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填海计划管理办法全文

围填海计划管理办法全文（通用4篇）

围填海计划管理办法全文 篇1

第六条 全国围填海计划指标包括中央年度围填海计划指标和地方年度围填海计划指标两部分，上述两类指标均包括建设用围填海计划指标和农业用围填海计划指标。

第七条 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部门根据海洋功能区划、海域资源特点、生态环境现状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等实际情况，组织填报本级行政区域的围填海(建设用围填海和农业用围填海)计划指标建议，并按要求同时报送国家海洋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省级围填海计划指标建议中，计划单列市相关指标予以单列。

第八条 省级围填海计划指标建议要充分体现节约集约用海的基本原则。如计划指标建议规模确需增加，额度不得超过本地区前三年围填海项目审批确权年度平均规模的15%。

第九条 国家海洋局在各地区上报围填海计划指标建议的基础上，根据海洋功能区划、沿海地区围填海需求和上年度围填海计划执行等实际情况，经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提出全国围填海计划指标和分省方案建议，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

第十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在国家海洋局提出的全国围填海计划指标和分省方案建议的基础上，按照适度从紧、集约利用、保护生态、海陆统筹的原则，经综合平衡后形成全国围填海计划草案，并按程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体系。

第三章 围填海计划的下达与执行

第十一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草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向国家海洋局和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部门正式下达全国围填海计划。国家海洋局依据全国围填海计划，向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下达地方年度围填海计划指标(计划单列市指标单列)，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不再向下分解下达计划指标。

第十二条 实行审批制和核准制的涉海工程建设项目，在向发展改革等项目审批、核准部门报送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时，应当附同级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对其海域使用申请的预审意见，预审意见应明确安排计划指标的相应额度;省以下(含计划单列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用海预审意见前，应当取得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安排围填海计划指标及相应额度的意见。

实行备案制的涉海工程建设项目，必须首先向发展改革等项目备案管理部门办理备案手续，备案后，向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用海申请，取得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围填海计划指标安排意见后，办理用海审批手续。

累计安排指标额度不得超过年度计划指标总规模。

第十三条 国务院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核准的涉海工程建设项目，项目用海经国务院批准后，由国家海洋局负责在中央年度围填海计划指标中予以相应核减。省及省以下(含计划单列市)有关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涉海工程建设项目，项目用海经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由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在地方年度围填海计划指标中予以相应核减。建设用围填海计划指标和农业用围填海计划指标要分别核减，不得混用。核减指标为预审安排年度的计划指标，核减指标数以实际批准的围填海面积为准。

第十四条 地方围填海计划指标确需追加的，由省级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革部门联合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海洋局提出书面追加指标申请，经审核确有必要的，从中央年度围填海计划指标中适当调剂安排。追加指标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家海洋局联合下达。

第十五条 计划年度内未安排使用的围填海计划指标作废，不得跨年度转用。

第四章 监督考核

第十六条 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部门与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要密切配合，共同做好计划执行、管理等工作，要在每年1月底前将上一年度围填海计划执行情况，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海洋局。

第十七条 国家海洋局和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围填海计划台账管理制度，对围填海计划指标使用情况进行及时登记和统计。

第十八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海洋局对地方围填海计划执行情况实施全过程监督，适时进行检查和综合评估考核，并以此作为下一年度各地区计划指标确定的重要依据。

第十九条 超计划指标进行围填海活动的，一经查实，按照“超一扣五”的比例在该地区下一年度核定计划指标中予以相应扣减。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中央年度围填海计划指标，是指国务院及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核准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的年度围填海控制规模，其中包含用于补充地方的调剂指标。地方年度围填海计划指标，是指省及省以下(含计划单列市)审批、核准、备案的涉海工程建设项目的年度围填海控制规模。

第二十一条 建设用围填海包括建设填海造地和废弃物处置填海造地。农业用围填海仅指用于发展农林牧业的围填海造地，不包括围海养殖用海。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海洋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围填海计划管理办法全文 篇2

但随着填海面积越来越大, 人类工程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影响进一步加深, 在获得巨大收益的同时, 大肆填海造地引发的环境问题也不容忽视。

