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爱国运动》学案

《五四爱国运动》学案（精选8篇）

《五四爱国运动》学案 篇1

《五四爱国运动》学案

主备人：杨承财 参与人： 审批人

第10课 五四爱国运动

〖课程准备〗

简述五四爱国运动的基本史实，理解五四精神。〖学习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简述五四爱国运动的基本史实。

二、过程与方法

根据教师拟好的专题，分组选题，通过资料收集、分析、整理工作，在课堂上表达观点、质疑解疑，增强分析能力、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选取优秀的影视片断或有代表性的图片等资料，运用多媒体手段再现历史画面，增强感性认识。

通过课堂学习展示活动，掌握重点内容，培养能力，培育情感。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五四运动基本史实的学习和讨论活动，帮助学生初步理解五四精神，激发其学习五四青年“彻底地不妥协”的爱国精神，学习他们站在时代的前列，不畏强权、勇于斗争、敢于承担历史重任的优秀品质。〖教材分析〗

本课题的主旨是“五四运动”这一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开端意义的伟大历史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里程碑，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篇章，改变了２０世纪的中国命运。

〖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 初步理解“五四精神”的历史意义，激发学生学习五四青年优秀的精神品质，增强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与敬仰；同时了解关于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些基本史实。

难点 初步理解“五四精神”，并将它们融入到内心世界。

〖学习方法〗

在师生课前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体的学习展示活动。〖学习准备〗

教师准备

１．教师在钻研课程标准和教材的基础上，确定以下几个专题供学生分组准备、探究、汇报：

(1)整理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发展的线索；

(2)介绍五四运动发生、发展的有关情况；

学生准备

１．通过多种途径搜集资料，进行有针对性的整理。

２．由科代表对全班学生进行分组，每７～１０人为一小组，对老师提供的几个主题进行分配，合理分工后着手准备汇报材料。由同学们推选主持人，准备课堂学习活动的主持事宜。

３．搜集资料，准备与本课题时段有关的历史小故事。

４．通过搜集阅读资料、请教老师，理解“五四精神”。

５．通过阅读教材、课外资料，发现疑难问题，准备课堂质疑交流。〖学习过程〗

第10课 五四爱国运动

一．课前准备（3分钟）

１．主持人开场白，宣布第１0课展示开始。２．请班长发表五四运动诞生祝辞。

二．五四运动的基本内容

（一）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第一组）（3分钟）1.社会背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2.阶级基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3.思想基础：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

4.国际背景：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小组齐读

五四，五四！爱国的血和泪，酒遍亚东大陆地！

雄鸡一唱天下白，同声击贼贼胆悸！爱国俱同心，壮哉此日！壮哉五四！

五四，五四！自由的血和泪，洒遍亚东大陆地！

为民众而争正义，军拼刀枪都不顾，精神冠古今，壮哉此日！壮哉五四！

五四，五四！真理的血和泪！洒遍亚东大陆地！

扫荡千古群魔毒，文化革新应运起，光大我国史，壮哉此日！壮哉五四！

五四，五四！和平的血和泪，洒遍亚东大陆地！

强权打破光明现，老大古国见新气，国魂兮不死，壮哉此日！壮哉五四！

（二）五四运动的过程（第二小组）（6分钟）1.第一阶段：爆发阶段。

时间：

地点（中心）： 主力军： 口号：（主持人带领全班学生起立高呼五四口号，先全体高呼第一个口号，后一二组高呼第二个口号，三四组高呼第三个口号，五六组高呼第四个口号）结果：

2.第二阶段：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时间：

地点（中心）：

主力军（新的表现）： 结果：

（三）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p52）三．问题探究（第三组）（8分钟）

（一）.巴黎和会上，为什么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得到的却是类似战败国的待遇？ 提示：1.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2.中国经济政治状况。3.国际地位。4.北洋军阀对外政策。5.“一战”是帝国主义战争，巴黎和会是战胜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分账会议。总之，弱国无外交，落后受欺负。

（二）五四运动取得初步胜利的原因有哪些？ 提示：1.根本原因。2群众基础。

（三）五四运动与辛亥革命相比，在性质上和历史作用有哪些不同。四．学习五四精神（第四组）（5分钟）1.每人讲一句用，用这样的句式依次说出：

我们要学习“五四”____________精神，因为______________.提示：五四精神主要表现在：爱国、要求进步、民主、科学、英勇斗争。2.带领全班学生朗读

五四之火永不停熄！九十二年前，一群热血青年铸就了辉煌，从此，“反叛”的种子在中华大地上盟芽，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在神州飘扬！

历史记住了它—这个划时代的日子：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

一位英雄在20世纪的发端歌吟―― 歌词是民主和科学，和者是中华民族的儿女，那声音没有丝毫的羸弱和疲惫，有的是长河大江的风气，峰峦叠嶂的豪迈！

它从远古而来，秉承先祖盘古为世界之生而为的毁灭。

它从当今而来，贯接着西方强权的进步气息！五四之火，永远不会停熄。

她燃烧于五千年沉淀的膏脂之上，她燃烧了百年的没落与朽溃，她燃烧过一个不可忘却的胜利世纪！这是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燃烧的胜利！

这是革命！这是李大钊发出的消息。

我要燃烧，渴望地火毁灭一切包括自我而后重生！

这是野草，这是燃烧的鲁迅。

所以，她燃烧了，一群骨瘦如柴却坚实的可燃的青年，在燃点的土地上燃烧了。

燃烧！这才是真理，伟大的真理！

五四之火，永远不会停熄。

六．课堂反馈（第五组）（3分钟）

（一）选择题

1、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

A．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B．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C．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人民的思想解放 D．日本侵占中国山东

2、最能体现五四运动性质的口号是（）A．废除“二十一条” B．“还我青岛”

C．“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D．“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3、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这主要是因为（）

A．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 B．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C．斗争取得初步胜利 D．促使中国人民新的觉醒

（二）阅读材料，回答问题。（第六组）（6分钟）

1.因感觉大会对山东问题解决办法之不公道，中国代表团曾于1919年5月4日，对最高会议提出正式抗议，并于5月6日声请保留……媾和会议，对于解决山东问题，已不予中国以公道，中国非牺牲其正义公道爱国之义务不能签字。

——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团宣言》（1）材料中的“大会”是什么会议？

（2）材料中的“对最高会议提出正式抗议”的当天，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情？（3）国内发生的这次运动有什么历史意义？ 2.完成“畅想天地”

