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法学派的发展轨迹(共2篇)
自然法学派的发展轨迹 篇1
自然法学派的发展轨迹
09343232徐涛
自然法学说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几乎贯穿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全过程。从古希腊、古罗马到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无不涉及自然法问题。或者说,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自然法学说是西方法学中一脉相承经久不衰的理论。因此,认真研究这一理论,对分析、批判和借鉴资产阶级法学具有重大意义。
自然法学异源于古希腊哲学。著名的自然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便提到自然法与人为法,并认为法是战争的产物,将法归结为永恒的产物。(公元前六世纪)他甚至初步指出自然法与人为法的区别,但没有作进一步的论证。但后来,诡辩学派代表人物普罗塔哥拉又对此作了阐述,认为法律起源于自然状态,是正义的表现。苏格拉底在此基础上,正式把法律分成两种:一是制定法,一是不成文法。并指出法是市民的行为准则。不成文法是人类行为的准则,是神的立法,而人的立法必须服从神的立法。他的学生柏拉图,尤其是他是徒孙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正式从法学的角度提出和论证了自然法的基本思想,但不系统。率先把自然法系统化的是古罗马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法学家西塞罗。他的名作《法律篇》是系统阐述自然法理论的代表作。他不仅给自然法下了定义,而且把它同理性、正义联系起来,并指出理性与正义均源于自然。他认为,自然法永世长存,万古不变,是绝对正确的;而人定法(制定法)则有两种情况:凡符合自然法原则的人定法是正当的法律,否则就不是法律。西塞罗把自然法理论推向其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而是古希腊思想家、法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但这一时期的自然法理论有明显的局限性:一是最后把自然法与神联系在一起;二是没有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尽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在他们对自然法极为重视,而仍然是“空中楼阁”,从而使他们的自然法理论只能成为一种文化遗产。中世纪是整个法学的衰落时期,与其它社会科学一样,法学成为神学的“附庸”与“婢女”。但神学家们没有忘记自然法这一概念,经过他们的精心设计,毫不掩饰地把自然法披上了神学的外衣,公开提出自然法从属于他们所讲的上帝创造的永恒法,大大降低了自然法的地位。在他们看来,只有永恒法彩色至高无上的法律,它渊源于神的智慧,就是说,只有神才能使法律、正义、理性统一起来。
19世纪,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阶级斗争的新的要求,自然法学派逐渐被历史法学派所取代,分析法学派也随之兴起。
但到20世纪,自然法学派又出现“复兴”的局面,德国法理学家斯塔姆勒提出“内容可变的自然法”学说。他认为法律在逻辑上应先与社会和经济现象而存在,不是经济决定法,而是法决定经济。他把法区分“正当的法”与“不正当的法”,并认为“正当的法”是由“不正当的法”演变与发展而成。他所谓“正当”与“不正当”,不在于法的内容,而在于法的形式。只要法的形式与所定的标准相适当即为“正当的法”。“复兴自然法学派”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法学家信奉天主教义,亦称新经院主义法学派,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马里旦,他认为私人占有财富属于自然法,而“自然法之为法,是因为它是对于永恒法的分有。”另一部分法学家虽不公开站在宗教立场上,但提倡理性服从信仰,把自然法解释为一种理想的永恒的正义,如意大利法学家迭尔维寇。
二次世界大战,自然法学派的观点进一步被重视,尤其通过几次大论战:如富勒与哈克,哈克与德沃金,使自然法学派威信大增。
自然法学在其发展的历史中,大致经历了自然主义自然法学、神学自然法学、理性自然法学和新自然法学四个发展阶段。
自然法学的复兴严格地讲,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有下列特点:
一、强调人权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新自然法学派有两个支派或者说有两个发展方向,即世俗的与神学的,但他们都强调人权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如威玛政府的司法部长拉德勃鲁赫认为,法律必须有绝对的价值准则,否认人权的法律是“绝对错误的法律”。他指出实证主义有利于法西斯政权对权力的滥用。他这些法律观点,德国战后审判法西斯分子起了重大作用。但拉德勃鲁赫毕竟是一个相对主义者,是一个典型的不可论者,这当然应予以否定。马里旦是新自然法学神学派代表,提倡以基督教教义改造社会。他们突出特点是强调人权,并专门写了一本《人权与自然法》的名著,认为应用人权制约国家的权力。
二、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新自然法学派不是简单重复自然状态、自然法、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等说教,而是保留旧的形式,赋予新内容,或者干脆放弃一切虚构,直接强调法律对道德的依赖性。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是罗尔斯的正义论和德沃金的权利说。德沃金认为,个人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仅是法律规定而且是不限法律规定而存在的。
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的较量 篇2
【关键词】自然法学派 实证法学派 期待可能性 实质正义
一、影片所反映的问题
