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道德的行为作文

不道德的行为作文（共11篇）

不道德的行为作文 篇1

《假文盲》这幅漫画有很强的讽刺性。图中画着在一个候车室，立了一个牌子，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母子上车处”。如果不是文盲或是瞎子都能看得到。但是，在牌子后面，却站着一对强壮高大的男人，一位妇女抱着一个孩子，因为能力不够，所以站在了牌子后面。这位妇女眼中充满着极大的愤怒，她眼睛瞅着这些高大的男人，希望其中的哪一位能让给她位置。看吧!这些男人们是那样的冷酷，连看都不看那位妇女一眼，他们只顾着自己的利益，却暴露了他们不道德的行为。

漫画反映的是在现实社会中随处可见的现象。这幅漫画中不仅讽刺了这些男人，而且讽刺了现在社会上许许多多不讲道德的人们。

比如在公园里，有绿色的草坪，上面写着“请不要入内，小草在睡觉。”可一个个“文盲”仍然在草坪上嬉戏、打闹。本来小草绿油油的，她装点着整个公园，好似公园中的绿色明珠，多美丽!可被那些“文盲”给糟蹋了。再比如，某汽车维修公司旁，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鱼儿在河里自由自在地游着，河岸旁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不准钓鱼，禁止入内”八个非常醒目的字，还用栏杆围起来。可一些“文盲”为了吃上鲜美的鱼肉，仍拿着鱼杆，翻进栏杆内去钓鱼。像这样的事例真是太多了，数也数不完。难道干这些事的人都是文盲吗?不是，是因为告示牌的能力不够吗?也不是。是因为现在还有一些人不讲文明，不讲道德。如果让世界上永远不再出现漫画中的这种现象，生活中，人们互相谦让，邻里之间互相帮助，同学之间互相关心，那世界该多么美好!

让我们的生活中多一些谦让，多一些关心，多一些爱护，让这样的漫画彻底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吧!

嘘……!哨声吹响了，道德比赛开始了!

不道德的行为作文 篇2

现代足球运动发展至今已有140多年的历史, 足球运动深受世人的喜爱, 球迷众多, 影响力极大, 因而具有“世界第一运动”的美称。不过, 人们在享受足球并为之呐喊的同时, 也经常看到绿茵场上的另一面:假球、黑哨、赌球、球迷骚乱、足球流氓等等。这些足球运动的不良衍生物, 使足球运动蒙上了一层阴影, 带来了种种不良效应。了解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 建设体育道德文明, 是每一个体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此, 本文主要从体制建设、制度建设、传统教育、社会舆论导向逐一分析。

二、足球运动中的不道德现象

体育道德, 是体育运动中各种社会角色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足球运动中存在的不道德现象大致有以下几种:

2.1足球假摔

一般地, 假摔就是指在足球比赛进行过程中, 一方球员假装被对方队员犯规并摔倒, 以骗取裁判的犯规判罚, 得到点球、任意球、使对方球员受到红、黄牌等有利于己方判罚的机会的行为。

2.2服用违禁药品

众所周知, 兴奋剂问题也是长期困扰国际体坛的一大顽症。使用兴奋剂是不道德的, 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是一种欺骗行为

2.3裁判黑哨

一般指裁判员收受贿赂或受人指使违背公平、公正执法的裁判原则, 在比赛中通过有意的误判、错判、漏判等个人行为来主导比赛结果。

2.4打假球

简单的说假球就是不真实的比赛, 某些人为了自身利益, 通过收买对手, 收买本队, 收买裁判等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2.5恶意犯规

裁判员认为队员蓄意对持球或不持球的对方队员造成侵入犯规为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

三、分析

3.1由于足球运动项目本身的特点

足球运动项目不像羽毛球, 乒乓球等隔网运动项目, 它是具有很强的对抗性, 具有很多的身体接触。它作为竞争激烈、对抗性极强的运动项目, 极易诱发暴力冲突。一般来说, 运动水平和级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暴力行为的发生, 运动水平较低的球队和比赛, 比较容易发生冲突。裁判的判罚对足球暴力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 高水平裁判、果断准确的判罚不易引发暴力冲突, 相反, 水平较低或者是有意偏袒一方的裁判极易引发暴力冲突。

3.2足球行业过度引入市场机制, 弱化了足球运动员的道德价值观

足球比赛的商业化, 使足球赛的结果直接和市场经济利益挂钩。球赛的结果直接和球员的经济利益挂钩, 追逐名利的动机得到全面激发。这一因素造成球队与运动员会不惜一切代价甚至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来赢取比赛, 无形之间把非体育竞争的手段运用到各级的足球比赛中。

3.3体育立法的不完善性和滞后性

体制转犁中, 体育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程度较低, 存在“无法可依”、“有法难依”现象。表现在缺少配套的可操作的体育法规, 就竞技体育而言, 还没有专门的法律, 更没有程序法和仲裁法。

3.4体育管理监督体系不完善

首先,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 在竞技体育商业化、产业化特征日趋凸现的今天, 这种转型中的体育管理体制不够完善, 加上配套改革和具体措施跟不上, 种种不道德现象就出现了赛场上。我国体育监督体系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监督主体、对象和方法都很单一化。主要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对运动员的监督, 而且多采用事后监督的方法。

3.5社会公众舆论的错误导向

随着网络的发展, 当今社会公众的舆论已经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公众舆论对竞技体育道德行为起着规范和评价作用。足球教练员和运动员意或无意的不道德行为往往产生出具有轰动性的效应。很多情况下, 足球运动中的不道德行为发生之后, 媒体上表现的并不是公众的谴责和唾弃, 而是被作为一种新的关注对象源, 对产生的新闻轰动性大肆炒作, 以牟取自己的商业利润。这给很多教练和运动员提供了可乘之机, 他们以牺牲道德资源作为资本而获利, 达到产生商业效应。

四、结论

4.1影响竞技体育道德失范外部因素主要有:社会道德的约束力下降、体育立法的不完善性、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外界舆论约束的缺失。

4.2影响竞技体育道德失范内部因素主要有:对运动员的教育培养模式存在严重缺陷、竞技成本太高.渴求回报欲望过分强烈、体育管理监督体系不完善、运动员薪酬奖惩体系的缺陷及缺乏配套的社会保障供给制度。

