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说的是哪个朝代（共8篇）
红楼梦说的是哪个朝代 篇1
红楼梦讲的是哪个朝代
解答一：
作者内心写的是清朝初年的事情，但是因为当时文字狱的盛行，只好模糊朝代，从对薛蟠的介绍：“祖籍南京，寄居西京。”当时的西京是京城，而西京在历史上是长安，应该是指唐朝。但是，从服装上讲，又应该是明朝。从贾政最后接到的奏折上看，提到洋枪、火药的走s，又应该是清朝。另外作品中多次提到贾母戴眼镜，眼镜应该是清朝才从西洋传过来的。总之，曹雪芹因为避免当时的文字狱，尽量在模糊朝代!
暗示着清朝,但不是清朝，为的是避讳时政。在风俗、服饰等方面采取了各个朝代的揉和。他可以跨越时空，跨越地域，打破规律。比如写京城，竹林、炕同在，竹子本是南方之物，炕本是北方之物，他就可以同在。你不能较真，因为，曹雪芹写书，全篇没提一个字北京，千万不要把京城理解为北京。他提“南、北”时不提“京”，提“京”时不提“南、北”。比如黛玉回南，不说回南京。
哪个朝代也不是,他只能影射当朝(清代),但是他不敢明写,你只看故事情节就行了，书中有些是清代的东西，有些是明代的东西，如果细抠根，是不符的，矛盾的。比如说，关于地点的问题。有很多南方的事物、景物(江宁)，还有炕，是北方的`事物。不要在这些细枝末节上纠缠。
解答二：
最有可能是清朝，但书中并未明确是哪个朝代。
推测朝代背景:清朝、明朝等。
①原因及分析：
当时正是大兴文字狱的时期。有人就猜想，为了保护生命安全，就把一些容易被他人视为敏感内容的人和事，都选用隐晦的方式来表达。这或许是没有点明时代背景的原因之一。
②“清朝”说：
一书所反映的是清代康熙、雍正、时代的社会生活画面，正是历史上的所谓盛世，其实在王朝鼎盛的背后存在着种种的矛盾，也隐藏着重重的危机。书里很多地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比如、玻璃、汪洽烟,这些西洋五品都是清朝中期大量涌入中国的。故背景极有可能是清朝。
③“明朝”说：
表面上的背景是明朝,这可以从演说这一章节看出来。而且若是清朝，其中的汉人却都未留长辫，显然与史实不符。
曾巩是哪个朝代 篇2
曾巩出身儒学世家，祖父曾致尧、父亲曾易占皆为北宋名臣。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超群，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年十二即能为文。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任太平州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通判。熙宁五年(1072)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知州。元丰四年(1081)，以史学才能被委任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六年(1083)，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追谥为“文定”。
曾巩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与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并称“南丰七曾”。曾巩文学成就突出，其文“古雅、平正、冲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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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人物生平
年幼聪慧
曾巩祖上世代为学者 ，祖父曾致尧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曾易占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 十二岁时，曾尝试写作《六论》，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魄。1032-1034年，曾巩之父曾易占任泰州府如皋县令(如皋文庙“名宦祠”有祀)，因如皋学风淳正，胡瑗、王惟熙、王观、王觌、王俊乂等皆学有大成，故曾易占将14岁的曾巩带来如皋，寄读于中禅寺东厢房，曾巩在如皋度过了两个寒暑。 到了二十岁，曾巩名声已传播到四方。
结识良友
曾巩18岁时(1037年)，随父赴京，以文相识王安石，结成挚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并。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 ，此后，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结交了王安石，而且已经同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
庆历七年(1047年)，其父去世，只好辍学回归故里，侍奉继母。曾巩品性孝顺父母，与兄弟友爱，父亲去世后，他侍奉继母无微不至，在家境衰败，抚育四个弟弟、九个妹妹。
嘉祐二年(1058年)，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一。
任职历程
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
北宋嘉佑五年(1060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这一年发生了饥荒，曾巩就张贴告示晓谕所属的各县，劝说富人如实申报自己储存的粮食，共有十五万石，让他们将这些粮食比照常平仓的价格稍稍提高一点后卖给百姓。百姓得以就近方便地买到粮食，又不出家乡，而且粮食有余。曾巩又让官府借给农民种子，让他们随秋季的赋税一起偿还，使得农事没有耽误。
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浙江省宁波市)、亳州等知州。
曾巩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晚年生活
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
北宋元丰四年(1081年)，朝廷认为曾巩的史学能比得上士大夫，适宜掌管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
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四月，擢拜中书舍人。曾巩述说年岁已老，望另选贤能。 有《授中书舍人举刘攽自代状》，表示谦退。同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北宋元丰六年(1083年)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终年65岁。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
主要成就
文学成就
散文
曾巩是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骨干。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
