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共7篇）

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篇1

摘要：鲁迅艺术学院,简称为“鲁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文艺干部的重点艺术院校。其不仅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大量的文艺宣传人才和艺术管理干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在中国的艺术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随着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的迅速发展,深入挖掘鲁艺的红色文化资源,对于提高当今人们的思想政治素养,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鲁艺,红色文化,思想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鲁迅艺术学院的发展一直贯彻实践“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的教育方针,其不仅在理论、美术、作曲和表演等方面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而且培养了大批的文艺管理干部,提高了抗战的艺术水平,充分地发挥了艺术这一武器在抗战中的作用。其在抗日战争中积淀了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可谓是当今红色文化教育的一枝奇葩。

一、对“鲁艺”红色文化的解读

要正确地把握鲁艺的红色文化内涵,首先要清楚红色文化的概念。所谓的红色文化是指我国文化现象中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红色文化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的解放与自由,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历史过程中的文化现象。狭义上的红色文化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实践中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革命精神及其所遗留的纪念地、标志物等。

红色文化资源同时还包含这精神和物质两种形态,就其物质形态而言,形象比较直观,对于推动资源开发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就红色文化的精神形态而言,相对而言比较抽象,主要表现在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革命精神以及革命事迹等方面。在此,所谓的鲁艺红色文化,主要是指在抗日战争时期鲁艺在推动解放战争的胜利所发起的一系列革命事件,并在此期间创作的音乐、美术和戏剧等作品(物质文化)以及其在战争时期所形成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精神凝结而成的革命文化传统(精神文化)这两种表现形式。

二、鲁艺对抗战时期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鲁迅艺术学院的创办与发展始终同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党的方针政策保持高度的一致,努力服务于名族解放战争。一方面,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艺术管理干部和优秀的艺术人才,他们在抗日战争的各部门以及革命后方的农村、城市甚至敌人占领区域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另一方面,鲁艺积极号召全国的艺术家为探索最有利的革命艺术道路而努力。通过其在音乐、美术和表演等方面创作,来唤醒民众的革命精神,为民族解放战争提供巨大精神力量。

1、音乐上,为了全面地服务抗战,造就适应于革命需要的音乐艺术人才,全面推进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其在音乐教学和创作上面做出了积极地探索与创新,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艺术思想体系。在音乐教学中,其不仅开设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同时还选取革命的、进步的、爱国的、民主的以及外国古典的音乐内容纳入教学之中,使学员们可以从古今中外优秀的音乐文化中汲取营养,夯实基础,拓展视野,努力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提高抗战服务水平。

2、美术上,始终坚持和贯彻文艺为抗战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努力培养大批从事宣传画创作的美术干部。通过素描、壁画、油画、漫画、速写等美术形式真实地描写和反应社会现实状况,并努力唤醒中国广大民众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鲁艺的广大师生站在中国革命的前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着鲁迅先生现实主义创作的美术思想,同时引领着抗战时期的美术发展方向,为促进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总之,鲁艺在作曲、表演和文艺运动等其他方面都做出了大胆的突破与创新,为抗战的胜利提供巨大的精神支持和群众力量。

三、鲁艺红色文化在红色旅游中的教育意义

鲁艺在抗日革命战争中留下丰富而宝贵的红色物质和精神文化资源,是优秀的革命文化基地,深度地挖掘鲁艺的红色文化资源,对于促进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以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非凡的意义。

首先,鲁艺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丰富,具有重要的思想教育意义。其在抗战时期形成的,包括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教育、理想信念的教育,以及民族精神的教育等都可以作为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教育和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可以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增强民族凝聚力,激励全国人民团结奋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慧支持。

其次,鲁艺在抗日战争中所积淀下来的红色文化资源,是帮助人们感知历史的重要客观载体。在红色旅游中,通过对鲁艺的红色资源的有效利用,可以将历史直观真实地呈现在游客的眼前,避免空洞的说教,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受众油然而生一种对革命精神与传统的认同。

最后,鲁艺红色文化的教育作用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针对性,其可以适应于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它所承载的革命精神和文化对于教育人们坚定理想信仰、培养其高尚的品质以及适中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等,都是现实而生动的教材。

概而言之,鲁艺红色文化资源丰富而深厚,是我国政治思想教育的一枝奇葩。其每一件珍贵的文献资料,每一件革命事件,每一种革命精神都展示着中国共产党人的英勇斗争精神、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深度地挖掘鲁艺红色文化资源的,使游客在红色文化旅游与体验式旅游的结合过程中,深刻的感受红色先进优秀文化的熏陶,有利于充分地发挥优秀红色文化资源的爱国思想政治教育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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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崔鹏.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实施六年来,全国红色旅游综合收入近4000亿元[N].人民日报,2010-02-22(3)

[3]、魏艳.延安鲁艺音乐系教育体制初探[J].音乐研究,2008,4.

[4]、吕骥.关于鲁艺的回忆与思考,光明日报1988年5月19日.

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篇2

摘要:鲁迅小说除了以深刻地思想见长之外,还常以绍兴为背景,反映了出一个地域、时代浓郁的风土人情与精神面貌。其间包涵的民俗文化不容忽视,更反映了民众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对鬼神的信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和心理。

关键词:鲁迅小说;民俗现象;鬼神信仰

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1]

民俗和文学有着太多的相同资源、相同想像、相同观念、相同任务,及宗教、仪式和风格上的相同类型,这使它们纠缠在一起,相互影响、变化、生长和消歇。民俗具有熔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情感与理智、实用与审美于一炉的多重文化品性,为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一种特具民俗氛围的生存环境。

鲁迅的小说是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民俗文化体系,他在小说中向读者展示了婚姻民俗、祭祀民俗、信仰禁忌民俗、社会制度民俗、服饰民俗、交通民俗等等丰富而又翔实的民俗事象。这些民俗事象内涵丰富,形式多姿多彩,与浙江绍兴的传统文化融为一体,散射出久远的光辉。

一、鲁迅小说反映的民俗现象

(一)祭祀习俗

祭祀在当地也称“祭福”。灶神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神祗,已有很久的历史《战国策,·赵策三》中有“梦见灶君”[2]的话。灶君亦称灶神、灶王。原始人有祭火的习俗,祭灶风习亦历史久远,《论语·八佾》中王孙贾就有“媚奥媚灶”[3]之问。人们认为灶神除执掌灶火外,还考察人间太平并告知天帝。腊月二十三晚上,家家户户都要送灶神上天,供奉一种富有粘性的糖,借此粘住灶神的牙齿,使他没法向玉皇大帝陈说人们的过失。每年的供奉就是为了“贿赂”灶神,求他在天帝面前多说两句好话,以保佑来年的风调雨顺。

送灶神之后,除夕之前,每户人家总要选择一个祝福的吉日,这是每家一年之中最为隆重的大祭典。《祝福》中就写了敬神祭祖这个习俗。每当旧历年底,地主阶级和有钱人家举行年终大典,杀鸡、宰鹅、买猪肉,并将三牲煮熟作为“福礼”,恭请天神和祖宗享用,感谢他们保佑当年“平安”,并祈求来年“幸福”。那种隆重肃穆的气氛,足以显示出祭祖的重要性了。

所祭的神像有“南朝圣宗”四字,绍兴人叫祝福菩萨、大菩萨,照老年人的说法,天上的菩萨,不进不洁之家。因此,祝福之前,必须把厅堂、祭桌、祭器等惮扫、洗刷得干干净净。“五牲福礼”煮好后,盛放在木制的朱漆大盘里。其摆法都有一定的规矩,如鸡鹅要跪着,头朝福神,表示欢迎;一尾活鲤鱼用红绳穿过其背刺吊在“龙门架”上,用红纸贴住色眼睛,是取“鲤鱼跳龙门”之意。祭典若在深夜举行,气氛更为庄严肃穆。男丁按辈份行三跪九叩大礼,妇女和个别忌生肖的男丁都要回避。别说寡妇祥林嫂,就是鲁府的太太、小姐们也是被剥夺祝福资格的。祝福后便祭祖(俗称“请回堂羹饭”)。祝福时桌子是照桌面的木纹横摆的,祭祖时则改为直摆;祝福时祭扫者朝外行礼,祭祖时则朝内跪拜。祭祖后,便用煮福礼的汁汤烧年糕或面吃,名日“散福”,表示神所赐之“福”放给了一家人。过年的习俗,绍兴和外地大同小异。“除夕吃喝,尤已穿着”,这是过年的高潮。在新年旧岁交替的一个月里,人们就是这么忙碌着的。

浙江绍兴过年最大的特色莫过于祭祀和社戏。“社”,最早指的是土地之主。渐渐引申为土地神。《左传通俗篇》有云:“凡有社里,必有土地神,土地神为守护社里之主,谓之上公。”[4]所谓社神就是土地神,其起源是来是对大地的敬畏与感恩:土地载万物,又生养万物,长五谷以养育百姓,此乃中国人所以亲土地而奉祀土地的原因。《药》中阿Q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这土谷祠就是社庙。《长明灯》里也谈到“有一天他的祖父带他进社庙去,教他拜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官老爷”,这些都表明民间百姓对土地神的敬重。中国人对神祗的敬仰往往要通过某种方式表达出来,“稽山鉴水社戏热”,绍兴人自古有看社戏的习惯。每逢庙会和大年,社戏成为水乡绍兴最“露脸”的演出。光绪《金华县志》载:“一会之兴,有烟火、有戏班,且多至十顶。”[5]戏台搭在湖中央,戏台前的湖面上挤满了小划船、出畈船、乌蓬船。社戏深深地植根于绍兴人的心中,凡是有个喜庆之事,无论是知名的绍兴小百花越剧团,还是民间的戏班子,个个炙手可热。“水乡观戏”成为绍兴人一道必不可少的新春“大餐”。鲁迅笔下的《社戏》描绘出了一幅绍兴风情图。