摘要：竞技体育中的不道德现象是困扰竞技体育发展的一大顽疾。足球运动本身的运动特点, 足球行业过度的商业化, 体育立法的不完善性和滞后性, 体育管理制度的种种不完善, 以及社会公众舆论的错误导向等都使球员产生了错误的定位, 造成了球场上各种不道德行为的层出不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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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道德行为的多样性 篇3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过的不道德行为，涉及的是被错误地导向的态度，比如对另一个人的痛苦的恶意的快乐或者对他的快乐的忌妒。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痛苦的漠不关心是无情的，而无情就是一种不道德，而非仅仅是美德的缺失。同理，如果某人对他可能创造的一个给别人带来巨大好处的事情也是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话，道理也是一样的。这就是懒惰或冷漠，它们也是不道德的行为，而非仅仅缺乏美德。

所以，不仅仅是被错误地导向的态度是不道德的，而且没有正确的态度，或者在一个好人应该会去关心他人的情况下不去关心，也是不道德的。甚至于被正确地导向的态度，如果不够强烈的话，也可能是不道德的。设想一下，一个虐待狂只是有一点点关心他的受害人的痛苦，或者一个士兵在“二战”末期解放一个集中营的时候，只对他看到的情形感到稍微的悲哀，这些态度对邪恶的反应是不够的，所以它们也属于无情。

我把这些叫做漠不关心的不道德行为，它们不像单纯的不道德行为那样邪恶：对于另一个人的痛苦的无情，较之对他采取虐待狂的快乐来说，并没有那么坏。但是它们仍然是不道德的行为。想象一下，《蝙蝠侠》中的怪人并不为他邪恶的欲望感到欣喜，但是也不为此而受到困扰。他不会像一个好人那样对自己的邪恶感到羞耻;他让别人受苦一点也不感到困扰。那么他对于他的邪恶是毫无羞耻之心的，而无耻也不仅仅是缺乏美德，而是一种不道德，即对于邪恶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不道德。同样，对于一种严重的不道德只感到稍微的羞耻，也是一种不道德。

还有第三种不道德。如果你的道德水平达到了理想的程度，你就不仅仅会爱好处而恨坏处，而且要根据它们价值的不同程度按比例地进行爱和恨。随着好处或坏处的程度的变大，你对它们的关心程度也会变大。如果一个人所受的痛苦比另一个人要大得多，你为前者所感到的悲哀也要大得多;如果你能够给予一个人一点点的快乐或者给予另一个人大量的快乐，那么你想要做第二件事情的欲望就要大得多。如果有许多的好处和坏处，你就要把你对它们的关注划分开来，划分的方式要与它们不同程度的价值水平相匹配。

比如说你对一个小得多的好处的要求很多，比应有的要求多得多，那就要算是肯定意义上的坏了：不成比例地分配你的关心就是坏处。这就产生了最后一个系列的不道德，即不合比例的不道德。

其中之一就是自私，比如说你对你自己较小的快乐的关心程度大大地大于你对别人较大的快乐或巨大的痛苦的关心程度。既然你自己的快乐是好的，你需要它也是好的，就其自身来说，你需要它更多，也总是更好的。但是如果你关注自己的快乐大大超过了关注别人的快乐，那么你的态度就失去了比例，失去比例的程度是足够地大，以至于使得合起来的全部的态度都变成不道德的了。极端的自私不仅达不到理想的好的水平，而其本身就是坏的。

极端的胆怯也是类似的。一个懦夫对避免自己的伤害和危险的关注，要大于对某种他可以靠冒风险而获得的较大的好处的关注。也许他可以拯救另一个人的生命或者帮助保卫他的国家，但是他太胆怯了，结果什么也没做。这也是足够地不合比例，因而是坏的。

所以有三种不道德。首先是单纯的不道德行为，涉及的是诸如爱坏处、恨好处这样的被错误地导向的态度，典型的就是恶意和忌妒;其次是漠不关心的不道德行为，在这里并没有一个被错误地导向的态度，而是你缺乏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些不道德行为包括无情和懒惰;最后是不合比例的不道德行为，在这里，你的态度也许就其本身的好处来讲是被正确地导向的，但是对于态度的各种客体而言是比例不当的，结果综合起来看你的态度就成了坏处了，这里我们发现的是自私和胆怯。而在每一个类别当中还有进一步的不道德行为。

考虑一下犬儒主义吧。这是一种丑陋的个性，一种你不会希望你的孩子长大后具有的思想。但是为什么呢？一个犬儒主义者认为，世界是一个糟糕的地方。他认为大多数人在内心深处是自私的，他们表面上对别人的关心只是一种“作秀”，而少数真正无私的灵魂却又被人利用了，所以只有王八蛋才兴盛发达。到目前为止，犬儒主义者都是悲观的，而仅仅是悲观主义还不成其为不道德。当一个悲观主义者对这个世界虚假的认识使他变得比实际需要的更加阴郁的时候，他仍旧可以持有有道德的态度：他可以为他认为他看到的坏处而悲哀，他也可以祝愿人们的生活过得更好。

这就是悲观主义与犬儒主义者的区别之所在。犬儒主义者绝不是为人们的自私而悲哀，而是偷偷地为此感到欣喜;他希望这个世界是糟糕的，并一厢情愿地说服自己相信这个世界是糟糕的（也许他看到了自己的坏处，但是也绝不会相信别人会好到哪里去）。字典上把犬儒主义者定义为“怀疑或鄙视人类真诚和美德”的人。犬儒主义者否定人类的好处，因为他仇恨这些好处，不想让它们存在，这就使得犬儒主义成为了纯粹的不道德。

现在考虑一下轻率。也就是你伤害了某人，因为你没有思考你在做什么;或者你食言了，因为你忘记了你所做的承诺。这些情况并不涉及在无情和懒惰中发现的那种无耻类别的漠不关心，在那种情况下，你知道一种行为有坏的特点，但是无论怎样你还是实施了那个行为。但是这些情况还是涉及到漠不关心，因为它们涉及的是不要自寻烦恼去了解更多。如果你真的不想伤害别人，你就会仔细地注意那些会伤害别人的事情;你会知道哪些行为有可能伤及别人，并因此而避免这些行为。如果你关注守信的问题，你肯定会记住你许下的诺言。所以，轻率是另一种漠不关心的不道德：对于你应该了解的事情关注得不够多。