1 填海造地引发的环境问题

填海造地带来了巨大的后遗症, 填海工程会直接改变区域的潮流运动特性, 引起泥沙冲淤和污染物迁移规律的变化, 减小水环境容量和污染物扩散能力, 并加快污染物在海底积聚, 对区域生态系统、防洪和航运造成影响。

如填海历史悠久的日本就深受填海带来的后遗症的困扰, 日本环境厅曾经发表的调查数字显示, 自1945—1978年, 日本全国各地的沿海滩涂减少了约3.9万hm2, 后来每年仍然以约2 000 hm2的速度消失。海洋污染使得很多靠近陆地的水域里已经没有了生物活动。海岸边随处可见工厂和混凝土围墙, 由于自然海岸线均被垂直建筑取代, 使可以平衡海洋生态的海洋生物无法栖息在海岸。由于工厂和城市长期排放污染物使硫酸还原菌等细菌大量滋生, 海底更是完全变了模样, 不但生物不能生存, 而且大量出现了赤潮的情况。过度的填海还导致日本一些港湾外航道明显减慢, 天然湿地减少, 海岸线上的生物多样性迅速下降, 由于海水自净能力减弱, 水质日益恶化[1,2]。

而我国沿海滩涂湿地约有200万hm2, 新中国成立以来, 曾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分别掀起了围海造田和发展养虾业两次大规模围海热潮, 使沿海自然滩涂湿地总面积缩减了一半。其结果不仅使滩涂湿地的自然景观遭到了破坏, 重要经济鱼、虾、蟹和贝类的生息与繁衍场所消失, 许多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绝迹, 而且大大降低了滩涂湿地调节气候、储水分洪、抵御风暴潮及护岸保田等的能力。广东南澳岛共有7处填海工程, 填海面积达340 hm2, 严重破坏了海域生态环境, 破坏了大量植被和原有地貌, 造成环岛沿岸沙石裸露, 水土流失严重。湛江大规模填海造陆已使麻斜海西海岸平均向海中推进500 m余, 造成严重淤积, 纳潮量减少1/4, 水深平均下降1.5 m, 航道水域面积也大为缩小, 不仅破坏了海洋生态环境, 更使该海区内的不少设施丧失或部分丧失了运作功能[3]。而香港填海造陆已使维多利亚港的正常功能受到威胁。维多利亚港港界水域原有7 000 hm2, 至1995年填海总计2 800 hm2, 现有水域4 200 hm2, 仅为原水域面积的60%, 造成了港口陆域用地不断被挤占, 水域减少, 船舶活动密度过大, 船舶航行条件恶化。港湾内不少海域深度变浅, 波浪和流速增强, 冲刷幅度增大。这些加速了港湾内的淤积变浅, 为填海创造了条件, 陷入填海—淤积变浅—填海的恶性循环。此外, 填海使港九海峡附近的波高增大, 港口作业及小型船舶安全受到威胁, 近年来海事在以30%的速率增长;厦门西海域的海岸工程和填垦造地使纳潮量减少了67%左右, 潮汐对泥沙的输运能力因此大大减弱, 使厦门港的淤积加重且通航条件受到影响, 每年必须花费800多万元清理航道[4]。

2 对填海造地引发环境问题的研究

尽管填海活动已经造成了很多的问题, 但对填海活动引发的环境问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相应的科学研究较为缺乏, 国内外仅有少数学者从事相关研究工作:Yip, Poon和Gowda[5,6,7]在研究香港岛的填海区中发现填海导致湿地和海洋环境的损害;陈永星[8]研究分析了福清东壁岛围垦对海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刘洪滨等人[9]采用博弈法对胶州湾的大规模围垦行为进行了分析, 论述了围垦造成的环境改变和生态破坏;倪晋仁等人[10]研究了填海对潮间带湿地生境的损失影响并做了评估, 并以深圳湾为研究区域, 根据数学模型预测的填海面积与潮间带面积关系图, 将填海方案对潮间带生境的影响归纳为3个级别:可忽略的、不可忽略但应补偿的和不可接受的。