(二)婚丧习俗

从作品中获知:初去鲁镇时的祥林嫂,大约二十六七岁,而比她小十岁丈夫已因病去世,那么可以推测,他的丈夫结婚时可能是十五六岁,或许更小。祥林嫂的小叔结婚年龄是多大呢?祥林嫂初来鲁家,“小叔十多岁”。卫老婆子第二年新正将尽时来鲁家拜年,她说:“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可见,祥林嫂的小叔结婚年龄也不过十二三岁。鲁迅在作品中接连安排婆婆、祥林嫂、小叔三个不同年龄的人婚姻状况,是有特定用意的。可见当地的婚俗是女子比男子岁数大得多,且男子很小,一般十三四岁至十六岁就结婚。这种婚俗正是早婚习俗。这种落后的婚俗不仅表现在早婚上,而且还表现在女子可以作为婚姻的买卖上。祥林嫂被婆婆卖到山里去,婆婆得了八十千,为第二个儿子娶媳妇,财礼只花五十千,除办喜事费用外,还剩十多千。这种赤裸裸的婚姻贩卖,在世俗人们看来,“婆婆倒是精明强干”,“很有打算”,不但不憎恶,反而佩服赞扬。祥林嫂的婆婆不仅买卖婚姻,而且凭借宗法所赋予她的婆权从鲁家把祥林嫂抢来送到深山野林,这又是一种抢婚形式。小说这样写道:祥林嫂跪在河边淘米,一只白篷船上跳下两个大汉,把她捆在船上,劫去卖到贺家坳,与贺老六成了亲。这种抢婚习俗产生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是氏族社会婚姻形式。那时,绍兴抢亲不犯法,官府也听之任之,作者深层描写抢婚习俗,目的是揭露这一陋俗使祥林嫂受到巨大的心灵创伤。

早婚、买卖婚、抢婚,这就构成了当时鲁镇一带的婚俗,这些氏族社会遗留的婚俗,注定祥林嫂一生坎坷,为她的悲剧人生埋下伏笔。

鲁迅小说也多次写到死人、出丧的情形,比如《在酒楼上》通过吕纬甫之口述到他给他三岁时死掉的一个小兄弟迁坟;《药》中写到夏瑜和华小栓死后,两位母亲同时去上坟,“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锭”;《明天》中单四嫂子的独子宝儿死后也是烧纸钱,烧四十九卷《大悲咒》,雇了两名脚夫,抬棺木到义冢地上安放。还有《孤独者》中的主人公魏连殳的祖母去世后,亲族聚议,要魏连殳在丧葬仪式上按照以下三大条件去办:其一是穿白,其二是跪拜,其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法事这里指和尚、道士超度亡魂的仪式。可见,人们不但重视活着的人的终身大事,也关心人死后的亡灵问题。

(三)服饰饮食习俗

服素。《祝福》中两次写到祥林嫂的穿着打扮,前后看上去像是没什么变化,都是“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实际上是祥林嫂刚好两次都死了丈夫,两次都正在戴孝。

银项圈。在小说《故乡》里,少年闰土“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怕他死去,所以,在神佛面前许下愿心,用圈子将他套住了”。这作为饰物的银项圈,显然表现着民间信仰,不仅寄托着父爱,也有着对神佛的迷信。

素食。小说《祝福》中的柳妈“吃素”。柳妈是个善女人,即信神而吃斋念佛的女人。吃素是民间信仰在饮食结构上的反映。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我国佛教徒对饮食并没有严格规定,有所谓食“三净肉”之说,即对于自己没有亲眼看见、没有亲耳听到和没有怀疑是杀生的三种净肉,佛教徒都可以食用。后来,南朝梁武帝大力提倡僧徒禁止肉食,认为“凡一众生,具八万户虫”,“若断一众生命,即是断八万户虫命”。食肉就是杀生,是违背“不杀生”戒条的。由于梁武帝的提倡,就改变了我国汉代以来僧人食“三净肉”的习惯,对后来僧侣的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柳妈的“吃素”,突出了柳妈的善,她因此在鲁四老爷家只洗器皿,而不肯“杀生”。

二、民俗背后的核心——鬼神信仰

每一种较为成熟的民俗文化,都有较强的教化功能和规范功能,对其俗民个体有着较强的控制能力。在民俗学看来,“民俗控制是由某些民俗事象在习俗化过程中对俗民个体施加影响,促使俗民在实践中想当然地恪守其约束,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控制力,一旦违背了这些民俗的约束,立即在俗民的心理和精神上产生巨大的压力,并把这种压力作为一种自我惩罚或超自然力的惩罚。”[6]

中国人务实求存、重视现实的利益,反映在宗教信仰上,就是功利主义的信仰心理。人们不是把宗教价值作为现实幸福的慰藉,不是在精神上向神“奉献”,而是索取。对神的精神虔诚和物质供奉,就是为了得到好处,免灾祈福,有着现实的具体的目的,信什么就需要从什么得到好处,“无事不烧香,急来抱佛脚”就是这种思想的形象注脚。佛教传来后,它所宣扬的因果报应、轮回转生的观念,与中国原有的灵魂观念结合在一起,使人们认为人死后的灵魂,可因生前的善恶或升天为菩萨,或重新投生为人,或转生为牛羊猪狗,甚至成为饿鬼,堕入地狱。在小说《祝福》中,善女人柳妈吓唬祥林嫂死后会被嫁过的两个男人锯身子,就是这种观念的影响。在《祝福》中,祥林嫂由于再嫁,就被同是佣工的柳妈的一席话说得恐怖万分。柳妈说:“你和你的第二个男人过活不到两年,倒落了一件大罪名。你想,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谁好呢?阎王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7]柳妈给祥林嫂提出的补救办法——到土地庙里“捐门槛”,也是道教所谓的禳解的办法之一,即让这条门槛作为祥林嫂的替身,让千人踏、万人跨,才能赎掉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

从以上列举的各项习俗来看,其实反映了民众内心一个重要的信仰问题,即对鬼神的信仰和崇拜。原始人由于灵魂观念而产生了对鬼神的崇拜。鬼就是已经死亡了的人们的灵魂。鬼的观念后来又演变成神的观念。最初的神,就是远古时候的氏族部落的“大人物”死后的灵魂。因此,在先民看来,鬼与神在性质上没有根本的区别。除了祭祀鬼神以外,鲁迅在小说《补天》中,还曾形象地提到秦皇、汉武求仙之事:“落在海岸上的老道士也传了无数代了。他临死的时候,才将仙山被巨鳌背到海上这一件要闻传授徒弟,徒弟又传给徒孙,后来一(下转第12页)(上接第14页)个方士想讨好,竟去奏闻了秦始皇,秦始皇便教方士去寻去。”“方士寻不到仙山,秦始皇终于死掉了;汉武帝又教寻,也一样的没有影。”[7]汉武帝也是与秦始皇齐名的执迷不悟的神仙迷。

以上列举的民俗事象尽管在点缀式整合中并不是作品叙述的重心所在,却已为作品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细节,仍给读者留下了不可泯灭的印记,为整部作品添色不少。总的说来,民俗的生成和发展,是艺术的契机和指向,文学作品也为民俗提供了展示其风采的艺术空间。

参考文献

浅论胡适与鲁迅的文化性格 篇3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胡适;鲁迅;文化性格

五四时期的中国处于新旧交替的社会巨大变革之中，自古以来，政治在中国传统的统治秩序中一直处于中心地位的现象，决定了历代知识分子无可争辩的对国家政治现实抱有高度的热情，特别在近代国势日衰的情况下，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旋律，人们更是把富国强兵的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变迁上。然而近代中国的政治改革并没有给处于危机之中的中国带来希望，在一次次的政治革命失败之后，面对政治与经济上的巨大危机，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积极探索思想与文化上的变革，历史的洪流将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再次推上了社会历史的舞台，在这个极具变革气质的大时代中，他们以先驱者与启蒙者的形象出现，结成联盟，共同为处于危亡中的国家寻求新的出路，作为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在历史上大放异彩，其独具特色的人格魅力与文化性格仍然深深影响着后来者们。

