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案例研究

公共管理案例研究（精选8篇）

公共管理案例研究 篇1

征地拆迁工作中政府领导能力的加强

政治与行政学院 行政管理09级研究生 兰玲 2009010156

【内容摘要】在征地拆迁运作中，引发出了各类群体纠纷和恶性事件。主要原因为：一些地方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有法不依、违法违规行政；利益驱动、权益失衡；监督失效等。所以加强政府的领导能力，就要确实不断地提高各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决策能力、管理能力和监督能力。

【关键词】征地拆迁；群体纠纷；政府领导能力

随着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征地拆迁工作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工作之一。这项工作由于各地条件不同和不同级别的政府贯彻执行法律、政策的情况不同，除少部分地区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大部分地区都陆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除个别特殊情况和客观存在外，主观上都凸现出了地方政府在执政领导能力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所以如何提升各级政府处理征地拆迁纠纷事件问题的领导能力，不断提高其执政能力水平，使征地拆迁工作成为一项经济发展的民心工程，是摆在各级地方政府面前的主要任务。

一 征地拆迁纠纷事件的主要表现

（一）地方政府主管部门执法不严、监督不力，使拆迁人或开发商无法无天、肆意妄为。他们仰仗自己的优势地位置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于不顾，违法强占强拆，致使被拆迁人群体反抗，最终酿成纠纷甚至流血事件。

（二）个别地方政府在执法过程中，征地强拆，严重侵犯了被拆人的合法权益。这便致使被拆迁人为了维护个人合法权益，使出了或自杀自残，或袭警、袭官的招数，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特别是近几年来，类似事件层出不穷，有增无减。

（三）部分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管理不严，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引发纠纷事件。一些地方拆迁补偿安置不到位、不合理合法，令被拆迁户产生逆反心理，不配合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征地拆迁行动，在双方人员情绪失控的情况下群体纠纷事件一触即发。

（四）个别地方政府的征地拆迁主管与开发商勾结，造成被拆迁户应得利益严重受损，引发了被拆迁户的极大不满，导致被拆迁户或集体到政府、党委门口

静坐上访，或以暴力抵制政府拆迁。

二 征地拆迁工作中政府领导能力缺失的原因分析

首先，政策缺陷是造成征地拆迁纠纷事件的根本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此项规定中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使被拆迁户处于有理无法讲的弱势地位。也导致了政府在执法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剥夺和损害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是对政策的实施缺乏有效监督。各级政府在征地拆迁运作中都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规章制度，目的是为政府发展经济、为民谋利，以体现政府依法行政、执政为民的宗旨。但实事上，一些地方政府自行其道，把上级或本级政府制定的政策当成摆设挂在了墙上，并没有完全按照政策实施进行。这时缺乏了有效的监督，再好、再完善的政策也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最后，在利益的驱动下最终导致权益失衡。在当前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形势下，各级地方政府为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用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为政府争取最大的经济收入。共同的利益目标让政府和开发商成为了交易伙伴，他们为了取得最大程度的“双赢”，势必会使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受损。

三 征地拆迁工作中政府领导能力的加强

（一）各级地方政府必须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不断提高和加强领导能力，严格依法行政。据国家有关权威部门公布，近两年来，地方政府违法强拆导致发生群体纠纷或个别被拆迁人自焚自杀、袭警袭官等事件不胜枚举。“地方政府仍是土地违法案的主角”。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必须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不断提高和加强领导能力，严格依法行政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在征地拆迁运作中存在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杜绝各种群体纠纷和个体恶性事件发生。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要提高政府科学发展能力。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去指导征地拆迁工作的实践，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大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等关系，妥善处理征地拆迁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二）要提高政府征地拆迁主管部门及其领导的领导能力。第一，必须要加强主管部门及其领导执法能力的培养，要让执法为民、依法行政的理念真正深

入他们的心中，并且要在工作实践中做执法、守法和捍卫法律的模范，杜绝执法犯法或贪赃枉法的违法行为发生；第二，必须提高协调指挥能力。征地拆迁主管部门及其领导，是代表政府行驶征地拆迁职能的指挥部和指挥官，担任组织、协调、指挥工作的重任。要当好指挥官，完成好工作任务，要正确处理好领导和被领导、指挥部与拆迁人的关系；第三，征地拆迁主管部门领导者必须严于律己、防腐倡廉、自觉遵守法纪。坚决杜绝征地拆迁主管部门领导利用职务之便违法违纪走上犯罪道路。并且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努力提高业务素质，不断提高管理能力水平。

（三）不断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首先要以预防为主，化解矛盾，把事件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建立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以保证及时掌握有效信息，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充分发挥现代信息工具的优势，及时掌握各种信息，有针对性、经常性地进行综合跟踪和分析研究。有效防止和应对各种群体性纠纷事件发生时，要及时了解情况、掌握信息，深入现场，沉着指挥，按原来制定的应急方案组织领导，正确处理冲突双方的矛盾，果断地采取措施消除现场隐患和社会影响，把事件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四）提高政府科学民主决策能力。征地拆迁工作必须在详尽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论证，并进行合法性的审查，最终做出有效决策。在决策实施过程中进行跟踪采访和阶段性评估，以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决策程序。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真正体现政府依法行政、科学民主决策的现代决策领导能力。

【参考文献】

1、冯玉军:《权力、权利和利益的博弃》[J]，中国法学，2007(4)

2、朱东恺、施国庆:《城市建设征地和拆迁中的利益关系分析》[J]，小城镇

建设，2004(3)

3、户邑《中国城市房屋拆迁的制度性障碍分析》[J]，理论前沿，2005(3)

4、彭方平、方齐石:《房地产开发商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分析》[J]，价值工程，2003(5)

5、王才亮:《房屋拆迁纠纷焦点释疑》[M]，法律出版社，2004年

6、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中国转型期群体性突发事件对策研究．学苑出版社．2004．

公共管理案例研究 篇2

由于学生教学用机使用频繁，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软硬件故障。维护好计算机，保障教学用机需求，是机房管理维护工作的最终目标，这个目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当需要大批量更新操作系统平台或者大批量安装拷贝某个应用软件时，要能及时地、大批量地、简单化地操作就能完成。二是当单机发生硬件故障后，要能尽快地排除，减少故障计算机的待修时间，早日投入使用。三是在单机情况下，对于软件故障，要具有快速恢复硬盘上数据的能力，使计算机能及时地投入使用。对于管理维护计算机而言，有很多看似是计算机硬件故障的现象，最后却确定是由软件的问题所引起的，所以，软件维护的工作量是远远大于硬件维护的工作量，而作为管理维护计算机的工作人员，却是既要懂得计算机硬件的工作原理，又要知晓每个软件的工作流程。对教学机房而言，机房内安装的各种教学软件在运行时要能保证一致性，是十分必要的。这里所谓教学软件运行时的一致性，有三层含义：一是每台计算机上所安装的软件及其版本相同；二是每个软件安装时设置的参数相同；三是每台计算机上调用同一软件的方法相同。

高校计算机公共教学机房的管理，历来就是一个十分繁杂的工作，它涉及面广、事务性工作杂、技术性较强、工作相对单调、工作量很大、系统性不强。

高校计算机公共教学机房的建设过程，由于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只能是随着不同时期的教学需求逐步建立起来。不同时期、不同批次的计算机，在规格型号上是有差异的。这种硬件上的差异，带来了软件上兼容性的问题，突出表现在计算机操作系统平台的兼容性上。对于各个专业之间，使用的教学软件不尽相同，特别是各个专业的专业软件，品种繁多、专业性极强，除了计算机基础类和语言类教学软件大致相同以外，不同专业之间根本无法通用。而要在一台计算机上安装上所有专业的全部通用和专用软件，并且能正常运行，简直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大学生是一个勇于探索的群体，其求知欲望强烈，其中有些学生是很少考虑后果的。而对计算机知识的掌握又处于一种一知半解状态的大学生，经常有意无意地损坏计算机系统，造成计算机无法正常使用，有些人视公共机房的计算机为自己个人的专用机，随意更改计算机系统的配置文件，造成计算机一时的瘫痪。也有携带含有计算机病毒的存储介质进入机房使用，使计算机染上病毒。

高校计算机公共教学机房，除了承担正常的计算机基础教学上机外，还要承担各个专业的有关专业课程的上机实习任务，以及各种各样的培训考试、其它临时性的用机等需求。对于计算机系统的运行环境，经常是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要完成转换工作，对时间性要求较强。计算机机房的管理维护工作量相当大，为了不影响学生的教学用机，工作人员必须随时维护被损坏的计算机。

在建设计算机公共教学机房时，机房内每间房间一定要将局域网络联通到每一个计算机的机位上，并且要保证每一间房间，其内部的网络要畅通；与机房外部网络的联接，可以由管理人员控制。在计算机的采购选型时期，要求计算机的各项性能等指标不能过低，其配置要在主流机型的中档水平以上；配置的计算机数量，要有一定的冗余度；对于同一个房间内的计算机系统，要求其所有的硬件配置必须完全一样，以减少后期管理、维护的工作量；对于每台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还需要另外增加配置硬盘保护系统。不论是配置独立的硬盘保护卡，还是集成在主板上的硬盘保护系统，都要具有自动登陆的、一对多的网络拷贝功能，并且能方便的进行更新、升级换代。具备这些前期准备工作所要求的基本条件，是做好计算机机房管理的基础，其后期的计算机管理工作，才能更好地做到保障教学实习的需要。

在机房宏观管理方面，首先，要将相同硬件配置的计算机布置在同一个房间内，并且每一个房间内局域网络的IP地址要配给一个独立的网段，不能交叉，为机房后期的网络拷贝、管理维护等工作打下基础。其次，根据机房的实际情况，将机房内所有的计算机房间作适当的分工，有些房间以通用性机房为主，有些房间以专业性机房为主，有些房间兼做专用与通用机房。由于专业软件的特殊性，必然要有专用的房间用于各个专业的计算机课程开设，而专用机房的设置，也是计算机应用得到普及的一个标志。由于计算机数量上的限制，不可能做到专用机房与通用机房完全分离，有时，专用机房还是要作为通用机房来使用，反之亦然。对于大学生的求知欲望强烈，好奇心大，而造成损坏计算机系统的学生，要以教育引导为主。计算机系统被损坏，只能说明计算机机房的管理措施不到位，防范还有漏洞，它能促使机房管理工作更上一个台阶。在管理维护计算机系统工作方面，对于硬件故障现象，要及时地修复，减少待修时间；而做好计算机机房的日常清洁保养工作，也是降低硬件故障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软件故障现象，则主要是从防范角度保护计算机硬盘上的数据，目前，主要是采用硬件保护的方式，为每台计算机加装一块硬盘保护卡；由于硬盘保护卡是直接插入到计算机的主板上，计算机系统在启动时，就会将其视为计算机的硬件板卡之一，从而达到了有效保护数据的目的。

在机房微观管理方面，作为公共教学计算机，不论何种配置的计算机，都可以看作是在计算机上运行某些教学应用软件，只是在不同的时间段运行不同的程序而已。对于各种计算机故障，都可以简单地划分为硬件故障和软件故障。对于硬件故障，只要有充足的备件作保障，就能保证计算机系统的及时修复。而对于软件故障，排除的方法有多种，常用的是加装硬盘保护卡，这是目前主要采用的方法；还有就是选用嵌入了硬盘保护系统功能的计算机主板，这是主流发展方向，只是当硬盘保护系统的功能需要升级时，操作比较繁琐一些。在计算机硬盘保护系统功能失败时，可以采取更换硬盘的方法，来及时地解决问题。

