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WTO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通用7篇）

WTO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篇1

班级：国贸071姓名：艾志鹏学号：070206129

WTO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的知识经济的浪潮即“专利发明、商业秘密、不断更新的计算机程序等无形资产”在经济发展开始起到关键作用。“一批尚未走完工业经济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意识到在当代必须以无形资产的积累（其中主要指‘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促进有形资产的积累，才有可能赶上发达国家。”技术的自主和开发需要对创新成果予以保护，否则，便不会激励人们投入到“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与创新中去，亦无法维系有序的社会秩序。这在知识经济下表现为知识产品的保护问题，从法律角度而言，即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

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当今法治社会，首先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知识产权法律规范；而后是切实保障法律中的规范能在实践中切实的得以落实。这是每一个国情不同、知识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至于知识产权保护采取何种具体的方式，理应由每个国家根据自身情况灵活掌握，但在经济一体化和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可能性已被大大压缩了。这一问题转变成了在符合国际准则的前提下，谋求本国的知识产权的发展与保护。

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压力下形成的，TRIPS亦是美国、瑞士等发达国家积极倡导的产物。就中国的法制传统和文化底涵而言，缺乏现代知识产权制度自主产生的土壤。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既然“一个社会单位或国家的法律发展也并不是自给自足的，这不仅是因为它并不孤立的存在于世，而且更是因为它自身需要外部的营养。”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闭关锁国”，唯有融入国际社会，才可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要了解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否适用于中国，就需要深刻的把握中国的现有国情。

一、中国的国情：

1．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口众多，负担沉重，相当一部分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底子较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比

存在相当差距。同时，我国东部和西部发展差距较大，沿海地区发展迅速，西部地区贫穷落后。

2．中国是一个经济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005年，由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评选的各项对比数据表明，中国企业500强与世界企业的500强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但在规模、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方面，中国企业500强与世界企业500强仍有较大差距。这也给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新的疑问，制定怎样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才能与我国的知识产权发展水平相适应，并带动我国知识产权的发展。

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挑战：

1、法律改革时间和空间的极度压缩

在时间方面虽然TRIPS在实施方面，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各有5年的过渡期（最不发达国家为11年），但这种缓和，只是为了发展中国落实TRIPS提供了某种可能，而未能为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水平与TRIPS相契合提供条件。如此一来，发展中国家为达到国际社会的要求，必然要承受某种牺牲。空间方面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主权意志受到限制，发达国家通过经济上的“贸易准则”等手段，政治上的“民主化”政策的推动，使发展中国家不同程度的受到国际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如“民主政治、人权原则、引进市场制度”的影响，立法的自主空间受到压缩，很难完全按照本国国情设计自己的发展方向。

2、知识产权保护水准过高，扼制了我国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

事实证明，谁创造出新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能力越强，知识产权保护对谁就越有利。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2002年9月公布了题为《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的整合》的长篇报告，对TRIPS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作了详实的分析，报告中指出：“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如此强烈的反对TRIPS协议？其根源在于TRIPS协议强迫所有国家，不论穷国还是富国，都必须给予新药至少20年的专利保护，因此延误了发展中国家健康服务机构生产穷人们所依赖的廉价代用药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入世后发展中国家的窘境。知识产权保护既会获得收益，又需付出代价，同时应当更加重视使知识产权政策与各发展中国家国情相适应。

3、知识产权保护水准与社会现实相脱节，造成了实施疲软

在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上，我国实行行政和司法双轨制的执法体制。但在实践中，其推行却障碍重重。分析这种状况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①公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一旦有暴利的诱惑，很容易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②执法队伍素质偏低，公正廉洁等政治素养及法律业务水平上都有待提高。③在执法中，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仍然存在，不利于建立统一国际大市场的要求。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知识经济的对策

1．立法应立足本国国情，注重本土化创新

立法一方面要考虑本国民族文化传统和民众心理承受能力；另一方面，也就是核心因素，即利益的衡量问题。而利益衡量的更深层次的因素仍受制于国情。有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回应型法”的概念，认为法律应更多的回应社会的需要。那么应如何适应社会需要？从何着手？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的《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的整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

① 首先，知识产权是一种公共政策的工具，目的是为了产生更大的利益。②其次，为了利于技术传播，应将人体、动物的诊断，治疗和外科手术方法，植物和动物、计算机程序和商业方法，以及已知产品的新用途排除在可能受到专利保护的主题之外；同样为了利于技术传播，发展中国家应当规定尽可能多的专利权例外情况。

③发展中国家应当采用严格的新颖性和工业应用性标准（高于发达国家目前所采用的标准），采用严格的公开要求，避免批准保护范围过宽的权利要求，以促进技术的传播和应用。

④发展中国家应继续在其版权法中维持或采用对教育、科研、图书馆使用的广泛免责，赋予从互联网上获得信息的用户以“合理使用”权，以利于文化传播、教育的发展，等等。

2．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知识产权战略

中国的知识产权战略应围绕中国国情制定。首先，应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基础性开拓性的重要发明创造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模仿仍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模仿一吸收一改进创新是发展中国家技术发展的模式”所以发展中国家应在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同时，鼓励技术创新，加强具有本国特色的技术改进保护制度，如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保护；其次，应建立本国技术创新体系。如同温家宝总理所言，真正核心的技术是买不到的。唯有增强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方能在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趋势中占据优据；第三，疏通本国的创新技术的实施渠道，促进本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3．增强本国公民特别是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发达国家将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挂钩，极力推动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借此构筑和维护本国的国际竞争优势，但因此也抬高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门槛，构成了国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壁垒，并利用知识产权壁垒打压中国企业的发展。

总结近几年来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如创新活动缺乏明确的知识产权政策导向，各领域中的知识产权管理力度与科学性显著不足，自主知识产权成果产业化率偏低等问题。所以，要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作为规划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内容，技术创新活动方能切实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4．加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知识产权

“保护知识产权是鼓励创新的前提和保障，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固然TRIPS制定的初衷主要反映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但保护知识产权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在不断提高，中国加入WTO的目的，就是要以外在的开放的市场经济规则促进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经过不断的努力，当中国的知识产权创新成果一定会随着市场体制的健全，经济的发展在质和量上逐步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中国在克服一定的困难后，必将会在知识产权保护中受益。所以加强执法力度，保护知识产权是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郑成思著：《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第2版，第1页，2、易继明、李辉凤：《论著作权犯罪与刑罚的价值取向》，载《犯罪与改造研究》2000年第3期

3、刘剑文主编：《WTO与中国法律改革》，西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30页

4、曲三强：《被动立法的百年轮回》，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5、唐安邦主编：《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前沿问题与WTO知识产权协议》，法律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120页

6、曲三强：《被动立法的百年轮回》，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

7、徐明华、包海波等著：《知识产权强国之路——国际知识产权战略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90页