曾巩文章的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再有，善于记叙，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还有长于记叙、不多写景，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但也有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
他的议论性散文特点是：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
他的记叙性散文特点是：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曾巩的散文作品中，其名篇大都属于记体散文，如《墨池记》、《学舍记》等。而后人在编选散文集时，曾巩的记体散文入选篇目一直居高不下。如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其在《南丰文钞引》中云：“予录其疏札状六首，书十五首，序三十一首，记传二十八首，论议杂著哀词七首。嗟呼!曾之序记为最，而志铭稍不及，然于文苑中当如汉所称古之三老祭酒是已，学者不可不知。”
曾巩散文主要有三类：人事杂记类、工程营造类、寺院记和学记类。
人事杂记类：曾巩的人事杂记类所占篇数最多，也最能表现出他记体散文内容的特点。在人事杂记类中，记事类作品相对要多一些，这些记事类作品大都有借记事发议论的特点，在内容上就表现为说理很多。
工程营造类：在曾巩39篇记体散文中，记叙城池的兴废和水利工程的营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曾巩强调经世致用的观点，认为文章应该为现实服务，反映并解决现实的问题，这符合“文以载道”的观点。他在《王子直文集序》中有言：“文章之得失，岂不系于治乱哉?”便是最好的证明。而曾巩的这部分作品正体现了他的这种文学思想。
寺院记和学记类：曾巩历来被称为“醇儒”，他对儒道极其推崇和恪守，因而他常常在文中表达复兴儒道的思想。而恢复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愿望与佛教兴盛的现实情况相悖逆，所以曾巩在不止一篇的文章中批评佛教，表达对佛教的不满。曾巩的记体散文与其儒家学者的思想紧密联系。曾巩希望通过详尽的说理达到“文以明道”的功效，希望通过对道德高尚文人地赞颂让世人明白道德修养的.重要，希望详实地记载工程营造以达到“文以载道”的作用，更希望通过反佛和兴学实现他儒学复兴的理想。
曾巩记体散文的结构特色是曲折谨严。曾巩为文非常注意构架，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云：“退之南丰之文，却是布置。”因而在这样精心的营构下，曾巩的记体散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严谨有条理。如其《越州赵公救灾记》，文章一开始就先交代越公在饥荒到来之前所做的各种准备，怎么发放粮食，什么时间发放，在哪些地点发放，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发放措施，对弃婴的收养等等，这些曾巩都详细而有条理的记了下来。最后笔锋自然转到表现赵公其人的赈灾有方、敢于担当、勤政为民的高尚人格和光辉形象上。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内容，在曾巩的笔下却有条不紊，有头有尾，足见曾巩严谨条理的散文功力。曾巩记体散文结构上富有条理，论述严谨的特点。这样的结构特点在曾巩记体散文中还有很多体现。如《醒心亭记》。其次，曾巩记体散文在结构上还有迂回曲折的特点。
一巩记体散文的语言特色是质朴尚议。北宋时期，浮靡文风的西昆体和险怪艰浬的太学体都曾一度成为文人们争相学习的对象，就连文坛领袖欧阳修也曾用力学习过骈文。但是随着政治革新的需要，这种文风越来越无法承担起社会变革的重任。宋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利用主贡的机会，大加痛斥太学体的士，身体力行的在创作中提倡简约自然的文风，曾巩作为师从于他的弟子必然会参与到这样的创作中去。曾巩赞叹上古的经典不仅用简单凝炼的语言准确记录事情的始末，并且这其中精微细致的深意和细节也传达的滴水不漏。他对这些精简语言的推崇正体现出曾巩对简约文风的追求。其实曾巩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中。简约的文风也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语言色彩上，曾巩的语言客观朴实。其次，在语言表达上，曾巩的语言表现出多议论的特点。最后，曾巩的语言力求准确。
曾巩记体散文的情感特色是理性冷静。曾巩总是被人称为“醇儒”，刘熙载《艺概》就这样评价道：“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曾巩的散文，很少有激烈的情感表达，这一点自然与他语言上多议论的特点有关，但在字里行间常让人感到是曾巩自己对情感的一种克制。古文运动将载道的重任加到散文的身上，这使得情感在散文中的表达空间变得有限，加之曾巩自身对儒道的推崇，更使得的他的散文中正平和，在情感上表现出一种理性冷静的特征。
曾巩的散文特色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曾巩对中正平和的文风的喜好，另一方面则是人生态度的影响。曾巩在思想上曾巩推崇儒学，在文章的美感追求上曾巩则喜好学习刘向的文风。除了在思想和文风学习上偏好的影响，曾巩坎坷的人生经历也是影响其风格形成的因素之一。曾巩十八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是直到三十九岁才金榜题名。古人七十古来稀，快四十的曾巩才在求仕的路途上获得了第一次成功，从十八岁到三十九岁这二十多年间，仕途的不顺和生活的坎坷磨炼出曾巩坚韦刃的性格。使得他在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之后，反而能以一种淡薄的心态去面对人世的一切，反应到文学作品中便内化为一种沉稳淡定的风格。曾巩一生命途多舛，但他始终都是坚强冷静的面对，自身的性格和生活的磨砺赐予了曾巩从容踏实、客观冷静的心境，从而在他创作的诗文中也深深的烙上这样的印记。
诗词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亦能诗。存诗400余首，其诗特点是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他不但善赋体，也有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写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词仅存《赏南枝》一首。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第一，纪实诗。曾巩的纪实诗继承和发扬了唐代杜甫现实主义诗歌文学传统，以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民间疾苦、揭弊政、评国事为主要内容，表现了他关注民生、济世兴邦的儒家思想。曾巩所生活的加上自然灾害频发，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曾巩以诗歌真实描写了民生疾苦的状况。在《追租》这首诗中，一句“山下穷割剥”写出了饥荒之年农民还要被层层盘剥的悲惨境遇，由此抨击地方官吏“暴吏理宜除”，并提出“浮费义可削”的政策主张。这首诗没有中国古代诗歌传统的写景抒情，而是赤裸裸地针砭时弊，体现了曾巩关注民生疾一脉相承。与《追租》的主题思想类似的还有：描写虫灾肆掠、揭批官忧国忧民忧时的《边将》《胡使》《嗟叹》等等。