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共12篇）
五四运动时期 篇1
一、五四时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迅速发展的原因及背景
(一) 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妇女问题, 归根到底是经济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加速了封建经济的瓦解,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 许多小生产者成为自由劳动力, 妇女也走出个体家庭的小圈子成为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 像无产男子一样卖力地独立生活。由此, 妇女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 地位得以提高。作为半封建本殖民地社会的女劳动力, 深受三重大山的压迫, 又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机器生产密切联系, 是构成无产阶级的重要成分,
(二) 思想的启蒙与传播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使得民主观念深入人心, 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 新文化运动在思想领域重新又一次掀起了反封建的浪潮, 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猛烈抨击“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 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号召人们勇敢挣脱封建枷锁获得自由解放, 这些都对深受压迫、歧视和剥削的妇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文化运动传播了民主主义思想, 冲击了旧中国传统封建主义, 对广大妇女的思想产生了颠覆传统腐朽的作用。这样就解决了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思想基础。
(三) 国际社会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展很快。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直接导致了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 广大女青年和男青年一起罢课, 进行集会抗议, 号召女工展开罢工运动, 共同将五四运动推向高潮, 在运动中表现出来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为中国妇女的思想解放以及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五四运动之前, 妇女运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和“进化论”学说, 以及自由、平等理念。在五四运动时期, 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成为了妇女解放思想的主流, 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二、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特点
(一) 突破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旧框架, 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作为思想武器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从激进民主主义者队伍中分化出来, 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妇女问题, 逐渐成为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于1919年2月发表了《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 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 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与无产阶级运动妇女解放的区别, 并断言“妇女问题彻底解决的方法, 一方面要合妇人全体的力量, 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制度;一方面还要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 去打破那有产阶级专断的社会制度。”
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传入中国的过程中, 《新青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1919年至1921年《新青年》登载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及苏维埃俄国妇女状况的文章近20篇, 其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主要观点有:第一,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 说明男尊女卑观念的深层根源在于妇女经济的不独立, 因为封建社会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妇女的活动也仅限于个体家庭的小圈子, 追求妇女解放必须改变这种社会发展模式。第二,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研究妇女问题, 指出实现妇女解放的最终途径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第三, 重视革命自觉能动性的作用, 强调妇女解放最终要靠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
这些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指明了方向, 即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社会制度, 实现社会主义, 以求得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与妇女的彻底解放。
(二) 突破英雄史观的束缚, 劳动妇女成为妇女运动的主体
辛亥革命时期开创了近代妇女运动之先河。孙中山先生曾经指出:“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 不折不回者, 已与各省志士媲美, 至若勇往从戎, 同仇北伐, 或投身赤十字会, 不辞艰险, 或慷慨助饷, 鼓吹舆论, 振起国民精神, 更彰彰在人耳目。”但是, 这次的妇女解放运动仅限于上层资产阶级的妇女当中, 有少数的知识妇女参加, 占妇女80%以上的劳动妇女没有被动员起来。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也没找到真正的解放道路。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以劳动妇女为主力的妇女运动, 实现了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妇女领袖向警予, 在领导中国妇女进行解放斗争的道路中, 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妇女解放思想。他认为, 劳动妇女最有团结心, 最能战斗。“因大工业的发展把她们成千整万的聚在一起, 使她们天然的易于组织和战斗, 从而她们的觉悟与实力也就超出了其他妇女团体之上了”, 她们一起来, “一声摇班, 动辄数百人数千人乃至数万人不等”, 用罢工的手段, 争自由、争本身的利益, “这支勇敢奋斗有组织而能战斗的新兴妇女劳动军, 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 而且是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由于劳动妇女的这种特殊地位和特殊素质, “我们要完成妇女解放的使命, 只有去找群众, 只有去找生活最痛苦, 要求解放最迫切, 而最富有解放精神与魄力的群众。这种群众, 方是我们妇女运动真正的基础”
(三) 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者, 妇女解放运动开始争取社会主义前途
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 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 伴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 妇女运动也随之失败。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虽然在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妇女运动的理论不够成熟, 但是它毕竟为之后的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 指明了方向, 在妇女运动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以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为起点, 从此, 中国妇女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走上了彻底解放的光明之路。
(四) 妇女运动与政治革命相结合
康、梁也把妇女问题与社会问题相结合, 但没有触动封建统治基础。孙中山尽管把女权运动看成是民权的一部分, 但是在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内, 那是虚伪的, 不能实现的。只有彻底变革社会制度, 妇女才能真正解放, 从而从根本上找到妇女解放的道路。
向警予明确提出, 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实行政治革命。并且号召, 热心妇女运动的妇女, 在革命运动中, 一面要代表全国人民的要求, 提出救国救民的主张, 一面代表全体的妇女, 提出男女平权的主张。这样, 显示妇女的能力, 使妇女成为每次国民运动中间的劲旅。广大妇女在民族危难之际, 挺身而出奔走呼号, 推动了社会革命运动的发展, 而社会革命运动又促进妇女运动取得了成功, 并进一步将其推向高潮。
三、四时期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局限性
(一) 妇女运动主要由男性领导, 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比较温和
五四运动对封建礼教进行深入批判, 但是妇女解放运动主要由男性启蒙和领导, 这就造成了对男性为代表的父权制深入批判的缺失, 不仅不把男性作为批判对象, 反而以男性为榜样, 这就造成“以男性为准则的妇女解放没有从深层去挑战男尊女卑的文化观念的价值标准, 其结果是, 女性走进了男性的世界, 却未能改变这个男性世界的社会性别等级及其价值观, 社会资源和权利也依然由男性掌控, 知识生产领域更是极少能包容女性的生活和经验”
中国的传统性别始终处于一种基于“男尊女卑”下的和谐状态, 中国“有轻视妇女的历史, 但是没有仇视和诋毁女性的运动, 因此, 妇女对男性中心社会的反应一直是比较温和的”。
(二) 妇女自身的觉醒和参与不够, 女性地位仍然有待争取
五四时期的女子教育仍旧集中在中上层家庭的女子, 广大劳动妇女仍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经学校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女性仍占少数。北伐后, 虽然在法律上承认男女平等, 男女权利义务差不多一样, 但实际上, 人们的旧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女性就业机会比男人少, 就业范围小, 也不能同工同酬, 女性在某一方面有成就经常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甚至用支离破碎的婚姻来换取一己的事业。
四、五四运动对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意义
首先, 五四运动时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的解放思想, 并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其次, 五四运动使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联系起来, 促成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政治方向的转型。
再次, 五四以后,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有了自己坚强的领导者。
由此看来,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漫长的摸索过程, 到五四时期才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从此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结合, 开创了新的纪元。
摘要：随着五四运动的到来, 妇女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新的指导思想的确定, 广大妇女的积极参与及国际社会的影响, 促得五四时期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重要价值和转折意义。从此,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 中国妇女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关键词：五四运动,妇女解放,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时期 篇2