最后，考虑一下骄傲。在人类之中，它涉及到一种虚假程度极大的信心。特别是那种过分的骄傲，或者在于为一个特征或一个成就感到快乐的程度超过了这个特征或成就的价值，尤其是与别人的特征或成就比较的时候;这种快乐的程度需要恰当。你不仅仅是在为你做的事情感到快乐，而是老是想着它，陶醉于它，而且想向别人吹嘘它。你对它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你对别人类似的成就的关注程度，这就是一种不合比例的不道德。过分的骄傲经常是和夸大你的优点交织在一起的：你对你所做的事情产生了不合比例的快乐，这是因为你认为你所做的事情比它的实际情况还要好。但是你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你想要比别人好，然后你用痴心妄想让自己相信你确实比别人好。我说过，夸大你的天赋可以刺激你更多地开发它们，而且这是做得到的。但是当其根源是一个想要比别人好的自私的欲望的话，它也涉及到一个卑劣的骄傲的不道德。不考虑我们的优点，甚至于还低估它们，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太多地被我们的优点所占据的这种更为普遍的不道德。

在这三种不道德当中，单纯的不道德在抽象意义上讲是最坏的，然后是漠不关心的不道德，最后才是不成比例的不道德。从另外一个人的痛苦中得到乐趣比不关心另一个人的痛苦更坏，不关心另一个人的痛苦比关心另一个人的痛苦较少更坏，关心另一个人的痛苦较少比关心你自己的痛苦较少更坏。但是这个抽象的排序并不延伸至所有具体的情况。如果我特意地给你造成一个小小的痛苦，我那微小的邪恶是不道德的，但却不是非常地不道德。然而如果我对你强烈的痛苦漠不关心，那就是非常地不道德了。汉娜·阿伦特“平庸的恶”的概念，首先是适用于阿道夫·艾希曼的，恰恰是指一个人造成巨大的邪恶并不是出自迫害狂或者其他恶行，而是出自于无动于衷的漠不关心，而对于大屠杀这样大的坏处的漠不关心，比小小的邪恶是要坏很多的。同样，对大屠杀关注较少而对于一个次要的好处比如你事业中的进展却关注得更多，这也要比微小的邪恶更坏，艾希曼也是这样做的。

虽然有三种不道德，却真的只有一种形式的美德（记住托尔斯泰关于幸福家庭的评论）：这就是有被正确导向的态度，而这些态度又和它们客体的价值至少大致上是成比例的。为别人获取快乐的善良愿望，其强度相当接近于为你自己获取快乐的欲望;渴望知识，并与知识的重要性大致成比例;对于任何你感到的恶行或者忌妒觉得羞耻;有勇气愿意牺牲自己的舒适以换取更大的好处，尤其是给别人的好处：这些都是一个基本形式的美德的不同例子。

（摘自中央编译出版社《生命中最好的事物》 作者：[加]托马斯·霍尔卡 译者：胡晓阳）

道德行为的经济分析 篇4

道德行为的经济分析

道德与经济矛盾性和一致性不在于它们的本身,而在于它们所依托的外部经济环境.计划经济的运行方式与道德的要求有着内在的.在矛盾,以致计划经济的道德只能作为外在力量,使信奉者和实践者勉为其难,道德的本身也难以长期持续稳定.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能够生长出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方式,甚至情感方式,只要在人们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方程中加入足够多的变量,这就表明市场经济中的道德与经济的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要提高我国社会的道德水准,不是退回到传统的计划道德中去,而是继续推进和深化经济改革,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建我国的社会道德.

作 者：胡海鸥 HU Hai-ou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上海,52刊 名：合肥联合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EFEI UNION UNIVERSITY年，卷(期)：12(2)分类号：B824关键词：道德行为 计划经济 市场经济

不道德的行为作文 篇5

企业管理者道德行为的制约因素分析

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和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增强,管理者道德行为对企业长期生存与持续繁荣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出来.然而,在我国现实经济中,企业管理者非道德行为现象却频繁发生,这将会侵蚀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因此,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进一步完善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改善企业组织内部结构及运行机制,培育崇尚道德标准的诚信的企业文化,加强市场监管和执法力度,预防和禁止现代企业管理者非道德行为.

作 者：杨林 作者单位：宜春学院,江西,宜春,336000刊 名：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NYANG TEACHERS COLLEGE(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年，卷(期)：23(3)分类号：B82-053关键词：道德行为 道德准则 企业管理者 可持续发展

不道德的行为作文 篇6

浅析企业道德失范行为的社会危害与根源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企业存在许多道德失范行为,这些行为已经严重危害到了社会效率、社会公平和社会道德.探讨企业道德失范行为的.经济体制原因和文化传统原因,有助于对企业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建议和必要的参考.

作 者：任晓娜 梁喜书 作者单位：石油大学(北京)人文及社会科学部,北京,昌平,102249刊 名：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TROLEUM，CHINA(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19(1)分类号：B822.98关键词：体制转轨 企业道德 失范

不道德的行为作文 篇7

工作倦怠( Job Burnout) 是指在组织情境中因为工作持续时间过长或强度过高等原因,使得个体的精力与体力遭受长期性的损耗,由此而产生的失败、疲乏和情绪衰竭等负性状态。[1]一般认为,工作倦怠是由长期性的工作负荷所引发,兼之个体对工作压力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及充分的应对资源的结果。[2]工作倦怠不仅是一种负性状态或症候群,还是一系列的动态过程。Burke和Greenglass ( 1995) 将该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为应激过程,工作要求超出了个体的精力和资源所能承受的范围; 其次为疲劳过程,个体表现出情绪低落与无能为力感; 最后为应对过程,个体以疏离和去个性化的方式对待服务对象、对工作感到厌倦等。[3]Maslach和Jackson ( 1981) 认为,工作倦怠包括三个维度。其中,在个人应激维度表现为情绪衰竭,个体感觉自己情绪及其与之关联的其他资源面临消失殆尽并无力为继; 在人际情境维度表现为去个性化,个体在人际交往中对领导或同事采取冷漠、疏离的态度; 在自我评价维度表现为成就感降低,表现为个体丧失工作自信心及成就感,最终导致工作效率低下。[4]