曾巩的纪实诗除了对民生疾苦毫无遮掩地写实之外，还对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政局建言献策，有力地增强了文学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第二，咏史诗。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多偏好以咏史来借古讽今和抒发情怀。曾巩的诗歌也经常以缅怀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来表情达意。曾巩总能以惺惺相惜的姿态与心态去追思感受前人中那些与他理想抱负相似的人的精神世界，从而缅怀先圣、宽慰自我、排解忧愁、坚定决心。例如在《扬颜》一诗中，曾巩敬慕扬雄的立言不朽和颜回的立德不朽，以两人执著求道精神激励自己进业修德。再比如曾巩的《读五代史》，诗文以历史讽喻现实，以史谏言北宋统治者革借管仲与鲍叔牙之交推崇诚信道德的《论交》;表达渴望明主、隐含壮志难酬之情的《隆中》;谏言选贤举能、反对排斥贤臣的《垓下》等等。曾巩的咏史诗或委婉言志，或直言改革，其托物喻人的文笔都源于现实又立意高远，凸显了他恩泽天下、救民济世的儒家仁义思想。
第三，离别诗。离别愁绪是古代诗人借诗所抒之情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情怀。在《曾巩集》中有100余首诗歌蕴含离别之情。例如诗《奉和滁州九咏九首》显示，曾巩看望身在滁州的欧阳修返回时，离愁别绪顿生，对欧阳修的才学与人品大加赞赏。再比如《上杜相公》中所言，曾巩前去拜访仰慕已久、刚刚去职宰相的杜衍，临别时曾巩表达了对两人友情的珍重和对杜衍的敬仰之情。曾巩的此类诗歌还有：怀念好友王安石的《寄介甫诗》《江上怀介甫》;惜别友人的《送陈商学士》;感伤人才离去、叮嘱学生的《送钱生》;送别、劝慰失意者的《酬吴仲庶龙图暮春感怀》《送孙颖贤》;怀念、惜别亲人的景交融，感染力极强。此外，离别诗也是曾巩本人各个重要人生阶段与思想状态的真实记录。
教育贡献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以“仁”为怀。
曾巩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强调只有加强道德修养，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
曾巩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他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 在抚州居所侧建有“兴鲁书院”，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在南丰“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读书岩、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
校藏书籍
曾巩一生用功读书，极嗜藏书，从政之便，广览博收。家里藏古籍二万余卷，收集篆刻五百卷，名为《金石录》。著作有《元丰类稿》、《续元丰类稿》、《隆平集》和《外集》等。他都加以校勘，至老不倦。《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任职于史馆时，埋头整理《战国策》、《说苑》两书，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并校订《南齐书》、《梁书》、《陈书》三史。在编校古书时所作的目录序，如《战国策·目录序》、《烈女传·目录序》、《新序·目录序》等。
任职政绩
越州：下令让富户出售粮食
1069年，在京城任职数年的曾巩，因在王安石与司马光关于变法的争执中把两边都得罪了，遂向宋神宗请求外调。宋神宗安排曾巩出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
曾巩到任后，随即察民情、访贫苦、搞调研。越州从酒坊征收赋税，供衙门使用。酒坊钱有限，不够财政开支，不足部分分摊到老百姓身上征收，确定了7年的期限。期限已到，衙门却仍旧重税，横征暴敛，没有按规定停征。曾巩了解情况后，马上停止了这笔赋税的征收。
接着碰上饥荒，灾情严重，民生凋敝。曾巩便安排人广贴告示，要求各县富户如实申报自家粮食的储量。富户们申报上来储量达到15万石后，他立刻发布政令，要求各地富户以比常平仓粮价略高一点的价格向百姓出售粮食，从而使饥民能就近购买，无异于雪中送炭。还筹集了5万钱的资金，借给农户购买种子。
齐州：一举端掉“霸王社”
1071年，曾巩调任齐州(今山东济南)知州。
有一周姓富户，其子周高为富不仁，横行乡里，民愤极大，但周家“力能动权贵”，与地方官沆瀣一气。曾巩初来乍到，搜集证据，将周高法办。章丘一带有一伙叫做“霸王社”的土豪，杀人越货，无恶不做，曾巩派兵将他们悉数抓获，将31名罪犯判刑，发配边疆。他还在齐州开创了“保伍”之法，以5户为一保，监督出入，实行外来人口登记，有盗贼则鸣鼓相援。通过曾巩的治理，齐州盗、劫等犯罪明显下降，由治安案件多发之州变成了平安之州，风气为之一清。
曾巩既勤政，又务实，而且凡事能从实际出发。为治理黄河，朝廷从各地调集民工，要从齐州调丁2万。当曾巩听说一些地方的户口有漏登、瞒报现象后，马上决定开展人口普查工作，从下至上，层层上报，反复核实，最后发现，9丁抽1就能满足征丁之需。他的这一务实作风，使许多寻常百姓免去了徭役之苦，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曾巩在齐州的政绩还有他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刺激了农业生产;修建齐州北水门，解决了困扰齐州城多年的水患问题;疏浚了大明湖。后人在千佛山建曾公祠，在大明湖畔建南丰祠(曾巩又称南丰先生)，为了纪念曾巩为齐州所作的巨大贡献。
洪州：把官舍改为临时收容所
1076年，曾巩调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兼江南西路兵马都钤辖(武职，主要负责防务)。
任职之初，恰逢江西瘟疫流行。曾巩赶紧调配救灾物资，迅速命令各县、镇储备防疫药物，以备万一。他安排人腾出州衙门的官舍，作为临时收容所，给那些生病的士兵和染病无力自养的百姓居住，不但分派医生给他们治病，还给他们免费提供饮食和衣被。他派人随时记录疫情，把染病和没染病者均登记造册，及时汇总，然后从国库调拨资金，按轻重缓急，依次有序地分发救济款。
福州：当官不与民争利
1077年，曾巩由洪州转任福州(今福建福州)知州。
福州任上，曾巩提出一个观点，当官不能与民争利。官府的蔬菜大量上市，扰乱了市场，导致菜价越来越低，以种菜为业的菜农卖不掉菜，收入大减。曾巩他立刻取消了朝廷还拨给一定面积的“职田”(权属国家的固定田产)，保障了菜农的利益。
柳永是哪个朝代的 篇3
对于柳永的出生年份并不是非常的确定，大约是在984年的时候。他去世的时间大约是1053年，所以是处于北宋期间，所以柳永是北宋的词人。他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从小便学习诗词。在1002年的时候，柳永离开了家乡，在苏杭之间流转，一直沉醉在莺歌燕舞的生活之中。他进京参加科举，几次三番均没有中第，便开始沉浸在填词之中。一直到1034年的时候，已经暮年的柳永才及第，开始了他的仕途。
但是对于柳永来说，他最大的成就不是在仕途，而是在词。他创作了大量的慢词，在词中加入了敷陈其事的赋法和俚词俗语，更加的容易理解。虽然平淡无奇，但是这确是他的独特风格。在宋词的发展过程中，他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也是在词中运用词调最多的人，为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柳永为什么叫柳三变