为了提高计算机公共教学机房的管理维护水平，更好地方便学生用机，本院机房普遍加装了硬盘保护卡或选用嵌入了硬盘保护系统功能的计算机主板，在享受到硬盘保护系统能有效保护计算机上各种数据的同时，还享受到了硬盘保护系统含有的网络拷贝带来的便利。在机房环境的管理上，相应地采取了一些措施，对机房每一间房间内的所有计算机机位，全部固定了一个唯一的编号，并且将这个编号与计算机的IP地址和计算机名称进行有机的关联。这也解决了某些计算机上机考试时对机房环境比较特殊的要求，如要求IP地址和计算机名称的取名要一致，相邻计算机的IP地址要有规则地顺序排列等。

计算机机房每学期都要多次承担各种计算机的上机考试，各种上机考试环境与教学环境的要求又是互不相同，利用硬盘保护卡上含有的一对多的网络拷贝功能，只要准备好一台计算机作为样机，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实现整个机房的快速拷贝复制，完成上机考试环境与教学环境切换的工作。或者说，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即可实现整个房间全部计算机硬盘上数据的更新或安装。样机上将要发送的数据，可以是整块硬盘，也可以是硬盘上的一个或多个逻辑分区上的数据，也可以只发送计算机CMOS参数或硬盘保护系统参数等。而所有计算机上的IP地址和计算机名称可以选择自动分配修改或者保持原有不变等选项。

针对计算机硬盘原因引起的各种软硬件故障现象，在时间要求紧迫时，首先采取更换硬盘的方法来解决。首先，按照机房内在用计算机硬盘上的数据，事先复制好，作为备用硬盘。其次，更换上备用的硬盘，修改IP地址、计算机名、网关等一些参数，即可快速投入使用。毕竟更换硬盘比复制硬盘在时间上要快得多。再次，对更换下来的硬盘进行检测，或返修，或重新复制数据作为备用硬盘。

利用硬盘保护卡上能有效保护CMOS参数这一功能，将计算机上的系统参数采取开放式的管理模式，允许学生自由进入，察看各项参数的设置情况，并且可以修改。而利用硬盘保护卡能有效还原指定逻辑分区盘上数据的功能，允许学生查看、修改硬盘上所有的文件数据，对文件的属性，允许更改，也允许学生随意删除一些文件，甚至允许学生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平台，使学生在更改中学习到知识。

利用硬盘保护卡对各个逻辑分区可以设置不同的还原方式的功能，将硬盘上的逻辑C盘设为启动盘的系统区，设为开机还原，有多个操作系统时，再加上其它逻辑分区；逻辑D盘设为系统文件和应用程序的备份区，设为开机还原；逻辑E盘设为公共数据区，其共享方式设为只读，设为半天或每次还原。实践中，E盘如果设置为敞开，不保护还原，则到第二天，E盘上的计算机病毒就会影响到整个机房内计算机的使用，严重的时候，还会使机房的计算机全部瘫痪，无法使用，影响到教学秩序的正常。

在教学上机过程中, 有时辅导教师需要查看某个学生上机作业完成的情况, 如果房间内计算机的IP地址是有规则排列的，则利用网络查看就相当简单，只要输入对应的IP地址即可查看。针对上机辅导教师有临时性的课件或作业等文件要下传给上机学生的时候，全体用机的学生可以共享机房中指定的某台计算机上逻辑盘中的数据；或是在课前，利用硬盘保护系统的网络拷贝功能，将文件网络拷贝到指定房间内所有计算机的逻辑E盘中，这个发送过程只需要很短的时间。

计算机机房的管理维护工作是高校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学校的管理水平。而机房的管理工作是一个复杂而又需要不断探索尝试的综合管理过程，其工作量大，技术难度大，牵涉到的知识面广，使用的方法也多种多样，随着新技术、新理论的不断应用，对机房管理维护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只要按照一切为了教学需要的原则，灵活应用，就能做好管理维护工作，同时，机房管理人员也应当主动地适应知识经济的时代，将新技术和新理论应用于计算机机房的管理维护工作中。

摘要：高校计算机公共机房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用机任务, 围绕计算机公共机房管理的问题, 以公共教学机房为例, 就提高公共教学机房的计算机利用率这一主题, 结合具体的实践经验, 提出了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些方案。

关键词：计算机,教学机房,机房管理,硬盘保护卡

参考文献

[1]《神州》2009.11《浅谈高校计算机机房管理》马经杰、齐欣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研究 篇3

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公众对政府问责的开始呈现常态化的状态，人们对公共部门的要求更加严格。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延伸，政府服务功能有所扩大。受公共部门性质影响，公共部门的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均来自于公民的纳税，由民众支付成本，而在政府内部的现有的官僚体系结构中，由于传统上的工作条件相对安逸，较少存在内部和外部的监督以及竞争压力，缺乏自我约束的机制和激励机制，难免会在公共服务质量与水平方面存在种种缺陷与不足。因此，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政府部门绩效管理制度，是公共部门优化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之一。

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到来，催生出诸多有关公共管理的新理论、新思潮与新主题，皆对公共部门的管理改革起到推动作用。同时，伴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改革势在必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政府部门的绩效管理制度的完善，而企业内部的绩效管理制度犹如一剂良药，为我国众多公共部门所借鉴采用，用于改善并提高公共部门的服务水平，提高公共部门行政的效率和效能。目前，中央和地方许多部门都开始推行部门的绩效管理制度改革，从绩效考评指标的体系化、常态化、可操作性加强，到公务人员的绩效考评开始逐步与领导责任挂钩等规定的完善与补充，都体现了公共部门试图强调坐实政府部门人员绩效管理，完善绩效管理的制度。但是目前公共部门实施绩效管理仍存在诸多难题，仍需要在深入研究基础上予以完善和创新。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相关含义及理论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涉及到诸多含义及理论，对这些内容有深入的理解及把握，能够为有效落实绩效管理提供助推动力。

1.简述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含义

公共部门：是国家授予公共权力的政府组织，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组织目标，负责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法定服务。公共部门包括政府、公共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和国际组织。

绩效管理：是管理者与工作人员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共同参与到绩效计划、绩效沟通、绩效评价、结果反馈、目标提升等持续环节中，从而实现个人、部门及组织水平的提升。

2.概述与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相关的理论

人性假设理论：是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关于人的本质属性的基本看法，包括“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与“复杂人”假设四个方面。

激励理论：激励是指通过改善工作环境与外部奖酬形式，并借助信息沟通来引导、激发或规划组织成员的行为，以实现个人与组织目标的活动。激励理论被视为最伟大的管理原理。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基本功能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是公共管理者必须履行的职责之一，实施该项工作旨在提高绩效。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具备四项基本功能：一是评估功能，绩效评估是一个利用追踪和评估手段实现绩效评价的过程，绩效评估主要有计划绩效、组织绩效与个人绩效三种，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尤为重视组织绩效评估；二是衡量功能，管理者通过设计严密的指标系统，并将其作为衡量组织绩效的标尺，从而实现对不同机关、不同时期的绩效衡量与评估；三是追踪功能，通过绩效管理，可实现对公共部门的持续检查、记录和考核，实现对公共部门整体工作情况的追踪，为绩效管理提供真实依据；四是约束功能，绩效管理需要在系统的约束机制推动下施行，绩效评估结果是奖优罚劣的有力依据，促使公共部门就社会及公民需求做出及时反应，改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效率。

国内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实施现状

如上文所述，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具有多重功能，需要予以重视。近年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职能的改变。我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发生巨大转变，结构及职能得到优化，已然取得显著成就，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绩效目标不明确

公共部门的绩效目标较为复杂，受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质量的性质与提供对象的影响，难以进行效益与价值难以量化评价且经常具有争议性，对人们的影响不能完全确定，更不能就责任、公平、素质等因素做简单的定量分析，绩效目标不明确。

2.难以测量产品形态

从产品形态上讲，公共部门产品以服务性质居多，且大多为无形的，难于为人们感受到。

3.评价标准不统一

公共部门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不同产品及服务受不同标准约束。同一产品，融合了文化、政治、社会等多重因素，评价主体的主观感受不同。

公共部门完善绩效管理的可行性策略

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对我国政府管理改革有着重要影响，人们认识到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取得的成效同时，也认识到需要改进与调整之处，可采取如下策略予以完善。

1.转变绩效管理观念

公共部门实施绩效管理旨在提高政府办事效能，促使工作人员认真吸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及建议，及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为人民群众办事。转变绩效管理观念，能够使看似较难的问题更为简单，主要有如下几个层面：一是摒除公共部门制定绝对量化绩效管理标准的做法，应该通过公共部门上下级协商、公职人员和民众协商两种协商方式来确定绩效指标，共同开展绩效评估工作；二是以满足公众需求为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宗旨，将公众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意施行的公共项目置于优先次序，将群众满意视为绩效评估的重要指标；三是深入基层，消除动机障碍，激励并疏导绩效管理的顺利施行；四是善于利用先进的电子政务信息传播手段，实现高效、快捷、节约的绩效管理同时，也扩大民主参与的范围；五是加强有关公共部门绩效管理范围、管理方向及管理技术等领域的研究，培养专业的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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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众担任评价主体

公共部门为广大民众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公众最为清楚自身需要何种产品与服务，也最为清楚是否对公共部门提供的产品与服务满意。因此，评定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水平，可以由公众来评价公共部门的工作绩效情况，将公众视为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评价主体。正因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评价公共部门绩效管理水平的终极标准是公众受益程度及满意度。让公众担任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评价主体，能够引入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实现公共服务的竞争化与市场化，有益于提升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质量，又能够显现公共部门服务与公众间要求的差距，保障政府行政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公众实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评价的形式是多样化的，一是可建立公众组织对公共部门绩效管理情况予以评价；二是以公共部门工作人员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评价对象，通过灵活的绩效评估方式予以评价；三是对于最终的评价结果，公共部门应及时准确地向公众予以反馈。但应看到，并非所有公职人员的工作绩效都是由公众予以评价的，技术性公职人员与综合性公职人员既是如此。

3.强化交流沟通作用

绩效管理主要有绩效规划、绩效评价与结果反馈三个环节，绩效沟通贯穿于上述每个环节，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影响到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实施的整体效果。因此，需要强化绩效沟通作用：一是达成绩效目标共识，制定并落实绩效沟通制度，使工作人员体会到深入开展绩效管理的目的、意义及必要性，激发公职人员工作热情；二是使工作人员能及时掌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适时调整绩效目标及工作任务，注重绩效沟通的方法及技巧，实现对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动态管理和有效管理；三是通过及时有效的交流沟通，工作人员可以获知自身的绩效管理反馈信息，更好地消除错误认识与抵触心理，寻找潜在问题进行修正，提高绩效管理工作的有效性，规划组织绩效工作和个人职业生涯，形成良性的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循环局面。总体而言，不同阶段所做的绩效沟通是不同的，在绩效管理前期，通过绩效沟通可最终形成明确的绩效管理目标；在绩效管理中期，通过绩效沟通可寻找工作偏差，及时消除绩效管理中的诸多障碍；在绩效管理后期，就绩效结果展开交流沟通，形成一致性意见，将绩效结果信息做及时准确的反馈，为开展后期工作提供指导性依据。