政治： 1、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势力强大起来，周天子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名 存实亡。
2、宗法分封制遭到极大破坏。
经济：1、铁器和牛耕的使用提高了生产力，私田越来越多，以井田制为标志的土地国有制逐渐被破坏。2、土地私有化程度的加深 使新兴地主阶层日益壮大，他们要求废除旧贵族的世袭特权，发展地主经济。改革成为社会的主要呼声。
二、春秋变革
a、齐国的管 仲改革
1、内容：相地而衰征
2、作用：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客 观上打破了 井田的界限，加速了井田制的瓦解。
b、鲁国的初税亩：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
c、对春秋变革的评价：主要针对经济基础方面，没能触及上层建筑。旧的世卿世禄仍然发挥作用。[来源:学科网zk]
三、战国变 革：
魏文 侯变法(李悝、吴起)
a、内容：1、提出了“选贤任能，赏罚分明”的基本国策
2、提出了“尽地力 ”的农业政策
3、强调法治的作用 4、创建“武卒”
b、作用：变法 有效地打击了旧制度，增强了国力，使魏国迅 速崛起，成为战国前期最强大的国家。开启了战国时期大 变法运动的序幕。
女孩，特殊时期不运动 篇3
从小到大，鲁西西的个头就长得特别快，不到12岁，就比妈妈高出一个头了，现在，16岁的鲁西西已经有一米七三了，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军。鲁西西的梦想是尽快进入省篮球队，这样，视野和比赛范围就更宽广了，她在刚练习篮球的时候，就在日记本里写到：2008年如果不能作为参赛队员，那么，就一定要身坐现场亲眼目睹赛事。
省队已经传来消息了，说鲁西西和另外一个队员很有可能被招进省队，但是，名额只有一个。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鲁西西就是另外一个队员了。鲁西西知道，另外一个队员的实力和自己旗鼓相当不相上下。为了拼过对手，那些日子，鲁西西挥汗如雨的身影天天出现在篮球场上。有时候，教练劝她休息一下，她咬着牙摆摆手，连声拒绝。
鲁西西的拼搏精神虽然可嘉，但是，可心疼死她的妈妈了。妈妈为了促进她的体能，几乎天天都有熬汤，吃得鲁西西见了油水就返胃。不过，妈妈最担心的，是鲁西西的身体健康，她总是提醒女儿：“你现在还在青春期，一定得做好生理卫生的健康，如果是月经期，可不要大量运动，这样对身体是不好的，再说，你还有痛经的毛病……”鲁西西总是快乐地打断妈妈，套用一句广告词：“知道啦，女人的事情女人知道！”
鲁西西痛经的毛病已经2年了，也看过医生，医生说不要紧，生活上注意一些，过了青春期就会自然缓解的。也的确如此，鲁西西的痛经慢慢好了许多。所以，她压根就没有把妈妈的话放在心上，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进省女子篮球队！因此，无论有没有在月经期，鲁西西都是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才肯停止当日的训练。
当然，在鲁西西大负荷训练期间，她的月经也有所改变，譬如不怎么规则、痛经加重，但是，这小小的不适在鲁西西的眼里又算得上什么呢？
这天，鲁西西又在篮球场上练习扣篮和投篮，而且运动量比平时任何一天都要大，因为再过几天她就要接受省篮球队的考验了。傍晚时分，就在鲁西西预备结束锻炼回家时，突然感到下腹部一阵剧痛，痛得让她连腰都站不起来了，而且伴有恶心，随后又呕吐，脸色苍白。教练发觉她的异常，赶忙跑过来问她。要强的鲁西西刚要说痛经发了，没事，却不想一下子就晕倒了。
2天后，鲁西西从昏迷中醒来了。医生告诉她，2天前她发生了卵巢破裂，当晚就做了手术。鲁西西一下子急了：“不行，我现在必须得赶到运动场上，今天是我进省队的训练日啊！”她刚要动身，医生按住了她，说她的手术刚刚做，伤口还未愈合，不可运动，而且，正是由于超负荷地运动造成了她卵巢的破裂。
鲁西西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她问医生：“我还是未婚女孩子啊，难道运动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医生笑着告诉她：卵巢破裂是指成熟的卵泡或黄体由于某种原因引起包壁破损、出血，严重者可造成腹腔内大出血。这里所指的某种原因，一种是自体性破裂，即卵泡血肿或黄体血肿不断扩大，内压增加至一定程度即发生破裂；另一种是卵巢直接或间接受到外力影响而发生破裂，譬如做爱、便秘、举重物、过量运动等。
鲁西西说：“我就是后者吧。”
医生回答：“已、未婚女性均可发生卵巢破裂。你罹患该病，是因为超负荷地训练导致的。女性发生卵巢破裂时期多半在月经周期第10－18天。因此，在这个特殊时期，女孩要减少运动，呵护身体……”
虽然鲁西西因为这场意外错失了进省女子篮球队的机会，但是，她相信，下次再努力一样能够成功的，最为关键的是，她知道了特殊时期不运动这个医学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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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仅仅是月经前后期最好不要运动，也不仅仅不恰当的运动只会造成卵巢破裂，其实有很多妇科病是因为超负荷运动导致的。这对于当今时尚锻炼保持身体健美的女性来说，尤为注意。
1．外阴创伤：活动中不慎，如外阴部与自行车的坐垫、横档或其它硬物相撞，容易发生外阴部血肿，严重者伤及尿道和阴道，甚至盆腔。外阴部的大阴唇皮下组织疏松，静脉丛丰富且表浅，受外力碰撞后很容易引起血管破裂出血，造成较大面积淤血。
2．月经异常：医学专家调查从事较大运动量少女，月经异常者占相当大的比例，多表现为月经初潮延迟、周期不规则、继发性闭经等，且运动量愈大初潮年龄越晚。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剧烈运动会抑制下丘脑功能，造成内分泌系统功能异常，影响体内性激素的正常水平，从而干扰了正常月经的形成和周期。
3．卵巢破裂：剧烈活动、抓举重物、腹部挤压、碰撞等都可引起卵巢破裂，出现下腹部疼痛，甚至波及全腹。卵巢破裂一般发生在月经周期第10天－18天，其中80%的黄体或黄体囊肿破裂，腹腔穿刺有血。
4．子宫内膜异位症：经期剧烈运动可使经血从子宫腔逆流入盆腔，随经血内流的子宫内膜碎屑有可能种植在卵巢上，形成囊肿。得了子宫内膜异位症后，患者常出现渐进性加剧的痛经，还会引起不孕。
辽金时期马球运动略考 篇4
一、源于唐宋马球运动
马球的历史可谓久远悠长。关于马球的起源有三大地域学说, 其分别是波斯、西藏和黄河流域, 而在这三种起源之中, 中国就独占了两种, 可见马球和中国是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的。在中国古代, 人们称马球为“击鞠”, 比如三国时期曹植在其《名都篇》中就曾有诗曰:“连翩击鞠壤, 巧捷惟万端。”当然, 许多学者仍倾向于认为马球运动最早起源于前525年的波斯, 大约在唐朝初年传入中国, 主要流行于宫廷贵族活动之中。唐人杜环在其《经行记》中, 曾描述说中亚的拔汗那国“国土有波罗林, 林下有球场。”自马球在唐初传入中国之后, 由于其较强的娱乐性和竞技性功能, 很快便成为唐代社会各个阶层都追求和崇尚的体育游艺活动, 可谓上自高贵的帝王公卿, 下至普通的黎民百姓, 都对马球趋之若鹜和乐此不疲, 形成了“国君嗜好于上, 武臣效尤于外”的风行一时的时代场景[1]60。比如唐玄宗李隆基就特别酷爱马球运动, 早年身为亲王时, 他曾在河南府告成县辟有特别的球场, “自夏徂秋, 往来游赏。”
景龙三年 (709) , 吐蕃派遣使者迎接金城公主入藏, 同行而来的有一支来自高原的马球队, 其技艺高超, 才能出众, 在与唐朝宫中马球队比赛时, 但见“决数都, 吐蕃皆胜”。见此情景, 观战的唐中宗非常不爽, 便令以李隆基为首的四人球队“敌吐蕃十人”, 在这出战的四人当中, 唯以李隆基球技最为精湛突出, 只见他“东西驱突, 风回电激, 所向无前, 吐蕃功不获施。”在此次比赛中, 由于李隆基高超的马球技术和英勇的作战技能, 他既得到了唐中宗的高度赞许, 也得到了羽林万骑的衷心拥护。次年, 韦皇后设计毒死了唐中宗, 李隆基当即带兵杀入宫中, 平定了宫廷政变, 并且随后又当上了皇帝。如果说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成功之处与马球较有渊源, 那么其后期当政时发生的“安史之乱”则与马球也有一丝关联。当唐玄宗晚年之时, 他沉溺于美酒女色和打球乐趣, 以至于渐渐荒废朝政, 忠良之臣曾劝谏曰:“凭览则至乐, 躬亲则非便”, 以劝阻他不要仅仅沉溺于马球运动而耽搁朝政大事。几百年后, 宋人晁无咎在《题明皇打球图诗》中不无感慨地写道:“宫殿千门白昼开, 三郎沉醉打球回, 九龄已老韩休死, 明日应无谏疏来。”
另外, 据史料记载, 在唐朝的二十二个皇帝当中, 有十八位是马球运动的爱好者, 除了唐玄宗之外, 唐僖宗也是其中最为疯狂的一位, 比如“击球赌三川”的典故就是因为他热爱马球而产生的:当时唐僖宗以三川节度使的职位作为马球运动比赛的赢球奖励, 要求四位大臣一起击球, “以先得球而击过球门者为胜, 先胜者得第一筹。”在这场比赛中, 大臣敬瑄最终以赢球方式而荣任三川节度使之位。以马球运动的比赛输赢来对参与者封官加爵,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 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球运动在唐朝时期的流行程度[2]583。
到了五代时期, 唐代中原地区流行的马球风俗仍在延续。据《新五代史》中记载, 梁太祖朱温就曾对吴越王钱鏐赏赐过十匹打球御马。后梁在洛阳的皇宫中, 建有用于开展马球运动的球场殿、兴安球场、保宁球场等。另据《旧五代史》中记载, 后唐庄宗李存勖也多次与王公贵族在位于洛阳的鞠场开展“击球”运动。及到与辽金时期并存的宋代, 马球依然受到中原地区社会各个阶层的推崇喜爱。这个时期的马球活动由于经过不断的改进变革, 形式上显得更加规范, 并且从原本属于外来引进的运动形式逐渐演化为朝廷五礼当中军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宋史》中记载:“打球, 本军中戏。太宗令有司详定其仪。”此外, 在宋代的典礼活动中, 还经常举行各种形式的马球比赛。比如在《宋史》中, 曾详细记载了北宋皇帝与群臣击球娱乐的生动情形, 其曰:“帝击球, 教坊作乐奏鼓。球既度, 飐旗、鸣钲、止鼓。帝回马, 从臣奉觞上寿, 贡物以贺。赐酒, 即列拜, 饮毕上马。帝再击之, 始命诸王大臣驰马争击。旗下擂鼓。将及门, 逐厢急鼓。球度, 杀鼓三通。”同时,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的《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中, 对于开封金明池宝津楼前的马球表演进行了生动描述, 并说明有“小打”和“大打”之分, 且“人人乘骑精熟, 驰骤如神, 雅态轻盈, 妍姿绰约。”尽管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后, 王室南渡, 但皇室击球的风气却仍旧延伸到江南地区, 比如宋孝宗就非常喜爱马球运动, 其“日御球场”, 以至于文臣周必大进谏劝止, 孝宗答曰:“正以仇耻未雪, 不欲自逸尔。”到辽、金朝代侵吞、占领中原地区时, 尽管马球运动风气未改, 但其在运动目的上却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巨大变化。
二、以练兵为主要目的
在北宋皇帝沉溺于马球运动的娱乐助兴之时, 北方的辽国、金国却以马球运动作为一种练兵的重要形式, 着力提升军队的体格与作战能力。据《辽史·穆宗纪》记载, 早在应历三年 (953) , “汉遗使进球衣及马”, 辽国就已经仿效中原地区开展了马球运动, 之后, 打马球这项活动在辽国风起云涌, 据《辽史》当中的《游幸表》记载, 从辽穆宗开始一直到辽天祚帝灭亡的一百多年时间里, 共有二十多次打马球的记录, 但是, 辽代马球运动的目的并非如同唐宋那样的以娱乐活动为主, 而是带有强烈的军事训练目的。比如辽兴宗重熙七年 (1308) , 辽国派肖孝忠为东京留守, “时禁渤海人击球……之地。若非球马何以习武……宜驰其禁。”可见, 无论是禁止渤海人开展马球活动, 抑或允许渤海人开展马球活动, 都是从习武练兵的角度予以出发考虑的。
从建国之初, 金国便非常重视马球在习武练兵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据《金史·马贵中传》中记载, 在金世宗完颜雍执政时期, 司天监马贵中曾经上奏曰:“陛下为天下主……击球……故示天下以习武耳。”由此推知, 金国皇帝之所以崇尚击打马球, 其目的非常明确, 那就是为了提倡习武练兵, 特别是其秉持未雨绸缪的忧患思想, 在没有任何战争的情况下强调通过开展马球运动的形式, 提高军队将士兵卒的身体素质, 以应对未来的不测之需。受此思想影响, 金国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马球运动的超级高手, 比如后来宋金之战中, 曾经率领金军攻打北宋汴梁城的元帅粘罕等就特别喜欢从事马球运动。到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做了金国的俘虏之后, 在押送他们到北方的途中, 路经燕山府, 恰遇金人进行马球运动, 金国太子传人带话给宋徽宗云:“久闻上皇圣学甚高, 欲觅一打球诗。”宋徽宗勉强答应赋诗曰:“锦袍骏马晓朋分, 一点星驰百骑奔。夺得头筹须正过, 无令绰拔入斜门。”之前在宋朝宫廷之中, 喜欢以马球运动进行娱乐助兴的宋徽宗, 总是要求群臣赋诗凑趣, 而现在他却在无奈之下只能顺从别人的意愿为其开展马球活动执笔喝彩, 此情此景令人唏嘘不已。更令人感到震惊和讽刺意味的是, 一贯喜欢和推崇以马球运动进行娱乐助兴的宋徽宗, 最终怅然死在将马球运动视为可以习武强身健体、训练兵士素质的金国马球场上。正隆六年 (1161) , 完颜亮在讲武殿大宴群臣, 以检阅兵马, 操练军事, 为了显示和炫耀金国的武力, 打击北宋臣民的整体信心, 他强制要求年届六十、病体缠身的宋徽宗与海滨侯各自率领一队兵马进行马球运动, 当宋徽宗骑马进入赛场之后, 只见“有胡骑数百自场隅来, 直犯帝前”, 在慌乱之中, 宋徽宗失色坠马, 且“有紫衣者以箭中帝 (宋徽宗) ”, 遂死于赛场之内, 且不收尸, “以马蹂之土中”, 而成“终马之祸也”。早在唐代时期, 马球场就曾经发生过许多光怪陆离、不可思议的政治谋杀事件, 但是在金国的阅兵赛场, 宋朝皇帝宋徽宗被残酷诛杀于球场, “以马蹂之土中”, 尤为令人感到扼腕叹息, 哀伤无奈[3]138。然而, 如果考虑一下当时的现实对照:宋徽宗热衷于参与和观看马球以娱乐助兴, 因沉湎于享乐之中而耽误国事;而金国则致力于运用和发挥马球的军事训练功能, 因发端于攻伐之中而成就大事。那么, 辽、金的日渐强盛与宋代的渐趋灭亡也许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由此可见, 马球不同的运动目的, 对于一个民族甚至国家的后续发展来讲都可能会存在相当巨大的差异。
参考文献
[1]毛阳光.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的打马球风气[J].寻根, 200 (95) .
[2]姜伟伟.中国古代马球运动的历史溯源[J].科技信息, 200 (912) .
