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政治制度改革

俄罗斯政治制度改革（通用8篇）

俄罗斯政治制度改革 篇1

浅析俄罗斯政治制度的特点

施宇

（国际经济与贸易系，200915035）

摘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由社会主义转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上也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具有鲜明特点的俄罗斯政治制度。本文把“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作为俄罗斯政治制度一个特点加以说明，政党制度和联邦制度作为另外两个特点加以说明。

关键词：俄罗斯政治制度；总统；政党；权利；联邦制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方向由社会主义急转为资本主义，确立了总统共和制的民主联邦国家，形成了以总统为国家元首、内阁对议会负责的三权分立和赋予地方自治的联邦制度。但由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个人专制政治和当前维护国家稳定和促进国家发展的需要，俄罗斯政治制度运行带上了以总统为权力中心的强烈的个人威权色彩，一般而言，俄罗斯政治制度的特点是“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近年来俄罗斯政党制度逐渐演变，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的也在变化，因此还需加上“政权党”和“单一制联邦”才能更完整描述俄罗斯政治制度特征。

一、“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的权力格局

1、强大的总统

在地位上，俄罗斯总统是政治权力的核心。根据俄罗斯宪法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他是“俄罗斯联邦宪法、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保证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完整；保证国家权力机关协调行使职能；确定国家内外政策的基本方向。在权力上，俄罗斯总统类似于法国总统，集内政、外交、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于一身，除了和法国总统享有相同的权力，如对对议会和政府的解散权力、对政府、司法、军事机构的人事任免、重大会议的主持权、大政方针的决策权、赦免权等之外，俄罗斯总统还享有更大的权力：

第一，根据宪法，俄罗斯总统可以“根据联邦宪法性法律规定的程序确定公决”，而宪法中没有显示其他机构也有公决权，也就是说提请公决是俄罗斯总统独享的权力。

第二，顺利的任命政府总理的权力。在俄罗斯，总统可以在国家杜马三次否决总统的提名的候选人资格后，仍然任命总理并解散杜马。就政府信任问题上，总统拥有裁决解散政府还是解散杜马的权力。

第三，俄罗斯联邦总统有权提名任命和解职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长。在司法体系中，除了法院系统，俄罗斯还有一套检察机关。

由弹劾总统程序也可以看出俄罗斯总统地位稳固，宪法规定对总统的弹劾只能是因为叛国罪或其他重大犯罪，由两院提出指控，再由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裁决。但俄罗斯宪法同时又规定“联邦委员会关于罢免俄罗斯联邦总统职务的决定应在国家杜马对总统提出指控后的3个月内作出。如果联邦委员会在这段期间内没有作出决定，对总统的指控即为废除。”此外在俄罗斯，总统几乎不用考虑公决后果。早在1992年年底和1993年3月，叶利钦发动了两次公决试图解决“府院之争”，其结果严格来说都失败了，但叶利钦不仅没有辞职，反而动用武力，最后还通过公决通过了对总统集权有利的宪法。因此，公决无法约束总统。

2、孱弱的议会

俄罗斯议会由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组成。

从宪法文本上就可以体现俄罗斯议会的孱弱，首先议会权力被其他权力机构分割，权利范围受限。例如立法动议权被总统、政府、各主体立法机关、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和俄罗斯联邦最高仲裁法院所分割。法律须经总统签署和公布。在权力范围上，议会受到总统和政府的牵制。例如议会对税收、财政义务变动的法律草案、审议联邦预算外开支的其他法律草案，只能在附有俄罗斯联邦政府结论的情况下方可提出。

其次，两院之间相互牵制。在许多立法、任免和监督事物中，联邦宪法规定两院都有权力。这实际上削弱了议会尤其是杜马的权力。

3、无力的政府

强总统制下政府权力一般比较小，俄罗斯政府在俄罗斯政治制度下受到总统和议会双重约束，故“小政府”无须详细解释。但就当下而言，在梅德韦杰夫继任俄罗斯总统后，普金出任俄罗斯政府总理，似乎把光芒带入了政府，政府的权利在逐渐扩大，这是俄罗斯政治制度最新变化的一个亮点。但在宪法未作重大改变、政治制度不可能剧烈变革的情况下，俄罗斯“强总统、弱议会、小政府”的局面仍将持续。

二、无执政党有政权党的政党制度

1、政党制度建立的三个阶段 俄罗斯于1993年正式实行多党制。但在苏联解体前已经实行多党制。从1990年到1993年新宪法颁布之前，出现了各类政党，这个时期街头政治是政党活动主要方式，可以用“多乱杂”来形容俄罗斯政党局面：政党数量庞，各政党没有严格的组织，党员变动、党派聚散频繁，政治纲领和主张从“左”到“右”都有。

从1993年到2001年《政党法》出台前，这个时期，政党逐渐稳定，一些组织较严格、有明确纲领的政党开始在议会内竞选角逐。此阶段进行了进行三次议会选举，一些小党或被淘汰、分裂或重组，初步形成了左中右三派政党。

从2001年起至今，《政党法》的出台改变了俄罗斯政党数量和质量，政党和政党制度开始稳定。2004，俄国家杜马通过《政党法》修正案，对政党的规模进行了硬性规定，限制了小党泛滥，对政党组织提出一定要求，这有助于形成有权威的政党。

2、政权党的成因和发展

严格来说俄罗斯并没有真正的执政党派，只是形成了其自身所特有的政权党现象。俄罗斯的这种“无执政党的多党政治”是由其自身政治的特点所造成的，超级总统制不利于政党制度的形成和政治稳定，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实践证明，总统制对对政治发展的因势利导作用要小于议会制，政党不控制政府组成、不安排总统选举这样的制度设计，这使得要想获得官职的人不需要有政党归属的支撑，他们获得权力后也无需与政党合作。

2004年,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对《联邦政府法》的修正案，取消原来政府总理和部长级官员不得担任政党领导职务的规定，打破了长期以来政权与政党相脱节的局限。这对“政权党”特别有利，修正案通过后，一大批政府官员和地方要员纷纷加入了“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政党政治由无序走向有序。

但目前俄罗斯政党数量任然繁多，党派分裂重组仍在继续，与西方其他国家稳定的政党制度仍有较大差距。尤其是议会中的多数党还不能组阁，总统不属于任何党派。而当前俄罗斯中间派政党能够在议会中获胜，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总统的支持。“统一俄罗斯”就获益于普金的支持，而他们也在策略上选择拥护普京、梅德韦杰夫政府，从而形成了俄罗斯独特的无执政党却有支持总统政策的“政权党”的局面。

三、带有单一制的联邦制

俄罗斯宪法第一条规定俄罗斯为联邦国家。俄罗斯联邦由共和国、边疆区、州、联邦直辖市、自治州、自治区组成，地位上他们是平等的。俄罗斯联邦所有主体平等，地方拥有自治权并得到俄罗斯联邦承认和保障。地方自治在其权限范围内是独立的，地方自治机关不列入国家权力机关系统，联邦议员与地方自治权力机关议员不兼任。

但相对于美国等联邦制国家来说，俄罗斯联邦与各联邦主体的地位并非不可改变，宪法第66条第五款规定“俄罗斯联邦主体的地位可经俄罗斯联邦与俄罗斯联邦主体相互同意根据联邦宪法性法律而改变。”这使得俄罗斯联邦主体有一定权力空间改变联邦地位。同时这也暗示着俄罗斯联邦制较为脆弱。

同时，俄罗斯联邦制正在受到联邦中央、尤其是联邦总统权力的侵蚀，体现出一定的单一制特征。为体现各联邦主体平等，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每个主体有两名代表参加联邦委员会，国家权力代表机关和国家权力执行机关各一人。但普金执政后，尤其是在一些地方分裂主义和恐怖事件发生后，他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垂直权力结构、削弱地方势力的变革：

第一，改变了联邦委员会的构成，改由地方选举的代表担任。这意味着地方联邦主体对联邦控制力减少。

第二，取消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直选，规定在地方长官和地方议会违反联邦法律的情况下，总统有解除地方长官职务和解散议会的权力。这一改革削弱了地方领导人的地位和权力，意味着联邦总统拥有地方权力机构领导人的任免权。

第三，重新划分全国行政区域，建立七大联邦区，长官由总统直接任命，他们直接向联邦总统负责，全面协调和处理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设立总统全权代表，重新确立中央与地方预算资源的比例。

第四，重建联邦民族与地方事务发展部、任命自己的嫡系官员担任俄罗斯南方区总统代表。

这些举动，尤其是第二项和第三项，表明俄罗斯联邦对地方控制增强，权力向上收束，其联邦制越来越带有单一制的特征。

【参考文献】

1、凯瑟林•丹克斯：《转型中的俄罗斯政治与社会》，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2、李渤等：《俄罗斯政治与外交》，时事出版社，2008年版。

3、《俄罗斯宪法》。

现行俄罗斯宪法已经赋予了总统巨大权力，而此次杜马选举又使普京“手中的权力事实上已经同前苏联的共产党总书记及沙俄皇帝拥有的权力不相上下”，他终于摆脱了寡头势力、右翼力量和俄共左翼力量的束缚，可以放开手脚进行他主张的改革，政治上推行“可控制的民主”。

所谓“可控民主”是运用强制或半强制性手段来结束政治混乱，实现政令统一和畅通；以弱化民主制和执行权力膨胀为代价，确立以总统权力为核心的国家政治体系。“可控民主”是俄罗斯在经历了十多年痛苦的转轨进程后探索出的政治发展道路，它是西方价值观念与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结合的产物，它也是俄罗斯在现实中的强国、秩序、稳定、发展与理想中的自由与民主之间做出的两难选择。“可控民主”的实质是通过加强国家权力以结束社会激进变革所带来的混乱，实现国家的强盛与发展。这种发展模式是否真的符合俄罗斯的国情与世界发展大势，是否能切实达成既定的目标，会不会“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些还需要在下一个总统任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俄罗斯的社会发展实践中得以验证。

俄罗斯政治制度改革 篇2

一、俄罗斯高等教育学位制度的发展历程

俄罗斯现行的学位制度先后经历了俄国、苏联、俄罗斯三个不同历史时期, 在此过程中逐渐发展并最终形成,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18世纪中期, 俄国的人才培养体系初步形成。由于俄国的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浓厚的国家机构色彩, 故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学位制度也持有管理集中、程序严格的国家性质[2]。1804年, 俄国颁布了历史上第一部《大学章程》, 指出所有大学均有权授予学位, 这部《大学章程的》颁布标志着俄国学位制度的初步形成。当时的学位制度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副硕士、科学硕士和科学博士。1884, 由于副硕士的学位论文不符合严格的科研要求, 故取消副硕士学位, 即不再对大学本科生授予学位。这种只设科学硕士和科学博士两级学位的学位制度一直延续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前[3]。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 19世纪初, 俄国的学位制度又被分硕士、副博士和博士三级学位。