4.合理发挥激励作用

为在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中最大化地挖掘工作人员的潜力，有必要合理地发挥激励的作用，真正做到人尽其智和人尽其力。为此，应把握有关管理者人性特点的理论，认识到当公共部门管理者具备的是消极的观点时，往往认定工作人员追求工作条件、生理需要、外在奖励与安全需要，乐于从事轻松、安全、高薪金的工作，甚至是懒惰、呆笨而不负责任的，管理者对工作人员实施绩效管理，采用的多是强制性、程序化和服从性的激励方式，难以取得良好的激励效果。与之相反，当公共部门管理者具备的是积极的观点时，往往认定工作人员是勤奋、机敏、善良而认真负责的，重视个人成长与发展，乐于从事丰富而有挑战性的工作，具有内心激励、成就需要和自我需要。管理者对工作人员实施绩效管理，更为讲究以人为本，注重对人力资源的培养与任用，重视内在激励作用，以此激发工作人员的热情，强调凝聚团队力量，实现个人与部门的共同进步。

但也应认识到，公共部门发挥绩效管理的激励作用时，所确定的目标必须是明确而可以达到的，使工作人员认识到绩效评估系统的有效性，能够为实现绩效管理目标而努力，并力争做到如下几点：一是将绩效与奖励有机结合起来，对达到既定目标的工作人员实施资金、加薪或晋升等形式的奖励，并力争保障奖励的透明度，最大发挥奖励对工作人员的激励作用；二是认清个体差异，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工作人员在个性、需要及态度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性，管理者应在摸清工作人员爱好、品行、理想等因素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开展绩效管理工作，从而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三是不忽视金钱的激励作用，人们从事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获取金钱，在绩效管理的基础上实施加薪和物质奖励往往能够激发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四是工作人员与工作任务相匹配，大量绩效管理实践表明，当工作人员面对中等水平的挑战目标、能够自主管理、能及时获得反馈信息时，往往能够取得较好的工作成效。

结语

综上所述，公共部门绩效管理日益为政府及社会民众所关注，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直接关系到公共服务水平、公共产品质量及政府信誉。对于公共部门而言，绩效管理是提高工作成效的有效举措。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部门引进并实施绩效管理的时间较晚，但在政府、公共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在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下，我国公共部门绩效管理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片面追求提高绩效、绩效管理绝对量化、忽视或扭曲绩效管理价值取向等，这都不利于发挥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效能。因此，公共部门要在熟知绩效管理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展开研究活动，实施可行性策略，在长期的探索实践中实现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新突破。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公共管理现状研究论文 篇4

行政管理可以分为三个鲜明的发展阶段：前传统阶段、公共行政传统模式阶段和公共管理改革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从上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并非轻而易举，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的过渡至今尚未完成。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新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非常强大。这场变革运动以“新公共管理”著称，尽管这个名称引起了争论，然而它不但在蓬勃发展着，而且是对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采取的管理模式的最佳表述。传统的行政模式相对于它所处的时代是一项伟大的改革，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一、前传统模式

很显然，在19世纪末官僚体制理论尚未健全之前，已经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它与政府这一概念以及文明的兴起一样历史悠久。正如格拉登(Gladden)指出的那样，行政的某种模式自从政府出现之后就一直存在着。

首先是创始者或领导者赋予社会以可能，然后是组织者或行政者使之永恒。行政或事务管理是所有社会活动中的中间因素，虽然不是光彩夺目，但对社会的持续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

公认的行政体制在古埃及就已经存在了，其管辖范围从每年的尼罗河泛滥引起的灌溉事务到金字塔的建造。中国在汉朝就采用了儒家规范，认为政府应当是民选的，不是根据出身，而是根据品德和能力，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谋取人民的福利。在欧洲，各种帝国——希腊、罗马、神圣罗马、西班牙等首先是行政帝国，它们由中央通过各种规则和程序进行管理。韦伯认为，中世纪“现代”国家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官僚治理结构的发展”。

尽管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但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这可以称为前现代。也就是说，早期的行政体制本质上是人格化的，或者说是建立在韦伯所说的“裙带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以效忠国王或大臣等某个特定的人为基础，而不是非人格化的；以效忠组织或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尽管存在着这么一种观点，即认为行政管理本身不为人赞许的特点仅仅来自于传统模式，但早期的做法常常导致谋求个人利益的贪污行为或滥用职权。在早期行政体制下，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很奇怪的做法曾是当时执政政府职能的普遍行为。那些一心走仕途的人往往依靠朋友或亲戚获取工作或买官，这就是说先以钱来收买海关官员或税收官员，然后再向客户伸手要钱，从而既回收了最初的买官投资成本，又可以大赚一笔。美国19世纪的“政党分肥制度”意味着在执政党发生了变化的同时，政府中的所有行政职位也发生了变化。

前现代官僚体制是“个人的、传统的、扩散的、同类的和特殊的”，而按照韦伯的论证，现代官僚体制应当是“非人格化的、理性的、具体的、成就取向的和普遍的”。个人化政府往往是低效率的：裙带关系意味着无能的而不是能干的人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政党分肥制常常导致腐败，此外还存在着严重的低效率。传统行政模式的巨大成功使得早期做法看起来很奇怪。专业化、非政治化行政在我们看来是如此顺理成章，以至难以想像到会有别的制度存在。西方的行政制度即使简单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想法，也是直到1854年英国的诺思科特—屈维廉报告出台后才开始建立，尽管这种制度在中国早已通行很久了。

二、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

在19世纪末期，另外一种模式开始在全世界流行，这就是所谓的传统行政模式。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来源于几个国家的学者，即，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人们把他们和官僚制模式相联系；弗雷德里克·泰勒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管理理论，该理论也来源于对美国私营部门的运用，为公共行政提供了方法。与其他理论家不同，泰勒没有着力关注公共部门，可是他的理论却在该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这三位理论家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主要影响者。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还要加上诺思科特和屈维廉，他们对美国之外的国家的行政尤其是威尔逊的行政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世纪中期，诺思科特和屈维廉最先提出了通过考试和品德来任命官员的主张，并提出了无偏见和行政中立的观点。

传统的行政模式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官僚制。政府应当根据等级、官僚原则进行组织。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度有一个经典的、清晰的分析。虽然这种官僚制思想在商业组织和其他组织中采用过，但它在公共部门得到了更好和更长久的执行。

2.最好的工作方式和程序都在详尽全面的手册中加以规定，以供行政人员遵循。严格地遵守这些原则将会为组织运行提供最好的方式。

3.官僚服务。一旦政府涉足政策领域，它将成为通过官僚体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

4.在政治、行政二者的关系中，行政管理者一般认为政治与行政事务是可以分开的。行政就是贯彻执行指令，而任何事关政策或战略事务的决定都应当由政治领导者做出，这可以确保民主责任制。

5.公共利益被假定为公务员个人的惟一动机，为公众服务是无私的付出。

6.职业化官僚制。公共行政被看做是一种特殊活动，因而要求公务员保持中立、默默无闻、终身雇用以及平等地服务于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

7.行政任务的书面含义是执行他人的指令而不承担由此而致的个人责任。

通过对比早期的行政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韦伯体系的主要优点和不同点。韦伯制度和它以前的各种模式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以规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取代了人格化的行政管理制度。一个组织及其规则要比组织中的任何个人都重要。官僚制度就其运作以及如何对客户做出反应方面必须是非人格化的。正如韦伯所论证的那样：“将现代公职管理归并为各种规定深深地触及了它的本质。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以法令形式来命令执行某些事务的权威已被合法地授予了公共机关。这并没有授予某机构具体情况下通过指令实施某种事务的权力。它只能是抽象地管制某种事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过个人特权和赋予特许权管制所有事务。后者的情况完全是由世袭制支配的，至少就这些事务不是不可被侵犯的传统而言是这种情况。”

这一点非常重要。早期的行政管理以人际关系为基础，个人要忠诚于亲戚、保护人、领导人或政党，而不是对体制负责。有时，早期行政管理在政治上是比较敏感的，因为行政机关的人员是任命的，他们更是政客的臂膀或主流阶级。但是，它也常常是专制的，专制的行政可能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对那些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投入个人政治游戏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一个以韦伯原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可以完全消除专制——至少在理想情况下是如此。档案的存在、前例原则的参照和法律依据意味着在相同的环境中总是会做出相同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效率更高，而且公民和官僚等级制中的人员都知道自己所处的立场。

其他的差别均与此相联系。在各种规定和非人格化的基础上，会很自然地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及其规定在个人离开组织后保持不变。虽然韦伯强调的是整个制度，但他也注意到了官僚制组织中的个人任期和条件。

传统行政模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为全世界各国政府所广泛采用。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它都显示出了优势。与以前腐败盛行的制度相比，它更具效率，而且职业化公务员的思想对个人以及业余服务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该模式现在也暴露出了问题，这些问题表明该模式即使不能说已经过时了，也可以说即将过时。

传统官僚制度是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间段发展起来的，它的制度和技术适用于更早的时期。如果政府工作人员被看做机器人，只需对简单的刺激做出反应，难以承担起做出决策的责任，而且在操作手册中都有了事无巨细的规定，那么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可能是合适的。然而在私营部门，正式的等级制度不再被认为是运行良好的了。

公共行政的理论支柱已经难以描述政府现实了。政治控制理论已经问题重重。行政意味着遵从他人的指令，因此要求有一个秩序井然的收发方法。指令的发出者与实施者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划分。但是这并不现实，并且随着公共服务规模和领域的扩大而愈加不可能。传统模式的另一理论支柱——官僚制理论也不再被认为是组织的特别有效形式。正式的官僚体制可能有它的优势，但人们也认为它往往培养墨守成规者而不是创新者；鼓励行政人员规避风险而不是勇于冒险，鼓励他们浪费稀缺资源而不是有效利用。韦伯曾把官僚制看成是“理想类型”，但现在这种理想类型却培养了惰性、丧失进取心、导致平庸和低效率，这些被认为是公共部门的特有病。它也由此遭受批评。实际上，“官僚”这个词在今天更多地被看成是低效率的同义词。

传统模式的所有事实都已经受到了挑战，官僚制的确有威力，但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试图探求惟一的最佳方式是不切实际的，这会导致组织运作的僵化。私营部门中率先采用的灵活管理体制正在被政府部门所采用。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是政府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惟一形式。而且行使官僚权力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政府实际上可以通过补贴、法规或合同间接地在这一领域起作用。政治和行政在现实中很长时间里都一直相互交错。公众要求在原先政府独立于民众而运作的领域中建立更好的责任机制。虽然公务员可能会受到公共利益的奖励，但现在看来政治游戏者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他们也可能是为了自身的进步或所在部门的发展而工作，而不再是原来想像的那样时刻都是出于纯洁和无私的动机。现在公务员的不同寻常的雇用现象已经弱化多了，特别是考虑到私营部门在这方面的变化，私营部门雇用制已是非常少见了。最后，公共部门的任务现在被认为具有了更多的管理性质，这要求行政人员对于他们的工作绩效负起责任来，而不仅仅是行政命令和执行指令。

关键之处在于，传统模式在大约一百年里没有多少变化，而现在却发生了全面变化。诸多观点构成了一种范式——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而现在由于传统模式本身的问题，范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和转移。