而也有些学者从环境经济学角度对填海的损害进行了评估, 如:彭本容等人[11]从环境经济学的角度对填海造地生态损害的评估理论方法和应用做了研究, 并对厦门填海造地进行了经验估算, 得出在厦门每平方米填海造地生态损害的价值为279元, 远远高于现行的填海造地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刘大海等人[12]参照会计学和环境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 运用比率分析法构建围海造地综合损益评价体系框架, 并探讨了总量指标、比率评价指标和相关评价标准, 为今后围海造地综合损益评价提供了科学依据;苗丽娟[13]也基于生态和环境经济学的理论, 针对目前我国围填海开发中存在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探讨与研究了适合我国围海造地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失的方法与测算模型, 为国家严格控制围填海和科学制定围海造地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秦华鹏等人[14]通过分析填海工程的主要影响及控制指标, 提出了一种确定海湾填海优化岸线的综合方法, 即通过分析填海工程的主要影响及控制指标, 建立他们之间的层次关系, 利用各种数学模型 (如水动力学模型、泥沙模型和水质模型等) 定量描述各种填海岸线方案对应的海湾潮流运动、泥沙冲淤以及污染物迁移规律;根据生态系统与潮流运动和泥沙冲淤的定性关系, 间接评价填海对生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种主要影响及控制指标的权重, 通过综合集成模型的预测结果评判各种填海岸线的优劣, 最后对权重和模型计算误差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王学昌等人[15]以胶州湾为例, 应用分布杂交法, 建立了胶州湾变边界潮流数值模型, 并对其进行了模拟计算, 重现了该海域的潮流分布规律。另外, 根据几个填海方案分别进行了预测计算, 从而得到了几个方案分别实施时对潮流、水位和潮流量等水动力因素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 填海面积越大, 截流填海比顺流填海影响大, 强流区填海比弱流区填海影响大。

孙长青等人[16]以胶州湾为例, 采用分步杂交法, 在已建潮流场的基础上, 建立胶州湾海域二维变边界对流—扩散数值模型, 选化学需氧量 (COD) 为有机污染的指标因子, 并视为保守元素。对不同的填海方案, 造成胶州湾内化学需氧量 (COD) 浓度场的改变及污染物通量的变化, 进行计算分析, 并给出对污染物输运影响数值研究的初步结论。杜鹏等人[17]采用ECOMSED模式、算子分裂法和“干、湿”点法, 建立了胶州变边界数值模型, 从潮、余流、潮波系统和潮流能几方面, 预测分析胶州湾前湾填海造地对海洋水动力的影响, 结果表明, 前湾填海对胶州湾的潮波系统影响甚微, 振幅和相位的变化都在1%以内, 但是在前湾和工程附件海域潮流和余流变化比较大, 从能量角度看, 前湾填海造地对工程的局部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 对地形的冲刷和淤积有所影响。

刘建等人[18]在总结深圳湾内一系列填海项目时, 发现填海对出海河流泄洪能力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1996年福田保税区管理局在深圳河河口扩散段北岸约10万m2, 三角形地带填上50万m3, 使此区域内的地面高程由原来-1.0～0.5 m左右上升为5.0 m左右, 并部分侵占了深圳河口段的主河道, 由于河口段北岸福田保税区不断南扩和南岸红树林滩涂受地形淤浅影响日趋向北延伸, 已使原规划中的喇叭口出口段发生很大变化, 完全改变了出海口的地形条件, 对深圳河的行洪能力和防洪标准产生较大影响, 导致深圳河沿各河段防洪标准均有明显的降低, 特别是河口段的防洪标准由50年一遇降低至30年一遇, 大大降低了设计防洪标准和工程效益。大沙河口附近, 深港西部通道深圳一侧口岸管理区陆域5.6 hm2的用地是填海形成的, 填海外围线紧靠大沙河口西侧, 改变了深圳湾内的原有岸线形态, 特别是河口附近的岸线形态变化较大, 这势必会改变河口动力条件, 从而对河流泄洪造成影响;而且填海造地使得湾内纳潮量减少, 水体的总体交换能力下降, 水质状况进一步恶化。

