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翻译

鲁迅与翻译（精选12篇）

鲁迅与翻译 篇1

削鼻剜眼与异国情调-鲁迅翻译策略选择的新视角

根据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理论目的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在这一行为的过程中,译者面临很多的选择.其中翻译策略的选择是头等大事,对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策略的争论,一直是中西翻译史上的焦点.鲁迅先生为了达到他翻译的目的,坚持在翻译中尽量保持原文的”洋气“,使译文具有”异国情调“,为此,他选择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正如他说的,”凡是翻译,只能改换它的衣服,却不该削低它的鼻子,剜掉它的眼睛."

作 者：王小兵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兰州,730070刊 名：甘肃高师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GANSU NORMAL COLLEGES年，卷(期)：200712(1)分类号：G0关键词：目的论 翻译策略 归化 异化

鲁迅与翻译 篇2

1.“中间物”思想——鲁迅生命价值的言说

鲁迅“中间物”的哲学思想折射出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鲁迅认为“……以为一切事物, 在转变中, 总是有多少中间物的;……或者简直可以说, 在进化的链子上, 一切都是中间物”。[1]P302“中间物”哲学观的核心是“一切事物都并非圆满, 而是处在动态的‘中间’的, 不断趋向于‘圆满’的变化过程”。[2]P36在这个过程中, “中间物”充当链接过去与未来的“不三不四的作者”, 发挥承上启下作用。它们的最终结局是“和光阴偕逝, 逐渐消亡”。[1]P302“中间物”哲学生命观暗示了鲁迅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中间物”角色的自我定位。他的翻译也是社会文化“进化链子”上用来“沟通中西文化”[2]P44的“中间物”。在鲁迅看来, 在事物发展进化和转变过程中, 终极圆满的“目标”和“范本”是不存在的, 人类只能去追求和靠近这些“目标”和“范本”, 却永远无法到达和企及。“一切都是中间物”是鲁迅对于自身存在价值的叙述。鲁迅像“盗火的普罗米修斯”, 从别国“窃”来先进的思想观念, 引进“异域文术新宗”[5]P6, 来揭示国民的弱点, 医治中国人的病, 从而实现国民性的“转变”。这是鲁迅翻译精神的本质追求, 体现了鲁迅翻译的工具理性和对翻译的价值诉求。

2. 高度杂合的译文——“中间物”翻译思想的必然结果

译文杂合指“译文中既有大量译入语语言、文化、文学的成分, 也有一些来自原语语言、文化、文学的异质性成分, 二者有机地混杂在译文之中, 使得译文既明显有别于原文, 也与译入语文学中现有的作品有所不同……”。[3]P57译文杂合包括语言、文化和文学三方面, 但主要体现为语言的杂合。音译词汇、带有“异域”风格的语句以及根据原文词汇含义生造的词语结构等均为语言杂合。由于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 在保持内容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4]P1因而, 杂合, 尤其是语言杂合在翻译中不可避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往往体现了译者的翻译诉求, 即翻译指导思想和翻译目的。而翻译策略直接影响和决定了译文的杂合度。因而, 译文的杂合度可以间接地映照出译者的翻译诉求。

鲁迅把自己的创作和翻译看作是“中间物”, 是“进化链条”上的“链子”, 是“桥梁”, 是“精神粮食的搬运工”, 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这种“中间物”翻译思想外化为通过翻译来“别求新声于异邦”, 将外国文学中有价值的精华“拿来”, 对照自身落后的文化和价值体系进行深刻反省和批判, 促使其“转变”, 使之“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 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6]P57为达到这个目的, “直译”, 甚至“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的“硬译”是鲁迅主要的翻译策略, 用以“竭力保存原书的口吻”, [5]P109最大限度保留原文的异质性表达和文化意象。鲁迅的译文陌生化程度很高, 体现出高度杂合的特点。高度杂合的译文彰显了鲁迅对翻译作为“中间物”的价值诉求。

3. 高度杂合的译文—输入新内容的“中间物”

清末民初, 追求新思想与固步自封的旧思想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激烈的交锋。“用民主取代专制, 用科学化解愚昧, 用‘蛮性’冲击惰性”[7]P149是当时先进文艺知识分子奋力追求的目标, 鲁迅也不例外。他尖锐地指出, “中国在今, 内密既发, 四邻竞集而迫拶, 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夫安弱守雌, 笃于旧习, 固无以争存于天下”。[6]P57要“转移性情, 改造社会”, 实现国民性的“转变”, 达到“开启民智”“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5]P50的目的必须通过“绍介国外思潮, 翻译世界名作”“搬运精神的粮食”这些“新的内容”。[8]P278鲁迅毕生追求的事业就是利用“绍介”和“翻译”来“立人”, 最终实现“立国”的梦想, 也是鲁迅的生命价值追求。在这生命价值的叙述中, “国外思潮”“世界名作”和“精神的粮食”是作为“桥梁”, “进化链上的链子”和“中间物”形态出现的。

在翻译介绍外国作品, “输入新的内容”时, 鲁迅谈到采用的翻译策略时, 常常用“直译”、“硬译”。比如, “在我, 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 只有‘束手’这一条路”。[5]P176“文句大概是直译的, 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5]P95“但自省译文, 这回也还是‘硬译’”。[9]P264“直译”和“硬译”的译文因保留了大量的异质性成分而呈现出高度杂合化特征。这种高度杂合化的译文目的在于“原不过想一部分读者知道或古或今有这样的事或这样的人, 思想, 言论;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南针。”虽然, 鲁迅自己也知道这种硬译的译文不是“尽如人意的文章”, 但因为“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 或者有些有益”, 于是“变会开手来移译……”, [5]P138言辞中透露出的“中间物”翻译思想显而易见。尽管高度杂合化的译文晦涩, 难解, 但其“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 放在青年们的周围”的“中间物”意义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4. 高度杂合化的译文—输入新的表现法的“中间物”

“输入新的表现法”也是鲁迅的翻译目的之一。鲁迅的翻译风格和策略从《域外小说集》开始明确从“意译”转向了“直译”甚至是“硬译”。这种“宁信而不顺”的欧化翻译策略在译文中保持了原文的句法结构、口吻和语句词序等异质性成分, 使得译文艰涩难懂, 甚至“诘屈聱牙”, 与他流畅易懂的创作作品形成鲜明的对比。即使与同时代其他译者的译作相比, 鲁迅的译文也显得晦涩难懂, 呈现出高度杂合化特征。这中高度杂合化特征体现了鲁迅的“中间物”翻译思想。鲁迅认为“中国的文或话, 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 ......这语法的不精密, 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要医这病, 我以为只好......装进异样的句法去, 古的, 外省的, 外府的, 外国的, 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10]P276这些高度杂合化的译文是鲁迅实现自己改造中文文法的目的的“中间物”手段和策略。在翻译中, 鲁迅秉承“中间物”的翻译思想, 在“硬译”原文时, 不仅有意识地保留原文的词句结构和语句顺序, 甚至还故意根据原文意思生造词语来提高译文的杂合度, 以丰富汉语的表达法。比如, 在《工人绥惠略夫》中有一句骂人的话, 鲁迅没有译作“他妈的!”而是有意译成“我用过你们的娘!”。[11]P283

再如, 果戈理的《死魂灵》中有一句:

主妇——她有血乳交融似的鲜活的脸色, 美如上帝的晴天, 她和柏拉图诺夫就象两个蛋, 所不同的只是她没有他那么衰弱和昏沉, 却总是快活, 爱说话。[13]P471

这句话里“上帝的晴天”是个欧化又难以理解的措辞, 系“божийдень”的“硬译”。汉语里没有“上帝的晴天”这类说法, 读者对“上帝的晴天”具体含义也难以理解。而“походилакакдвекапли”意为“一模一样, 就像海里的两滴水”, 但鲁迅却舍弃为国人所熟知的表述方式而故意译成“就象两个蛋”这种明显有异于中文表达方式的措辞。这些故意为之的高度杂合化的表达方式和措辞折射出了鲁迅希望通过翻译来“输入新的表现法”达到“丰富汉语表达法”的“中间物”翻译思想。在译文中装进许多“古的, 外省的, 外府的, 外国的”“异样的句法”的“硬译”翻译策略造成了鲁迅译文的“艰涩”和难以理解, 甚至受到当时主流翻译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否定, 甚至被认为是“死译”。但是这种“拙涩”的译文, 却是“很有意义的处所”。[5]P95这个“有意义的处所”之一就是“输入新的表现法”, 这是鲁迅高度杂合化译文的价值存在与皈依, 是实现鲁迅“中间物”翻译思想的工具。杂合化的译文是鲁迅实现其“立人”、“立国”的人生价值诉求的“中间物”。

结语

鲁迅与茅盾互任翻译 篇3

鲁迅自定居上海后，与比自己小15岁的茅盾结成了莫逆之交，他们常常互任翻译。

当茅盾会见日本友人或日本杂志社来信约他撰稿时，鲁迅总是热情地担任翻译。茅盾或他的家人患病时，鲁迅就陪他们到福田诊所或须藤医生那里看病，由他译话。

鲁迅不懂英语，会见用英语的外国朋友，他就请茅盾做翻译。如，史沫特莱有事找鲁迅，茅盾就任翻译。史沫特莱曾应鲁迅之请，用英文给鲁迅翻印的《珂勒惠支木刻集》写序言，就是由茅盾译成中文后交给鲁迅的。与伊罗生来往，也由茅盾当译员。伊罗生，美国人，1930年到中国，任上海两家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和《大陆报》记者，1932年创办英文刊物《中国论坛》。他和史沫特莱一样，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1936年5月底，鲁迅的病情日益恶化，史沫特莱请他的朋友、当时在上海行医的美国肺病专家D医生为鲁迅诊断。为了不让鲁迅自己知道病情的严重，决定用英语诊断，由茅盾担任翻译。他把许广平介绍的鲁迅病史及治疗经过译成英语，然后由D医生仔细为鲁迅听诊检查。约摸二十分钟后，D医生用英语对史沫特莱及茅盾说：“病情很严重，恐怕过不了年。”史沫特莱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鲁迅虽然听不懂医生的诊断，但见到史沫特莱在流泪，就意识到自己的病势不轻。

鲁迅与翻译 篇4

从归化到异化-目的论在鲁迅翻译策略转变中的作用

鲁迅先生的翻译实践,表现出明显的前期归化、后期异化的倾向.本文从目的论的`角度探讨了鲁迅先生翻译策略变化的原因,认为他的翻译同他的创作一样,都是为推动社会进步服务的.理解鲁迅的翻译作品,不应该只将目光局限在他的译作本身,而应放大到他对新知的诉求和对变革的渴望的更大的文学和社会运动中去.不应仅从技术的层面去看待鲁迅的翻译,因为鲁迅倡导直译,实则是在倡导一次旨在涤荡国人陈腐思想、打开民众局限视野的伟大的启蒙运动.

作 者：董飞 作者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09刊 名：科教导刊英文刊名：THE GUIDE OF SCIENCE & EDUCATION年，卷(期)：2009“”(15)分类号：H315.9关键词：鲁迅 归化 异化 目的论

鲁迅与胡适闲话 篇5

闲话一则

中国话讲叫“假设”，英语中讲“虚拟语气”，我们翻译外国语时总会显得浪漫一些，其实一样的道理，即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并且这种不可能是确定的`。

今姑且假定，姑且虚拟一回，鲁迅与胡适生活于如今的年代会怎么样。妻与我对两人的评价大相径庭，其实诸位可以想见，他们两人谁更讨女人欢欣一点，至于两人的文化造诣比较，更莫衷一是。以下谨代表我自己。

鲁迅为方，胡适为圆;鲁迅为诤，胡适为恬;鲁迅耿介，胡适温婉。

是故。

鲁迅曰：“当今世，孰可忍，孰不可忍”?

胡适曰：“改良为本，其他莫谈”。

鲁迅曰：“当今世，民不可欺，官不可滥”

胡适曰：“精英治世，理所当然”，

鲁迅曰：“贫不聊生，富可敌国，此何人间?”

胡适曰：“世有等级，资有固权”，

鲁迅曰：“莫忍封建，我意坚决!”

胡适曰：“母命难违，不碍曲径花畔。”

鲁迅曰：“沸腾民怨，谁知谁煎?”

胡适曰：“皇恩浩荡，且待我奔走斡旋”

由此，鲁迅为官宦眼中之钉，巨贾肉中之刺，心患于其间;而胡适为座上之宾，堂中之客，游刃乎诸端。

一日，鲁、胡二人相遇，皆因某城管于北大门前，清理报亭书馆。

鲁曰：“适之怎么看?”

胡曰：“树兄怎断?”

哈哈一笑，彼此抱拳。

鲁曰：“城管野蛮，小贩亦烦。”话毕，左右皆烦，颇不待见。

适曰：“城管执法，本为职权;小贩设摊，亦属维艰。我之意见，双方各自退半，摆摊自监，城管稍谦，此乃改良之端。”两方皆大欢喜，众觉亦然。

故，设想，若果于今世存焉，鲁迅呐喊，适之谋断。

鲁迅与果戈理 篇6

内容摘要：1918 年 5 月，鲁迅先生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真正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而早在 1835 年果戈理就已发表过同名小说。德国大诗人歌德曾说：“各门艺术都有一种源流关系，每逢看到一位大师，你总可以看出他吸收了前人的精华，就是这种精华培育出他的伟大。” 鲁迅先生在谈到对果戈理的借鉴时曾经指出:“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

1835年,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发表了著名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1918年,中国鲁迅的同名小说问世,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纪元。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去看这两篇小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们及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位置。

一、两个狂人有着不同的深层含义

果戈理笔下的狂人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典型, 是一个九品文官的小九品, 因为官职卑微而没有权利去爱其上司的女儿, 所以忧郁致狂。他的狂, 缘自官场上的大人物对他的轻蔑。

鲁迅《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 虽然也被诬蔑为疯子, 其实是一位反封建的战士, 是一位“ 五四”运动前夜黑暗大牢里率先觉醒的叛逆者的形象。他向封建主义发起猛烈的进攻, 对家族制度和吃人的礼教作了全盘的否定和彻底地批判。

二、狮子狗与赵家的狗 在两篇《狂人日记》中间，都出现了“狗”的意象。果戈理笔 下的狗有了好听的名字“美琪”，可以和人一样讲话、通信，被赋 予了足够的人性特征。鲁迅先生的小说中，“赵家的狗”共出现了四次，分别是“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以及“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

两篇小说都采用了以狗喻人的手法, 这当然是对封建奴才辛辣的讽刺和极端的鄙夷。果戈理借它来比喻卑驯的奴才、封建帮闲。这种狗, 媚态可掬, 奴性十足, 仰主人的鼻息，果戈理对狗仗人势、人狗同流合污的丑恶现实只停留在讽刺、嘲笑和揭露上, 而不想更没有付诸行动将这种社会怪胎彻底根除。在鲁迅的小说中, 曾经三次出场的赵贵翁的狗也不能简单视为畜类之狗, 而是隐喻嗜血成性的封建地主阶级的走狗帮凶。通过狂人的眼睛对狗的观察, 揭露了吃人者笑里藏刀的阴险狡诈!