五四运动时期 篇5
五四运动是中国史上的一次寻求思想启蒙、个性解放的运动，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振兴中华就必须进行精神层面的改革，彻底改变文化心理结构。新文化运动自此拉开了大幕。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推动，新音乐文化建设也开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作为音乐文化建设架构中关键一环的音乐创作，逐渐为一些热心于新音乐文化发展的音乐家所注意，新型音乐创作开始起步。
一、五四时期艺术歌曲的发展概况
(一)产生条件
19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对封建旧文化的重大革命。正是在这种追求新思想、新知识、新艺术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才引导了中国艺术歌曲的出现。在此之前，“选曲填词”学堂乐歌可以算得上中国艺术歌曲的最早雏形。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许多学校开始普开乐歌课，强调用音乐来加强学生的“美的教育”，这种音乐教育使得艺术歌曲的产生提供了客观上的需求，成为艺术歌曲产生的条件之一;其二，新文化运动中所大力倡导的“白话文”“新诗”“国语”使得许多优秀的新体诗接踵而至，这也为艺术歌曲的形成在歌词方面提供了准备;其三，最重要的还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出现的一批优秀音乐人才的有力推动。以萧友梅、赵元任、黄自、青主等为代表的留学欧美的音乐人纷纷回国，带回了西方古典、浪漫派的音乐理论和作曲技术，并将其同我国的传统音乐元素紧密结合，创作出了许多耳熟能详的优秀作品。
(二)发展梗概
“选曲填词”学堂乐歌是我国艺术歌曲的雏形，大多学堂乐歌选用日本或欧美现成曲调来填词，也有少部分是选用中国传统民歌曲调或音乐家自己创作的，代表性的音乐家及歌曲有沈心工的《竹马》《春游》，李叔同的《送别》《西湖》，曾志忞的《练兵》《游春》等。20世纪20—30年代，一大批作曲家用音乐的武器担负起了时代的责任，带着对祖国、民族的极大热情投入到了艺术歌曲的创作领域，在作曲技法上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涌现出来许多反映时代特征、具有爱国情怀，同时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忧虑及对中国劳苦大众深表同情的不同题材和形式的艺术歌曲。如青主的《大江东去》，萧友梅的《问》，赵元任的《卖布谣》《教我如何不想他》等。
二、五四时期艺术歌曲的创作风格
(一)题材选用上的民族性
艺术歌曲在欧洲时表现在题材选用上，多用名人名诗来谱曲创作或填词创作，以此来表达诗歌意境的灵感。五四时期的艺术歌曲也没能脱离这一贯的规律和特点。五四时期的艺术歌曲也分别采用了李白、白居易、苏轼等古代诗词大家以及徐志摩、胡适、田汉等近现代诗人的新体诗为基础进行创作，以此使中国诗词的意境、意蕴通过作曲家创作的灵感迸发出来，涌现出了一首首优美的艺术歌曲。
(二)创作技法上的融合性
五四时期艺术歌曲在音乐创作特征上主要表现为:在形式上高度吸收了德奥艺术歌曲的优秀成果和宝贵经验，并将其同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有机结合，从而使中国艺术歌曲在艺术形式上充分体现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且不失浓郁的中国特色。其一，在曲式结构方面，吸收借鉴欧洲艺术歌曲的写作手法，灵活采用单一、单二、单三部曲式创作手法。如采用单一乐段曲式写作的歌曲有《花非花》《枫桥夜泊》等，这一处理使得作品一气呵成，结构严谨，形象鲜明，寥寥几笔便将诗词的思想感情刻画得入木三分。采用单二段曲式写作的歌曲如《南飞之雁语》《南乡子》《大江东去》，与单一段曲式相比，不管是在诗词内涵上，还是在音乐形象上都要复杂深邃得多。采用三段部曲式创作的艺术歌曲如夏之秋的《思乡曲》，以A+B+A的形式，展示了对比和重复的逻辑结构，使得诗词和音乐的情感在经历一个起伏变化的过程后回归原位。其二，在调式调性方面，吸收借鉴德奥艺术歌曲中有关调式调性布局转换的方式和观念。例如赵元任创作的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作。全曲由四个相互连接的基本乐段组成，曲作者巧妙地运用调式调性的交替转换手法，深化了歌词的内涵，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全曲四段都建立在以E大调为主调的基础之上，但在不同的段落又恰当地运用了合理的调性转换，如第二段开始从E大调出发，但结束在其属调B大调上，经过钢琴的间奏又转回了主调;第三段从E大调出发，转到同主音的e小调上，结束在G大调上;第四段则从同主音小调e小调出发，结束在其同主音E大调上，从而实现了主调的统一回归，形成了一个以主调为基础，多种调性相配合的调性布局。其三，在伴奏和声方面，吸收借鉴欧洲艺术歌曲中伴奏和声的选择与运用方面的经验，并将其成功地运用到音乐作品的内部结构中去。譬如运用构思巧妙的音型织体来塑造生动的音乐形象的艺术歌曲《卖布谣》《听雨》等。在赵元任的《卖布谣》中，双手琶音和弦的伴奏贯穿全曲，宛如一台不停歇的织布永动机。在《听雨》中，钢琴伴奏用八分音符的同音反复来贯穿全曲，宛如绵绵细雨声，极大地增强了艺术的气氛。但是，作曲家并非一味地效仿欧洲，他们还旨在突出中国元素，在伴奏的行进中，巧妙又不失艺术性地使用四五度叠置和弦来装饰伴奏效果。
(三)旋律继承上的同根性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历史文明古国，有着丰厚的民族民间音乐积淀，任何一个时期的音乐创作都不得不对历史加以参照，否则难以生根。五四时期的艺术歌曲理所当然地遵循了这条规律，即旋律上须在扬弃中完成质的飞跃，在确保同根同源的基础上实现旋律的多样性。因此，土洋结合的中国艺术歌曲如雨后春笋般地在那个时代不断出现。如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部作品以京剧西皮流水的音调为元素创作而成。《听雨》的旋律则是选用了常州吟诵古诗的音调加以扩充写作而成。《卖布谣》则是根据无锡的方言创作的。这些作品形成了民族特色独有的旋律之美，这取决于作者丰厚的民族民间音乐积淀。
三、对五四时期艺术歌曲的演唱特色把握
在歌曲的二度创作(演唱)中，艺术歌曲有别于歌剧、民歌等其他音乐体裁，有着其体裁自身的规定性和特殊要求。五四时期的艺术歌曲多半是西洋作曲技法加上传统中国作曲技法创作而成的，其风格及时代特点都表明不能完全运用欧洲的.美声唱法，也不能单纯地运用传统的民族唱法，须在两种唱法间寻求一个平衡加以灵活运用。
(一)咬字吐字的灵活性要求
在艺术歌曲的演唱中，西方的美声唱法是在西洋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既要追求嗓音的完美也要强调吐字清晰，它主要的要求是“声音轻松自由，音域发展宽广，有共鸣且表情细腻”。中国的民族唱法则是在民族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嗓音的甜脆、洪亮为主要的特征，以字行腔为特色，其中情、声、字皆要融合为一体。主要的特点体现在“字、腔、声、情、味”这五个方面上。五四时期的艺术歌曲的演唱既不能单一地运用西洋的美声唱法，也不能完全运用传统的民族唱法，必须是在两者之间借鉴、吸收其中好的方法，形成适应中国新型艺术歌曲的演唱方法。其为了音调与汉语、字音、声韵达成一致，演唱时要字音清晰、声韵准确。唱的时候，根据歌曲的情感要求来进行字头的快咬、慢咬、深咬、松咬等和字尾的全收、半收、缓收、急收等。从这些歌曲的特点来看，它们比较强调汉语语音的吐字、咬字及传统的润腔方法，使之既有好的声音，又可以突出我们民族性的语音特点，达到叙事性极强的演唱效果。如《教我如何不想他》中，作品旋律中运用的中国五声调式和每段的前三句在唱法上借鉴京剧西皮原板的腔调就可以体现出其独有的“味”来。在演唱时，要有细腻动人的情感和抓住中国传统唱腔中的“以字行腔”的特点，演唱时带上一点吟诗的味道。歌曲中很多地方都可以加上一点点滑音的处理，即在字头前很快地加上一个小滑音，把汉语拼音中的四声吐得更清晰、更准确，如“我”“发”“想”“慢”“爱”等字就属此列。
(二)呼吸气息的连贯性要求
艺术歌曲以抒情细腻见长，在音域与音高上都不是特别宽广，但是它能够细致地表达人民内心细腻的情感世界，因此艺术歌曲的演唱都会比较精巧一些。在艺术歌曲的演唱中，呼吸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既要自然流畅，也要热情洋溢，而且还得含蓄、内在，把握好演唱的分寸感。五四时期的艺术歌曲是西洋艺术歌曲与民族艺术歌曲的一个融合。在演唱上，传统的民族唱法与西洋的美声唱法在呼吸与气息上有许多共通之处。这一时期的演唱风格，既继承与发展西洋美声唱法中的呼吸方法，也加入了传统民族唱法中的气息技巧，所以说，五四时期艺术歌曲的演唱在呼吸气息上要强调深气息、高位置、胸腹式联合呼吸，以保证歌曲演唱的连续性与情绪的有利控制。如:易韦斋词，萧友梅作曲的《问》中，全曲是一个单一的乐段结构，旋律起伏、流畅、情绪上都比较平稳。在演唱时就要注意气息的流动，也要注意情绪的平稳，即便是内心情感似大海般汹涌澎湃，但在表现上却要平稳舒缓地演唱，在后面两个三连音的旋律进行上，注意气息要渐强，以此来表示情绪上的激动。但还是要平稳、流畅，在结尾处的“垂、吹、对、脆”都是采用前强后弱的，保持气息的连贯性，并且最后一个字都要极弱，声音落到气上，把这首歌无奈的感叹透彻地表现出来，给人以回味的余地。总结在“西学东渐”、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大规模地冲向古代的中国封建文化的时候，两个不同性质的文化系统开始大范围地接触，外国先进音乐体系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中国的音乐家们开始发展中国的新音乐，同时中国的本土音乐，被激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强大冲击力击垮，不但没有残破，反而审时度势、痛定思痛、兼收并蓄，其结构更趋合理健康了。它在吸收、借鉴德奥艺术歌曲创作技法的同时，创造性地发展了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使欧洲音乐与中国语言完美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艺术歌曲。在这一时期，中国的艺术歌曲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国的社会现实现状，而且开始注意到对音乐民族风格的探索和实践，以便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格，成了中国新音乐的代表，并且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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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艺术运动时期的玻璃艺术 篇6
关键词：玻璃 新艺术运动 自然植物 技术 香水瓶 首饰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5）12-0062-002
正如世界上其他的艺术门类，新艺术运动的发生与当时的社会情况紧密相关。当时工业化及商业化的迅速发展导致了艺术体系的变化，刺激了手工艺的大力发展。这对新艺术运动来讲，是一个具有根本性意义的事件。单从时间上来看，新艺术的发生发展就承启于英国工艺美术运动，从很多艺术表现上来看，也得益于工艺美术运动，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工艺美术运动的影响。工艺美术时期的人物莫里斯就认为，艺术家应该走入生活，艺术应该融入生活，与技术相结合，我们在这样工业化大发展的社会潮流中应重视艺术与手工艺相结合的审美意义。同时，工艺美术运动的先驱拉斯金也觉得，应当肯定人与自然的联系，肯定手工艺在社会生活当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他的思想甚至也在更宽广的意义上影响了新艺术运动。新艺术运动给予自然世界和自然精神以格外的关注，具有非常浓重的人文主义关怀精神，它的主要思想是“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由此看来，手工艺即来源于生活，这项极具生活色彩的艺术门类在新艺术运动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大工业生产迅猛发展的十九世纪末期，玻璃被广泛地作为冰冷的生产原料，应用于大量工业生产当中。然而在新艺术运动的推动下，一些艺术家开始寻找新的材料来表达自己的艺术思想，这其中包含看上去不太可能的玻璃材料。逐渐的，精致的玻璃手工作品开始呈现出来，在新运动艺术史上占据了一席之位。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艾米尔加莱、道姆兄弟、勒内拉里克及美国的新艺术运动代表路易蒂凡尼。
法国是欧洲新艺术运动的发源地。它有两个发展中心，一个是巴黎，另一个就是艾米尔加莱的所在地南锡。
艾米尔加莱在玻璃艺术设计的创造方面卓有成绩，创办了南锡学派，是新艺术运动的领军人物。他出生于一个手工艺家庭，從小受到玻I离知识的熏陶。他在1878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产生了对套色玻璃器皿的兴趣，从此开启了他的玻璃艺术之旅。加莱的早期作品受古典艺术风格的影响，多选择古典柔和的器皿进行绘制，装饰纹样有宗教文化色彩、阿拉伯色彩、古希腊罗马神话、荷兰及埃及风景画、民间传说等。努力多年后，他的作品开始具有明显的新运动时期风格，套色的浮雕玻璃器皿上表现出显而易见的自然元素风格。最常见的便是植物这种创作主题，除此之外，还展现出入文主义精神及象征主义色彩。加莱在表现形式上也开始追求表现题材与器皿形状的一致性。不仅如此，他还将诗歌刻画在玻璃器上，其中有波特莱尔及梅特林克的诗。总而言之，加莱是一位极具人文主义关怀精神的艺术家，他以其精湛的套色等技术，传达了内心的呼声，为后人所仰望。加莱的代表作是被法国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人物故事纹套色杯，此作品有26.5厘米高，刻有拉丁文及法文，并获得了1889年巴黎万国博览会的最高奖项。