苏联的学位制度及人才培养方式等方面都基本上传承了俄国时期的一些特色。这一时期的学位制度基本上与本科无关, 当时的本科教育主要是培养5—6年的实践技术人才, 毕业后颁发专家文凭证书, 没有学位证书。不仅如此, 当时的学位制度也不涉及硕士, 研究生教育只颁发副博士和博士学位。1934年, 苏联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科学工作者及科学教育工作者的培养》和《关于学位和学衔条例》两项决议, 标志着苏联学位制度的正式重建。上述决议中规定苏联设立两级学位:副博士和博士[4]。

随着苏联解体, 俄罗斯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 俄罗斯联邦政府面对国家和个人发展的强烈需求, 在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及学位制度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俄罗斯的学位改革始于1992年公布的《俄罗斯联邦关于建立高等教育多级结构的暂行决议》, 其将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划分为三级, 并且在1996年的《俄罗斯联邦高等教育职业和大学后职业教育法》中以法的形式明确下来。具体分为不完全高等教育、基础高等教育、完全高等教育[5]。尽管如此, 俄罗斯并没有对各高校采取硬性的规定, 而是给予各高校充分的自主权, 在新旧两种体制间自由选择。加之各界人士对新体制下诞生的毕业生的待遇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划分和规定, 所以大多数本国学生还是选择5—6年的文凭专家学历的方式毕业。

二、博洛尼亚进程中俄罗斯高等教育学位制度的现状

进入21世纪后, 俄罗斯在满足国家及人民的需求的基础之上, 更加强调同国际接轨。尤其是对高等教育学位制度改革的措施更加趋于清晰化, 力度也更加强大。2003年9月, 俄罗斯在柏林签署了《博洛尼亚宣言》, 正式成为博洛尼亚进程的新成员国。2007年5月16日, 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关于引入两级高等教育体制的法律草案》 (简称《法律草案》) , 从法律层面上正式确定高等教育实施两级结构, 并重新厘清了这两级之间的相互关系[6]。

(一) 两级制学位制度的具体划分

《法律草案》明确规定, 于2007年9月1日全面实行的新体制是把原来5—6年的文凭专家体制拆解为“学士+硕士”的两级高教体制。第一级学士阶段的学制为3—4年, 毕业后颁发高等职业教育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第二级硕士阶段为2—3年的专业教育, 即完成第一级教育大纲的学生有资格通过考试进入硕士阶段, 毕业后授予学士学位。

(二) 两级制学位制度的培养目标

第一级学士阶段, 旨在为社会经济领域和生产部门培养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普通人才, 如生产领域的工程师、政府行政管理人员、市场营销人员等。取得学士学位的人才有资格通过考试的方式进入硕士阶段的学习;第二级硕士阶段实施专业教育, 旨在培养从事科研活动、分析设计工作的研究型人才, 授予硕士学位, 完成这一级高等教育是进入研究生部继续学习的基本条件。此外, 根据教育与科学部有关部门的预计, 进入硕士阶段学习的人可占到学士数的50%—80%[7]。

由此可以看出, 俄罗斯在实行两级学位制度时, 主要是为整个国家的发展服务的。学士阶段培养的人才主要是服务于生产生活的一般领域;硕士阶段培养的人才是以精英和科学人才为主。

三、俄罗斯高等教育学位制度改革的利弊分析

加入博洛尼亚进程后, 俄罗斯学位制度的改革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引起了世人的关注[8]。首先, 新的学位制度———“学士+硕士”的层级划分, 与欧洲国家的学位划分保持一致, 有利于本国学子走出国门, 进入欧洲国家的大学继续学习深造, 也为广大外国留学生到俄罗斯学习、工作提供了便利;其次, 新的学位制度为社会铸造了不同层级的专业人才, 3—4年的学士学位制度, 为社会各个领域和生产部门培养了大批人才, 2—3年的硕士学位制度也为科研领域输送了研究型人才[9];最后, 新的学位制度改革将促进和优化高校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评价等各方面的管理和建设工作。毕竟不同的学位制度对教学的内容、方法和评价等各个方面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 俄罗斯各界人士对学位制度改革一事也是各抒己见, 有些专家对这次改革所引发的问题及其实际所能达到的效果也是颇有微词。不得不说, 随着这次改革的进行, 很多问题也在逐渐暴露出来。

首先是人才培养方案不完善。从加入博洛尼亚进程到实施新的学位制度, 整个过程显得些许仓促。一种教育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求与之相对应的人才培养方案发生变化, 如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标准和课程内容等。在决定实施新的学位制度的时候, 是否所有的准备工作和硬、软件设施都配备齐全,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否则改革也就落入为改革而改革、换汤不换药的俗套, 其他一切设施都是沿用之前的。据悉, 在实施新的学位制度后, 俄罗斯的人才培养方案还是暂时沿用以前的, 并没有及时、准确地做出调整。

其次是就业指导不清晰。尽管新的学位制度改革方案已经出炉, 可是与之相对应的不同职业需要哪一层级的毕业生仍然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许多企业对学士和硕士的毕业生知之甚少, 仍然倾向于以前的“文凭专家”, 加之, 在俄罗斯并不是所有学校都进行了统一的改革, 有些学校仍然保留了以前的“文凭专家”。这就在短期内给实行新的学位制度的院校的毕业生带来了麻烦。当然, 这就需要俄罗斯政府进行相应的宣传, 让大家对新的学位制度有一定的知晓, 明确他们各自的优势。

最后是毕业生质量受影响。曾经, 俄罗斯培养的文凭专家以基础扎实、专业精深、质量优越而享誉全球, 当时5—6年时间铸造一个文凭专家, 其教学和实习年限都得到了充足的保证。而今, 改革后取得学士学位只需3年时间, 其质量和水平必将大打折扣。外界也认为这些毕业生是不合格的“专家”。许多教育界人士也纷纷呼吁, 一定要杜绝3年制学士的出炉, 否则俄罗斯的教育声誉将受到影响。

四、结语

俄罗斯高等教育学位制度改革要改变已有的教育传统, 一方面, 要承受传统力量的抵制和社会现实的责难, 另一方面, 要面对国内决策、社会、高校等多方面的压力, 使得整个改革步履维艰。但是, 在当今国际交流日益频繁、国与国之间人才流动愈加常见的大浪潮下, 本国对不同层次的人才需求也日益旺盛。由此看来, 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学位制度改革已是势在必行。俄罗斯的学位制度的彻底改变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但是勇于大刀阔斧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是值得肯定的。它之于国家、社会、高校和学生的影响极其深远。

摘要：俄罗斯现行的学位制度历经了相当长的时间发展而成, 曾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独树一帜。在加入博洛尼亚进程后, 俄罗斯学位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文章在梳理俄罗斯学位制度发展历程的基础之上, 分析了加入博洛尼亚进程后, 俄罗斯现行学位制度改革的现状及利弊。

关键词：博洛尼亚进程,俄罗斯高等教育,学位制度,发展历程,现状,利弊

参考文献

[1]王玮.从国立莫斯科大学看俄罗斯高等教育[J].现代教育管理, 2009, (7) .

[2]Boris Kolonitskii.Russian Historiography of the 1917 Revolution[J].History&Memory, Fall/Winter, 2009.

[3]单春艳, 肖甦.俄罗斯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及学位制度的改革与现状述评[J].比较教育研究, 2008, (9) .

[4]李雅君, 乔桂娟.俄罗斯学位制度与研究生教育发展述评[J].外国教育研究, 2008, (5) .

[5]刘肖芹.博洛尼亚进程中俄罗斯学位制度改革的两难境地[J].煤炭高等教育, 2010, (5) .

[6][7]张男星.俄国高等教育体制变革[M].辽宁:吉林教育出版社, 2002:186-189.

[8]Sorbonne Joint declaration——Joint Declaration onHarmonisation of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EB/OL].http://www.bologna-bergen 2005.no/Docs/00-Main-doc/980525SORBONNE-DECLARA-TION.PDF, 1998.

俄罗斯政治制度改革 篇3

公路系统人事制度改革是个艰巨的任务，它涉及人员多，部门多，触及矛盾层次深，情况负责，政策协调任务重。能否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人事制度改革中呢？能否用思想政治工作为人事制度改革保驾护航呢？郑州市公路管理局机关人事制度改革对此进行了尝试。

一、为什么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人事制度改革结合

1.改革的特性决定的

改革不是对旧房子的修修补补，而是要重新建造一座新的大厦，它打破的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是对旧的生产方式的颠覆。公路部门长期以来代表政府担负公路管理任务的行政职能，又担负着公路养护、施工等生产任务，是政事企合一的管理体质。在这种体制的长期作用下，公路系统确实存在着人浮于事，干部职工的竞争意识、忧患意识薄弱的现象。人事制度改革就是改变这种人事上的不协调因素，破除体制上的弊端，保证单位的和谐发展。在改革的过程中，有的职工对政策不理解，思想上产生困惑；有的思想观念陈旧，认为改革对单位的发展不利；有的认为利益分配不均，自己吃亏；有的怕这怕那，表现出不满的情绪。这些矛盾和问题是改革中必然出现的，但是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不仅会直接影响到改革的进程，而且将影响到单位今后的发展。这就需要用思想政治工作进行解决。

2.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决定的

思想政治工作在改革中的突出作用就是以人为本。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改革的主体和动力。但人的价值只有在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中才能真正发挥出来。人事制度改革就是从根本上打破制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因素，实现人的价值。思想政治工作说到底就是做认得工作，就是坚持教育人，引导人，尊重人，关心人，就是解决职工们在改革中遇到的思想问题，思想通了，各方面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思想政治工作在改革中的另一个作用就是解放思想，解疑释惑。职工们对改革过程中的问题不理解，不支持，就需要站在职工的角度上，收集职工的意见，体谅职工的难处，倾听职工的心声，让大家认识到，改革的前提就是让为了让职工们过得更好，让单位发展更快，改革是发展的必由之路，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职工的心坎里。

二、如何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

首先，必须从宏观上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向。要把改革的目的同单位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相结合，让职工意识到，只有改革才有出路，只有改革才能更好。郑州市公路管理局机关人事制度改革，坚持以人为本，通过思想政治工作，使广大干部意识到，深化改革是大局。同时，通过各种宣传起到，树立职工的主人翁意识。

其次，在微观上把握思想政治工作的动向。改革涉及的是职工的切身利益，大道理，空口号不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办法，只有结合改革的实际工作，解决职工改革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才能真正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思想统一了，改革就能成功，单位的发展就会顺畅。