北京大学发行杂志多种，专以提倡过激派伪说 ,平时教授学生亦本此旨。此次罢学风潮，近因虽由政治问题发生，而其远因，未始不由此种学说有以致之。

——引自北京政府教育部主事条陈

1.上文中的“过激派”、“伪说”、“此种学说”分别指的是什么？ 2.引文作者对“罢学风潮”原因的认识正确吗？请说明理由。

《五四爱国运动》学案 篇2

关键词：“五四”运动,思想再造运动,政治再造运动

“五四”运动是一场基于爱国情怀的思想再造、政治再造运动, 由此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阶段, 中华文明焕然一新了。

一、“五四”运动是思想再造运动

“五四”运动首先是指“新文化”运动, 是书斋运动, 是思想再造运动。

1915年9月, 由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 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是激进主义的社会政治理念, 新的思想者将个人———社会的结构解放 (德先生) 以及进化论支持之下的唯科学主义 (赛先生) 的引进看成社会进步的最大动力。一场思想界的革命渐已成型了, 思想的再造得到了丰硕的成果。

(一) “五四”时期的语言革命对思想现代化具有无与伦比的推动力

在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之前, 中国人习惯上都是利用文言文表达思想与传承学术。文字本身不具意义, 而语言却是思维模式的形式化。古代的文言文具有模糊性、概括性等特点, 这与古代思想学术的特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白话文则引进西方的文法结构与语法结构, 是一种分析性的语言, 有助于把模糊问题清晰化、条理化。由文言文至白话文之后, 文言文中的模糊、抽象、笼统的字词, 都可以而且必须经过现代人的诠释用白话文明晰、科学、具体地表达出来, 使思维清晰化、具体化、条理化。现代人对古代文化的诠释, 首先便在于弥合由语言断层造成的思想断层。白话文的另一重要意义是有利于思想的传播, 以引车卖浆者的语言作为表达深刻思想的手段, 有助于思想的迅速传播。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字, 其文法结构乃至思维方式都是“五四”时期语言变革的产物, 也就是说, “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正宗, 不管你赞同还是反对传统文化, 赞成还是反对“五四”思潮, 你所使用的书面语言都是以“五四”为主要源头的语言。

(二) “五四”运动开始了一种深刻的思想文化转型, 即从群体伦理本位文化向个体感性本位文化的转型

这场文化转型从社会主体上看是由老年中心向青年中心转型。“五四”一代知识者, 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等都是20出头, 至多30余岁的年轻人。这场文化转型从社会意识上讲, 是由族群中心向个体中心的转型, 中国传统文化是族群主义的, 只讲群体不讲个人, “五四”新文化则相反, 它崇尚个人, 如鲁迅在《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等篇章中, 强调“张明灵”、“任个人”、“排众数”的思想, 主张“以发挥个性, 为至高之道德”, “凡一个人, 其思想行为, 必以己为中枢, 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陈独秀也断言“社会发展, 因果万端, 窃以有敢与社会宣战之伟大个人为至要。”这场文化转型从社会情感体系来讲是从压抑性主导向爱欲性主导的转型, 封建专职文化体制之下人们的感情是以压抑和恐惧为主导的, 而“五四”新文化之下人们的感情则是释放的, 其典型表现就是文学上的浪漫爱的产生。这场文化转型的特点从社会结构上说, 是从等级制向平等制、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 传统的封建等级观念受到了瓦解, 中国历史上, 穷人在道德上居于劣势。例如贫穷在大多数的时候被认为是懒惰、愚钝甚至赌博、嫖妓、滥吃、酗酒等道德恶习的结果, 因而, 穷人意味着道德上的次等, 是贱人的代名词。但是, 这一点在经过“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颠覆以后就变了过来。在“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道德天平上穷人居于优先地位。他们甚至通过马克思而发现了富人的富裕是来自于他们对穷人的剥削, 一方面这意思是说, 富人在富裕之前就已经在道德上犯下了罪孽;另一方面则是说, 穷人越勤劳意味着他越是贫穷, 因为他被剥夺得更多。因而穷人为了达到富裕, 首先要做的不是勤劳, 而是不勤劳———消灭劳动———消灭了富裕阶级赖以存在的剥削劳动, 那么他们就消灭了自己贫穷的基础。因为不是勤劳使他们富裕, 而是消灭勤劳。这就是鲁迅在他的《一件小事》中所阐释的思想。车夫的道德对知识分子构成了拯救。穷人在道德上优于富人。这方面即使是后来被称为是保守主义者的杜亚泉也不能例外。

总之,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生命解放 (以青年解放、婚姻自由、反对家族制等为话语中心) 、社会解放 (以妇女解放、劳工神圣等为话语中心) 等数个方面全方位地塑造着自己, 建立了一种崭新的面向个体的感性生命的新文化。

二、“五四”运动是政治再造运动

“五四”运动用广场运动打破了书斋壁垒, 思想的硕果开始了社会政治的新实践。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曾标榜“不谈政治”。可是, 也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 用适当方式对重大的政治问题做直接的回应。《新青年》杂志创刊, 正值袁世凯大发皇帝梦, 其爪牙四出奔忙和鼓噪之时, 陈独秀等就开始迎头痛击帝制逆流, 一一驳斥筹安会宣扬的恢复帝制的谬论, 尖锐地揭露了企图改变国体的荒唐。此后,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与康有为、杜亚泉、林纾等人的辩难, 都没有离开主张民主、宪政的中心。这表明, 从一开始新文化运动就没有回避政治。

当然, 《新青年》编辑的目的并不是没有冲突的, 到了1919年, 《新青年》同人的分歧日益扩大, 编辑委员会实际上就分裂了。《新青年》同人的分裂, 主要是因为陈独秀主张《新青年》介入时政, 将主旨放在“救亡”上, 而胡适则主张免谈时政, 将主旨放在“启蒙”上。从《新青年》编辑方针的分歧, 我们也可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涵, 从客观上看, 实际上有两个“五四”, 一是启蒙主义的书斋“五四”, 一是政治上的广场“五四”。