五四时期被誉为“十项全能冠军”的胡适，引领了新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新诗革命和新学术革命，功勋和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堪称为新文化运动副帅。1917年1月2卷5号上的《文学改良当议》是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首篇力作，也是这位风度翩翩的学者从美国留学归来之后，在中国文化界开始崭露头角的首秀。在《文学改良当议》中胡适提出作文的精髓为“八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語，由此拉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序幕，他首先向古文发难，主张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创造一流的国语与一流的中国文学，在《五十年之中国文学中》、《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中，他认为，古文不利于思想的传播与普及，之前的文学改革之所以没有成功的原因，就在于语言，他意识到文言与白话的根本对立就在于他们身份的不平等，是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之间存在“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他想要以语言形式的革新“文言合一”来消弭“我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用语言形式的变革来达到思想变革的目的，胡适仍然在思想上延续了梁启超的“新民”主张，文学承担着救亡的责任，通过文学来达到“新民”的目的，然而从思想到语言的转向，胡适相较于梁启超迈出了更为重要的一步。对于白话文的倡导，胡适可以说是身体力行，他带头用白话文写作，发表了大量的白话文、白话诗，其中不少为开山之作。为推动白话文学革命作出了实际的贡献。他对于白话文的倡导，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同样看到他妄图用语言的革新来达到思想的革新，从而消除“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不平等，最终达到文学启迪国民，创造“新民”的目的，是很不切合实际的。但是，自始至终，胡适对于自己的文学革命主张是报有极大的信心的，与更具革命家气质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的经历相比，胡适的生活似乎要更为顺遂一些，早年便声名鹊起，回国之后就成为“持文坛牛耳”的文化偶像，所以他的自信并非是无来由的，同时，由于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深受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等思想的影响，胡适是一个坚定、自信而乐观的启蒙主义者，相对与陈独秀来讲，其实他缺乏对于中国现实国情的深刻体验，所以他并没有陈独秀身上那种激进而革命的气质，相反的，他始终认为以美国的模式来改造中国是最为理想的方案，以一种更为温和与渐进的形式来实现文明的再造与新生，虽然他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极为推崇，但事实上，传统文化仍然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他的治学观念与为人处世的态度，与极具革命者气质的陈独秀相比，胡适则是将传统知识分子的主流精神与西方自由主义完美融合的学者典范。

五四时期的鲁迅相对于声名鹊起的陈独秀与胡适来讲，则显得要沉寂很多。或者说与他们相比，鲁迅并不是五四精神的典型代表，“五四运动的真正代表其实是胡适。” 而鲁迅“体现着新与旧的冲突，同时也体现着另一些超越历史的更深刻的冲突。他从不曾得到他的同时代人胡适和周作人所曾享有的那种宁静的心境，但他却是比他们中间任何一个都更其伟大的天才。”①早在1907年，鲁迅就开始写作了《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一系列颇能代表其早期思想的著名文章，与延续梁启超的“新民”思想，迫切想要用西方文明来改造中国的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讲，鲁迅已经开始了对于现代文明的深刻反思，他用总览世界的眼光，将东西方文明置于平等的位置，反思西方文明“矫往事而生偏至”的文明观，他认为西方文明本身也是存在弊病的，尤其是“物质也，众数也，19世纪末叶文明之一面或在兹，而论者不以为有当。”②鲁迅认为，19世纪物质文明的发展和多数对于个人的压抑，其流弊日益明显，照搬西方存在“偏至”的文明，是否真正能对我们的国家带来积极的影响，他始终是存在怀疑的态度，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追求以民主与科学为主的现代性时，鲁迅已经开始深刻的反思现代性，反思民主与科学。他认为“非物质”与“非众数”强调个人的确信与“心声”，才能“致人性于全”，因此，鲁迅始终坚持改造国民性，通过个人的自我觉醒与观念的接受，才能真正实现个人精神的具足，整个民族才能产生“新声”，整个文明才能获得真正的新声，而文学则以“无用之用”成为了改造国民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鲁迅超出于时代的思考，使得他无法完全与新文化运动的同仁们产生深刻的共鸣，同时他一直以来的虚无感与悲观情绪与同仁们张杨的乐观精神也是矛盾的，他对于自己“启蒙者”身份的定位始终充满怀疑与不认同，或者说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启蒙者，在中国，这批接受过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将启蒙定义为，少数清醒的人，对多数迷惘混沌的人用知识与真理将多数人从昏睡中叫醒，而知识分子就被自觉地安在了清醒的少数人也就是启蒙者的位置上，他们描绘了一幅接受启蒙后的光明图景，然而，鲁迅却独有不同，作为“梦醒的人”他敏感而痛苦的感受到这种启蒙背后存在的问题，在《狂人日记》中，狂人作为新的道德价值的承担者愈是清醒，愈是想进行“救救孩子” 的启蒙，就愈不被国民理解，其言行也就愈加疯狂，只有狂人“沉入国民中” 而加入“吃人” 的行列，赴某地去候补，他的疯狂症才愈而成为被国民所理解的常人，于是，当狂人意识到“我未必不在无意之中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吧”，意识到自己未必不是吃人者的时候，他如何还能理直气壮的劝别人不要吃人呢？所以，鲁迅更倾向于通过改造国民性，来实现个人的解放与启蒙，鲁迅与五四时期同时代的陈独秀与胡适相比，似乎走的更远，他们之间有思想上的相互认同，当然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尤其是鲁迅与众不同的文化性格。他埋头于文学创作，用手中的笔来“医人”，与胡适与陈独秀相比，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影响并不大，但是他却以更为决绝的姿态，孤独的走在时代的前头，“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鲜少有人能真正的理解鲁迅，但是其思想之深刻广博及与众不同的文化性格，是五四时期先驱者中不可忽视的，特立独行的存在。

五四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而胡适和鲁迅无疑是其中的翘楚，他们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与文化性格，但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們，他们身上又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既具有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又有着内省与好学的精神，“别求新声于异邦”。同时他们用尼采式的超人精神，以决绝地姿态“重估一切价值”，尼采曾说：“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那就是我对人类最高的自我肯定活动的公式”。要重新估价的“ 一切”，包括宗教、道德、哲学、科学、文化、艺术等等一切价值观念体系。重新估价实际上就是指出过去一切价值的无价值，力图创造新价值。五四正处在这样一个从旧的价值观念体系到新价值过渡的历史转折点上。胡适曾将当时“新思潮的根本意义” 概括为“一种新态度”，③这一概括也正准确地揭示出一代五四人人格表现上的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思想态度。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张扬自己的个性与独立的人格，真正作为“人”的意识觉醒的先驱者站在整个时代的风口浪尖之上，他们彰显的是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

注释：

①夏济安. 鲁迅作品的黑暗面.选自：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②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大全集1898-1918[M].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③高克力.启蒙者与爱国者：五四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郑州大学学报.2006（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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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高克力.启蒙者与爱国者：五四知识分子的认同问题[J].郑州大学学报，2006（2）.

鲁迅笔下的四个文化名人 篇4

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 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 大书道:“内皆武器, 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 里面有几枝枪, 几把刀, 一目了然, 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 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 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 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 所以我佩服陈胡, 却亲近半农。

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 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刘半农

半农的活泼, 有时颇近于草率, 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 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 他还是好伙伴, 进行之际, 心口并不相应, 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 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 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我爱十年前的半农, 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 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 他的为战士, 即使“浅”罢, 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 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梁实秋

在梁先生, 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 (“学匪”) , 也就是一种“批评”, 然而这职业, 比起“刽子手”来, 也就更加下贱了。

周作人

周作人自寿诗, 诚有讽世之意, 然此种微辞, 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 群公相和, 则多近于肉麻, 于是火上添油, 遽成众矢之的, 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 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 文人美女, 必负亡国之责, 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 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至于周作人之诗, 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 但太隐晦, 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慷, 加以吹擂太过, 附和不完, 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