8、《自主创新要与知识产权管理有机结合》载《中国知识产权报》8月24日第一版

WTO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篇2

法律制度的创新是以社会发展为前提的,关于知识产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两句特别深刻的概括。一是“知识就是力量”。出自400年前英国科学家培根,当时正值欧洲工业革命、技术革命以及产业革命的前夕。培根的科学论断为后来的事实所证实,当时是以蒸汽机等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把人类社会从农业经济时代牵向工业经济时代。故而,知识的力量是伟大的。二是“知识就是财富”。如果说在传统的农业经济时代,财富的中心是土地所有权,那么工业经济时代财富的象征就是资本的所有权。而在当今以知识为主的知识经济时代财富的重心已经转化为知识的所有权,这个知识所有权就是我们现在所谈到的知识产权。所谓的“知识就是财富”,它所表达的实质就是,以知识、技术、信息为对象,以知识产权为表现形式的无形财产,在整个社会财富的构成当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以至于在当代社会谁拥有知识谁将拥有财富。

知识与财富有它相对的权利形态,这个权利形态就是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是近代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英国1623年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可见,知识产权制度从产生到发展到今天不到400年,但是知识产权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所作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西方国家早在17、18、19世纪,就建立和健全了自己的知识产权制度,这个制度发展到今天,已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法律事业,而是紧密地同国际经济贸易与国际技术文化交流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更多地要从宏观上从增进国际交流的角度来把握中国的知识产权的保护问题。

二、国际贸易政策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

国际贸易政策又称为进出口政策或者叫做外贸政策。从国际范围来看,所谓的国际贸易政策有两种说法:一种称为贸易自由主义政策,这种政策以相互减让关税为手段,以提供最惠国待遇为基础,从而实现了一定范围的贸易自由;另一种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指一些国家出于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的考虑,为了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而对贸易自由予以限制所采取的手段,主要表现为给他国以关税地位或者非关税地位。一般来说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就是采取高关税,高关税可以平均达到30%。中国在入世之前,中国的平均关税是17%,比较高,高关税是一种贸易行为。此外,还有一种非关税地位,也就是采取进口商品配额,而配额制度也是一种非关税制度。美国、欧盟这些国家对中国纺织品的出口曾采取过限制,实行配额限制。中国入世以后,最能看得见的就是中国的纺织品的出口贸易年年递增,这是因为一些国家取消了配额限制。另外,一些国家的政府对本国出口的产品实行补贴制,这种对出口产品的政府补贴制也是一种非关税贸易地位。在国际贸易领域中还有一个市场准入政策,像国外的保险公司、银行、旅游、商业零售以及教育这些服务机构能不能够到中国来兴办,在过去要取得中国政府的批准,实行市场准入制度,这也属于贸易保护政策的范围。

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可能会采取了不同的贸易政策,这也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例如,19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相互之间采取的是贸易制,但是美国却奉行孤立政策,实行贸易保护,19世纪的美国还比较弱小,不能保护自己的幼稚工业,因此而实行贸易保护政策。这一情况到20世纪则发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国家倡导在全球建立一个国际经济贸易的新体制,这个新体制就是1946年的关贸总协定,就是今天我们所谈的世界贸易组织。关贸总协定是以全球自由贸易为目标,以全面检查关税为手段,以提供无差别的最惠国待遇为基础。这种新的国际贸易体制,对各国的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中国也毫不例外。

三、TRIPS协议对我国知识产权经济的影响

TRIPS协议对我国国家利益的影响。公认的事实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有弊,利大于弊”。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认为包括减少发达国家贸易保护在内的整体一揽子协议会(给他们)带来利益。”有些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农业等领域都获得了利益。但是,研究表明,就TRIPS协议而言,获利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甚至连澳大利亚这样的较为先进的国家的统计数字都表明,上世纪90年代,其付给外国版权人的费用比获得的费用多出了12亿澳元。而保护按照TRIPS协议而延长期限的专利付出的代价高达38亿澳元。在澳大利亚的专利也主要有外国申请人获得。因此,TRIPS协议本身是发展中国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整体妥协的产物,应该认为,发达国家许诺的开放农业、纺织品市场等承诺是以发展中国家接受TRIPS协议的负担为代价的。但是,仅就TRIPS协议本身的合理性而言,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在医药专利对公共健康的影响等方面,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利益。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前,中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且卓有成效。例如,从统计数字上看,我国国内申请人在专利制度实行的近20年时间内,已经申请了314,771项发明专利,占全部发明申请的近50%。从专利制度的实施效果来看,对高校科研和管理人员的调查表明,70%以上的人认为专利制度对于鼓励科技人员进行发明创造有很大或者较大作用。由于专利、版权等不断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利益,因此,知识产权制度有利于科研经费的回收,刺激对于科研经费的再投入。由于专利、版权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存在,我国各类经济主体、特别是私营经济体和新兴计算机、生物等产业经济体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按照学者的划分,我国属于科技发展中国家。不可否认,尽管我国有着一定的创新能力,但我国仍然属于技术进口国家。因此,即便是没有TRIPS协议和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技术贸易方面,我国仍然会处于进多出少的局面。可以说,这是我国的发展阶段造成的,是不可逾越的。不过,尽管我们仍然处于技术进口的地位,由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存在,给我国带来了大量准确而廉价的技术信息,同时,更关键的是,专利和版权制度的存在,刺激了国内的创新增加。

四、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亟待加强

我国是有着一定创新能力的大国,同时我国也有着丰富的、可能成为知识财产的各种资源。在承担目前国际知识产权义务的前提下,尽力扩大我国占有优势的知识财产保护的范围,有利于其市场化,必然有利于我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会提高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安全水平。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仍然缺乏一个宏观层面上的知识产权战略,同时,对于已经形成共识的知识产权政策,由于机构庞杂,职能划分不清等原因,也难以实施。这十分不利于我国从知识产权制度角度保护国家安全。我国有着丰富的生物资源、传统文化资源以及人类基因资源。如果不能得到恰到好处的保护,不仅使我国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也使我国的安全利益受到损失。例如,从文化安全和经济利益双重角度看,美国迪斯尼公司演绎我国古代故事“花木兰从军”,并没有支付中国人民一分钱。不仅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失,而且,由于文化上的差异性和美国文化产业的高科技性的吸引力,美国版“花木兰”对中国精神、中国文化的扭曲,以及由于其强大的传播能力对中国人民诠释自己文化遗产的权利的实际剥夺,也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人民集体意识形态的形成带来了威胁。例如,哈佛大学某华裔专家在安徽为基因研究而私自采集中国人血液样本等等。再例如,我国的中草药资源十分丰富,传统工艺品也高度发达。而目前,生物产业、文化产业都是新兴产业,而生物技术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上述我国具有优势的传统资源。比较而言,这些都是我国的优势,因此,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摸清劣势,搞清优势,保护好这些资源,通过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我们的优势,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整体知识产权战略,才能在中长期保护我国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

我国的各类企业目前也普遍缺乏知识产权战略,往往在面临诉讼威胁或者出现其他法律问题的情况下才关注知识产权问题,由于缺乏知识产权战略造成了很大损失,并且将继续威胁我国企业的生存和经济效益。