三、结尾的哀鸣与呐喊

两篇小说都在结尾处点明了主题, 都喊出了“ 救救孩子” 的声音, 乍看似乎相同, 确实形同质异。果戈理所写的是一个单恋上司女儿的小官吏个人的悲剧, 所呼喊的是“: ———妈呀!可怜可怜患病的孩子吧!……”虽然果戈理笔下发出的也是被虐待者求救的呼声, 但却是可怜兮兮的哀鸣。他所倾诉的只是个人的痛苦和哀怨, 格调低沉。鲁迅的《 狂人日记》所控诉的是阶级压迫的社会悲剧。他发出的“ 救救孩子”的呼喊是直接面向社会的, 是为了拯救青少年, 使他们摆脱封建礼教的毒害和束缚而表现出来的对青年一代的热切关怀。这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战斗呐喊!鲁迅的《狂人日记》借鉴了果戈理同名作品的许多有益的方面,但又有创新。时代、个人经历、文化传统等各方面的因素决定了这两篇作品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作品。从整体上看,鲁迅借鉴了果戈理《狂人日记》的许多地方,如日记体的格式、篇名等等,但鲁迅又有创新。从根本上看,鲁迅的《狂人日记》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从历史到现实,都是中国的;主题意蕴、人物形象、狂人与其周围人的心态,都是纯中国的;所用的白话语言也是接近当时中国人的口语的。因此,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一篇民族化的、“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

参考文献：

《比较文学》陈惇 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4，“意象背后的心理真实” ——鲁迅、果戈理同名小说《狂人日记》比较

姚怡婷

南京师范大学强化院

2011年三月刊

鲁迅与果戈理同名小说《狂人日记》比较研究 [J] 张雪花《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02期.鲁迅与果戈理《狂人日记》之比较[J]

王一玫

鲁迅的翻译地位之反思和归位 篇7

从过去热捧鲁迅, 让他的文章遍布在语文课本之中, 到现在冷落鲁迅, 把他的文章从课本中拿掉, 这都说明, 最知名的人物也是人们最不理解的人物。原因是大家最不愿意独立思考, 最愿意接受过去的政治宣传机构给他贴的标签。这个标签上写道:“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陈丹青先生对鲁迅的研究颇为深刻, 他说:“鲁迅与好几位左翼小青年从亲昵到绝交, 但与国民党军政界或右翼小朋友反倒未有闹翻的记载。鲁迅的外国友人, 非左非右, 并没有政治色彩。教科书‘对鲁迅的评价’和‘真正的鲁迅’的历史, 实在不是一回事。”

陈丹青继续说, “鲁迅, 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危险者。任何政客都不是异端, 而他是天生的异端, 他具有异端的两大特征:一, 不苟同。二, 大慈悲。不苟同是说, 对任何新党旧政, 都有着不同的意见。大慈悲, 是说, 见不得人杀人。他试图摆脱死亡被赋予的一切诗意, 直面死亡……异端是什么?不是唱反调、不是出偏锋, 不是走极端, 要我说, 异端的特质, 是不苟同, 是大慈悲──鲁迅的不苟同, 是不管旧朝新政、左右中间, 他都有不同的说法和立场, 而教科书单捡他左倾的言论;鲁迅的大慈悲, 说白了, 就是看不得人杀人, 而教科书单说他死难的朋友都是大烈士。鲁迅对历届政权从希冀、失望而绝望, 从欢欣、参与而背弃, 就因为他是异端。而鲁迅的大诚恳, 是他能超越不苟同与大慈悲, 时常成为他自己的异端。”[1]

陈丹青又说:“大家不要忘记:直到今天, 鲁迅仍然是个危险的人物。”[2]因此有人说, 如果鲁迅活在五十年代会不会当了右派?活在现在又当如何呢?最近, 鲁迅的一些文章从教科书中删掉了。萧让先生写文章说, 鲁迅滚蛋了, 他笔下“被批评”的人物欢呼雀跃了。鲁迅之所以滚蛋, 是因为当今的和谐社会不需要“投枪和匕首”, 而需要赞歌、脂粉、麻药。[3]

而陈丹青却继续说道:“假如鲁迅精神指的是怀疑、批评和抗争, 那么, 这种精神不但丝毫没有被继承, 而且被空前成功地铲除了。我不主张继承这种精神, 因为谁也继承不了、继承不起, 除非你有两条以上的性命, 或者, 除非你是鲁迅同时代的人。最稳妥的办法是取鲁迅精神的反面:沉默、归顺、奴化, 以至奴化得珠圆玉润。”[4]

面对历史上这样那样的解析鲁迅, 其实都只是太偏重于把鲁迅看作是“匕首”和“投枪”。如果发现可以使用这“匕首”和“投枪”去打击对手, 就大力地歌颂他。后来发现“匕首”和“投枪”可能会伤着自己, 就要将他冷藏起来。陈丹青的研究很深入、很有价值, 但这只是针对“匕首”和“投枪”所给予的反向解释。

其实, 鲁迅的真正身份应该是“文学家和翻译家”。他既不是“匕首”和“投枪”, 也不是“思想家和革命家”。因为中国人不能理解文学家的本质、责任和价值, 因此就理解不了鲁迅。文学家的本质就是对人类的责任心和良心, 他是中立的, 他是独立的。他和人交朋友是出于这两个心, 他批判别人也是出于这两个心。但是, 社会和党派学家们说, 你要为我们做文化枪手!呜呼!鲁迅做不到, 于是他就病死了。

鲁迅的翻译贡献和翻译理论的解析

九十多年来, 鲁迅似乎一直是推不倒的圣人, 是个永远的旗手, 因为总是有许多人在不了解鲁迅的情况下, 愿意发表他们的捍卫、溢美之词。我们都读过他的几篇文章, 但编者已将定论告诉给我们, 说他“伟大”。人们转而推理说他的一切都伟大, 因此他的翻译理论就在多种翻译教材中被称赞。比如, 张培基等人说:“鲁迅是翻译工作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鲁迅对翻译标准的主要观点是:‘凡是翻译, 必须兼顾着两面, 一当然力求易解, 二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鲁迅竭力反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 ……而提出‘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5]庄绎传先生在宣传介绍鲁迅的翻译理论时, 说:“鲁迅对翻译工作的态度是极其严肃认真的。”[6]

遗憾的是, 吹捧者可能都没认真研究过他的译作。现举一例分析一下在翻译时的思考深度问题。匈牙利诗人裴多菲有几句短诗在中国的传播盛广, 由年轻的革命者白莽所翻译。有故事说, 白莽很崇拜鲁迅, 去拜见过鲁迅却没见到, 后来年纪轻轻的却英勇就义了。诗曰: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几十年来, 大家都只管蒙着脑袋去背, 却不知此诗写得非常不合情理, 当然也极可能是翻译得不合理。按照唯物论的思想, 因为有这个物质身体在, 你才可以去“爱”或者“恨”。先有身体, 才能表现“爱”。所以, 身体应该比“爱”重要, 比“爱”值钱。没有了身体, 一切皆无, 什么也表现不了。因此古人才说“人命关天”, 而不会说“爱情关天”、“自由关天”。可裴多菲先生的意思却是说, 自由第一, 爱情第二, 生命第三。这是对生命过程的极大误解, 是那种以死为乐的生活哲学, 却完全违背了生命的过程。因此, 符合逻辑的、符合人类生存方式的说法应是:

爱情诚可贵, 生命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执著都要抛。

这样一来, 当你把一切执著, 包括对爱情、自由等的执著都抛弃掉了, 你的心才能真正自由了。内心没有执著就算是真正自由了。内心自由了, 那么此时身在何处又何妨呢?