鲁迅的文化立场 篇5

鲁迅的文化立场

鲁迅的文化空间2010年11月22日 9：30——12：00北京现代文学馆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现代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孔庆东老师，让我们欢迎孔老师。今天虽然风很大，但是来的人特别多，所以气氛也很好，我想从大家期盼的眼神中也看出来了，今天我的开场白应该是越短越好。而且我觉得在孔老师本人强大的气场面前，任何介绍、开场白可能都是浮云。孔老师也不需要我多作介绍，大家对他都非常的熟悉，孔老师太有名啦，因为以前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每次去外地，人家知道我在中文系，首先会说“哇，好厉害”，然后下一个题目就是：“你认识孔庆东老师吗？”可见认得孔老师更厉害，而且后来我也经常看孔老师的博客，我发现人人都爱孔庆东。虽然有些人的爱有点另类有点各色，而且我觉得孔老师可能也打破了北大中文系教授给公众的某种刻板的形象。孔老师他亦庄亦谐、雅俗共赏，也可以说是超越雅俗，以孔老师的话说就是“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其实这一点也是非常难得的。孔老师本身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我在这里也就不多作介绍啦，但是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小细节。这两天我就在看孔老师的视频，然后重温了一下孔老师在04年获得“北京大学十佳教师”之首的一个宣传片，在这个宣传片上，有孔老师的一个自我介绍，是这么说的：孔庆东，男的；大好人，装的；（笑）北大教授，副的；（这点应该改改，现在早就转正啦），文学博士，真的；围棋二段，业余的；排球裁断，专业的。我想从这一段短短的话也可以暴露出孔老师比较可爱的一面，然后今天孔老师给我们演讲的题目是：《鲁迅的文化立场》。这也是近些年孔老师在百家讲坛、在北大课堂，经常讲的一个话题，而且孔老师的鲁迅研究课曾经获得北京大学教学一等奖。我想之所以孔老师鲁迅研究这么受欢迎，不光是因为孔老师很幽默，更重要的是孔老师的鲁迅研究，他能够冲破陈规，他不但是正说也是新说，能够给我们提供新的东西，而且具有非常敏锐犀利的现实指向。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孔老师。孔庆东：各位朋友大家好，谢谢陈燕的介绍，以前陈燕在中文系的时候我没发现她口才很好。北大有一句话：北大是一条虫，放出来是一条龙。但是外面的一条龙，到了北大就是一条虫。我这样说不是说陈燕，包括我们所有的人，也包括我自己。其实我在北大不算什么，北大学问比我好的教授应该是一百一百数的，不是三个五个。当然学问好是一方面，学问好不见得能够转化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真正能够推动社会前进的也不见得是学问好的人，而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而是像在座的各位这样的看上去不像是学者的这些人。今天来到现代文学馆有一种久违的感觉，很久没有来在这里讲话了、在这里作报告了。感到现代文学馆，星期天讲座工作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好啦。我不知道是不是自从陈燕来工作之后，可能跟她的工作有关系。以前好像没有这么多站着听讲的人，今天竟然加了这么多椅子还不够，让我感觉这里越来越像北大了。其实在北大站着听课从来是一种常态，我1983年到北大上学，习惯了要站着听课。你想坐着听课也好也行，那要付出代价，付出时间的代价，或者是要跟人打一架。所以，站着听课的人里可能能够推动社会前进的人是更多的。我虽然很久没有来到这里了，其实周末也经常不闲着，到处乱跑。因为现在不知为什么，现在凭我自己得到的信息，好像全国人民越来越需要上课。有人来请我我总是一口谢绝，因为我不能够像柳宗元说的“若为化得身千亿”，一个人不可能切成那么多份儿。虽然说是总在谢绝，但是其实也总在演讲，谢绝了99个还剩1个你必须要去。为什么马不停蹄的到处要跑，谢绝也谢绝不过来？为什么这么多地方需要人上课？其中固然包括一些地方有附庸风雅的要求，有一些地方政府要办一些文化论坛，要完成它的政绩，这都有。但是，竟然有人听，有这么多人要听报告，这说明我们这个国家需要思想，需要启蒙的又一个时代来临了。那么这就越来越印证我前几年讲的话，不是前几年，大概十来年，我都在讲这样一个话题，就是“又一个鲁迅时代降临了”。我们现在是又一次回到了鲁迅时代，说回到也可以，不愿说回到，说又一次面临着新的鲁迅时代。当这个世纪降临的时候，那么多文人欢天喜地的拥抱这个所谓的新世纪，好像新世纪就焕然一新。我们受“新”字的蛊惑太大，自从一百多年前，“新”这个字儿在中国变成了一个褒义词以后，“新”就是具有巨大魅力的。在古代“新”不见得是一个褒义词，新和旧都是客观的。新的不一定好，旧的不一定不好。比如说有人到你家说，“呦，你家的墙挺新的，你家墙上挂的画挺新的”，这都是骂人话，说你家没文化。有文化的人墙上挂的画至少是五百年以前的，说你家画是新的，是骂人的。现在“新”不是，现在的“新”是褒义词。所以新世纪，很多人欢欣鼓舞的去拥抱它。在1999年，那一年很多文章欢呼2000年，我就说，我们从小就被宣传2000年到来会多么幸福，现在2000年就在我们怀里了，低头一看，恶心无比。就是这样一种感觉，我们带着这样一种感觉，所谓像那首歌唱的：走进新时代，走进一个恶心无比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我把他概括为鲁迅时代的时候，很多人并不同意。因为我们大家都受进化论的影响，认为历史是前进的，是越来越好的，我也不能反驳历史是越来越好的。但我认为即使这样认为，也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中可以这样说，一百年、二百年、五百年、一千年，这样说可以说历史是进步的。但是十年、八年，时段放小的时候，时代很可能是倒退的。像鲁迅所说是“进三步、退两步”，有时候进的少退还大。“进步一尺，反动一丈”，有的时侯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说现在是鲁迅时代？我们不从学理上加以证明，只从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日常的感受中就可以知道。现在的时代和鲁迅时代在哪里相似呢？概括的说：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又回来了。我说的这“三座大山”还不是今天我们讲的“新三座大山”，不是房价、学费、医疗费的问题，就是纯粹的“三座大山”，已经又回来了。我们都不知道纯粹的“三座大山”是什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扎扎实实的“三座大山”今天又回到了我们人民的头上，压得我们喘不开气。就像今天早上的大风一样，大家坐着在这里济济一堂，感到很温馨，可是到门口，出现代文学馆，走出这个氛围，到大街上去，那种氛围。在这个真正的“三座大山”之下，才有许许多多的小山：广大人民群众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现在是一个生老病死无依靠的时代，什么事情都没有安全感。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毕业了，他到一家很好的公司去做广告工作，在短短几年内，大概赚了一百多万。当时是特别高兴，他说“我这些钱一辈子都花不完了，人生太好了”。一百多万那时是天文数字，1990年那还不是天文数字吗？他认为一辈子都花不完，不知道以后干什么好。我就不相信，我就不相信人兜里装一百万就可以万事无忧了。那么今天再看看，你家有一百万算什么，连一套房都买不起，家里只要有一个人生一场大病，100万就没了，马上就没有了。那我们在毛主席时代，家里没有这100万，但是你可以随便生病，不怕生任何病，不怕动任何手术。也就是说家家等于有无穷的财富，这个财富在国家那里、在党那里，在整个中华民族那里，随时可以给需要的人。你说你现在家里挣多少钱算是有安全感，有一千万你有安全感吗？有一个亿你有安全感吗？没有！现在举国上下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我有一个朋友是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服务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每一次讲话之前的那个戒严工作，需要我们党的另外的高级领导人，把这个椅子全部摸到，底下全部摸到，杯子全部检查好，然后说：戒严。不是这屋里戒严，是杯子戒严、椅子戒严、桌子戒严。哪里能随便摆这些东西，万一哪个爆炸了怎么办？（笑）就是说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没有安全感。我们是泱泱大国，任何一个人、任何时间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谁都没有依靠。整个国家，大家会觉得国家有安全感吗？可能大家是爱国的。我很理解那些不爱国的人，有的时候理解汉奸，我想他为什么这么恨这个国家？这个人是天生良心被狗吃了吗？不是啊。首先他是对国家确实没有好印象。我知道有一些出国留学人员，他本来也挺纯洁，说我到外国学了技术，回来为祖国服务。可在他到机场的时候，两个机场就把他的印象颠覆了。在我们的机场受到百般刁难，然后到对方的机场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飞机一起一落之间就把一个爱国青年变成一个汉奸了。他发誓要灭掉中国，当然他办的这个事是不对的。但是说我们的国家没有给我们的子民以安全感。大家都不爱这个国了，多数人不爱这个国了，在岗位上的人，特别是那些掌握着权利、金钱、话语的这些人，没有爱国之心了，所以大家都纷纷有意无意地卖国。卖国并不是找了一个主子跟他签了一个合同，我卖给你，你给我多少多少钱。破坏这个国家、损公肥私就是卖国。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业买办化、三农破产、国防疲软、外交阳痿、官场腐败、文化糜烂，合起来看没有一个领域让人省心，总结起来是内忧外患，用文学术语描述是“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鲁迅在《狂人日记》里的那些感觉又回来了。