探讨可能的工作应激源是工作倦怠研究的重要主题。在影响工作倦怠的应激源中,作为员工服务对象的消费者的不道德行为是重要的风险因素。根据消费者不道德行为所针对的对象,可以将消费者的不道德行为分为指向员工的消费者不公平行为( Customer Injustice Behaviors that are employee directed,CIB) 和并非针对员工的消费者不道德行为( Customer Unethical Behaviors that are not employee directed,CUB) 。已有消费者不道德行为研究大多关注消费者的不公平行为对服务型员工造成心理焦虑、人际关系恶化、工作退缩等消极影响及作用机制。[5,6,7]探讨CUB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员工工作心态及工作绩效的研究则尚处发端。Greenbaum等( 2014) 基于道义伦理学( Deontological Ethics) 的观点,提出针对企业利益而非员工的消费者不道德行为同样可能导致员工的工作倦怠,并认为员工在遭受CUB和CIB的心理反应过程是类似的。道义伦理学认为,一般人在社会中会确保其行为符合已有的并被自己认可的普遍道德规范,从而不对他人的道德权利产生危害。同样地,人们也会期待他人的道德行为符合绝对化的道德规范,从而不对自己的道德权利产生危害。如果他人的行为违犯了普遍道德准则,则一般人即使在受侵害的对象不是自己的时候也会对该侵害行为产生负面的反应。当员工受到CUB侵害时,尽管这些不道德行为并非针对员工本身,员工也可能会因为这些不道德行为违背了自身持有的普遍道德规范,而产生与他们受到CIB时相似的道德义愤。道德义愤会破坏员工的工作动力及工作价值感,导致其心理资源受损从而产生工作倦怠。因此,本研究假定: CUB与工作倦怠呈正相关。

工作倦怠是一系列动态过程的负性结果。当个体面对工作应激时,不能处理并成功摆脱这些工作应激源,工作倦怠因此而产生。[8]当面临工作应激时,如果个体持有有效的应对策略或充分的支持资源,则有可能降低工作倦怠发生的可能性。在组织情境中,领导是个体除消费者以外重要的人际交互对象,也是个体获得组织支持的重要来源。出于这一原因,本研究试图探讨服务型领导能否抑制由CUB所导致的工作倦怠。

服务型领导( Servant Leadership) 指的是领导者将服务于和培养下属作为主要工作动机,表现为关爱追随者,将追随者的利益与组织发展相结合,与追随者分享权力等。服务型领导者能够信任自己的下级,尊重下级的价值和尊严。对于企业而言,大量研究发现,服务型领导能够提升组织绩效、塑造公司道德文化并有效达成组织目标。[9]对于员工而言,服务型领导能够使得员工表现出较高的工作满意度、组织认同度及组织公民行为。[10]此外,服务型领导还能够提高员工的工作主动性、勤勉度、忠诚度及创造性工作行为,还能够有效提升下属的工作业绩及对组织的忠诚。[11]在较高水平的服务型领导情境中,当遭遇到消费者并非针对自己的不道德行为( CUB) 时,员工能够从上级领导处获得足够的组织及心理支持,并从服务型领导处习得和掌握有效的应对策略,使得他们较少遭遇工作倦怠。因此,本研究假定: 服务型领导调节着CUB与工作倦怠的关系,CUB对工作倦怠的影响可能发生于较低水平的服务型领导情境中。

2 对象和方法

2. 1 研究对象

杭州、绍兴和宁波三家百货公司的206 名员工参加了本研究。研究者要求他们无记名填写问卷,经筛选去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201 份。被试中,男性112 人,女性89人。工作经验少于5 年者27 人,6 ~ 15 年者121 人,15 年以上者53 人。已婚者152 人,未婚者49 人。

2. 2 研究工具

2. 2. 1 并非针对服务人员的消费者不道德行为( CUB) 问卷

采用Greenbaum ( 2014) 等人编制的并非针对服务人员的消费者不道德行为问卷。该问卷为单维度问卷,包括8 道测题,采用1 ~ 7 级评分。总分越高说明员工经历的消费者并不针对自己的不道德行为越多。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α系数为0. 823。

2. 2. 2 针对员工的消费者人际不公平行为( CIB)

采用Colguitt ( 2001) 编制的人际不公平量表。该问卷为单维度问卷,包括4 道测题,采用1 ~ 7 级评分。分数高低表明个体遭遇消费者不道德行为的多少。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α 系数为0. 812。

2. 2. 3 服务型领导

采用Barbuto和Wheele ( 2006) 编制的服务型领导问卷。该问卷包括4 道测题,采用1 ~ 5 级评分。总分越高说明组织越是倾向于采用服务型领导风格。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α 系数为0. 825。

2. 2. 4 工作倦怠

采用李超平和时勘( 2012 ) 编制的工作倦怠量表。该问卷包括情绪衰竭、去人性化和成就感降低三个维度共15 道测题,采用1 ~ 5 级评分。将这三个维度的得分汇总后作为工作倦怠的测量指标,总分越高说明员工的工作倦怠情况越是严重。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α 系数为0. 837。

研究还收集了员工的性别与工作年限两方面的信息。

3 研究结果

3. 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研究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和验证性因素模型以排除共同方法偏差。首先,根据单因素检验法将4 份问卷共31 道测题同时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抽取的第一个因素只能解释总变异的21. 3% ( 累计总变异58. 4% ) 。随后,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单维度模型达不到心理测量学要求,没有出现共同因素( 见表1) 。因此,本研究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3. 2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 可知,CIB、CUB与工作倦怠均呈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员工在工作中经历的消费者不道德行为越多,无论该行为是否针对自己均体验到较高的工作倦怠。此外,服务型领导与工作倦怠呈显著负相关,表明服务型领导有助于降低员工的工作倦怠。

注:*表示p < 0. 05,**表示p < 0. 01。CIB: 针对员工的消费者人际不公平行为; CUB: 并非针对员工的消费者不道德行为。

3. 3 服务型领导的调节作用分析

研究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探讨了服务型领导在CUB与工作倦怠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以工作倦怠为因变量建立三个回归方程: 第一步,性别、工作年限及针对员工的消费者人际不公平行为( CIB) 作为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 第二步,将并非针对员工的消费者不道德行为( CUB) 纳入回归方程; 第三步,将服务型领导及其与CUB的交互效应纳入回归方程。服务型领导的调节作用的分析结果见表3。

由表3 可知,CIB对员工工作倦怠的预测效应显著( β =0. 235,t = 3. 292,p < 0. 001 ) ; 当控制CIB对工作倦怠的预测效应后,CUB对工作倦怠的预测效应显著( β = 0. 166,t = 2. 457,p < 0. 01 ) 。这表明,CUB是区别于CIB导致员工工作倦怠的压力源。服务型领导对工作倦怠的预测效应显著( β = - 0. 209,t = 2. 917,p < 0. 001) 。不仅如此,CUB与服务型领导的交互对工作倦怠的预测效应显著( β = -0. 165,t = 2. 301,p < 0. 05 ) ,因此,服务型领导调节着CUB与工作倦怠的关系。对此调节效应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发现,在服务型领导水平较低的情境中,CUB对工作倦怠的预测效应显著( β = - 0. 412,t = 4. 184,p < 0. 001) ,而在服务型领导水平较高的情境中,CUB对工作倦怠的预测效应不显著( β = - 0. 009,t = 1. 044,p > 0. 05) ,表明服务型领导能够缓冲CUB对工作倦怠的消极影响。