李加林等人[19]对滩涂匡围海堤选线对邻近涵闸排水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并以条子泥西侧岸滩仓东片匡围为例, 探讨了不同堤线方案下邻近闸下流槽各种落潮水量组成及其维护闸下排水能力的有效性。结果表明, 合理的滩涂匡围堤线方案, 在平均潮汛及一般大潮汛时对邻近闸下排水能力影响较小, 而在风暴潮或秋季大潮汛时有一定影响, 但可通过若干次冲淤保港来解决。

尽管还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填海可能会导致海洋与海岸带生态功能破坏[20,21], 如营养储存和循环功能、净化陆源污染物功能、保护岸线功能、调节全球水动力和气候功能、吸收二氧化碳和释放氧气功能;同时还指出, 填海造地还会带来其他问题, 如海洋泥沙淤积、海洋环境质量下降、渔民赖以为生的空间丧失以及生境退化和海岸带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等。但对这些问题还缺乏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尤其缺乏有价值的野外监测数据和实验室分析数据。

袁兴中等人[22]通过对长江口南岸围垦潮滩和自然潮滩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进行取样调查, 分析了围垦对潮滩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多样性影响。研究发现:① 围垦使底栖动物种类减少, 种类组成发生变化;② 围垦1年后且仍受潮水影响的潮滩, 底栖动物种类丰富度虽有降低, 但其密度和生物量却明显增加;③ 围垦时间短且仍受潮水影响的潮滩与未围垦的自然潮滩相比, 其底栖动物多样性降低不明显;围垦时间长且潮水不能进入的潮滩, 底栖动物多样性明显降低, 反映了围垦的自然潮滩湿地生境退化;④ 围垦对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及多样性的影响, 是通过改变潮滩湿地生境中的多种环境因子造成的。唐承佳等人[23]研究了围垦堤内迁徙鸻鹬群落的生态学特性, 并指出科学管理围堤封堵后滩涂, 控制和改造湿地景观, 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围涂工程对鸻鹬群落的负面效应。葛宝明等人[24]通过以空间替换代替时间替换的方法, 研究了围垦后潮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特点以及差异产生的原因。

慎佳泓等人[25]研究发现杭州湾和乐清湾滩涂围垦后对植物多样性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建塘年代, 离海塘距离, 土地利用方式等都对植物多样性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2002年欧冬妮等人[26]研究了围垦对上海滨岸东海农场沉积物无机氮分布的影响, 结果表明:表层沉积物中无机氮以NH-N为主, 11月份NH-N和NO-N含量显著增加, 大大超过8月和2月;围垦前与围垦后 (过程中) 的无机氮具有一致的分布序列, 并且围垦后 (过程中) 无机氮含量有增加的趋势;不同地貌单元沉积物中无机氮的含量发生了变化, 由大到小依次为:围垦前的高潮滩、中潮滩、低潮滩, 变为围垦后 (过程中) 的低潮滩、高潮滩、中潮滩;围垦后 (过程中) 柱状沉积物中NH-N和NO-N含量垂直变化趋势由随沉积物深度而增加变为随沉积物深度而降低。

而吴小根等人[27]在研究分析三亚港近年来淤积速率不断增强时发现, 主要是受人类活动的影响, 即在三亚港潟湖水域内大规模围建盐田及围海造陆, 使得潟湖纳潮水域面积和纳潮量减少。另外1995年, Mahmood和Twigg[28]发现填海与地下水位抬升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这是最早关于填海对区域地下水影响的研究报道。他们发现填海区地下水位上升, 而且在海边狭长的填海区内都出现这种现象。

2000年, 焦赳赳[29]认为填海活动人为地增加了地下水排泄进入海洋的路径 (或者时间) , 并且由于填海封锁了地下水在海底的主要排泄区, 造成地下水排泄量的减少, 以上两个因素会导致在填海区域地下水的压力增大。他们在研究深圳及香港填海区的基础上, 从理论上提出了大面积填海后区域地下水流动系统的改变、咸淡水界面的移动及填海区地下水逐渐淡化的物理化学过程的概念模型[30]。