为什么现代文学馆越来越重要，按理说国家要是正常的话，我们现在并不是现代，我们是当代啊，现代文学1949年就结束了。现代文学馆应该荒凉破败，没人来，那才是我们国家繁荣的象征。所以我就怀念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现代文学馆没有这个地儿，八十年代现代文学馆就在西三环万寿寺，离中央民院不远，就是一个荒凉的破败的老园子，没人理，谁去呀？礼拜天去？过年都不去，没有人去，院里长满了荒草。那时舒乙是馆长，吴福辉老师是副馆长，想把草除了，都没有钱。就像当年鲁迅住在绍兴会馆一样，间或有几个朋友来坐一坐，其中便有一个叫孔庆东的。（笑）就是那种情景。那时候现代文学不受人注意，说你们这些都是老古董了，巴金有什么用呀、赵树理有什么用啊、冰心有什么用呀？没人理。这很奇怪，现代文学现在越来越受重视了，这就证明我们又回到1949年之前了。大家看看对面，现代文学馆又在盖新的大楼，很快这里要成为专门展览的地方，办公机构迁进新大楼。一个只管短短30年文学史的这样一个机构，它在这个国家这么受重用，这不是说明我们又回到了那个“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时代了吗？我经常去各地开会作报告，从生活角度，我很喜欢那些地方，可是我在哪里不能呆时间长了，因为我已经习惯北京了。人家说北京这么不好，你天天骂北京，生活这么不方便、气候这么恶劣、交通这么拥堵、人情这么冷漠，你为什么要活在北京？我说活在北京就是要体会它的“风沙扑面，虎狼成群”，战士只能活在这样的环境。我知道在你们这很享受，你们这里小桥流水、桥洞里面看月亮，多美的地方。但是时间长了我忍受不了，因为我知道沙漠上虎狼在叫，鹰隼在飞。这个时代，跟我们的前三十年，跟毛泽东时代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跟那个时代比，当然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进步的一面，这是我们要承认的，有发展有进步。但是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当我们无法确认的时候，只好找一个参照系，我们找到了1949年之前的这个参照系，跟那个时候何其相像！我刚才来的比较早，在外面马路上溜达了一会儿，去体会1949年以前的那个精神氛围。物质肯定不一样了，马路、大楼、汽车都是新的发展，但透过这些东西，看到背后，人，所透露出的那些气质。街上的人就没一个有精神的，你看看这个中国人，不管穿得怎样，他没精神。我是研究人的，我总在想，我在街上，不论是走在王府井还是走在西单我看这些人都在想什么呢？有时我过马路的时候站在过街天桥上往下看，看看茫茫的人海车流，看看车里的人车外的人，他们在想什么？当然我这种去琢磨人心理活动的习惯，是受了现代文学馆馆长长陈建功先生的影响。我上北大的时候，参加第一个作家座谈会，里面有陈建功老师，我向他提问：“你小说怎么写出来的？平常都琢磨什么？”他说：“我平常就琢磨人，我等公交车的时候看看这人他在想什么呢？我就心里边给他编一篇小说。”我觉得这个习惯特别好。我们随时随地去琢磨你身边普普通通的人，加上你整体性的考察，你才会对时代有一个比较深切的把握。那我说我们现在是鲁迅时代，我们这个新的鲁迅时代和旧的鲁迅时代有一个区别，就在于现在却没有鲁迅。如果加上一个定语的话，我们现在是“没有鲁迅的鲁迅时代”，这就更加悲哀，更加荒凉。所以我们要问，鲁迅是怎么面对他那个时代的？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鲁迅面对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他的文化立场是什么？他是什么样的立场？否则的话我们概括今天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没有用。因为我说今天是鲁迅时代，有的学者可以把我驳倒。他说今天不是鲁迅时代，他说今天就是繁荣昌盛的新时代，怎么办？他有可以找到很多证据来，说“你看我家房子值多少钱呢？买的时候30万，现在值300万了”，他有很多证据。最近我在博客上引用了这样一个材料，最近北大中文系韩毓海教授，他上课的时候不知犯了什么“病”，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鲁迅有什么了不起，鲁迅如果没有遇到毛泽东，他不也就是个孔庆东吗？”（掌声）后来我就严厉谴责韩毓海教授，我说“你这是害我啊，既害我，又害鲁迅，我说你这是什么话”？他说“当时我说了这句话，同学们都热烈欢迎，同学们认为我讲的很深刻讲得很有道理”。他说，鲁迅如果后来他的思想没有毛泽东继承并实现的话，鲁迅就是一个发牢骚的孔庆东啊，对社会不满，说点这说点那。以后人们说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喜欢发牢骚，喜欢批评政府，也就跟今天的孔庆东一样。当然鲁迅不是孔庆东，他确实是一个伟人，而且是能够辉耀千古的伟人。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他的立场，需要知道他和我们有什么不同。谈到鲁迅，鲁迅是一个说不清的学术对象，北大的现代文学，不论学者具体做那个方向，多多少少都要接触鲁迅，鲁迅是我们的基本功。全国研究鲁迅的人大概是数以千计，说鲁迅说了八九十年，众说纷纭。一个伟人的标志，大家老忘不掉，老得说他，不论你的政治立场文化立场。直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不论是左派右派中间派，都不断地提到鲁迅，对他是既尊重又批评，有崇拜有污蔑有咒骂，这正是伟人的特点。没有一个伟人，所有人都不赞美，或者所有人不骂他。肯定是有赞美，有骂。刚才我们引用韩毓海说“鲁迅如果没有毛泽东就是孔庆东”，这是左派的观点。右派对鲁迅最大的批评，也跟毛有关系，说鲁迅怎么堕落了，鲁迅怎么和共产党混到一块啦？在右派看来，鲁迅最大的缺点是跟共产党混到一块了，巴结共产党，助纣为虐，导致中国走向什么专制社会。到台湾香港会看到许许多多把鲁迅骂得体无完肤的文章，说鲁迅就是大恶魔，没有一点好事，思想专制、心理变态、道德败坏。有那么多的人仇恨鲁迅。那鲁迅自己是左还是右呢？我这个学期在北大开的通选课是金庸小说研究。我研究鲁迅也好，讲金庸也好，其实是将他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标本，来研究知识分子的心理，这也是从钱理群老师那里继承来的一个思路。我讲金庸小说第一课我讲的问题就是：金庸是左还是右？金庸是左派还是右派？因为这是当下人们很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当下的人们就喜欢站队。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总是批判文革，说文革这不好那不好。文革中肯定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天这些批判文革的思路、做法跟你所批判的对象有什么区别？我们说文革时整人，那么在文革结束以后我们整了多少人？文革中被整的人后来都平反了，文革结束后被打成四人帮余孽、爪牙，三种人等等，受迫害受冤屈的那些人何日才能平反？假如文革中整了三十万，或者五十万人，那么八十年代整了多少人？“杀人如草不闻声”！文革中有一条错误就是，强迫人站队，你要表明，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你是新北大还是井冈山？要站队。我们现在不还是这样吗？强迫人家站队。人家不站队给人家划好了队，他是左派，他是右派，帽子满天飞。在这种时候我们就更需要想，有没有人能够超越站队，不好排队？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其他很多伟人也都是这样。大家想孔子是左派是右派？庄子是左派是右派？耶稣是左派是右派？释迦摩尼是左派是右派？毛泽东是左派还是右派？当你认真的去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他们之所以是伟人，就在于你不能用左右去概括他，他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也不是中间派，他也不是此外单独的一派，他有时候左他有时候右。但是他左也好右也好，他左的时候左就是对的，他右的时候右就是对的。他永远是站在一个佛的立场，佛家讲，“有一双佛眼”，佛眼是哀悯众生的眼，永远看着人民的苦难，哀民生之多艰。所以人民需要左的时候他就是左派，人民需要右的时候他就是右派。你说他是随风倒也可以，他随人民之风而倒，他不随权贵之风而倒。或者是我们不是有一句话“顺天应人”吗？顺天应人。那么回到鲁迅这个具体的人，鲁迅本来就是一个凡人，是一个普通人。受过教育的都知道鲁迅的原名——周树人。我小的时候听收音机里广播：鲁迅，周树人。我很奇怪我说鲁迅不是绍兴人吗？（笑）什么时候变成周树人了呢？因为我在书上看到的是鲁迅是绍兴人，现在说鲁迅是周树人，所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后来知道周树人是他的原名。其实周树人也不是他最开始的原名，周树人是他后来自己取的一个名，他本来叫周豫才。这个名字的历史我们不考证了，他小时候这个名字的演变很复杂，反正他长期的、正式的官名叫周豫才。比如他去领工资签名的时候签的字，不是鲁迅不是周树人，是周豫才。周豫才这个名字就挺好的，挺古雅、挺大气的，挺有学问的名字，为什么改名成了周树人了呢？我觉得鲁迅的名字是理解他文化立场的一个钥匙，我们可以顺着这个名字打开一扇小门，从这个小门往里走。取名，特别是自己取名，显然是一种励志的倾向，大人给孩子起的名是包含着一种希望，包含着一种吉利的希望。人长大了给自己取名了，那一定是励志，包括取外号、取字、取号，都是这样一种现象。秋瑾为什么自号“鉴湖女侠”？鲁迅为什么给自己起名 “周树人”？鲁迅为什么不给自己起名“周树侠”呢？他不叫“周树侠”，他叫周树人，“人”这个字，是鲁迅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树人。他的弟弟起名叫“作人”，周作人；他的三弟起名叫“周建人”，这是我们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周氏三兄弟，下联是宋氏三姐妹。（笑）你说人家的孩子怎么培养的？