另一位新运动时期的玻璃艺术典型代表是法国的道姆兄弟。道姆兄弟继承了父亲的玻璃厂后相互合作，在—次启发后将日用器皿的生产转投向玻璃艺术的生产，这才开启了玻璃创作的生活。他采用不同浓度的氢氟酸作多层表面肌理，主要以花卉的植物纹样来表现创作题材。但不论从表现题材还是器皿造型上来看，都无疑是新艺术运动时期玻璃艺术的典型代表。道姆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加莱的影响，但丰富的彩绘技术使其作品逐渐展露出创作个性，尤其他在采用了失传已久的古埃及脱蜡铸造法这方面，还做出了杰出贡献。
此外就是著名的玻璃工艺大师勒内拉里克。不同于前两位艺术家的是，拉里克一开始是个地道的珠宝首饰设计师，他的艺术创造贯穿于新艺术运动和装饰艺术运动之间。在1908年为一家公司设计香水瓶的时候，产生了对玻璃艺术的热爱，转身投入了玻璃艺术的创造中。拉里克将玻璃这种材料运用在首饰当中，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多呈现出动植物等自然元素，以微妙的细节来展现精致的珠宝首饰。把薰衣草、小鱼、海龟等描绘得栩栩如生。他设计的香水瓶也非常之多，对后面香水瓶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蒂凡尼是美国新艺术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于1878年开始建立了自己的工厂来生产玻璃产品，80年代后专注于彩色玻璃的设计，后又开始了铜材质的产品设计。基于对这两种材料的熟知，逐渐的，蒂凡尼开始将两种材料相结合，设计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这其中尤以灯饰最为出名，这也是众所周知的。美国的新艺术运动晚于欧洲，一开始蒂凡尼在创作上多少受到欧洲的影响，但到后来，他精湛的艺术作品反倒使欧洲人大吃一惊，竞相模仿。图1便是一件蒂凡尼作品，独特的染色玻璃技术，花卉植物花纹的运用，使得蒂凡尼在新艺术运动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纵观，新艺术运动时期的玻璃艺术家们同样遵循着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在创作表现上一览无余。
一 自然元素的体现
新艺术运动有着不同于其他艺术运动的显著特点，那就是对自然因素的运用，它强调要贴近自然，而自然中最常见的莫过于动物和植物了。此特征表现在几乎所有新艺术门类上，尤以绘画和雕塑最为明显，弯曲纤细的树枝线条、婀娜婉转的花卉外形，莹润饱满的乌儿形状等。相对其他艺术门类而言，玻璃这种坚硬冰冷的材料比较难以表现出亲近的自然植物。然而玻璃设计大师埃米尔加莱却成功地采用动植物这一自然题材生动地创作了数不胜数的玻璃艺术作品。正如图2加莱的“白地八仙花纹套料瓶”所示。这件作品具有明显的新艺术运动风格，弯曲流转的花枝，饱满的叶子上是大小不一的暗紫色八仙花，它们一朵朵地呈现在玻璃套料瓶上，难以想象加莱是怎样用双手创作出了这样的手工玻璃作品。他的作品有着优美流动的造型，件件都绘制了生动逼真又略带神秘色彩的装饰图案，有的甚至还刻有饱含感情的象征主义诗歌。他将对祖国的民族感情，利用精湛的技法融合在自然主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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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是位于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音乐厅。此建筑建于1905-1908年间，硕大的彩色玻璃窗几乎构成了两边的墙体，绚丽的镶嵌画覆盖了包厢的支柱，花朵的造型则成为了巨大的穹顶装饰。这个音乐厅使用了大量玻璃，相当明亮。再如吉恩道姆的玻璃彩绘瓶（图4），草地、树木、花朵和阳光，浓郁的自然风景题材充分地表现在他的玻璃花瓶上。
二 曲线的运用
说到对曲线的运用，当之无愧的是著名的西班牙建筑设计家高迪。高迪说，“直线是从来就不存在的，它只是人类想象的结果，只有曲线是真实的，只有曲线才是上帝所认可的。”在玻璃艺术领域，新艺术运动的艺术家们在创作表现上也同样具有明显的流动性曲线反映。图5为Lalique的作品“蓝白色洒金荷叶形缸”，作品中蓝色和白色玻璃相间，呈曲线状排列开来，器型也表现成曲线状的荷叶形，整件作品韵动感十足。再如图6，是拉里克所作的“鱼纹盆”，几条弯曲的鱼身交叉盘绕着，摆动的鱼尾，饱满地覆盖在盆中，同样充分体现了新艺术运动避免直线而采用曲线的表现手法。
三 日本元素的借鉴
发生于欧洲的新艺术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日本的影响。据称，当时日本的浮世绘大量生产，以致剩下多余的浮世繪平面被用作产品的包装流放到了欧洲，不经意地被欧洲的艺术家发现，成为艺术作品，这是来自东方的不同风格的绘画形式。当然，众所周知的是，“新艺术”一词最早来源于法国一家艺术画廊和商店的名字，其店主就是一名日本艺术品经销商，经常往返于两地，会从日本带回一些艺术品，这就一定程度上引进了日本艺术元素；他还于1888年创办了《艺术化日本》这本杂志，向其国人介绍日本的装饰艺术以及工艺美术。
十九世纪末，香水盛行起来。作为承载香水的香水瓶，开始被艺术家们采用玻璃这种材料来呈现。除了其植物题材外，艺术家艾米尔加莱在其诸多的套料香水瓶中还采用了松、菊花、鸟居、神社等具有日本特色的题材内容。这当然得益于日本元素在欧洲的流入，除此之外，还因为加莱在与日本画家朋友高岛的认识中了解到很多日本元素。
四 女性主题的表现
女性主题一直是饱受争议的内容。自古至今，各个艺术领域都对女性有着各种描述以及刻画。而新艺术时期对女性主题的刻画多少有些复杂化。由于当时新女性群体的出现，继而引发了反对新女性的艺术家群体。所以在这段时期内对女性的表现便产生了相反的两个方面：高贵的柔和的唯美女性，或者是邪恶的复杂的女性。这些新角色都是有寓意的，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图7是拉里克著名的作品“蜻蜒美人’就生动地表现了精致柔美的女性。女性人体也是拉里克经常愿意用来表现的主题。且看这件漂亮精致的玻璃珠宝胸针，一个女性的半人体，插着一双蜻蜒翅膀，使用材料包括黄金、珐琅、绿玉髓、月长石以及宝石等，既有实用的佩戴功能，又不乏审美上的艺术风格，算得上是新艺术运动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图7）
玻璃被毫无征兆地运用在新艺术时期的艺术创作中，继而毫无悬念地在艺术史上抹下了浓重的一笔。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新艺术运动媒介，尤其在艾莱尔家来、道姆兄弟等几位代表人物的描绘中，也同时反映出了这个时期的一些艺术创作特点。它载着历史的发展，向世人证实了这个时期玻璃艺术的辉煌成就。
我国宋朝时期的竞渡运动研究 篇7
一、宋朝时期皇家竞渡运动发展
北宋把开封定于都城, 称其为东京, 宋太宗执政时建造了金明池, 慢慢成为了皇室贵族嬉戏竞渡的主要场地。根据王应麟写的《玉海》卷:“太平兴国第一年的时候, 召集了三万五千人修建金明池, 把金水河里的水引入池中, 有五个大殿, 走几百步就是琼林苑了。每年三月份, 下令让神卫虎翼水军教授划船嬉水的技巧。”[1]周世宗执政时, 就开始修建金明池, 宋太宗仅仅是对其进行了修改与扩建。一开始宋太宗建造金明池主要是为了让水军方便演习。然而没过多长时间, 水军的演戏活动便不再进行, 而被不断的水上嬉戏竞渡活动所代替。水上嬉习的活动形式各种各样, 不仅包括划船、竞渡、在水上表演歌舞百戏等节目, 还有水傀儡和抢金贩等, 其中划龙舟进行竞渡是最热闹的。从雍熙年间开始, 宋太宗就开始享乐, 一到春天, 就会去金明池观赏竞渡比赛。自此之后, 北宋每个朝代的统治者, 都把在金明池举行的竞渡比赛当成一件必须办的大事来看待。
宋真宗执政之后, 尽管水军也经常在金明池上活动, 然而也都是以竞渡船队身份出现, 围绕的都是竞渡比赛, 偶尔举行的水军水战表演, 也只为掩人耳目。《宋史·礼志》是这样记载的:咸平三年五月份的时候, “宋真宗在金明池观看水戏, 扬旗击鼓, 分成左右两侧, 在树上系上彩带, 方便辨认, 这时船才能快速前进, 先到的就会得到赏赐”。从中就能看出, 竞渡活动有着很强的争胜夺冠的意味。
宋每个朝代的统治者, 都非常喜欢竞渡活动, 每个朝代都拿出专款去建造比赛用船与船澳, 史书记载为龙舟与龙澳。澳是指放船的地方, 跟现在的船坞差不多。建造的龙舟非常壮观, 装饰也非常精致奇异, 一朝比一朝强。宋神宗为了举办竞渡比赛而修建的工程甚是宏伟。沈括写的《梦溪笔谈》中就有相关记载:“国初, 两浙地区进献龙船, 有二十多丈长, 上面是宫室层楼, 里边放了御榻, 为了让皇帝游幸之需。时间一长船的腹部有所损坏, 想修补一下, 但是在水里不能进行施工[2]。熙宁中期, 宦官黄怀信给皇帝想了一个办法, 在金明池北边开凿一个大船澳, 可以放置龙船, 在它下面建造一个大柱子, 把大木梁放在它上面, 再引水进澳, 使船浮到梁上, 再把澳里的水引出来, 船就先悬于空中;等修补完之后, 再利用水把船浮起来, 把梁柱撤下去, 用大屋蒙住, 就是放船的地方, 永远都没有暴露的隐患。”上述这些记载, 在全世界的科技史中都属于最早也最壮观的船坞, 被称为历史中特别伟大的一个发明, 建造船只的技术在那个时候也是相当厉害的。通常在每年的三四月份会在金明池举行竞渡比赛, 那个时候皇帝也会前来观看, 很多大大小小的船只聚集在金明池上, 开展各式各样的游戏, 但是龙舟竞渡争夺冠军是整个活动的高潮部分。
二、宋朝竞渡运动向民间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发展, 民间慢慢也开始举办竞渡比赛, 从皇室贵族在金明池举办竞渡和后来发展到在西湖竞渡即能看出, 西湖竞渡从每年一月就开始张罗, 一直到深秋仍会有活动, 但是西湖竞渡跟以前在金明池举行的竞渡有所不同。西湖竞渡只是让临安府相关官吏负责主持, 还带有很大的民间性质, 参加竞渡的人穿着打扮相当复杂, 有深厚的戏剧与神话色彩。然而不管怎样, 竞技夺冠的主旨没有变, 表现出了体育活动源源不息的继承精神。
从元宵节开始一直到寒食节, 这期间西湖竞渡活动源源不断, 有很多游客前去观看比赛, 从中就能看出参加竞渡人十分高昂的激情以及游客们强烈的好奇心。周密写的《武林旧事》是这样记载的:“都城自过收灯, 身份尊贵的人, 都争先恐后地去郊外, 称之为探春, 一直到禁烟时最盛。有十几只龙舟, 很多彩旗和大鼓。以前的宣唤者, 穿着锦衣花帽, 以跟众人区别开来。京尹为立赏格, 通过竞技争夺冠军。都城里的人和仕女们, 都聚集在西湖两岸, 摩肩接踵, 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水面画揖, 鳞次栉比, 也没有行舟的道路, 击鼓欢唱之声, 好不热闹, 那种盛况可以想象出来。”
清明节又是西湖竞渡的一个高潮。据《梦粱录》记载:“当天又能看见很多龙舟, 都城的人不管贫富贵贱, 全都跑出家门, 全城笙歌, 倾城而出, 锣鼓喧天, 即使当年的金明池表演也没有如此盛况。”[3]虽然竞渡气势与前朝相比稍微弱点儿, 但热闹的场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娱乐性质比以前增强。清明节后, 西湖竞渡活动接近结束, 等到明年再开始。然而每年秋天, 临安府都会在钱塘江举行竞渡比赛, 规模比春天的时候小多了。耐得翁写的《都城纪胜》是这样记载的:“春季西湖, 秋季浙江, 都有龙舟竞渡, 继承了金明池竞渡的遗风。”
三、宋朝的竞渡在全国的普及
宋朝时期的竞渡, 除了东京和临安这两个都城, 全国各地也都举行了这项活动, 特别是长江流域举行的最多, 一直波及四川和岭南地区, 成了一项声势浩大具有民间性质的体育活动。但是它仍旧带有很强的竞技性质。
江浙地区是举行竞渡非常普遍的地区, 从苏南地区到浙东地区, 竞渡比赛到处可见, 通常在端午节左右比较多, 继承了以前的传统。朱彧写的《萍洲可谈》是这样记载的:“江浙地区有很多民间竞渡活动, 也有龙舟, 都在五月初五那天举行, 继承了屈原湘楚的风俗。”浙江等地, 也经常举办竞渡活动, 以现在的温州地区举办的竞渡最有特点。叶适写的《水心文集》对其也有相关记载:“使君劝客亲付标, 两朋予夺悬分毫。古来净水斗胜负, 湖边常赢岂其数。”他自己解释说:“净水和湖边都是村民。”从中就能看出那个时候村与村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叶适还写了《后端午行》一诗, 大概说的是这个意思:一个乡里的每个村都要提供一只船, 还要插上代表性的旗帜, 让竞渡比赛船队旗帜鲜明, 阵容强大。温州举行的竞渡, 还经常加入很多文人墨客的吟咏, 以缓解竞争激烈的气氛[4]。周密所著的《齐东野语》一书写道:永嘉有位叫甄云卿的人, 字龙友, 小时候就很有名, 所写的词非常华丽。竞渡当天, 穿着彩色的衣服站在龙头处, 自己写了《思远楼前》一词, 就像旁边没有人一样。这样的文人自吟, 算得上在竞渡比赛中的有趣的小插曲了。
衡州地区, 一到端午前后, 也会举行龙舟竞渡活动, 那一带的百姓都前去观看。据洪迈所著的《夷坚志》记载:“邵显是徐州沛人, 跟着他妻子的父亲任信孺居住在衙州。绍兴丁卯年, 端午节竞渡时, 有很多龙舟, 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前往浮石寺前浮桥观看比赛。”江西地区举办的竞渡活动也很壮观, 龙舟们穿过江湖, 争夺冠军, 尤其郡阳湖上举行的龙舟竞渡规模最大。当地百姓把五十人放在一只船上, 四五月份, 不停地进行竞渡比赛。据《夷坚志》记载:庆元三年四月, 都阳的小民按照惯例在鄙江进行竞渡, 率皆亡赖子弟。又没有任何装束, 仅是袒锡布挥。一整天鸣金, 异常喧噪[5]。还有人拿着酒赏犒, 通常都是酣醉。到东西遇见时, 每方都叫嚣着要一比高下。更近一点时, 就向对方扔石头互相攻击, 更有甚者还射箭放弹, 即使受伤, 也不能上告至官府。五月二日, 东湖有一只船跟南岸一只船展开搏斗, 一直到傍晚还没结束。湖里的船都沉下去了, 船里载着五十一人, 都溺水了, 从中可以看出, 都阳举行的竞渡非常粗野, 竞渡者光着膀子上船, 个个酣醉, 为了争取胜利, 不惜伤害对手, 即使最后获胜, 也会由于打斗而难解难分。我国有很多地区, 每个地区竞渡比赛的风俗也各不相同。
