的相互依赖的构造会产生巨大的报酬递增, 而报酬的递增又会使特定的制度轨迹保持下去, 从而决定经济长期运行的轨迹。[1]诺斯还认为, 在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 现有制度在其设立初期实现报酬递增, 继而企业家会利用其经验、技能、资本和魄力寻求潜在的经济利益, 从而会产生一些强势的利益集团, 使得报酬递增的形势逆转。也就是, 即使是经济绩效较差的经济制度也会因其路径依赖而长期存在。因而正式约束的变迁, 往往是由政府推动的。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 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机制尚是不完善的。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特殊历史时期建立起来的与消费有关的制度 (正式约束) 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 已经进入报酬递减阶段, 阻碍了社会消费能力的释放, 限制了社会福利的增加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对居民消费具有抑制作用的城乡二元制度。

中国在过去较长时期内, 施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 国家采取强制性经济政策, 在保障基本消费品供应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地压低居民消费, 以实现工业的高积累。比如压低农产品价格, 提高制造业产品价格;实行低工资和低利率;忽视服务业这个非生产部门的重要作用, 使服务业的发展长期受到压制。其结果是, 城市成为工业生产的载体, 在经济生产的地位上逐渐和农村差别化。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抑制消费的二元制度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 把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割开来, 最终形成了二元社会结构和二元消费结构。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消费品市场不健全不发达, 居民消费水平很低, 几乎没有消费剩余, 二元结构对于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没有充分体现, 因为即使是城市居民, 消费品市场对其基本消费也难以满足, 需要国家的补贴和配给。但是, 在消费品市场日益繁荣的今天, 城乡二元制度对于消费的抑制特别是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抑制非常明显。广大农民即使进入城市, 由于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限制, 也很难有就业机会和良好的生存条件, 我国10亿农民的消费能力难以积蓄和释放, 无法发挥对经济应有的拉动作用。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城乡二元制度的改革就迫在眉睫, 但在改革的过程中, 还必须重视政策的渐进性以及客观经济规律。

图1表示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制度偏好与消除其伴随损失的过程。纵轴表示制度X的偏好强度, 横轴表示制度Y的偏好强度。曲线I1表示某条社会效用曲线, CD为制度的成本曲线。在完全市场的条件下, 成本线CD和社会效用曲线I1相切于点F, 社会效用达到最大化, 此时, 社会的制度偏好应为:对制度X的偏好为OM, 对制度Y的偏好为OR。但是如果此时政府介入, 强有力地推行偏向制度X的政策, 新的均衡点就偏离了F点而到了E点。在E点, 对制度X的偏好为OH, 对制度Y的偏好为OP。在均衡点E上, 社会总效用暂时没有改变, 但社会承担的总成本会比完全市场条件下的社会总成本要高, 新的成本线为CD右上方的AB。直线AB和CD之间的距离就是政府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制度偏好给社会带来的成本增加。如果想要这个均衡点E保持下去, 政府就必须对社会的成本增加进行补偿, 但政府的补贴不可能是长期的, 成本增加最终会造成社会经济效率的低下。同时, 市场各个主体也不会长期以私人成本换取社会的效用。为了把成本降低到原来的水平, 各个经济主体选择收缩经济活动, 收缩的同时又要符合政府对于制度X的特别偏好, 于是, 社会对制度的执行情况沿政府制度偏好线OG下滑至点Q。Q点位于更靠近原点的社会总效用曲线I2上, 即社会总效用较完全市场条件下的均衡下降。以上分析可以说明, 虽然政府不合理的制度偏好维持了下来, 但这是以社会总效用的下降为代价的, 这就是不合理的制度偏好带来的制度损失。进而, 可以用制度X代表重视城市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 制度Y代表重视农村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 我国目前处于城乡二元制度中即Q点, 这种不合理的消费制度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损失, 因为各个主体对自己的经济活动特别是消费能力进行了收缩, 真正的经济实力无法释放, 城乡消费扭曲。为了减少这种损失, 应当使均衡点尽量靠近F, 这将是一个无限调整的过程, 但每次调整都将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社会总效用的增加。这个调整的过程, 同时就是城乡二元制度的融合、统一的过程。

三、消费抑制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历史制度分析起源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 代表人物是美国的艾夫纳·格瑞夫。他认为, “新制度经济学所依赖的交易成本经济学, 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意味着它只能考察由国家界定并实施的制度。这些理论妨碍了它对‘自我实施制度’……对非经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制度的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影响的考察”。自我实施制度可以被近似地理解为非正式约束。历史制度分析的对象, 正是被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所忽视的非正式约束, 历史制度分析将自我实施制度视为特定历史条件下制度博弈的一种均衡状态或均衡结果, 而这个结果只有在历史的逻辑和进程中才能得到解释。