从控辩双方的辩论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的问题:一是对法官执行自己国家的不正义的法律时判决其有罪是否符合公平与正义?二是国际法庭是否对个人有管辖权?三是法律是否应该溯及既往?因为在大多数的国家刑法是不溯及既往的,如果要对战犯进行审判,在其实行行为之前应该有法律认定其为犯罪。而在1945年8月8日,在新成立的联合国的影响下,美苏英法四国签署了“伦敦四国协定”,一致决定建立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主要战争罪犯。但审判德国纳粹领导人仍然难以找到国际法上的依据,因为依据伦敦协定审判战争罪犯可能引起这样的说法,即认为本法律是一个新的法律,而被告进行为本法律所谴责为犯罪的各项活动时,这一法律尚未生效。上述问题之所以存在则是由于不同的哲学理念共存所造成的。
在法哲学思想的发展中主要有两大学派的对立: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虽然自然法学派经历了古代自然法学派、古典自然法学派、近代自然法学派和现代自然法学派,其内容也经历了一些变化,但其基本主张还是相同的。
自然法学派基本主张是:自然法的本质就是正确的理性;自然法是正义的基础,凡是正义的才是善的和理性的,正确的理性指明了善与恶,规定了正当的行为与非正当行为的界限,因而为正义奠定了基础,作为人类行为规则的法律必须体现正义即正确的理性。因而非正义的法律是无效的,不符合自然法的人定法是无效的。自然法是唯一绝对有效的法律,它高于人定法,人定法不得违背自然法,否则将不是法律,即“恶法非法”。
实证法学派则认为只有实证法才是法律,所谓实证法,就是国家确立的法律规范。基于这个观点,被统治者认可的现行制定法、程序和习惯才是有效的法律,而一般的或普遍的法律原则、概念和理论等应然层面上的东西,则毫无实际的法律效力。纳粹分子正是运用了这种理论创造了“恶法亦法”的论断。
因此,对于上述问题的答案如果根据不同的法学派则会得出不同的答案。从自然法观念来看,当纳粹德国制定的实定法违反了自然法上的正义、公正等价值和原则时,作为一个理性的人,应坚决拒绝这些恶法的执行,否则就是不义。因此对这些法官进行判决有罪便是符合公平正义的。既然自然法是永恒存在的,就不存在所谓法律不溯及既往以及管辖权的问题了。相反,按照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除了实定法本身外,并不存在符合所谓正义原则的自然法,正义意味着忠实地履行实定法。进而,纽伦堡法庭根本没有案件管辖权。
由此可见,根据不同的法律哲学理念对本案可做出完全相反的两种判决。显然海伍德法官坚持自然法的观念对被告进行审判;而恩斯特•简宁认为国际法庭对其没有管辖权显然是坚持了实证主义法学的观念。当然对于本案自然法学战胜了实证法学。其实在法学流派的发展过程中自然法学一般是占据上风的。但笔者认为,自然法学与实证法学都有其缺点:自然法学过于抽象,缺乏灵活性,属于形而上学,与现实联系较少;而实证主义则过于追求形式和表象,完全否认价值存在。因此,我们可以将两者相结合,这样便是使具体与抽象、概括与具体相结合,对于解决法律问题大有裨益!
二、关于影片中法律问题中的思考
1、有无期待可能性
影片结束,对于被告都做出了判决,我们暂且不管判的是轻是重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便是:判决时是否应考虑当时法官的处境,也可以说有否期待可能性使法官不去执行这种不义之法。那些被纳粹适用为法律的不义之法,法官去执行它,等待他的将是国际法庭的审判,要么对这些法律拒绝采用,那他将沦为德国法制下的罪人。笔者不禁去想我们是否对法官施加了太大压力?
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中将道德分为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它们分别占据道德标尺的两端,以一个看不见的指针为界。在富勒看来,愿望的道德是善的生活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它以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为出发点。而义务的道德则以人类所能达至的最低点为出发点的。它确立了使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至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原则。如果有人在追求愿望的道德上取得成就,人们就会称赞他;如果失败了,人们不会谴责他,而只是感到惋惜。但是如果有人违反了義务的道德,就必定会受到谴责与惩罚。因此我们不能随便移动道德标尺上的指针,而应为两者确定合适的位置。因此在德国法官当时的处境下我们是否应强加给他们一种愿望的道德而要求他们不应去执行国家的法律呢?是否因为他们是法官就应该使他们的义务增加到这种程度呢?笔者认为不应该对法官提出这么高的标准。
2、如何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
纽伦堡审判很显然是运用了自然法学理论,但同时也进一步推动自然法学的发展。我们知道,自然法的思想是制定符合理性的正义法律,那么制定出正义的法律之后呢?如果正义的法律得不到正义的执行其结果还是非正义。这就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矛盾。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避免有法不依和随意改变法律的行为。笔者认为,对于保障实质正义的有效方法是发挥程序的价值。在法律的确立、实行及变更程序上确实做到公开、公正、透明。具体来说,首先加强民主,让人民参与立法、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其次,在执法、司法过程中,严格遵守程序,树立非依法定程序不得剥夺公民人权的基本理念。
这部影片堪称经典,它不仅记录了历史,封存了人们对于那段恐怖而黑暗的时代的记忆,同时又让人们从更加理性的角度去审慎那段历史。纽伦堡审判不仅创造了历史的奇迹而且对于法律学术也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高志明.《法律与权利》,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209页.
[2] 【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7-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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