注: 表中数值为标准化回归系数;*表示p < 0. 05;**表示p < 0. 01。

4 讨论

从本研究发现,CUB能够显著预测员工的工作倦怠,这表明与CIB类似,CUB同样是工作倦怠的风险因素。研究还发现,在较高水平的服务型领导情境中,CUB对员工工作倦怠的预测效应不显著,这表明,服务型领导能够缓冲CUB对工作倦怠的消极作用。

数据表明,在控制了针对员工的消费者不公平行为( CIB) 后,CUB仍然能够有效预测员工的工作倦怠,这表明CUB是区别于CIB作为工作倦怠的风险因素。因此,本研究对消费者不道德行为进行了理论拓展,也支持了道义伦理学观点。当员工面临消费者的不道德行为时,即使这一不道德行为并非针对自己,仍然会引发员工的道德义愤,使得员工产生愤怒情绪,长此以往有可能引发员工的工作倦怠。

但是,在服务型领导情境中,CUB并不能有效预测工作倦怠,这表明服务型领导能够抑制CUB对员工工作倦怠的消极影响。可能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在较高水平的服务型领导情境中,上级领导对员工充满关爱,高度信任员工,尊重其价值与尊严。当员工遭受CUB时,他们能够获得来自上级领导的关爱与理解,而非谴责与责罚。其次,服务型领导重视追随者的利益与满足,给他们提供成长的机会,愿意与追随者共享组织目标和领导权力( Birkenmeier,Carson和Carson,2003 ) 。服务型领导能够帮助员工习得与掌握必要的压力应对技能,当面临CUB时,员工能够利用这些技能以有效缓解自己的道德义愤。最后,服务型领导对员工的关爱与支持,无疑会提升员工对于服务型领导者和所在组织的承诺,愿意为服务型领导者或组织付出自己的精力。但是,在较低水平的服务型领导情境中,当员工遭受CUB时他们可能难以从上级领导处获得必要的组织支持与心理资源。非服务型领导容易削弱员工寻求支持的想法。当员工在日常工作中难以获得上级领导的关爱时,他们在面临CUB时也不愿意向上级领导寻求帮助。由于缺乏上级领导者的支持与帮助,这些员工可能也缺乏应对CUB所产生的道德义愤的技能与策略。此外,CUB损害了员工所在组织的利益,面临CUB的员工还可能会因此而遭受上级领导的批评与责罚。上述这些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有可能导致员工产生工作倦怠。

本研究结果能够对组织管理工作提供实践依据。已有研究表明,员工的工作倦怠对组织绩效和积极的企业文化产生负面效应,同时会增加员工离职倾向,从而给组织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 徐长江和时勘,2003) 。因此,企业领导者要意识到并高度重视CUB引发员工工作倦怠的潜在风险及其不利后果。企业需要优化商业服务模式的环节,有效减少消费者实施不道德行为的可能性,以降低员工受到消费者不道德行为的消极后果。在此基础上,上级领导或组织需要帮助员工习得与掌握必要的应对CUB的技能,并在员工需要时能够提供必要的支持与帮助。在组织情境中,消费者的不道德行为很多时候是员工难以有效控制的,员工还可能出于组织利益的目的而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消极情绪,这无疑会损耗其情绪资源,并引发倦怠。因此,当面临CUB时员工需要学会塑造自己的工作价值感,有效调整自己的工作心态,在必要时能够向组织或者他人寻求帮助,以尽可能减少CUB对自己的可能伤害。

本研究揭示了服务型领导对CUB与工作倦怠关系的影响,尽管如此,本研究仍具有以下一些局限: 首先,作为一项横向研究,本研究无法揭示CUB、服务型领导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排除其他可能的理论假设。例如,工作倦怠也可能是消费者不道德行为的原因而非结果,那些工作倦怠的员工可能容易引发消费者的不道德行为。其次,研究探讨了服务型领导在缓冲CUB对员工工作倦怠消极影响中的作用。那么,其他的领导方式如转换型领导、伦理型领导是否发挥着类似作用有待进一步探讨。再次,研究探讨了CUB能够导致员工的工作倦怠,事实上,CUB可能还存在其他可能消极后果。除工作倦怠外,CUB可能还会引发员工的服务破坏、服务退缩等负性工作行为,以及员工工作以外的社会适应性,如员工的工作—家庭冲突等。最后,本研究并未涉及CUB引发工作倦怠的可能机制,今后研究有必要对此展开分析。

5 结论

并非针对员工的消费者不道德行为( CUB) 是导致员工工作倦怠的风险因素,而服务型领导能够有效降低CUB对员工工作倦怠的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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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upp D.E.,Mc Cance A.,Spencer S.,et al.Customer(in)Justice and Emotional Labor:The Role of Perspective Taking,Anger,and Emotional Regulation[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8,34(5):90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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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aslach C.,Jackson S.E..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Manual[M].Palo Alto,CA: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1986.

[9]Van Dierendonck D..Servant Leadership:A Review and Synthesis[J].Journal of Management,2011,37(4):1228-1261.

[10]Ozyilmaz A.,Cicek S.How does Servant Leadership Affect Employee Attitudes,Behaviors,and Psychological Climates in a For-profit organizational Context?[J].Journal of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2015,21(3):263-290.