第三、把解决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相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如果不注意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思想教育就会脱离群众，难以收到实际效果。这就要求必须在人事制度改革中正视职工的实际问题，对于能解决的，落实解决时效，对于一时间解决不了的，向职工说明情况，争取职工的谅解。对于少数不合理的要求，要以教育为主，把问题说清，道理讲透

第四、思想工作与制度建设相结合。思想政治工作以尊重人为轴心，以理解人、帮助人为外圈的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立足于耐心的教育和正面的引导。构建人才合理流动机制，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使岗位流动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使它成为单位内部的一种激励机制。

三、改革为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改革的目的是发展，能否促进发展也是检验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志。经过人事制度改革，青壮年走上了中层岗位，工作运转不断顺畅，全局职工的精神面貌发生了质的飞跃，无所事事的少了，某事干事的多了，大家思想变了，人心齐了，风气正了，纪律严了，作风实了，效率高了，整个机关面貌焕然一新。

俄罗斯政治制度改革 篇4

徐向梅

 2011-03-09 21:18:44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年第1期

[内容提要] 普京担任俄联邦总统六年多来对俄罗斯的政治进行了综合治理，基本理顺了国内各种政治关系，形成了俄罗斯独特的可控的“主权民主”制政治格局。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使普京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面对即将到来的2008年总统换届选举，普京何去何从，俄罗斯政治棋局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关键词] 俄罗斯 治理 政治走势

[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505(2007)01-0131-05

在俄罗斯的历史文化传统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集权与专制，从人民来说，对权威主义的接受程度要大大高于西方国家，甚至骨子里就含有对 国家的依赖和对最高统治者的尊崇。普京通过六年多时间对俄罗斯进行了综合的治理，彻底改变了叶利钦时代混乱的政治局面。政治治理的成功成为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前提，普京也因而赢得了俄罗斯人民广泛的支持。

一、普京的政治治理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失控是造成其经济改革难以取得成效、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普京上台以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政治进行整肃。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普京向俄罗斯百姓承诺，要“在法律专政”下建立“强大的国家”。普京强调，实行“法律专政”不是要扼杀民主，而只是要执行法律，让这个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的剧变中失控并导致1998年危机的国家恢复秩序。

普京的政治治理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稳定政局，理顺与国家杜马的关系。

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坛风云激荡，政府要员走马灯一样轮换，政治方面根本谈不上什么治理。普京上台，一方面注意保持政治的继承性，避免出现政局和社会的动荡，一方面以低调、平稳的方式逐步实现了政治高层的更迭。到2004年新一届总统大选之前，叶利钦班底被彻底更换，以弗拉德科夫为总理的新政府班底是一个更听命于总统的技术型执行内阁。在普京第一和第二个总统任期内的高官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圣彼得堡帮和出身克格勃系统的人员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些人在普京的政治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叶利钦时代，总统与杜马的关系是激烈对抗的。在1995年底的议会选举中，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反对派政党获得胜利，在议会中占据了绝大多数议席，事实上控制了议会，使叶利钦签署的许多政令和法律议案无法通过，1998年叶利钦对基里延科的总理提名两次遭到国家杜马否决，国家杜马还屡次以弹劾总统相要挟。

1999年末普京执政前夕的议会选举使形势完全改观，尽管俄共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占据了按比例制方式225个议席中的67个议席，但是位居第二的坚决支持普京的“团结”联盟紧随其后，获得64个议席，如果加上也是普京重要盟友的基里延科和涅姆佐夫领导的右翼力量联盟的支持，俄共就失去了左右议会局面的机会。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叶利钦用了七年时间都没能使杜马通过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而普京当选总统后只用了几天时间就顺利解决了，克里姆林宫和议会之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合作关系。

2003年12月7日，俄罗斯新一届议会选举，共有23个政党及竞选团体的候选人参加角逐，从“团结”联盟发展成“团结党”并与“祖国”和“全俄罗斯”合并而成的统一俄罗斯党取得了37·1%的选票，稳坐杜马第一大党的席位，俄共仅获得了12·7%的选票，统一俄罗斯党与其他忠实于总统和政府的力量获得了超过2/3的议席。俄罗斯《消息报》为此刊登一篇评论，题为《杜马的控股权掌握在总统手中》，认为今后的杜马将成为一个更加容易控制的“生产法律的工具”。总统和议会之间新型关系的形成使克里姆林宫推行的任何方针政策都能顺利获得通过。

第二，整治联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构建垂直国家权力体系。

在1999年岁末《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普京就讲过，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是俄罗斯的 传统，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在过去的十年里，正是由于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的软弱无力，使即便是最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乱了步调的现象。普京指出，目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这些思想是普京从苏联和俄罗斯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发展中得出的结论。

在苏联解体过程中，叶利钦为反对苏联中央政权，曾经许诺地方领导人“能拿走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加之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政局动荡，权力斗争激烈，地方势力成了总统、议会及其他政治力量争夺中的筹码，更加鼓励了地方势力的膨胀。地方分离主义运动猖獗，各联邦主体领导人控制着地方税收、决策、媒体和自然资源，他们不服从中央管理，把地方利益放在首位，甚至无视俄联邦宪法，擅自通过与宪法相违背的地方法律规章。

2000年5月12日，普京签发总统令，决定俄罗斯将按地域原则建立由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组成的七个联邦区，原89个联邦主体分别划归这七个联邦区，每个联邦区任命一位总统全权代表，并有权罢免选举产生的州长。这样一来，总统真正实现了垂直管理。

在普京第二任期，鉴于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国家面临的严峻的反恐形势，普京提出要确保国家政权的一体性，中央与地方必须联合参与地方政府的组阁。为此进一步改变了联邦主体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由当地民众直选改为由总统提名并经地方立法会议投票认可，然后再经总统任命。这样，地方政府行政长官的产生方式如同联邦政府总理的产生方式，总统在地方机构组建中具有了决定作用。尽管地方议会仍将就总统的提名进行投票，但这种投票的实际意义有限，因为无论如何，地方议员都只能选举由总统提名的候选人。驻七大联邦区的总统全权代表拥有向总统提供全国地方主要官员任命名单的权力，从而进一步加强了总统制下的垂直控制体系。

2005—2007年是俄地方长官换届的高峰期，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绝大部分联邦主体的长官得到了总统的重新任命而得以留任，只有个别地方长官是总统新提出的人选。但是无论如何，总统对地方长官的人选和地方权力机构的形成拥有了绝对支配权，叶利钦时代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地方长官各行其是的局面得以彻底改观。

在整顿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面，普京还在合并联邦区、恢复强力部门和政党体系在地方的权威、划分联邦预算和税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加强联邦权力的重大政策调整。

第三，惩治寡头，控制媒体。

在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伴随着休克疗法特别是私有化的推进，从前苏联权势集团中蜕化出来的一批精英阶层迅速实现了对国家财富的合法占有甚至是掠夺，形成一个庞大的寡头集团，并日益渗透到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传媒等广泛的社会领域。寡头们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积极地涉足国家政治并干预国家领导人的变更和重大决策的产生，对中央权威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普京上台后明确表示要改变俄罗斯寡头干政的状况，要求寡头“平等地远离政治”，宣称，“我们将同这种寡头做无情的斗争”。[1]

但是普京打击寡头有一个明确的政治规则，那就是专门针对那些敢于干涉政治的胆大妄为者。俄最大的传媒帝国的领头羊古辛斯基最终远避以色列。古辛斯基赖以批评政府的主要阵地——独立电视台也被政府收购。叶利钦时代最能呼风唤雨的寡头别列佐夫斯基逃往伦敦申请政治避难，而且在克里姆林宫的压力下被迫卖掉了他控制的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电视台。这样，俄罗斯最具政治影响力的三家电视台——俄罗斯电视台(本来就是百分之百国有)、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和独立电视台都掌控在了国家手里。曾为俄罗斯首富、年轻的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也因为经济犯罪(当然不只是经济犯罪)而要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度过他漫漫的九年刑期。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打击还加强了国家对战略资源的控制。

正像流亡在外的别列佐夫斯基所坦言的：“无论是1996年那样的寡头政治，即克里姆林宫在几个大的商业集团的利益之间搞平衡，还是1999年那样的寡头政治，即克里姆林宫与相处友好的寡头们一起联手反对那些不友好的寡头们，都不再存在。总之，通常概念意义上的寡头政治无论如何不会再有了。从寡头手中把国家抢回来所用的时间要比寡头们为把国家搞到手所用的时间少得多。现在大资本家已经不再是通过总统来管理国家，而只是羞答答地建议总统领导他们这些资本家。”[2]普京在他的两个任期里使俄罗斯彻底摆脱了寡头干政的局面。

第四，坚决打击恐怖主义。

车臣战争曾经是普京总统声名鹊起、铸造辉煌的契机，然而车臣问题并没有或者说从来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普京就任总统以后，车臣非法武装以每年数百起的速度频繁制造恐怖事件，包括震惊世界的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剧院人质事件、别斯兰学校人质事件等。对此普京的态度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普京打击车臣恐怖主义的政策和行动有几个特点：(1)对待恐怖分子坚决打击、决不妥协。普京总统的一句名言是：“我们要彻底消灭恐怖分子。即使他们藏在马桶里，我们也会将他们冲掉。”(2)加强军事清剿的同时谋求政治解决的途径。2003年10月5日，车臣共和国进行了总统选举，在联邦政府的强大支持下，车臣共和国行政长官卡德罗夫以80·84%的高票当选车臣总统。尽管卡德罗夫后来被恐怖分子炸死，但普京总统“以车制车”的战略仍在继续。(3)对内强化反恐措施，包括出台《反恐怖法》、延长恐怖分子刑期、加强内务机关改革等。(4)拒绝西方的指责，谋求反恐国际合作。“9·11”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逐渐淡化了对俄罗斯车臣问题的指责，这为俄罗斯对车臣叛军的打击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在普京执政的这几年中，车臣非法武装的几大匪首(哈塔卜、马斯哈多夫、巴萨耶夫)相继被剿灭，特别是2006年7月巴萨耶夫的被炸死被认为是车臣战争的转折点，车臣现任总统阿尔哈诺夫更称是为俄军反恐行动画上了句号。当然，三大匪首被消灭后，车臣反政府武装又推出新的领导人乌马罗夫，但是其威望和整合不同派别武装的能力受到质疑。

第五，整合各派政治力量，构建成熟的政党体制。

苏联解体以后，尽管宪法确立了俄罗斯多党制原则，但是没有一个专门规范政党行动的政党 法。按照1995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社会联合组织法》的规定，根据年满18岁的3个俄联邦公民的倡议就可以成立包括政党在内的社会联合组织。因此转轨之初以至于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政党林立，政党活动非常活跃，党际斗争也非常激烈，但是国家还没有形成一个能够发挥作用的政党体系。正因为如此，普京上台以后逐渐对俄罗斯的政党制度进行了改造，提出要在俄罗斯实行有两三个和四个政党参加的多党制，把政党活动纳入法制轨道，在议会中形成支持政府的稳定多数派。