我们不能得知原诗是否是这样写的。若原诗如此, 它就没有翻译推介给中国人的必要和价值了, 译者就应该放弃翻译。若原诗是符合逻辑的, 是符合人生哲理的, 译者就应该按照原诗的本意去翻译。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翻译时, 译者所应具有的知识是非常丰富的才行, 这是认真翻译的前提。

所以, 白莽之错译说明, 白莽的时代是鲁迅的同一时代, 那是个译文混乱的、翻译拓荒的时代。因此, 对于这个严肃文化的传播方面, 我们后人对他们不应过多批判、不应过多奢求, 因为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严重的局限性, 但我们也不应该随意盲从他们的译文和翻译理论。

鲁迅的翻译价值评判

在目前赞誉鲁迅的翻译贡献的气氛下, 笔者运用反思的方式求证一下鲁迅译文的价值, 从而使鲁迅先生回归到他应有的地位上去。

第一个反思:据鲁迅专家称, 鲁迅“留下1000多万字”。假如他25岁时做文字工作, 55岁去世, 一生写了30年。于是, 平均一年他需写作或翻译33万多字, 平均每天须写下913字。如此的多产, 这可能吗?文字有无思想、有无分量?一个人是否伟大和他留下来的文字质量有直接关系, 而和数量没有一点关系。鲁迅果真“伟大”, 他真是只需写下一本书, 至多几本书就够了。一个大人物在一生中所拥有最精髓的思想, 真的是写在一本书里就够了。字数越多, 水分就越多;炫耀字数, 就等于是在贬值他。

第二个反思:如果《鲁迅翻译文集》出版问世, 就无须专家替读者背书了。读者可以直接从译作中得到对鲁迅翻译水平的认识。此处摘选鲁迅翻译的荷兰作家望·蔼覃之《小约翰》中的片段, 供读者品味。

“蓝的是宽大的水面, 直到远处的地平线, 在太阳下, 却有一条狭的线发着光, 闪出通红的晃耀。一条长的白的飞沫的边镶着海面, 宛如黄鼬皮上镶了蓝色的天鹅绒。地平线上分出一条柔和的, 天和水的奇异的界线。这像是一个奇迹:直的, 且是弯的, 截然的, 且是游移的, 分明的, 且是不可捉摸的。这有如漫长而梦幻地响着的琴声, 似乎绕缭着, 然而是消歇的。

于是小约翰坐在沙阜边上眺望———长久地不动地沉默着眺望———一直到他仿佛应该死, 仿佛这宇宙的大的黄金的门庄严地开开了, 而且仿佛他的小小的灵魂, 径飘向无穷的最初的光线去。一直到从他那圆睁的眼里涌出的人世的泪, 幕住了美丽的太阳, 并且使那天和地的豪华, 回向那暗淡的, 颤动的黄昏里……”

鲁迅的译作我们难得一见, 但他的创作风格我们还是印象深刻的, 他很喜欢使用短句。

所以, 单看这段译文, 若是当作中国文人之作品来看, 还是比较不错的。然而译文的质量好坏, 首先是要看它和原文的风格寓意是否相符合。但是我们这里无法看到原作, 无法将原作拿来比较, 这里只能是提出几点疑问。

其一, 鲁迅的翻译原则是“宁信而不顺”, 这段文字很像是迎合了他的翻译原则。他像是被“归化”成为了标准的鲁迅的写作风格:即短句多。但是欧美作家的句子很长, 或长短句子交互使用。所以他的译文似乎是改变了原作的风格。若他的写作风格和译文风格相似, 这当然是很不妙的。不同外国作家的写作风格、修辞风格是相当不同的, 如果鲁迅的很多译文的风格相似, 这当然也是不妙的。

其二, 读起来很难读懂。什么是“一条狭的线”、“晃耀”、“有如漫长”、“绕缭着”、“消歇的”、“幕住了”呢?这些词语是否是译自原文?在写作中, 鲁迅的语言无须完全符合普通话的标准, 加上江浙方言也未尝不可。反正那时全国也没有统一普通话的使用标准。正如陕西作家贾平凹在其作品中夹杂有许多陕西方言用语一样, 这都是写作中的正常现象, 但在翻译中, 这样做就不行了, 他需要用标准的汉语来表达原作的意思和风格。

其三, 句子“仿佛这宇宙的大的黄金的门庄严地开开了”中有两点疑问。一是“开开”太口语话了, 应该使用“打开”。二是“宇宙的大的黄金的门”用了三个“的”是多余的, 而且意思难于理解。若根据基督教的文化背景, 它应该是指“天国的黄金大门”。

小结

本文认真讨论了鲁迅的翻译贡献、价值和地位, 就是希望澄清、恢复和还原他作为作家和翻译家的本来面目。如果大家理解了作家应该具有的为人和品行, 也就理解了鲁迅作为作家和翻译家的为人和品行。

参考文献

[1][2][4]陈丹青.鲁迅与死亡 (在上海交大的演讲) [Z].21CN论坛, 2006, 10, 19.[1][2][4]陈丹青.鲁迅与死亡 (在上海交大的演讲) [Z].21CN论坛, 2006, 10, 19.

[3]萧让.鲁迅滚蛋了, 他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Z].人民网, 2009, 8, 18.[3]萧让.鲁迅滚蛋了, 他笔下的人物欢呼雀跃[Z].人民网, 2009, 8, 18.

[5]张培基等.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4-5.[5]张培基等.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4-5.

鲁迅和韦努蒂异化翻译观比较 篇8

关键词：异化 信 后殖民

归化/异化这一术语直接来源于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施莱尔马赫基于德国的阐释学之上，指出：“有两种翻译方法：译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前一种方法即是“异化”，后一种即“归化”。异化的翻译，目的是尽量保留源出语的语言与文化特点，通过异化的译文让读者了解异国风情、异国的先进文化和异国语言的特点，以丰富本民族语言的表达法，补充本民族文化之不足。鲁迅和韦努蒂是中西方译界提倡异化翻译观的重要人物。本文将对他们的异化翻译观作个梳理

比较。

一、鲁迅“宁信而不顺”的异化翻译观

鲁迅是中国异化翻译观的先驱。他的异化观本质上是语言上的异化，“宁信而不顺”是其集中的体现。在鲁迅翻译活动的初期可以看出其翻译思想还深受晚清译风的影响，没有异化的影子。晚清时期，统治阶级“师夷长技以制夷”策略的提出,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翻译西方自然科学技术知识。

林纾虽然不懂外文,但与人合作共翻译了外国文学作品180多种。他文笔优美、流畅,落笔如飞。而且他翻译中的随意删增与改写也成为当时翻译的潮流。鲁迅早期对林纾的翻译非常着迷，一有林纾的译本，鲁迅必将其买下。但后来在翻译了《域外小说集》后鲁迅的翻译思想有了转变。他说,“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实际上，就林纾的译文而言, 他用文言文进行翻译,但严格地看,他的译文又并不是纯粹的“古文”，而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显然因为汉语表达方式的不够用，林纾“译文里有相当的‘欧化’成分。好些字法、句法简直不像不懂外文的古文家的‘笔达’，倒很像懂得外文而不甚通中文的人的狠翻猛译”。因此林纾的翻译已开始有 “异化”的痕迹。

鲁迅认为只有有了“信”，国人才能接受到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只有接受到了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国人才能将其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对比，进而知道自己的文化劣势所在，从而达到疗治中国文化顽疾的目的。如果翻译失去了“信”，国人接受来的外国文化则如同假货一样，不但对中国的文化肌体没有好处，反而会带来危害。