五、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定知识产权宏观战略的必要性

知识产权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发动机,知识产权战略应体现先进的生产力。缺乏核心技术,受制于国际专利组织设置的技术壁垒是我国国内行业遭受知识产权重创的原因。自主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一些发达国家立足于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陆续出台了本国的知识产权战略。从各个发达国家制定知识产权战略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发达国家推行知识产权战略的目的在于以知识产权来推动其国内经济的发展和扩张其在全球的经济,以保持其大国地位和在全球的影响力。

未来世界的竞争将主要是技术和智力资源的竞争。在国际市场上,一些跨国公司通过专利战略和国际技术标准增强其技术垄断地位已成主流。随着加入世贸组织,我国与国际经贸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相互依赖性增强。因此,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领域特别是专利问题上遭遇的跨国纠纷也就越来越多,中国企业遭遇国外知识产权围剿,已面临生存危机。据国际论坛消息,到目前为止,我国企业因知识产权引发的诉案赔偿金额已有十多亿美元。当前因为知识产权问题直接遭受打击、蒙受损失的,绝大多数是我国的优秀企业。而且由于外国公司在我国大量申请专利、大力推行事实标准,我们的很多高科技企业也正面临更大的生存危机。据我国商务部最近调查发现,跨国公司正在借专利技术悄悄“包抄”中国对手,根据中国专利保护协会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华专利申请量以平均每年30%的速度高速增长。鉴于此,制定我国的知识产权战略迫在眉睫。

WTO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篇3

WTO知识产权争端在相当程度上补充和丰富了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立法经验和司法实践。对于WTO知识产权争端的解读应该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剖析，注意多种社会因素的考量，同时不要忽略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法律意义的细节，才能有助于我们对于WTO知识产权争端作出积极的反应。

2007年4月10日，美国向WTO提起两项针对中国的争端解决的磋商请求，即中国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及执行的措施案（DS362）和中国影响特定出版物及音视频娱乐产品的贸易权及发行服务的措施案(DS363)，这也是发达国家第一次向WTO提起针对中国的有关知识产权的磋商请求。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不可避免地将要面对国际知识产权争端日益增多的趋势。

以发展中国家视角剖析WTO知识产权争端关注个案的法律细节

按照WTO官方网站的资料统计，自1995年1月1日起，截至2007年，向世贸组织提出的争端案件共361件，其中涉及到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成案共27个，约占案件总数的0.67％。

目前所发生的27件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争端所涉及成员包括美国、加拿大、欧盟等23个国家和地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争端双方均为发达成员的共有16件，占59.3％，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之间的争端共有11件，占40.7％。在27件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争端中，美国作为提出请求一方的案件共有18件，占66.7％，欧盟作为提出申诉方的案件共有6件，占22.2％。发展中成员提出请求的案件，迄今只有1件。

从上述数据中可见，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争端中，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这固然与发达成员知识产权保护体制较完善，要求受到保护水平也较高的原因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产生，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讨价还价的结果，发展中国家让步于知识产权领域的强保护，发达国家让步于降低农业、纺织业领域的关税，由于当今世界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于知识产权领域的让步，使其从一开始就处于了弱势地位。

既然保护水平上不利的局面已经形成，一个现实而迫切的选择就是，关注个案的法律细节，从法律程序上和实体的细节上挖掘对于发展中国家有利的规定，并充分利用这些规定。

理性反思知识产权国际制度，积极促进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发展和改革

TRIPS是发达国家成员及发展中国家成员妥协的产物。发展中国家科技发展落后，掌握知识产权数量少，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据统计，根据世界银行统计，目前全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98%的全球技术转让和许可收入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世界上约有1/3的人口既无法在国内进行技术创新，也无力采用国外先进技术，而仅占全球15%的富国人口却拥有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技术创新成果。让发展中国家成员与发达国家成员在经济水平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承担相同的义务，是在形式公平下的实质不公平。

世界银行在1998年年底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日益强化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面临扩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已有的知识差距的危险，影响对技术的进一步改进。以专利权为例，专利保护范围的扩大，虽然有利于刺激国内相关领域的研发、有利于新技术引进、有利于国外对新技术的直接投资，但是如果国内在相关领域缺乏创新基础和能力，只会对该国的新技术开发形成不可逾越的障碍，巩固国外的优势，拉大国内外技术差距。

美国国会图书馆报告（2005年）指出，国会未决的法律案会着眼于通过修改美国的专利法来适应国际标准。因为那些想寻求海外专利权的美国发明人目前面临的困难之一是各个国家的法律差异性。

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整合研究报告》的主旨在于，在包括TRIPS这样的国际条约的范围内，怎样最好地规划国家知识产权制度才能使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怎样才能改善、发展由规则和协议组成的国际框架，

看来，从知识产权整体发展的角度出发，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思考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价值究竟何在的问题。尽管上述论述都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但这些对于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反思几乎都来自于发达国家，鲜有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发展中国家亟待提高知识产权学术研究水平，积极参与国际新规则的制定，进而推动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改革。

将科技创新的理念引入WTO价值体系关注WTO知识产权规则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WTO规则体系诞生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其主要价值取向就是贸易价值。WTO多边贸易体制不仅对货物贸易领域的法律规则具体化，而且还把管辖面扩大到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等广泛领域，这意味着它把影响延伸到传统完全属于国内法范围的国民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时其价值取向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贸易价值，而应该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能力的提高等等。

从WTO知识产权争端解决实践来看，按照知识产权的保护客体将争端划分为8大类型，即版权及邻接权、商标权、地理标识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专利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信息秘密保护权。自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知识产权的国际争端以专利争端为主，其中又以药品和农用化学制品为主。可见在WTO大幅度降低关税和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情况下，知识产权成为十分重要的无形资产，在知识产权争端中，科技发展与创新又占据了最为重要的地位。

与知识资源分布高度不平衡的状态相对应，建立在知识产权基础上的新的国际竞争秩序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知识产权成为后发国家寻求发展的重要瓶颈和障碍。

发展中国家利用知识产权制度能否有效促进创新，依赖于一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整体的创新体系。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制度必须和其他制度或机制结合起来才能促进创新。研究表明，相同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不同发展水平的社会影响不同。如果知识产权制度安排不适当，超过社会的或特定行业的发展水平，其消极方面就可能超过积极方面，成为进步的障碍。如发展中国家传统上主要依靠技术模仿和扩散获得经济发展，创新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由于国民收入低，资源被分配到更为重要的发展领域。发展中国家的国力往往不能支持创新的成本，负荷创新的风险。而且，知识产权制度运行需要高昂的成本，容易在本国市场形成外资垄断，发展中国家用于发展的宝贵资源又被转移给发达国家。因此某种意义上说，如果缺乏相关制度和政策的配合，知识产权完全可能阻碍创新，危害社会福利。知识产权正是在一个完整而有效的创新体系中，其弊端才得以被制约和平衡,它才可能发挥促进创新的作用。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对于WTO知识产权规则对于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的影响，有必要给予理性的关注和反思。