2001年7月，经过多年讨论反复修改的《俄 联邦政党法》正式颁布。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规定成立全国性政党的主要条件是人数必须在一万人以上，在半数以上联邦主体设有分支机构，且每个分支机构的人数不得少于100人。只有符合这些要求的政党才能注册并推举自己的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2004年《政党法》修订时再将这些指标提高到党员总数不少于五万人，在半数以上联邦主体设分支机构且每一分支机构人数不少于500人。2005年4月出台的新的《选举法》还将进入国家杜马的门坎从5%提高到7%。上述这些措施使得社会上各种政治力量不得不进行重新整合，为培育全国性的大党创造条件。尽管今天的俄罗斯政党还不能像西方的政党那样发挥系统的作用，因为俄罗斯实行的是总统集权制，但可以想见，2007年的议会选举，能够突破7%大关进入议会的政党将进一步减少(2003年只有四个政党进入议会)，俄罗斯向两党制或三党制发展的趋势更趋明显。而普京对政党制度所进行的改革及其对政权党的支持，已经使议会形成了支持总统和政府的稳定多数。

普京走上俄国政治舞台之后的一个半任期内，通过对俄罗斯政治的全面整肃，有效地化解了府院之争、削弱了地方势力、打击了干政的寡头，将俄罗斯政坛上的各大主体——政府、议会、各联邦主体、各主要政党和媒体悉数控制在手中，在宪政体制的格局内一种中央集权的垂直的国家政权体系得以确立，一种权威主义的治国模式——“可控民主”制度基本形成。

“可控民主”作为转轨之初特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下为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保持政治稳定和打击恐怖主义而采取的过渡形式，作为俄罗斯强国路途中的一个步骤，应该说是基于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的一种合适的选择。2005年春天俄罗斯官方更把这种“可控民主”演绎成“主权民主”。“主权民主”依然是“可控民主”，但却是普京对国家控制的进一步强化和延伸，可控不只是控制国内的政治秩序，还不允许西方的染指，同时，也是对国内意欲倚仗西方势力伺机而动的反对派提出警告，进一步压缩反对派的活动空间。从叶利钦时期的“自由民主”到普京时代的“可控民主”再到“主权民主”，反映了俄罗斯在民主制度发展过程中正在做适合本国国情、追求国家利益的逐步调整。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总统和联盟中央权力的集中和加强。总统的绝对控制力量保证了各种政令、法案的通过畅行无阻，克里姆林宫各项改革政策能够顺利推行，但总统的权力超越了一切社会政治力量之上，国家的行政、立法 和司法之间也就失去了有效的制衡，在国家统一和可控的目标下潜藏着一种危机，那就是俄罗斯的命运过于维系于普京。随着普京第二任期过半，俄罗斯各界开始对2008年国家何去何从感到担忧。

二、俄罗斯未来政治走势分析

俄罗斯著名的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分析中心最近两年内以“是否希望通过修改宪法使普京总统连任”为主题作了多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越到普京任期临近结束，俄罗斯人越显示出“不愿意让普京离开”的情绪。2006年6月公布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有59%的被调查者希望通过修改宪法使普京总统连任。[3]有人认为这样的民意调查也许有克里姆林宫操纵的痕迹或者导向，但是普京在任总统的这些年里带领俄罗斯走出经济困境实现快速增长、摆脱社会动荡、实现政治稳定、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俄罗斯国家地位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任期内的社会支持率居高不下，老百姓舍不得失去这样的总统也是显而易见的。

对俄罗斯来说，普京的去留问题已经不只是一个人政治权力的延续问题，它关系到俄罗斯国家政权和制度的继承性，关系到国家的发展。

从普京本人来说，从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已经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重申他将会维护宪法的尊严，不会寻求第三个总统任期。但是不谋求连续第三个总统任期，不表示普京要退出俄国政坛，在不久前与百姓进行直播连线时普京曾表示，将继续对国家形势保持影响。在2005年4月访德时普京自己还说过：“宪法并不禁止非连续性地第三次参选。”

事实上，俄政权高层和亲普京势力一直在谋划现政权的连续问题，比如说就修改宪法赋予总统第三任期的权力举行全民公决；比如说通过组建俄白联盟国家使普京出任联盟国家总统，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继续其第三任期；比如说选出一个普京信任的人担任总统，而普京先作为“统一俄罗斯党”领袖组阁成为握有实权的总理，也有提 法是普京先在联邦委员会主席或者国家杜马主席位置上过渡四年。最近还传出一个说法，说克里姆林宫正考虑创建一个新职位——总统国家安全顾问，2008年将由退休的普京接任，总之是让普京2012年再重返总统宝座。有关2008年普京何去何从的争论从没停止过。

我们就可能的几种情况分别进行分析。

首先，修改宪法，就普京连任进行全民公决。

这样的声音一直存在，2006年7月俄罗斯56个联邦主体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但是，这一方案基本上不可行。一方面普京总统坚决反对，他对宪法的尊重从未动摇，另一方面俄议会两院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和联邦委员会主席米罗诺夫以及俄中央选举委员会鉴于总统的态度逐渐与总统保持了一致，对公决的提议分别明确表示了拒绝。

第二，组建俄白联盟，使普京出任联盟国家总统。2006年9月21日，俄白联盟国务秘书博罗金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当年12月将就组建俄白联盟国家未来前景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俄白联盟国家进程的突然提速又给人以普京将可能继续执掌俄罗斯的第三个总统任期的希望。但是，俄白联盟国家的组建在过去的一些年里磕磕绊绊，俄政权高层的愿望未必就能付诸实施。而且，俄联邦宪法规定，全民公决不能在俄联邦总统、国家 杜马任期的最后一年以及在选举活动期间举行。国家杜马的换届选举将在2007年12月2日举行，因此在2006年12月2日之后，法律将不允许进行任何全民公决。从今天看，第一种倡议和第二个愿望事实上已经破产。

第三，寻找一个合适的接班人，让普京在政府或议会的位子上过渡四年。前面的两种可能基本上被否定了，寻找一个合适的接班人看来是惟一现实的选择。2005年11月普京增设第一副总理职位，任命原任总统办公厅主任的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办公厅主任一职由西伯利亚地区秋明州州长谢尔盖·索比亚宁接任，同时增设一个副总理职位——任命俄国防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担任并兼国防部长，此外还更换了俄总统在地方上的两名全权代表。这是继2004年初总统大选之前的那次政府改组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政府人事变更，且也是在普京总统第二任期将半社会各界纷纷猜测接班人选的时候，因而普京的这次行动在俄罗斯各界引起强烈反响，纷纷将此举与2008年的大选联系在一起。人们普遍认为，普京此次所作的政府人事变动拉开了接班人竞争大幕。有人看好梅德韦杰夫，有人认为伊万诺夫潜力更大，还有人认为新任总统办公厅主任索比亚宁机会也不小。身兼议长、议会党团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三大要职的格雷兹洛夫和联邦会议上院主席米罗诺夫也被推到前台。

作为政权党的“统一俄罗斯党”在这几年里蓬勃发展起来，从最初的“团结”联盟，到“团结党”，然后与“祖国”和“全俄罗斯”合并成为“统一俄罗斯党”，今天已经在国家杜马450名议员中有370名议员、89个联邦主体中55名行政长官，汇集了国家杜马主席格雷兹洛夫、政府副总理茹科夫、紧急情况部部长绍伊古、莫斯科市市长卢日科夫等一批国家政要。该党成员在2003年议会选举前夕有60万，2004年6月增加到80万，到2006年4月，已超过100万，超过其他各派政党的总和。[4]普京在2005年《国情咨文》中提出，今后在地方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的政党，将有权提名联邦主体的领导人，最后由总统批准。“统一俄罗斯”党在当年进行的20个地区的议会选举中，在18个地区位居第一，在其余两个地区名列第二。“统一俄罗斯党”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权党，其他政党无与争锋。

“统一俄罗斯党”的发展历史是俄罗斯政坛的一个特殊现象，就像普京之迅速崛起和超高支持率是俄罗斯现代政治生活的神话，而这二者无疑是密切相关的。随着党派斗争已经不再成为“统一俄罗斯党”所要关注的重点，该党开始谋求新的政治理想——发挥执政党的作用。2005年11月26日该党六大把其工作重心转向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2006年12月该党七大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国家未来十年的发展战略问题。

从前段政府人员的变动及俄政权党的发展情况看，寻找合适的接班人，普京作某种意义上的过渡还是存在可能的，尽管普京目前还不是统一俄罗斯党的成员。不过也仅仅是存在可能而已，因为俄罗斯是总统集权制国家，新任总统即便没有普京那样大的魅力和威信，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并不缺少什么。新总统上任后能否顺利过渡，普京在2012年能否重返总统宝座显然还存在太多的或然因素。况且届时普京本人的意愿如何也是个未知数。

注释：

[1]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2000年6月11日俄文电。

[2]参见[俄] 2001年1月26日《政权周刊》。

[3]参见俄罗斯新闻网2006年6月7日。

俄罗斯政治制度改革 篇5

邱芝

 2011-03-15 07:10:44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9年第1期

[内容提要] 经过八年探索而形成的政治理念是普京治国思想的精髓，它不仅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的政治现实，也将长期贯穿于俄罗斯的未来发展进程之中。本文通过对普京四大政治理念的具体分析，明确普京政治理念形成的历史逻辑与基本内涵，理解普京政治理念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揭示普京政治理念对俄罗斯未来发展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 俄罗斯 普京 政治理念 政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 D751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369(2009)6-0095-06

作者简介：邱芝，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江苏省委党校世界经济与政治教研部讲师，210004。

当前“梅普组合”的权力运行机制已经确立并发挥其核心作用，这标志着俄罗斯政治进入一个新时期。新时期的俄罗斯政治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但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根本性的变化。梅德韦杰夫时期，俄罗斯政治发展的最主要特征是延续性，而延续性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延续普京的政治理念。普京的政治理念是普京治国思想的精髓，是俄罗斯社会的宝贵财富，也是俄罗斯未来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强大支撑。它将因俄罗斯的历史惯性和现实形势的需求，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强调国家的重要作用