1919年5月4日,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丧权辱国的消息直接引发了“五四”政治事件。从这场政治事件的性质上看, 广场上的“五四”运动主要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 而其直接的思想基础是传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单单从这方面看, 似乎广场上的“五四”, 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但是, 如果, 我们从这场运动主体———学生———这个角度分析, 我们就会发现, 广场上的“五四”, 作为中国启蒙运动成就的检阅是有它特殊意义的。新兴的学生阶层在这场运动中充当了中坚力量, 这个阶层的诞生, 充分地显示中国启蒙运动已经渐渐地获得了它的承担主体。广场上的“五四”, 体现出来的是中国和西方大国平起平坐、齐头并进的努力和愿望。这和近代中国人的亡国灭种的忧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五四”学生在这场运动中显示的气质完全是启蒙新人的形象。在他们的身上,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启蒙所要求于人的理性决断、个体自主、生命觉醒的气息。北京12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集会, 全国200个多个地区学生游行示威, 进而这场运动也波及到了其他阶层, 上海商人罢市, 40余家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终于政府同意和学生对话, 并在对话中做出了让步, 进而有1150余名被捕学生胜利地走出了监狱。这是中国学运史上的奇迹。值得注意的是, 这场运动并不是事先策划的、有组织的, 它完全是中国学生和中国人民因为爱国义愤而自发的一场运动, 也因为这种自发的性质, 这场运动的意义更为深远。新文化启蒙思想和活动, 影响了当时已经形成的多元互动的政治格局。从20世纪第一个10年开始, 在清政府鼓励下, 商会迅速发展, 这些商会为了维护工商业者的利益, 在积极办学、办报, 参与经济法规制订之余, 并没有忽视政治。对各种大小政治事件, 各地商会往往迅速发表声明、通电, 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虽然尚未壮大到可以左右全国局势, 但已足以令政府和军人不能不考虑他们的意见。“五四”爱国运动所以有出乎意料的成效, 上海、北京等地商人的罢市, 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与此同时, 知识分子、学生和其他阶层的各种团体多如过江之鲫, 再加上有比较独立和比较自由的以报刊为中心的舆论系统、众多劳工团体走上政治舞台, 中国新的政治力量在军阀混战中已经初步形成。

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新文化群体, 在“五四”广场运动的激励下, 匆匆走上政治舞台。陈独秀没有直接参与“五四”爱国运动的组织领导。但在运动中他已超出思想家或公共知识分子评论是非的范围, 一再发出行动的号召, 从而进入了政治活动的舞台。当时的陈独秀参与政治活动的根本指导思想是让平民“直接行动”。到了1919年的6月9日, 上海、北京等地的罢市、罢工、罢课等进入高潮, 陈独秀写下和直接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 向政府提出5点“最后最低之要求”。其中两点是:“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并发出警告:“倘政府不愿和平, 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 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 惟有直接行动, 以图根本之改造。”在新的政治背景下, 以政治家的姿态, 陈独秀的声声“直接行动”的呐喊, 显示了法国大革命和苏俄革命的回音。1920年开始, 陈独秀转向信奉布尔什维主义, 从事劳工运动和组党, 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化为行动, 将思想启蒙推进到政治社会再造层面。他直截了当地宣布, “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 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 由革命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 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1921年, 受“五四”政治洗礼的知识精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中国的政治面貌便焕然一新了。

“五四”精英, 一方面是陈独秀等激进主义者的向左转;另一方面是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的向右转;鲁迅虽依然故我地在文化领域战斗着, 却也以笔为武器投身政治。就此新文化运动进入政治再造阶段。

五四爱国运动 篇3

如火炬穿透黑暗。

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

这是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条件。

这就是20世纪初爆发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

时光如梭，岁月如烟。让我们翻开尘封的历史，穿越时光隧道，走进20世纪初的旧中国，感受这段难忘的历史。

从鸦片战争开始，在西方列强侵略下，中国逐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屈辱。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却仍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1915年，袁世凯为了实现皇帝梦而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中国面临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为了完成改造社会的使命，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标志着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它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英、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质上是一个帝国主义分赃会议，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出了代表团参加，并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等七项条件和取消二十一条以及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陈述书。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相互勾结，中国北洋政府又奉行对外妥协的卖国政策，帝国主义根本不理睬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反而无理地在和约中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而且对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二十一条置之不理。消息传来，全国震惊，人们群情激昂，义愤添膺。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五四爱国运动终于爆发了。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等14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集会在天安门广场，火烧赵家楼，痛殴卖国贼；

5月7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重庆等地学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运动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

6月，上海工人举行罢工，罢工人数由两万人发展到六七万人之多，罢工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各地；

随后，工商业资本家也加入了斗争行列，举行罢市。

爱国运动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

6月28日，中国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了中国代表的寓所，代表团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目标基本得到了实现。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它树立了一座推动历史进步的丰碑，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它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

五四运动后，接受了马列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投入到工人运动中。1920年，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广州、天津、杭州、济南等地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从此，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冲破种种障碍，从胜利走向胜利。

如今，历史已进入崭新的时代，21世纪初的中国已远远不再是20世纪初的中国，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昂首阔步建设小康社会。以人为本、民主政治、法制建设、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思想深入人心，正在逐步贯彻落实；《反分裂国家法》已由全国人大正式通过，祖国领土和主权不容任何势力分离。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挺直了腰杆。新的时代赋予当代青年新的崇高的责任，激励着当代青年继续发扬五四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肩负起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继往开来、奋发进取，努力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才、学、识、勤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不断建功立业。

五四爱国运动口号 篇4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爱家的人才能爱国。

爱国主义是一种生动的集体责任感。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

位卑未敢忘忧国。

盛世共贺，举国同庆。

时光荏苒，爱国依旧。

志存九天，心系华夏;扬帆起航，为国争光。

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笑看江山今朝醉，繁荣河山今日美。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最大的荣誉是保卫祖国的荣誉。

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我为生在中国而骄傲，我为长在中国而自豪。

爱我的祖国，爱我的妈妈。

团结起来，我们是一家人!

国富民强，国泰民安，我想自豪的说声：我是中国人!

国在心在，国强心强。

当须徇忠义，身死报国恩。

爱我中华，建设强大人民军队，强我中华，维护世界和平。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我以我血荐轩辕。

爱国英雄给民族带来光荣，专制暴君给民族带来灾难。

最大的荣誉是保卫祖国的荣誉。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为了新中国，冲啊。

爱国，是一种极高贵的感情活动。

谁不属于自己的祖国，那么他也就不属于人类。

瞒人之事弗为，害人之心弗存，有益国家之事虽死弗避。

为了抉择真理，为了国家民族，我要回国去。

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我们的成长，您的富强，您是我们共同深爱的母亲。

加强健康知识教育，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流逝年华无法还，长存唯有爱国心。

为中国喝彩，为祖国祝福!