柳永是我国北宋史上杰出的婉约派诗人代表，福建崇安人，柳永的祖上官宦世家，其父亲柳宜去世很早，所以柳永从小便跟随母亲、私塾先生学习诗词，并且才气外漏，在当时小有名声。
柳宜有三个儿子，分别是柳三复、柳三接和柳三变，柳三变就是柳永，柳三变字景庄。后柳永自己改名为柳永，连自己的字也改了，改为耆卿。当时柳氏三兄弟的名声很大，被称为“柳氏三绝”。
柳永的仕途之路很是坎坷，四次科举不中，直到景祐元年即公元1034年，宋仁宗特开恩科，对往年落第的才子放宽了要求，柳永才及第。当时柳永已经年过半百，但是柳永依然十分喜悦，被授睦洲团练推官。柳永前往，睦洲上任的时候路过苏州，并前去拜访了在苏州的范仲淹，到了睦洲后深受当地知府吕蔚的赏识，吕蔚向上举荐柳永，但是被朝廷以“未有善状”给驳回了，此后柳永就一直被调来调去，并且只是做一些小官小吏。
皇佑五年即公元1053年，柳永去世，由于没有亲人，穷困潦倒，柳永死后，是和他交好的青楼女子凑钱埋葬了他。
李贺是哪个朝代的 篇4
李贺简介
李贺出生在一个贵族世家，他的祖上是唐朝的.皇室，虽然李贺一直以来对于自己的血统都很自豪，但是其实他家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经破败了，家境非常差，据李贺自己的诗作所说，当时家里是住在山上的，只有一亩田地聊以为生，可以看出他家当时还是很穷的。
李贺的一生
李贺从小长相就异于常人，古书上说是“通眉长爪”，不只是长相上的独特，李贺的才智也是非常出众，小小年纪的时候李贺就聪慧过人，年不过七岁就能吟诗作对，而且书法也是非常不错尤其擅长草书。传说在他七岁的时候当时名动一方的韩愈和皇甫湜路过造访的时候李贺挥笔即成一篇《高轩过》，自此名扬四方，年纪稍大一点之后，李贺就白天外出寻找灵感创作，晚上就整理一天所得，学习非常刻苦，等到15岁的时候已经是名满天下。
在李贺十八岁的时候他已经是诗名远扬，在当时有着很高的声望，但是因为父亲早丧，需要为父亲守丧，之后又有嫉妒他才能的人流出李贺的父亲名字中有个“晋”字，所以和“进士”的“进”字犯忌讳，所以李贺愤而离开了考场。后来在韩愈等人的努力之下，李贺终于能够参与考核，通过考试之后，李贺成为了一个小官，之后的三年时间内李贺虽然做得只是小官，但是也算是兢兢业业，还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都不得志的好友，李贺深刻的认识到了现实的黑暗，写下了不少的名篇佳作，奠定了他在中国诗词史上的地位。
白居易是哪个朝代 篇5
人物评价
史书评价
旧唐书
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
新唐书
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呜呼!居易其贤哉!
唐才子传
公诗以六义为主，不赏艰难。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妪读之，问解则录。后人评白诗“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者也。鸡林国行贾售于其国相，率篇百金，伪者即能辨之。与元稹极善胶漆，音韵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与刘宾客齐名，曰“刘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飞云履，焚香振足，如拨烟雾，冉冉生云。初来九江，居庐阜峰下，作草堂，烧丹。今尚存。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实，为《六帖》，及述作诗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针集》三卷，并行于世。
历代评价
唐代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此诗可作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五代及宋
新、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评价亦有不同。旧唐书对于白居易的文学成就给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新唐书描述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又说：“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然而新唐书对白居易的人品则给予极高的肯定：“观居易始以直道奋，在天子前争安危，冀以立功，虽中被斥，晚益不衰。当宗闵时，权势震赫，终不附离为进取计，完节自高。而稹中道徼险得宰相，名望漼然。鸣呼，居易其贤哉!”这种评价的变迁可能与宋代古文运动的兴起有密切的关系。
苏轼对白居易的评价也有不一致处。苏轼曾提出“元轻白俗”的说法，对元白的诗风颇有微词。然而后来却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苏轼对白居易的诗作，也有“白公晚年诗极高妙。”的评语。
辽金元三代
元好问：“并州未是风流域，五百年中一乐天。”在《论诗三十首》“一语天然万古新”句下，元好问自注：“陶渊明，晋之白乐天。”
明清
袁宗道以“白苏斋”为斋名，并有《咏怀效白》的诗作清代主张性灵说的袁枚亦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
清乾隆皇帝敕编的《唐宋诗醇》对白居易的诗文与为人均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白居易“实具经世之才”，并认为官员应以白居易的诗“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作为座右铭。
近现代
胡适赞扬以白居易与元稹为领袖的文学革新运动，认为可以达到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有助于改善政治。因为陈独秀与胡适提倡新文学运动，在提倡白话、不避俗字俗语的风气下，白居易的诗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陈寅恪、刘大杰、钱基博等，都给予白居易极高的评价。然而钱钟书对白居易的评价则不高。
他国评价
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评价。平安时代，菅原道真写汉诗，当时渤海国的人见道真的诗，认为与白居易的诗很像，这评语令道真很高兴，还特别记载下来，引以为荣。
人物生平
出生乱世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的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乡便发生了战争。藩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而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仕官生活
8，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今西安周至县)尉。8，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任左拾遗，迎取杨虞卿从妹为妻。8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
贬谪江州
