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彭教授课堂文化讲座的感想

听彭教授课堂文化讲座的感想（精选3篇）

听彭教授课堂文化讲座的感想 篇1

听彭贤智教授关于《课堂文化的构建与设施策略》讲座有感 ——赵建辉

2014年10月11日，我怀着无比憧憬与敬仰的心情来到沙河市一中，在这里彭贤智教授要进行一次《课堂文化的构建与设施策略》的讲座。讲座中，彭贤智教授绘声绘色地讲解，深入浅出地指引，使我受益匪浅，相信我会在彭贤智教授的引领下能更清楚地了解课堂文化的真正内涵，以便做好课堂的改革和深入研究。现将《课堂文化的构建与设施策略》总结如下：

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国家教育部提出新课改，课改的主要理念是自主、合作、探究，促使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而课堂是教育发生影响力的核心地带，是学校文化建设的核心课程改革的深入进行为课堂文化的重建提出了紧迫要求，课堂文化的变革或重建势在必行。

从学校文化的基本要素上分析，可以把课堂文化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和行为文化。课堂精神文化是指以学生为本，对课堂道德水准、课堂育人价值、课堂的生命感召力、学科文化价值以及学校主题文化价值的体现。课堂精神文化是课堂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它规定和制约着课堂环境的品位，规定和制约着课堂制度的严谨和规范，规定和制约着师生课堂行为的准则。课堂制度文化是指教师和学生在课堂活动中的规范，或是各种外显和内隐的规则体系，它代表师生要实现的目标、信念、哲学伦理及价值观。制度文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对人的心理和情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它的本质在于协调课堂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规范教师与学生的行为，从而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促进课堂文化的生长。课堂环境文化是指依据当代教育理念和课堂教学改革的趋势，营造适合学生自主学习、自主发展，有利于实现有效课堂的和谐的环境氛围。其文化内涵是自由、开放、赏识、宽容、激励。课堂行为文化是指教师和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以某种价值取向构建的教学行为方式。课堂文化建设主要就是研究课堂行为文化,因为无论课堂教学改革基于何种新理念，课堂（课前、课上、课后）的全部运行都是由行为来支撑的。其文化内涵主要是民主、平等、尊重、信任、包容、和谐。其课改的理念主要是自主、合作、探究、有效等课堂行为文化可区分为教师行为、学生行为、师生互动行为。

课堂文化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师生以某种价值体系引领下所建构的教学生活方式。新课改之下的课堂文化的教学理念的价值取向是以学为本，问题导学。实现教学方式的根本转型，由教师传递型课堂向教师导学型、问题导学型以及学生自我导学型课堂转型，改变“以教代学”、“有教无学”的局面。而教学环境的价值取向是安全的、宽容的、赏识的、自由的、开放的、富于支持和激励的。师生教学关系的价值取向是民主的、平等的、和谐与融洽的、相互尊重与信赖的。教学条件的价值取向是畅通、便捷的网络化技术和丰富的资源平台。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任何一个活动设计，他的一言一行都传达某种价值观，包括隐性的、显性的，价值观是课堂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将决定着教师的思维方式和教学行为方式。也就是说课堂教学价值取向影响教师教学方式。

所以，教师首先要转变观念。通过集中培训、专家讲座、专题研究、名师指导、教育考察、现场观摩等有效途径，转变教师传统教学观念，确立“以学为本、问题导学”的基本理念，深入理解课堂文化建设的意义与内涵。创设有效和谐的课堂1.备课一定要充分。2.课堂上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3.注意捕捉学生的信息作出恰当的反馈。4.评价时注意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和求知欲。5.评价时能和学生平等地交流。6.注意调动群体学生,作出全面评价。7.课余注意提高自身素质。