五四爱国运动教案6 篇5

基础知识了 解五四运动的背景、内容(时、地、人、口号等)、结果及其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意义

掌 握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概况

能力训练过程方法阅读观察再造场景从课文和插图、图表中提取有效信息，再现五四运动的时代背景，探索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所起的作用

讨论分析理解概念从五四运动的传单、口号分析其性质，理解其精神;从中共一大、二大的召开，理解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意义

构建宏观知识结构五四运动为中共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它属于中共成立的重要原因，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共的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情感态度价 值 观爱国情感五四青年表现出来的斗争精神是极其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的青年学生应当继承光荣传统，奋发学习，矢志完成民族复兴大业

思想意识中国的资产阶级天生软弱妥协，无法完成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中国革命需要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

教学重点 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意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教学难点 对于五四精神和中国共产党诞生意义的理解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组织学生回顾上一节课学过的线索，讨论回答问题：新文化运动有什么历史意义?(它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运动，启发人们追求民主和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承上启下，教师讲授：就在新文化运动发展的过程中，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历史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她同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相比，在反帝反封建这个目标上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还属于民主主义革命。但是领导革命的阶级从农民、开明地主、资产阶级等，变成了无产阶级;参加者也从少数“精英分子”扩大为人民大众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阶段从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开始，到1935年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其间还经历过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北伐战争、国共对峙等重大历史事件。今天大家要探究的是第二单元第10课的内容，它可以告诉大家青年节(学生节)的由来、“七一”建党纪念日的由来等重要历史知识。(布置学生阅读45——49页全课内容，对重要的年代、人名、地名等做出醒目的阅读标记。)

组织学生学习和探究新课

五四爱国运动

1、“导言”和45页小字部分的内容与五四爱国运动有什么联系?(它们是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

2、根据46页“动脑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也是战胜国，国家主权为什么仍然遭侵犯?(当时中国综合国力仍然弱;北洋军阀政府仍然实行封建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仍然享有许多特权;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之中。)

3、五四爱国运动中的青年学生提出了哪些主张?(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21条;反对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惩办卖国贼等)[对于“21条”，要指出它是袁世凯复辟帝制过程中，与日本帝国主义签定的卖国条约] 4、46页插图《还我青岛》反映学生什么样的心态和要求?(愿为收回国家领土，不怕牺牲、斗争到底)5、46页插图《北京高师被捕学生回到学校时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顶端题字中的“中华民国八年”是公元哪一年?(1919年)你从这幅图片中获得了哪些信息?(它证明了北洋军阀政府曾经镇压学生运动;但是，北洋军阀政府迫于人民的压力，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学生，五四爱国运动取得初步的胜利;被捕学生返校受到热烈欢迎，说明五四爱国运动得到广大学生的支持和拥护;被捕学生敢于斗争的爱国行为值得炎黄子孙为之自豪和骄傲。)6、46页资料·‘五四’传单反映了中国人民的什么精神?(忧国忧民、不屈不挠、乐于奉献、敢于斗争——这些又被称作“五四精神”。)

7、五四爱国运动的性质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它是一次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中共一大”基本知识

参加者 内容 性质 意义

毛泽东、董必武、李达等13人

通过党纲，选举产生领导机构

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

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革命面貌焕然一新

2、根据47页《共产党早期组织分布示意图》说明：中共一大的代表来自哪些地方?(北京、上海、济南、武昌、长沙、广州、日本东京、法国巴黎等地。)

3、根据48页三位人物头像指出他们的姓名。(从左到右依次是毛泽东、董必武、李达)

4、根据插图《“一大”会址嘉兴南湖游船》说明：“一大”原来在什么地方召开?(上海)

5、这三则材料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事实?(“示意图”反映中共“一大”召开的条件，“人物像”是中共一大的参加者，“南湖游船”是一大召开的地点之一。它们都是中共正式成立的历史证据。)

6、根据48页“动脑筋”：陈独秀没有参加“一大”，为什么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他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贡献巨大，声望很高;他还是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之一。)

7、“活动与探究·议一议”：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要建立中国共产党?(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中，领导革命的阶级是农民、开明地主、资产阶级等，他们都由于自身的弱点，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这使得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要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必须有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必须建立中国共产党。)

五四爱国运动系列活动方案 篇6

本次五四校园活动以丰富大学的文化生活，以大学生创业为主题。本着“指导就业，认识职业，成就事业”的宗旨，本次五四活动旨在加强我校学生对当前就业形势的了解，明确就业目标，增强就业技能，为进一步提高个人的就业竞争力及未来的就业做好准备。

二、时间安排：

本周六16：30

地点：k东四

讲解人：06级自主创业实习生 周明

三、活动安排：

为确保讲座的顺利开展，需要需要团学会各个部门的积极配合，具体分工如下：

办公室：在讲座开展之前做好活动策划，做好人员的考评，会后做好活动总结。

宣传部：在讲座开展之前做好讲座的宣传工作，以宣传板宣传为主，让更多的同学了解讲座的各方面信息并积极参与其中。

组织部：通知团学会的全体成员以及08级各班班委，做好讲座场地的布置安排工作;联系兄弟部门，做好现场与人员的宣传沟通工作。

《五四爱国运动》学案 篇7

(一) 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妇女问题, 归根到底是经济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封建经济的瓦解,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 许多小生产者成为自由劳动力, 妇女也走出个体家庭的小圈子成为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 像无产男子一样卖力地独立生活。由此, 妇女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 地位得以提高。作为半封建本殖民地社会的女劳动力, 深受三重大山的压迫, 又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机器生产密切联系, 是构成无产阶级的重要成分,

(二) 思想的启蒙与传播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使得民主观念深入人心, 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 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领域重新又一次掀起了反封建的浪潮,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猛烈抨击“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 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号召人们勇敢挣脱封建枷锁获得自由解放, 这些都对深受压迫、歧视和剥削的妇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传播了民主主义思想, 冲击了旧中国传统封建主义, 对广大妇女的思想产生了颠覆传统腐朽的作用。这样就解决了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基础。

(三) 国际社会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展很快。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直接导致了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 广大女青年和男青年一起罢课, 进行集会抗议, 号召女工展开罢工运动, 共同将五四运动推向高潮, 在运动中表现出来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为中国妇女的思想解放以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五四运动之前, 妇女运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和“进化论”学说, 以及自由、平等理念。在五四运动时期, 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成为了妇女解放思想的主流, 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二、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

(一) 突破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旧框架, 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作为思想武器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激进民主主义者队伍中分化出来, 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妇女问题, 逐渐成为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于1919年2月发表了《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 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 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与无产阶级运动妇女解放的区别, 并断言“妇女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 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 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制度;一方面还要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 去打破那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