我国居民消费能力的释放速率明显慢于收入水平的提高速率,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居民消费能力受到非正式约束的作用。诸如节制消费, 鼓励储蓄的“花钱就花在刀刃上”, “养儿防老”等口头禅往往成为人们消费行为和消费认识的潜在准则。这种潜在的准则就是我国社会对于消费的自我实施制度 (非正式约束) 的选择。将格瑞夫的历史制度分析的观点应用到消费领域, 可以得到, 一个社会的居民对于约束其消费行为和消费认识的自我实施制度的选择受到历史的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综合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也就是, 消费的自我实施制度的变迁会受到历史的相关因素的阻碍。即制度变迁的轨迹是路径依赖的, 我国居民对于鼓励个人消费的制度特别是非正式制度的选择是不会轻易达成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 社会对于新的消费非正式约束的选择受制度路径依赖的阻碍机理是:阻碍形成的初始因素为文化信仰, 文化信仰首要地决定了个人对其他人及本人在各种偶然情况下所采取行为的预期方式, 这是一种难以改变的消费认识。经济制度和组织制度都是文化信仰的历史的函数, 现存的组织和制度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对于外生变化的反映, 也引导着未来的制度和组织的发展。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经济制度和组织制度共同影响着社会居民消费实现的机制, 抑制着与过去路径相背离的新型消费的非正式约束的选择。可见, 政府鼓励居民消费的相关政策, 必须考虑到如何扭转消费非正式约束的路径依赖的问题, 这种扭转所遇到的抵抗力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特别对我国来讲, 建国前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和建国后特殊的历史情况, 造成我国各方面的正式制度不健全的现实, 导致非正式约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因而, 新型鼓励消费的非正式约束对于国家鼓励消费的正式约束的补充和促进作用, 对于实现我国消费能力的释放, 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孟祥林.马克思主义城市发展思想分析[J].金融教学与研究, 2007, 5:27～30

[2].韩毅.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研究———理论、方法与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1:20～51

[3].刘艺容.消费增长与城市化互动关系研究———基于消费集聚的视角[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6:118～126、177～183

[4].孙斌栋.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增长[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 12:30～43

不安分的制度约束者 篇3

康芒斯这样一个学派创始人，却是一个学习不好、事业不顺、家庭不幸但又不安分的离经叛道之人。但值得玩味的是，他一生所追求和研究的是制度的约束。

狂热的运动分子

南北战争时期，康芒斯出生在美国一个贫困的家庭，父亲是一家印刷厂的小业主。

进入大学后，康芒斯就开始投身社会运动。20岁的他是带着“社会使命”进入大学的，其父是一支基督教中支持废奴教会的教徒，早在南北战争前100年，这个教会就开始关注“废奴”运动。

源自于家庭的信仰，康芒斯从小就对诸多社会问题耳濡目染，甚至其一家就是帮助美国南方的奴隶逃亡至北方的“中转站”。

而奥柏林学院让康芒斯更加如鱼得水，该学院早在1835年就已决定录取黑人学生，1837年开始实行男女混合教育，这比一般的美国大学要早一个多世纪。在废奴运动中，奥柏林学院也是“地下铁路”的重要中转站。

这一时期的经历，让康芒斯理所应当地投靠了“进步运动”（the Progressive Movement）的阵营，在当时美国并行的自由与平等两大主流思想的对垒中，他选择了后者。主张平等优先的人，呼吁限制托拉斯，反对特权，消除腐败，盯紧那些强盗大亨，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正是源于对制度约束的渴求，彼时的康芒斯形成了其“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早期雏形。不过，由于过多的社会事务，康芒斯没有顺利地结束自己的学业。

对一般人而言，随着社会的砥砺，青春岁月的坚持往往沦为教育下一代的血泪史。然而康芒斯却恰恰相反，与学生时代的锋芒毕露相比，直到不惑之年的他，仍热衷于社会运动。他一度被视为激进分子，甚至连累上司被离职，得罪学校董事。他甚至还多次因过于沉迷社会运动而失去工作，以致生活颠沛流离。

更无奈的是，他的家庭生活同样不幸。康芒斯夫妇先后失去了五个孩子，第六个孩子患上了偏执狂。而康芒斯本人的健康状况也一直不佳。

但是康芒斯没有花费太多的精力与饱受折磨的命运过多纠缠，这一时期虽然事业不顺，家庭不幸，但是思想的平静，让他孕育出了《财富与分配》、《比例与代表》等著作。

由于深耕底层的深厚阅历，康芒斯切身体会到了社会弱势群体的诉求，对经济问题的关注聚焦点也因此更加偏向了对于法律制度的诉求。他把制度看成是人类社会经济的推动力量，认为法律制度不仅先于经济制度而存在，并且对经济制度的演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奠基制度经济学

1904年，威斯康辛大学给康芒斯提供了一个学术研究岗位，专门讲授劳工经济学。该校是威斯康辛州政治改革的中心。运动与学术紧密结合的威斯康辛大学使康芒斯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

自此，康芒斯的工作不再变动，进入了人生中最多产、成就最辉煌的时期。

在威斯康辛大学，康芒斯的工作围绕两个方面展开：运动、理论。二者相辅相成，由此及彼。

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行，康芒斯的著作陆续出版，加之其持续参与社会改革事务，他已经逐渐成为威斯康辛州进步主义改革运动的中心人物，负责起草了威斯康辛州《产业委员会条例》，同时为时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领导的联邦产业关系委员会指导并解决美国日益突出的劳资关系问题。

1917年，康芒斯被选为美国经济学协会年度主席，标志着他的成就得到了学界的承认。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由于面临战争，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加强，社会保障、反托拉斯法等进步主义者的多项主张已成为现实。但战争也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使美国国内的多项改革不了了之，进步运动走到了尽头。