当有生成性学习的良机出现的时候，教师一定不要轻易放过，要善于捕捉。教学实践证明，对生成性学习时机的正确捕捉，能使一堂课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怎样让课堂真正有效果？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情况相结合，深入浅出：1·知识内容不要讲空，讲远，讲旧，讲死了。2·教学内容少一点，切入点准一点，从兴奋点、困惑点入手。3·贴近学生思想、学习、生活实际，不无的放矢，不大而化之。4·教学案例多用学生身边的人和事说明、证明，可感可触，可亲可信。5·听进去，听明白，耳目一新：新知识，新信息，新事实。6·教师要有一颗爱心，关爱每一个学生，让其有安全感。爱的文化价值取向的课堂教学评价标准：生命文化课堂是充分尊重、关爱学生的生命的课堂，是体现师生生命价值的课堂。在求创新的同时要求真务实。教师要调控得活，以使课堂动静结合，活而不乱。在教学中能体现出生命意识、生命关怀、生命责任、对生命的尊重，在课堂中能体现出生命的价值。7·课堂教学要有效率课堂教学效果为、效率要高。课堂教学是能体现出了“三讲”“三不讲”原则。三讲：易错、易漏的知识讲；重点、难点讲；有扩展性内容的知识讲。三不讲：学生会的知识不讲；通过自学能学会的知识不讲；讲了学生也不会的知识不讲。

课堂文化建设带来的效果：拓宽课堂教学改革的视野，提升课堂教学改革的高度，推进课堂教学改革的深度，构建课堂教学改革的机制，营造课堂教学环境的氛围，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的品位。

总的来说，课堂文化有五个特征：（1）课堂文化具有特殊性，它是以专门传授和学习文化为主要目的活动。适合于某些具有某种特征的个人或团体参与的文化。课堂文化是一种动、静态结合，以动态文化为主的特殊文化。(2)课堂文化具有情境性。（3）课堂文化从构成上和形成过程都具有多元的聚合性。(4)课堂文化具有生成性。（5）课堂文化具有内隐性。

怎样构建课堂文化？要从三个方面来说：（1）以主题文化价值取向构建课堂教学的特色。（2）以课程改革理念为指导构建教学模式。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学理论指导下，以简化形式表示的关于教学活动的基本程序或框架。教学模式包含着一定的教学思想以及在此教学思想指导下的课程设计、教学原则、师生活动结构、方式、手段等。在一种教学模式中可以集中多种教学方法。（3）课堂教学要渗透学科的思想方法。

总之，营造积极的课堂心理环境，把微笑、激情、关爱、公正、机智、理解、宽容、鼓励带进课堂，新开改就是要构建学生对话的课堂，构建学生开放的课堂，献给学生探究的课堂，构建学生建构的课堂，构建学生感悟的课堂，构建学生快乐的课堂。

听彭教授课堂文化讲座的感想 篇2

2014年10月11日,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丁鼎教授应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之邀出席“京师人文宗教讲堂”, 主讲儒学系列讲座第15场——《<礼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当代价值》。丁鼎教授在开场时对该讲座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朱小健教授表示了感谢, 称自己到京师这藏龙卧虎之地举办讲座, 感到诚惶诚恐, 并简要介绍了讲座的主题:《礼记》在整个儒家经典体系中最集中、最全面、最系统地体现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和核心价值观, 对我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广泛、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直至今日, 《礼记》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一、《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在儒家经典文献体系中, 《礼记》一书虽然成书较晚, 但却占有无与伦比、举足轻重的地位。考虑到大家的疑虑, 丁鼎教授指出, 经孔子整理并传承下来的“六经” (或“五经”) 的确被普遍认为是儒家文化, 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元典, 而且“六经”中的《礼》也的确是对《仪礼》十七篇而言的, 而并非指《礼记》四十九篇。既然如此, 那么为何又说《礼记》才是儒家经典的代表作呢?在丁鼎教授看来, 之所以说《礼记》在思想意义的重要性上超越“五经”, 甚至是“十三经”的其他经典, 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其一, “礼”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内容。他指出, 儒家礼学历来讲究“陈其数”、“知其义”, 儒家“六经”无不渗透着浓重的“礼学”内容。对此, 丁鼎教授解释道, “数”即是各种礼节和仪式的具体规定, “义”则是各种礼节和仪式所体现的思想内容。与《仪礼》十七篇和《周礼》单纯侧重于“数”不同, 《礼记》四十九篇涵盖儒家“礼学”的“数”和“义”, 因而更能代表儒家的礼学思想。他又进一步阐释道, 《仪礼》十七篇所讲述的冠、婚、乡、射、朝、聘、丧、祭等八类礼节, 基本上都属于“数”的范畴, 主要讲述各类礼节的具体的行为规范;《周礼》 (原名《周官》) 是一部记述王室职官制度的著作, 按照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个序列, 记述了三百多种官职的设置及其职掌, 基本上属于“陈其数”的范畴;《礼记》一书不仅陈述各种礼的“数”, 而且揭示各种礼的“义”。