填海使区域地下水系统发生变化, 自然引发沿海区域环境地质问题, 典型的例子是填海区长期的不均匀沉降[31]。焦赳赳认为由于内陆地下水水位上升使地基承载力下降, 边坡的稳定性也会下降, 在雨季还会增加洪涝灾害的风险。

Mahmood 和 Twigg认为填海区水位的上升会导致土地承载力的下降从而使填海区建筑物出现沉降现象。另外, 因填海导致的其他工程问题, 包括地下水面上升会引起的建筑物的基底表层损害以及地基中混凝土结构的腐蚀等。中东地区城市发展过程中, 由于地下水面上升, 已经出现以上所有的环境地质问题。

3 各国对填海造地管理对策的探讨

针对出现的这些问题, 各国政府开始总结经验, 探索合理开发且综合利用海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如, 荷兰在围填海造地中所获得的经验有:建立了规划和计划体系, 建立了围海造地综合评价技术体系, 建立了围海造地的后评估技术体系, 建立了定量评价技术, 对围海造地及海岸工程施工和营运期进行综合损益分析, 建立了公众、政府和议会议事与审批制度[32]。而为解决围海造地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负影响, 早在1989年荷兰政府就制定了国家环境政策计划, 规定到2000年荷兰缺水地区的面积必须比现有水平减少25%。1年后, 政府又通过了一项大规模的“回归大自然计划”, 1992年6月, 荷兰开始实施“还地为湖”的计划, 进入21世纪, 荷兰又推出了“退滩还水”计划, 其目标是对内陆河流下游缓冲区和海洋潮水侵蚀缓冲区沿岸区域开发进行更严格地评估, 以确保不会对荷兰海岸的恢复能力产生影响;同时研究海平面变化和沿岸的地面沉降, 以及气候变化所导致的降水量增加, 以减小海潮的威胁;进一步研究水管理新模式, 实施水综合管理, 同时关注水质量、环境、自然、渔业、休闲旅游、农业、航运和工业等方面的发展[33]。

日本专门设立了“再生补助项目”。整个日本的近海海域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严重工业污染, 尽管后来政府立法要求各工厂和城市限制排污, 但是要恢复以前的情况已经非常困难。现在日本各种海洋环保研究机构不断进行各种实验, 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恢复生态环境的好方法, 这些试验包括人造海滩、人造海岸和人造海洋植物生存带等, 现在看来颇为有效。但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需要巨大的资金和其他投入, 所以日本政府还邀请了世界各地的海洋和环保学者, 提供资金和设备进行研究和试验, 同时, 政府也加强了管理。比如日本政府于1921年颁布了《公有水面埋立法》, 建立了围填海的许可、费用征收和填海后的所有权属等管理制度, 并与1973年通过了《公有水面埋立法修正案》, 加强了对围填海用途与环境影响审查等方面的要求[34]。按照日本现有这些法律规定, 如果要进行填海造地工程, 地方政府要首先组织各方人员进行广泛调查, 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了解填海将对周围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 随后把报告提交环境省审批。现在日本国内新的填海工程申请基本被禁止, 城市垃圾的填埋有时会被考虑。

而我国政府为了遏制盲目围填海对海域的无序开发使用, 国家海洋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以下简称《海域法》) 的规定, 强化对海域的使用管理, 实施海域使用许可证和征收海域使用金制度, 减少无序开发对海岸带的破坏强度。

另外明确各级人民政府项目用海审批权限, 同时严格项目用海的审批管理。审批项目用海, 必须以海洋功能区划为依据, 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严格控制填海和围海项目、保障国防安全和海上交通安全为原则, 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依据《海域法》的有关规定, 认真做好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修订和实施工作。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和修订要经过科学论证, 确保其切实可行。经审批的海洋功能区划必须严格执行, 修改已批准的海洋功能区划必须经过法定程序, 凡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 不得批准项目用海。