鲁迅主张在翻译中容忍“不顺”，并非是因为语言能力不足而采取的一种消极办法，而是一种积极的主张。鲁迅指出，不顺的翻译“其实也还是一种进攻”。“进攻”的意思是，通过“不顺”的翻译，积极主动地接受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目的。当然，“宁信而不顺”并非不要顺。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 “题未定草”中所说的：“凡是翻译，必须兼顾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持原作的丰姿。”可见，只是在两者不可兼得之时，才宁取信而舍顺。因此，“宁信而不顺”是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它是鲁迅通过翻译借鉴外国文化的一种理性的策略，其目的是要吸收外国语言表达方式及先进文化。但这种策略是在当时是有限的。

二、韦努蒂后殖民语境下的异化翻译观

施莱尔马赫归化/异化的划分对韦努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不同的是，韦努蒂将异化/归化置身于后殖民的语境下来研究, 提出归化翻译是帝国主义殖民和征服的共谋，是文化霸权主义的表现。他指出英国和英语的价值标准，在战后形成了全球性的优势，从而更加确定了英美国家主义文化的语境。这种语境只接受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英美文化的意识形态的外语文本。这样一种背景使得弱式文化只得听从英美文化的摆弄，目的语主流文化价值观取代了译入语文化价值观，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被掩盖。为此韦努蒂根据解构主义的思想提出异化翻译的策略，将异化翻译定义为：那种保留原文异国情调、故意打破目标语规约的翻译。通过异化翻译韦努蒂认为可以体现他者的声音，抵抗英美主流语言文化价值观对他者话语的侵蚀，让英美读者见识乃至接受他者的价值观。因此异化翻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抵抗式翻译，此外，韦努蒂还认为古语化翻译策略是异化翻译的重要方面。异化翻译可以有两种形式，选材的异化和翻译语言的异化。即：选择在目标语文化中处于边缘的原文，用正统话语（如透明的话语）来翻译它；或选择在目标语文化中属于正统的原文，但却用边缘话语（如古语）来翻译。同鲁迅相似的是，韦努蒂也认为异化只是一种取向，并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绝对化的概念，异化翻译中会有归化，反之

亦然。

三、两人异化观差异

纪念鲁迅与屈原 篇9

纪念屈原，学习屈原

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人民习惯所称的端午节；这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民族传统节日。又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投江殉国的日子。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屈原的政治主张虽然遭到奴隶主贵族集团的破坏，未能在楚国实现，公园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挥军南下，攻破了郢都。最后屈原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怀大石投汨罗江自尽，但他的诗篇“离骚”，“天问”等，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他关心的永远是“世间事”——楚地的安危，人民的冷暖。于是他将自己置入了一个最痛苦的境界：遭贬谪却心忧朝政，处一隅而胸怀天下。他耳边萦绕的不是松涛飞泉，而是农人的哀号，他眼前浮现的不是明月花径，而是强秦的觑视和朝廷不思安危的宴饮戏笑，他的心流血，然而他从没想过拯救自己。这样一个屈原，用血书写，书写他自己——一个热烈高洁的灵魂。

屈原是我国战国时期出现的一位张扬着改革的理想，闪耀着人格光芒，高举着爱国旗帜的历史伟人，同时他又是一位奔涌着热血般的热情，奔涌着热血般的激情，幻化着斑斓的色彩，创造着壮丽意境的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学习屈原，学习楚辞，是为了继承民族的优秀传统，是为了弘扬民族的先进文化，从而铸造我们国民的人文精神，推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们为拥有屈原而骄傲，我们为拥有楚辞而自豪。我们思考着，我们前进着，我想这就是我们学习屈原的意义，谢谢大家。

鲁迅与《孔乙己》 篇10

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篇幅不长，在不足3000字的篇幅内，鲁迅不仅塑造了孔乙己这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且特别深刻地揭示了造成孔乙己悲惨结局的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孔乙己是鲁迅笔下旧知识分子形象的一个代表。有人说，这些人所代表的一些势力，在鲁迅的心中并没有占主要的位置。他只是在有心情的时候，顺便写了一些而已。的确，这些都是因循守旧，看不惯新的事物，总是喜欢在过去的世界里思考问题的人物的代表。鲁迅通常用轻快和嘲讽的语气来写这类小说。但《孔乙己》作为鲁迅先生自己“最喜欢的小说”，是他在五四运动的前夜继《狂人日记》之后发表的第二篇白话小说。我认为，《孔乙己》写得凝练精粹，是一篇艺术精品。无论是从写作手法上讲，还是从人物形象看，抑或是语言艺术都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我想就这两方面略谈一二。

一、写作手法：以“喜”写“悲”

古人有言，以乐写哀，哀更显哀。同理，以喜写悲，也更显其悲。《孔乙己》一文的始末一“笑”贯穿，作者把“笑声”与孔乙己的悲惨紧密结合，孔乙己在人们的笑声中出场，在人们的哄笑中演出，又在人们的笑声中退场，走向死亡。小说巧妙地将悲剧性的内容在喜剧性的氛围中展开。

小说的开头说，“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记得。”孔乙己还没有出场，我们就从中知道，孔乙己之所以被人们记得，之所以存在，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他是笑料，能为人们枯燥单调无聊苦闷的生活增添一点乐子。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孔乙己一出场，就让人忍俊不禁。从前文中我们知道，下层劳动人民的“短衣帮”是靠柜台外面“站着”喝酒的，上层地主阶级的“贵人”是“坐喝”的。孔乙己一亮相就以穿着和喝酒方式显示了他特殊的身份和与众不同。他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与“短衣帮”是一样的，可他偏又不肯脱下标志着知识分子的“长衫”，死要面子，硬摆“读书人”的架子，羡慕上层阶级，歧视劳动人民，这使得他与周围的人孤立起来，因而成为他们取笑的对象。作者通过对他身份、肖像、穿着、语言以及绰号的描写，展现了他现实处境与思想意识的矛盾、可笑。孔乙己是在笑声中登场的。

生活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理想世界中的孔乙己，在现实社会中与周围处境是对立着的。故孔乙己一到酒店，所有喝酒的人都会取笑他。“被取笑”其实是他的家常便饭，他会置之不理。但对于有伤“读书人”“清白”的话，他会极力争辩，甚至用“窃” 来为自己的“偷”开脱罪责。至于“君子固穷”之类的话，纯粹是精神胜利法。这种自欺欺人又执迷不悟的辩白，只能引起众人的哄笑。

再者，“落第”是孔乙己最痛的伤疤，讳莫如深。可短衣帮偏偏喜欢揭开伤疤来。此种情况下，他“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用全是之乎者也的话来搪塞。他只有在文言文构建的观念世界里是自由的。而他的观念世界恰恰堵死了他参与现实世界的道路。鲁迅说过：“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孔乙己内心深深的寂寞和痛苦，短衣帮是无法理解的，也是不愿了解和同情的。所以他们都“哄笑起来”，以至“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里，再一次写到孔乙己给人们带来的快乐。而这种快乐却是建立在孔乙己的痛苦之上的，喜剧的氛围中上演着孔乙己科场失意的悲剧。

当人们开心到极点的时候，也是孔乙己悲苦到极点的时候。孔乙己再次出现在咸亨酒店时，他穿一件“破夹袄”，盘腿坐在一个用绳子挂在肩上的蒲包上“走”来。悲惨至极。可属于剥削阶级的掌柜还取笑他，短衣帮也附和着“笑了”。他恳求人们别再取笑他，可人们还是“说笑”着，看着他喝完酒，坐着用手“慢慢走去”。