一战结束后，美国的经济开始腾飞。康芒斯将这一成就与英德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区分，《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一书阐述了他关于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思考。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最高法院通过解释宪法重新界定财产、自由、价值等基本概念，这是美国不同于英德的特色崛起之路。

1934年，康芒斯的集大成之作《制度经济学》发表，这是康芒斯一生经历和思考的结晶，代表了他在理论上的最高成就。

康芒斯的理论核心是他关于“交易”的论证。他所创立的制度经济学，以交易为产权分析的最小单位，替代了此前经济学以商品为分析单位的做法。

所谓交易，不是指物品的转移，而是指所有权的转移。所有权的转移有三种类型：谈判型、管理型和配给型。所谓谈判型，就是基于市场行为的所有权转移方式；所谓管理型，就是基于上下级权力关系的所有权转移方式；所谓配给型，就是基于“集体上级”（如政府）法规决定的所有权转移方式。

按照这一思路，康芒斯的“离经叛道”终于自圆其说。他所反对的经济学，是只研究市场交易而不研究公司内部交易，“制度经济学”则打通了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和法学的内在逻辑一致性。

至二战德国宣布投降时，康芒斯也结束了其“不安分”的一生。作为一名“行动派”，康芒斯身处社会剧变，林肯时代到杜鲁门时代的美国正是其逐步树立世界霸主地位的时期，经济腾飞为康芒斯提供了大量素材。

浅析税收政策有效性的制度约束 篇4

依据投票结果，资源税最终会以80%的第一支持率实行中央低税。然而，在这种看似民主的决策程序背后隐藏着的却是A省区的几多无奈和辛酸。成本由自己承担，收益却由大家分享。这种征税模式最终会使A省区陷入资源过度开采、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经济发展落后的泥潭而难以自拔。在确定税收政策特别是资源税的税收政策时，若忽视成本与收益的配比原则，多数规则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三)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1 集体行动的逻辑

传统的利益集团理论认为，经济人会通过结成利益集团来谋求个人不能通过纯粹的个人行动所取得的利益。奥尔森对以上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他指出集团或组织的基本功能是向其全体成员提供不可分割的、普遍的利益，该利益是一种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品或集体物品。由于存在“搭便车”的行为，个人的投入与产出并非同步增长，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因此，集团的规模与其成员的个人行为和集团行动的效果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小集团由于规模小、成员少、联系起来成本少，因此小集团相对大集团来说更容易形成行动的一致性。此外，奥尔森对集体利益作了区分：一种是相容性的，另一种是排他性的。前者指的是利益主体在追求利益时是相互包容的，利益主体之间是种零和博弈;后者指的是利益主体在追求利益时是相互排斥的，利益主体之间是种零和博弈。尽管相容性集团实现其共同利益比排他性利益集团容易，但是，相容性利益集团却不一定能够实现其共同利益。其主要原因是，集团成员存在“搭便车”的行为倾向，因此集团必须要解决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为此，奥尔森提出了一种动力机制——有选择性的激励。所谓有选择性是指它要求对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区别对待。对那些为集团利益的增加做出贡献的个人予以奖励，对那些集体利益规章制度的违背者予以惩罚。而要做到赏罚分明同样是小集团较大集团容易。

2 集体行动的逻辑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各国在实践中往往实行差别的税收制度。这种差别对待体现在税收制度的各个方面，从税收实体法的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率、税收减免与优惠到税收程序法的税收惩罚等等。税制中有关实行税收差别对待的原则是税收的公平原则，即同等状况同等对待、不同状况不同对待的税收横向公平原则与税收的纵向公平原则。对两种原则本身并没有太多的置疑，但两种原则的运用有其前提条件，即国家能够对不同的纳税人进行有效的识别。这里有两个难题，一是识别主体本身。国家是由代理人在实际运作的，而代理人群体也是一个集团，根据Dye的解释，代理人构成的精英集团并非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大众的典型代表，精英是从经济社会阶层的上层中不按比例地抽取的。因此由国家来对纳税人进行识别是困难的。另一个难题是识别对象。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使自己成为税收差别对待的获利者。有关税收差别对待的相关博弈分析

以税收差别对待在两类集团中的博弈为例。分析同样采用个人主义的原则，以集团中的个人为分析主体，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假设策略A为两类集团采取积极态度争取税收优势，则为获取税收差别对待优势多支付的总成本均为a，多获取的税收总收益均为b，ba，小集团的成员数为c，大集团的成员数为d，c 博弈结果显示，(策略A，策略A)是一个占优均衡，即双方都会选择争取的税收优势。但由于小集团成员无论在净收益的绝对量上还是在成本收益比值的相对量上都高于大集团，因此，虽然双方都选择策略A，最终的税收制度会是双方利益妥协的结果，但无疑小集团是利益的主要受益者。现实中有话语权的小集团通常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优势地位，税收差别对待通常只会产生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这与税收制度差别对待的税收原则是相悖的。