8，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同年冬，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8到任。8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任职苏杭
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僧如满之弟子。
洛阳安逝
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享年75岁，赠尚书右仆射，谥号“文”，葬于洛阳香山。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轶事典故
自酿美酒
白居易自家酿的酒，质高出众，他为自家的酒作诗道：“开坛泻罇中，玉液黄金脂;持玩已可悦，欢尝有余滋;一酌发好客，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历史不但有记载，而且直到今天，还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赏乡邻”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传。
素口蛮腰
素口蛮腰，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诗·事感》中记载：“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白居易六十多岁时，他得了风疾，半身麻痹，于是他卖掉那匹好马并让樊素离开他去嫁人。可是，他那匹马反顾而鸣，不忍离去。樊素也伤感落泪说：“主人乘此骆五年，衔撅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 。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
但在白居易70岁时，樊素和小蛮还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写道：“两枝杨柳小楼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掩独扉;病与乐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时归。”
藏书故事
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校理，参与整理国家藏书。后擢翰林学士。元和十年(815)贬为江州司马。文宗即位，迁刑部尚书。武宗时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退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他对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 有卓著的贡献。在整理集贤院藏书时，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藏书，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私家藏书颇富，建有藏书楼，名“池北书库”。他曾作《池上篇》，言其“罢刑部侍郎时，有栗千斗，书一车”。著有《白氏长庆集》等。他曾以自己藏书为基础，编撰了一部词语佳句类书《白氏经史事类六帖》(又名《白氏六帖》)，分为1 367门。宋代黄鉴著《杨文公谈苑》记载：“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中。倒取之，抄录成书。”可见《白氏六帖》在最初搜集资料时，就开始以类汇集。另编有《元白因继集》、《刘白唱和集》、《洛下游赏宴集》(又名《洛中集》)等。
主要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
杜甫是哪个朝代的参考 篇6
诗人杜甫生平简介:
杜甫(72月12日-770年)，字子美，号少陵野老，一号杜陵野客、杜陵布衣，唐朝现实主义诗人，其著作以社会写实著称。中国河南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祖籍湖北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因其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又称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被后人称为什么
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据岑仲勉考证杜甫是杜预第四子杜耽之后，且为杜预十四世孙，然而胡可先根据杜预叔父杜并墓志所记载的先祖，指出杜甫是杜预长子杜锡的后代。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在身后，杜甫的作品最终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集为《杜工部集》。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杜甫被后人称为“诗圣”，杜甫的诗也被称为“诗史”。
杜甫究竟是怎么死的?
关于杜甫的死，《新唐书》中记载：“大历中，出瞿塘，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夕)卒，年五十九。”
后人描述的具体情形是，杜甫出四川沿水路前往郴州投奔亲戚，途经耒阳的方田驿时，遭遇大水，杜甫的孤船被困江上不得行走，一困就是10天。要说耽误点时间也不算什么，反正没急务公干，要命的是吃的没了，一顿两顿可以忍受，但几天不进食怎么受得了呢?老迈体弱的杜甫处境可想而知。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诗圣的不幸遭遇被耒阳县的聂县令知道了，这个地方父母官立即实施爱心救援行动，先从洪水中救出杜甫，再遣人给饥肠辘辘的杜甫送来香喷喷的烤牛肉外加一坛白酒。估计聂县令对诗圣的饮食喜好有所了解，故而才能投其所好——喝酒吃肉的确是诗圣平生的一大嗜好。
常言道饥不择食，更何况面对美酒佳肴。快要饿疯了的杜甫当即一顿暴食狂饮，长时间隐忍的食欲是满足了，但可怕的危险也悄然而至。果然，杜甫的消化系统承受不了如此突如其来的重负，当天夜里倒下后，再也没能起来。杜甫被酒肉夺去了生命，史称“饫死耒阳”。现代医学认为，暴饮暴食酒肉极易导致急性胰腺炎发作，重症者可致死亡。由此推断杜甫死于重症胰腺炎也未可知。
美酒佳肴前的杜甫
不过，饫死之说对这位诗坛领袖来说毕竟不好听，所谓饫死，说白了就是撑死。于是，人们便换个角度进行研究。史学大师郭沫若就提出了食物中毒说：“聂县令所送的牛肉一定相当多，杜甫一次没有吃完。时在暑天，冷藏得不好，容易腐化。腐肉是有毒的，以腐化后24小时至28小时初生之毒最为剧烈，使人神经麻痹、心脏恶化而致死。”并且在分析了杜甫当时的身体状况后得出结论：“腐肉中毒致死不是不可能，而是完全有可能的。”
尽管郭大师的中毒致死说和传统的饫死说在致死原因上有很大不同，但并没否认杜甫死于喝酒吃肉。所以，长期以来，杜甫死于美酒佳肴一直是杜甫之死的主流说法。
不过，学界也有另一种意见，指出新旧唐书对杜甫的死因记载皆沿袭唐人郑处晦的《明皇杂录·别录》，而《明皇杂录》系笔记小说，它讲的故事，并不靠谱。认为杜甫是病死的，因为有人对杜甫的诗深入研究后发现，杜甫生前患有严重的消渴症——糖尿病，正是这个“甜蜜杀手”夺走了杜甫的生命。然而病死说也是一种纯粹的推测，并无确凿的文献依据。看来，在没有科学定论之前，饫死之说还是不应该否定的，尽管它也有漏洞，但毕竟是上了正史的。
这几种说法，究竟孰是孰非，各位应该有自己的评判吧!