孔乙己在笑声中登场，在笑声中展现，又在笑声中走向死亡。阵阵笑声与孔乙己的悲惨遭遇形成强烈的对比，深刻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冷酷，也批判了群众的麻木。这种以喜写悲的手法，突出了小说主旨，同时也是小说的一大亮点。

二、人物形象：“病态”风景

鲁迅非常不能忍受的是传统封建文化对于人性的扭曲和歪曲。《孔乙己》这篇小说，向我们展示了封建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病态人生。如孔乙己单纯善良而又不乏热情。当别人问他“当真识字么?”，他竟然分辨不出此中的嘲讽意味，依然恳切地教他“回”字的四样写法。除却朝代造成的迂腐外，剩下的便是难能可贵的单纯和热情。他多排出几文大钱换来一碟下酒的茴香豆，又“一人一颗”地发给孩子们吃。这是多么善良，多么富有人情味啊!在那个世故污浊的时代里，孔乙己甚至有些特立独行的品质：无力挤身于“踱进店内”“慢慢坐喝”的长衫人物中，又不愿苟同麻木冷漠、平庸世故的短衣帮，总想极力保持一个读书人的清高和孤傲。于是，便“站着喝酒而穿长衫”。可以想见，在那个世俗语凉薄的鲁镇街头，孔乙己的出现无疑构成一种别样的风景。

读过这篇小说的人都知道，孔乙已的人生是病态和丑恶的人生。但是，既然作家要在作品中着力展示人物性格的病态和丑恶，为何又在展示之余显露出人物性格的亮点呢?要是不显露这些亮点，不就使人物显得更“病态”、更“丑恶”吗?其实，在文学大师的笔下出现病态人生中的性格亮点是必然的，也是符合文学艺术创作美学原则的。因为，作家总是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子，即“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为原则来表现生活(引文见高尔基《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人和人的生活的环境”是复杂的。有的人宽容随和，其缺点可能是怕负责任;有的人容易亲近，也许会有情感游移的时候。反过来，一个作风粗疏、脾气暴燥的家伙，有可能比较直率坦诚;胆小怯懦，体质弱小的人更可能较少有侵害他人的坏心。可见，好人有性格缺陷，坏人也有性格亮点，这是客观存在的真实，是生活的本来样子。伟大的文学家在表现生活时，总是从生活本身出发，按生活的本来样子“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鲁迅，正是自觉遵循了“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的艺术原则。在表现人物病态人生的同时，又不忽略病态人生中性格亮点。这样，使整个作品具有一种“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

鲁迅先生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孔乙己的病态人生中，称得上“有价值”的东西也只能是这些性格亮点。小说正是因为通过描述人物性格亮点湮灭过程，突出人生悲剧的社会意义，显示出极高的美学意蕴。在小说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单纯善良而又不乏热情，“站着喝酒而又穿长衫”的孔乙己，在人情世故涂抹了他心理的单纯，世态的`凉薄冷却了他心灵的热情，人性的凶恶和残酷磨钝了性格中的善良之后，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人生的末路。在小说中，当孔乙己用以体现读书人清高和孤傲的“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性格亮点，被这个非人的社会所完全吞噬之后，孔乙己便从人生的末路步入人生最后的坟墓。孔乙己最后一次出场时，作者作了这样的描述：

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 。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 穿一件破夹袄 ，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辨，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他的眼色像是恳求掌柜：不要再提。

这里，作者故意不写孔乙己的破长衫，着意写他“穿一件破夹袄”。这样一来，孔乙己就由原来“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变成一个“坐着喝酒而穿短袄的唯一的人”了。而且言语之间再也没有了“者乎之类”。至此，孔乙己已完全丧失了一个读书人所特有的标志，从内容到形式纯乎变成了一个“短衣帮”。但地位和境遇比短衣帮更糟：丧失了“站着喝酒”的资格(他被打折了腿);短衣帮的酒碗是放在柜台上的，孔乙己的酒碗则放在门槛上。先前穿长衫时不能够“踱进店内”“慢慢坐喝”;现在变成一个“短衣帮”了，即终于能够“坐喝”。但这是怎样的一种“坐喝”呀?丝毫也没有长衫人物的体面和优雅，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悲惨和凄凉。可见，这是多么荒诞、多么残酷的一种世道!正如霍琳先生所言：“下意识的痛苦一解脱，他就完全失掉了全部精神，变成了一具真正的木乃伊。”

三、语言艺术：妙显“美”“力”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小说的创作直接受语言的影响。语言的成功与否，是一篇(部)小说成功的关键。小说的语言决定着小说的命运!孔乙己之所以能给我们留下如此鲜明深刻的印象，是与作者塑造人物形象时运用语言的娴熟、精当分不开的。来看《孔乙己》中这段话(节选)：

①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②他身材高大，青白的脸色，皱纹间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③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补，也没洗。④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⑤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⑥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新伤疤了!’⑦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⑧便排出九文大钱。⑨他们又故意高声嚷道：“你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⑩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

本段由十句话组成，其中1、4、5属于记叙性语言;2、3、8属于描述性语言;6、7、9、10则属于人物语言，其中有的句子后半部分是人物语言，而前半部分是叙述语言，这在行文中是常见的。一般说来，小说可以没有人物语言，可以没有评述性语言，可以没有描述性语言;但《孔乙己》的故事性本质，注定记叙性语言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有纯粹的语录体小说，但这篇小说的人物语言很多是变向的叙述性语言，是把本该由叙述人承担的任务巧妙地“交给”了小说人物。

仔细研究《孔乙己》选段的各类语言，我们会发现：记叙性语言都来得简洁明了，朴实准确;而描写性语言则带有很浓的描绘色彩，状物写景摹人都有呼之欲出的效果，给人的感觉生动形象，有的还流露出作者的憎恶喜爱之情。而人物语言，不管是孔乙己的还是“喝酒的人”的，都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相信只有孔乙己才说得出“窃书不能算偷”的话。这就是《孔乙己》人物语言个性化的体现。

不过在这个选段里，我们并没有看到评述性语言。不过不足为怪。许多作家和学者认为文学不同哲学，因此“准确地描绘生活的文学语言，就会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意义，它完全可能触发读者联系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更为深广的联想和想象，从而去领悟言词之中以至字句之外隽永深长的情思意趣”。(王臻中、王长俊《文学语言》)

《孔乙己》的语言生活化，而且对生活化的语言进行了选择和润色，以至语言精简凝练，富有表现力。只有平白如画而又隽永深刻的语言才能引人入胜。契诃夫在谈小说创作时说：“学会写得有才气，也就是写得简练。”这里的“有才气”不是把词句搞得华丽，这违背小说语言生活化的原则，也不是契诃夫的本意;而是要用生活的语言，准确、鲜明、生动的刻画你的人物，这样的小说才叫平易可亲。在《孔乙己》的行文中，每个字都落到了实处，每个词都 “物尽其用”了，一切服从“陡现人物形象”的主旨，该铺则铺，当简必简!