(四)公共选择理论及其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1 公共选择理论

企业文化咨询之制度约束 篇5

文章导读：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企业体制模式也在不断地变化，企业文化的层级也需要不断地提升。企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大，需要的创造力越大，管理的难度也就越大，企业文化的层次的要求也越高。当企业体制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企业文化也处于难以相匹配的状态，企业效率与效益往往会低下，风气也会不正。那么在企业文化咨询、企业文化建设中，企业文化又该如何体现呢？此文将为您一一作答。

以“理财为落脚点”的非正式约束：

一方面我们无法接受一种完全的“赚钱文化”或“榨取剩余价值的文

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接受大手大脚的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文化。不谈钱，或是羞羞答答地谈钱，或是不耻于谈钱，或是公私不分地花钱，对于企业讲都是一种虚假的文化。现实残酷的竞争，对于企业来说，任何结果最终总是会以数字形式体现在财务帐面上。对于一个老板而言，是“自己的”与“不是自己的”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两种不同的责任。

把企业当作自己的，也有两种，一种是把企业的财产当作自己的，挥霍殆尽，一种是把企业的前途看作是自己的，鞠躬尽瘁。使制度管用的“非正式约束”的企业文化是不羞于谈钱，公开自己对于钱的看法的。主张“以法治企”的万通，在企业文化的理念中明确规定：“制度选择归根结蒂应该以理财为落脚点。管人是为了治事，治事是为了收利。”

把作为一个商业企业最起码的经营原则明确告示大众：一个企业的最终目的是羸利，是以“理财为落脚点的”，制度不能回避这一最重要的问题，应为理直气壮而不是羞答答地赚钱鸣锣开道。而如何理财，如何通过管人治事达到赢利，如何让员工心甘情愿地为你赚钱、让消费者心甘情愿地为你掏钱，万通也自有一套“妙招”——那就是万通在隐形中起作用的“非正式约束”。

不让制度成为摆设：

在尊重制度基础上建立的制度才有制度执行的效力。

大多企业都重视规范化建设，从经营管理到科研技术，从员工技能到礼仪培训等等，制度无所不包。但订立的制度往往成为柜子里的摆设。

笔者曾经在一个国有企业作过调研，当与人事经理访谈时，问到他：企业制度是否健全？能否执行下去？他苦笑一把，回道：制度是有的。一大本，放在柜子里做样子的。我问：为什么？他继续回答：就说一件事吧，公司订立一些有关人事的制度，比如规定公司项目部必须进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才，因为项目部是公司的核心部门，但制度订出来没几天，我就接到一个领导的批条，要求将某一个员工调进项目部，我一看他的资料就傻眼了，学历根本就不到大专，怎么办？请示分管领导，分管领导也没有办法，我听谁的，是听制度的，还是听领导的？最后没有撑腰，只有按一把手意见办了。你说这种制度订与不订是不是一样？所以我们的制度是订给外人看的，最后还是领导的意志，既不能约束员工，更不能约束领导。制度成为摆设，在国有企业里是很普遍的。小贴士：深圳市上员企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由精于企业文化提炼、企业战略管理、营销策划和企业品牌规划的多位权威人士和相关机构共同组建而成，汇聚具备多年相关工作经验和曾经在国际知名公司任职的众多优秀人才。

制度约束的范文 篇6

第213期

库伦镇党政综合办公室主办2011年12月9日 紧抓党风廉政建设 制度约束贪污腐败

2011年库伦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认真贯彻旗纪委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党风党纪教育和廉政建设，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全面加强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为重点的作风建设，着力解决了一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为全镇经济社会健康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在今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库伦镇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反腐倡廉教育的相关文件精神，开展廉政教育和警示教育，积极开展《廉政文化六进》活动，全面落实《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进一步落实“三重一大”事项决策管理监督暂行规定。较好的落实了旗委、政府，镇党委、政府重要决策及中心工作、专项工作，重点建设项目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职能部门职责的履行得到有效监督，加强了镇机关行政服务和行政执法情况的监督检查，推进了依法行政的进程；充分发挥了财政、农经、司法、嘎查村代表、嘎查村理财小组等相关部门、组织和人员的作用，稳妥的解决了农民加强嘎查村党务、村务、财务公开情况监督检查，完善了村级“四本台账”的建设，重点督查了违法占地、违章建筑、惠农惠民补贴落实、征地拆迁、财务收支等群众敏感、矛盾突出的问题；开展了党风廉政示范村和“村民代表会议常任制”试点工作，并探索出了村级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新途径、新措施。

制度约束的范文 篇7

一、江苏建设过程中制度创新的事实特征

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指导下, 江苏结合资源禀赋、区位优势, 逐步探索出了带有江苏印记的制度创新之路, 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封闭发展向开放发展、温饱不足向整体小康的转变过程。

1. 过程特征

制度创新的过程是从某种现行的制度框架转变到相应不同的制度框架体系下, 新制度的边际收益超过转换费用时才会实现这一过程。但是不容回避的是, 这个过程具有高昂的制度转换成本。在江苏建设过程中, 依靠存量制度优势进行增量制度转换是江苏制度创新的显著过程特征。因为通过这样的过程转换可以最小化制度的转换成本。以经济制度创新为例, 江苏依托较为厚重的乡镇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制度体系, 在这个制度体系上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制, 使得原来的乡镇集体经济陆续向民营经济和股份制经济转换, 这样就可以在不伤及原有经济发展组织基础上实现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界限的划定。同时, 江苏加快对乡镇企业和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的步伐, 从制度层面建立了激励效应释放的路径。此后, 民营经济发展的配套措施也陆续确立, 民营经济后发优势逐步显现, 成为江苏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石。