传统模式是僵化的、官僚的，只是侧重于结构和过程。然而它确实比以前存在的模式要好得多。以功绩制为基础的任命制、正式的官僚制以及政治和行政能够并且应该分开的想法都足以构成一个行政体制的充分原则，尤其是对一个处于稳定阶段运行的制度。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主导着公共服务理论和实践。尽管传统模式做出了多年的贡献，但它现在面临的主要批评是，其理论和实践都不足以适应公共部门管理的发展。传统模式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但现在它的时代过去了。

传统的行政模式衰落的主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不再运作良好了。当理论和经济研究都表明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具有内在低效率时，政治家们开始询问一些笨拙的问题就毫不奇怪了。为什么公务员是终身雇用的而别人却不是？为什么他们不是以合同形式雇用？如果有人受雇从事一份工作，确保该雇员做好这份工作有何过错？公务员制度至少在西方国家已经大失民心，政府进行相关改革时阻力极小。而这些改革以前曾一度被认为会破坏公务员制度。一旦变化开始发生，传统模式的各个方面也就随之分崩离析了。

三、新公共管理模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公共部门出现了一种针对传统行政模式的缺陷的新管理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传统模式的某些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公共部门运转方面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种新的管理方法有很多名称：“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或“企业型政府”。到90年代后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新公共管理”的概念。

尽管新公共管理的名称众多，但对于公共部门管理发生的实际变化而言，人们还是有一种共识。第一，无论这种模式叫什么，它都代表着一种与传统公共行政不同的重大变化，它更为关注结果的实现和管理者的个人责任。第二，它明确表示要摆脱古典官僚制，从而使组织、人事、任期和条件更加灵活。第三，它明确规定了组织和人事目标，这就可以根据绩效指标测量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同样，还可以对计划方案进行更为系统的评估，也可以比以前更为严格地确定政府计划是否实现了其预定目标。第四，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更有可能带有政治色彩地致力于政府工作，而不是无党派或中立的。第五，政府更有可能受到市场的检验，将公共服务的购买者与提供者区分开，即将“掌舵者与划桨者区分开”。政府介入并不一定总是指政府通过官僚手段行事。第六，出现了通过民营化和市场检验、签订合同等方式减少政府职能的趋势。在某种情况下，这是根本性的。一旦发生了从过程向结果转化的重要变革，所有与此相连的连续性步骤就都是必要的。

霍姆斯(Holmes)和尚德(Shand)对这次改革的特点作了一个特别有用的概括。他们把新公共管理视作范式，这种好的管理方法具有以下特点：(1)这是一种更加富有战略性或结构导向型的决策方法（强调效率、结果和服务质量）。(2)分权式管理环境取代了高度集中的等级组织结构。这使资源分配和服务派送更加接近供应本身，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相关的信息和来自客户及其他利益团体的反馈。(3)可以更为灵活地探索代替直接供应公共产品的方法，从而提供成本节约的政策结果。(4)关注权威与责任的对应，以此作为提高绩效的关键环节，这包括强调明确的绩效合同的机制。(5)在公共部门之间和内部创造一个竞争性的环境。(6)加强中央战略决策能力，使其能够迅速、灵活和低成本地驾驭政府对外部变化和多元利益做出反应。(7)通过要求提供有关结果和全面成本的报告来提高责任度和透明度。(8)宽泛的服务预算和管理制度支持和鼓励着这些变化的发生。

新公共管理并没有认为实现某结果有一条最好的途径。管理者在被赋予责任之前并没有被告知如何获得结果。决定工作方式是管理者的一个职责，如果没有实现预定的目标，管理者对此应当承担责任。

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由各种不同于传统行政模式的理论所支持。这包括：政府工作人员被假定为具有经济利益动机；私营部门的灵活管理为政府部门提供了经验；政治与行政不可分离。在从行政到管理的理论变化中，一个关键的区别是：行政是执行指令，而管理是获取结果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新公共管理从经济学和私营部门获取了主要的理论支持。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是奥斯特罗姆。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指出，组织有两种对立的形式：官僚制和市场。在奥斯特罗姆眼里，官僚组织相对于市场选择是低效率和低成效的。官僚行政模式缺乏竞争、消费者主权和低成本选择下的激励。他指出，许多当代政治经济学家以经济理论导出的一种范式为基础，“向传统行政理论的许多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

新公共管理证实了奥斯特罗姆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经过一段时间才被采用。在奥斯特罗姆的著作中，我们能看到新公共管理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从经济学视角看，它是市场导向的。这运用的是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第二，它否定以官僚制作为组织原则。

正如亚当·斯密所洞见的那样，如果允许个人追求最佳结果，那么市场就是更为有效的资源分配形式。

另一个理论变化是私营部门管理理论的变化，即打破了公共部门制度中曾被认为是基本要素但实际不是的东西。公务员在和客户打交道时必须公平和公正，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务员需要保持政治中立或者终身雇用。衡量公共部门绩效可能确实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努力去这样做。公共部门的政治本质确实有别于私营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动都是政治性的，或者所有的政策都由政治家做出。以前被认为是公务员必须做的现在已经成为特例，人们很难理解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会因为合同雇用制或业余工作制而遭受破坏。然而所有这些都有悖于曾被视为公共雇用的必要条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间除却最高层的管理外，许多工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很难认可公共部门的不同于一般的雇用方式。

也许，私营部门为我们提供了重视结果的经验。传统行政模式正是由于强调结构和过程而非结果才深受批评。另外，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官僚组织并不自然就有效率。私营部门已经在实践其他的组织结构——利润中心、分权、雇员灵活性——所有这些也正在为公共部门所采用。

四、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管理

尽管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相比，新公共管理适合于发达国家，但这是否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却不得而知。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方式就必然适用于不同的环境。新公共管理可能与发达国家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那么与新公共管理兴起并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相比，不发达国家在采用时就会受到限制。

发展中国家的确也采用过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因此也盛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所有熟悉的官僚制度。官员通过考试获得了终身雇用。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官僚制度也要维护那些地位显赫、薪水相对较高的精英集团的利益。

有人认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传统的官僚制在许多国家都已失败。霍姆斯和尚德都主张，“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管理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我们相信，基本原则对每一个国家都是适用的。”另一方面，米诺格认为，“市场检测和内部市场等复杂的改革不可能在发达国家之外行之有效。”然而，与把新公共管理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相反，更为合理的方法是以务实的方式具体确定新公共管理在发展中国家运用的一系列前提条件。斯蒂格利兹主张一种新的发展日程。它包括国家作用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政府和私营部门进行合作，促进政府建立市场。在一些领域，政府应当更多地进行市场调节。这就要求政府改善自身的工作绩效，通过尽可能地利用和促进竞争来广泛使用类似于市场的机制。

任何国家在采用这些观点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的时候，都应当有足够的基础条件以采用包括市场检验和履行合同在内的新公共管理。

五、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毋庸置疑，人们会对这场改革有对立的评价。当然，这场变化还没有得到完善的运作，会出现一些错误，向新模式转变的过程也存在各种问题。这些不足似乎会导致政治上要求回到原来非党派、中立的行政制度，但这实际上极不可能。更为可能的是，要进一步完善改革中尚不完善的地方，然后逐步演进到另一种模式。传统模式以及它所坚持的主张已经结束了。

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赞同。有意思的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批评家也越来越多。他们的批评涉及了公共部门改革的方方面面。有人认为没有什么范式变化，也没有发生国际范围的变化。批评家们认为，公共管理的改革是对民主的攻击，是意识运动，是一种流行时尚，在已经尝试过的公务员变化中导致了士气低落。这些观点有些是有道理的，而另外一些则完全不着边际。确实，反对者和批评家难于就争论的焦点达成一致。有无范式变化问题是公共管理改革中最具争论性的问题之一。

（一）范式变化

人们就新公共管理展开的争论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在于，尽管最激烈的批评家也承认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否足够大到可以构成一个范式变化却有待商榷。尽管有人仍然不太相信，但再次考察一下范式是什么，考察一下公共行政中的竞争性范式是否有效是有用的。我认为，无论是采用“范式”的通常意义，还是与库恩著作相关的用法，“范式”这个术语无论指代传统行政模式还是公共管理改革都是合适的（这些公共改革联系在一起就被称为新公共管理）。

除了强调结果并通过各种机制来实现结果外，关键的不同是其背后的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公共行政的基础是公共利益激励理论、官僚制理论和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人们认为，有足够的差异可以说明存在不同的范式：官僚和市场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组织运作方式；公务员的公共利益激励不同于市场理性行为假设；政治与行政分离被普遍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侧重于过程的传统模式与侧重于结果的新模式完全不同。

（二）一场国际运动

公共部门改革是否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人们已经注意到，类似的改革运动已经在好几个国家发生了。汤普森认为新公共管理是一场世界性的变革，因为它几乎影响到了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对世界上最大的123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重要的政府改革正在全世界进行。在很大程度上，类似的改革也发生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凯特尔也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如火如荼。这场运动从两个方面看是国际性的。首先，它已经扩展到了蒙古、瑞典、新西兰和美国等一系列国家。其次，改革范围很广，政府已经利用管理改革来重塑国家的作用及其与国民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胡德也提出反对全球化范式的思想。这有三个原因。首先，公共行政传统方法的部分撤退并不一定表明，新公共管理的单一模式会在全世界适用，也不意味着旧的模式就会彻底消失。其次，全球化范式的思想忽略了截然不同且路径依赖的国情，正是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中发生了当代公共管理的变化。第三，公共管理在过去一二十年里是否足够稳定以至可以被视为一套单一的思想和做法。

按照胡德等批评家的逻辑，不同国家的改革内容、时间安排和战略的差别就意味着不存在全球化的运动。在批评家们看来，只要说改革具有相似性，似乎就意味着改革应该一模一样并同时发生。其实，改革范围和速度存在着不同。英格拉哈姆认为有三种改革模式：新英格兰模式摧毁了旧结构而代之以竞争性、市场导向组织，这代表出现的线段的一个端点。美国代表了线段的另一端，新兴政府建立在旧的官僚体制基础上，并没有发生会导致游戏规则改变的系统改革。线段的中点是阶段改革战略，这以澳大利亚和英国为代表。这种模式奉行变化的战略，它首先攻击旧体制的复杂和僵化之处，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其他改革。不同的国家所受的制度约束不同，改革的不同之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目前，在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存在理论趋同化以及公共部门改革者所使用的工具和战略的趋同化的情况。我们没有必要由于存在一场世界范围的公共部门改革运动，就说改革是不可抵制的、统一的、全球的。更为正确的观点是公共部门改革涉及了相似的政策工具，正如博斯托姆(Bostom)认为的那样：虽然全世界对改革的说法五花八门，但最近关于政府重组、重塑和更新的大部分努力都有近似的目标，即提高公共部门的效果和效率，提高公共部门对顾客的反应程度，减少公共开支，增强管理责任。这些努力所选择的工具也非常相似：商业化、公司化和企业化；责任下放；从投入控制转向产出和结果控制；更严格的绩效规定和更广泛的合同履行。

凯特尔也认为，“这场运动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很多国家在短时间内以相似的基本战略实施着改革。”他进而列举这些战略，包括：生产率——以更少的税收生产更多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利用市场化进行激励；分权：政策——分离购买者与供给者；对结果承担责任的制度。

因此，各国改革之间存在着比批评家认可的更多的形似性。发生变化的是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而不是改革的细节。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会持续吗？