周氏三兄弟不得了，其实中国历史上可以没有宋氏三姐妹，当然宋氏三姐妹也很了不起，但是就像孔乙己一样，没有她们人民便也这么过。但是周氏三兄弟不一样。树人作人建人，都是一个动宾词组，人都是所指的对象。人不是天然存在的，人不是自足的，人需要去建、立、树，人需要去作。如果没有一个主观的动作，没有一个主观的努力，这个人不会天然的完成，不会自我完成，所以人是需要树的，树立的树。立人、树人是鲁迅的一个核心的文化立场。这个立场很早就形成了，形成在鲁迅留学日本期间。那么现在我们文化界思想界斗争很激烈，都拿鲁迅来做武器，但是主要借重鲁迅的两个时期的思想：一个是五四时期的鲁迅，二十年代的鲁迅；一个是大革命以后的鲁迅，27年到37年，鲁迅的最后十年，或者叫革命时代的鲁迅。用这两个鲁迅来互相打。右派喜欢五四时期的鲁迅，左派喜欢后期的鲁迅。在我看来，鲁迅更重要的时期不是他声名显赫的时期，而是还没有鲁迅的时期，就是从周豫才变成周树人这个时期，那是鲁迅的“晚清时期”，我把他叫“晚清鲁迅”。那时候还是清朝，还没有辛亥革命，没等辛亥革命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鲁迅的思想就已经成熟了，所以他和那些革命党都不一样。鲁迅有一首《自题小像》的诗，大家都熟悉的“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是我们中学就会学到的，我们一般就说这首诗是爱国主义的诗篇，表达了爱国思想。这首诗当然是爱国的，但是这首诗给人的整体的感觉、美学上给人的印象是孤独的。“灵台无计逃神矢”，他没说我天生就特别爱国，他说是“无计逃神矢”，他说我本来不想爱国，爱神的箭一下子就射到我心上了，如果是谈爱情的话，这首诗的意思是“我本来不想爱你，没办法，可爱神把你推在我面前，不爱不行”，是这样一个意思，想逃逃不掉。在中国爱国其实有时是无奈的。所以有时候我很同情汉奸，觉得他们不爱国有一点点自然的合理性，就是国家有很多缺点，国家对他们不好，但我觉得汉奸们没把问题想明白。你不爱国你害这个国家对你就有好处了吗？其实汉奸们思想没有往前进，你再往前进就能进到鲁迅这里，你想一想你不爱这个国你害这个国你更痛苦，你更不是人。所以你还应该想一圈再回来，还得爱这个国。这个国家有那么多缺点，我们承认，这是我们和汉奸共同的立场。我们都认为国家腐败、官僚主义，到处都是坏事。这一点左派右派都是共识。分裂点只在于，面对这样的惨状怎么办？鲁迅在年轻的时候，“灵台无计逃神矢”，说明他有逃的欲念，想逃过，这个国家我不爱不行吗？我知道有一些海外的第二代香蕉人恨自己的黄皮肤，到处寻医求药能不能变成白皮肤，买点细砂纸成天蹭，能不能蹭出嫩肉来，长出白皮肤来？他不能，发现自己怎么弄还是这个皮肤，出去的时候人家就把你当二等公民。唯一使自己有尊严的一个办法就是爱这个国，让这个国家强大起来。这是唯一的路，你想改变自己改变不了啊。有很多人跟外国人结婚，跟外国人结婚每日每时的日常夫妻生活中，得忍受多少文化屈辱啊，除非你是个没文化的人，你不想这些，只要一想就回避不了。两口子过日子，存在着文化等级，一方是以巨大的文化优势感在对待另一方。除非你鸵鸟，你避过不见。我知道很多跨国婚姻，最后不能成功，或者忍气吞声的维持，就因为人与人之间是有文化的先天因素。“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故园并不好啊，故园是风雨如磐哪。和我们今天一样，鲁迅没说这个国家好。我遇到的一些国家的人特别爱国，比我们国家的人爱国多了，他爱国的表现就是他们国家特别好。“我们国家特别好啊，我们国家什么都是世界第一，你们中国的什么东西都是我们的”。那我就问这个国家的公民，假如你的国家不好怎么办？他经不起我这一问。我说你爱你的国家原来是因为你们国家好，那你的国家如果不好呢？假如你的国家什么都没有了，假如我给你证明孔子不是你们国家的人，曾子是我们国家的人；李时珍也不是你们国家的，是我们国家的；毛泽东也不是你们国家的，是我们国家的；姚明也不是你们的，是我们的；端午节也不是你们的是我们的，你们最后啥都没有，你还爱这个国吗？连你们国家的泡菜都是我们山东生产的，（笑）你还爱不爱这个国？他就懵了。他的爱国就崩溃掉了。我说，哦，原来你爱你的母亲，是因为你的母亲长的漂亮！这叫什么爱国呢？真正的爱自己的母亲，并不因自己的母亲长得漂亮，不因为自己的母亲有钱有文化，不。所以我们中国人才感动于艾青作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只要他养育了我，我就爱她，不附加任何其他条件。这个国家风雨如磐也好，鸡鸣不已也好，我都“灵台无计逃神矢”，这是鲁迅跟其他的那些爱国者，跟其他精英不同的地方。他的这份心是“寄意寒星荃不察”，这是来自屈原的离骚，“荃不察余之钟情兮”，没有人理解我，我也不需要人家理解。不需要理解是孔子和屈原的共同点。不患人之不己知，人们怎么评价我都可以，说我什么我都无所谓，我自己想明白了。在别人不了解、不理解自己的前提下，仍然“我以我血荐轩辕”。所以，表面上看鲁迅经常常反对一些爱国者，鲁迅嘲讽那些爱国者是“自大的合群”。鲁迅自己在这个时期，就形成了一种冷静的思考，他自己先成了一个冷静的个体先觉者。鲁迅在这个时候就不是什么派了。我们笼统的说鲁迅是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他参加过这个革命团体那个革命团体，但你发现他跟谁都拢不到一块，他跟谁也拢不到一块，不是因为他不会事故不会做人，不会搞人际关系。是因为他的思想的确太独特，也可以说太超前了。当时晚清的时候救国论很多，势力最大的，一个是洋务派，一个是立宪派。立宪派对于洋务派是具有革命性的。那我们想一想和今天的情况不是一样吗？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不又变成了洋务派和立宪派了吗？当然洋务派和立宪派在打。洋务派说，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中去，只要经济搞上去一切都解决了。结果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垮了。这是洋务派。所以立宪派攻击洋务派，说你看你这个不行，虽然经济搞上去了，还是专制野蛮，必须要立宪，必须要实现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加强法制，加强民主，让记者随便说话，随便跑到人家去采访。我们今天不还是洋务派和立宪派吗？洋务派和立宪派其实都有一点道理，就是他们的出发点都想到了一个好的东西，然后把他们想到的好东西无限放大。结果就制造了比它那个好，要坏百倍的后果。鲁迅当时面对的主要的主流意识就是洋务、立宪。因为洋务派、立宪派失败了，才有革命派的出现。但是革命派，革了命要干什么呢？不知道。革了命之后还是立宪。清朝在什么时候垮的？什么时候崩溃掉的？清朝不是在最黑暗最反动最腐朽的时候崩溃掉的，清朝最黑暗最反动的时候都已经熬过去了，都已经接受了革命派的很多思想，你们不是说要立宪吗？清朝准备立宪了。已经准备好接受普世价值了，就是你们说什么都对了，我们反正都错了。慈禧太好也好、光绪皇帝也好，虽然是帝党后党，但其实整个满清统治集团都认识到自己这一套不行了，准备接受你们资产阶级那一套了，你们说民主要办报纸给你们办，要想办邮局，随便发个手机短信、发个email吗？可以，都容许了，当时所能够容许的全都容许了。就在他容许的时候崩溃掉了，在他想到改的时候，完蛋了。他们以为一接受普世价值就把自己救了，错了。就像戈尔巴乔夫一样，认为自己错了，准备全盘接受美国价值，就在你一接受的时候垮掉了。戈尔巴乔夫和慈禧太后何其相像！可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有一个鲁迅，他就不把洋务放在心上，也不把立宪放在心上。他自己求新路，学的就是洋务派的东西啊。鲁迅早年在南京上学，上了俩中专，鲁迅没有大学文凭，鲁迅上的都是中专。鲁迅上日本去了仙台医专，我现在搞不清它是中专还是大专，完了还没毕业。所以现在有很多人非要读博士读硕士，有什么用啊？根本没用，比不上鲁迅几个乱七八糟的中专。鲁迅上学虽然没有毕业，但是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一套东西是没用的。他上的江南水师学堂、路矿学堂，就是用挖了煤的能量抽水，用抽了水的能量挖煤，就是倒腾GDP，自己糊弄自己，就和我们今天一样，就是倒腾账面那点钱，最后把地下挖空。鲁迅早年的文章我们一般都不重视，我们一谈鲁迅就从1918年《狂人日记》开始。其实早在晚清的时候鲁迅的思想已经非常非常深刻了，如果后来他没有成为鲁迅，可能这些思想就淹没了。偶尔被哪个学者翻旧杂志翻出来，抄袭几段而已。鲁迅再1926年编了他的一本杂文集叫《坟》，收录了他早期的四篇文章，都写于1907年。1907年其实是清朝已经要洗心革面的时候了，当然离自己翘辫子也差不多了，但那时候它满心欢喜，以为自己只要改了就好了。那么鲁迅早期的几篇文章特别重要，《坟》里收的这几篇，一个叫《人之历史》、一个叫《科学史矫偏》、一个叫《文化偏至论》、一个叫《摩罗诗力说》。我们看鲁迅他自己1926年编文章的时候，主要编的是五四时候的文章，但是他舍不得把他早年的文章舍弃掉，特意把它们找出来，按时间顺序排在前边。鲁迅在题记中说：“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么？（他有点不相信）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鲁迅很俗的人，知道文章长稿费越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民报》的影响；（其实是受章太炎的影响，鲁迅首先是大学问家、大学者，鲁迅写的字可能现在我们中文系的教授加起来也认不全，鲁迅是一流的古文学家）„„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进步。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我注意鲁迅所说的激昂这个状态，鲁迅在晚清的时候是激昂的。很多人是一辈子由平静到崛起到激昂，越来越激昂。我们习惯于看人这样的生平，发展观的生平。比如说闻一多，诗人学者战士，在生命的最激昂的时刻被杀害了。可鲁迅不是，鲁迅是年青的时候激昂，但是并没有出名，后来出了大名，却并不是因为激昂。这是鲁迅的特点。）”在我刚才说的这几篇文章中，第一篇是《人之历史》，我很重视这个第一篇，第一篇谈的是人，鲁迅开篇重视的是人的问题。第二篇是《科学史矫偏》，鲁迅很重视科学，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