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入中国的过程中, 《新青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1919年至1921年《新青年》登载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及苏维埃俄国妇女状况的文章近20篇, 其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主要观点有:第一,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 说明男尊女卑观念的深层根源在于妇女经济的不独立, 因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妇女的活动也仅限于个体家庭的小圈子, 追求妇女解放必须改变这种社会发展模式。第二,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研究妇女问题, 指出实现妇女解放的最终途径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三, 重视革命自觉能动性的作用, 强调妇女解放最终要靠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

这些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即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社会制度, 实现社会主义, 以求得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与妇女的彻底解放。

(二) 突破英雄史观的束缚, 劳动妇女成为妇女运动的主体

辛亥革命时期开创了近代妇女运动之先河。孙中山先生曾经指出:“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 不折不回者, 已与各省志士媲美, 至若勇往从戎, 同仇北伐, 或投身赤十字会, 不辞艰险, 或慷慨助饷, 鼓吹舆论, 振起国民精神, 更彰彰在人耳目。”但是, 这次的妇女解放运动仅限于上层资产阶级的妇女当中, 有少数的知识妇女参加, 占妇女80%以上的劳动妇女没有被动员起来。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也没找到真正的解放道路。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以劳动妇女为主力的妇女运动, 实现了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妇女领袖向警予, 在领导中国妇女进行解放斗争的道路中, 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妇女解放思想。他认为, 劳动妇女最有团结心, 最能战斗。“因大工业的发展把她们成千整万的聚在一起, 使她们天然的易于组织和战斗, 从而她们的觉悟与实力也就超出了其他妇女团体之上了”, 她们一起来, “一声摇班, 动辄数百人数千人乃至数万人不等”, 用罢工的手段, 争自由、争本身的利益, “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军, 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 而且是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由于劳动妇女的这种特殊地位和特殊素质, “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 只有去找群众, 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 要求解放最迫切, 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 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

(三) 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者, 妇女解放运动开始争取社会主义前途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 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 伴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 妇女运动也随之失败。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虽然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运动的理论不够成熟, 但是它毕竟为之后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 指明了方向, 在妇女运动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为起点, 从此, 中国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走上了彻底解放的光明之路。

(四) 妇女运动与政治革命相结合

康、梁也把妇女问题与社会问题相结合, 但没有触动封建统治基础。孙中山尽管把女权运动看成是民权的一部分, 但是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 那是虚伪的, 不能实现的。只有彻底变革社会制度, 妇女才能真正解放, 从而从根本上找到妇女解放的道路。

向警予明确提出, 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实行政治革命。并且号召, 热心妇女运动的妇女, 在革命运动中, 一面要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 提出救国救民的主张, 一面代表全体的妇女, 提出男女平权的主张。这样, 显示妇女的能力, 使妇女成为每次国民运动中间的劲旅。广大妇女在民族危难之际, 挺身而出奔走呼号, 推动了社会革命运动的发展, 而社会革命运动又促进妇女运动取得了成功, 并进一步将其推向高潮。

三、四时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局限性

(一) 妇女运动主要由男性领导, 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比较温和

五四运动对封建礼教进行深入批判, 但是妇女解放运动主要由男性启蒙和领导, 这就造成了对男性为代表的父权制深入批判的缺失, 不仅不把男性作为批判对象, 反而以男性为榜样, 这就造成“以男性为准则的妇女解放没有从深层去挑战男尊女卑的文化观念的价值标准, 其结果是, 女性走进了男性的世界, 却未能改变这个男性世界的社会性别等级及其价值观, 社会资源和权利也依然由男性掌控, 知识生产领域更是极少能包容女性的生活和经验”

中国的传统性别始终处于一种基于“男尊女卑”下的和谐状态, 中国“有轻视妇女的历史, 但是没有仇视和诋毁女性的运动, 因此, 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一直是比较温和的”。

(二) 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不够, 女性地位仍然有待争取

五四时期的女子教育仍旧集中在中上层家庭的女子, 广大劳动妇女仍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经学校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女性仍占少数。北伐后, 虽然在法律上承认男女平等, 男女权利义务差不多一样, 但实际上, 人们的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女性就业机会比男人少, 就业范围小, 也不能同工同酬, 女性在某一方面有成就经常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甚至用支离破碎的婚姻来换取一己的事业。

四、五四运动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意义

首先, 五四运动时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的解放思想, 并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其次, 五四运动使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 促成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政治方向的转型。

再次, 五四以后,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有了自己坚强的领导者。

由此看来,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漫长的摸索过程, 到五四时期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从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结合, 开创了新的纪元。

摘要：随着五四运动的到来, 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新的指导思想的确定, 广大妇女的积极参与及国际社会的影响, 促得五四时期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重要价值和转折意义。从此,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 中国妇女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五四爱国运动》学案 篇8

张灏先生曾经分析过，五四运动具有复杂的两歧性取向，既有民族主义的关怀，也有世界主义的精神，二者之间有复杂的吊诡关系。五四运动固然有爱国主义的面相，但“五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国主义？它与新文化运动所掀起的世界主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不妨重返历史现场，到中国近代的思想脉络与历史语境之中详加考察。

在中国思想传统之中，只有王朝与天下，并没有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被迫卷入弱肉强食的世界竞争体系，遂萌发民族国家意识。近代的国家，有对内与对外两个面相。对内相对于个人（国民），对外相对于世界。有意思的是，国家与个人、国家与世界的观念在近代中国是同时诞生的。

晚清所出现的国家观念，主要是国家有机体论。斯宾塞为代表的英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卢梭、伯伦知理（Bluntschli Johann Caspar）为典范的欧陆方法论的集体主义，虽然各自侧重的重心一在个人、一在集体，但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皆将国家看做是个体与整体紧密相联系的有机体。比起西方的影响，晚清的国家观受到日本近代思想的影响更甚。日本思想史专家松本三之介说，明治时代的日本，表现出强烈的“强调个人与国家一体化”的国家精神。明治精神虽然有以国家为中心的“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和以国民为中心的“自下而上的国家主义”的区别，但二者都把国民与国家视为不可分割的、高度一体化的整体。深受日本明治维新精神的影响，无论是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还是《国民报》、《民报》为代表的革命派，都将国家视为一个有生命的生物体，国家与国民乃一个钱币之两面，互为表里。