2. 动力特征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诱致性因素是由于在已有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交易费用的降低和转移、规模经济等方面的外部利润, 主体有获得最大潜在利润的主观期望。因此, 制度变迁发生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社会主体自身的利益期望。制度创新作为制度变迁的一种表现, 着眼点就需要改变制度框架内各种利益主体的力量对比, 促进各种主体力量分布的均衡化。江苏在制度创新过程中注重协调收益不均的利益主体, 从于农民、于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而且基本上属于帕累托改进的农业生产体系着手, 带动经济结构摆脱农业为主导构成形态, 然后扩展到城乡统筹、区域协调等层面, 完成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制度结构的创新, 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互动并进的发展局面。这期间, 江苏政府有效调动外部资源, 通过社会协力合作弥补市场的不足,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强政府”, 构建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组织、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特定关系。

3. 路径特征

江苏制度创新在路径方面实现了自下而上、上下联动、自上而下三个阶段的转换。在改革开放初期, 江苏地方特别是苏南地区农民为了实现最基本的温饱愿景进行了广泛的探索, 政府以其独有的创新敏锐和远见顺应了社会成员致富愿景, 因势利导形成社会建设经验总结并在全省进行推广, 制度创新路径呈现出“自下而上”的特征化事实。但是社会资源的分配应该满足公共利益最大化的需要, 这与基层民众的个体利益最大化产生冲突。特别1990年以来, 以乡镇企业诱发的发展面临江苏内部发展空间的限制, 依靠基层自主力量就无法推动发展空间的扩展。此时, 政府的作用就体现出来, 自下而上的路径特征逐渐被上下联动的制度创新路径所替代。经过前两次制度创新, 江苏建设模式逐渐固化, 但是, 前两次成功的制度创新操作体系弊端逐渐显现。新世纪以来, 社会事务的复杂性、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民众需求的多样性亟需政府从顶层设计新的制度创新路径, 于是政府决策规划职能被凸显出来, “自上而下”政府强制推进成为制度创新路径选择。

二、新江苏建设过程中制度创新的现实约束

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 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当前, 新江苏建设就是需要改变原有的制度安排, 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等目标, 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这个过程具有路径依赖、利益锁定、调整时滞等显著特性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在新江苏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既定事实, 那就是制度创新的现实约束。

1. 路径固化削弱了制度创新的动力

正像技术变迁过程中会出现自我积累、自我强化的情形, 制度变迁也会沿着某种内在逻辑不断演进, 在既定的方向持续发展, 形成路径固化。江苏经济社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也会形成一定的经验总结和有效路径。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总结就是“微观组织自创造+政府推进制度探索”进而形成全省性制度规范的制度创新方式, 这个方式再结合到上海浦东开放和全球制造业转移的机遇, 逐渐形成了有别于浙江、山东、广东等地的江苏发展模式。不容回避的是, 现阶段, 以往促进江苏释放人口红利、开放红利、资源红利、体制红利等多重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实际。可是这些释放发展动力的初始制度选择由于规模效应、学习效应、复制效应、协作效应无法立即摆脱并使制度放弃成本变得高昂, 微观组织、政府等制度创新主体如果没有新的制度调整激励, 改变现状的动力就会缺失。同时, 在很强的制度惯性和知识沉淀作用下, 制度选择集合变得狭窄, 制度创新进程就会被原有的意识形态所修正。这就会导致造成原有制度被固化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而新的制度无法形成和有效推进的“两难境地”。

2. 制度冲突削弱了制度创新的强度

在江苏建设过程中, 已经形成了国家性和地方性、专业化和全方位并存、不同规则要求的制度系统。虽然这些制度体系可以为江苏发展带来制度叠加机遇, 但是囿于国家层面的整体发展制度要求, 国家整体性建设制度框架可能与江苏的实际发展出现不一致, 如果不能准确理清、认识江苏在国家全面建设制度框架下的定位, 就会出现一定的制度冲突。近年江苏重视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给予各地充分的制度探索创新权力, 考虑到制度结构的复杂性, 如果各地制定实施的各项制度间不能相互协调和匹配, 关系到全省建设的制度系统将无法发挥最大的功效。同时,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江苏制度创新路径逐步由“自下而上”向“自上而下”顶层设计转变, 经济制度结构调整过多地采用强制性手段, 是通过强制性选择过程而导入的, 制度结构调整过程难免会触及以适应投资与资源驱动为特征的发展形态和习惯体系, 形成强烈的制度冲突与震荡。