企业家与不道德行为 篇8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 · 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有句名言：“企业家是创造性的破坏者。”他指出，企业家的本质是创新，通过五种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企业家“存在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求得成功不仅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成功本身”。企业家精神，意味着创新，意味着真正地生存。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说：“企业家是产业这个车轮的轴心，这个轴心承担着市场结构活动的全部负荷”。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 · 德鲁克（Peter F. Drucker，1909-2005）则进一步指出：“创业型社会是美国富强的基础。”

企业家或者企业家精神一直被业界和学界认为是驱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从“状元资本家”张謇，到“造船大王”卢作孚、“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再到“联想教父”柳传志、“华为领袖”任正非：他们的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的经济梦想紧密相连，他们的“破坏式创新”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一路同行。

创新的阴暗面

除了发现经济中的非效率，引入新的生产函数和创新，企业家还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然而，这些破坏式的创新者也可能带来不利影响。2012年，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弗朗西丝卡·基诺（Francesca Gino）教授和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的丹·艾瑞里（Dan Ariely）教授曾在顶尖心理学期刊《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发表文章指出，创新性人格和创新性倾向通过提高个人为自己行为辩护的能力，增加个人的不道德行为。这意味着，企业家的创新性特质，也可能使得他们具备较高为自己不道德行为辩护的能力，进而增加其不道德行为的几率。这种“创新能力——为自己不道德行为辩护的能力——不道德行为”的逻辑链条或许可以为人们理解企业家的不道德行为提供新的解释视角。

之前的相关研究表明，个人（包括企业家）的不道德行为多发生在道德困境（Ethical dilemmas）下。在这些情境中，个人需要权衡两种相反的力量：最大化个人利益的动机和保持正面自我形象的动机。新近有研究发现，个人通过自我服务的合理化过程（Self-serving rationalizations）来解决这样的困境和难题：他们以足够的不道德来从不道德行为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但同时又以足够的道德来维持自己作为一个道德人的积极自我形象。当遇到道德困境或有机会采取不道德行为获取利益时，个人很可能采取微小的不道德行为，然后再找个借口为自己辩护。即，个人的对自我不道德行为的辩护能力与其在道德困境中表现出不道德行为高度正相关。而企业家作为“破坏式创新”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创造性，不论是发散性思维还是认知的灵活性都大大加强了他们为自己不道德行为辩护的能力。进而，自我服务的辩护（Self-serving justifications）会帮助个人相信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是合适的，并且不会影响其保持正面的自我形象。综上，只要有为自己行为辩护的空间，企业家就很可能采取不道德行为。

日前，著名笑星黄西在哈佛大学讲了一个笑话：“前不久听说，百余名哈佛学生考试作弊被发现并遭到控诉，看来哈佛学生也不是擅长做每一件事情嘛。”这件事是指2012年春季的一门课程中，超过125名哈佛学生涉嫌考试作弊，发生学术不道德行为。这个事件或许可以部分归因为，高创造性的人群可能更多地表现出不道德行为。

操纵价格的企业家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马克斯 · H · 巴泽曼（Max H. Bazerman）和圣母大学门多萨商学院教授安 · E · 特恩布伦塞尔（Ann E. Tenbrunsel）最近出版了《盲点：为什么我们不能做正确的事以及如何对待它》一书。书中提到，在美国默克公司（Merck & Co.，以下简称“默克”或“默克公司”），企业家们操纵癌症药物价格，并成功地欺骗了消费者。

默克公司生产并经营一种治疗癌症的药物氮芥（Mustargen），处于行业的垄断地位。但是，此药物销售慢，销量少，盈利低。从患者的角度来说为了维持健康，即使默克提高价格，他们也会购买此药物。但是，如果默克提高氮芥的价格，患者群体必然会有负面情绪。默克公司是大企业，提价后在公众中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会超过其提价带来的收益。在这种困境中，默克公司的“破坏式创新者”们却找到了巧妙的解决方法。

2005年8月，默克公司将此药物和另外一种治疗癌症的药物更生霉素（Cosmegen）一并转卖给了一家小型的制药公司——奥伟森（Ovation）公司。出售时，氮芥针对的患者客户群少于5000人，年销售额尚不足一百万美元。并且，在将氮芥和更生霉素两种药物转让给奥伟森公司之后，默克公司继续生产这两种药物，并遵照合同出售给奥伟森公司。此后，奥伟森公司将氮芥的价格提高了近10倍，更生霉素的价格则被提高得更多。默克公司利用人们直觉上的偏差，将“默克公司欺骗癌症患者，将治疗癌症药物的价格提高10倍”的印象转化为“默克公司转卖了癌症药物”的印象。

默克公司操纵了氮芥价格的提高，并从中获益，显然是不道德的。由于人们在直觉上倾向于将不道德行为归咎于直接行为者（奥伟森公司），所以往往忽略了间接行为者（默克公司）。利用这一点，默克公司成功地提高了药物价格，同时避开了公众的指责。这个案例反映了两个事实：一方面，企业家们总是能想到类似的“聪明”策略来实施不道德的行为，并避免公众的过度指责；另一方面，企业家们也总是能为自己的这种不道德行为辩护（如“提价的实际上是奥伟森公司，不是我们默克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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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的抉择

在中国，企业家的不道德行为（甚至违法犯罪）屡有发生。2006年，德隆原总裁唐万新因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德隆案堪称“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证券案”；2008年5月，《环球企业家》以《不道德的人？》为题，报道了前中国女首富、东莞玖龙纸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因为肆意压榨血汗工人而面临的道德和信任危机；2009年，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克昌虚假披露和隐瞒公司相关信息，当年却被评为云南优秀企业家，直到2010年才受到深交所处罚；2010年5月，国美公司创始人黄光裕，因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罪和单位行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4年；等等。“创新能力——为自己不道德行为辩护的能力——不道德行为”为剖析这些企业家的行为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所有企业或企业家的丑闻在被揭开之前，都是靠着企业家的自我辩护能力在支撑。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2012中国企业家犯罪媒体案例分析报告》指出，中国落马企业家人数三年来持续增长，从2009年的95名，到2010年的155名，再到2011年的272名；其中，十大罪名包括贿赂、非法集资类、侵吞资产类等犯罪行为。阳光电源创始人曹仁贤曾说“企业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哪些事情要做，哪些坚决不要做”，直指企业家在决策中面临着很多道德困境。纵观国内外相关案例，企业家的不道德行为多产生于道德困境中，比如财务税收、信息披露、政商关系、社会责任等存在自我辩护空间和机会的领域。

2008年，在第六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上，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对700多名民营企业家坦言，民营经济在其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当然也是其活力之源。有“地产思想家”之称的冯仑，在其畅销书《野蛮生长》中，更是直指民营企业家多有“原罪”，并认为“原罪是最初制度安排上的困境和悖论造成的源发性疾病”。很多早期企业家更是铤而走险，“像福建的厦门远华（赖昌星），新疆的德隆（唐万新），天津的南德集团（牟其中）等”。中国企业家的财富积累大多具有复杂、模糊、“打擦边球”的特点，很多企业家很难说清其财富积累的来源，这些都可能是“原罪”或者不道德行为。在后续的创业或者企业经营中，企业家仍可能倾向于做出不道德行为。