回观《孔乙己》选段就发觉，旁白直白都贴近生活，用字用词都达到相当精练的水平。例如第二句对孔乙己外貌的勾勒，寥寥数语，就让孔乙己栩栩如生。孔乙己的形象之所以这么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仰仗了鲁迅高超的语言艺术。短短两千字的小说，简简单单的几个场面就能让孔乙己“活”起来，而且血肉丰满，遍观中国近现代文坛，除了鲁迅，只怕再无他人!这刚好印证了鲁迅先生的创理念——如实描写;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生活化的叙述，凝练的语言，是这篇杰作的特点。《孔乙己》的语言做到了凝练，微言大义、意味无穷，可见“美”之所在;感染读者，有效的传达作者对封建制度的控诉和鞭挞，又深感“力”之所在。

鲁迅与胡适阳光与闪电 篇11

然而，读鲁虽早却并不系统，断断续续，凭兴致而已；而且长期以来是在年轻时就形成的印象中去读，未曾更变。读胡很晚，晚至世纪之交，甚至转过世纪。并非长期刻意不读，而是80年代就碰到过，但觉得文章不甚好看。比如那个《文学改良刍议》，读胡时通常总要先读它，读它很可能就再没兴致读其他了，至少我是这样的。但，90年代以来，由于对自由主义的认同和自己在那段时间所做的知识分子研究，个人的知识框架和思想框架都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我是在这种变化了的框架中拿起胡适的，一旦上手，就比较系统地读了进去。与此同时，又系统地开读鲁迅，并自觉将两者作比较，主要是思想比较(因为这两人正好是知识分子的两个不同个案)。正是在这对读和比较的过程中，年轻时被灌输的印象化解了，并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从阅读中得来的印象，很体己。

胡适和鲁迅是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知识分子。他们两人思想脉系不同，文化资源有异，价值取向也大相径庭。他们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分别带来不同的后果。直到今天，21世纪的中国，依然没有走出胡鲁时代的思想困境和文化格局。当年胡鲁的问题，也是今天的问题；当年胡鲁的选择，依然是今天选择的参照。于是就很想写一本书，呈现胡鲁之间的思想差异以及不同的文化追求(包括重新梳理涉及他们两人的有关事件)，从而在胡鲁诸种不同的比较中，望能有鉴于21世纪的文化重构。于是，读书写书，围绕胡鲁，便成了这个世纪前五年我个人生活中的一项内容。写作的过程就是熟悉胡鲁的过程。犹记那个炎热的夏日，左抱鲁、右拥胡，两人的书同时摆开，交替看、递次读，斜倚在长沙发上，头上还有嗡嗡的空调，很惬意。读着读着，就忘了写。

我姑且把我写的书起名为《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这个题目是模仿法国学者让一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显然，如果在中国，类似这样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又足以代表两种不同倾向的知识分子，不是胡鲁还能有谁。在法国，萨特偏左、阿隆偏右。20世纪的中国，鲁迅是左翼，相形之下，胡适靠右。当然，这种说法只是在胡鲁比较的框架中才能成立。因为胡适和他所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在那个时代其实是中道，它同时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挤兑，一是左翼激进主义，一是右翼保守主义。

不过，说胡鲁是知识分子，还需要稍作解释。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因做知识分子研究，便形成了我个人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在我看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有两层意思：一，它是吃知识饭亦即是以知识谋生的，但在谋生之外对社会事务又有公共关怀；二，它的公共关怀使它成為一个权力的批判者，即以批判体制为务且不与其合作。以此为衡，胡鲁正好是一个颠倒。鲁迅在教育部长期任职时(佥事，科长)，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他离开教育部，尤其是他人生的最后十年才是。胡适相反，他在《新月》的“人权论战”时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但后来一为驻美大使、二为北大校长、三为中央研究院院长，便使他无以再是知识分子了。其实，在胡鲁比较中，是不是知识分子无所谓；因为知识分子仅是一种身份，并非道德符号，更不是什么荣称。

犹记某日，朋友上门，手上拿着一本刚买的《阳光与闪电》。这是一位美国学者比较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书。很惭愧这本书我至今没看，但当时从朋友手上拿过来的一刹那，眼睛一亮，这不正是可以用来形容胡鲁的一对比喻吗?阳光与闪电是面对黑暗的两种方式，在比较的意义上，温和的胡适不妨是阳光(且看他那惯见的春阳般的笑容)，犀利的鲁迅当然更合适是闪电(包括他的眼神和文风)。闪电以它的锐利，可以刺穿黑暗，让黑暗现出原形。但，闪电并不能驱散黑暗，且复归于黑暗，同时使黑暗更黑暗——因了它刚才的照亮。当闪电消歇之后，战胜黑暗的是阳光。和闪电相比，阳光不迅即，却持久；它不是在黑暗中穿刺，而是在黑暗的外面将黑暗——连根拔起。不妨看地平线上的黎明，阳光与黑暗交锋，黑暗是在阳光面前一步步退却，消解于无形。

以上的比喻包含了我对胡鲁的看法，面对黑暗，鲁迅的方式是诅咒。胡适不同，他不是诅咒，而是点燃一根蜡烛去照亮。正是这一根蜡烛，微弱而持久，最后引来了漫天阳光，而它本身却熄灭于阳光之前。可以看到的是，胡适和鲁迅都没有见到他们的身后，但，走出二十世纪的“黑暗的时代”，谁是最终的胜利者?

胡鲁也好，阳光与闪电也罢，斯人已逝，流水不复。读胡鲁时最大的感慨，就是胡鲁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化(包括不同的制度文化)，以至他们可以成为两种不同的价值符号。然而，在那个扰攘不安的岁月中，两种符号，两条道路，懵懂的我们作出了什么样的选择呢?历史是会走错房间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历史选择我们，而是我们选择了它。那么，我们今天从当年我们选择的那个房间里走出来了吗?翻阅手中的胡鲁，我不敢叩问别人，只能叩问自己，并且是在挨骂声中独叩。

邵建，1956年生于江苏南京，现任南京晓庄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著有《文学与现代性批判》、《知识分子写作：世纪末的“新状态”》等。

鲁迅与翻译 篇12

20世纪70年代,在俄罗斯形式主义的基础上,伊塔玛·伊万—佐哈尔采取Tynjanov的分层文学系统理论,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根据该理论,所有文学形式,无论是主流的还是边缘的,都被放在一个由社会、文化、文学、历史等所共同构建的复杂系统内。在这个多远系统内,“不断地进行动态转变,争取在文学经典中占有主要地位。”[1]他认为,“翻译文学的地位也未确定。在多元系统中,它可能占据主要地位,也可能占据次要地位。如果占据主要地位,它会积极地参与到形成多元系统中心的过程中来。”[2]因此,他列出了翻译文学能够占据主要地位的三种情况:

1)“年轻”文学正在建立,会向更为“成熟”的文学学习现成模式;

2)当某个文学作品比较“次要”或“弱小”之时,会引进自身欠缺的文学形式;

3)文学史上关键转折点到来之时,即现有模式无法满足需求,或本国文学出现真空。

众所周知,鲁迅不仅是位著名作家,还是位杰出的翻译家。从1909年开始,他便与弟弟周作人合作,将一些外国小说译为半文半白的中文。在他的整个翻译生涯中,他的翻译策略经历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变:《域外小说集》的出版是他首次采用异化翻译策略。从此,他坚持该翻译观直至1936年去世。

鲁迅的生活年代,恰逢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从清代末年到20世纪30年代末。在此时期,中国没有形成自身成熟的现代文学系统,该系统在知识分子的努力下始终没有建成。同时,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民主等相比,很明显,中国的文学很弱小或边缘化,不可避免地要从属于西方文学。也就是说,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复杂的、成熟的现代文学库,其发展方向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因此,中国文学当时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点。所以,当时的翻译文学就有三种情况(即伊塔玛·伊万—佐哈尔提出的三种情况)可以占据中国文学系统的首要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的文学库日渐不能满足大众需求和社会发展。因此,中国的文学就会在多元系统里面屈居次席,而西方文学则会占据主要地位,成为主流文学。