3. 制度真空制约了制度创新的广度

制度创新过程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 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辅助制度三个制度层次构成的制度结构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 并需要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度。如果某些相应的行为缺乏制度安排, 某些领域形成制度真空, 造成制度结构整体耦合性程度的削弱, 也就无法决定经济行为的可行性, 更不能进一步融入管制、治理结构以及组织的灵活性等因素, 微观组织、政府机构就难以得到形塑。江苏虽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 政府行为已经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相应辅助制度约束, 但在税收、环保、质检等公共职能实施过程中也经常出现执法违法、滥用职权现象, 造成市场的严重扭曲。同时,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 制度创新需要向规模重组、产品升级、管理提升、技术更新等新的领域延伸, 以便适应技术创新、扩散和产业化。但是在中小企业融资、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维护等领域, 由于根本制度、重要制度、辅助制度尚未形成或者体系不完善, 形成制度真空, 出现对市场和企业的不适当干预、不公平竞争等问题。另外, 江苏社会阶层自由流动性制度的缺失也导致各种利益集团的形成, 一些利益集团的争权、越权行为也损害了整个社会整体福利的提升。

4. 推进不足破坏了制度创新的效率

江苏的制度创新过程与国家的制度创新基本一致, 通过整合社会力量, 有效地将改革成本分摊, 保持制度创新过程中的相对稳定。由于产权制度的不完善、政策法规的漏洞、监督体系的缺位等转轨时期特定的制度环境的影响, 江苏在推进制度创新方面如改革理念贯彻、组织结构搭建等存在不足。如在行政服务制度创新中,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制度体系尚未建立;在制度创新推进力量整合方面, 党委政府和社会各方力量尚未形成统一合力;在市场、产业、技术等方面的联动发展机制尚未构建, 制度探索和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 缺少土地、资本等各种资源协调发展的各种制度保障, 土地开发空间与发展方式的矛盾日益凸显。可见, 在推进方面的不足阻碍江苏新制度安排的创立, 直接导致江苏发展进程中出现了部分无效制度变迁轨迹持续的现实, 原有制度的适应性效率逐步下滑, 与制度创新关联的配套体系安排也无法确立。如果以此发展, 制度创新就可能成为“修修补补”的游戏, 江苏制度创新的效率将会远远滞后于广东、上海等地。

三、新江苏建设过程中制度创新的路径选择

客观地说, 江苏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呈现了从宏观到微观大跨度制度创新的特征。当前, 完成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发展明确的“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新定位、新目标, 江苏需要摆脱增量改革空间的缩减困局, 实现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系统融合、整体协同, 这就需要触及深层次社会矛盾、重大利益关系调整, 推进制度创新向纵深扩展, 建立适应新战略发展目标的制度体系。

1. 地方政府的有力推进

首先, 政府要“有限有放”。根据权力运行的规律, 明确行政权力、经济权力、社会权力三者的关系与边界, 特别是防止行政权力的越界和对其他权力的侵蚀, 放松对经济权力、社会权力的不恰当制约。其次, 政府要“有提有降”。发挥政府理性优势, 抬升制度创新的收益, 消除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机制, 降低制度创新、设计和实施的成本, 不断在不同的领域探索、论证、实验, 修正在信息不完全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制度安排, 弥补制度真空, 消除无法解决问题的制度性调整。最后, 政府要“有保有破”。对于已经试验成功并推行的促进经济绩效提升的制度, 政府要及时规避无效因素的干扰, 保护其继续沿着既有路径发展, 同时, 打破无效率制度的存在空间, 特别是打破依托原有制度形成的利益锁定集团, 瓦解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 减少改革的阻力, 缩短新制度适应的时间间隔, 推动制度创新进入良性循环。

2. 基层主体的自主探索

未来, 江苏需要逐步向全面制度创新的方向扩展, 系统性、复杂性日趋增强, 制度建设也就不能仅仅着眼于经济体制内部各个环节的制度探索, 需要更为严谨地向经济体制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的综合协调配套推进, 这就需要从宏观与微观层面、正式与非正式层面, 针对制度非效率现状进行有效的制度探索。一方面是重大制度影响力的有效衡量。在出台重大改革措施前, 需要衡量影响范围和实施条件, 准确地找到实施的合理时机和关键节点, 防止改革制度的影响超出社会可承受能力, 损害社会常态秩序。另一方面, 要培育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长江经济带”涉及地区的企业等微观主体勇于试错的自觉探索意识, 摒弃惯性思维和陈规旧习, 以新江苏建设第一线微观主体的能动性, 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 降低民营经济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服务等关乎社会发展大局的隐性门槛, 从根本上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

3. 利益补偿制度的有效设置

制度作约束　文化来改变 篇8

作为“华章经典·管理”系列丛书的一员，其中文版第1次被引入中国的《Z理论》，其实是日裔美籍管理学家威廉·大内写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成名之作。

彼时，美国正面临日本企业的巨大挑战。索尼、松下、三井、三菱等众多日本企业在全世界“大肆扩张”，抢占市场，给美国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就像现在美国看待中国崛起一样，当时，美国把日本视作最大的竞争对手（也是学习榜样），纷纷惊呼“狼来了”。伴随着美国人普遍提出“日本威胁论”，大内撰写了《Z理论》，他要做的是，从组织的角度研究日本企业及其成功模式，希望从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日本企业身上找到美国企业可以借鉴的东西，并希望以此来化威胁为美国企业发展的动力。