在俄罗斯转轨初期，由于长期集权主义的禁锢加上对自由民主的强烈渴望，使俄罗斯民众排

斥和拒绝国家作用，国家被看作是民主化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正是在此认识下，1991年启动的俄罗斯政治变革是以国家的削弱作为民主化的前提的。叶利钦时期，由于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软弱无力，即便是最可靠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实践中也难以得到有效贯彻，最终导致俄罗斯经济的大幅下降、政治的动荡不安、社会的全面危机。俄罗斯政治学家阿·基瓦指出，自由主义者低估了国家在我们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忽略了俄罗斯社会组织类型和个人的概念与西方不同的事实„„在俄罗斯的现实条件下，国家从社会生活 中退出，对许多公民来说就如同失去一位父母亲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悲剧。俄罗斯社会无力自治，这要求国家的引导之手来保护社会秩序，并引入市场经济结构。[1]

普京上台后，强调国家复兴和发展的关键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他指出，“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民生活中一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不是一件要去反对的事；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2]9。基于强大的国家对俄罗斯发展的重大意义，普京上台后，在俄罗斯宪法所规定的“超级总统制”的框架下，普京加强了国家在整顿社会秩序中的作用。首先，加强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控制。普京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深刻调整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加强了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控制，彻底解决叶利钦时期中央权力软弱、地方政府自行其是、联邦中央政令不畅的严重后果，真正建立了垂直权力体系。其次，结束寡头政治，加强国家对新闻媒体、战略性资源的控制。寡头经济与寡头干政是叶利钦时期形成的一个特殊产物，具有相当大的危害性。改变寡头参政、垄断国家80%经济命脉的局面是普京巩固其权 力的重要步骤。普京采取了打击寡头的有效行动，不仅终结了俄罗斯畸形的寡头统治，而且从寡头手中重新夺回了对新闻媒体和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权。再次，加强对“政权党”的扶持与培育。普京上台后，加大了对“政权党”的大力扶持与培育，打造出强劲的“统一俄罗斯党”。在2003年与2007年俄国家杜马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在议会中都赢得了多数席位。“统一俄罗斯”党控制议会，结束了叶利钦时期持续不断的“府院之争”，使总统在国家杜马中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保证了总统的各项政策在国家杜马能够顺利通过并在政治实践中得到贯彻。

普京强调国家主导作用的政治理念是俄罗斯历史传统与现实需要作用下的选择。俄罗斯历来都是以国家而不是以社会为主要发展取向。在俄罗斯历史上，国家政权一直是变革的主要推动力和国家发展方向的主导者。俄罗斯社会的历次改革都是以国家为主体，都是由国家来发动的，都是从上而下的。“与西方不一样，传统的俄罗斯国家成为形成各种社会设施的基本动因，对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打上深深的烙印”[3]164。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由于长期遭受专制的统治，民众对极权的恐惧本能地化作对强大国家的鞭挞与排斥，致使国家政治系统 缺乏权威性、秩序性，没有发挥对社会有效的调控功能，导致俄罗斯处于动荡与混乱之中。面对着严峻的民族生存危机，突出秩序和国家观念，强化国家权威，是普京任总统后的中心任务。这样，在俄罗斯的历史惯性和严峻现实面前，俄罗斯又再次凸现了国家的作用。事实表明，在普京充分发挥了国家的重要作用后，俄罗斯的政治生活被纳入宪政秩序的轨道，社会秩序得到了恢复，动荡的局面得到了扼制，在此基础上，经济得到了发展。

可以说，普京政治理念最主要的就是强调国家的权威与有效，而对一个权威而有效国家的重 视在俄罗斯未来政治发展中必须得以继承与发展，这既是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转型的需要，也是俄罗斯政治发展的逻辑要求。就俄罗斯未来的政治发展而言，现代政治科学的诸多理论和各国政治民主化的实践都反复印证了一个道理：只有存在着有效的国家，民主才是可能的。现代国家是民主的前提条件；缺少带有现代国家属性的组织，就不可能对于国家的领土施行民主管理：“没有国家，任何现代民主都是不可能的„„民主要求国家地位。没有现代国家，就不可能有稳固的民主”。[4]普京指出，“国家不是民主的障碍。恰恰相反，国家是捍卫这种民主的工具。”[5]482政治民主化的工具和前提是一个有效的国家。所以，普京的国家中心主义理念将长期贯穿于俄罗斯的未来发展进程之中。

强化总统的地位与权威

在俄罗斯历史上，政权及其活动是其主导力量，权力始终掌握在最高领导人(沙皇、总书记)的手中。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说：“还有什么比俄罗斯社会结构更简单的呢?高居于社会之上的是集权力于一身的最高政权。”[6]恰达耶夫指出，“俄国人民从来都只将政权视为严厉程度不等的家庭权威„„任何一个君主，无论他是怎样的，对于人民来说都是一位父亲”[7]。新俄罗斯独立后国家权力的核心集中在最高领导人——总统手里。1993年12月，在武装镇压反对派之后，俄罗斯全民公决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宪法。“尽管宪法的制定运用了法国和美国的许多经验，甚至较全面地确认了人权和自由，但从宪法构建的角度说，新的政治体制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模式。政治体制的基础不是被正式赋予国际公认的所有基本权利和自由、享有主权的人民和公民，而是总统制。”[8]

根据俄罗斯现行的宪法体系，在仿效西方式样确立的总统制中，俄罗斯总统拥有的权力几乎是世界所有宪政体制国家当中最大的。总统的权力凌驾于议会、司法、行政、党派之上，集内政、外交、行政和立法大权于一身，基本上不受任何权力的制约，被称为“超级总统制”。比较宪法的研究表明，“无论就与议会关系，还是就与政府关系，俄罗斯总统都拥有比美国和法国总统大得多的权力”[3]49。参与现代宪法起草的著名社会活动家马萨尔斯基也慨叹，“俄罗斯总统是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他是沙皇、总书记和总统的混合物”[9]。“超级总统制”的形成既是受到俄罗斯传统政治文化中崇尚强人治国思想影响的结果，也是急剧转型中客观社会现实的必然要求，它反映了俄罗斯社会迅速变迁过程中对秩序与权威的需求，反映了国家转型及复兴大国地位的需要，反映了俄罗斯人在困难时期对“铁腕人物”来拯救俄罗斯国家命运的希冀。

尽管俄罗斯宪法赋予总统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威，叶利钦在位时并没有真正建构起总统的最高权威。1998年3月叶利钦走马灯式地频繁更换政府，并且似乎已经完全乱了章法。1998年8月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俄罗斯的经济及其转轨过程。这时，国有资产也被寡头们瓜分得差不多了，政治动荡不安，社会矛盾积累很深，叶利钦的声望掉到谷底。实际上，叶利钦已不再是个“新权威”了。普京时期通过加大反恐力度、加大对政权党的培育与支持、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整肃寡头势力、加强对本国经济命脉的控制等措施，为俄罗斯带来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赢得了民众的普遍拥护与爱戴。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权威式的政治改革不仅确立了普京个人的无上权威，也确立了总统在俄罗斯的真正地位与权威。

普京本人多次公开表示强势总统制对于俄罗斯发展的意义。2007年9月14日，他在索契会见“瓦尔代”论坛代表时强调，“在一个弱势总统政权中不可能出现强大的俄罗斯”[5]536，“从未来中期发展来看，俄罗斯需要的是强有力的总统 政权。其他的形式我无法想象”[5]536-537。“俄罗斯的情况是如此复杂，因此目前，尤其在没有稳定的成熟的多党制条件下，我要强调，没有比强权总统更好的民主形式”[5]537。在不同的场合，普京多次明确表示俄罗斯必须实行强势总统制。梅德韦杰夫也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坚持强总统制。2008年1月24日，梅德韦杰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的国家是拥有强大权力执行机构的总统制国家，为了俄联邦的长期存在，这种政体应该延续下去。”[10]2008年7月2日，梅德韦杰夫接受来自八国集团各国记者的采访时也谈到，俄罗斯是一个需要一名强力领导人的国家。引入议会制民主目前在俄罗斯并不合适，“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无法再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下去。”“为了保持统一，在未来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俄罗斯必须保持总统制”[11]。2008年11月21日，俄罗斯国家杜马批准了梅德韦杰夫将俄总统任期从4年延长至6年的提议。延长总统任期，实际上就是更加强化总统制在俄罗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核心作用。

总之，对总统地位与权威的强化是普京的重要政治理念，这一理念并将随着俄罗斯发展而具有长期生命力。罗伊·麦德维杰夫指出，“较之大多数其他世界大国，俄罗斯的命运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取决于被赋予了极大权力的国家元首的个人品质以及全国大多数民众对他的信任”[12]332。俄罗斯强大的总统制是加强俄罗斯联邦中央的权威、维护俄罗斯统一权力体系、实行统一的法律体系和统一经济空间的制度保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俄罗斯政治发展都会遵循这一思路：一方面维持自身的领导权威，另一方面国家政治和经济状况继续改善；一方面保持高度的总统集权，另一方面致力于获得社会的稳定支持；一方面是三权分离，另一方面是保持高层权力机构对于总统治理的信赖。

强调俄罗斯民主的特色

在自由主义引导下，叶利钦照搬西式民主，推行激进的政治改革，结果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地方分离主义猖獗、经济大幅下降、民众信仰缺失、国家发展方向迷失。应当说，执政的亲西方民主派强烈的“西化”情结及其对苏联制度的极端否定是导致俄罗斯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普京出任总统之前就已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其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指出，“我们国家迫切需要进行富有成效的建设性的工作，然而，在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似的社会是不可能进行的。在一个基本阶层和主要政治力量信奉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社会里也是不可能进 行的”[2]7。随后，普京提出重建“俄罗斯思想”的重大课题。经过“可控民主”的探索，普京创立了“主权民主”政治模式，强调俄罗斯的民主不同于西方，确立了俄罗斯民主的特色。

在2005年《国情咨文》中，普京以大量篇幅论述了俄罗斯的民主问题，提出“俄罗斯是按照本国人民的意愿，选择了自己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它遵守所有通行的民主规则，走上了民主之路。它将就如何贯彻自由和民主原则作出自己的独立决定，这必须从本国的历史、地缘政治及其他国情出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能够也将自主地决定民主道路上的一切时间期限，以及 推进民主的条件”[5]187。这是普京关于俄罗斯民主道路选择的公开宣言。2007年9月14日，普京在公开场合对“主权民主”作了较为全面和权威的一次阐释。普京认为，“主权讲的是我国与外部世界相互关系的性质，而民主则是内部的状态，我们社会的内容”[5]532。在普京“主权民主”的思想体系中，主权和民主都重要，但是若把二者相比起来，主权比民主更重要。“主权是当今最宝贵的东西，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没有主权，俄罗斯无法生存。它要么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要么就什么都不是”[5]533。俄罗斯首先要维护自己的主权。主权要求既来自俄罗斯政治转轨的需要，也来自于俄罗斯所处的复杂国际地缘政治环境。民主的俄罗斯政治体制应当服从于维护和加强主权的要求，服从于加强大国主义和国家体制的标准。