WTO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篇4

一、目前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现状

1.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便开始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制建设。目前，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主要由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这三个部分组成，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得到了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的普遍认可。另外，中国还在积极研究并制定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新法律和法规。参加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的情况：中国在不断健全和完善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建设的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相继参加了一些主要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条约及有关的协定。从1980年中国加入《建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起至今，已经加入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协定》等各种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议或条约。此外，中国还积极研究加入其他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条约。

2、开展提高知识产权意识宣传活动情况：当前，中国政府围绕着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侵权盗版，采取了一系列宣传措施，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通过采访、电视广播、定期举办研讨会等方式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宣传，特别是对新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进行了相对广泛宣传和教育。二是将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教育纳入到全国法制宣传教育中，并通过强化舆论监督、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对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了公共曝光，意在起到震慑犯罪、警示违规的效果。

3、知识产权的执法情况：中国知识产权执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用政府的行政手段来保护知识产权。一方面，根据专利法相关方面的规定，中国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或地方政府可以设立专利管理机关;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为有效实施着作权法，专门成立国家版权局，各省市也相应地建立了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以《专利法》、《商标法》、《着作权法》为主体，辅之以各项保护条例。另外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已从只重视行政保护转为行政保护和司法保护并重，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法规均由人民法院最终执行，同时也加大了执法力度。与此同时，企业也开始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提高了企业自身的防范能力和保护意识。

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1.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自1982年《商标法》制定以来，虽然中国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制度，但中国许多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仍然不强，不能及时地将自己的研发结果转化为知识产权，特别是在国外申请知识产权的意识严重不够，致使很多科研成果得不到有关国家和地区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甚至使得一些国有品牌在国外许多地方被恶意抢注;即使一些企业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但是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及时运用法律武器来扞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导致失败。

2、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不强和专业人才不足：有关部门在大力支持成立各种保护知识产权的行业协会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差异。由于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国内企业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渠道，信息并不十分流畅，从而出现了企业遇到问题不知该找谁的现象。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专业人才比较稀缺。一方面，目前中国具有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知识的专业人

才十分紧缺，国内也没比较成熟的培训课程以及相应的师资力量。另一方面，中国缺少一大批懂法律和技术的专业司法人才。

3、专利保护结构不合理：当前，中国现行的专利申请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个类别，这其中以发明最能够代表专利的水平和质量。然而在专利申请的数量中，所占的比例最高的却是外观设计方面的专利，发明仅占27%。一些发达国家的专利保护结构中，所占比例最多的是发明创造，最少的则是实用新型方面的专利，所占比例不到2%。

三、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对中国的启示及建议

1、转变观念并加强学习：中国是WTO 成员，企业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应该注意WTO、TRIPS 对中国知识产权的规定，同时对主要贸易国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实践也应有所了解，掌握其主要法律规定、立法趋势及法院的判例，方可更大限度的避免撞入知识产权保护的陷阱。第一，转变观念积极应对知识产权诉讼案。改变以往消极应对知识产权诉讼案的态度，积极应诉。有不少中国企业本身并不存在侵权行为，但由于害怕诉讼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而常常放弃应诉的机会，白白的丢失了维护自身权利的机会;同时，中国企业界应完善商会的建立和使用，形成一个组织有效、协调一致、参与广泛的企业联盟，这样有利于增强各方面力量的帮助和支持。第二，加快对人才的培养和管理。科技以人为本。

2、开发、拥有和运用企业自主知识产权，首先，要重视知识资本的作用，而知识资本最集中地体现就是在人的才能和价值上。目前，企业间甚至是国家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才的竞争，谁占有的人才多，谁就能够在竞争中获得优势。近年来，跨国公司已经加大了对中国的人才掠夺，中国企业如果还不加强对人才的重视，将会失去企业未来发展的动力源泉;其次，企业还应该加快深化自身的人才制度和结构的变革，建立和健全完善的激励机制和奖励机制，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

3、加强学习，尽快熟悉和掌握知识产权方面的各种知识和规则，强化全民学习的氛围，使全社会人民都懂得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加强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采取走出去和引进来措施，选拔一批优秀的青年执法者，并通过赴知识产权保护先进国家留学或者去国内知名高校进修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知识，或者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对执法工作者传授有关理论知识等方法。通过加强对知识产权相关执法人员的教育和培训，从而扩大知识产权保护执法队伍的综合素质。加强宣传力度，提高企业和公众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同时，使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意识到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外资的进入和当地经济的发展，进而有利于打破在执法过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WTO与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篇5

摘要:加入WTO对我国粮食安全不会发生实质性影响。中国粮食发展政策应是,在坚持粮食基本自给的前提下逐步开放粮食市场,并逐步提高市场准入程度,以实现国内粮食供求的实物平衡,争取更多的交换价值。

进入90年代以来,农产品国际贸易的自由化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大趋势。在农产品贸易中,最为重要和最为敏感的部分就是粮食贸易。利用国际市场对国内的粮食供求平衡进行调节,是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贯政策。鉴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比较快,未来人口峰值高达16亿人,加上90年代粮食进口大增,1995年达到1976万吨,人们普遍担心中国的粮食问题。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布郎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引起一场“布郎冲击波”。现在的问题是,在WTO框架下,中国农产品市场必然更加对外开放,使中国国内对进口粮食的依赖增加,这是否会危及到中国粮食的安全,中国采取什么样粮食发展政策而不违背WTO的规则,是一个必须重视的首要现实问题。

一、粮食安全的本质含义

粮食安全的概念在70年代中期粮食危机中由粮农组织(AFO)首先提出的,其定义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一直在不断演变,但基本内容仍然是保证全世界的人都能得到最起码的营养。1983年,粮农组织总干事爱德华・萨乌马对“粮食安全”概念作了新的定义,并得到广泛的认同。新定义的内容为“粮食安全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这个新定义包括三项具体目标:(1)确保生产足够数量的食品;(2)最大限度地稳定食品供应;(3)确保所有需要食品的人都能获得食品。前两条是保证“买得到”,最后一条是保证“买得起”,即支付能力。

从中可得到两点重要启示:一是粮食安全与粮食贸易的重要性;二是粮食安全与食品结构的多元性。而这两点启示对于我国在WTO框架下实施恰当的粮食发展政策至关重要。

二、粮食安全与粮食贸易的重要性

新的粮食安全定义强调了贸易的重要性,因为要保证人们“买得到”所需要的粮食,在任何时候,既可以在国内生产自给予以满足,又可以从粮食进口得到满足,两种方式同等重要。当然,对于不同的国家,这两种方式的实际作用是不一样的。对于拥有粮食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发展粮食生产对于粮食安全起着主导作用,因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粮食生产是有利可图的产业,发展粮食生产,既可以提高粮食供应量,又可以增加收入,从而有利于粮食安全。而对于丧失粮食比较优势或粮食比较优势下降、非比较优势上升的国家和地区,由于非粮食生产对于提高收入具有较大的作用,因而,粮食生产对粮食安全的重要性要从属于国内粮食不足时能用足够收入进口所需要的粮食。如果一个国家属于前一种情况,处理问题的办法就比较简单,即采取鼓励发展粮食生产政策就可以。如果一个国家属于后一种情况,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一是要充分考虑世界粮食市场是否有足够可供购买的粮食数量,即使世界粮食市场有足够可供购买的粮食数量,国际环境是否允许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二是该国是否有足够的外汇购买它所需要的粮食,如果没有足够的外汇,世界粮食供应商是不会白白把粮食送到该国手里。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当属后一种情况。