江西上饶和抚州, 都有关于竞渡比赛的记载。裘万顷所写的《竹斋诗集》也有关于竞渡的记载。但《宋史·黄震传》中说, 黄震管理抚州时, 禁止竞渡。一个小小的抚州, 竞渡船只竟然多达1300只, 可以想象出那时竞渡的盛行。
湖北是屈原的祖籍, 从南朝开始, 史书中就有很多关于竞渡的记载。到了宋朝时期, 竞渡之风仍然没有衰减, 还增加了粗犷之气, 甚至有为此进行生死搏斗的现象。为了在竞渡比赛中获胜, 可以用生命来交换, 在我国竞渡史上有很多类似的现象, 然而在别的体育比赛中却很少发生。可见, 竞渡在人们心中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 锦标对竞渡者也有强烈的吸引力。
湖北归州和四川夔州两个地区沿江毗邻, 一到端午节前后, 两地百姓就开始筹划竞渡比赛, 在长江流域展开激烈的竞渡比赛。范成大写的《夔州竹枝歌》是这样进行描述的:“五月五日岚气开, 南门竞船争看来。”
摘要：宋朝时期竞渡运动主要是皇家在金明池举行的娱乐活动之一, 之后宋朝民间慢慢也开始举办竞渡比赛。最后, 全国各地也都举行了竞渡这项活动, 成了一项声势浩大具有民间性质的体育活动。
关键词：宋朝,竞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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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森林损耗 篇8
太平天国起义其间, 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 人口、自然资源大量消耗, 有人估计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约两千万人丧生, 据称1850年的中国人口大约有4.1亿人, 经过太平天国、捻军及回族等起事后, 到1873年人口下降至大约3.5亿人,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的破坏程度。为打击对方, 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双方都采用了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 其中也包括故意烧毁森林使对方无处隐蔽、无法樵采的战术。天平天国运动从两广地区, 向北发展到湘江流域, 再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从自然地理上讲, 经过了南岭山地、长江中下游丘陵地区, 这些地区正是当时我国森林分布较为密集的地区, 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广、安徽、江浙等地不少森林, 都在这一时期受到重大损失, 如湖南衡阳、衡南等地的广阔森林, 就是在这次被焚烧毁坏以后, 长期不能恢复。江南等地“耕者废夜, 烟火断绝, 寇行无人之境” (《清史稿·洪秀全传》) 。
起义爆发不久, 广西、广东地区的森林首先遭到破坏, 如1854年, 广州白云山之松树和粤东罗浮山森林, 在清军与太平天国双方争战下, 大部分为战争所破坏。湘江流域是曾国藩湘军与天平军争夺的主要地区之一, 在曾国藩的书牍中, 有“兵燹所至, 无树不伐”之语, 可以想象森林破坏程度是何等之剧, 曾国藩这句话也当然适用于清军于太平军争战的其他地区。太平军定都南京后, 清政府随即在南京紫金山地区, 建立江南大营, 于是南京紫金山地区也成了双方争夺而致使森林破坏的地区, 太平天国时期, 紫金山一带军营屯扎, 连年鏖战, 林木焚毁殆尽。南京钟山地区在明代曾大力人工种植林木, 从洪武元年 (1368年) 经过六十多年的努力, 至宣德三年 (1428年) , 在朝阳门外 (今中山门) 钟山南麓, 所种植的油桐、漆、棕树达200余万株。由卫队士兵管理守护, 此外对松、杉、竹等用材树种的造林也很重视。到万历年间 (公元1572年———1620年) , 紫金山 (即钟山) 、青龙山、牛首山及附近诸山, 已均被森林所覆盖。乾隆至嘉庆年间 (公元1736年至公元1820年) 《江宁府志》记载:“乾隆巡视钟山灵谷寺, 康熙巡视清凉山 (钟山向西延伸的余脉) 时, 赞美南京诸山‘蔚然深秀松森森’松林十余里。‘青山云里夹竹篁’石头山 (即今清凉山) 竹林六十余里”。而至太平天国时期钟山恢复起来的森林遭到很大的破坏, 特别是太平天国时期, 先是太平军围攻南京城内清军, 经三年之久才攻占。后不久清军又围攻城内的太平军, 在钟山脚下龙脖子处破城而入。这期间, 钟山及南京城廓附近诸山森林, 均被兵所毁。“四境青山濯濯而童”, 唯有僧侣所保护的灵谷寺、万福寺、紫霞洞、孝陵墓等处林木得以幸存。咸丰十年 (1860年) 的太湖罗山之战中, 清军烧毁太平军营, 东南风起, 大火蔓延, 焚毁皖南大面积山林。太平天国全盛时期江南地区势力囊括浙江, 甚至福建北部地区, 战火也同样烧至此处, 浙江丘陵为我国东南森林覆盖较多的地区, 太平天国时期破坏严重, 所剩森林多为清军与太平军争战未到之地。
就太平天国自身而言, 其对于森林资源的破坏也不无关系。在长沙之战中, 石达开恐怕城外丘陵埋伏清军, 命令用火药对城外山包进行爆破, 将灌木林全部烧毁。石达开在其日记中就曾说:“往南郊 (湖北施南县之南郊) 视察, 有探地兵云, 为虎所伤, 诘其详, 则南山有一峰如屏障, 恶木阴翳, 虎狼踞之, 故当夏日草木长茂之时, 往往南门不启。予谓正本清源计, 宜毁其窟穴。军中有湘人王某, 能制火药, 造就试用, 乃将炸药放置妥贴, 予登碑遥望, 已睹浓烟四冒, 忽霹雳一声, 天崩地裂, 山峰一小部分, 已纷然下坠, 树木拔根飞舞, 野兽狂奔乱跑, 不辨其为虎豹豺狼也。王某言, 此特最小之炸力耳, 半月后, 当用大炸力去全部分, 可令此间变为坦途, 直通后山, 而猛兽毒蛇之窟, 一旦扫除尽净。”可见当时为驱除障碍, 开山进军, 被毁之森林, 也当不少。
总之, 太平天国虽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 在看到起积极方面的同时, 也应当注意到战争期间对于人口、自然资源的巨大消耗, 太平天国运动对于我国森林资源的损耗, 是我国近百年来森林破坏最严重的时期。
参考文献
[1]陈嵘.《中国森林史料》.中国林业出版社, 1983年。
[2]石达开.《石达开日记》.世界书局出版社, 1934年。
[3]http://www.zschina.org.cn/news/0702/01.htm
五四时期《东方杂志》的科学传播 篇9
五四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时代,科学与民主成为当时的流行话语。在近代中国,报刊成为了科学传播的重要媒介。五四时期大量报刊的创办,为科学传播创造了条件,科学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同时对民众进行了影响较深的科学启蒙。《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大众媒介,作为五四时期影响深远的刊物,以独有的魅力,在科学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对五四时期《东方杂志》的科学传播内容、特点和作用等方面进行论述,以凸显其价值。
一 《东方杂志》在中国近代的发展
《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首屈一指的大型综合性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从1904年创刊到1948年停刊,《东方杂志》共出44卷,忠实地记录了我国近现代发展的历史轨迹,被称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库”、“杂志界的重镇”、“杂志的杂志”。在45年的发展历程中,《东方杂志》曾4次停刊,4次迁徙,根据其不同发展阶段的情况,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1904年到1910年,属于《东方杂志》的草创时期。这一时期的《东方杂志》仿效日本《太阳报》和英美等国的文摘报的做法,除了本社自撰的一篇“社说”和“广辑新闻”之外,选录各种官民月报、旬报、七日报、双日报、每日报名论要件,分类刊登,性质类似于选报。第二阶段,1911年到1919年,《东方杂志》由选报性质向综合性学术杂志的转型和发展时期。1911年,杜亚泉兼任杂志主编,对《东方杂志》从形式到内容都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东方杂志》面目彻底一新,突出了学术性,销售量增到“一万份以上,打破历来杂志销数的记录”[1],成为国内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的杂志,确立了其在杂志界的地位。第三阶段,1920年到1948年,《东方杂志》的稳步发展时期。从1920年起,《东方杂志》进入鼎盛时期,逐渐形成为一份辟有“东方论坛”、“内外时事”等近40个栏目,兼有时政和学术评论文字及大量文献资料,图文并茂的综合性学术杂志。1948年12月,在经济崩溃和政治大变动的前夜,《东方杂志》停刊。
《东方杂志》栏目多样,先后辟有社说、时评、选论、谕旨、内务、外交、军事、教育、财政、实业、交通、商务、宗教、杂俎、记载、文件、调查、附录、译件、小说等栏目。其中社说、时评、选论等栏目,主要反映该刊的政治思想倾向,表明对各个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态度。外交栏主要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以及它们之间勾心斗角的争夺。实业、商务、交通等栏,主要介绍兴办实业、商业和收回路权、矿权等方面的情况,是刊物的重点栏目。
《东方杂志》拥有稳定而广泛的作者队伍,基本上包罗了当时中国各个领域的精英人物,包括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蔡元培、朱自清、梁启超、胡适、郭沫若等人。在《东方杂志》45年的发展历程中,刊登的内容十分丰富,从政治到教育,从交通到军事,从宗教到实业,从小说到科学,一样都不少,是一本名副其实的“杂”志。
《东方杂志》基本上伴随了中国20世纪的上半叶,被学术界认为是旧中国期刊寿命最长的一个综合性杂志,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文化史的见证物。《东方杂志》所蕴涵的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
二 五四时期《东方杂志》科学传播的概况
“五四”时期并不是仅指爆发“五四”运动的1919年,而应该是从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始,到1925年为止。1915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改造国民性、改变中国人思维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伴随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呼声的高涨,学习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力兴办自己的科学事业,成为五四时期社会上下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新兴的知识分子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号召人们接受科学,接受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介绍和传播风起云涌。五四时期,大量的报纸杂志传播着科学,把科学的传播引向深入。
《东方杂志》在第1卷第1期创刊号刊出的《新出东方杂志章程》第1条明确提出:“本杂志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启导即为启蒙、输导的意思,联络东亚则需要达外情于内,自然要引进国外先进知识和学说。在五四时期科学浪潮高涨的时代,《东方杂志》自然也就将科学传播作为其重要的任务。
杜亚泉对五四时期《东方杂志》的科学传播贡献颇多,“因科学界的耆宿杜亚泉先生,曾主编本志十年,所以对于世界的新发明和新发见,从来不曾忽视”[2]。杜亚泉是中国近代致力于科学传播的代表,胡愈之曾经说过(杜亚泉):“对于自然科学的介绍,尽了当时最大的任务”[3]。1911年,杜亚泉兼任杂志主编,对《东方杂志》进行改革。版本改为16开,刊期改为半月刊,每期字数从10万增加到20万,并加大了插图量。内容上,各种思潮兼收并蓄,大量刊登有关最新政治、经济、思想、学术、社会问题的撰述文章和翻译文章,改变了过去文摘类刊物的性质;增设了“科学杂俎”栏目以普及科学知识,增设了“谈屑”栏目以针砭时弊。改版后的《东方杂志》内容新、字数多、装潢好、售价低,因此受到了读者的欢迎,销售量大增。杜亚泉的改革,为五四时期《东方杂志》传播科技奠定了基础。
“科学杂俎”栏目是五四时期《东方杂志》传播科技最为集中的栏目,刊登了大量反映世界最新科学研究技术进步方面信息和知识的文章。例如在1920年第17卷第1号的“科学杂俎”栏目中,就有“汽船之无烟装置”、“运动觉”、“脑髓中心说之动摇”、“聋人助听器”、“影戏近看之眼镜”、“飞行脚踏车”、“世界最高之铁塔”、“脑髓速度测量机”、“鸡蛋之毒性”、“吐火之鸟”等10篇科技方面的文章。1920年第17卷“科学杂俎”栏目中共有文章113篇。1921年第18卷“科学杂俎”栏目中共有文章59篇。由此可见“科学杂俎”栏目在科技传播中的重要地位。“科学杂俎”栏目中的文章篇幅较短,语言也较为通俗,促进了国人对国外科技的了解和认识。
《东方杂志》中科技内容的稿件来源有三个方面,自撰、来稿和翻译稿。商务印书馆人员所撰稿件均包括在自撰稿以内。五四时期,商务印书馆的众多编辑都是《东方杂志》科技文章的积极撰写者和翻译者,如杜亚泉、章锡琛、钱智修等人。所谓来稿就是非商务印书馆人员所撰写的文章。翻译稿,即编辑人员翻译国外的科学刊物、科学著作、报纸上面的文章,《美国评论》、《美国科学报》、《日本廿世纪杂志》、《日本科学世界杂志》等国外的刊物是《东方杂志》科学文章的重要来源。从五四时期《东方杂志》所刊登的科技文章来看,自撰和来稿较少,更多的科技文章是来自翻译。