另外面对目前迅猛发展的围填海形势, 国务院于2002年发文《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审批项目用海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办发[2002]36号) , 2004年又发出《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海洋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 (国发[2004]24号) , 而国家海洋局就贯彻落实此文的精神, 发出《关于加强区域建设用海管理工作若干意见》 (国海发[2006]14号) 的文件, 还有2006年11月起颁布实施的《防治海洋工程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 都要求严格控制滩涂围垦和围填海, 对围垦滩涂和围填海活动要科学论证, 并贯彻落实填海项目审批制度, 同时要求严格项目用海论证和环境影响评价的分析工作, 尽量减轻填海工程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面对大规模的填海行为, 针对填海造成的严重生态危害, 我国已有学者开始就更好地减少填海造地产生影响进行论述[35], 如张继民等人[36]从战略环境影响评价 (SEA) 角度出发, 分析了我国区域建设用海亟须开展海洋战略环评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存在的问题, 以期推动SEA在区域建设用海管理中的应用, 从源头上防治或减轻区域建设用海对海洋环境的损害。

刘霜等人[3]根据生态补偿机制的发展趋势, 以生态补偿这一重要的新型环境管理模式对“填海造地”用海管理进行了初步探讨, 用以弥补填海造地对海洋生态损害的价值, 以期增加填海行为主体的成本, 使其节约用海, 从而更好地减少填海工程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4 结束语

保护滨海湿地,加强围填海管理 篇3

滨海湿地是海岸和近海生态系统中很重要的一环，具有如净化水质，生产食物，支撑生物多样性，鱼虾的重要育幼场，飞禽及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休闲旅游，稳定岸线及作为沿海风暴潮的缓冲带等多种服务功能。滨海湿地的围填海开发又能为人类发展提供海洋养殖，运输、港口等服务功能。可以看出，这两组服务功能之间有一定程度的互排性。因此，要达到人类对海洋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必须充分考虑海洋生态系统、目前经济利益和长远社会发展三方面的目标，以规划海洋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

在修编海洋功能区划的框架下，需充分考虑到海洋空间资源的多重贡献和不同用途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在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下，制定全国和区域性围填海规划，确定全国围填海规模的中长期和年度总量控制目标。在具体实施围填海项目时，还要对有关海岸带和海区进行有针对性的、更细致的科学调查研究，对与项目有关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渔业、生态损失补偿进行充分论证后，方能按照有关规定措施严格执行。

将海洋功能区划纳入国民经济规划和计划

近年来，围填海形成的土地游离于全国宏观管理计划之外，未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给经济建设和结构调整带来冲击，也为海洋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困难。因此，只有将海洋功能区划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围填海指标按照国家宏观政策要求制定，才能有效控制围填海规模，规范用海秩序，促进海洋空间资源合理利用，推动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加强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的保护

为保护海洋生物资源和特殊生境，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海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截止2007年底，已建立各种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2个，省(市)级122个。实践证明，建立海洋自然保护区是避免和减少人类活动干扰，保持局地海洋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有效途径。

当前，有不少地方拟在海洋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开展围填海活动，国家级和省(市)级海洋自然保护区面临着受冲击的危险。如果不能对海洋自然保护区实施有效保护，不久我国就很难看到自然的海洋面貌了。

加强围填海的科学技术支撑研究

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及其服务功能的研究是滨海湿地开发利用的基础工作。目前我国对滨海湿地的海洋生态系统的研究还相对薄弱。远远不能满足评估人类用海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影响的需求。建议围绕以下与围填海有关的四方面问题深入开展科学技术研究：

1)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除红树林外，我国对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的研究工作不足。必须对全国的主要河口、重要海湾和其它重要的海岸带等的生态系统进行调查研究，尤其是利用这些湿地的经济鱼类、一些重要海洋生物和野生动物等的生活史研究。

2)围填海对滨海湿地的其他服务功能的影响和围填海总体效应的研究。如海湾内外集群围填海工程对海湾的水动力、沉积物和湾内水体自净能力的变化，对海湾生物群落结构、经济鱼类和候鸟等物种多样性产生的影响等。建立围填海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损益的评估体系，将其纳入围填海规划、海域使用论证报告编制。