首先,总的说来,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以下三个层次发生了巨大变化:(1)在宏观经济领域,属于土地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迅速下降,而以纺织品和服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产品的比较优势却显著上升;(2)在农业经济内部,偏向于土地密集型的种植业(如粮食、棉花)的比较优势丧失,而偏向于劳动密集型的牧业、渔业(如水产品、肉类)比较优势明显;(3)在种植业的内部,偏向于土地密集型的粮食作物逐渐让位于偏向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作物而成为相对弱势的产业。从这些情况来看,中国要完全依靠国内粮食生产而实现所谓的粮食安全,势必不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也不符合粮食安全的本质含义,更不符合WTO的规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那种认为维持粮食安全就是实行粮食自给的观点必须摒弃。

中国1978―间若干年份进出口贸易总额、外汇储备及国内生产总值

19781980198519901995出口(亿美元)97.5181.2273.5620.91487.81827.01838.0进口(亿美元)108.9200.2422.5533.51320.81423.61402.0外汇储备总额(亿美元)15.625.5127.3286.0735.71399.01450.0国内生产总值(GDP)(亿人民币)3853.04467896418548584787477279553.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其次,如果中国将其粮食安全放在国内生产与国外进口上,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外汇购买所需的粮食,这是一个确实需要加以考虑的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出口贸易发展取得长足进展,1978年中国出口商品总额只有97.5亿美元,到19骤增至1838亿美元,间增长了近19倍,平均年增长率达17.2%,大大高于80年代世界出口贸易平均增长5.5%的速度,也明显高于同期亚洲国家出口贸易平均增长约10%的速度,同时也比同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高出约7个百分点,中国出口贸易占世界出口贸易的比重由1980年的不足1%提高到1998年的3.4%,一跃成为世界第9位出口贸易国,并成为出口额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的第一个发展中国家。此外,中国的外汇储备也非常充足,目前稳定在1400亿美元的水平。中国加入WTO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将放弃对我国纺织品、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配额限制,中国出口将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外汇储备也将更加充足。因此,那种担心中国缺乏足够的外汇来购买所需粮食是没有根据的。

那么,剩下来的问题就是世界粮食市场是否有足够的粮食供中国购买,也就是世界粮食安全问题。1986年世界银行农业和农村发展部提交了一份政策研究报告《贫穷和饥饿:发展中国93家粮食安全问题和选择》指出:“世界有丰富的食品,过去40年全球粮食生产的增长快于空前未有的人口增长。……有足够的粮食可以利用,那些粮食不能全部自给的国家,只要他们有钱买得起,就可以进口,而许多穷国家和千百万穷人不能分享丰富的粮食,他们的食品没有保障,主要是没有购买力。”199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90年代全球农产品产量年均增长速度为1.7%,略低于80年代的实际年均增长率,而同期世界所有用途的粮食和农产品需求仅增加1.6%,大大低于80年代2%的实际年均增长率,预计90年代全球粮食和农产品总的供应量足以满足全球的有效需求。说明当前世界粮食是安全的,世界粮食及农产品生产能有效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更进一步看,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及巴西等国粮食及农产品严重“过剩”。近年来,世界粮食贸易不断扩大,对世界粮食安全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世界粮食贸易史来看,世界粮食贸易量主要取决于进口需求,因为一旦进口需求扩大,主要粮食出口国可以减少国内生产的限制,从而增加世界粮食市场的供给。例如,世界最大的粮食出口国美国同期不仅占80年代世界粮食总出口量的1/2～2/3,而且如果取消基本土地休耕和压缩播种面积政策,5000万公顷尚未利用的土地每年还可增加2亿吨粮食,相当于80年代世界粮食出口总额的80%―90%,因而世界粮食市场供给潜力是十分巨大的。此外,诸如前苏联严重依赖世界粮食市场的国家和地区,目前已提高了粮食自给程度,放松了对世界粮食市场的.压力。总之,笔者认为,中国能够通过世界粮食市场获得它所需要的粮食。

当然,中国人口众多,完全把粮食放到世界粮食市场上,其风险也是有的。这些风险主要是来自政治和军事的风险。1950―1980年,全世界范围内共发生了85次经济制裁,其中涉及食物的出口贸易禁运为10次,有一半左右属于部分或全部中断援助性粮食出口。余下的粮食禁运都是广义的粮食禁运,即对象覆盖包括粮食在内的大量乃至全部商品贸易的禁运。真正属于我国有关政策讨论中假设的以粮食为主要对象的商业性粮食出口禁运只有一次,是前苏联在1980―1981年,入侵阿富汗引发的,其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目的。这说明,发生像前苏联那样的食品禁运是非常少见的。退一步讲,万一发生针对我国的有效粮食禁运,它对我国粮食安全的作用程度,至少受两个方面影响:(1)粮食进口的用途;(2)粮食还原的可能性。这两类因素都可以通过政策手段加以监控。这进一步说明,我国加入WTO不会对我国粮食安全发生实质性影响。

三、粮食安全与食品结构的多元性

粮食安全是针对广义的粮食,即食物,这与目前国内外众多研究中把粮食等同于谷物是很不一致的。这主要通过近年围绕“布郎冲击波”而展开的讨论表现出来的,即中国未来谷物的需求、供给以及进口量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其实,食物是包括众多不同的食物产品,不仅仅指谷物。当然,谷物生产在许多国家的粮食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食物产品内部的不同食物之间由于生产这些产品的要素比例和成本构成不大相同,因而比较优势不同。在给定我国各种要素禀赋特征下,不同食物的比较优势及竞争力可能会有显著差别。

由于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特点是土地稀缺,劳动力丰富,所以,不同食物在农业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及竞争力为:(1)对可供选择的必须利用可耕地作为投入要素的不同生产活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其中能较为密集地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活动具有比较优势或市场竞争力;(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些不需要可耕地作为投入要素,或仅仅需要土质、肥力、灌溉条件较差的边际可耕地的生产活动,具有比较优势或竞争力;(3)能较多利用农闲季节剩余劳动的生产活动具有竞争优势。具体来说,就需要利用可耕地作为投入要素的谷物、水果和蔬菜来讲,水果和蔬菜由于能够密集地利用劳动力要素,因而具有比较优势,而谷物生产需要较多的土地,属于土地密集型作物,因而不具有比较优势。就不需要可耕地作为投入要素或只需有效利用次质边际耕地的鱼、虾等水产品以及肉类食物来讲,显然具有比较优势。此外,在谷物之外的许多食品生产中,能够利用农闲季节剩余劳动进行生产的食品具有比较优势,水果、蔬菜、水产品及肉类等在事实上有很多就是利用这种剩余劳动生产的。如前所述,中国也正是在水产、肉类、水果与蔬菜等食物上出口需求比较旺盛。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粮食发展政策有必要作适当的调整:一方面,重新检讨传统的谷物自给自足的方针,改革谷物贸易体制和政策;另一方面,以市场化改革为取向,采取切实的政策手段,促进我国具有优势的食物出口增长。其基本取向是,依据比较优势原则,顺应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外部国际环境变动的新形势,在食物经济领域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