鲁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篇6

这次“大师对话”活动由“大师的容颜列夫·托尔斯泰影像展”、“鲁迅与托尔斯泰：跨时空对话”论坛等组成。来自俄罗斯托尔斯泰家族的列夫·托尔斯泰玄孙、俄罗斯联邦总统顾问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列夫·托尔斯泰玄孙媳、托尔斯泰纪念馆馆长叶卡捷琳娜·托尔斯塔娅，牛津大学讲师安娜斯塔西娅·托尔斯泰三位俄方嘉宾和鲁迅先生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周令飞，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王锡荣，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郑体武，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王晓初等中外嘉宾，以鲁迅与托尔斯泰两位世界文豪跨时空的文学交际为纽带，分别就鲁迅与托尔斯泰在中俄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心灵遇合、双方作品在中俄两国读者中的影响、他们的文化遗产在今天的价值等议题进行了对话交流。

中俄专家的对话展示出一幅托尔斯泰与鲁迅两个世界大文豪心灵相通的动人画面，充满共同的人文主义情怀。列夫·托尔斯泰玄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托尔斯泰说：“我的爷爷主要生活在19世纪，虽然和主要生活在20世纪的鲁迅没有见过面，没有直接的交集和联系，但是他们的心灵、思想和作品，却紧紧地连接着中俄这两个民族的精神。先祖曾说过：如果我还年轻，我一定要去中国。我今天实现了祖辈的心愿。”

鲁迅长孙周令飞说：“鲁迅与托尔斯泰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们有着多重的相交和契合。鲁迅对俄罗斯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并向中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翻译介绍。而托尔斯泰也对中国的文化同样给予了的关注。2015年5月，我们在托尔斯泰的故居里看到了他收藏了丰富的中国书籍，知道他不但仔细阅读，还深入研究老子、孔子思想，进而向西方热情传播中国文化。”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王锡荣说，托尔斯泰与鲁迅都怀着对民族和土地深深的热爱，大声疾呼人道和诚爱。鲁迅呼吁“救救孩子”，托尔斯泰的第一部著作《四个发展阶段》就是关于人性养成的书，而且极为关心儿童教育。“你忏悔吧”这一托尔斯泰著名的反战名言深深地触动着鲁迅，他在主编《奔流》月刊时曾专门出版托尔斯泰诞生百年增刊，他说：“夜间读托尔斯泰的文章，渐渐看到了人类的希望。”

牛津大学讲师安娜斯塔西·托尔斯泰说：“两人最明显的共通之处也许就是致力于社会变革、他们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及志趣相投的性情。”列夫·托尔斯泰的玄孙媳叶卡捷琳娜·托尔斯塔娅介绍，在位于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庄园博物馆中，同样能发现这一文豪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充满了敬仰之情。博物馆的藏品共计5万多件，都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2014年达到20.8万人次。

此次，绍兴鲁迅纪念馆与位于雅斯纳亚·波良纳的托尔斯泰庄园博物馆友好博物馆签约仪式暨“大师的容颜列夫·托尔斯泰影像展”中，可看到众多由托尔斯泰庄园博物馆提供的弥足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让游客和市民领略一代文学巨匠的风采。

由于托尔斯泰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巨大影响，他不仅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一个象征和化身，也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象征。与托尔斯泰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一样，鲁迅在俄罗斯也有着较高的接受度。安娜斯塔西·托尔斯泰女士指出，鲁迅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在俄罗斯，不仅鲁迅的作品被翻译成俄文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而且鲁迅本人也受到了俄罗斯作家和批评家的重视和尊重。鲁迅代表作《阿Q正传》的首个翻译文本就是俄文本。

10月15日下午，偌大的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图书馆报告厅座无虚席，只为一睹大文豪后裔的风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托尔斯泰和他的夫人、托尔斯泰纪念馆馆长叶卡捷琳娜·托尔斯泰，图拉州肖基诺市市政委员会主席奥列格·费多索夫，牛津大学讲师安娜斯塔西娅·托尔斯泰，分别就鲁迅和托尔斯泰两位世界文豪跨时空的文学交集和文学创作等话题进行深入阐述，并与“越秀”师生展开了生动的俄语互动交流。俄语讲座中俄合璧、旁征博引、别开生面，精辟独到的见解给在场的每位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托尔斯泰还高兴地接受了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聘其为客座教授的邀请。

俄罗斯客人在绍兴市相关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鲁迅故里、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对绍兴市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资源赞不绝口。

“大师对话”活动是绍兴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2014年10月，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之际举行的“鲁迅与雨果跨时空对话”活动，反响强烈，方方面面都为之叫好，也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魯迅文化基金会发起的一年一度的“大师对话”活动，旨在以“文化名人+民间交流”的模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国软实力在世界范围内的输出与影响。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大师对话”既有深度的大师文化艺术的交流，也有大师们心灵遇合的交流;既有大师们对世界影响的交流，也有大师后人间的情感交流;既有大师各自故居故乡的互动交流，也有大师文化研究的深刻交流。这样的对话，其实质就是让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把世界优秀文化更多地引进中国。

鲁迅批判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启示 篇7

关键词：鲁迅；批判；法律；文化

中图分类号：1210.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3-0097-06

众所周知，鲁迅不是法学家。但读罢《鲁迅全集》，掩卷沉思，仍为鲁迅极为精要犀利地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的糟粕所作的批判而深深激动。鲁迅的投枪，戳破了旧中国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法制的画皮；鲁迅的匕首，刺穿了旧中国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法制的心脏。细细咀嚼当年这位叱咤风云的革命家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糟粕的批判文字，对我们今天反思国是、论述法魂，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大有裨益的。

一

鲁迅对封建主义的法律文化，从总体上抱坚决否定的态度。

他在《坟。灯下漫笔》中深恶痛绝地批判道：“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鲁迅全集》，卷1，第216页。)中国法律文化是“所谓的中国文明”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实难逃“人肉的筵宴”的诅咒。鲁迅说，这“人肉的筵宴”是“早已布置妥帖了”的：“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坟·灯下漫笔》，见《鲁迅全集》，卷l，第215页。)“布置”这“人肉的筵宴”的依据是什么呢?

其一为“古人的良法美意”，这是上了法律的明文规定。鲁迅写道：

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南腔北调集，谚语》，见《鲁迅全集》，卷4，第542页。)

其二为“口含天宪”的掌握立法、司法最高权力的封建帝王的个人意志。这种个人意志使得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可以“头儿胡行于上”。于是“上行下效”，各级各类的“土皇帝”也到处横行霸道起来，胡作非为了。据记载，1933年5月，广西省民政厅曾公布法令，规定凡女子服装袖不过肘、裙不过膝者，均在取缔之列。据此，广西妇女衣裙倒了霉。远在四川的营山县长也闻广西之风而动，派公安人员一一剪掉行人长衣的下截。鲁迅气愤地说：“《汉书》上有一句云，‘口含天宪’，此之谓也。”(《南腔北调集’谚语》，见《鲁迅全集》，卷4，第543页。)当然，更加恶劣的是真正“口含天宪”的帝王们。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中曾摘录清人俞正燮《癸巳类稿》中的两件事：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秦娣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见《鲁迅全集》，卷6，第180页。)

读着这“君臣之间的问答”(《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见《鲁迅全集》，卷6，第180页。)，我们对“口含天宪”的理解是可以大大加深一层的。当时鲁迅就作出了这样入木三分的深刻判断：“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见《鲁迅全集》，卷6，第180～181页。)

二

鲁迅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批判，实际上是它的糟粕部分，其锋芒所向，直指封建法律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社会特权这一要害。鲁迅所处时代，中国已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他对封建法律的批判，体现在对当时法制的无情抨击上。

鲁迅用了大量笔墨揭露过旧中国法制不过是用来维护当权的统治者的政治利益的工具。他痛斥“当局者”“虐杀”爱国者：“中国只凭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轻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当局者”对此非但不“反躬自问”，反而“竟将他们虐杀了”。(《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卷3，第263页。)“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于是学生们只好“放下书包来请愿”。其结果是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12月18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指责学生的行动使“友邦人士，莫名惊诧”，还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截汽车，攒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等一长串的“罪”名，于是大肆镇压、杀戮……(《二心集，“友邦惊诧”论》，见《鲁迅全集》，卷4，第361～362页。)为什么要“虐杀”爱国青年?为什么一友邦，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寂然无声”，而学生“略有‘越轨’，便加屠戮”呢?其原因盖在于这样就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夸奖”，当局即反动统治者们的“党国”似乎就可以“永远‘国’下去”。(《二心集，“友邦惊诧”论》，见《鲁迅全集》，卷4，第3 61页。)而在反动当局屠戮青年学生时，所“依据”治“罪”的法律之维护其政治利益的本质，就这样被鲁迅淋漓尽致地揭露无遗了。除上述外，“三一八惨案”，左翼作家柔石、殷夫等的被害以及大批工农群众、共产党员的被杀，鲁迅都曾作文用以抨击反动当局的罪恶统治。这些，与当时的“良法”当然是背道而驰的，但也正好暴露了“良法”的反动本质。

关于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本质还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在鲁迅的笔下也曾被揭露与批判过。最集中的可以见诸《伪自由书·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一文(《二心集·“友邦惊诧”论》，见《鲁迅全集》，卷4，第361页。)。盛宣怀是清末大官僚资本家，1911年任邮传部大臣，曾向帝国主义出卖中国铁路和矿山等权利，滥借外债以支持清朝政府垂危的统治。辛亥革命后，他的财产曾两次被查封，但后来都发还了。对此，鲁迅在“吃了一惊”之后，作了“学理上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压迫本来就有两种：一种是有理的，而且永久有理，一种是无理的。有理的，就象逼小百姓还高利贷，交田租之类；这种压迫的‘理’写在布告上：‘借债还钱本中外所同之定理，租田纳税乃千古不易之成规。’无理的，就是没收盛宣怀的家产等等了；这种‘巨绅’的手法，在当时也许有理，现在早已变成无理的了。”(见《鲁迅全集》，卷5，第133页。)在这里，鲁迅泾渭分明地指出了表现在盛宣怀案上的当时法律维护统治阶级经济

