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时期

洋务时期（通用11篇）

洋务时期 篇1

摘要：随着洋务运动的进一步开展, 新式人才的培养成了当务之急。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 无疑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对我们的当今教育改革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洋务文化教育,近代教育,影响

洋务文化教育, 是指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运动中, 洋务派为适应洋务活动需要所举办的文化教育事业。它首次改革了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 培养了一批新型人才, 客观上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

一、改革的背景

自鸦片战争以来, 面对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东进、面对这种“华夷混一”的新格局, 处于自我封闭的“天朝上国”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的旋涡之中。洋务派被迫放下了“天朝上国”的架子, 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 传统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学生与洋务运动所需的人才格格不入, 因此创设新式教育事业成为当务之急的课题。

二、洋务教育对传统教育的变革

这一时期对传统教育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新式学堂的建立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 洋务派先后在全国办起了各新式学堂。

1. 新式学堂的分类

在洋务运动期间, 洋务官僚把兴办洋务教育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 先后创办了30多所新式学堂, 大致分为三类: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科学技术学堂。其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外语类的京师同文馆、军事类的福建船政学堂、科技类的福州电报学堂。

2. 新式学堂的办学目标

外国语学堂的办学目标初期是为了培养本国的翻译人才。后期增添培养推算格致之理, 制造尚象之法, 并能专精务实, 得中国自强之道人才。

军事学堂的办学目标是培养军事人才, 包括能征善战的将才和军事技术人才。

3. 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

外国语学堂以西文为主课, 同时兼习汉文。随着形势的发展, 又增设了算学、天文学、代数、万国公法等。

军事学堂偏重于军事知识及军事技术的训练, 同时非常重视学生的实习。广东实习馆要求学习有成时, 驾驶科学生下船实习6个月。

(二) 近代留学教育的兴起

作为人才培养的一种方式, 由政府有计划地向国外派遣留学生, 从19世纪70年代, 至甲午中日战争前后, 约25年的时间, 清政府先后向美国和欧洲派遣了265名留学生, 从而拉开了中国近代最早直接接受西方教育的一个群体, 对于西学东渐和近代中国的变革, 产生了深远影响, 做出了重要贡献。

留学教育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企业事业管理、海军、外交等重要人才。其中最享盛名的有主持修建京张铁路的著名工程师詹天佑、清华学堂校长唐国安、北洋舰队“镇远号”和“定远号”管带的林增泰和刘步蟾、著名思想家兼翻译家的严复等。

因此, 洋务留学教育应该彪炳于中国近代教育史上, 它谱写了中国近代中外教育交流的新篇章。

三、洋务文化教育对传统教育的突破

(一) 培养目标:从培养士大夫到培养实用人才

新式学堂的培养目标正是造就各类洋务事业所需的专门人才。外国语学堂, 培养“译员”, 军事学堂培养能够操作先进武器, 掌握近代战术战略的各级指挥人才;技术学堂培养的则是工程制造等方面的人才。这种由务虚到务实的转变, 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推进奠定了基础。

(二) 教学内容:从教授儒学到教授科技知识

新式教育首先打开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思想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 在教育内容中引入了西学, 引导学生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学习自然科学, 大大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 有助于中国教育走向近代化。

(三) 教学方法:从灌输式到学用结合

在教育方式上, 由传统的注入式教学变为不仅以学堂为主要阵地, 进行系统科学知识的讲授, 而且特别强调实践在教育中的作用, 使学生不仅具有理论而且具有了实践能力。

总之, 通过洋务运动而掀起的新式教育是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历史性超越, 第一次把科学技术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学习内容, 对清末废除科举制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对在中国社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 留学教育:洋务派开创了官派留学生之先河

洋务派在留学教育领域所掀起的一系列变革对冲破晚清王朝的闭关自守和固步自封的旧思想起了巨大作用。留学教育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学成归国的留学生不仅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民主思想, 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