综合上述两点主要启示,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中国加入WTO以后,其粮食安全不会因此而受到危害,更何况,我们还可以利用多种策略来维护粮食生产而不违背WTO规则。事实上,在封闭的国内市场条件下的粮食安全程度不及在较大范围的全球食品市场条件下的食品安全程度。1973年日本的经历也证实,如果不能从国际市场上进口粮食,它就不会有食品安全,高水平的农产品自给可能是与环境破坏的较大风险相关联的,而且可能也是与对进口投入品的较高程度依赖相关,因而从根本上是不可能带来较高水平的食品安全的。

四、中国粮食贸易政策的目标选择

10月24日,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阐述了中国粮食贸易的基本政策。粮食白皮书强调了中国支持粮食基本自给、稳定国内粮食供给,改善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性。粮食白皮书所阐述的粮食政策与WTO规则是完全一致的。

首先,粮食白皮书提出中国粮食在正常情况下自给率不低95%,净进口不超过国内消费量的5%。这个指标是符合WTO规则要求的。1990―粮食净进口量分别为524、-106、-747、-374.7、1976、959和704万吨,可见1995年为历史上粮食净进口量最高水平,占国内消费量的4.2%,也未超过5%的界限。今后按5%的市场准入机会,实际上净进口量也不过2500―3000万吨之间,这与WTO规则要求发展中国家在达到4%还高一些。

其次,粮食白皮书指出,在国内粮食供求平衡问题上,并不排除利用国际资源作为必要补充,而这种实物平衡既包括品种、丰歉调剂和区域平衡,又包括按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原则,尽量争取最大的国际交换利益。这一点也与WTO规则相符。

最后,粮食白皮书指出在处理适时利用国际粮食市场,通过进出口贸易调节国内粮食供求与保护农民利益这一关系中,所采取的政策工具和调节手段是进口关税政策。这一点显然也与WTO规则相一致。

WTO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篇6

时间：2013年11月9日-10日，两天

地点：北京会议中心

主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

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

协办：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

主题：新领导、新希望：WTO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11月9日

9:00-9:30开幕式

主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 主办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领导 致欢迎词

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总裁致辞

9:30-9:40照相

9:40-11:40第一节：对外开放与中国经济升级版

主持人：张汉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 发言人：

孙振宇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

隆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研究员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林桂军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11:40-13:00午餐

13:00-14:30第二节：巨型FTA的兴起与WTO的前途 主持人：成帅华ICTSD中国项目主任

发言人：

商务部国际司领导

盛斌南开大学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教授

Jean-Pierre Lehmann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教授

Vera Thorstensen 巴西FGV教授

Peter Draper 南非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员

14:30-14:50茶歇

14:50-16:20第三节：夯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经济基础

发言人：

王旭商务部美大司副司长

梁微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院副教授

王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Don Lewis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

16:20-17:50第四节： WTO多哈回合早期收获的前景与中国的选择 发言人：

商务部世贸司领导

王晓东WTO秘书处市场准入司参赞

Ricardo Meléndez-OrtizICTSD总裁

18:00招待晚宴

11月10日

9:00-10:30 第五节 中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展望

发言人：

商务部外资司领导

马宇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卢进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投资研究中心主任 葛顺奇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0:30-10:40茶歇

10:40-12:00第六节争端解决机制与中国涉外法制的进步 发言人：

商务部条法司领导

王雪华北京环中律师事务所主任

高树超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

石静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13:30-15:30参会代表发言

WTO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篇7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种业,国际竞争力,策略

知识产权是由人类智力劳动成果依法产生的专有权利[1]。种业领域的知识产权主要包括植物新品种权、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权、著作权、地理标志等,其中植物新品种权和农业生物技术专利是中国种业知识产权的主要保护形式(本文中的种业知识产权仅以植物新品种权和农业生物技术专利为研究目标)。后金融危机时代,由于知识创新和知识产权的作用日益强化,世界种业发展呈现出围绕知识产权来构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特征。面对新的国际竞争形势,跨国种业巨头纷纷以知识产权为“武器”加强对世界种业市场的掠夺。例如,孟山都公司以每天投入超过200万美元经费的速度,从事生物技术创新研究和开发,全球90%的抗虫棉和抗虫玉米品种中所含的抗虫基因来自孟山都公司的产品。通过构筑严密的专利池,孟山都公司以其拥有的知识产权在国际市场获取竞争优势,攫取巨额利润,其销售额从2002年的46.73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113.65亿美元,纯利润从2002年的1.29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0.24亿美元[2]。尽管我国对外资进入种业作出了一些限制,但跨国种业巨头凭借技术和资本优势,以知识产权、基因专利等手段对中国种业实行压制,并持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竭力保持和扩大与中国种业的知识鸿沟,以维护其科技先发地位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外资抢滩中国种业的势头十分迅猛,渠道越来越多,手段越来越灵活,严重挤压了国内种子企业的生存空间。中国种业发展面临着品种安全、质量安全、数量安全和行业安全四大问题。前三个问题属于创新问题,与知识产权紧密相关,而行业安全折射的是国际竞争问题。这种竞争,从表面上看是经济实力的竞争,实质上是科技创新能力与知识产权的竞争。面对跨国种业巨头咄咄逼人之势,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种业国际竞争力已成为中国种业发展的迫切要求。

1 世界种子贸易状况与中国种业竞争态势

1.1 世界种子贸易状况

据国际种子联盟(ISF)统计资料显示,1970-1985年世界种子贸易额增长缓慢,仅从8亿美元增长到13.5亿美元,1985年以后开始放量增长,2008年达到72亿美元,增加近60亿美元,年均增长18.8%以上,远高于1970-1985年的年均增长率4.6%。其中2004-2008年的4年间,世界种子贸易额增长27亿美元,占近40年的增长总量的42.2%。由于种子具有商品和物化技术的双重属性,种子贸易不仅仅是简单的有形商品贸易,还具有知识贸易的重要特征。随着农业国际化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世界种子贸易数量还会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潜力巨大的种子市场,同时也是重要的种质资源、种子选育和种子生产国。据国际种子联盟(ISF)统计,2008年全球种子市场销售额为365亿美元,其中美国国内种子市场规模最大,为85亿美元,占全球种子市场份额的23%;其次是中国为40亿美元,约占11%(表1)。