3)围填海工程技术研究。重视围填海工程设计和施工技术研究，关注海洋空间多目标利用的综合技术，将围填海工程与海岸生态保护、滨海景观建设和旅游相结合，尽可能地降低对海洋生态与环境的影响。

4)围填海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的后评估研究。围填海工程的后评估研究是纠正工程错误和总结经验的必要工作，重点开展围填海前后的水动力环境变化，岸滩变迁，海洋生态系统变化，以及环境地质灾害的研究，包括建立适合我国沿海海洋生态环境过程的综合模型。

加强滨海湿地的宣传管理，营造重视海洋生态的氛围

应大力宣传滨海湿地对人类的价值，摈弃滨海湿地为无价值废地的落后概念。应提高对围海造地海域使用金的征收标准，缩小海陆土地使用价格差异，防止在“集中集约”用海名目下的大规模围填海活动。

围填海计划管理办法全文 篇4

关键词：围填海,空间分析,数据融合

0 引言

围海造地使海水潮差变小, 潮汐的冲刷能力降低, 纳潮量减少, 多数围海工程均处在内湾, 进一步减少了内湾的纳潮量和环境容量, 海水的自净能力随之削弱。围海工程造地多用于船业、海运和其他工业, 导致内湾海水富营养化, 可能引起赤潮现象, 给沿海渔业和养殖业带来一定的危害。围海工程直接改变水路交错带的生物生存环境, 破坏海洋生物链, 可能导致海洋生物锐减, 导致原生态群落结构变化和物种减少[1]。

目前, 围填海工程影响主要集中在围填海对环境的影响评价、围填海的生态损害评价和围填海的综合损益评价等方面[2,3,4,5]。普遍研究对港湾纳潮量、流场、生态影响和价值评估, 均认为单个填海工程项目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较小[6,7]。根据文献的研究情况来看, 围填海工程影响评价存在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即影响范围确定的问题。多数影响研究报道表明单个填海工程项目, 评价范围选择的海域比填海面积大得多,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价结果总是影响较小, 这是影响范围难以量化造成的。有部分学者采用了遥感技术对围填海工程进行了影响分析, 但多数是采用分类比较的方法, 研究不同时段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为主, 难以量化生态环境参数影响程度[8,9]。

由于藻类代表海洋的初级生产力, 且与海水富营养化程度有直接关系, 是环境生态的直接表现, 本文针对围填海工程藻类影响范围进行分析, 引入遥感图像与GIS数据集成分析技术, 从理论和技术上提供一种确定工程影响范围的方法, 为类似研究过程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

钦州湾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钦州市以南。东以犀牛脚半岛南面的大面墩 (玳瑁洲) 、西以企沙半岛的天堂角间的连线为其南界, 水域面积约400平方公里。

钦州湾北部为茅尾海, 有钦江、茅岭江淡水汇入, 饵料充足, 鱼类资源丰富, 水产养殖亦发达。钦州湾潮汐以日潮为主, 龙门港区平均潮差2.55米, 最大潮差达5.49米, 涨潮潮流流向西北, 流速2.8节;落潮流流向东南, 流速2.8节。年均水温21.3℃。钦州港填海工程区, 如图1所示, 是人为和自然活动最为强烈的区域, 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2 研究方法

针对围填海工程前后藻类变化情况, 选取特定藻类数据与遥感影像集成, 对多时相影像数据和藻类数据进行融合, 采用遥感变化检测技术, 分析多时相遥感影像数据变化和藻类数据变化之间的关系。具体研究步骤如图2所示。

2.1 数据准备

围填海工程改变了工程区海底的形态结构, 引起栖息生物和潮间带生物的生存环境变化, 破坏近海生物链结构, 导致其它以该区域生物为食的生物数量减少。另外, 潜在的围海区工业带来累积效应, 产生对近海区域藻类变化影响, 需要长时期的数据进行判断。根据围填海工程前后多次藻类调查数据, 以各对应时期遥感影像所生成的区域背景图为基础, 进行数据插值生成藻类专题地理信息数据集。