杜甫的“北漂”生活：带着老婆孩子一年连搬4次家
最近杜甫忽然成了网络名人，一系列“杜甫很忙”的恶搞图片被各大网站纷纷，图片中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忙得不可开交，让观者哭笑不得。杜甫生前的确很忙，可杜甫从没工夫去忙这些劳什子，诗圣和我们常人一样，忙得更多的是实在普通不过的东西：生计。
杜甫虽然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是个官二代，但无奈家道中落，一生仕途不顺，屡受打击。如长安十年，杜甫为谋官历尽艰辛，受尽屈辱。大到受骗上当被权相耍弄，小到残杯冷炙，蔬食不饱。杜甫36岁那年，参加了玄宗的特科考试。但这次考试被权相李林甫操纵，竟一个不取，反倒上表祝贺玄宗，称“野无遗贤”，似乎天下的能人都已被朝廷延揽，剩下的都是些扶不起教不出的草莽之辈。杜甫兴冲冲而来，心悬悬而去，受到了无情的愚弄。
杜甫原本雄心勃勃、理想远大，但造化弄人，年过而立却仍无立身之处，经常为了吃饱肚子而四处奔波。754年杜甫家居长安城南的少陵，由于长安发生特大的`雨灾，米价飞涨，杜甫在长安无法生活，只好把妻儿迁到长安城北的奉先县去谋生。而更为可悲的是759年杜甫一年就迁移了四次。从洛阳到华州、秦州、同谷，直到四川的成都。杜甫在同谷县出发时在诗中写道：“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可见杜甫奔波之苦。这种奔波，除避安史之乱外，主要就是为生活所迫。
杜甫当初决定去同谷时，就是因为得到同谷县令的信，说此地盛产一种薯类，吃饭问题好解决。可杜甫去后情况并不那么乐观，杜甫在《同谷七歌》中写道：“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手脚冻僵的杜甫苦苦寻找的“橡栗”，是一种不好吃的苦栗子，在庄子“齐物论”里养猴子的“狙公”就拿这个给猴子选择要“朝三”还是“暮四”。可见杜甫的生活是饥寒交迫、狼狈不堪的。所以杜甫住了一个多月就只好离开，继续“流动”了。
李白与杜甫都经历过漂泊迁移的生活，但杜甫的情况更加困难。李白漂泊时，常常是一条光棍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有多少，花多少，穷点富点，日子都好对付，何况自己账户上还有“五花马，千金裘”，手里有钱，心里不慌。而杜甫在安史之乱以后，到了哪里都是老婆孩子一大帮。经常瓮中无米，灶头无烟。连饿死孩子的惨剧都发生过。
韩愈是哪个朝代的人 篇7
人物简介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汉族，郡望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
人物生平
(1)刻苦学儒
韩愈父名仲卿，早逝，韩愈三岁时便成了孤儿，寄养在堂兄家中。韩愈自念是孤儿，从小便刻苦读书，无须别人嘉许勉励。大历至贞元之间(766年—805年)，文章大多崇尚仿古，模拟扬雄、董仲舒的著述风格，而独孤及、梁肃学问最为深奥，受文人推崇。韩愈同这些人交往，锐意钻研，希望自己在一代人中崭露头角。及至应进士科考，文章投递到公卿之间，前宰相郑余庆极力为他播扬声誉，因此韩愈一时便出了名。
(2)科举之路
公元786年(贞元二年)，十八岁的韩愈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 直至公元792年(贞元八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公元8(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到当权者家拜访，但都被拒之门外。
(3)两入幕府
公元7(贞元十二年)七月，韩愈因为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边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边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公元7(贞元十五年)，董晋逝世。韩愈旋即应徐州张建封聘担任其幕僚。韩愈说话直爽坦率，从不畏惧或回避什么，操行坚定纯正，却不善于处理一般事务。
人物作品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 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门人李汉曾编其遗文为《韩愈集》四十卷，今有《韩昌黎集》传世。
《韩愈文集》的古本，以南宋魏怀忠《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为最善;廖莹中世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明徐氏东雅堂翻刻)最为通行。清代顾嗣立、方世举各有诗集单行注本。今人整理注释的韩集有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童第德《韩集校铨》等。另外，为韩集作校勘或补注而不列正文者，有宋方崧卿、朱熹，清陈景云、王元启、沈钦韩、方成和今人徐震。
《全唐诗》编其诗十卷，《全唐诗外编》及《全唐诗续拾》补诗12首。
人物评价
诗人杜牧是哪个朝代的 篇8
杜牧的人物生平：
早期仕途：
杜牧在家族中排行十三，因此根据唐人的习惯，被称为“杜十三”。杜牧政治才华出众，杜牧十几岁的时候，正值唐宪宗讨伐藩镇，振作国事。他在读书之余，关心军事，后来杜牧专门研究过孙子，写过十三篇《孙子》注解，也写过许多策论咨文。特别是有一次献计平虏，被宰相李德裕采用，大获成功。
长庆二年（822年），杜牧20岁时，博通经史，尤其专注于治乱与军事。杜牧23岁作出《阿房宫赋》。25岁时，杜牧又写下了长篇五言古诗《感怀诗》，表达他对藩镇问题的见解。此时的杜牧已经很有名气，作品流传。