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家认为这场运动将会消失，有的甚至认为它从没有发生过。林恩认为公共管理将逐渐消退。他认为，尽管新公共管理被其推崇者尊为范式，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可能衰退。因为：(1)在政治过渡中，曾赋予其灵感的威斯敏斯特改革的初始模式将最终被破坏，党派人士和学者之流将看到新公共管理被推出历史舞台。(2)随着各国各部门间比较实践的积累，改革的基本不同之处将使其表面化的相似之处相形见绌。(3)术语“新”将会由于后面出现了更为新兴的事物，而被看做一个很麻烦的形容词。(4)政治争论将呼唤新的主题来吸引和支持下一轮行政改革思想。

上述论点值得商榷。关于第一点，政治变化当然能够先于任何改革。但林恩所指的威斯敏斯特制度中发生的变化是指政府的变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表现为从左派过渡到右派，在一些地方是又回到左派。在英国则是从右派到左派。新公共管理或者变化依旧，或者像1996年的澳大利亚国民政府那样加速了变化。关于林恩所指的第二点，各国改革情况是不同的，但改革背后的理论是一样的。正如前面已经论述的那样，不同的国家不是处于不同的路径上，而是远近不同的路径。林恩所说的第三点和第四点有待进一步的考查。

林恩认为，“新”这个词变得越来越不合适确有几分道理。考虑到这个词首次引用以来已经有十多年了，那么什么时候这个“新”不再新了呢？在20世纪的美国有这么一件事情，6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新公共行政”。针对旧官僚制发展起来的这种制度，更多地强调价值、平等和公共行政的定性方面。几年之后，当效率问题日益突出的时候，该制度也就萎缩了。同样，将来，“新公共管理”中的“新”也将不得不退缩，但不管怎样，关键的变化是从公共行政过渡到了公共管理。

林恩的第四点易于驳斥。将来当然会出现新的主题或模式以供讨论，如电子政府。本文把世界看做是范式的连续，某种范式最终肯定会消失。

对新管理模式的批评实际上大多来自学术界而不是实业界。这似乎是因为学术界出于职业和专业的特点，对某个事件吹毛求疵而不是欢呼成功。

六、结论

政府管理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经历了三种模式。首先是人格化或前现代行政模式，当该模式日益暴露其缺陷以及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它就被第二种模式即传统的官僚行政模式所取代。同样，当传统行政模式问题重重时，它就为第三种模式即新公共管理取代，从政府转向替代性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的主导地位就如同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官僚制度居主导地位一样。在任何一种政府制度中，官僚和市场都是共存的，只是在某个阶段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而在另一阶段，另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新公共管理时代是官僚制日益削弱而市场在公共行政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

公共管理案例研究 篇5

院（中 心）学 科、专 业研 究 方 向指 导 教 师研 究 生入 学 年 月论 文 题 目开题报告日期

研 究 生 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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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目名称及来源

（一）题目名称：舆情引导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

（二）题目来源

在大众媒介日益发达的今天，舆情引导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共危机传播的控制是限制其的关键途径。舆情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对社会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是群众关于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表现的总和。

公共危机传播贯穿于公共危机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是引发舆情的重要的中介性社会事件。公共危机中政府、组织与社会、公众之间双向互动的信息沟通行为异常激烈，在此过程中，舆情的监测、分析、研判、疏导等是危机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

舆情控制与公共危机管理这一领域的研究在理论方面也极具价值：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研究新媒体环境下危机信息传播的新特点、新趋势；另一方面，在定量与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对公共危机传播中舆情引导进行探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舆情发生、发展、演变的一系列过程，从而对舆情引导过程进行理论深化和拓展。

二、研究的目的、意义及现状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如何进行舆论的引导，倡导何种思想潮流，引导何种精神生活，都会影响到社会价值观念的改变，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特别是在当今的在网络时代，政府作为国家的掌舵者，必须主动引导社会潮流，而不是逆流而动。舆论理应成为诚信友爱的体现者、安定有序气氛的营造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民主法治的推动者以及人与社会和谐相处观念的传播者。当前，我国社会处于群体事件多发期，公共危机可能潜伏在任何地点。强拆、环境污染和讨薪等事件均可以成为公共危机的导火索。要在危机处置中满足群体的合理要求，又不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恶性事件需要相当的公共管理能力，舆情引导作为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化解公共危机与无形的重要方法。因此，研究公共危机中的舆情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强化正确舆论的引导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塑造共同的价值观以及和谐的舆论氛围。而价值观作为人进行真伪判断和价值评价的思想基础，是在社会生活的事件中形成的,对于公众的行为具有引导作用，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如果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混乱，就会导致社会公众认识不一，引发社会冲突。

二、强化对正确舆论引导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是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引导得当则会成为传播先进文化乃至保证社会稳定的利器。因此政府能否做到趋利避害, 做好正确舆论引导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工作，是促进社会发展、满足民众需要的重要方式,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也是对政府执政能力的严峻挑战，对于稳固党的执政地位、捍卫执政的合法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加强对舆情引导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而导向错误的舆论引导与公共危机管理则有可能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祸国狭民。为了能够充分发挥舆情引导与公共危机管理对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必须加强相关研究，从而塑造健康的舆论环境以推动社会的进步。

（二）研究现状

由于现代技术革命的推进,西方率先进入了现代社会,也较早展开了对舆论的研究。1899年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就写出了《社会舆论与公众》,这是人类社会科学历史上第一部探讨社会舆论与社会公众关系的专著。之后陆续有一些较有影响力的专著诞生,如美国沃尔特 李普曼的《舆论学》、《公众舆论》等。

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国外的舆论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不但存在众多的舆论专业研究机构,而且还发行了许多专业的研究期刊,并且大大拓展了舆论的研究范围,对社会公共舆论管理、社会大众舆论传播等领域都有所涉及。舆论研究的范围得到持续拓展,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心理学、政治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新兴学科都成为舆论研究重要的理论基础。国外网络舆论管理主要有政府立法管理、市场机制调节、技术手段控制以及网络经营者与网络使用者的自律四种管理模式，且这四种管理模式各有利弊。

我国的舆论引导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由于我国网络发展时间较为短暂,当前对于网络舆论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但是已经在很多方面取得了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国内的舆论引导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实际操作研究与学术理论研究。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和监管》、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为其中的翅楚之作。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建立和完善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机制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反映了党和国家对舆情研究重要性的认识。

三、本文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公共危机是多是因民众不满的集中释放引起的。目前，我国处于群体性事件多发期，民众对通过公共媒体来表达不满已经不再陌生。在很多群体性事件中，不满的民众通过舆论影响，将群体性事件不断放大，最终引发了社会危机，造成不必要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因此，采取措施，控制错误的言论的传播，引导正确的舆论观是新闻学研究中非常有意义的内容。

本文拟首先研究公共危机管理的相关理论和我国现阶段公共危机管理现状。目前，由环境引发的、拆迁引发的和P2P非法集资等引发公共危机在全国各地时有发生。公共危机与舆情控制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正是因为舆情缺乏管理和控制，公共事件才得以发酵，扩大，最终形成危机。当然，公共事件本身是中性的，其可能对社会发展有利，也可能对社会稳定发展不利。舆情控制也并非一味打压，禁止群众发声。舆情控制与公共危机之间并非简单控制与被控制关系。舆情控制也并非主流媒体对民众言论的管控、压制，而是需要通过舆情的引导，促进冲突双方对话，促进社会的理性思考。基于此的思考，本文确定了我国舆情控制的基本目标和基本原则。并在这一思路的引导下，对舆情控制方式和公共危机防治对策展开了阐述。

（一）主要内容

本文的具体框架如下：

1.第一章：绪论 1.1.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状况述评 1.3.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1.4.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2.第二章：舆情引导与公共危机管理相关理论阐述 2.1.舆情引导的含义及特点 2.2.公共危机管理的概念

2.3.新权威主义视角下的引导与管理 2.3.1.基本原则

公共危机的中性特征

促进社会发展和破坏社会稳定的两面性 2.3.2.基本目标

（新权威主义下的社会改革路径-持续改革，深化民主、法制、平等）2.3.3.我国舆情控制的特点

3.第三章：政府舆情引导与公共危机管理现状审视 3.1.引导与管理的现状 3.2.引导与管理存在的问题 3.2.1.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3.2.2.舆论引导运作模式不协调

3.2.3.过度控制、反应迟纯导致负面舆论泛滥 4.新权威主义视角下的政府引导与管理相关案例分析 4.1.现阶段引导与管理的方式方法 4.2.应对成功案例 4.3.应对失败案例

5.第四章：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舆情引导的有效对策 5.1.完善法规制度 5.2.改进方式方法 5.3.妥善运用新权威主义 6.结语

（二）研究方法

文献综述法：本研究中的文献研究方法以定性为主,辅以量化的研究，并揭示其逻辑关系，进行趋势分析、比较分析和意向分析。

比较研究法：结合各种处理方法,将其逐一归类列举,并将各个环节和最终结果进行分析,得到行之有效的方案。

结合学科交叉法和价值分析法。

（三）创新点

当前对舆论引导和公共危机管理的相关研究较多，相关研究大多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有的从哲学，有的从社会学或者心理学和管理学等角度分析问题。但从整体性视角，从基本原则上分析该问题的研究较少。本文拟对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最新社会生活状况的变化,结合网络舆论引导及公共危机管理的基本原理对该问题深入分析,并致力于从舆论控制的力度这一角度分析问题，即从整体上把握社会舆论管制强度对社会危机发生频率的影响，从而定性分析如何整体把握舆情控制的原则，在收放有度的条件下促进社会事件多发型社会的公共危机管理。在运用新权威主义分析舆情控制和危机管理上具有一定新意。

四、进度安排

2015.10-2015.11 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并搜集数据 2015.11-2015.1 资料整理阶段 对数据进行整理、汇总

2016.1-2016.3 论文写作阶段 在资料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完成论文 2016.3-2016.5 论文定稿阶段 对论文进行修改、定稿 2016.6 论文审查阶段 将论文提交送审 2016.6 论文答辩

五、研究难点及对策

（一）研究难点

1、部分文献资料缺乏权威性。由于文献资料查阅条件的限制,论文中部分概念解释来源自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对于专业的学位论文来说，这些资料缺乏权威性。

2、相关文本内容与典型案例的详细资料数量庞大且较为分散。

3、国外文献资料相对较弱。由于文献资料查阅条件的限制，国外文献资料相对单薄。

（二）解决方法

1、通过学习，借鉴其他论文，掌握大量资料，多和导师沟通，寻求意见。

2、采用合理的分析方法，选择有代表性的文本内容与典型案例，有重点有选择地处理资料。

六、参考文献

一、著作

1.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2.丁柏绘:《新闻舆论引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丁俊杰、张树庭:《网络舆情及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经典案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2010年版。4.高红玲主编:《网络舆情与社会稳定》,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

5.黄鸣刚:《公共危机中的网络舆论预警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

6.郭明飞:《网络发展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7.廖永亮:《舆论调控学》,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

8.刘建明:《基础舆论论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9.刘文富:《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10.吕文凯:《舆论学简明教程》,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1.刘肖:《理智与偏见:当代西方涉华国际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12.人民日报社编:《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13.申荷永:《社会心理学原理和应用》,福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4.叶皓:《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15.喻国明:《中国社会舆情报告(2010)》,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16.张隆栋:《大众传播学总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7.张厚粲主编:《大学心理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8.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二、论文

1.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载《求是》,2011年第13期。2.白少飞:《行政社会化的理念与路径:中国政府管理创新》,载《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增刊。