五四时期《东方杂志》科技文章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消息类,另一类是论述类。消息类的文章主要是传播国外最新的科技动态和发明,一般篇幅较短,如《新发明之地雷》(1915年第12卷第2号)、《空气湿度表及风雨表之新制》(1917年第14卷第1号)等文章。另一类是论述性的文章,主要是就某一科学现象或者科学发明进行论述,如《论中国宜推广造船业》(1918年第15卷第2号)、《科学教育与中国》(1923年第20卷第6号)之类的文章。从五四时期《东方杂志》所刊登的科技文章来看,消息类的文章所占的比例要大于论述类的文章。
五四时期,《东方杂志》已经不满足于以单篇的文章和专栏的形式来进行科学传播了,还开始尝试以专号和集中传播的形式。这样的集中传播,有利于读者系统地认识科学。如在1922年第19卷第24号《爱因斯坦》专号上刊登了《爱因斯坦与相对论》、《爱因斯坦和科学的精神》、《相对性原理概观》、《相对论及其产生前后之科学状况》、《能媒万有引力和相对性原理》、《罗素的相对性原理观》、《康德和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之相对论原理》、《普遍相对性原理和观测事实的比较》、《爱因斯坦小传》、《爱因斯坦著作目录》、《相对论在物理学上之地位》等12篇,这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最早与西方科学发展同步、向国人介绍爱因斯坦其人和其发现的。通过这样的集中介绍,可以加深读者的印象,增强传播效果。
三 五四时期《东方杂志》科学传播的特征
五四时期,《东方杂志》刊登了数量众多的科技文章,为科学技术在当时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五四时期《东方杂志》的科学传播显示出了其鲜明的特色。
(一)传播内容丰富,显示出百科全书式的多样化
五四时期《东方杂志》对科学知识的介绍,几乎包括了近代科学的诸多领域,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学、医学等方面。《东方杂志》希望通过一期一期的文章能够将世界上最新的科学知识介绍给国内的知识分子。
五四时期,《东方杂志》对生物学的知识进行了多方面的介绍,如《霉菌与人生之利害》(1918年第15卷第5号)、《动物羽毛变化之研究》(1919年第16卷第2号)等文章。医学方面的知识,也是五四时期《东方杂志》着力介绍的内容,如《近视远视治疗法之新发明》(1918年15卷第6号)、《山西肺炎疫之蔓延及防御法》(1918年第15卷第7号)等文章都是卫生方面的知识。物理学方面也介绍了很多的知识,如《蒸气机关车改用电气之利益》(1918年第15卷第11号)、《俄国最近物理科学的进步》(1922年第19卷第4号)、《二十年来物理学之进步》(1924年第21卷第2号)等文章。化学方面的知识的文章有《德军利用含毒气体于战场》(1915年第12卷第8号)、《氦与飞行界》(1924年第22卷第12号)等等。另外还有不少数学、天文、地理等科学相关的文章也在《东方杂志》上经常刊登。
许多先进的技术、产品,在五四时期被《东方杂志》大量地介绍,如潜水艇、水雷、无轨汽车、御雹炮、止痛麻醉药、摩托车、新发明的战车、海底坦克、新式风车等等。五四时期《东方杂志》不仅介绍了科学技术本身,而且还对众多的科学家进行了介绍,如莫尔斯、牛顿、赫胥黎、爱因斯坦等科学家都得到了介绍。
(二)一般性科学知识与科学理论相结合
《东方杂志》的读者对象广泛,既有普通的读者,也有科学素质较高的研究者,因此,在选择传播内容时,就得考虑两方面的需求。传播一般性的科学知识的目的在于普及科学知识;科学理论的传播则是为了满足科学研究者的需要,跟上世界科技前沿的脚步,促进中国科学的进步。《东方杂志》刊登了不少科学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如季加尔的《心音断病说》(1915年12卷第3号)、曹中渊《空中电气之研究》(1919年第16卷第5号)等文章,为当时中国科学界人士研究科学提供了指导。
为了更为广泛地传播科学技术,《东方杂志》刊登了大量的一般性的科技知识。科学技术并不只是一些理论,而是必须要运用到社会生活之中,方便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民众才会对科学技术感兴趣。因此,五四时期《东方杂志》所传播的科学技术兼顾一定的实用性和技术性。虽然说,《东方杂志》上面刊登的文章具有较重的学术气息,但是仍然刊登了大量的实用性和技术性较强的科学技术。《东方杂志》翻译刊登了大量的医药卫生常识,对于改良国人的种种不良习惯,增强国人体魄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东方杂志》很多的科技文章具有实用性,与一般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如《保存鲜果的新方法》(1925年第22卷第24号)介绍了用树胶皮凝结包裹水果的方法,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很有用处。《蝗虫之驱除及利用法》(1916年第13卷第13号)介绍了机械的、化学的、天然的三种驱除蝗虫的方法,对于驱除蝗虫很有用处。另外还介绍了很多的实用技术,如养狐的经验、木材之腐败及其预防法、关于鸡蛋之技术、船晕病疗治法新发明。
(三)注重传播内容的时效性和通俗性
《东方杂志》作为期刊,在时效性方面比报纸要差一些。但是,《东方杂志》在进行科学传播的时候,对世界最新发明创造和科学理论,总是进行及时报道。
《东方杂志》对于20世纪的三大科学发现均有详尽的跟踪报道。从1917年到1923年,在中国报刊发表有关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著作、论文达100篇,其中《东方杂志》就有21篇。1920年2月10日发行的《东方杂志》在《科学杂俎》栏目刊登了一篇题为《光线能被重力吸引之新说》的文章,率先报道了爱丁顿的实验结果。当时从欧洲乘船到中国一般要花费1个半月或者两个月的时间,邮件的传递也需要2个月以上的时间,所以,这篇报道在当时已经算是及时的了。1920年8月,《东方杂志》首次把正在孕育的现代化传播工具无线电介绍给中国读者。1922年19卷11号特设“无线电最近的进步”专栏,介绍无线电的最新发展。另外,从《东方杂志》所刊登文章的许多科学文章的标题来看,也可以看出其在追求时效性方面的努力,如《科学界之新知识》(1916年第13卷第4号)、《日本最新发明之弓枪》(1916年第13卷第8号)等等。
科学技术知识相对于别的知识来说,具有晦涩性、难以理解等特点。《东方杂志》在传播科学知识,尽量采用通俗易懂的话语来阐释深奥的科学道理。例如,《从牛顿时代到爱因斯坦时代宇宙观念之变迁》(1921年18卷16-17号)一文,用平常的语言,叙述自牛顿到爱因斯坦时间与空间的观念、万有引力的理解,光的性质、相对论理论,颇为浅近明白,只要有中学程度物理水平的人,就可以理解其意思。这样的通俗易懂的科技文章在《东方杂志》中很多,如《颜色可得而听闻乎》(1920年第17卷第24号)、《女性马铃薯》(1925年第22卷第23号)等文章。
(四)科学理论与科学精神并重,注重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融
批判愚昧和迷信是科学精神的典型体现。《东方杂志》自创刊就指出愚昧迷信不仅影响启迪民智和社会风尚,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破除迷信的根本方法就是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国民程度。
五四时期,《东方杂志》刊登了不少的批判迷信的文章。例如,《杨白人的科学解释》一文,针对“在有些动物里,白子比较的少见,因此人常常觉得奇异,附会出许多迷信的话来”的现象[4],用科学的道理解释了白子的来源。在1921年第18卷第3号《编辑室杂话》一文中,清晰地表明了《东方杂志》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立场,“周先生还有一篇文章,叫做迷信,用科学家的本领,力斗扶乩,灵魂照相等等谬说,尤为我国人的对症良药,打算登在下一号里。”[5]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东方杂志》反对扶乩、灵魂照相等等迷信,试图通过刊登科学方面的文章来批判迷信。在1921年第18卷第4号中,《东方杂志》果然登出了周昌寿《迷信》一文,文章用科学的观点批判了迷信。《东方杂志》还特地发表评论《国民之精神病》,对该文进行了推荐。
《东方杂志》在五四时期刊登了许多有关科学价值、科学方法的文章,如《科学之价值》(1915年第12卷第7号)、《科学与道德律》(1921年第18卷第20号)等。《东方杂志》众多的文章都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注重两者的交融,如《科学的人生观》一文,用科学的观念来指导人生:“何为科学的人生观?科学的人生观乃客观的、慈祥的、勤劳的、审慎的人生观也。何谓客观的?不以一己之是非为是非,凡一切事物俱以客观态度占之……”[6]。
(五)图文并茂,注重内容的直观、易懂
对于期刊而言,图片和文字是两种重要的传播方式。抽象难懂的科技通过图画的形式表达出来,呈现给读者,能够帮助读者理解科学,学习科学,从而提升读者对科技的兴趣。在《东方杂志》科学传播时,图片成为了经常运用的手段,许多科学文章配以照片、图表、图画予以解释,拉近了普通读者与刊物的距离。
《东方杂志》主要有三种类型的图画,一种图画主要是增加刊物文章的美观和趣味,如1919年第2号的文章《机械发明家勃朗宁》,介绍了美国发明家勃朗宁在枪械发明方面的贡献。在文章中间插了一幅勃朗宁的照片,加深了读者对勃朗宁的印象,这种图画没有多少科技信息在内,主要是起到增加趣味性的作用。另一种图画是既传播科技信息,又起到美观的作用。如《含毒气体之放射及防御》(1915年第12卷第8号),将毒气的防御方法直观地介绍给读者,整个版面共有5幅图片,在图片旁边只有少量的文字进行说明。还有一种图画,是为使传播的深奥的科技知识能够清晰和易懂,例如,在第19卷第9号的《遗传的物质的基础》一文,介绍了生物遗传方面的科学知识,由于遗传方面的知识比较难懂,所以运用图表的方式将其中的内容清晰地表达出来。通过众多的图画,《东方杂志》在传播科技知识时,既达到了美观、引起读者兴趣的目的,又达到了使科技内容直观、易懂的目的。
四 五四时期《东方杂志》科学传播的影响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东方杂志》首先是以大众传媒的方式呈现于社会公众面前的。《东方杂志》的影响被众人所注目。早在1926年,著名报人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盛赞《东方杂志》的成就:“杂志中时期最长久而最努力者”[7]。报刊的发行量,是衡量报刊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五四时期,《东方杂志》的销售量相当惊人,达到一万份以上,成为了当时影响最大的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凭借商务印书馆的发行网络发行。初创阶段,主要是在上海、北京、长沙、武昌、广东、南京、杭州、苏州等地发行。随着商务印书馆的不断扩张,《东方杂志》也随之发行全国及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方。《东方杂志》的高影响力和高发行量,为科学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五四时期,《东方杂志》刊登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技术,以使中国民众能够了解世界科技的发展。但是,《东方杂志》已经把科学技术知识推介的目光,由单纯的唯西方科学是举,转变到兼顾中国科学本身的挖掘和介绍中来。这说明《东方杂志》在科学传播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味羡慕西方,而是保持着理性的科学精神,对西方科学保持着冷静,对中国科学技术保持着批判和接受。对于中国科技事业,《东方杂志》也保持着密切的关注,如《中国速记学将来之研究》(1917年第14卷第1号)、《中国无线电之概况》(1924年第21卷第7号)等文章。
五四时期,《东方杂志》通过刊登大量的科技文章,积极地进行科学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东方杂志》科学传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民众进行了科学启蒙。《东方杂志》通过刊登大量的有关西方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无疑使他们加深了对科学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普通民众的科学素质。二是引进先进科学知识,达到了促进中国科技发展的目的。五四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国家,《东方杂志》所刊登的科学理论,对于中国科学工作者具有指导作用,使他们能够吸取西方的科学理论,提升科学理论水平。三是提倡科学精神,批判了当时社会的迷信。五四时期,《东方杂志》不仅向国人灌输科学知识,还用科学知识和科学理性破坏愚昧和迷信,注重科学传播的理性,对科学万能和唯科学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
总之,对于五四时期《东方杂志》在科学传播方面的努力,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东方杂志》与《新青年》、《科学》等刊物一起,推动了科学技术在五四时期的传播,形成了传播科学技术的高潮,使得科学成为了五四时期标志性的话语之一。
摘要：《东方杂志》是我国近代影响深远的大型综合性杂志,1904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办。五四时期,《东方杂志》以其独特的魅力,在科学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东方杂志》科学传播内容丰富,既传播科技知识,又传播科学精神,注重传播的时效性、通俗性和实用性,运用图片增强传播效果。《东方杂志》的科学传播对民众起到了科学启蒙的作用,并对当时社会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引进国外先进科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科学发展。