“主权民主”的核心就是强调俄式特色的民主样式。事实表明，“主权民主”不仅符合俄罗斯的传统文化，而且适应转轨时期俄罗斯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模式的可行性已为俄罗斯的社会实践所证明。“主权民主”引领国家恢复了政治稳定，振奋了民族精神，唤起了崛起的热情，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同。2006年12月，“统一俄罗斯”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式将“主权民主”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2007年“统一俄罗斯”在国家杜马选举中大获全胜。这充分表明：俄罗斯民众对“主权民主”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在经历过叶利钦时期民主的泛化、滥用后的俄罗斯民众也深刻意识到，民主的俄罗斯的政治体制应当服从于维护和加强国家权威与国际地位的要求。因此，民众认可并坚定支持“主权民主”的政治发展道路。

“主权民主”虽然使俄在制度和价值观方面拉大了与西方的距离，并为此承受来自西方的强大压力，但对转轨国家在世界民主化浪潮中应对美国的“民主化”攻势、保持政治稳定、保证国家的统一、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所以，俄罗斯社会发展要求必须继续坚持“主权民主”。另外，“主权民主”思想是普京政治理念的集中体现，它反映了普京政府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点。普京认为他已经找到适合俄罗斯发展的政治模式，在后普京时代俄罗斯的最高政权继任者只需要坚持已有的发展模式，继续保持俄罗斯政治的稳定。有充分理由认为，“主权民主”政治模式比较符合俄罗斯的国情，因而具有较强的延续性。有的评论家提到，梅德韦杰夫曾经说过，“主权民主”远不是最理想的术语。民主就是民主，只有完全的民主或不完全的民主。问题不在于使用什么术语，而在于只有拥有主权的国家，才会有真正的民主。在“梅普组合”权力架构下现行政治模式极小可能发生实质性改变。俄罗斯面临的国际与国内现实决定着“主权民主”这种具有权威主义、强国主义色彩的政治结构在俄罗斯需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致力于强国的追求

独立后的俄罗斯实行了激进的西式化民主改革，奉行了“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政策，试图使自己真正成为西方俱乐部成员。然而，亲西方政策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理想效果。西方对俄罗斯不仅口惠而实不至，而且加紧对俄战略遏制，俄罗斯在一味乞求和退让中沦为“超级乞丐大国”、“国际社会二等公民”和“西方大国的小伙伴”。“加入民主和迅速发展的国家俱乐部曾被宣布为各项改革任务的总任务，实际上都很快地降低了俄罗斯的国际威望与威信，使它在国际社会事务中的作用降到了与之很不相称的地步”[13]。在叶利钦后期，俄罗斯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危机，综合国力大幅下降，导致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急剧下降，俄罗斯陷入“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2]16。

俄罗斯国际地位的衰落使俄罗斯的民族尊严受到极大伤害，并激发了俄罗斯人历史上形成的大国情结、强国追求。事实上，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救世主义、帝国思维和扩张传统、崇尚权威等，是以强大的国家为依托的，归为对强国的追求，他们对国家在世界上地位的追求强于对个人幸福生活的追求。所以，在俄罗斯民族发展的历史上，虽屡经磨难，但是俄罗斯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对强国的追逐。几百年来俄罗斯已经习惯于被当做一个世界强国来对待，其强国情结在俄罗斯人的心中仍然根深蒂固，“俄罗斯人认为，俄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大陆。因此，俄罗斯理应成为超级大国，并在全球事务中拥有决定性的话语权。在俄语中，‘velikii’一词既表示‘巨大’，又表示‘伟大’”[14]。在这种情结的激发下，追求世界强国的地位和作用依然是当前俄罗斯始终不渝的战略目标。它的帝国时期强盛的历史、冷战时期美苏争霸的纪录，使得当今俄罗斯朝野对叶利钦时期强权威胁的增大、势力范围的无限缩小、国际地位急剧下降，极为不满。广大民众迫切要求加强国家权威，使国家摆脱经济和社会的窘境，进而维护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强国地位。

美国学者艾伦·林奇指出，“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与西方共同努力推进俄罗斯的转型，使之与西方的经济、政治接轨，当时俄罗斯经历了内部的衰退以及外部的窘境。这一切使得俄罗斯与西方分道扬镳，也使得俄罗斯接受了普京这样的领导人，后者承诺将推动俄罗斯的国内繁荣并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15]。普京的出现满足了俄罗斯人对由一位铁腕人物来领导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的期盼。普京执政后明确将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作为其努力方向。在2000年国情咨文中，普京指出，“俄罗斯唯一的现实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做一个不反对国际社会，不反对别的强国，而是与其共存的强国”[2]78。2003年国情咨文中，普京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应当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和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的所有决定、所有行动都只能服从于这一点”[5]18。在2005年国情咨文中，普京指出，“俄罗斯在当代世界上的地位只取决于它是否强大和是否发展顺利”[5]182。

普京执政以来，尊重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传统，突出强调爱国主义和强国理念，把对强国的追求作为首要价值观。在普京任期，建立了一个将俄罗斯发展为超级大国的政治体制，使所有政治力量都朝着“强国富民”的方向前进，实现了俄罗 斯从乱到治，由弱到强，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政局的稳定。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俄罗斯一改上世纪90年代的软弱面貌，发展全方位外交，以迅速崛起的姿态、以大国的形象重返国际舞台，回归世界强国之列。对强国的追求是普京重要的一个政治理念，也是俄罗斯政治文化的核心，它将因俄罗斯的历史惯性和现实形势的需求，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正如普京所指出的，“我们国家还将巩固自己作为世界领导者之一的地位，我们的公民必将过上体面的生活”[5]689。罗伊·麦德维杰夫也认为，“俄罗斯继续是也应当是世界上一个 独立的力量和影响力中心，而它的幅员、资源，它的军事实力以及它的历史和民族意识，都使得俄罗斯足以当之无愧地扮演这一角色。”[12]250

普京的上述政治理念集中反映了俄罗斯领导人对俄罗斯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反思。应当说，经过苏联式的东方道路和叶利钦式的西方道路之后，普京寻找到了一条独特的具有本国特色的民主政治道路。在政治建设方面，普京强调国家的作用，强化总统的地位与权威，推行“主权民主”，把强国的追求作为首要的价值观。这一切，使俄罗斯闯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政治民主化之路。可以说，普京时代是俄罗斯政治发展模式重大调整的时代，是以建立符合俄罗斯民族特性和实际情况的政治发展模式实现强国目标的时代。普京的意义在于留下了值得继续延续下去的政治理念，为俄罗斯国家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就目前而言，“梅普组合”的权力机制是俄罗斯延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占议会多数的“政权党”是延续发展的政治保障，民众的广泛拥护与支持是延续发展的社会保障，所有这些保障机制规定着俄罗斯未来将继续按照“普京路线”走下去，继任者将遵循普京的政治理念向前发展。俄罗斯的未来发展进程中仍将带有深深的普京传统的色彩。

(收稿日期:2008·12·28)

(基金项目:本课题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项目名称:“三十年来中俄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比较研究”,项目编号:08BZZ011)。)

注释:

[1]张树华,刘显忠·当代俄罗斯政治思潮·新华出版社,2003:291

[2][俄]普京·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9

[3]冯绍雷·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1992年以来的俄罗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4]Linz J., Stepan A.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Baltimore-London, 1996

[5][俄]普京·普京文集(2002—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6][俄]B·O·克柳切夫斯基·俄国社会各阶层史·商务印书馆,1990:26

[7][俄]恰达耶夫·篇言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186

[8][俄]威廉·斯米尔诺夫·俄罗斯的政治改革:从浪漫到现实·国外理论动态,2006(2)

[9]冯玉军·俄罗斯外交决策机制·时事出版社,2002:87

[10]梅德韦杰夫表态:总统制不会变·http://news.sina.com.cn/o/2008-01-26/085713330547s.shtml

[11]梅德韦杰夫否决俄罗斯搞议会民主保持总统制·http://news.sohu.com/20080704/n257934659.shtml

[12][俄]罗伊·麦德维杰夫·普京总统的第二任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3][俄]雅科夫列夫·俄罗斯、中国与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72

[14]美反俄情绪开始抬头·环球时报,2006-03-31

制约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 篇6

一  通过比较看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俄罗斯和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无疑已经成了制度变迁理论中的经典案例。无论从变迁的方式路径，还是从制度安排、改革绩效上，两国都有很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源于制度建设的不同思路。具体体现在：

第一，在制度变迁的方式及路径选择上，中国并没有像俄罗斯一样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采取了“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变迁方式。强制性体现在，改革首先是在中国共产党有意识的领导下进行的，政府是推动改革的主体；诱致性体现在，在变迁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人民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方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过程就是典型的例子。从变迁的速度上看，中国往往被看成是“渐进式”的典型。我们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应该说，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的20几年基本上是本着层层推进、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方式进行的，可以认为是渐进的。但在局部某些领域，并不排除激进式的变迁，正是这种因地制宜的方法，使得制度变迁的效果与速度之间的矛盾能够得到很好地解决。

第二，中国的制度变迁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避免了由于意识形态的强烈震荡而导致人们对改革的恐慌，使我们有一个一贯的、统一的、科学的和稳定的指导思想，从而使改革能够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社会环境下进行，大大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成本。而俄罗斯则一开始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使得俄罗斯人民的思想没有了方向感，处于一种混乱状态，这种状况又进一步导致社会不稳定，极右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盛行。这无疑大大增加了俄罗斯制度变迁的成本。

第三，在产权制度的构建上，1978年以来，中国对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变革，把权力下放到了个体层面，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逐步承认了私人所有制的地位（注：1982年新《宪法》和1987年党的“十三大”分别确立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补充的地位。）。但是与俄罗斯不同，这种改革并没有采取全盘私有化的方式，而是坚持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产权形式并存的原则，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形式各自的优势，扬长避短，引导私有制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同时巩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四，在市场基本制度的构建上，经过改革开放的努力，我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市场体系。首先，在法制制度的构建上，各种旨在规范市场行为的法律法规陆续出台，改革初期那种钻法律空子的现象已经基本杜绝，整个市场体系在一个日益规范的环境中运行，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其次，在金融制度的构建上，中国采取的是严格渐进的方式，没有像俄罗斯一样盲目自由化。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产生了诸如呆坏账等很多问题，但从总体上说，它起到了一个金融体系应该起到的作用（俄罗斯就没有做到这一点），在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没有对我国经济产生太大影响，金融领域的渐进式改革功不可没。再次，在对外经济制度的构建上，我国采取了实验的方法，先试办经济特区，然后再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逐步推广（注：具体顺序是：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城市―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江沿边开放区―内陆开放城市。），它的特点可以用“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这九个字概括。我国的外贸体制也由国家垄断逐步过渡到了允许更多的包括私营公司在内的企业经营外贸，经过20年的渐进改革，我国形成了管理与市场相结合，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格局。可以说，我国的外贸体制正逐步与国际接轨。此外，市场制度的构建还包括社会保障制度、财政制度等，它们也都很重要，但受篇幅所限，这里就不一一比较了。