3.曹桂先:《和谐社会的舆论构建》,载《新闻前哨》,2005年第8期。

4.陈力丹:《论网络传播的自由与控制》,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年第3期。5.陈力丹:《论舆论形成过程中的引导作用》,载《新闻大学》,1998第2期。6.陈力丹:《论我国舆论监督的制度困境》,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7.陈力丹:《我国传媒业的职业道德意识与自律建设》,载《现代传媒》,2007年第1期。

8.陈力丹:《健全有效的传媒自律机制》,载《新闻界》,2003年第6期。

9.陈桃生:《网络环境中的言论自由及其规制》,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10.陈振明:《什么才是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载《新华文摘》,2006年第3期。11.胡键:《信息流量与政治稳定》,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12.李斌:《政府网络舆论危机及其治理策略:社会转型、网络政治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交集》,载《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13.李昌祖:《网络舆情研判的类型分析及其制度建设的途径思考》,载《上海党史与党建》,2010年第6期。

14.李娜:《世界各国有关互联网信息安全的立法和管制》,载《世界电信》,2002年第6期。

15.李琼瑶:《网络舆论的现状及引导》,载《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6.李征:《基于西方社会控制理论的思想道德建设与和谐社会》,载《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101期。

17.刘绛华:《论我国社会公共管理的转型》,载《求实》,2005年第11期。18.马冰星、林建成:《试析网络舆论引导主体的培育》,载《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9.聂娟:《我国媒介自律模式研究:评北京网络媒体协会创新网络自律机制》,载《人民论坛》,2011年第14期。

20.潘小娟、白少飞:《中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思考》,载《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2期。

21.宋铮:《互动、自组织和自我净化》,载《青年记者》,2008年第15期。22.舒刚:《社会转型期背景的网络舆情监管及其路径优化》,载《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12 期。

三、英文文献

公共管理案例研究 篇6

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进的宏观背景下，2017年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呈现出基础理论研究深化、实践前沿探索升温、比较研究获得拓展、回应现实速率加快等特点，多方面研究有新进展，取得了较大突破，成果丰硕。

1.公共管理研究进入“技术革命时代”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使虚拟政府、信息政府、一站式政府、电视政府、智慧政府等应运而生，公共管理实践和理论研究进入“技术革命时代”。大量研究认为，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虽然加剧了公共管理治理的复杂性，但也为其改革和完善提供了契机。

信息社会的“数字政府治理”更加强调数据融通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服务”，面对尚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双重压力，需要以互联网思维合理界定市场监管内容的边界，重构监管体系，走向“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相融合的监管型政府。以人民群众满意为导向，重新思考散置于政府部门中的相关业务流程之间的逻辑关系，再造跨部门政府业务流程，是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深入推进政务服务体系建设，需要进一步创新制度供给，建立健全职能整合、业务协同、规范管理、网络服务、统筹推进、法规保障等工作运行机制。

大数据的出现和应用将以各种形式解构传统政府治理模式，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压缩管理科层、拉近宏观微观的距离。我国将构建统一高效、互联互通、安全可靠的国家数据资源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和数据融合。对我国当前分散化的政务数据管理结构，不宜简单否定。它虽然存在难以实现数据开放共享和监督的缺点，但也具有专业性和数据处理能力强的优点，通过开放责任设置、合法权益保护、创新制度保障、建立业务协同长效机制等，可以促进政府部门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

人工智能的兴起不仅是技术或产业领域的重大发展，更是经济、社会、政治各领域的基础性和综合性变革，由此产生的治理挑战要求重构并创新公共政策框架。虽然技治主义被寄望于提高公共政策的合理化、科学化和合法性，但其在社会、政治和认知三个方面具有严重的整体性以及合法性危机。大数据技术引发了经济模式的深度变革，也给个人隐私以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公共政策应发挥监管职能，改革监管模式、优化执法技术，实现有效规制以保护公民隐私。

2.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体系建构迈出关键步伐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改革总目标以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中国公共管理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国内公共管理学界共同努力的目标。有学者认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必须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适度弱耦合结构，改变博弈参与人的个性特征、互动结构与行为选择，形成具有自我实施性与自我强化性、动员与治理能力更强的国家治理体系。

基于外部治理环境的复杂性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政府应当从行政价值重塑和制度变革两个层面实现“政府再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推进行政管理制度创新，行政管理制度创新在重新定位政府、市场、社会关系以及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实现政府行政资源与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下一步，行政管理制度创新将围绕治理体系现代化、大数据科技应用、生态管理制度等方面继续推进。

另有学者认为，全景式公共政策的综合理性时代向公共政策研究、制定和执行者提出了更为艰巨的任务，需要以更加深广的研究，整体综合的思考和评估，应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需求。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向是权力，需要依据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制国家的原则围绕政府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权力的边界以及权力的行使展开。国家监察体制的建立，致力于通过从行政监察向国家监察转变，构建全域立体监察模式，是创新党统一领导下的无缝隙权力监督体系和反腐控制网络的力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工具，第三方治理是对传统国家治理模式的补充与创新，是推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措施和手段。

也有学者关注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元素，认为国家治理根在基层。市县政府关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有效的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构成和微观基础，同时必须充分重视农村社会治理能力。“整体性政府”理论和实践经验可以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研究破解基层政府“碎片化”问题提供有益借鉴。“精细化政府”是实现政府管理节约型、责任型、高效型、规范化、科学化、智能化的有效途径，是现代政府治理的发展趋势和中国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

3.公共管理“元理论”研究扎实推进

民主、正义等“元理论”历来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2017年，中国公共管理研究者持续关注国家、民主、正义、公平、信任等元理论问题。研究表明，国家认同是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共同文化、共同价值观广泛和深厚的国家，更容易建立稳固的国家认同。以增强政治能力为中心构建民主体制，是现代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在高度复杂化的时代，唯有承认信任与合作的同构性，赋予信任以合作意涵，才能走向良治。但基于“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的实证研究表明，社会公平已构成基层政治信任的重要来源，伴随着社会转型与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程序公正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强于结果公平的效应。

另有研究表明，介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定位是现代行政区别于传统行政的关键，这应当是深化改革与政府职能转换的重要依据。流动性、不确定性增强的社会风险，需要重新审视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关注行政的显性结构、隐性结构及其互动和转化。从总体上把握公共行政体系，公共治理改革的重点应当是建立合作制组织以替代官僚制组织，理顺中央与地方、执法权与收益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治参与不仅是建构政治代表性的必要环节，而且是公民获得制度容纳的重要标志。

有学者认为，当下中国治理需要实现社会共治和合作治理，可以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协商、赋权、集体行动等多元治理工具逐步消解合法性危机。推行法治，在社会自治的基础上完成社会治理转型以及实现公平正义，可以有效防止民粹。因而，国家治理应该同时关注政治、经济和伦理目标，探寻国家公共制度与公共责任的伦理追求及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通过国家制度伦理、责任伦理和发展伦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合作治理要求政府必须具备良好的制度供给能力、达成共识能力、建立信任能力、利益调节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工具运用能力，以及包括道德认知能力、道德判断能力、道德选择能力、道德行动能力在内的道德能力，因而，有必要重构道德制度以重塑政府道德能力。4.“放管服”勾勒行政改革研究重点

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创新的实践研究是2017年公共管理学界工作的重中之重。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重点任务是“放管服”，学术界普遍认为，需要通过“放”明确政府角色定位，通过“管”理顺政府职能转变后的权力关系，通过“服”实现政府职能的优化。很多学者的研究集中在创新政府服务的动力机制建设上，从重塑政府服务理念、优化服务程序和服务流程，到推进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服务、提升政府服务效率和服务能力，均有涉及。

行政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度建设是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结合点，成为政府改革的热门话题。有研究表明，行政权力清单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依法行政的重要抓手，改革旨在制约行政权，保护社会组织依法承接公共管理职能，实现公共产品生产。我国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制定取得了重要进展，未来将在统一标准、提升规范等方面继续推进。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PPP模式也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领域，有研究表明，超越特定必要条件、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与政府职能转移简单等同的做法，偏离了简政放权改革的方向。将推进政府职能转移仅仅视为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必将使政府职能转移落入含金量低且不具实效的窠臼。还有研究认为，作为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中国自贸区行政体制改革在党政机构合署办公、法定机构试点、“多规合一”、涉外机构设置、政府行业监管模式等多方面取得了新进展、新突破，但也面临一些体制方面的瓶颈制约。

2017年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人事制度与公共管理结合起来研究。有学者认为，民主推荐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对“委任制”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的创新发展和重大贡献。我国民主推荐制度经历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实然与应然的对抗、起点与过程的扭曲，最终得到改革完善和调适修正，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自我完善的能力。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复合民主是协商民主与票决民主相互作用、有机互动构成的复合统一体，具有协商先行、票决跟进、协商预期目标的实现程度决定票决的实施及范围、协商解决内容的实质功能、票决具有形式合法性等重要特征。还有研究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行政性分权占据主导地位，80年代以来的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变化更重视制度化的权力划分。

5.公共政策案例研究更趋精细

公共政策是公共管理的重要工具，也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2017年的公共政策研究既有政策理论的一般性探讨，也有具体公共政策过程的深入分析，还有具体政策案例的政策分析，呈现出全面深化的新局面。

有学者认为，政策变迁使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上升并呈现多维化特征，导致其社会心理困境加剧，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管理难题。还有学者从规制型政策工具、市场化政策工具、供应型政策工具和政治型政策工具四个方面，通过分析特大城市功能疏解的途径提出，特大城市功能疏解的核心任务是形成空间要素在城市和区域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

新媒体背景下，大众媒体充当了舆论监督的补充力量，以情感认同为传播策略通常更能迅速地放大议程影响力。自媒体并不是公众专业知识分享的主议程平台，利益群体在议程设置中更多地将自媒体作为行动工具。政策问题的建构历经问题感知、问题搜索、问题界定、问题详述四个演化过程。作为一个复杂的知识生产过程，促进各种知识问题解决的政策制定过程，将有助于优质公共政策的形成。互联网时代的公共政策传播，要借力“互联网+”创新政策传播技术，形成政府政策传播的联动机制，打造立体多维的政策传播格局。多元化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使得政策终结成为一个复杂的过程，强化从政策生命周期末端考虑问题的方式是拓展社会治理实践新视角的过程。

此外，还有学者对科技园区创新人才开发政策，中国网约车监管政策变迁，循证政策的发展历程、内在逻辑及其建构路径，“全面二孩”政策等具体政策的实施过程及其绩效开展了实证考察，为这些具体政策的改革完善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公共政策分析的知识积累提供了实证案例资料。

6.地方治理创新研究与时俱进

地方政府创新是解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变量，因而也成为近几年特别是2017年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学者们认为，我国地方治理创新中的非政治主体对政治主体的依赖性较强，治理体系的民主性和抗风险能力有待完善，创新本身的合法性水平需提高。地方制度创新要处理好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借鉴复制与本土经验、改革创新与法治保障、集中规制与分片调适四个关系。

有研究表明，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出现了部分地方官员不作为的现象。另有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地方政府“自主探索”的范围、幅度和可能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地方政府创新出现了“请示授权”的新形态，可能成为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一种新趋势。作为“自主探索”与“设计试验”的重要补充或综合，“请示授权”将纵向政府间的非正式互动纳入正式的政府过程，是实现“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良性互动的一种可能路径，它或将在实践中进一步厘清纵向政府间的职权边界。型构一种新的纵向政府间关系，即基于纵向政府间的职责分工进行权力配置，该集中的权力必须集权，该下放的权力彻底分权。