不仅如此, 丁鼎教授还介绍说, 《礼记》四十九篇, 内容非常丰富, 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 上至治国方略、社会发展规律, 下至家庭伦理规则, 在《礼记》中都有专章论述。由此可知, 《礼记》集中阐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 在《三礼》之中最能代表儒家思想精髓。另外, 丁教授以清代著名学者焦循之语进行佐证。焦循曾说, “《周官》、《礼仪》, 一代之书也。《礼记》, 万世之书也。必先明乎《礼记》, 而后可学《周官》、《礼仪》。《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 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 (《礼记补疏·序》) 。这无疑肯定了《礼记》在三《礼》中的首要地位。

其二, 《礼记》早在唐代就已取代了《仪礼》的地位。丁教授详细地将《礼记》和《仪礼》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 指出《仪礼》十七篇相传是由孔子整理和传承下来的, 汉代所谓“五经”之一的“《礼》”就是指《仪礼》。与此不同, 《礼记》四十九篇则是西汉中期礼学博士戴圣搜集编纂的一部礼学资料汇编;到东汉末期, 著名经学大师郑玄为其作注, 《礼记》的思想学术价值越来越被学术界所重视;到三国曹魏时, 《礼记》便升格为“经”, 并设立了博士, 取得与《礼仪》、《周礼》并列的地位;北朝时, “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礼》、《仪礼》兼通者, 十二三焉” (《北史·儒林传》) 。可见, 当时的学者重视并热衷于《礼记》之学, 而对《仪礼》、《周礼》已相当冷淡;唐王朝统一天下后, 唐太宗有鉴于由于南北朝时政治的分裂而形成的经学混乱的局面, 便诏令当时的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组织学者撰写《五经正义》, 用以统一全国经学。由于当时人民普遍重视《礼记》一书, “人皆竞读” (《唐会要》卷十五) , 而《礼仪》一书, “殆将废绝” (《旧唐书·杨瑒传》) , 于是孔颖达等人便将《礼记》升格为“五经”之一, 并为其作“正义” (疏) , 从此以后, 《礼记》便取代《仪礼》, 正式进入“五经”之列。根据《礼记》的发展过程及最终取代《仪礼》的事实来看, 《礼记》在《三礼》乃至儒家经典中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

其三, 《礼记》思想价值的重要性不仅在三《礼》中居于首位, 而且其地位甚至盖过“五经”。丁鼎教授以朱熹创立的“四书学”作为导引, 指出朱熹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 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 与《论语》、《孟子》两书并列, 合称“四书”, 并为这四部经书分别作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朱熹的“四书学”思想不仅阐发了儒家义理 (包括儒家的天理论、心性论、认识论等) , 而且着重强调“四书”重于“五经”。朱熹曾说“《语》、《孟》、《中庸》、《大学》是熟饭, 看其他经是打禾为饭” (《朱子语类》卷十九) , 以“熟饭”与“禾”来比喻“四书”与其他经典。丁教授解读道, 朱熹此言是认为“四书”能够直接体现孔孟之道, 相当于“熟饭”, 而“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则与孔孟之道有所间隔, 相当于“禾”。既然阅读“四书”之外的其他经典相当于“打禾为饭”, 也就是说, “四书”比“五经”及其他经典更重要, 丁鼎教授如是总结道。