在书中，大内用很大篇幅论述了日本企业的优势，但其中讨论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对美日企业的简单比较和分析，而是上升到一般意义上的组织范畴。他挑选美日两国一些典型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从雇用制、评估与升职、雇员的职业发展、控制机制、决策、负责制和对整体或局部的关注等方面分析了两国企业或组织的各自特点，同时指出日本方面可借鉴的管理要素。例如，日本企业实施的是终身雇用制；而在美国采取的是合同制，雇员因此流动性大，管理者在雇用雇员时想的就是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利用好眼前的“人力资源”，考虑的只是眼前利益，和自己短期的业绩，而没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规划和战略构想。大内发现，日本企业的成功主要是因为其组织文化上的卓越和领先。简单说来，企业管理不仅需要考虑技术和利润等硬性指标，而且还要关注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和微妙的关系等人性因素。

在比较了日美两国企业的不同管理特点后，大内在美国行为科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就雇员的管理提出的“X理论”和“Y理论”管理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Z理论”。

X理论和Y理论体现的是西方的管理原则。Ｘ理论假设人对于工作的基本评价是负面的，即从本质上来说，人都是不喜欢工作的，并且一有可能就逃避工作；一般人都愿意被人指挥并且希望逃避责任。基于上述假设，Ｘ理论得出结论：对大多数人都必须实施强迫、控制以及指挥，甚至要以惩罚相威胁，才能使他们尽力。然而，实践证明，以X理论为前提的管理模式，会造成人才创造性和奉献精神的不断下降、员工对工作绩效的毫不关心等不良后果。因此，麦格雷戈又提出了一个Y理论。与X理论消极的人性观点相反，Y理论假定人性本善，假设一般人在本质上并不厌恶工作，只要循循善诱，雇员便会热情工作，在没有严密的监管下，也会努力完成生产任务；而且在合理的引导和适当的条件下，一般人不仅愿意承担责任而且会主动寻求责任感。因此，管理者的重要任务是创造一个使人得以发挥才能的工作环境，发挥出职工的潜力。

大内的Z理论则强调了组织管理的文化因素，认为组织或企业在生产力上不仅需要考虑技术和利润等硬性指标，而且还应考虑软性因素。例如，东方的人性化因素，如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和微妙的关系等。有人认为Z理论是东西方文化和管理哲学的碰撞和融合，是对X理论和Y理论的一种补充与完善。

众所周知，人的血型大致分为A型、B型、AB型、O型以及个别罕见品种，且流淌在人们身体中的血液决定了他们的基本性格。血型不同，性格也不同，做事的方式和态度也不同。俗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大内认为，由人组成的组织也应该具有某种所谓的基本“血型”，即根本性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在比较分析X理论、Y理论和Z理论的基础上，他总结出西方和日本组织的基本形式，即A型、J型和Z型。A型是大多数美国企业的组织形式，其突出特点是雇员的流动性大、岗位设置专业化等。J型是专门针对日本企业提出来的，具有终身雇用、雇员通才化等特点。例如，我们经常在日本电影和日剧中看到乱糟糟的办公室里摆放着许多办公桌，雇员们像没头苍蝇一样跑来跑去，办公室的前面是经理或课长的办公桌，就像教室里摆的老师的讲台一样。通过大内的分析和介绍，这种办公室的布局竟然是日本式管理方法的特点之一。Z型组织扬长避短，兼有A型和J型的优势，是最理想和最成功的组织。A型和J型是普遍的组织形式，而Z型是少数长盛不衰的组织才具有的“血型”。

制度约束的范文 篇9

企业执行力的现状

对于员工来说，执行力就是把想法变成行动，把行动变成结果，从而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的能力。而执行能力的强弱是因人而异的，同样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去做，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对于企业来说，执行力就是贯彻企业战略意图，完成预定目标的操作能力。目前电力企业的执行力还存在一些问题，“执行不力”的现象依然存在。知道没做到，做了做不好;有执行但不一定到位，“差那么一点儿”的现象依然存在;反复强调的问题得不到改善和解决;有制度不执行或者制度、流程执行不严，工作拖沓的现象还未彻底改变。究其原因，关键在管理、问题在执行、根本在习惯。

企业执行力不佳的原因分析

一是员工对执行力的心态不端正。很多员工对执行的偏差没有感觉，也不觉得重要。例如，晚5分钟上班，或者提前10分钟下班，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有人拿这说事就是小题大做。对企业的要求、标准，不能也不想坚持。潜意识里认为标准是用来要求别人管别人的，一旦管到自己头上就觉得很难受。

二是企业的制度不完善。科学的管理制度是企业高效运转的基础，也是提升执行力的保障。企业执行力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其一，企业的制度不健全，管理模式还是“以人管人”而非“制度管人”;其二，制度的可执行性不强，制度出台时不够严谨，没有经过认真的论证，经常性的改变使员工无所适从，导致即使真正好的制度也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员工敷衍了事，使制度流于形式;其三，缺乏监督考核机制，在决策执行过程中，结果如何没有人检查，使员工在执行决策时责任意识不强，执行力度不足。

制度约束机制

我国古代的制度就有规则、惯例、约束的意思。现代企业也要制定很多规章制度来维持生产、运营、管理的正常秩序，这是一种“硬约束”。制度是企业发展和高效运行的基础，企业的管理和要求必须有制度体系作支撑。好的制度能够使员工积极工作，促进企业的发展。不好的制度会使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降低，阻碍企业的发展。因此，企业需要不断完善规章制度，强化制度约束，用制度来规范员工行为，提高管理效率。