晚清的国家观念，按照梁启超、杨度的说法，也是一种“世界的国家”。近代中国人所理解的世界，不再是那个以天命、天道、天理为中心的儒家德性秩序的天下，而是一个中国人比较陌生的以力为中心的、生存竞争的物理世界。达尔文的进化论提供了这个新世界的整体图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观念就在这种分外冷酷的世界氛围中产生。传统的天下，充满了仁义礼智的大同理想，是王朝是否具有正当性的价值尺度，而支配现代世界的最高法则，则是去价值、去理想的生存竞争，它被理解为现代世界的普遍公理。中国要图强，首先要摆脱天下大同的传统乌托邦，成为“世界的国家”，即适应这一以力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弱肉强食的危亡局势之下，晚清社会掀起了国家主义、爱国主义和军国民教育的狂潮。从一八九五年到民国初年，那的确是一个国家主义的狂飙年代。

到了民国初年，思想界的风气发生了一些变化。数十年的国家主义狂潮，虽然打造出一个中华民国，却不是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国度。个人为国家的牺牲，换来的是袁世凯为称帝而与日本秘密签订《二十一条》。最早对爱国心提出质疑的，是陈独秀一九一四年在《甲寅》杂志发表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他区别了中国人与欧美人爱国的不同方式：中国人将国家视为社稷，爱国与忠君同义。欧美人视国家为保障人民权利、共谋幸福之团体。陈独秀发出激烈之言：“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章士钊评论说：“特独秀为汝南晨鸡，先登坛唤耳。”读者来信中痛斥陈独秀是“不知爱国”的狂徒，但不久袁世凯卖国消息传出，盲目爱国之弊为其不幸而言中，舆论遂发生转变。连清末民初鼓吹国家主义最力的梁启超，也开始自我忏悔，“痛定罪言”，检讨国民盲目爱国、与袁世凯当局共患难的惨痛教训：“今政府劝人民以爱国，其有以异于彼者能几？民将曰：国如当爱也，则爱之者其请自当道有司始。今当道有司是否以国家之休戚为休戚，而顾乃责难于吾民，浸假吾民真输其爱国之诚，安知不反为当道有司所利用以自遂其私也。”

与清末民初的民族主义狂飙不同，一九一五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开辟了一个个人主义时代。近代意义上的个人观念虽然在晚清与国家一起诞生，但晚清的个人是一集合性的概念，指的是与国家同一化的国民。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与国家分离乃至对立的个人观念出现了。当个人与国家分离，成为一个个别的、自明的、具有内在自我深度概念的时候，国家有机体论便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国民与国家不再是不可分离的有机体，而变成了目的与工具的关系。国家不再是具有神意或天意的神圣之物，也不是自然演化的历史之物，它只是一种人为的建构，一种为保护个人自由与天赋人权所设立的工具。这种功利主义的国家工具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非常流行，成为新的主流国家观。

在“五四”时期，国家工具论尚是温和的学说，最极端的莫过于国家偶像论或国家虚无论。无政府主义在当时是第一显学，不仅为吴稚晖、李石曾、刘师培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所信奉，而且渗透到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意识深处，使得启蒙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带有藐视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色彩。陈独秀慷慨激昂地号召打破一切人间的偶像，他轻蔑地说：国家不过是一种骗人的偶像，他本身并无什么真实能力，若除去人民，单剩一片土地，国家便什么也不是。傅斯年更坦率：“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成一个‘真我’。”这位五四运动的总指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袖，竟然认为国家只是虚幻的偶像，只相信人类和自我？按照爱国主义的一般常理来说，是多么的不可思议。这不是傅斯年的个人看法，这段话后来被周作人在演讲中引用，并在当时广为流传。

“五四”不是简单的爱国运动，其背后有更宏大的理想支撑着爱国的信念，这就是当时最流行的世界主义。之所以如此，在晚清，除了国家主义之外，最流行的是工商救国，二者合起来便是杨度所提倡的富民强国的“金铁主义”。然而，欧战的爆发与惨烈，让中国知识分子从物质主义与国家主义这两个梦幻中惊醒。欧战之后，梁启超游历欧洲，发现过去的富庶之地，如今一片废墟，他感慨地说：“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唯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在列强竞争的险恶环境之中，中国自不能不讲国家主义，但国家主义却是一把双刃剑，不仅有可能病变为帝国主义，也会伤害自身。国民党内的一流理论家朱执信在《建设》杂志上发表《国家主义之发生及其变态》，认为国家主义对于个人主义有优越性，但只能作为手段，不能作为永久的生活标准，因为“国家主义有时为病的发达，则不特无益于国，抑且有害于人类社会”。国家主义虽为吾人必需，却不是吾人之绝对主张。比国家主义更重要的生活形式，乃是“近日为人所认之‘全人类社会’”，即世界主义。

然而，在欧战刚刚结束、列强虎视眈眈的二十世纪前十年，抛弃国家主义，专讲世界主义是否显得过于浪漫天真？在世界主义大潮汹涌而来的“五四”时期，有不少知识分子提出这样的疑惑。梁启超承认，“我们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国家一时断不能消灭”。但他一改晚清“世界的国家”的主张，试图将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结合起来，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这种新的国家主义与以往的民族国家至上的爱国主义不同，“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时贡献”。

世界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意味着世界大同的理想，与传统儒家的天下观有着一脉相承之处，只是获得了一种互助进化论的现代形式而已。当晚清梁启超提倡“世界的国家”的时候，虽然受到公羊三世说的影响，他仍然将世界大同视为人类未来的最高境界，但他认为“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未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故吾前此以清谈误国之罪，所不敢辞也。世界主义，妙则妙矣，却不适合适者生存的当今世界，因而需要“世界的国家”。杨度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将“金铁主义”同样视为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 当欧战暴露出“世界的国家主义”虚妄的时候，深受儒家世界大同思想浸润的中国知识分子迅速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从“世界的国家主义”走向了“世界主义的国家”。“世界”与“世界主义”，字面相似，却意义不同，所谓的“世界”乃是一个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而所谓的“世界主义”则是一个天下大同、人类互助的价值理想。“世界”是物理性的、去价值、去伦理的，而“世界主义”是人文性的，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取向和正义法则。