对于历史上及当今许多人把《周易》看作是“六经之首”的说法, 丁鼎教授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坦言, 诚然诸如《四库全书》、《十三经注疏》等许多重要丛书的确将《周易》排于首位, 现代学术界也几乎将“六经之首”当成《周易》的同义语, 但考诸相关文献便知, 这种说法虽然渊源有自, 持之有故, 但并不确切, 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丁鼎教授指出, 先秦至西汉前期, 儒家六经排列顺序一直是以《诗经》作为“六经之首”, 而并非以《易经》居首。自西汉晚期刘歆《七略》开始, 《易经》才被列于儒家“六经”的首位。至宋代虽有人明言《周易》为“六经之首”、“群经之首”, 但也有人明言《诗经》为“六经之首”。而且南朝齐王俭的《七志》还曾将《孝经》列为众经的首位, 宋范祖禹也明言《孝经》“乃群经之首”。综上所述, 可知将《周易》列为“六经之首”或“群经之首”只是经学史上的一家之言。尽管西汉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采用了刘歆把《易经》列于群经之首的排列方法, 但丁教授认为, 这种排列顺序正如现代学者周予同先生所说: 是以六经的撰作时代为序, 而不宜从思想意义的重要性这一角度来解读这一排列方法。谈论至此, 他不无遗憾地表示, 由于《礼记》成书较晚, 因而从未被列于群经之首。他随即又表示, 《诗经》只是一部古代诗歌总集, 虽然其基本精神符合儒家的思想格调, 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阐释儒家的思想学说;《易经》本是一部卜筮之书, 其“易传” (十翼) 主要阐释阴阳变化的哲学思想, 并未对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因此, 丁鼎教授认为, 无论是《易经》还是《诗经》, 虽然它们在排列顺序上都曾居于首位, 但从思想意义的重要性上来说, 都不具备担当儒家“群经之首”的资格。

二、《礼记》的思想内容及其当代价值

在探讨《礼记》的当代价值之前, 大家不妨考虑一下,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 作为我国古代封建帝制社会纲纪的“礼”, 有没有“当代价值”?丁鼎教授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的两千余年, 儒家所倡导的“礼”基本上一直被作为“修身”与“治国”的规范, 但自从20世纪初推翻帝制, 走向共和, 社会形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后, 数千年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礼”不仅失去其作为社会纲纪、社会规范的地位, 而且往往被看作是散发着“毒气”的垃圾而遭到全盘否定, 人们甚至将中国近代以来经济、文化、科技的落后, 政治的黑暗, 吏治的腐败, 民众的愚昧落后等问题, 统统归罪于儒家所倡导的“礼”。丁鼎教授认为, 这种看法有失偏颇, 儒家倡导的“礼”固然有其陈旧、过时的内容, 但仍存在许多具有普世价值的内容, 这些思想内容对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 他不赞成对礼学的全盘否定, 认为应对其理性地、批判地继承和弘扬。

丁鼎教授以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理念及邓小平的“小康社会”理论为着眼点, 从近代到现代的历史隧道中感知不同时代的踏浪扬帆者对礼学思想的不同运用。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深受西方进化论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 但从总体来看, 还是植根于《礼记·礼运》提出的“大同”思想。康有为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 表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 即由“据乱”进为“升平” (小康) , 由“升平”进为“太平” (大同) , 进入大同社会后, 人们都会成为快活无比的“神圣”。据此, 丁鼎教授强调说, 显然康氏在《大同书》中追寻的理想社会, 既有儒家传统社会理想的特色, 又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世界。并且《礼记》在近代中国的时代价值不止于此, 孙中山就曾极力推崇《礼记·礼运》所倡导的“天下为公”理念, 主张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共和社会, 这便是将《礼记》思想充分运用于时代的产物。他感叹道, 在现代中国, 《礼记》所蕴含的思想精华依然是国家领导人和思想家运筹帷幄的重要法宝。20世纪后半期, 邓小平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提出的“小康社会”中的“小康”二字, 实际上源于《礼记·礼运》, 蕴含富足、礼义和公正的社会理想。在中国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手中, “小康”二字化用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目标, 并对小康社会的标准、内涵、实现途径和时间都作了明确的阐释, 将“小康社会”定义为“中国式的现代化”, 使得“小康”一词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随后, 丁鼎教授从“和谐社会”的角度切入, 进一步揭示《礼记》在现当代散发的时代光辉。像《礼记·儒行》提出的“礼之以和为贵”, 《礼记·中庸》所言的“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的说法表明, 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的主导精神是“和”。正是这一基本精神, 决定了“礼”的社会功用, 即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丁鼎教授认为进入21世纪后, 我们党和国家断然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 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全党全国的历史任务, 是对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批判地继承和超越, 体现出向崇尚和平共处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回归, 也是《礼记》一书现代价值的体现。