国家电网公司为适应“三集五大”体系建设和运行需要，提升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促进公司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实现“一强三优”现代公司战略目标，扎实开展制度体系建设。按照“自上而下”“先立后破”的原则，遵循“保留适应的、废止过时的、修订欠缺的、建立空白的”的原则，对规章制度进行全面梳理，摸清了制度建设的现状。自2012年以来，陆续地系统推出了5批478项通用制度，全面建设科学完善的制度体系，实现制度内容“职责明确到部门”“流程分解到岗位”“奖惩落实到行为”“合法规范严肃有效”，实现了制度体系的全面覆盖和制度管理的横向协同与纵向贯通，确保了各项工作的开展有章可循。通用制度在公司系统统一适用并直接执行，维护了集约化管理、一体化运作，缩小管理差异、提升经营水平，为企业执行力的提升提供了坚强保障。

制度与执行力的关系

制度建设是执行力的执行工具和保障，缺乏制度保障的执行力是不规范、难以持久的。只有不断完善规章制度，并用科学、规范的制度来要求每位员工，才能做到政令畅通、工作有序、高效运转。制度建设最终要落实到执行管理，员工是执行制度的具体个体，制度是领导层对企业发展的良好愿望，而愿望的实施需要全体员工的共同参与。制度建设是一个制度制约、执行制度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的过程，制度在理论上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动态工程，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的建立，能提升管理，促进发展。

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制度体系能规范员工行为，提高工作效率，形成制度文化底蕴。在正确的管理制度下，可以大大提高企业的管理效力，提高企业的执行力，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执行力是承载了企业战略、文化、制度和机制的系统工程，是纷繁复杂的管理过程的表现形式，要保持和提高企业执行力，必须建立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

用制度约束提升企业执行力对策

坚持制度管理

企业管理理论认为，企业既不能绝对集权，也不能绝对分权，任何企业均处于绝对集权与绝对分权的中间状态，关键是把握好尺度。电力企业尤其需要制度约束，制度管理能够有效防止破坏性，调动积极性，提高执行力。

制度管理要做好三个方面：第一，领导者要做好制度管理，要审视自己的角色定位，避免做策略的巨人、执行的矮子，要两手抓、两手硬。第二，企业要做好职能分配，要明确员工的职责、活动范围和奖惩手段，使员工在执行过程中做到权责分明、条理清楚，避免扯皮。第三，企业要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一是畅通人才成长渠道。推行竞争上岗，建立干部能上能下的机制，公开公平公正地选拔真正有能力的员工，用好的执行作风选执行作风好的人;二是奖罚分明。员工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为企业创收的同时获取更高的收入，“奖勤罚懒”无疑是提高员工积极性的最好动力。对认真贯彻执行企业决策，成绩显著的，该奖励的就要奖励;对不认真贯彻执行企业决策，造成一定后果的，该处罚的就要处罚;加大奖励力度，做到干与不干有区别、干好干坏不一样。企业要通过定标准、强考核，重激励、强约束，加快建立工作作风、工作成效与薪酬绩效、选人用人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培育选拔业绩优秀、道德高尚的典型，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

制度管理不能是“喊”的，要“过三关”并加以完善。一是体系关，要不断健全完善企业的制度体系;二是变通关，要防止变通行为的扩大化;三是人情关，要做到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企业只有通过严格的制度管理，打破“人管人”的框架，推行“制度管人”的方式，才能将管理职能化、制度化，从而提高管理效率和执行力。

强化制度执行力

制度执行力是指企业在执行各种制度方面的执行力，制度制定是基础，生命力在于执行。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有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危害还要大。”再严谨的制度、再有力的措施都离不开真抓实干，有了制度，还需要“掷地有声”的执行，否则就是“一纸空文”，要在执行中体现制度的价值，在实践中检验制度的效果。

在制度设计时需遵从“三要”原理：一是要假定战略是不能执行的：人们只会对自己的战略负责，人们不会对他人的战略负责。为了保证战略的实施，就要把企业的战略转化为个人战略，即制定一个有效措施，才能保证战略的实施。二是要假定措施是贯彻不下去的：人们不会做你希望的事，人们只会做你检查的事。为了保证措施的有效，就要把希望的事变成检查的事，就要开展定期或不定期检查。三是要假定检查也是没有用的：人们并不拒绝改变，人们拒绝被改变。为了让员工感觉到目标实现的意义，保证员工的积极性，就要把“被改变”变成“改变”，就要实施奖罚。通过上述三个假定，制定措施，加大检查，落实奖惩，来提高制度的严肃性和执行力度，发挥制度的规范、约束和监督作用，强化制度执行力。

加强制度文化建设

制度只是一个标准而不是一张网，只凭制度不能创造效益。要将强制性的制度升华到文化层面，让员工普遍认可和接受，进而自觉自发按照制度要求规范自身行为，完成他律到自律的转化。制度不仅规范大家的行为，还能营造良好氛围，切实保障员工利益。要让员工对制度认可，每执行一次制度，就沉淀一个理念，久而久之，制度越来越健全，文化越积越厚重，思想越来越统一，最终形成“制度与文化有机结合”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