如何更好地前行

除了具备更高的为自己不道德行为辩护的能力，企业家面临的道德困境（如“到底送不送礼给官员？”）、较高的风险偏好、更多和更高隐藏自己不道德行为的资源和能力，则进一步增加了企业家做出不道德行为的概率。根据这一情况，笔者认为，要提防和减少企业家的不道德行为甚至违法犯罪行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考虑：减少企业家“暴露”在道德困境中的概率，降低其自我辩护的能力和动机。

首先，完善市场运行制度，尤其是在充满道德困境的领域。国内外的研究已表明，制度环境能对企业家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也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企业家的“原罪”源自“没有制定一个良好的游戏规则”。企业家的不道德行为多产生于道德困境中，比如财务税收、政商关系等存在自我辩护空间和机会的领域。因此，在完善市场运行制度时，尤其需要关注这些领域的相关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空白和灰色地带，减少企业家面对道德困境的概率，让企业家“无空子可钻”。同等重要的是，在这些制度系统中，需要明确各方（如直接行为方与间接行为方）的责任，使得那些间接有意表现出不道德行为的企业家（如前述美国默克公司中的企业家们），即使逃脱了道德的谴责，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

第二，媒体和公众更多地参与关注和审视企业家行为。在对待企业家行为时，不要完全从正面主观印象出发，应该更多地从中立客观视角出发，减少直觉上的偏差，以更加准确地“捕捉”和审视企业家的不道德行为；此外，媒体应积极参加披露企业家的不道德行为（如2010年天下英才传媒发布《2010中国500企业家公众形象满意度调查报告》），其他企业家会以此为戒，对做出不道德行为产生顾虑之心。

第三，企业内部应当建立与培养支持伦理行为的制度与文化，防止企业家“一言堂”，减少其自我辩护的机会；同时，企业员工应积极参与监督，因为企业家的不道德行为大多通过其下属得以实现，员工的监督是一条提防企业家不道德行为的有效路径。

最后，企业家自身也需要时刻审视自己的行为，考虑长期利益，而尽量避免为一时利益蒙蔽双眼。同时，企业家也应当监督和提醒其他企业家，共同营造一个有道德、有底线的创造性商业氛围，将更多的创造力用于创造新的生产函数，而不是增加不道德行为。

不道德的行为作文 篇9

我们班有个耳聋的人，他原本应该进残疾学校，但是却进了普通学校，但他的事却······

他来到育民，一共违反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他把学校的`石桌打碎了，第二件是他把班级的电线踹烂了。也许你想问，这种人老师不会找家长吗，老师确实找过，但是，找过了之后，他却再犯，你说，找了有什么用。

你说他的成绩好不好?当然不好啦，这种经常犯事的学生，成绩能好吗?他数学这次考了10分，语文未知，英语23分，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他不给班级争光也就算了，还给班级丢脸。老师说：“一个人学习不好并不重要，但要的是他的好学，不搞破坏······”

不道德的行为作文 篇10

富县职业中学任文娟

各位评委老师:

你们好!今天我说课的内容是高等教育出版社《职业道德与职业指导》教材第三章第二节的《职业道德行为养成的途径和方法》。下面我就按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收获三个环节进行说课。

一、教学设计

1、教学理论依据及设计理念

以教学大纲为指南，依据构建社会主义理论、学科探究理论和多元智力理论，采用探究的教学模式来组织实施本课的教学。通过事例，让学生积极参与讨论，主动获取新知，并逐步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从课堂主宰变为课堂的主导，是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合作者。教学过程是一个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究的过程。在教学方式方面采用自主、合作、探究式等多种形式，让学生多元选择，激发他们的潜能，发展他们的个性。

2、教材地位及作用：

本节是第一节内容的延伸侧重于职业道德行为养成的途径和方法的训练。

本节所选的内容考虑到职高学生的特点，内容贴近学生生活，因为职业道德行为的养成实质上是从业人员自觉接受职业道德教育的过程。职业道德养成是以个人的自觉性为前提的，没有这种自觉性，良好的职业道德行为就是一句空话。而人的自觉性又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一个人对自己、对人生、对社会有正确

1的认识就取决于这个人是否具有良好的道德养成。

3、学情分析

我所教的是职高一年级的学生，大部分学生基础较差，且有部分学生曾在外务工多年，厌学情绪较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难度，为上好每一节课老师在课前就要做好充分准备。

4、学习目标和重难点的确立

能力目标：使学生了解职业道德行为养成的途径并掌握其方法。知识目标：掌握“慎独”的含义及职业道德行为养成的途径和方法，加强职业道德修养。

重、难点：

让学生在“培养”、“训练”、“体验”、“自我修养”、“强化”等重要词语的理解中领会职业道德行为养成的方法。

5、教法和学法

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和学生举出大量案例，通过学生思考、讨论、分析等活动使学生参与其中，我们本着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训练为主线的原则，本节内容采用 “案例式教学法”、“探究式学习法”等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以启发式为主，配合案例教学，且充分利用课件展示，使学生能从自身发现问题，把熟悉的生活现象引入课堂将课外和课内相结合，达到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学生在观察、思考中发现问题，探究新知，开发学生学习潜能、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前准备】

1.学生——收集案例（每组至少收集一个）

2.教师——收集资料、制作课件、调试多媒体设备。

二、教学实施

在教学过程中，我注重突出重点，各项活动的安排也注重互动、交流，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主动性。

环节

一、导课

组织学生阅读课文中关于吴捷成长历程的故事，并根据故事情节提出问题：

1、她的这些良好表现行为是与生俱来的吗？

2、她的成长历程对你有什么启迪？

环节

二、授新课

利用多媒体出示本节教学提纲

一、在日常生活中培养

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利用多媒体直观演示法，出示图片（漫画一）——教师提问——学生分组讨论——教师点拨总结，激发学生兴趣，活跃课堂气氛。

二、在专业学习中训练

师讲：专业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是形成职业信念和职业道德行为的前提和基础，大家观图，在专业学习中训练职业道德行为要求做到：（1）增强职业意识，遵守职业规范；（2）重视技能训练，提高职业素质。对此请学生讨论：