丁鼎教授开心地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很重视弘扬传统文化, 曾于2013年专程到山东曲阜考察中国孔子研究院, 并在座谈会中发表重要讲话, 这被看作是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宣示。习总书记近几年来多次在讲话与文章中引用《礼记》的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认识,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礼记》的当代价值。丁教授在现场还详细为大家解读了这些事例, 比如习总书记在给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09级本科团支部全体同学的回信中曾化用《礼记·大学》中的“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来勉励广大青年要勇于创新创造;又比如, 在2014年6月28日举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 习总书记发表的题为《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的主旨讲话中, 两次引用《礼记》的文字表述自己的思想认识。他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尊重文明多样性, 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 和平共处, 和谐共生……”他又说:“坚公平正,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公平正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领域追求的崇高目标。”丁鼎对此解释道, 其中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 典出于《礼记·中庸》, 原文为“辟如四时之错行, 如日月之代明,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典出《礼记·礼运》。习总书记在讲话中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作为当下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之道, 而将“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看作是人类社会的远景目标。对《礼记》的引用等证明了《礼记》在治国安邦领域的价值, 丁鼎教授如是总结道。

另外, 丁鼎教授也肯定了《礼记》中的“大学之道”和“中庸之道”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当代价值。他认为《大学》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和《中庸》提出的“不 偏”、“不易”、中正、平和的为人处世之道,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努力弘扬光明品德, 不断提高自身修养, 并积极入世, 兼济天下, 造福社会。《礼记》的诸多思想理念不仅成为鞭策知识分子修身养性、完善自我的思想圭臬, 而且也被我国许多高等学校作为办学目标的校训。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河南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诸多高校都从《礼记》中选取相关文字作为校 训, 如中山大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河南大学的“明德新民, 止于至善”等。这绝非偶然, 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些学校认识到了《礼记》的现代价值。不论在学校教育范围内, 还是扩展到社会中, 《礼记》中的相关思想已内化为人们的言行规范, 无形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

听彭教授课堂文化讲座的感想 篇3

工作室邀请了李季教授进行关于教育教学心理学原理的讲座，而我非常庆幸有机会聆听了李季教授的讲座。李季教授的风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感触颇深，受益匪浅。李季教授用平和朴实的语言讲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他讲的每一个故事都让我感触良多，同时也给了我一盏明灯，让我知道讲叙故事的超强感染力和无限魅力！疏理了自己的思绪之后，使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新时期班主任工作不仅要具备一定的技巧和素质，更是一种艺术追求。

为什么小学生喜欢打小报告？为何优等生的心理非常的脆弱？原来小学生喜欢打小报告与不同年龄心中的重要他人有关。老师在小学生心目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于是小学生会迫不急待把他所知道的事情告知老师，希望能得老师的认可。看似平常的问题或现象，在李教授运用心理学的原理来解释和分析后，我觉得有点豁然开朗。在我们今后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尝试利用心理学原理的指导和帮助，我相信会事半功倍。

做了几年的班主任工作，几乎每天都在处理学生大大小小的事情，更要随时随地处理一些突发事件，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有时我会觉得很累，很烦，觉得班主任真不是人当的。但李季教授“爱，所不能，仍旧爱”的故事却让我有一种新的看法。《爱，所不能》说的是一个难教的学生，班主任花费了一半时间在他身上，却是零收效，还得不到家长的理解，最后老师感叹：爱，所不能。故事很好，老师想表达的是班主任的一种两难的境地。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很自然的就会产生放弃的念头。然而李季教授把故事的名字改为《爱，所不能，仍旧爱》，他还说：“班主任工作虽然痛苦

但却快乐着，它需要我们去守候，去等待，去努力，去付出，去探索，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我们这些做老师的总想要改变学生，却从来没考虑过要改变自己，我们总认为自己是对的，学生永远是错的。仍旧爱，他的话给我心灵一次极大的冲击，面对零收获，我们，我们的孩子，需要的不是放弃，而是爱，就像母亲的爱，仍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