这就是“五四”时期的爱国主义，一种坚守个人主义本位、寻求人类文明进步的爱国主义。个人与人类是最真实的，国家作为中介物，作为列国竞争时期必要的手段和工具，只有在促进个性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目标下才有其自身的意义。曾经是国家主义狂热鼓吹者的梁启超，如今相信“国家非人类最高团体，故无论何国人，皆当自觉为全人类一分子而负责任。故褊狭偏颇的旧爱国主义，不敢苟同”。傅斯年更明确地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仅仅是一国的人，则是世界的市民。在现代的时代论来，世界的团结，还要以民族为单位。所以我们对于公众的责任是两面的，一面是一国的市民，一面是世界的市民。”创办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在阐述学会宗旨时特别提到：“‘中国’二字应解释为地域名称（place）……不是指国家（nationg）而言。我是一位梦想大同世界的人，我将中国这个地方看做世界的一部分，要想造成世界大同的地位，没有国界的存在。我们为人类谋幸福的活动，原不必限于中国境内。”正是五四运动前夕对欧战的反思所产生的“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使得一场抗议西方强权的爱国运动，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立场，具有了普世性的正义价值和理想目标。

在“五四”时期，世界主义压倒国家主义，被认为是“新世纪”中的“新潮流”。这并非梁启超、陈独秀、傅斯年等个别人的理念，而是“五四”时期普遍的思想现象。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夕，北京大学一批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学生创办《国民杂志》，蔡元培校长大表支持，不仅予以经费援助，并且亲自为之作序。他肯定学生的爱国热忱，但又提醒说，比较起国家，有更高的世界主义标准：“所谓国民者，亦同时为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况其他乎？愿《国民杂志》勿提倡利己的国家主义。”蔡元培的忠告影响了一代年轻人，“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胸怀是宽广的，将人类的利益视为比国家利益更高的价值。一九二○年初创刊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在《发刊词》上明确宣布：“中国是世界的单位，……所以应该明白宣布‘凡有利于一国而不利于世界者不为’。”《浙江新潮》杂志在《发刊词》中说：本刊反对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浙江“为全世界全人类的一部分，我们因为环境的关系，不得（不）谋一部分人类的发展，以助全人类的发展”。“五四”时期的青年人就是这样不以一国一域为沟壑，他们以世界主义的胸怀，以全人类的视野，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投身救国运动和社会文化的改造。

当个人与世界的中介物国家淡化之后，“五四”的个人主义与世界主义便发生了直接的沟通。以提倡“人的文学”而出名的周作人说：“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的及家族的。” 他像傅斯年一样，将人类与个人之间所有的中介物，从民族、国家到乡土、家族，通通视为虚幻的偶像，唯一真实的只有个人与人类。个人是人类的一分子，而人类又是由各种具有个性的自我组成的。人类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五四”时期所特有的“大我”与“小我”：个人无法独善其身，自证其人生意义，个人（“小我”）只有在人类（“大我”）之中才能得以完善，实现自我之价值。“大我”与“小我”的观念虽然是渊源自中国的古代思想传统，但传统的“大我”是超越的、德性的宇宙（天命、天道或天理），到“五四”时期彻底转化为世俗的人类和历史：个人的“小我”只有融入人类进化的历史“大我”之中，才能实现永恒，获得其存在的意义。胡适在阐释自己的人生观时说：“我这个‘小我’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和无量小我有直接或间接的交互关系的；是和社会的全体和世界的全体都有互为影响的关系的；是和社会世界的过去和未来都有因果关系的。”

作为“大我”的人类世界，虽然以个人（“小我”）为基础，鼓励个性的自由发展，但世界要比个人在价值上高一个层次，而且规约了个性的发展。周作人在“五四”时期鼓吹“新村主义”，提倡年轻人自由组合，遵循自己的理想形成共产主义式的社群。按照他的设想，“新村的理想的人的生活，是一个大同小异的世界”，“一方面是人类的，一方面也注重是个人的”。每个人，不管其来自什么地方和家族，都在新村里面自由发展其个性，“不过这小异的个性，不要与大同的人性违反就好了”。“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不是“什么都行”的后现代主义，个性的背后有对人性的普遍理解，有天下大同的全球价值，即所谓“大同小异”的理想世界：“小我”不妨自由发展，却共享同一个世界、同一份价值和同一个“大我”。

那么，“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欧战结束之后，中国知识界、舆论界一片欢欣鼓舞，最流行的一句话便是“公理战胜了强权”。欧战被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是公理的胜利。“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在其背后有公认的全球价值，那就是公理。晚清以来的民族主义存在着公理主义与强权主义两条不同的脉络，根据王中江的研究，公理主义的民族主义以严复为代表，相信物竞天择的进化过程不仅是富强（力）的竞争，而且也是文明（智与德）的进步；而强权主义的民族主义以梁启超为代表，认为自由与权利皆来自于力，来自于强权，强权即公理。梁启超在一九○一年直言道：“自有天演以来，即有竞争，有竞争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于是强权之义，虽非公理而不得不成为公理。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故曰：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清末民初弥漫在中国的国家主义狂潮，更多地实践梁启超这一路强权主义：崇尚力，崇尚富国强兵，崇尚军国民教育。国家主义的背后，是一种价值虚无主义，国与国、文化与文化、文明与文明之间在价值上不可通约，人类社会缺乏普世价值，唯一可以比较的是价值虚无的国家实力，文明的冲突便是力的竞争，是物质与权力的较量。以物质主义为基础的强权主义到了民国初年，逐渐显示出其弊端。民初以来的国内情势，物质至上，强权横行，道德价值式微，社会几乎成为一弱肉强食的霸道秩序。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悲愤地说：“今日之社会，几纯然为物质的势力，精神界中，殆无势力之可言，……盖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神，人间无灵，唯物质力之万能是认，复以惨酷无情之竞争淘汰说，鼓吹其间，……一切人生之目的如何，宇宙之美观如何，均无暇问及，唯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如何而得免于淘汰，为处世之紧急问题。质言之，即如何而使我为优者胜也，使人为劣者败者而已。如此世界，有优劣而无善恶，有胜败而无是非。”

一九一五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的主题便是反思晚清以来的国家主义狂潮，批判强权背后的价值虚无主义。世界主义之所以在“五四”时期流行，最重要的乃是重建公理，重新确认普世性的全球价值，作为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共同基础。公理作为一种代替了传统天理的近代世界观，在晚清民族主义狂潮的背景下，被更多地解释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竞争进化论。到了“五四”时期，公理被重新赋予了与启蒙思想接轨的价值内涵。什么是公理？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上一言而蔽之：“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当中国知识分子将欧战的胜利视为公理战胜强权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不再相信晚清以来的强权主义，重新确立了公理作为秩序正当性的价值尺度。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不再是物质的实力或国力的强盛，而是文明的程度，是否建立了自由、平等的文化与制度。新文化运动所传播的这一启蒙价值观，深刻地根植到爱国学生的内心深处。当五月四日北京学生走上街头，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争取的不是狭隘的国家权益，而是普遍的公理，他们不仅为民族的利益外抗强权，同时也是为普世性的全球价值而抗争。代表五四运动核心精神的《北京学界宣言》中说得很明白：“夫和议正开，我等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上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公营，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