利益的本质。

三

鲁迅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糟粕的批判，最大量也最集中的，在于反动法律对“思想犯罪”的残酷镇压。鲁迅把这样的法律叫做“诛心之律”。(《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见《鲁迅全集》，卷3，第42页。)

这种“诛心之律”，最典型地体现在历朝历代的“文字狱”上，尤以清代为甚。在《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中，鲁迅写道：“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见《鲁迅全集》，卷6，第54页。)“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铨，就是“经大学士三宝等再三审讯之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后又有“幸”被皇上“着加恩免其凌迟之罪”而“改为处绞立决”的。(《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见《鲁迅全集》，卷6，第54页。)尹嘉铨究竟犯的什么罪呢?原来他到了“致仕”(退休)之后，唆使儿子送了一本奏章，奏请为他死后加谥。对此，乾隆皇帝的“朱批”是“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要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钦此!”但尹嘉铨在未得悉皇帝批示前另有一本奏章，请许当朝“名臣’’汤斌、范文程等“从祀孔庙”，内有“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等文字。乾隆皇帝一见，竞勃然大怒，朱批道：“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这就被构成了“谋大逆”的罪名而“处绞立决”了。(《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见《鲁迅全集》，卷6，第10页。)

这种文字狱，到了鲁迅所处的时代，仍然是盛行于世的。在《且介亭杂文末编·写于深夜里》一文(见《鲁迅全集》，卷6，第499页。)中，鲁迅记载了三个青年木刻爱好者无端罹罪的事。其中一个只有十八岁的青年学生，在致朋友的一封信里谈到他母亲因困苦而死时写道：“……世界是一台吃人的筵席，我的母亲被吃去了，天下无数无数的母亲也会被吃去的……”这青年就被“好象老虎”的警察“一把抓住了这青年的背脊上的衣服，提出宿舍的大门口去了”(《且介亭杂文·写于深夜里》，见《鲁迅全集》，卷6，第504～505页。)。其结果是按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有期徒刑五年。其审讯判决的全过程为：

“在当年的最后一月的最后一天，我们三个被××省政府解到了高等法院。一到就开检查庭。这检察官的审问很特别，只问了三句：‘你叫什么名字?’——第一句；‘今年你几岁?，——第二句；‘你是那里人?’——第三句。开完了这样特别的庭，我们又被法院解到了军人监狱。”

而这军人监狱，又是极为残酷的。“有谁要看统治者的统治艺术的全般的么?那只要到军人监狱里去。他的虐杀异己，屠戮人民，不残酷是不快意的。时局一紧张，就提出一批所谓重要的政治犯来枪毙，无所谓刑期不刑期的。”(《且介亭杂文·写于深夜里》，见《鲁迅全集》，卷6，第507页。)这些屈死的“政治犯”中，就有许多是因文字而获罪的。所以，鲁迅在《题<呐喊)》诗中无限愤懑地写道：“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集外集拾遗》，见《鲁迅全集》，卷7，第442页。)

这“诛心之律”到了民国时代不得不以种种伪装来加以掩饰，于是有了所谓法定上的“言论自由”。但对这种虚伪的“言论自由”，鲁迅是不屑一顾的。他特意写了一篇《言论自由的界限》来揭露它的虚伪性。他写道：“……要知道在现在曾比先前光明，但也比先前利害，一说开去，是连性命都要送掉的。即使有了言论自由的明令，也千万大意不得”。(《伪自由书》，见《鲁迅全集》，卷5，第115页。)对这种“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热风·来了》，见《鲁迅全集》，卷1，第347页。)的社会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的法律法令，鲁迅斥之为“人肉筵宴”、“人肉筵宴的厨房”，当然不足为奇了。

四

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糟粕更大量地反映在司法实践中。这“司法实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与法律条文的规定背道而驰的。之所以背道而驰而又畅行不衰，恰恰体现了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糟粕面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有法不依”。对此，鲁迅深表痛恨，并作了有力的批判。

鲁迅在《写于深夜里》写道，“有一个这样的国度”，它“出版有大部的法律，是派遣学者，往各国采访了现行律，摘取精华，编纂而成的，所以没有一国，能有这部法律的完全和精密。但卷头有一页白纸，只有见过没有印出的字典的人，才能够看出字来，首先计三条：一，或从宽办理；二，或从严办理；三，或有时全不适用之。”有这样大部法律的国度里，“自然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犯人，在开庭时候是决不抗辩的，因为坏人才爱抗辩，一辩即不免‘从严办理’；自然也有高等法院，但曾在白纸上看出字来的人，是决不上诉的，因为坏人才爱上诉，一上诉即不免‘从严办理’”。(《鲁迅全集》，卷6，第503～504页。)

在这样的国度里，法律规定国民一律平等，但是，这“平等”又是如何的呢?鲁迅写道，这“平等”就是：统治者们“排好暗箭，拿定粪帚，监督着应该俯伏着的奴隶们，看有谁抬起头来的，就射过去，洒过去，结果也许会终于使这人被绑架或被暗杀，由此使民国的国民一律‘平等’。”(《南腔北调集‘祝(涛声>》，见《鲁迅全集》，卷4，第561页。)

在这样的国度里，法律也“保障人权”。但实际情况如何呢?“人权”在那里只不过是“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的装饰物罢了，“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伪自由书·王道诗话》，见《鲁迅全集》，卷5，第46～47页。)这才是真正的实际的“人权”。

司法的黑暗，在狱政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鲁迅在其作品中多次揭露过旧中国狱政的残酷，从而揭示与抨击了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糟粕面的“有法不依”、法外用刑的特点。在《伪自由书·“光明所到……”》一文(《鲁迅全集》，卷5，第63页。)中，他指出了“中国监狱里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在《准风月谈，后记》与《且介亭杂文·关于中国的二三事》中，鲁迅也曾以大量的笔墨，揭露过旧中国狱政的黑暗与虚伪。

鲁迅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糟粕的批判是多方面的，但可以上述四者为主。如前所说，鲁迅不是法学家，而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法、文学家。所以，他的批判不是法律学理的批判，大多是浓缩了法律观点的精华，大多是以形象的文字表达的。但这种表达方式，自有严肃的学理批判所不及的优点。因此，它对我们今天反恩四十年来的国是，是极有启迪作用的。

五

法律是什么?它是作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对立面而来到世上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每一个新兴的革命的阶级都迫不及待地制定法律而力行不已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又有诸如上述鲁迅所批判的苛刑酷法呢?

古往今来，万千学问家穷经皓首、苦思冥索而不得其解。有所建树而号称一代法学大家者，充其量不过在“是”与“否”之间作过非此即彼的抉择且作了略显方圆之说罢了。时至今日，在有了马克思主义

的唯物辩证法思维武器之后，是应该作出科学合理的论定了。

诚然，法律作为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首先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反映；它所带有的强制力，由于是国家的强制力，也就自然以国家的暴力机器如军队、法庭、监狱为后盾。但它决不是一开始就作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对立面而问世的；它也决不是一直作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对立面而长存于世的。至于确曾长期以“良法美意”相标榜而实际上又“虐杀人民”的法律，笔者以为，那只是法律的异化而已。用形象的话来说就是：法律有其躯体与灵魂；法律的灵魂是用以卫护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利益，促进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进步的；法律的躯体则只有在其“年青”时代具有“审美”价值，起着有益的作用，一旦到了“老年”，就衰朽腐烂，散发臭气，危害生灵了；但法魂是不灭的，推倒陈旧腐朽的法律躯体，创出新鲜活泼的法律血肉，法律又将作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亲密朋友和有益武器而施展雄威。

那么，法魂是什么呢?概略而言，法魂之要素主要有：

其一，反映社会前进的客观需求；

其二，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三，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其四，规定公民的应尽义务；

其五，保证公民的法律平等；

其六，确定法律的实施效力。

上述要素的综合整体，就是笔者所说的法魂。古往今来，中外各国，无论怎样万化千变、前进倒退，从历史发展的长途来看，法魂总是不灭的。会有“黑云压城”、“冰雪满天”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法魂不得不离开陈腐法律的躯体。但陈腐法律的躯体终将衰朽溃灭，法魂终将“荣归故里”与新的法律躯体相结合而显出勃勃生机，造福人类，促进社会的进步。

如此而言，鲁迅所处时代的酷法苛刑，只不过是徒有其表、虚有其名的法律僵尸而已，其法魂早已“出窍”远飚了。这是因为，鲁迅所处时代的“虐杀人民”的法律，完全没有反映社会前进的客观需求，完全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不保护而且处处侵害了人民的基本权利，而把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一股脑儿压在劳苦大众的身上；法律平等早已烟消云散、不见影踪；法律的实施效力也成为子虚乌有，横行于世的只是法官狱吏及统治阶级其他代表人物的恣意妄为了。

正因如此，这种没有真正法魂的法制的“行尸走肉”，必将被人民唾弃。而1949年1月14日发表的《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北京版直排本，卷1，第1391页。)提出“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就是推倒衰朽法制的庄严宣告。“黑暗即将逝去，黎明即将来临”，法魂所乐于依存的新生的人民的法律制度，将在神州大地上逐步建立起来。

但世界是复杂的，万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新时代的法制的发展也只能循着迂回的、曲折的道路前进，法魂与法律躯体的离离合合还会不时地出现。

当然，总的趋势仍然是四个字：

法魂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