大和二年（828年），杜牧26岁，进士及第。同年考中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被授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
大和七年（833年），杜牧被淮南节度使牛僧孺授予推官一职，后转为掌书记，负责节度使府的公文往来。京衔是监察御史里行。这时杜牧居住在扬州，特别喜欢宴游。大和九年，杜牧被朝廷征为监察御史，赴长安任职，分司东都。八月在东都洛阳上任。因此逃过了十一月的甘露之变的险恶**。在这里他遇到了宣州市的故人张好好，写下了著名的《张好好诗》。在洛阳期间，由于职务清闲，他四处凭吊古迹，写下了不少诗篇。
大和九年（835年），杜牧三十三岁，由扬州赴长安就任监察御史。
开成二年（838年），杜牧入宣徽观察使崔郸的幕下，被召为宣州团练判官。
开成四年（839年），年底杜牧离开宣州，去长安任左补阙、史馆修撰。开成五年，杜牧升官为膳部员外郎。
迁官外放：
会昌元年（841年），杜牧调任比部员外郎。
会昌二年（842年），外放为黄州刺史。杜牧外放的原因史书上并无记载。杜牧自己认为是宰相李德裕的排挤。而李杜两家为世交，李德裕为何不喜欢杜牧，有人认为是杜牧为人倜傥，不拘小节，与李德裕的理念不合；而且牛李党争，杜牧与牛僧孺私交甚好，可能被李德裕认为是牛党。后杜牧任池州、睦州刺史。为政能兴利除弊，关心人民。
会昌四年九月（844年9月），杜牧迁池州刺史，这年四十二岁。池州治所秋浦县（今安徽贵池）。
会昌五年（845年），七月，武宗下诏禁毁佛教。杜牧对于这一措施是很赞同的，后来他在宣宗大中年间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详细叙述武宗禁毁佛教事。
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得宰柏周墀的帮助，入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转吏部员外郎。
人生暮年：
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就因为京官俸禄低，而难以养家请求外放杭州刺史，
但是没有批准。
宣宗大中四年（850年），他被升为吏部员外郎。但是杜牧仍然多次请求外放湖州刺史，连上三启，终于应允了他的要求。但是也有人认为，杜牧请求外放并不仅仅是经济原因，而是不满意朝政，认为自己无法在朝中有所作为。同年秋天，杜牧到任湖州刺史。他在湖州凭吊前贤，结识诗友，作了不少诗。一年后，他又被内升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到长安第二年，迁中书舍人。这段时期，杜牧重新整修了祖上的樊川别墅，并且闲暇之时经常在这里以文会友。
宣宗大中六年（852年），冬天病重逝世。
了解诗人杜牧：
晚唐时期，“牛李党争”这出聚讼纷纭的闹剧，上演长达四十年之久，党同伐异，互不妥协，朋党争斗已弄得人心惶惑，满朝生厌，最终以李党领袖李德裕被贬崖州司户而告终。牛党领袖牛僧孺在东都洛阳的病榻上得知这一消息不到一个月，也魂归林泉。当世大才子杜牧为牛氏作墓志铭，称其“忠厚仁恕，庄重敬慎”。稍早一点时间，李商隐也为李德裕的作品集作序，盛赞“为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
有趣的是，惨烈的党争之后，竟是由两位文人登场，为他们各作了一个文字性的总结。
时隔不久，两位大文豪相见于长安。两个怀才不遇、早生华发的穷途知己聚到一起，饮酒谈诗，相见甚欢。李商隐对于比他大十多岁的杜牧，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尊重与谦逊：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李商隐《杜司勋》
不知道为什么，李商隐写了两首赠诗，杜牧却没有在诗歌里作出回应，或许是碍于“高楼风雨”的昏暗时局罢，不得而知。但在晚唐诗歌排行榜上，杜牧与李商隐位居前列，才情声誉直追盛唐李杜，后人遂以“小李杜”称之。
然同为诗杰，开一代风气，不分仲伯，两人的性格、气质却迥然不同，李商隐有杜甫的深沉情思，以情见长；杜牧则是得了李白的豪迈气度，以气取胜。据《唐才子传》载，“后人评牧诗，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谓圆快奋争也”，刘熙载在《艺概》中也称其诗“雄姿英发”。细读杜牧，亦是人如其诗，个性张扬，如鹤舞长空，俊爽飘逸。
杜牧出生于诗书之家，虽不是钟鸣鼎食般的生活，但未受过半点穷，最起码不用像孟郊那样，为生活所困。祖父杜佑不仅官至宰相，而且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大学者，著有二百卷的《通典》，这给了自幼好学的杜牧以深厚的家学功底，早在他参加科举考试之际，就曾以一篇《阿房宫赋》，传诵于文士之间。
唐敬宗年间，大兴土木，修建宫室，广纳声色，年轻气盛、热血沸腾的杜牧有感而作《阿房宫赋》，他将阿房宫的建与毁，与秦王朝的兴衰联系起来，畅谈天下兴亡之理，文章一气呵成，笔力如钢。太学博士吴武陵阅后击掌称好，在众人为主考官崔郾送行之际，当面直荐，一脸严肃地说，“此人真王佐之才”，“请以第一人处之”。意思很明显，为才高八斗的杜牧摇旗呐喊，公开广告宣传。
主考的`崔大人吞吞吐吐地说，名单已经基本内定。吴武陵又坚持，状元不行，第二名总可以吧。还是摇头。直到第五名，崔郾仍旧不应。古板教条的吴博士再也忍不住，大发脾气，那么，就将杜牧先生的文章还给我吧！！崔郾这才勉强说了声：“如教”。
杜牧确实有才华，而且政治才华出众，他专门研究过孙子，写过十三篇《孙子》注解，也写过许多策论咨文。深厚的史学见解，使得他能够在历史的烟尘深处，俯看端倪，指陈得失。
杜牧和陈子昂、李白一样，期望在时代的大潮中能够有用武之地，也曾上书给有关权要，坦陈自己对“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险易远近，古人长短得失”破有研究。最令他得意的是，有一次献计平虏，终于被朝廷采用，并且大获成功。