资料来源:国际种子联盟(ISF)。

从表2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争夺世界种子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少数发达国家占据着主导地位。种子出口额居世界前4位的国家为美国、荷兰、法国和德国,出口总额达37.56亿美元,占全球种子贸易额的53.18%。中国的种子出口额为1.13亿美元,占全球种子贸易额的1.6%,进口额为1.36亿美元,约占2%,这意味着在国际种子贸易中中国处于种子净进口状态。中国虽然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种子市场,但在世界种子市场竞争中,得到的国外市场份额少,而失去的国内市场份额多,处于市场竞争的劣势地位[3]。

由于规模大、资金雄厚,跨国公司拥有的各种知识产权,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其他类型企业难以企及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其控制和垄断市场的有力武器。如表3所示,品种权拥有量居前六名的国家分别为美国、日本、荷兰、韩国、澳大利亚、法国,其中美国、荷兰、法国的种子出口额排名分别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位,并且仅此三个国家的种子出口额就占据了世界种子出口市场的半壁江山。显而易见,在种业国际竞争中,谁拥有更多的知识产权,谁就取得了市场的主动权和发展的优先权。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种子联盟(ISF)数据整理。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种子联盟(ISF)和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数据整理。

1.2 中国种业竞争态势

2000年《种子法》颁布实施之后,中国种业开始了市场化进程。种业市场化对革除传统计划经济的弊端,促进中国种子研、产、销、用的结合,促进中国种业与国际市场接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之而来,中国种业集中度快速降低。据统计,目前中国有种子生产资格的企业8700多家,10万多经营代销户,种子年产销在2000万元以上的不到100个,在5000万元以上的只有50个,在1亿元以上的只有20个,企业发展呈现出多、小、乱、杂、散的特点。这种现象与当前国际种业行业集约化、规模化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已成为中国种业当前最大的隐忧。

目前,在中国注册的外资(含合资)种子企业已超过70家,主要从事玉米、棉花、蔬菜和花卉业务。这些跨国公司凭借其先进的科技、雄厚的资本、丰富的国际市场运作经验,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控制了中国高端蔬菜种子50%以上的市场份额,几乎涉及到所有蔬菜作物。国内主要规模化蔬菜生产基地,特别是出口型蔬菜生产基地,国内优势蔬菜品种面临全线失守、全军覆没的困境。跨国公司在基本稳固和控制中国蔬菜和花卉市场之后,最近几年又开始整合、进军中国大田作物种子市场。正大公司推出的正大619、孟山都的迪卡007、先锋公司的先玉335等品种已分别抢占了广西、东北的玉米种子市场。特别是先锋公司的玉米新品种“先玉335”,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击败了“盘踞”在中国东北地区多年的众多国产品种,2009年已占据东北玉米种子40%的市场份额。

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实施本土化和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有的跨国公司直接与中国科研院所合作,低成本攫取中国政府支持多年研究形成的创新成果;有的跨国公司通过成立合资公司或建立试验站的方式广泛搜集中国的种质资源,分离克隆有用的基因并申请专利,企图制约中国技术发展,并通过将产成品投放到中国,达到控制种业市场、攫取暴利的目的。中国种子产业正面临着入世以来最为严峻的安全危机。

2 中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与创新存在的问题

2.1 中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1)植物新品种权。据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最新统计数据,截止2010年12月,农业部受理品种权申请7761件,授权3473件(表4)。自2004年开始,中国植物品种权的年申请量一直保持在国际植物新品种联盟(UPOV)成员国第四位,有效品种权量居UPOV成员国前十名。从申请授权数量来看,国内申请量为7268件,占93.6%,授权量为3409件,占98.1%;来自国外的申请量为493件,占6.4%,授权量为64件,占1.9%,其中,2009-2010年的申请量为220件,占其全部申请总量的44.6%,年均增长22.3%。这说明外资抢占国内植物品种权技术市场份额的速度在加快。从申请领域来看,国内品种权申请主要集中在大田作物上,申请量为6520件,占89.7%,其中,水稻申请2271件,玉米申请2568件,大豆申请315件,棉属申请281件,甘蓝型油菜申请188件;而国外主要针对其具有优势的品种申请保护,荷兰、日本、比利时、西班牙、以色列主要对花卉申请保护,韩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新西兰、南非、英国主要对果树申请保护,法国主要对蔬菜申请保护,美国和德国主要对大田作物申请保护。这与当前外资对我国种业冲击的品种分布完全吻合,充分证明了知识产权是企业角逐市场的利器。从国内申请单位构成来看,国内农业科研院所在植物新品种申请和授权方面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其品种权申请量占国内申请总量的48.3%,授权量占国内授权总量的53.6%,充分体现出科研院所在农业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与2009年相比,中国种子企业品种权的申请和授权量增幅均超过10%,这说明中国种子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创造能力在提高,但与农业科研院所还有较大差距。

资料来源:根据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数据整理。

(2)农业专利。截止到2009年12月,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中国进行的农业专利申请量为78857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为38654件,占申请总量的49%,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为40203件,占申请总量的51%,外观设计专利为0。在中国农作物育种和转基因技术领域申请专利的国家主要有日本、德国、美国、瑞士;其中,国外申请2593件,占52.1%,国内申请2381件,占47.9%。日本的授权量占比高达56.42%,德国为40.48%,中国排名第四,占39.6%。在来自国外的申请中,育种方法专利占35.2%,农业转基因专利占64.8%;而来自国内的专利申请中,育种方法专利占76.7%,农业转基因专利占23.3%(表5),即国内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育种技术方面,而来自国外的专利申请主要集中于农业转基因技术方面,这说明国外在核心技术领域拥有十分显著的竞争优势。这些国家的大型跨国生物技术公司在中国不断地进行农业专利申请,努力开拓中国种业市场,并谋求垄断中国的农业生物技术和种业技术。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3)海外布局情况。“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国外申请知识产权保护是中国种业“走出去”的重要保障。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提高,中国在海外的品种权申请量开始大幅上升。2006年中国在国外的品种权申请量为19件,截止2006年获得他国授权的品种权6件;2008年中国在国外的品种权申请量为109件,增长了近6倍,并且仅此一年获得他国的品种权授权9件。这说明中国育种者已开始重视种业知识产权输出,并积极谋划种业知识产权海外布局。但总体看来,中国在海外申请品种权的数量仍然太少,其中高昂的海外申请费用是阻碍种子企业和个体育种者申请的重要原因。

2.2 中国种业知识产权创新存在的问题

(1)企业创新能力弱,自主创新源动力不足。受历史及体制的局限,种子企业大多自身科研力量薄弱,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先天不足。以水稻和玉米为例,企业科研大都围绕生产上大面积应用的几个核心不育系、自交系反复配组,品种多但突破性品种少,根本不能缓解行业发展参与国际竞争。长此以往,必将危及中国种业乃至农业的稳定与安全。