我们为什么要重视技能训练？职业技能与职业素养有什么关系？

在学生回答基础之上教师点拨归纳总结。

三、在社会实践中体验

丰富的社会实践是指导人们发展、成才的基础，是实现知行统一的主要场所。学生观图得出：如何在社会实践中体验职业道德行为养成的方法：

（1）参加社会实践，培养职业情感

（2）学做结合，知行统一。

教师提问（问题升华）：

我们应该怎样正确对待专业学习和专业实习？

学生讨论并回答，教师小结

四、在自我休养中提高

自我修养是提高职业道德水平必不可少的手段，是形成人们职业道德品质的内因。利用多媒体出示自我修养应注重：（1）体验生活，经常进行“内省”（2）学习榜样，努力做到“慎独”。并对“内省”、“慎独”的含义出示，在此基础上让学生观看名人名言。师提问：

在你的身边找出一位职业道德先进人物，同桌相互交流他们身上的职业道德品质。

学生：交流、讨论

师小结：无数事实雄辩地证明，凡是道德品质高尚的人，都是自觉进行道德修养的人。

五、在职业活动中强化

1．将职业道德知识内化为信念（板书）

讨论：什么是内化？我们应该怎样将职业道德知识内化为坚定的职业道德信念？

2．将职业道德信念外化为行为。（板书）

讨论：怎样理解外化？

小结：不要总是在梦想高尚的事情，而要去做高尚的事情。

【巩固练习】

为了使学生巩固新知识出示练习，使学生把本节所学内容灵活运用到实际中。

【课堂小结】

学生小结，这样做可以检验学生对本节课内容掌握情况。

【板书设计】

板书设计采用提纲式的板书，这种板书便于学生理解和接受。

【布置作业】

举例说明在日常生活、专业学习、社会实践中你是如何注意训练和培养职业道德行为的。

三、教学收获：

1、整节课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很高，都能做到：动眼看、动口议、动耳听、动脑思、动手做，充分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作用。

2、自主、合作探究的精神在整堂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有了进一步提高。课堂讨论热烈，交流广泛，思维活跃，学生的胆量和语言表达能力得到了锻炼。

道德风险在融资行为中的体现 篇11

关键词:道德风险 体现 融资 投资

一、道德风险对IPO的影响

企业上市是由承销商负责新发行股票的所有上市发售过程中的工作，承销商在IPO过程中具有信息优势，当承销商和发行企业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承销商会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可能出现投资银行买方垄断假说中的道德风险问题。

相关实证研究发现在股票首次发行过程中，首日收益率往往高于以后交易日的收益率，这说明了发行过程中存在短期IPO折价现象。DP Baron(1982)认为投行具有资本市场的信息优势，而发行企业无法观察到投行的努力程度，因此发行企业面临着道德风险，即面临承销商IPO折价发行问题。

新发行股票的价值因市场需求和投资银行销售努力程度而受到影响，他认为，投资银行为了在IPO时花费较少的销售努力或者赢得客户购买意愿来降低成本，利用它们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信息优势低估发行的股票价值，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发行人无法观察到承销商减少努力的过程。

此外，发行企业自身也存在着道德风险行为。Larry,Paul,Stephan(2001)通过建模发现IPO之前的会计应计项目（accruals）与IPO之后的股票收益率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企业在IPO之前会通过盈余管理操纵企业利润，而当IPO之后投资者掌握企业的真实财务信息时，收益大幅下降。事实上，这是企业利用掌握的企业内部信息，操纵会计财务信息和监管者博弈的过程从而顺利达到企业公开募集的要求。因此企业有足够的动机和信息优势，存在着道德风险问题。

二、道德风险对发行债券的影响

企业发行债券融资时，道德风险是债权人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融入资金以后，为了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用所占信息优势，倾向于债务资金投资于比协议规定的风险更高的项目，这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资产替代问题指具有债务的企业有动机投资于高风险资产。由于股东收益的不对称性，即股东因公司的投资成功而获得的收益没有上限，如果投资失败，股东的损失是有限的，所以以未来收益现值最大化为目标的股权投资者，更倾向于将资金投资于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使企业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加，如果企业投资项目的风险高于债权人的预期，债券需求减少，价格下跌从而反映更高的风险，从而给债权人的利益带来损失。galai和Masulis(1976)将具有财务杠杆的企业的股权看作是对企业资产的看涨期权，也是同样的道理。

Myers(1977)指出的投资不足(Underinvestment)是道德风险的另一种情形，由于股东代表的是剩余索取权，即只能得到偿还债务以后的现金流，对于一些净现值为正但其现金流只够偿还债务的项目，企业投资的最终结果是债权人获得了投资收益，而股东没有投资收益，因此企业有足够激励减少或者避免投资这种项目，因此也会给债权人带来损失。

Jin-ping Lee,MinTeh Yu(2002)认为当债券发行人控制损失的成本大于债务豁免的收益时，道德风险行为才会发生。在巨灾债券的定价中，道德风险降低债券价格，并且随着灾难发生的强度，损失波动程度，以及债券发行人的资产的利率弹性增加，道德风险的影响程度也增加。Neil A.Doherty（1997）也指出道德风险行为是由于巨灾债券发行人减轻对损失控制的努力，因为这些做出的努力会增加发行人的债务赔偿额。

三、道德风险对银行借贷的影响

银行借贷的道德风险发生的原因在于，借款人有动机从事对贷款人不利的活动。借款人如果是公司则面临有限责任，而公司的收益可以是无限的，因此公司有动机改变原有的贷款协议规定的投资用途，而投资于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同时银行可能无法观察到企业资金使用情况，因此企业投资项目时的风险利率高于银行的贷款利率,给银行带来损失。

Bernanke and Gertler (1989)认为借款人如果资产负债表恶化，则有道德风险行为动机，那么就会增加银行的监管成本，银行会要求更高的利率，因此在无风险利率（或低风险利率）下正的npv的项目也可能无法被银行采纳。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当资产负债表情况受到冲击，那么银行信贷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银行业借贷不仅要防范借款人的道德风险行为,还要注意银行运作系统内的道德风险行为,完善自身管理.James dow（2000）认为交易员的道德风险行为发生是由于期权式的薪酬机制，即交易员分享交易业务产生的利润，但不分担损失，因此有着很强的持有高风险仓位的激励。而当交易员的仓位恶化导致交易员与之挂钩的薪酬减少时，他们就有更强的采取风险仓位的激励，并且在损失出现时掩盖自己的仓位，如巴林银行nick leeson案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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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inping Lee,MinTeh Yu,2002,Pricing Default-Risky CAT Bond With Moral Hazard And Basis Risk,the 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vol.69,no,1,25-44

(责任编辑：张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