2.2 数据集成

数据经过配准和定位后, 采用图像融合技术将生态专题数据与遥感影响数据进行数据融合。通过GIS, 采用基于决策层的图像融合方式, 将多时相专题数据, 根据生态影响指标体系进行融合。通过归一化、指标体系层次加权和变化比值处理进行融合, 融合算法如式1所示:

式中:X为图像像素值, ω为权值, Xij1, Xij2分别为两个时期的横纵坐标值, k为各专题数据标号, n为专题数据个数, C为修正常数。其中, 权值的意义即生态系统中组成参数的重要程度, 在本文中针对藻类的种类。式 (1) 的意义在于将不同时相遥感影像变化的程度与生态参数变化的程度相融合, 得到的融合数据可以根据变化程度, 分析区域生态变化与影像变化间的关系。

2.3 变化检测

遥感图像的变化检测是根据对同一物体或现象不同时间的观测来确定其不同的处理过程。在生态与环境变化集成研究方面, 根据研究对象的评价体系形成融合数据, 采用变化检测技术定量的分析生态与环境变化过程[10]。然后以融合数据为基础, 提取变化信息, 采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 输出针对围填海工程生态影响特征的变化分布图。最终, 通过对输出结果的解析, 提取检测结果的生态学变化过程。具体工作如下: (1) 对融合数据进行降噪处理, 以摒弃一些孤立的噪声点; (2) 对区域影响程度进行分级, 形成变化分类空间分布数据集, 根据等值线判断变化中心点; (3) 根据等值线距离和围填海工程区遥感影像变化, 划定影响范围, 从而有科学理论依据的确定工程范围。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果分析

按以上研究步骤, 本文收集了钦州湾2006年和2010年两组藻类数据和遥感影像, 其中藻类浓度数据包括蓝藻、青蓝藻、硅藻和其他藻类。首先, 将样本进行归一化处理后, 按式 (1) 进行融合处理, 得到钦州湾近海藻类浓度变化比值的整合数据集, 如图3所示。

其中, 海域内的高亮度区域表示浓度变化大的区域, 以等值线划分可以看出明显的几个区域, 分别以ABC进行标识, 其中A区域最接近围填海工程区, B区处于海湾以外, C区在海湾内河流出海口附近。其次, 对遥感影像进行陆地变化检测分析, 得到钦州湾围填海工程陆地变化空间数据, 如图4所示, 除海洋外的深色区域表示陆地变化大的区域。根据钦州湾现状调查, A区处于工程区, B区和C区为河流入海口附近, 结合图3和图4, 可以定性判断A区域受工程影响最为明显。

3.2 结论

海洋藻类浓度变化主要受气候和水质影响, 据文献分析得知, 钦州湾围填海工程对湾内水文影响较小, 同时历年气候变化均不大[11-13], 因此, 自然环境变化影响较小, 图3中B、C区为大型河流和城市排水主要入海口, A区域周边无大型河流注入且陆地遥感数据变化较小, 因此可判断A区为围填海工程的藻类主要影响区, 其范围由图中0等值线划定。

3.3 讨论

工程行为生态环境影响研究的焦点在工程区, 其地表类型变化是周边生态变化的重要驱动力, 如何将影响关系量化, 值得进一步分析。该工程内生态环境因素变化由常规值变化为0, 覆被变化由海洋变化为陆地;从物质光谱特性的角度来看, 陆地变化用遥感值变化来表示, 生态变化则根据指标因素变化计算, 将两种变化叠加可得到相对其他区域变化的量化值。

将本研究藻类浓度变化空间数据和工程地貌变化数据归一化处理后, 按式1集成为整合影响数据, 如图5所示, 其中陆地变化较大区域以“reclamation area”标识, 海洋区域高亮区域为藻类浓度变化较大区域。从图5来看, 本研究填海区数值变化在整体上为高亮区域。下一步可针对填海区域土地类型变化与生态指标变化进行空间相关性分析, 得到填海区变化与藻类变化的量化关系。该部分研究涉及大量的数据规则和处理, 由于变化区不重合现有空间相关性分析方法难以对其影响进行解释, 值得从理论和实现技术上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