以上所论述的只是中俄两国具体制度构建方面的一小部分差别，从中我们已经可以明显地看出，制度因素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制度变迁上，由于做法不同导致了迥然的绩效差别，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二  转轨过程中俄罗斯制度构建存在的问题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制度的供给者自然希望能够构建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制度，但是在具体的构建过程中，受多种主客观复杂因素的影响，最后的结果往往却与改革的初衷大相径庭。俄罗斯现在正处于这样一种尴尬境地。那么，俄罗斯的制度构建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它应不应该进行新一轮的制度构建？俄罗斯能不能够通过制度改进实现改革目标？应该怎样进行俄罗斯的制度构建？我们将带着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地思考，力求得出一个合理、客观的解释。

第一，制度构建成本高昂。社会制度的变迁只有当其无力承担旧制度带来的高昂成本（即康芒斯所界定的“交易费用”。这里的交易包括买卖交易、限额交易和管理交易三种），同时制度变迁又符合主导利益集团的利益时，才有可能发生。正如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他们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更新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绝不会出现的”。笔者认为，原苏联的各种制度在其解体前已经处于一种僵化状态，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把这种被压抑多年的制度变迁需求释放出来是迟早要做的事情。本来，以何种方式来完成制度的变迁并不重要，但是，制度变迁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成败。而选择不同的变迁方式，其成本是不同的。因此，选择何种方式来完成这种转换便变得重要起来。很多学者从变迁速度角度考虑，把制度变迁概括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让巨大的制度需求的能量逐渐释放（渐进式），另一种则是一古脑儿地把那股力量全部释放出来（激进式）（注：在第一部分我们已经区分了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概念，在第二部分也提到了激进式和渐进式两个概念。这两组概念均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制度变迁的方式做的概括。前者主要是从制度需求――供给角度，后者主要从速度角度。）。理论界对这两种方式孰优孰劣存在很多争论（注：前者通常用“摸着石头才能过河”这句谚语来形容渐进改革的合理性，后者则说“跨越深渊不可能用两步”。似乎都有道理，稍后我们将论述应该怎样看待这两种观点。），很多学者也习惯从这两种方式本身（即速度上的）的差别来解释俄罗斯改革失误的原因。但是，我们认为，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前者付出的成本就一定比后者少，关键是要结合本国的国情来分析采用哪种方式付出的改革成本最少。俄罗斯改革失误的原因并不单纯是因为采取了激进的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俄罗斯没有根据本国的国情，而盲目全盘照搬了外国的制度，在各个不同领域的制度构建上也采取了“一刀切”的方式。事实上，技术因素，历史、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因素，利益因素，政治偏好因素等很多因素都能够使采用两种不同方式所造成的成本有很大差别。这是对一国总体情况说的。更进一步地说，不同领域的具体情况不同，制度构建的方法也应不同，有的领域适合采取激进方式，有的领域则适合采取渐进方式。只有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才能使改革成本最小，从而使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最大。

第二，在产权制度的构建上，俄罗斯虽然（形式上）实行了迅速而坚决的私有化，但要注意到，在肯定数量上的成就的同时，这种私有化对经济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事实上，俄罗斯企业的经营机制与计划经济时代一样，都是以对市场的垄断为特征的，这就不可能调动作为市场

经济主体的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难以使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充分发挥。要知道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是靠少数垄断者推动的，相反，垄断阶层往往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

第三，在市场基本制度的构建上，应该承认，俄罗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市场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价格开始对资源配置产生作用，资本、外汇市场也已经基本建立。但不能否认，俄罗斯在市场基本制度的建设上仍然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市场体系的建设包括很多相互联系的方面。我们只就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进行分析（姑且称之为对“子制度”的分析）。首先，俄罗斯的法律制度建设亟待完善。因为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一国的市场经济能够健康发展的基础。俄罗斯现行的法律并不能够对市场主体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相反，它往往更多地体现了垄断利益集团的利益，这对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是很不利的。其次，在金融制度的建设上，盲目实行自由化，对资金的流向没有有效的监管，对外资的依赖过于严重，使金融在经济中的资金融通、信用创造和调控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发生的严重的金融危机就验证了这一点。再次，在外贸制度的建设上，俄罗斯也犯了盲目自由化的错误。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实行外贸自由化才是可行的，因为这时国家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应对外部冲击。而在改革之初就盲目实行外贸自由化，一方面给监控资金外流与国际游资的冲击带来困难，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本国幼稚工业的发展。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的束缚，一些企业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难以同跨国巨头抗衡。而俄罗斯却由于在改革初期就放弃了国家对外贸的必要干预，从而使国内市场拱手让人，使本已苦苦挣扎的民族工业更是雪上加霜。与此同时，俄罗斯从外贸自由化中得到的好处却极其有限，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出口结构极不合理，严重依赖石油、金属等原材料的出口，使经济严重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这些都不利于俄罗斯经济的发展。以上论述的只是市场基本制度的一个小部分。除此之外，俄罗斯还有诸如社会保障制度等很多子制度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都有待于尽快解决。

总之，俄罗斯付出沉痛代价换来的新制度在其构建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持续不断地开展新一轮的革新，使改革后的制度更符合俄罗斯的国情。当然，这种制度的构建在短期内已经不可能是根本性的了，俄罗斯已经支付不起转型的成本了，只能在现有的大框架内进行制度上的扩充与完善。

三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根本性的，只有依据本国国情构建自己的制度体系，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最根本的保证。反之，如果盲目照搬别国“现成的”制度安排，则必将吞下失败的苦果。由上面的分析比较可以看出，俄罗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结合本国实际从而使其构建的制度体系不能做到在变迁成本最小的情况下收益最大化。

俄罗斯政治制度改革 篇7

一、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

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不改变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前提下, 对国家政权组织、政权组织的相互关系及运行机制调整和完善。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一样, 国家政治现代化包括国家政治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政治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政治治理体系现代化是随着实践发展, 不断改革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使社会各方面的制度更加完善、更加合理, 社会各项事务的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主要包括领导体制、干部人事制度、行政法规等, 是对国家政治制度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1. 党政分开, 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

按邓小平的话“我们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 管不好, 管不了的事”。党应主要负责制定国家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及监督保障政府工作的正常运行, 其他的都应该交给政府, 不能单纯地让政府接受党的命令。党和政府的职能必须划分, 明确各自职能权限, 并逐步走向制度化。在我国, 很长一段时间内普遍存在党政不分, 以党代政现象。这种现象对提高党的政治领导水平具有制约作用。比如, 党委包揽分钱分物, 批项目这类政府部门的日常事务, 并直接出面干预。不仅没有发挥政府的作用, 也没有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党作为领导者, 应该充分发挥领导者作用, 做好领导者应该做的工作;同时, “党要管党”, 党政不分使党无暇顾及自身建设, 党应该把自身建设摆在首要位置, 不能因为一些繁杂事务荒废了自身建设。繁杂事务应充分发挥政府、人大、社会组织和各类群众团体作用;以党代政也不能有效发挥党“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党作为领导者, 要做好总揽全局工作, 社会成员是一个有机联系整体, 他们之间既有共同利益, 也存在一定矛盾。这些矛盾政府会处理, 但也需要党协调;以党代政也不能真正履行党的监督职能。—党包揽政府工作, 使自己既是领导者, 也是执行者, 自己不能监督自己。在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党必须加强自身建设, 使自己经受住实践的考验和人民的检验。

2. 简政放权, 解决好中央和地方关系

邓小平指出:“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 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 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 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 分过几次权, 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邓小平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 在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中, 也应明确这一点。邓小平说过, 机构臃肿必然促成官僚主义发展。为提高办事效率, 必须大力精简机构。实行权力下放, 保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 逐步划清中央和地方职责。中央主要负责提出大政方针, 进行监督, 而地方主要处理自己的事务。权力下放并不意味着地方可以为所欲为, 也不意味着中央失去对地方的领导权。权力下放必须把握好一定尺度, 既让地方有充分的自主权, 也要保证中央的监管权。

3. 完善干部制度, 改革人事制度

邓小平强调:“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坚决解放思想, 克服重重障碍, 打破老框框, 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 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 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制度, 让制度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让人接受制度的管理, 有助于实现人的现代化。邓小平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 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 (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 职务的任期, 以及离休、退休, 要按不同情况, 做出适当明确的规定”。邓小平亲自带头, 领导层实行退休制就是最好的表率。本文认为对干部谈不上什么弹劾, 但对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和考核过程必须透明化、公开化, 让群众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干部至少要有接受群众考验和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邓小平还强调:“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领导干部任职不能无限期, 应该把更多优秀、有责任心的年轻人提拔起来, 让他们来为国家发展做出应有贡献。邓小平作为中央高层领导亲自带头实行领导干部退休制, 实现了领导职务不再终身制的转身。他提出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形式, 逐步解决高级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他出任第一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即意在从他做起开退休先例。这在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有助于实现干部队伍年轻化。邓小平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里程碑, 他把退休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 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把退休作为一种制度提高到国家改革高度。30多年来, 我国干部制度和人事制度逐步完善和发展, 但对干部的考核水平还有待提高。不能总是等到问题出现后才发现干部有问题, 才去解决问题。干部应经得起实践锻炼, 经得起人民检验, 经得起时间考验。

4.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 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后, 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 法制很不完备”。法制不健全, 是源于传统社会遗留的弊病。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都是人治, 对制度的构建比较欠缺。例如, 毛泽东时期单纯的把官僚主义看做作风问题, 只是通过整党整风、加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及对党员干部进行意识形态及理想信念教育来解决官僚主义问题, 并没有把成功经验以制度或法律法规形式固定下来, 没有找到官僚主义产生的体制根源。而邓小平较早意识到“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 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 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问题更重要。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 而是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作, 不是光靠改革就能解决的, 还需要不断创新, 适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调整和改变。民主和法制必须配套进行, 民主是法制的基础, 法制是民主的保障。只有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才能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只有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才能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二、以国家政治现代化为视角, 解读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

国家政治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是强调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变, 即领导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要以法律制度为依据管理国家事务;二是强调从独自治理向共同治理转变, 即在国家政治活动中, 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和个人等行为主体, 都可参与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项事务的管理中来, 以实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和公共利益最大化, 是一种多元式的发展。站在国家政治现代化角度来看, 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存在以下问题:

1. 权力过分集中, 缺乏有效监管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政治权力问题。邓小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 过去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进一步指出“权力过分集中, 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 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 容易造成个人专断, 破坏集体领导, 产生官僚主义”。由于权力过分集中, 造成了权力结构畸形、权力运行紊乱、权力监督失效。长期以来, 我国都是人管制度, 而不是制度管人, 许多领导之所以会腐败, 根源就在于制度建设不到位, 没有制度的约束, 个人权力无限地膨胀。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会导致腐败, 比如, 建设领域潜规则泛滥, 开发商、转包商、寻租掮客绳聚左右, 以及各种官场潜规则的耳濡目染之下, 人性脆弱的底线往往容易被突破。

2.“四风”问题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兼职过多, 工作难以深入, 特别是妨碍选拔更多更适当的同志担任领导工作。副职过多, 效率难以提高, 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者不深入基层和群众, 不了解实际情况, 不关心群众疾苦, 遇事不负责任, 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按客观规律办事, 主观主义地瞎指挥等;形式主义则表现为弄虚作假, 不求实效、作表面文章, 以赢得上级肯定和领导满意。在市场经济的诱惑下, 党和国家干部队伍中还存在着严重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比如, 思想空虚、精神萎靡、贪图安逸、不思进取, 讲排场、比阔气, 铺张浪费、挥霍公款、骄奢淫逸、腐化堕落。

3. 公共权力缺乏约束, 滋生形形色色特权现象

特权现象是指权力不受法律和制度约束。特权思想是政治和经济上超越法律制度之外的权利行为欲望。凡是手握公权者都有产生特权欲望的可能。我国现有的权力结构和权力配置的重大缺陷, 就是不适当地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集于一身, 必然会造成对权力垄断, 形成权力的“巨无霸”, 更利于特权者把法律赋予的公共权力私有化、经济化、关系化。随着国家加大反腐力度, 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大老虎相继落马, 可人们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并没有随之提高, 腐败仍在高位区。

三、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政治现代化

邓小平深刻指出“要克服党和国家各项具体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 根本的问题是改革制度”。并明确指出,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 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涉及范围之广, 触及利益之多, 敏感程度之深。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政治现代化要注重制度设计、政治体系完善和策略推进。

1. 健全和完善权力运行的制度体系

一是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 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 公开权力的使用流程, 让权力的使用公开化、透明化。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二是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 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规范权力运行的流程。实行权力清单制度可有效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权力运行体系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 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进行。国家治理的过程就是社会权力运行的过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按照现代法制和民主政治的要求, 建立起配置合理的权力架构, 规范社会权力运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

2. 健全和完善权力运用的法规体系

国家政治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权力明确、能力有限的政府。政治治理的主体是政府, 它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做为支撑。一是要完善权力结构, 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侵权, 通过法律规范清晰明确权力运行的轨迹, 可以大大减少个别人或者少数几个人“拍脑袋”决策导致的权力滥用;二是强化反腐的法规威慑, 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措施严厉、下场可悲, 使领导干部畏惧战栗, “不敢腐”;三是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法规体系, 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3. 健全和完善权力运用的监督体系

我国现行权力监督体系, 就专门机构来看, 在执政党有纪律检查委员会系统, 在国家有检察和反贪系统, 在政府有监察系统。一是强化内部监督。通过党内法规、政府权力治理法规, 形成预防监督、过程监督和结果监督的完善的监督体系;二是强化外部监督对权力的制约, 充分发挥各类媒体、社会组织和人民群众等全方位监督, 让权力运行的每一个过程清晰可见;三是完善政绩考核体系, 以民众满意度作为选拔官员基本标准, 以重塑领导干部的权力观、价值观, 真正实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总之, 国家政治现代化为政治体制改革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而政治体制改革的现代化为实现国家政治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不管政治体制怎样改革, 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政治体制改革牵涉的利益群体多, 十分敏感, 要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有步骤地进行, 继续坚持渐进式的改革之路。

摘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关键, 国家政治现代化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深刻阐述了制度建设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性, 并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存在问题和改革的重大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国家政治现代化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1975-1982[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2]莫志斌.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对实现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重大价值: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J].观察与思考, 2014 (8) :3-8.

[3]姚红.论政治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J].重庆行政 (公共论坛) , 2014 (3) :23-25.

俄罗斯政治制度改革 篇8

普京的表现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7年来，他稳稳地坐在总统宝座上并树立了强势总统形象。俄罗斯政治秩序得以恢复，经济情况逐步好转，军事实力再现雄风，外交政策积极务实。普京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普京治理俄罗斯的“四板斧”

政治上，他首先实行“削藩”，把叶利钦时代日渐膨胀的地方权力逐步向联邦中央收回，使政令畅通。他还改革政党体制，逐步形成了“政权党”：一方面迫使左派共产党边缘化，一方面将右翼自由派挡在议会大门之外，从而结束了叶利钦时代政党纷争的混乱局面。在与寡头的关系上，普京打拉结合，制订寡头参与国家生活的游戏规则，使叶利钦时期寡头严重干预国家政治的现象得以消弭。

经济上，普京采取务实、温和且符合俄罗斯国情的经济发展措施，积极推动社会福利改革。近年国际油价上涨，为俄罗斯换取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使普京拥有了更多的手段推进经济改革。今天的俄罗斯已焕发新的活力，成为“金砖四国”之一。

军事上，俄罗斯军队逐步摆脱了苏联解体时的破败境地，军事投资逐年扩大，军事现代化稳步推进，军人待遇和地位提高。2007年8月17日，俄战略轰炸机恢复了战略值班巡航，这是苏联解体以来的第一次。库兹涅佐夫元帅号航母也重新起航。此前，俄罗斯还恢复了先进战斗机的生产和研制，试射了新型战略导弹……种种迹象表明，普京的军事强国战略已收到实效。

外交上，普京奉行务实外交，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在国际舞台谋求俄罗斯作为传统政治大国的利益和地位，捍卫国家尊严。俄罗斯主张多极化，反对单极世界；主张平等对话，反对诉诸武力；主张反恐国际合作，反对反恐双重标准；主张民主多样性，反对单一民主标准。俄罗斯加强了与原独联体范围内国家的联系，加强了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友好关系。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与壮大，大大提升了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也使俄在国际舞台上显得更加从容。

普京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俄罗斯已现雏形。

“可控民主”：俄罗斯人发明的一个词

与前任总统叶利钦相比，普京显然要务实得多，他善于抓住俄罗斯复杂的国际国内问题的关键，提出并推行自己独特的治国方略和执政模式。

普京的治国方略是实行国家主义，这是由俄罗斯的强国战略目标决定的。俄罗斯这样一个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国家，为了振兴经济，不得不对各种资源进行合理调配和相对集中使用，而这一任务只能由国家政权来承担。因此，相对集权是必要的，这是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应对国际挑战、提高国家竞争力、在内外压力下保证国家统一不可或缺的条件。

俄罗斯人发明了一个词——“可控民主”，对普京治国方略和执政思维作了较为准确的概括。普京在执政实践中致力于法制建设，讲究依法办事和遵守民主程序，但宪法赋予总统巨大的权力使他事实上成了凌驾于民主之上的控制者，这种“可控民主”实际上是一种以民主形式出现的“强人政治”。尽管普京的“可控民主”还有一定争议，但在俄罗斯目前的发展阶段，应该说“可控民主”为大多数民众所认可和接受，实际效果还是不错的。

普京强势总统的执政模式无疑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强势不等于专制独裁、极权统治，也很难说导致民主的倒退，因为它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并始终遵守基本的民主原则，起码保持了程序民主。但它确实不同于西方的民主制，普京拥有很大的权力，并因此不时受到俄罗斯国内外“民主捍卫者”的批评和指责。针对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民主倒退”的批评，普京不止一次作出回应，强调“俄罗斯是自由国家”。他指出，俄罗斯有自己对民主的认识，有权自主决定民主发展进程，“美国政府和公众对我国的政治进程有不同的看法，应当说，我们也不赞同美国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批评是建设性的，我们就会倾听，如果是想把水搅混，我们就不理睬它”。这说明，普京的执政更加尊重俄罗斯的历史和特色。

普京时代远未结束

2007年12月，在國家杜马(议会)选举中胜出的统一俄罗斯党联合其他三党提名第一副总理梅德韦杰夫为下届总统候选人，普京对此表示“完全赞同”。

在2008年总统选举问题上，由于普京得到多数俄罗斯人拥护，各种反对派将难有作为。与叶利钦后期为最高国家权力交接问题煞费苦心的情景相对照，2008年俄罗斯总统权力的交接尽管存在不确定因素，但总体上将会顺利得多。

不过，俄罗斯政治未来的发展道路未必会一帆风顺。

“可控民主”面临庞大的官僚体系的挑战。俄罗斯是一个有官僚主义历史传统的国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普京曾说，“我国在长时间的历史发展中存在并且愈演愈烈的是超官僚主义的经济和超官僚主义的国家，官员有权自作主张地决定一切。不仅官员，连同官员无关的人都这样想。所有的人都等长官决定。”改革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招致他们或明或暗的抵制甚至反抗。

下任总统仍需理顺各种复杂关系。普京的联邦制改革、行政改革、政党体制改革，以及确定制度、建立机制、明确“游戏规则”的种种努力尽管已走出关键性一步，但这毕竟只是第一步。改革必然涉及权力、利益的分配，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官僚集团与财阀寡头的关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尽管俄罗斯经济已较快增长，但经济改革任务仍十分艰巨。俄罗斯经济处于转轨时期，经济结构还很不合理，比如过分依赖原材料和能源出口。俄罗斯科技力量雄厚，但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有待提高。目前俄贫富差距逐步扩大，社会福利改革不断出现问题……这些问题庞大而复杂，触及深层次矛盾，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

多年来，俄罗斯境内发生的几乎所有有组织的恐怖活动都与车臣恐怖主义分子有关。对未来国家领导人来说，反恐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政局产生影响。

此外，俄罗斯的国际环境恶化，这对未来国家领导人坚持普京式强硬外交作风提出了考验。俄罗斯一直面临北约东扩的压力，美国又借反恐之机积极向中亚国家渗透，一些原“独联体”国家对俄表现出不友好甚至敌对态度，连昔日最信任的盟友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也开始出现离心倾向。以上问题使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绪抬头，对当局产生巨大的压力。

俄罗斯在普京总统的带领下，基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俄罗斯下一届领导人必然会坚持普京式的治国方略，坚持走“俄罗斯道路”，这是俄罗斯重振大国雄风的希望所在。更何况，普京有可能在2008年大选后出任总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普京时代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