还有学者研究了政策转移问题，认为制度竞争、制度互补和制度学习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主要方式。对它们发生的前提、功效和实现等问题进行分析，既是掌握制度创新方式和过程的重要方法，也是保证地方政府能按照自己扮演的角色行事，实现制度创新过程规范化、科学化的有效路径。政策转移过程中存在多重危机，化解政策转移危机、避免政策转移失败，需要确定政策知识管理的战略地位，搭建地方政府交流平台，培育共享文化，拓展传播的渠道，提高地方政府学习能力。

7.探索领域性治理的中国方案

2017年的中国公共管理在领域性研究方面继续深化，除了反腐败、养老、信访、行政执法、扶贫、智库等传统的领域性研究不断推进之外，还在社会组织、绩效管理、环境治理三个研究领域取得一定突破。

社会组织。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政府和社会组织关系呈现为“调适性合作”的特点。“调适性合作”既肯定政府的主导地位，也强调社会组织的积极建构作用，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变革是二者共同形塑的结果。协会服务能力及水平取决于行业市场结构，竞争使协会出现碎片化，降低了协会会员密度和代表性。因此，应对协会进行分类改革，调整政会关系，建立适宜的竞争体制。

绩效管理。研究表明，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存在“总体性问题”，需要将政府绩效的中国特色融入我国绩效评估过程。不同绩效管理工具对政府绩效有不同影响，有必要实施全面质量管理，构建指标评估与公众评价相结合的复合型评估模式。财政收入绩效评价的核心是引入纳税人满意度，以提高公共财政的公信力，未来应探讨建立由人大主导、财政部门与主管部门协同、独立第三方实施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模式。

环境治理。研究认为，区域环境的整体性和公共性要求地方政府在区域环境治理中有所作为，但地方政府的“经济人”特性可能导致其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因而，环境保护领域的参与性治理应该转向政府、公众、企业、环保组织等合作治理，需要从协同参与机制、信息管理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等方面着手，建立健全地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估机制；通过环境治理的大部制改革、实施环境政策审计提升国家环境治理能力；同时，也需要推进海洋环境跨区域治理的制度化水平以治理海洋污染问题。

8.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

古代中国的政治体系在诸多领域具有独到之处，传统历史文化资源仍是可供挖掘的宝库。2017年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研究的一个突破表现是，从中国特色的文化自信出发，发现传统行政文化中值得弘扬的内容，以深化当代公共管理研究，促进本土化行政理论发展。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政策观，道家的自然主义政策观、儒家的中和主义政策观、法家的权治主义政策观等，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策思想，政策科学的本土化需要从这些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另有学者研究了明代巡按御史机制的反腐功能，认为巡按御史职责与职级、选拔程序与方法、内部纠劾与权力制衡等为其实现反腐功能提供了运行要件，但其成效受到巡按御史任职者能力、品德等因素的影响。

还有学者反思了中国古代的“禁榷制度”，认为它是中国古代帝制政权对社会经济强力干预和操控的产物，也是历代王朝工商业政策和财政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禁榷制度的实质在于国家凭借公权力和行政特权，将以食盐为代表的一系列国民经济中重要物资的生产经营权力收归国有，在这些行业和领域里最大限度地集中官方权力、限制民间权利，从而获取超经济的垄断利润。

9.比较视域中的学术对话与学术自觉

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比较研究是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研究发端于对国外理论和实践的引介。2017年的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秉持了中国公共管理的比较研究传统，研究议题不断拓展，研究内容持续深入，较多呈现了反思国外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同时，不断增强了本土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国际对话意识。

学者们深入研究了当代西方问责研究的理论框架、热点主题及其启示，国外PPP监管体系，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规制、聘任制公务员改革，当代英国的政党治理模式和现代政府建设，欧盟的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德国建设规划的理念、体系与编制，美国的应急管理、全社区模式、联邦政府数据治理、社区基金会与地方联合劝募的经验，美国、日本和瑞典的公共养老金一体化改革，法国政府法律案效果评估机制，新加坡住房制度等问题，为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改革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2017年国外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最大亮点是，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反思性成果悄然兴起。学者对新自由主义城市治理理论、西方古代政体学说、西方“体制内”的民主化进展、近代以来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美国家庭援助计划、印度大都市区治理、美国公民和专家参与的理论与实践、“东方专制论”的理论与历史限度、俄罗斯的国家转型实践等国外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反思，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本土性观点，彰显中国理论界对话国际理论、建构中国公共管理理论体系的自觉。

10.方法论创新与反思持续升温

2017年中国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论创新成果很多，在传统规范研究方法更加规范的基础上，实证研究方法得到更多青睐，案例研究、定量研究、询证研究、混合研究得到广泛应用，涌现出大量规范化程度较高的论文和专著。有学者专门撰文介绍主体模拟研究法、公共政策文本研究法、扎根理论研究方法；还有学者开始组织知识与方法的对话，反思各种研究方法的利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学者运用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法，通过大量实验探讨南京大屠杀的创伤记忆及其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与苏州大学联合召开的研讨会对公共管理学的方法进行了专题研究，与会学者梳理了当前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多种方法竞相争艳的状况，分析了走向更加科学规范、具有学科独特性的研究方法与知识积累、思想创建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了进一步发展方法论理论的必要性和路径。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与西北政法大学联合召开的第十一届行政哲学研讨会，以“回归行政学”为主题，重点探讨近几十年来行政学演化出公共管理学之后，由于学科外延急速拓宽、方法论研究相对滞后等，导致的公共管理学研究学科定位和边界模糊的问题。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有必要提出“回归行政学”，即在不断发展行政学的同时，运用行政学的原理和方法，反思学科建设的迷失，重点明确以行政学为核心的公共管理学范围和边界，建立行政学、公共管理学学科的专属话语体系，建构中国公共管理理论体系，为国际公共管理理论贡献中国智慧。

中央明确乡村振兴时间表，未来农村将发生这10件大事

2017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三农”事业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深刻阐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问题，对贯彻落实提出明确要求。

新时代，“三农”工作面临怎样的形势和任务？乡村振兴战略将有哪些重要部署？小美带你看懂2018年中国农村工作。

◎重申1个工作重心：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贯彻新发展理念，勇于推动“三农”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为党和国家事业全面开创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撑。

◎明确1个新提法：“三农”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就做好“三农”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我们党“三农”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要做到8个坚持：

一是坚持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为“三农”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二是坚持重中之重战略地位，切实把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落到实处；

三是坚持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四是坚持立足国内保障自给的方针，牢牢把握国家粮食安全主动权； 五是坚持不断深化农村改革，激发农村发展新活力； 六是坚持绿色生态导向，推动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 七是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让广大农民有更多的获得感； 八是坚持遵循乡村发展规律，扎实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绘制1张时间表：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 会议明确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

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2017年12月28日至29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前，习近平等亲切会见受邀列席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代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20字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会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指明1个方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会议指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一是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二是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三是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四是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五是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六是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七是必须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未来要干好这10件大事

1、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政策，衔接落实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政策，完善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

2、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

完善农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政策，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化农产品收储制度和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3、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放管服”改革

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放管服”改革，破除一切束缚农民手脚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

4、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

汇聚全社会力量，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全面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发挥科研人才支撑作用。

5、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农村振兴

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农村振兴，鼓励社会各界人士投身乡村建设。

6、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

建立健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财政投入保障制度，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办法。

7、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

健全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强化金融服务方式创新，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和水平。

8、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9、加强“三农”工作干部队伍的打造

加强“三农”工作干部队伍的培养、配备、管理、使用，把到农村一线锻炼作为培养干部的重要途径，形成人才向农村基层一线流动的用人导向，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工作队伍。

10、制定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医院危机公共关系管理研究 篇7

关键词：医院,危机公共关系,管理,研究

当前, 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在向纵深发展,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医疗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医院作为社会公众服务行业, 通过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双向沟通, 争取公众的信任与支持, 进而更好地开展各项医疗服务工作。

一、医院危机公共关系基本理论概述

医院公共关系指医院为其自身事业发展, 实现医院的组织目标, 取得内部员工和外部公众的信任与支持, 创造医院的最佳社会关系环境, 在处理自身面对的各种问题时, 所采取的一系列科学的原则、政策与行动。医院危机公共关系是医院公共关系特殊表现形式, 是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患纠纷等负面事件, 给医院带来信任危机, 对其声誉造成重大影响, 医院针对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应急补救行动, 具有敏感性、专业性、紧迫性的突出特点。

二、我国医院危机公共关系现状

近年来, 我国各地医院深入开展的医疗服务体制改革取得较大成效, 但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依然存在, 医患关系时常处于紧张状态。多数医院危机公共关系也因水平低下, 阻碍了医患关系的改善, 有“危机”无“公关”的现象比比皆是。主要表现有:一是缺乏危机意识。许多医院对危机公共关系的认识不够, 危机意识较差。一些医院为了节省开支, 没有设立公共关系部, 当医院接到投诉、发生了较大危害医院声誉的事故时, 没有专门人负责接待处理, 导致医患持续发酵、不良影响扩大。二是不敢担当责任。一旦发生医患纠纷, 特别是发生严重医疗事故时, 不敢直接面对公众的质疑, 将责任推给患者, 甚至伪造相关检验报告, 为自己推卸责任, 致使患者对医院失去信任, 将医院告上法庭, 最终使医院形象受到巨大损害。三是不善于与媒体沟通。发生危机事件后, 未能及时将事件进展状况及时通知给媒体并通过媒体强化与公众的沟通, 很多医院甚至对媒体的介入调查采取抵制态度。

三、我国医院危机公共关系的原因分析

(一) 医患矛盾加剧导致医院形象危机

社会转型阶段引发的医患矛盾是医院危机公共关系的客观原因。随着公民社会的日益成熟, 群众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社会公众的自我权益保护意识越来越强。随着就医需求增加, 社会公众对医院服务态度、医疗技术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人们维权意识、就医需求的快速增长, 与社会医疗资源尤其是公共医疗资源发展的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医患纠纷日渐增多, 给医院日常营运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二) 医院缺乏危机公共关系管理意识

对危机公共关系管理思想认识不到位是导致医院危机公共关系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管理层存在把医疗技术作为维护和提高医院声誉的唯一渠道的思想误区, 领导对危机公共关系管理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二是“突发事件”靠“应急解决”的老观念依然存在, 靠老经验办事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新危机, 危机公共关系管理规范化建设普遍缺乏。三是“专人”办“专案”的错误思想仍占主导, 多数医院的危机公共关系管理职责、培训对象仅局限于相关行政职能部门, 对一线临床医生护士基本不作要求, 培训也严重不足。

(三) 医院危机公共关系管理水平低下

医院危机公共关系管理水平低下是导致医院公共关系危机的关键原因。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组织上缺乏支持力度。公共关系部门地位不高, 工作经费、人员没有保障, 许多医院甚至未设立公共关系行政管理机构。二是在机制上缺乏协调配合。未建立主要领导负责、行政主管部门统筹、临床一线配合的危机公关领导体制, 在日常工作中没有形成跨部门联动的长效工作机制, 危机管理工作不成体系、缺乏协调。三是在实践上缺乏正确方法。工作缺乏预见性、前瞻性, 多数未建立公共关系危机预警应急预案;主动设置并引导舆论议程的能力低下, 信息化条件下应对多元化媒体能力不足;危机公关管理日常化、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水平不高, 临时抱佛脚现象大量存在。医院危机公共关系管理水平差异根本上取决于各医院经济收入与思想认识, 此外医院性质也是影响管理水平的又一重要因素。对于公立医院来讲, 人们对其信任度要远高于私立医院, 其对危机管理的难度也会低于私立医院。