2 鲁迅采取异化翻译策略的原因

鲁迅为何于1909年以后转而采用异化翻译策略呢?下面我们就在多元系统理论的框架中进行分析。

首先,从多元系统论的宏观视角来分析。正如伊塔玛·伊万—佐哈尔所言,“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所占据的位置决定了翻译策略。如果翻译文学是主流文学,译者将不会受目标语文学模式的限制,而更愿意突破常规。他们经常拿出一篇在‘充分性’性上跟原文极为相配的目标语文本,再现源语文本的语篇关系,这样做本身可能会产生新的源语语言模式。另一方面,如果翻译文学处于次要地位,译者倾向于采用现存目标语文化模式进行翻译,最终产生比较‘不够充分性’的译文。”[3]另外,根据图里对于翻译过程不同阶段的翻译规范理论,“……译者服从源语文本规范,或服从目标语文化的规范。如果面向源语文本,那么目标语文本将会具备‘充分性’;如果目标语文化规范占主要地位,那么目标语文本将具备‘充分性’。”[4]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服从源语文本以及源语规范,翻译策略也应是异化的,这样才能将外国文化的精髓引介到国内文化和文学中来。鲁迅当时也意识到了中国各个方面的不足,特别是在日本留学期间,由此提出了“拿来主义”的概念[5]。他强调通过异化翻译手段或所谓的“硬译”策略对外国文化进行精确传播和忠实引进。鲁迅还在回复瞿秋白的信中指出中国语文的缺陷:“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倘若永远用着胡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胡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6]因此,鲁迅采用异化翻译策略的另一目的即改革中国传统语言文字。

然而,当时普遍采用的翻译策略是归化法,这符合当时“接受性”的翻译规范。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第一,新文化运动伊始,一些翻译家,如严复和林纾,服从于他们的赞助者和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因为他们不敢触犯。这些林纾式的翻译以非忠实的重写源语文本为特征,深受1915年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翻译观念所影响。

第二,某些知识分子,如辜鸿铭,仍然认为只有中国有文学,中国文学是至高无上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翻译文学应该服从中国文学形式和规范,因此归化法是主流翻译策略。

这些归化倾向的翻译最终产生了太多不负责任的重写和漏译,如茅盾所指出的,出现了很多“歪译”,也出现了很多赵景深所主张的“顺译”和“宁错而务顺”。因此,这就违背了图里翻译规范中的“充分性”原则,最终不利于西方先进文学和优秀文化的引介。具体来说,会破坏源语文本的原创性和句法的新颖性,如鲁迅先生所说,“异国情调”和“洋气”会丧失殆尽。此外,中国文化和社会改革将会受到严重影响。鲁迅对于翻译活动中的这些反常现象很不满意,于是便努力去批评和纠正,最终提出了“硬译”理论,即异化翻译理论,强调“宁不顺而务信”,而不是“宁不信而务顺”。

韦努蒂在《翻译的丑闻》中分析了鲁迅的翻译策略:1)受林纾、严复的影响。鲁迅在青年时期曾满怀激情的阅读了由他们翻译过来的Haggard和Huxley的著作,并也开始着手翻译西方文学。起初他认为翻译的目的就是“普及”,因此采用了清末的规划翻译策略———为了使他的译文为读者接受,他用古文来翻译,并对原文进行改译。2)受Goether和Schleiermacher的翻译策略的影响。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拜读过Goether和Schleiermacher的作品,并且是支持他们的异化翻译主张的。Schleiermacher在《关于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讲中说道:“译文越贴近原文,就会让读者越感到它是外来的东西。”Schleiermacher也想通过异化翻译来效力于一个民族主义的“议程”:通过帮助德国文学的建立,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对法国文化和政治霸权发动普鲁士式的挑战。但是他的民族主义是基于种族优越性的信念。这种信念最终将演变成为同志全球的想法。这种幼稚的文化沙文主义也盛行于与鲁迅同时代的清皇朝的忠实拥护者中,也正是为鲁迅所不齿的。他之所以转向异化的翻译策略,是想建设一种现代文学,并通过揭示中国传统文学的矛盾来对它进行质问。[7,8]

总而言之,鲁迅先生翻译策略发生转变的直接原因是对中国文学和文字发展的责任心使然,亦是其对林纾式翻译和赵景深式翻译流派的不满使然。深层和根本原因则植根于中国文学、政治和经济等长期落后的历史背景,是翻译文学占据了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地位的结果。

3 鲁迅异化翻译策略的重要影响

首先,在“五四”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开展,各种先进思想涌入中国,革命题材和现实主义题材成为时代选择的标准,翻译文学开始走向主流地位。译者应该努力保证源语的“充分性”,这会有利于革新文学库和多元系统的动态转变。因此,五四时期的翻译策略应该是以异化为主。此外,五四时期,中国古典文学得到改良,新文学开始重新建构。除了鲁迅,其他知识分子也意识到文言文的局限性,并提倡通过忠实翻译外国文学,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品,以改革和充实中国的文学形式和内容。所以,翻译文本的选择很重要,鲁迅和其弟弟周作人共同创办“文学研究会”,主要翻译俄罗斯、法国和一些北欧和东欧受压迫国家的作品。通过“硬译”,鲁迅将外国句法或欧式句法和新的文学形式介绍到中国,为中国文学库的充实和革新做出了很大贡献,人们也从这些翻译作品中受到启蒙,开阔了国际视野。

其次,鲁迅翻译《域外小说集》以及与梁实秋关于翻译的论战对于翻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域外小说集》便是硬译法的典范,“无疑是近代文学翻译由意译向直译转变的标志。”[9]韦努蒂也曾就此评论:“《域外小说集》的深远意义也表明了鲁迅和周作人的异化翻译策略已在中国文学中占有一定地位,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文化冲突。”[10]可以说,正是这本译作揭开了异化翻译的序幕,开始在中国产生深远影响。关于鲁迅与梁实秋之间的论战,起初是梁实秋批评鲁迅的翻译为“死译”,鲁迅在给梁实秋的回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说:“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一开始,其翻译作品并不畅销,他仍坚持硬译,并愿意成为试金石,愿作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甘受惩罚。他相信这种情况不会长久,我们的某些语言终究从拙劣变得流畅来。最终,鲁迅先生所做出的牺牲为外国文学的引进和中国文学、文字和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 结论

鲁迅的异化翻译理论或“硬译”理论是在五四时期翻译文学已经占据主流位置的情况下提出的,是站在改革中国社会、文化、文学和文字的角度上提出的。作为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人物,鲁迅的提议反映了当时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有利于翻译规范的建立和中国文学库的充实。“鲁迅以其勇于面对现实揭露虚伪的大无畏的精神,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政治敏感,揭示出的翻译各个层面的关系,至今仍启迪着我们对翻译的研究,因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构建,对中外文化交流仍然具有深刻的意义。”[11]正如杰里·米芒迪(Jeremy Munday,2001)所说:“通常是主流作家产生最为重要的翻译作品,这些翻译作品又是目标语文化在形成新的文学形式过程中最主要的因素,它会介绍新的诗学,技巧等等。”此外,陈福康也评论道:“鲁迅的翻译作品是最有价值的财富……”[12]鲁迅先生为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树立了一个典范。鲁迅的翻译策略的改变对我们今天的启示便是:当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我们应当采取异化策略为主,以批判性的继承外国文学的精髓,因为当代中国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仍然没有占据主流地位。“当代语境下的中国,对外国文学中异质成分的吸纳,是继五四以来的新一轮高潮……当代语境下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文学,如果要从边缘走向中心,所采取的方法不应是以保守的文化心态捍卫本土文学传统,而应积极学习西方的文学话语……”[13]S

摘要：鲁迅的异化翻译策略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直是争论的焦点。自1903年至1936年,鲁迅除了写作之外,还进行了大量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在此期间,其翻译观经历了从归化到异化的过程。本论文将从多元系统论的视角,探讨其翻译策略。多元系统论涉及意识形态、翻译规范和文学库等反面,为我们研究鲁迅的翻译策略和当代翻译理念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