巴黎和会上列强的霸道和自私，虽然让陈独秀大为失望，认为是强权战胜了公理，不再相信威尔逊是维护公理的“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但他并没有退回到晚清的强权主义立场，退回到价值虚无主义。他所放弃的只是由西方列强主持公理的幻想，而不是公理本身。从巴黎和会的失败，陈独秀意识到，要避免弱肉强食的世界大战之再演，“非改造人类的思想，从根本上取消这蔑视公理的强权不可”。但他放弃了过去用非暴力的不抵抗主义追求公理的幻想，改而用“强力维护公理”：“我们不可主张用强力蔑弃公理，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

陈独秀的这一“用强力维护公理”，是杨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杨度在晚清敏锐地观察到：“中国今日所遇之国为文明国，中国今日所处之世界为野蛮之世界。”因为西方文明国家内外政策是矛盾的，“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各国对于内皆是文明，对于外皆野蛮，对于内唯理是言，对于外唯力是视。故其国而言之，则文明之国也；自世界而言之，则野蛮之世界也。何以见之？则即其国内法、国际法之区别而可以见之”。为了与诸文明强国对抗，杨度提出了文明和野蛮（强权）的双重对策：“中国所遇者为文明国，则不文明不足与彼对立，中国所居者为野蛮之世界，不野蛮则不足以图生存。”杨度的文明与强权二元论思想，文明对内，野蛮对外，二者之间并无主次差异。但深信启蒙价值的陈独秀，虽然经历了巴黎和会的幻灭，却依然相信公理的价值，相信自由平等的终极目标，强权不是目的本身，只是实现公理的手段而已。五四运动之后这种以世界主义为目标的国家主义与晚清的“世界的国家主义”不同，虽然意识到现实世界是一个强权横行的丛林世界，但依然坚守公理和大同的理想目标，国家主义不再是现实目标本身，而只是实现公理的策略性手段。

当抗议巴黎和会列强的爱国运动声浪日益高涨之际，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延续五年前《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思路，提醒国人爱国不是盲目的、无条件的，要以理性作为感情冲动的基础。他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陈独秀的这种“理性爱国主义”背后所坚守的理性，正是以平等和自由为价值尺度的公理。

“五四”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浪漫年代，知识分子们虽然屡经挫折仍坚守公理，坚守那个时代的灵魂：世界大同的理想。在天安门广场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的演讲上，蔡元培称欧战的胜利标志着“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黑暗的种族偏见消灭，大同主义发展”。一个光明的世界大同展现在眼前，令五四知识分子兴奋异常。他们之所以如此乐观，乃是相信一个“新纪元”、“新时代”、“新潮流”到来了。在一九一九年元旦之际，李大钊热情洋溢地宣告新纪元来了：欧战、俄国革命和德奥革命的血，“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从前讲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人类若是想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本来乏人问津的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也变得畅销起来。古代儒家的世界大同理想，经过互助进化论思想的催化，发酵为现代的世界主义乌托邦。“五四”知识分子的世界图景依然是进化论的世界观，但与清末民初相比较，推动人类进化的因素，不再是竞争，而是互助，不再是金与铁，而是道德与精神。世界大同的理想被重新赋予了现代秩序的正当性。梁启超热情洋溢地说：“我国人向来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而谓必须有更高级之团体焉，为一切国家所宗主，即所谓天下。……此种广博的世界主义，实我数千年来政治论之中坚。”不仅是互助论，连“五四”时期谈论最热烈的民主，也被赋予了世界大同的意义。李大钊告诫青年说：“我们神圣的青年，应该知道今日的Democracy，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组织，乃是世界的组织。这Democracy，不是仅在人类生活史中一个点，乃是一步步的向世界大同进行的一个全路程。”“五四”时期所追求的各种价值：自由、平等、民主、正义，条条道路通罗马，万条溪流奔大海，最后都归向了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境界。

当二十世纪的中国深受乌托邦的戕害，到世纪之末反思和批判乌托邦成为思想界主流的时候，我们虽然承认所谓“革命乌托邦”的现代起源来自“五四”的各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情怀，但不得不厘清：后来的变质与“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乌托邦，全然不可同日而语。世界主义乌托邦一反强权政治的铁血规则，超越了国家主义的狭隘目标，内涵着不同种族、国家与人民所共同追求的全球价值。康德当年设想的“世界永久和平”也是一种世界主义的乌托邦，它鼓舞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了实现全球正义的“现实的乌托邦”《万民法》。当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在近代崛起之后，人类社会需要世界主义的乌托邦主持全球正义，制约国家主义过度发展所带来的紧张和冲突。乌托邦是一套普世性的全球价值，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发展的共同规约。具有世界主义浪漫情怀的五四知识分子，他们的胸怀何其博大，不以一国一族的利益为沟壑，他们追求的是“世界主义的国家”和以普世性的全球价值为依归的民族崛起。这就是“五四”的爱国运动，具有世界主义理想的爱国主义。

不过，“五四”的这种以世界主义为情怀的爱国主义犹如昙花一现，到一九二二年以后，世界主义乌托邦逐步幻灭，民族主义重新抬头。曾经占主流的“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不再有市场，代之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为号召的反抗型民族主义思潮。曾经一度低沉的孙中山借助第三国际的支持和国共合作的新局面，重新掌握了民族主义的话语主导权，他强烈批评“五四”时期流行一时的世界主义，将之等同于古代中国的天下主义，说满清之所以征服中国，乃是明代的读书人接受了这套世界主义理想，暗示世界主义行之于今日，会亡国灭种。孙中山所提倡的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种族认同和国族文化色彩，与其倡导的民权主义在理论上存在着断裂和游离。不过这种诉诸于种族与国粹的民族主义恰恰迎合了国内日益高涨的政治运动的需求，一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需要共同的敌人，也需要共同的立场，反抗型民族主义为整合各阶层的政治热忱提供了公共的意识形态。而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的发生，为国民大革命拉开了历史的序幕。

“五四”终于结束了，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时代到来了。爱国狂飙如脱缰之野马，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奠定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最终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