四、我国医院危机公共关系管理策略

随着医疗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医院与社会公众的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危机公共关系的处理是否得当, 直接关系到医院未来的发展。我们应该对医院危机公共关系管理给予高度重视, 根据医院实际情况, 真正做到有效预防和处理危机公共关系。本人结合自己工作经验, 认为提高医院危机公共关系管理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做起:

(一) 加强组织建设, 做好预防和处理

第一, 成立公共关系部, 完善部门职能, 健全工作制度, 配强人员队伍, 将所需经费纳入预算, 从组织领导和舆论氛围上为公共关系部开展工作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第二, 制定危机管理预警方案, 组织人员深入医疗第一线, 科学预测和评估所存在的危机, 根据苗头性动向及时调整预案。第三, 定期开展业务培训, 强化医护人员的危机意识, 使其掌握处理危机公共关系的方法。第四, 掌握“四个第一”的危机处置原则, 即“第一时间”组织应急指挥中心, 指定责任人全面负责危机管理工作;合理选择“第一出场发言人”, 既要显示出诚意还要留有余地;斟酌说好“第一句话”, 正确选择解释、道歉等语境切入点;医院做出的“第一个行为”至关重要, 对危机事件处理方法作表态后要言出必行。

(二) 重视投诉建议,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第一, 提高服务质量。构建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 医院首先应抓好质量管理, 建立全程质量管理制度、全员质量管理机制, 并实行有效监督。第二, 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服务态度、医德医风等问题是引发医患矛盾的诱因。把医德医风教育列入医院目标管理中, 定期对医务人员进行医德培训, 开展有益于医德医风建设、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 不断提高医务人员自身素质。第三, 妥善处理投诉。时刻把患者满意作为各部门的行为指南, 认真对待病人及其家属的投诉, 妥善处理各种医事纠纷和公众来信、来访, 将可能出现的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

(三) 强化信息化条件下的危机传播管理

根据危机事件生命周期, 可将其分为潜伏期、爆发期、扩散期、恢复期四个阶段, 采取差异化策略加强信息传播引导是危机公共关系管理的关键环节。在潜伏期, 应根据医疗服务负面反映较多的薄弱环节, 主动策划新闻事件引导大众媒体报道;在爆发期, 采取新闻发布形式, 第一时间主动给大众媒体“喂料”, 主动邀请有关权威部门参与事件的调查;在扩散期, 注重通过博客、播客、微博等网络媒体加强与社会公众平等互动, 针对社会大众关切的问题, 多渠道发布危机事件的原委、事态的进展、院方处理态度等信息, 平息社会恐慌。在恢复期, 邀请主流权威媒体进行后续跟踪报道, 把宣传重点放在深化医疗服务改革上, 以求重塑医院良好形象。在整个危机舆论传播管理中, 要把发挥政府、专家、大众的重要性始终贯穿于危机公关全过程, 做到危机事件调查中有权威部门的声音、有专家学者的研判、有普通群众的参与。

(四) 医院危机公共关系的恢复和善后

善后工作是危机公共关系管理的最后工作, 也关系着医院未来的发展。因此, 我们需要开展一系列的善后工作来恢复医院的形象, 甚至是提升医院公共形象。例如:对于在危机处理中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工作人员应该给予奖励, 对于受伤害的人员应该给予激励和关注, 使其恢复信心, 提高医院内部凝聚力, 增强医院应对危机的免疫力。对外开展有媒体、医院和患者共同参与的公共活动, 通过媒体正面宣传医院, 重塑消费者信心;也可以召开病员代表座谈会, 接受舆论监督, 消除患者的顾虑;或者开展多种社区服务活动, 开展扶贫活动, 帮助支援农村卫生, 加强对外学术交流, 开发社会公益事业等。危机的背后是机遇, 成功应对危机后, 要充分抓住危机背后孕育的机遇, 变不利为有利, 进行公关造势, 重树医院形象, 进一步提升医院信誉度和美誉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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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谢玉华.公共部门公共关系学[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260.

[9]郑恩同.医院危机公共的传媒应对策略[J].中国医院.2008.

公共财政债务风险的管理研究 篇8

摘 要 当前，我国公共财政债务风险不断增加，其中有很多原因造成了这些风险，为了更好的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共同发展以及财政管理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公共财政债务风险的管理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在整理和分析了公共财政理论系统的前提下，研究出公共财政债务风险产生的原因，从而，提出有效预防和管理公共财政债务风险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 公共财政 债务风险 管理

近几年来，我国的公共财政遇到越来越大危机，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阻碍，现代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无法完全避免公共财政债务风险，为了尽量防范这种风险，首先要研究其产生的原因。

一、公共财政债务风险产生的原因

（一）公共财政因承担了体制转型时期的成本而扩大了债务风险

在很多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因为国家正处于体制的转变时期，这样就会带来巨大的成本来用于社会的发展和建设。很多甚至所以的经济社会中的风险都会最终由国家财政来承担，这就给国家公共财政带来了更多的债务风险，包括企业的债务风险。首先，金融体系债务风险的出现，使得银行在贷款方面的损失大大增加，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就表明国家银行体系是比较脆弱的，在风险来临的时候其抵御能力不足。这必然会影响国家财政平衡。其次，国有企也转制的过程形成了债务风险。我国很多的国有企业真处于从原有的经营模式向市场模式过渡的时期，在这种改革时期积累了经济成本。这些企业能否良性过渡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面对国有企业的现状。国家一定会承担这个改革的成本。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都有这样的问题，国家让其顺利过渡的同时也形成了国家公共财政的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再次，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形成公共财政债务风险。我国在体制改革时期逐步达到老龄社会，社保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急待解决，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也增加了公共财政的债务风险。

（二）公共财政职能的的问题

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设飞速进行，但是，原因的制度惯性不会那么快速的改变，其发展路径还依赖原有的作用，同时政府财政缺乏对现代快速革新的市场机制有效的掌控能力，所以，导致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财政手段，从而使公共财政的相关职能承担了财政职能和市场职能。以我国现有的公共财政能力很难做到完全的承担经济建设所带来的债务风险，我国财政有限财力很难满足多种类型的财政债务支出需求。这样一来，公共财政的债务风险必然加剧，并且这种加剧呈逐年攀升的趋势，使我国财政压力增加，公共财政以及公共事业的发展也会有很大程度的压力。另外，财政压力的不断增加使得国家公共建设的很多方面跟不上经济社会的发展，医疗、卫生、科研、教育、文化、福利、基施等方面发展受限，这些事务的滞后发展间接影响了公共财政的良性发展，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财政支出也增加了公共财政的债务风险。

（三）我国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不够完善

我国的公共财政体制以及相关的管理还有许多地方是不够完善的，这是工程财政债务风险的直接原因。由于我国财政体制以及监管上的不规范和不确定等诸多缺陷给经济发展和财政管理带来一定的损失和风险，从而导致了财政风险增加。在公共财政债务风险形成的角度来看，其中的原因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各级政府财政权力和公共事务责任不对称

具体表现为：一是事权划分不清。通常一件事中央和地方都有责，但由于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划分不清晰，在具体实施时中央和地方相互推诿，就出现了服务真空。二是财权分配不均。目前中央依然集中了相当大的财政力量，基层政府由于缺乏主体税种，转移支付就成为其财力的重要来源。存在着不规范、层次多、难以有效监督的问题，迫切需要进行改革和完善。

第二，政府行为不规范，财政监督力度较为薄弱

具体表现为：监督方式单一且不规范，也就是说专项性和突击性检查较多，日常监督较少。另外，对公共收入检查较多，对公共支出监督较少。同时，财政内部监督较为薄弱。由于预算、执行、监督三项职权都由同一主体行使，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各个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往往难以被发现或容易被掩盖。

二、有效预防和管理公共财政债务风险的几点建议

（一）树立正确的公共财政债务风险意识，明确公共财政职责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职能就是提供国家发展和建设过程中所有需要的“公共物品”，其中包括国防安全、科技文化、公共卫生、教育科研等方面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等。除了这些“公共物品”的实体以外，还要具备保障经济和社会稳定持续发展的制度和实施能力。市场经济有利于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全面发展，其基础内容就是经济环境和与之想配套的法律制度。而面对有损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债务，要有一定的风险意识，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研究和解决。因此，有必要为市场经济提供一个合理的经济制度框架，来保证国家财政的健康运行，从根本上预防和管理公共财政债务风险。这同样也是当今经济环境下政府应该为全体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

具体来说，政府应该将财政一切的收支进行统一管理，确保收入纳入财政预算，做到专款专用，财政支出做好预算，由专门的单位和部门复杂管理并且严格执行预算内容，详细记录财政支出项目相关细节，确保有理可依、有据可查。

（二）优化和管理财政支出和债务的组成结构

在正常的经营和运作下，一定的财政支出和债务并并不会给公共财政带来风险，只要能保证支出和债务的结构合理还会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社会和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为公共财政提供保证。但是，在金融危机等背景下使我国出口量呈大幅下降的趋势，使得公共财政投资和公民消费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所以相应的加大了各方面方面的投资，大部分投资都由银行贷款构成，这些投资进一步增加了国家的公共财政债务，这时应该注重支出和债务的结构，适当的加大公共医疗卫生、教育科研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投资，重点要切实解决好“三农”问题，拉近城乡公共设施和医疗教育方面的差距，解除大家在消费上的顾虑，从而拉动经济发展，使公共财政债务能够及时收回，并防止公共财政债务风险。

做到进一步优化支出和债务的结构，要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不断扩大公共财政覆盖面。引导社会各类资源向发展较薄弱的区域和领域倾斜，力争做好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的工作，完善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政策，支持农业保护策略，加快完善经济发展的调控机制。同时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侧重于调整各级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均衡各个地区间的公共建设差异和公共服务差距。

（三）加强监管，推进监督体制的完善

由于公共财政与其他财政模式相比较，具有公共性、公平性、公益性、法治性几个突出特点。有效防范公共财政债务风险的措施主要就是加强监管，并且在科学研究的前提下制定并推进监督体制，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执行。这是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体现，应该在监管工作中进一步研究并完善经济领域的监管职能。另外，要加强各个政府监管单位和部门间的分工与合作的体现，定期进行现场监督和非现场监督，设计出有益自身运行和发展的风险防范办法。此外，还要引入金融绩效评估体系，鼓励提高债务回收的工作效率。此外，要加速推进我国政府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挖掘政府外部的力量和体制作用，利用人大和政协等国家机构的力量推行民意调查，让监督和管理的程序和方法符合大家的利益和要求，保证监管体制的人性化，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建立利益中立机构来专门机负责推进公共财政债务风险的监管体制及其实施和完善。

比如说，我国已经做到五级政府对应五级财政，逐层监督，责任明确。重点对扩大内需所用资金的使用情况监督和检查，扩大检查规模，提高检查效能。对违规违纪会对责任人严肃追究，同时还要使监管渠道畅通无阻，积极主动的配合监督和检查，确保地公共财政债务监管安全、透明。

三、结束语

公共财政债务风险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此应该不断开拓思路钻研更多办法，促使公共财政债务风险的有效避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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