可惜杜牧有相才，而无相器，又生不逢时，在江河日下的晚唐，盛唐气息已一去不返，诸帝才庸，唐敬宗、唐武宗、唐宣宗相继服食所谓仙丹妙药而亡；边事不断，“房谋杜断”式的智囊决策人业已成为凌烟阁上的寂寞画像；宦官专权，党争延续，“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死”的太平基石早已分崩离析，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如蚁穴溃堤，帝国之舟外渗内漏。
熟读史书，看透时局，杜牧无法力挽狂澜，只得无奈将一腔抱负交于酒肆。
对于杜牧而言，饮酒，成了疗伤祛痛的乐事（中国文坛有一则奇怪的现象，好文章多由酒精引发而得）。“高人以饮为忙事”，“但将酩酊酬佳节”，“半醉半醒游三日”，杜牧喜欢酒，即便在清明祭祀先人的路上，冒着丝丝细雨，也不忘向牧童寻问酒家。杜牧诗中，饮酒之句俯拾即是，他甚至情愿“一世一万朝，朝朝醉中去”。刚刚“乞酒缓愁肠”，却不料又是“得醉愁苏醒”，酒浸肝肠，愁萦心间，唉，醉也不是，醒也不是，杜牧又发出“醺酣更唱太平曲，仁圣天子寿无疆”的梦话来。
仿佛是盛唐的李白重归人间，浩渺江湖，青山绿水，给了杜牧放任自流、飞身云霄的轻松与自由。杜牧中了进士不久，旋即离开了鸡争鸭斗、空气污染严重的京城，先后到宣州和扬州两地入幕，此后又出牧黄州、池州、睦州三郡。这段时间，成了杜牧风流诗酒、追花扑蝶的烟花岁月。他成了一个闲人浪子。春风细雨，红白花开，青春的杜牧开始了他的浪漫之旅。江南风光好，江南佳人丽，杜牧多情的笔调，落在了纸上，也落在了一个个蛾眉皓齿、绰约多姿、笑意盈盈的女子身上……
那么，就将这副身子，这腔醉意，连同满腹的经纶，交付青楼佳人，交付红颜知己，及时行乐，来个春满人间。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遣怀》
杜牧既是风流，也风流得别具一格，风流得声名远播，在繁华的扬州，杜牧的足迹踏遍青楼，宿醉不归。十年，他用十年的时间，放纵自己，沉浸于闺阁绣楼之中，红颜绿柳之侧，饱尝无边春色。他那浪漫的气质才情、不俗的谈吐举止，赢得了众多佳人的绵绵爱意。
且看他的一首，《留赠》：“舞靴应任闲人看，笑脸还须待我开；不用镜前空流泪，蔷薇花谢即归来”。一幕温馨又略带伤感的离别之境里，杜郎在相约再聚之期，那个流泪的女子，还要忍受相思之苦，盼他归来。
杜大才子开放的私生活，引起了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注意，出于安全角度的考虑，于是暗中派出了力量，加以保护。某日，杜牧奉调回京，牛僧孺劝他切莫“风情不节”，并且拿出兵卒们发回的满满一箧平安帖，杜牧见此，又愧又羞。他哪里知道，正是“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字词之间，满是艳情。杜牧的风流轶事，与他的才华一样，传之于世。
杜牧的情场，比起官场，不知要得意多少倍。《唐才子传》里记录了这样一则故事：杜牧以御史分司洛阳，司徒李愿的家妓为当时第一，某日，李愿宴请朝士，因杜牧有监察御史的身份，不便邀请。谁知杜牧偏要去，既至，张口便问：听说有一个名叫紫云的，是哪一个？李愿指给他看。杜牧大声说，果然如名，该送给我吧？李愿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许多家妓都冲着这位客人笑。过了一会儿，杜牧在饮酒之余，即席吟诗一首：“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坐，两行红粉一时回。”这样的场面，想必也是弄得满座皆惊。
《唐语林》里记载了杜牧的另一桩风流案。杜牧闻听吴兴郡有佳色，欣然前往，当地官员热情接待了杜才子，酒席款待，间以佳人伴舞奏乐，他寻来看去，觉得未有称心如意者。即将离去之间，见到一位妇人携一少女，年方十余岁。杜牧见之大悦，“赠罗缬一箧”，相约聘期。不料十年之后，当他回到湖州做太守时，四处寻访之下，人家早已嫁人三载，并且生有二子。杜牧大悔，作《叹花》诗：“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
不过，这桩风流案的真实性，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杜牧晚年，确曾乞守湖州，并且分三次给宰相写信，最终如愿以偿。从杜牧自撰的墓志铭里可以看出，他之所以要去湖州，大约并非为了娶亲，而是因为照顾他双目失明的弟弟杜顗。
李国文先生有一个观点，“文人要不风流，要不浪漫，想成为大文人，也难”，在杜牧、李商隐乃至前后诸多大文人身上，都得到了具体的印证。文化人的风流影响力，与其他社会人士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将风流文字化、艺术化，创作了或明或暗、与风流相关的作品。而文人的描述与读者的推测，又往往使这种风流无限扩大，乃至到虚有的程度。
今天看来，杜牧留下的最为脍炙人口的诗作，最有震慑力和冲击力的作品，是他的咏史诗。杜牧的咏史，充满着幽默与调侃，饱含借古鉴今之意。
游经赤壁，他说，假如周瑜借不到东风，则将是“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另一种结局，一反常人思维，给人以全新的视角。过华清宫，想起当年杨贵妃喜啖荔枝的情景，杜牧感叹“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小中见大，虽未出现唐明皇半个字，却点出当年安史之乱的个中原委。
聪明的杜牧，一次次从文学上为咏史寻找到了突破的空间。往事历历在目，兴亡有道，谁能悄然警醒？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
夜泊秦淮，歌舞升平，可是，杜牧听出来了，那是什么样的歌曲啊，分明是亡国之音，若照这样下去，大唐亡国也指日可待了。有谁知，杜牧咏史是假，讽今是真。杜牧死后不过数年，农民起义便如风起云涌，再过五十年，江山易帜，帝国之舟便告沉沦了。“请数击虏事，谁其为我听”，杜牧也许估摸到了，亡国之恨很快就会由后来人书写，而他将自己对于时局的预言，都藏在那些话中有话的咏史诗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