当前中国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效果尚未充分体现,种子企业自主创新的源动力不足。以水稻为例,在品种权申请中,农业科研单位申请量占比60%,在中国育种领域占主导地位,甚至部分企业申请的品种也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科研院所。2009年中国种子企业中申请水稻新品种保护的还不到200家,而且申请总量仅有463件,在水稻申请主体中占24%。而现在美国的全部杂交种和部分自交作物种子的育种都是由种子公司承担[4]。显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种子企业育种创新的激励与促进作用还有很大差距。

(2)品种遗传基础狭窄,新育成品种多为低水平重复的派生品种。目前国内农作物育种长期停留在对亲本改造的装饰性育种方式上,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原因是品种遗传基础狭窄,种质资源研究和利用水平不高,新育成品种多为低水平重复的派生品种。以水稻为例,根据分子标记测定,中国水稻主产区籼稻品种间的最大遗传相似性达到99.8%,亲缘关系很近,遗传背景非常狭窄,育种工作多是对现有品种的修饰。一些重大的病虫害(如纹枯病)高抗种质及优质专用种质缺乏,种质资源(如农家种、野生种)的发掘利用研究和新种质(基因)的创制等基础性研究严重滞后,已成为制约育种创新突破的主要瓶颈。

(3)产学研严重脱节,产业开发效率低。中国农业科研院所众多,随着近年来财政投入的持续增长,科研经费比较充足。但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与农业生产实际需求脱节的问题并未根本扭转,其评价方式和追求目标也与农业生产应用不尽一致,科研成果多体现为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难以走出实验室。直接以种质创新、原创性品种创新的成果太少。同时,中国种子企业小而全、多而弱,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行业资源内耗严重,产业开发效率低下。

3 中国种业国际竞争力提升方略

3.1 加快种业资源整合,培植中国种业旗舰

种子行业只有进行一次全方位整合和重组,才能培育出具备与国际种业巨头抗衡的企业。政府需要完善和强化管理制度,引导现有企业优化与整合行业资源,促进产业资本集聚,提高种子行业集中度。具体措施包括:(1)提高种子企业准入门槛,营造有利于大型种子企业健康快速成长的环境。鼓励通过市场兼并和重组等手段实现种子企业做大做强,对无法达到种子企业新准入条件的,通过市场手段转型成为大型企业的代理或分支机构。(2)提升大型种业集团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种业研发、生产、营销等资源的有效配置,发挥优势互补、专业化分工协作的长处,提高企业的原始创新与集成创新能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扭转本土企业在应对外资竞争中的被动地位。(3)鼓励国内大型涉农非种子企业投资种子产业,提高种子企业抗风险能力。种子行业受气候、技术、地理环境等多因素的影响,风险极大,新品种研发周期很长,必须要有克服资产盈利性与流动性矛盾的能力。而以国内种子企业当前的实力和条件,尚不能形成稳定的投入与盈利机制,引入风险较低、资产流动性好的大型企业,则可有效规避短期的种子生产和市场风险给企业带来的冲击。(4)鼓励中国种子企业到国外创建或并购国外种子公司,推动中国种子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3.2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种子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法制环境

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种子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1)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为企业投资育种研发提供制度保障。加强对品种知识产权的市场监管,创造一个套牌品种难以存在的外部环境。加强监管制度和能力建设,修订《种子法》的配套《实施条例》及相关法规,明确规定种子管理机构的职能,提高对种子生产和市场的监管经费和能力,加大对市场的监管力度和对违规事件的惩罚力度[5]。(2)健全创新激励机制,吸纳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到育种领域。(3)支持和鼓励国内育种者申请国外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海外布局是实现种子市场海外拓展的前提和保障。国家可通过信息服务和经费补贴等措施,扶持国内育种者申请国外品种权,为中国种业走出国门做好技术储备。

3.3 正确认识跨国种业巨头进入的利弊,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

从短期看,跨国种业巨头抢占中国市场,肯定会造成一批种子企业转型或倒闭,中国种子市场受到挤压是在所难免的,但造成当下局面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种业自身的竞争力不够。因此,中国种业一定要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只有“强身健体”,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抵御外敌”。

技术溢出理论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可以通过示范、传播和竞争等途径对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从而引起当地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资本流动往往搭载着技术、知识、管理、观念、人才、品牌、市场等要素,吸收外资和集成全球优势要素是“一揽子”过程[6]。实践经验表明,外资进入中国种业市场,除去资本逐利本性的目标以外,同样也在服务和推进中国种业及农业发展。并且跨国种业巨头在农作物育种方向上发挥了的特殊“领航”作用,这也是中国种子企业自身难以望其项背的。因此,我们应正确认识跨国种业巨头进入的利弊,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尽快缩小与跨国公司的差距。

3.4 构建和完善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创新体制

针对中国种子企业普遍规模较小、研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较弱的现状,充分利用农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科研能力,实现产学研紧密结合,对于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传统意义上的产学研结合主要停留在短期或单项技术合作上,容易被人事变动等因素所干扰,无法形成长期、紧密、可持续的纽带关系。建议国家和地方加快出台相关政策和引导措施,提升企业在育种创新中的主导作用,推进农业科研院校与种子企业开展实质性、有产权关系的产学研结合,培植和壮大种业科技创新与市场开拓能力,实现科研与市场的直接对接,引导中国种业向集团化、规模化、专业化、国际化方向全面发展。

3.5 加强国外种质资源引进,提高种质资源利用率

中国的国外引种历史悠久,目前栽培的600种作物中约有一半是国外引进的。建议通过对外农业交流与合作项目,搜集中国急需的农作物种质资源,有针对性地进行种质资源交换,改变当前中国育种创新原地踏步的现状,提高作物育种的效率和效果。此外,种子企业可以联合相关权利人组成行业知识产权协会或联盟,加强联盟种子企业间的交流,建立种质资源共享机制,提高种质资源利用率。

3.6 提高创新成果产业化可能实现的规模和市场价值

由于作物新品种研发时间长、成本高,作物育种创新成果应用定位于全球,能够充分发掘成果的使用价值,扩大应用范围,提高商业价值,反过来又能促进育种创新,增强持续创新能力。因此,中国种子企业应积极拓展外部空间,提高创新成果产业化可能实现的规模和市场价值[7]。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农业发展上的成功对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以及非洲各国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特别是水稻、玉米、蔬菜等农业技术的整体比较优势明显,技术适应性强。同时,通过开拓国际市场,既可以避免国内市场的过度竞争,还可以发展壮大中国种子行业的总体规模。

参考文献

[1]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

[2]唐浩,李军民.世界种业发展模式经验借鉴[J].世界农业,2010(5):5-8.

[3]王学君,宋敏.国际化背景下中国种业国际竞争力分析[J].中国种业,2009(2):5-9.

[4]汪学军.中美农业科技发展模式比较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0(8):52-56.

[5]黄季焜.政策护航种企做大做强[N].人民日报,2010-08-15(6).

[6]惠恩才.利用FDI发展中国现代农业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0(7):8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