关键词：五四时期,《东方杂志》,科学传播,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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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杨铨.科学的人生观[J].东方杂志,1922,19(1):151.
浅谈民国时期网球运动的发展 篇10
一、中国网球动运动的起源
12—13世纪时,法国传教士发明了一种在室内玩耍的用手掌击球的游戏,后来这种游戏逐渐成为宫廷内消遣娱乐的活动,这也是网球运动的原始形态。14世纪中叶时,这种游戏由法国宫廷又传入到英国的宫廷之后并得以兴盛。此时,这种原始形态的网球运动尚未有球拍,球也仅用布卷成圆形后再用绳子绑成;并在游戏的场地中间放置一条绳子为界,用双手作球拍,将“布球”从绳上面丢来丢去。这种游戏在法语中称之为Tennis,在英语中被称之“Take it! Play”;现今的网球称谓则沿用了法语称法———“Tennis”[1]81。后来,一种木板式的球拍逐渐替代了两手击球。16世纪初,法国人又对木板式的球拍进行了改良,不仅加大了球拍的面积,还将木板拍改成了羊皮纸板,并将握柄加长;同时,又在场地中间的绳子上增加了无数下垂的短绳子,这样就可以明显地观察到球的运动状态。17世纪初,为了减少原来网球的球拍阻力,则将其改成穿线的球拍;并将场地中间的绳帘改成了网格式。进行游戏时,球场旁边还会放置一个金色的容器,观众们会在每一次比赛完毕后,将金币投入到盘中,以作胜利者的奖金。1873年,英国人沃尔特又将网球打法加以改进,使之逐渐成为室内、室外均可进行的体育项目[2]78。
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被迫陆续开放了上海等沿海口岸,网球运动也被传教士、商人、驻军等带入了中国。直至19世纪后期,随着教会学校的创办以及基督教青年会的建立,网球运动则逐渐由喜欢网球运动的传教士和外籍教师们开始向外传播;另外,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内多是青年学生,而体育活动又是教会学校、青年会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从而也使得网球运动率先在青年会的学生中得以开展。1860年,英国侵华驻军就曾在天津紫竹林修建了网球场,以供他们健身、消遣,这也是旧中国建立的最早的网球场;1876年,以上海外侨为主的网拍总会在上海建造了两片草地网球场,成为上海最早的标准网球场地。至19世纪后期,更多的教会学校、基督青年会也在其体育活动场纷纷建起网球场,以供师生使用[3]10。
二、民国初期网球运动的初步发展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上海、青岛、厦门、福州、香港等许多城市均有教会学校;当时的教会大学学生的数量基本占到我国大学生总数的80%左右;几乎每一所建校较早的教会学校都曾开展过网球活动,如上海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北京燕京大学、沪江大学、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等,均曾开展过网球活动。
1910年以前,一些沿海城市的教会学校之间曾举办过一些网球赛事,但均限于外侨、教会学校师生。如1879年3月1日,上海拍球总会曾采用英国温布尔顿锦标赛的规则举行了许多比赛;189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也曾举行一年一度的“斯坦豪斯杯”网球单打比赛;但仅限于校内师生参加[4]36。自此,旧中国的网球运动也开始由沿海城市逐渐向内陆城市发展,并由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逐渐扩大至其他学校;同时,参与的群体也由外侨、教会学校师生逐渐向社会团体、网球爱好者发展,甚至一些城市的公共体育场都配备了相应的网球场地,这一期间,网球活动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1911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彻底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在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西方有关体育的理论与实践内容也被大量引进,这对已经传入我国的网球运动发展也进一步起到了推动作用。至20世纪20年代初时,网球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迅速的开展,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重庆等大城市均相继出现了正规的网球场地、网球会以及网球俱乐部组织,但是这些网球会、俱乐部组织均由一些网球爱好者或是社会团体自发组织而成。
1910年,旧中国举办第一届全运会正式将网球列为比赛项目;1914年第二届华北运动会也增设了网球项目。1924年第三届全运会上曾号召应将女子网球比赛也列入到全运会的比赛项目之中,却无人报名、响应。此时,我国网球运动员的技术水平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我国网球运动员自1915年起,分别参加了第二届至第七届远东运动会,均取得了第三名的成绩,也为我国网球运动走向国际大型赛事奠定了基础[5]154。
三、民国中后期网球运动的发展与普及
1928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的基础之上,逐渐着手发展体育事业。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了《国民体育法》,要求“各自治之村、乡、镇、市,必须设备公共体育场”。欲将体育纳入到其“以党治国”的思想控制之中;这其中球类项目场地的建设中就包括了网球场地的规划建设。1931年,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出面组建成立了网球会,这也进一步推动了网球运动在我国的全面开展。上海、北平、天津等一些沿海、内地的大城市也开始纷纷组建成立各种形式的网球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上海的中华网球会、友谊网球会、青年会网球会、上海网球会等等;北平有华人网球会、青年会网球会、友声网球会、京汉铁路局网球会、中法协会网球会等;天津有南开大学网球队、青年会网球队、天津草地网球会、中国银行网球会等等。这些网球会的会员及参与者多为上层人士、外侨、教会人员、学校师生等。
这一时期,网球活动多集中在各大院校,如网球场地最多的院校就是燕京大学,当时建有32片网球场,清华大学建有16片网球场,协和大学建有8片网球场等等。这也为大学学生们提供了更多开展网球活动的便利条件,并经常开展一些校内、校际间的网球比赛。同时,也培养出了一大批的优秀网球运动员,如上海的邱飞、江道章、林宝华、余田光等;北平的罗孝健、罗孝超、高泽民等;天津的郑兆佳、蔡国衡等[6]46。此间,网球活动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如江苏、广东、浙江、湖北、辽宁、四川等省均有不少优秀的网球运动员在各届的全国运动会取得过优异的赛绩。
此时,我国国内网球选手大多未经过正规的学习、训练,全靠自己的模仿、揣摩,因此技术水平方面多以防守型的技术风格为主,如郑兆佳等人曾先后于1928、1935、1936、1937年代表中国网球队参加了数届国际“戴维斯杯网球锦标赛”,虽未获取名次,但均发挥出了较高的网球技术水平。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则是一些华侨,如许承基、林宝华、邱飞海等人,如1927年,邱飞海与林宝华合作,荣获第8届远东运动会男子网球团体冠军,1938、1939年,许承基曾连续两届荣获英国硬地网球锦标赛单打冠军[7]6。民国中后期时,我国整体的网球技术水平处于起步阶段,在一些大型国际赛事中尚不具备更多的抗衡实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30年代,网球运动同样在红色革命根据地———瑞金、延安得到了较好的开展。1933年在瑞金举办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运动会上,网球也被列入到比赛项目之中,参加网球比赛的队伍分别来自中央政府队、少共中央队、五军团队等,并由中央政府队与少共中央队取得了最终的决赛权,但因下雨决赛未能如期举行。与此同时,在延安中央党校、抗大、中央大礼堂等地均建有简单的网球场地,王稼祥、伍修权、蔡树藩、武竞天等我党著名领导人均曾喜欢在休息时打网球,而时任红军政委的蔡树藩、伍修权则担任网球教练。
八年抗战期间,我国各项体育活动均受到严重影响;几乎所有网球赛事均被取消,就连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英美国家的网球会也基本停止了活动。自此,我国的网球活动也逐渐走向自生自灭之路。
五四运动时期 篇11
关键词：周作人 民间文学 民间视角
一、周作人民间视角的生发
（一）故乡遗风遗俗的熏陶
周作人的民间文学、文化研究与其成长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他生活在越文化的中心地绍兴，从小受到浓厚的乡风遗俗的熏陶。周作人在其文中记载：“儿时听过蛇郎、螺女、老虎外婆之类的故事，唱过‘大学大学，屁股打得烂落之类的儿歌[1]”，看过道士炼度的“戏剧似的演出”。[2]他的祖父也时常会背些《西游》《封神》那样的“大头天话”给周作人听……故乡生活经验不仅形成他对风土物产的特别兴趣，也使他领略了民间文化的广博丰富，为他研究民间文化奠定了扎实基础，准备了充足资料。
（二）日本和西方文明素养的汲取
1906年，周作人留学日本，在学习日本文化的同时，他自觉地汲取西洋文明的素养。周作人曾翻译介绍国外民俗学研究的现状和有关民俗学的理论观点，包括日本民俗学者柳田国男的著作、英国民俗学家安德鲁朗的民俗学方法和神话学观点、英国神话学者哈理孙女士的神话学文章等。《我的杂学（七）》中写道“这里边，于我影响最多的是神话学类中之，《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与宗教》这两部书，因为我由此知道神话的正当解释，传说与童话的研究，也于是有了门路了。”[3]如果说此前周作人对于民间文化的研究兴趣是完全出于个人情趣，而经过以人类学、希腊神话为主的西方文明的润泽后，他对民间文化就发生了一种审视的理趣，并从此开始进入了有理可循的研究状态。
二、周作人民间视角的“文艺”维度
（一）周作人民间视角“文艺”维度产生根源
关于民间文学“文艺”维度研究的意义，周作人认为：“若更以文史家言治童话者，当于文章原起亦得会益。盖童话者（兼世说）原人之文学，故探文章之源者，当于童话民歌求解说也”。[4]1918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歌谣征集处”，面向全国征集歌谣，拉开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的帷幕。征集歌谣切入点几乎都是文学的，征集的歌谣需有“寓意深远”“自然成趣”“有天然之神韵”[5]等文学特质。由周作人起草的北大《歌谣》周刊发刊词提出：“……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未来民族诗的发展。”[6]显而易见，周作人非常希望能吸取歌谣的有益成分，以之来扶植新诗的发展。周作人认为，新诗对歌谣的艺术借鉴应是多方面的。一则在于可学习歌谣的“调子”，即民歌的“风格与方法”“方言”特色。而更重要的是，他从感情“真挚”的精神层面上，对新诗与歌谣的联系给予充分肯定：“民歌与新诗的关系，或者有人怀疑，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通的精魂，于文艺趣味的养成极是有益的”。[7]正是以人性的自然健全的发展为参照，周作人肯定了歌谣中有建设新文学的元素，蕴含着民族文学努力追求的现代品质。在他看来，民歌的精华，就是其显现了活生生的个体的真声音，以及没有经过传统道德伦理观污染的人的真性情。
（二）周作人歌谣研究的“内质”视角和启蒙色彩
周作人特别重视民歌的真挚与诚信。他认为：“‘民间这意义，本是指多数不文的民众；民歌中的情绪和事实，也便是这民众所感的情绪与所知的事实……所以民歌的特质，并不偏重在有精彩的技巧与思想，只要能真实地表现民间的心情，便是纯粹的民歌”。[8]即民间文学所要表现的民间文学“真的感情”的内质。这是周作人从“人的文学”的启蒙知识分子立场对民间文学中所体现出的民间文化以及人生态度的严肃批判，是与他的“人的文学观”联系在一起的。他在充分肯定民间文学的“真挚与诚信”时，对民间文学与文化中所体现出的“非人”的因素，持一种激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民间的文学作品存在着许多问题，无论从形式和思想上都不能使我们感到满足。但是，虽然周作人从社会的角度看到了民间社会中的“非人”的生活境遇，也看到了民间社会被“威权”的主流意识形态所控制而表现出来的奴性与驯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民间文学与文化的全部否定。他从民间文学中，仍然看到了与现代启蒙意识及文学相共通的那种现代性因素，因而他以“启蒙”的立场，从民间的“学术”视角，呼唤“人”的文学的诞生。
三、周作人民间视角的“学术”维度
（一）周作人民间视角的“学术”维度产生缘由
在提倡民间文学“文艺的”研究的同时，周作人不忘民间文学“学术的”研究意义。早在《歌谣》一文发表前，周作人就已注意到了民间文学的民俗学价值。周作人在《采集儿歌童话启》一文中指出：“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待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9]周作人选取民俗学视角观照民间文学的根本原因是他的民俗观与文学观的着眼点都是“人”，由文艺表现人，由民俗学理解人，二者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周作人所秉有的这种民俗学知识理念使他非常重视对民间神话、传说、童话、歌谣等的研究，从中探讨下层人民的生活、思想及精神；也使他十分注重普通民众，尤其是儿童、妇女的生活方式、情感等方面的研究。
（二）周作人民间视角“学术”维度的神话研究
周作人认为通过对希腊神话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希腊文学、希腊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并且可以以希腊为参照系来考察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问题。“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也就是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也就是与西方文化的基础之希腊文明相合一了。”[10]周作人对于希腊文化的研究是以中国文明的参照为前提的，并且明确地表示出除了学术研究之外的社会文化改革的要求和理想。
周作人极力主张借用古希腊神话的“美化”精神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在对希腊神话的研究中形成了对于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思考。周作人认为，神话不仅能让我们看到当时社会上的思想、制度、风俗和信仰习惯，而且在文学上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因为它真诚地表现出了人的质朴的感想，我们不能以科学的知识去攻击神话的虚假和迷信，而应在迷信、虚假中发现美。周作人批判了将神话孤立看待的观念，再三强调其神话精神对于文学艺术、民间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影响：“中国现在文艺的根芽，来自异域，这原是当然的；但种在这古国里，吸收了特殊的土味与空气，将来开出怎样的花来，实在是很可注意的事。”[11]由此可以看出，周作人对于希腊神话、希腊文明的喜爱并不单纯出于对一种文化对象的兴趣，同时也凝聚着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现代中国文化的前进道路的探寻与思考。
（三）周作人民间视角“学术”维度的宗教研究
中国民族的宗教观念问题是周作人民间视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涉及到民间信仰与民间道德、文学之间的关系。“民间信仰”是周作人剖析民间社会与文化存在问题的独特角度。在周作人看来，“支配（中国）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12]，因为儒教所影响的主要是中国的上层社会和知识分子阶层，它对下层社会的影响也还需要经过道教这一中间环节。因为道教的主要来源之一即是中国古代民间巫术，含有法术的因素，所以周作人认为将它称作“萨满教”更为确切。在“萨满教”影响下的中国国民性中含有狂热的宗教意识，这与人们常认为中国人富于理性而不溺于宗教迷狂的观点大相径庭。周作人对民间信仰的分析，隐藏着对麻木和非理性的国民性的深刻批判。
周作人也注意到了道教对国民“命运”观形成的影响。周作人指出道教思想让百姓相信“命”和“气运”，形成自然安分的精神状态。道教的命运观之比皇帝的愚民政策更为有效，原因在于它与种种迷信观念联系在一起。周作人认为这种民间的道教信仰实在是社会改革的最大阻力。从民间信仰看到民间社会的愚昧、麻木与盲从形成的原因，是“五四”时期极为深刻和独特的一种认识，这也是周作人民间视角的深刻之处。
四、结语
在“五四”时期，在“文艺”维度，周作人从建设新文学的需求出发，寻找新文学与民间文学相通的地方；在“学术”层面，周作人对民间神话、宗教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述，发掘它们对新文学建设的重要作用和对启发民智的重要贡献。两个视角的结合，形成了周作人完整独特的民间视角，也为中国民间文学文化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注释：
[1][2][3]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1980年版，第25页，第33页，第684页。
[4]周作人：《童话研究》，教育部编撰月刊，1912年，第1卷，第7期。
[5]刘半农：《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1日。
[6]周作人：《发刊词》，歌谣周刊，1922年，第1期。
[7]周作人：《歌谣》，《自己的园地》，北新书局，1923年版。
[8]周作人：《中国民歌的价值》，歌谣周刊，1923年，第6期。
[9]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著：《周作人集外文·上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3年版，第151页。
[10]周作人：《生活之艺术》，语丝，1924年，第1期。
[11]周作人：《在希腊诸岛》，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10号。
[12]周作人：《乡村与道教思》，语丝，1926年，第100期。
参考文献：
[1]周作人.知堂回想录[A]，周作人自编文集[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周作人.希腊闲话[A]，周作人文类编[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3]王光东.在民间与启蒙之间“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民间理论[J].文艺争鸣，2002，（1）.
[4]张文娟.五四文学中的女子问题叙事研究——以同期女性思潮和史实为参照[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潮特点研究 篇12
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 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序幕。五四时期, 妇女问题受到广泛重视, 妇女解放思潮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 马克思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这三种妇女解放思想竞相登台。受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历史潮流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深入, 并最终占据了中国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确立。
一、独具特色的人格范型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潮的核心精神不同于戊戌、维新两个时代。五四时期以娜拉为样板的“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 既不同于戊戌时期的“新贤妻良母”, 也不同于辛亥时期以苏菲亚为楷模的女国民。从戊戌到五四, 不同历史阶段的知识精英在倡导妇女解放的过程中, 塑造出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型女性人格形象。不同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所设计的女性人格范型各不相同。这些各具特色的人格范型, 正是各个历史阶段妇女解放思潮核心精神的集中体现。
戊戌时期, 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 为发动广大女性投入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 维新派塑造出“上可相夫, 下可教子, 近可宜家, 远可善种”的新贤妻良母这一女性人格范型。
辛亥革命时期, 在西方近代天赋人权思想的激荡下, “革命派不仅重视女性的‘国民之母’地位, 而且要求确认其‘女国民’地位, 指出‘国民’二字, 非但男子负担起资格, 即女子亦纳此范围中。”与戊戌时期的“国民之母”人格形象不同, “女国民”人格范型强调“男女平等的权利”。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人本着意志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精神, 对封建社会中以“三从四德”为标准的“贤妻良母”式女性人格形象进行了更为猛烈的批判, 提出了高扬个体主体性的“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这一个性主义女性人格范型, 在强调女性天赋权利和社会参与这一点上与辛亥革命时期的“女国民”是相通的。
二、女子人格的重塑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潮的中心环节不同于戊戌、维新两个时代。五四时期女子人格的重塑, 有异于戊戌时期不缠足、兴女学的倡导和辛亥时期对女性政治参与的呼吁。
戊戌时期, 资产阶级维新派把实现女性形体上和思想上的解放视为女性个性解放的中心环节, 把宣传、倡导“不缠足”和“兴女学”作为实现男女平等的突破口。
辛亥革命前后, 西方近代的天赋人权论在新知识群中广为流传。他们对妇女解放的倡导, 重点便是女性的参政权。辛亥前后妇女解放思潮的现实影响, 最为突出地体现在民国初年兴起的女子参政运动。
五四时期, 在皇权专制体制覆灭的前提下。打破族权、夫权以及为其服务的封建礼教, 成为思想启蒙的首要课题。新文化人在倡导妇女解放的过程中, 主要着眼于女子人格的重塑和人生观的改造, 以此为逻辑起点和中心环节来探讨妇女问题。
三、现实影响超越前代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潮的现实影响远远超过戊戌、维新两个时代。在戊戌时期和辛亥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奠定的历史基础上, 随着时代氛围的变化, 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基础和现实影响。
从社会舆论对于妇女问题关注的程度来看, 戊戌时期, 妇女解放的倡导尚局限于极少数维新人士中。辛亥时期, 兴女学运动和废缠足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 戊戌时期未予重视或尚未提出的许多妇女问题, 也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关注和重视。但是, 有关这些问题的探讨, 仍未取得广泛的社会反响。
五四时期, 随着个性主义思潮的勃兴, 妇女解放成为社会舆论的一大兴奋点。当时的绝大多数报刊都纷纷刊登讨论妇女问题的文章, 许多报刊还开辟了讨论此类问题的专号或专栏。与此同时, 一批新创刊的妇女报刊应运而生。以进步报刊为阵地, 五四前后, 中国思想界展开了一场关于妇女问题的大讨论, 对于女子人格独立、大学开女禁、男女社交公开、恋爱自由与婚姻自由、家庭改制、女子参政、女子经济独立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这一讨论中, 青年女性为反抗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而被迫害或离家出走的事件引起了舆论界的普遍关注。而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 与妇女解放相关的恋爱、婚姻问题, 成为最主要的题材与内容。
总之, 五四前后, 戊戌时期、辛亥时期仅有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鼓吹妇女解放的局面有了根本改变, 妇女解放思潮在空前广阔的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 影响到各个阶级、阶层和政治派别。这正如李汉俊在1921年所指出的:“除了一般保守派以外, 没有人不承认‘女子应该解放’, 就是主张‘性的问题不是重要问题’的人也是承认的。”
摘要：中国近代妇女运动, 在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逐渐兴起,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期出现了三次妇女解放运动高潮, 其中五四时期是妇女运动史上一个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妇女解放思潮趋于成熟和正规, 并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席卷了整个社会。研究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思潮的特点对于更深刻的理解整个中国近代妇女运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解放思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676.
[2]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J].新青年, 第2卷第4号.
[3]梁华兰.女子教育[J].新青年, 第3卷第1号.
[4]新青年之新宣言[J].新青年 (季刊) , 1923年第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