四、洋务文化教育的不足之处

洋务运动时期的教育, 想以“西学”补“中用”, 借西技来补封建末世的“天”, 所以它不可避免的有许多不足之处。

(一) 理念:急功近利

统治者办洋务的初衷是试图用西技巩固专制制度。因此新式学堂所教所学, 只是一些造船制器等技术知识和兴办工商、改善财政等专业知识, 其他许多学科由于见不到实效就得不到重视和发展。洋务教育的这种“西化”努力, 只是一种“防御”性的、应答式的做法。很显然, 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是不可能促进科学技术在中国健康发展的。正是这种对西学的有限引进, 使洋务学堂始终未能突破器物层面的学习而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教育。因此造成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以来科学教育的严重先天不足。

(二) 目的:中体西用

在“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原则下, 尽管洋务派在新式学堂开设了“西学”“西艺”, 但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只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确保大清江山“万古常青”。它与西方人把学习掌握科技知识看成是公民的义务和权利, 看成是公民适应社会发展的必备条件有本质区别。

“中体西用”在向西方学习的初始阶段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客观上开辟了变革中国封闭僵化的教育体系的局面, 孕育了许多近代化教育因素, 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起点。但办学的结果不是西方的科学教育与中国传统的人文教育的融合, 而是前者对后者的强烈否定。

(三) 模式:参差不齐

由于新式学堂是在清朝封建统治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化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出现的, 因而它不可避免地既受到封建政权的控制和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 又受到帝国主义思想文化的影响。

从办学主体看, 新式学堂是洋务大臣各自为政办起来的, 零星分散, 缺乏全国性的整体规划和学制系统, 没有形成从小学, 中学到大学相互衔接的学校系统。学校与学校之间相互孤立, 上下、同级之间没有形成规范的程度标准, 没有明确的界限和衔接关系。

从办学规模看, 19世纪60年代, 人们视洋务为异途, 学堂招生, 应者寥寥。。

从办学水平看, 各地新式学堂虽一哄而起, 但由于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 许多学校名不符实。因此学堂的教学水平参差不齐。知识分子更是慑于传统, 裹足不前。

由此可见, 由于没有适宜的土壤和条件, 旧中国科技只能在日趋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经济的旧轨道上蹒跚而行。

五、洋务教育对当今教育启迪意义

(一) 必须大力普及义务教育

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与西方诸国截然不同:起步晚, 被动的, 数量少, 规模小, 各自独立, 不成体系。所以说, 中国近代教育从诞生之日起就先天不足, 这就决定了人们对科学技术教育认识的肤浅和朦胧, 也决定了科学技术推进的艰难。

(二) 必须多渠道地开发中等教育

近代教育虽然使国人开始重视科学技术, 但仅仅注重吸收“西文”“、西艺”, 即只停留在“器物”层面, 缺乏积极的探索科学真理的精神。因此“防御”性的洋务教育, 对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半个多世纪以后仍然收效甚微。日本人曾自豪地说:“在我国不是先有工厂, 后办工业学校, 而是先办起工业学校, 培养出毕业生, 才计划办工厂”。学校教育, 跑到了社会需求的前面, 这是值得注意的。只有这样, 才能把科学技术真正搞上去。

(三) 必须大力推进创新教育

洋务派创办的中体西用的近代新式学堂, 这种模式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被证明是失败的, 行不通的。因此, 今天我们必须彻底转变教育观念, 大力推进创新教育, 培养学生怀疑、批判、创新精神。

纵观近代中国发展全局, 洋务教育在客观上开始瓦解了封建教育的基础, 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 在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化的过程中, 功不可没。而全面地非片面地学习西方, 优先立足于发展国民的普及教育而非急功近利地只把眼光盯在人才培养, 积极主动而非消极被动地进行创新教育, 这也许正是洋务教育给我们的启示。

洋务时期 篇2

【课标标准】

列举洋务派为“自强”“求富”而创办的主要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评价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通过自主学习，列举洋务派所创办的主要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体验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下中国近代化起步的艰难。

2、通过对材料的解读和分析，认识洋务运动的失败的原因和历史地位。

二、过程与方法

1、根据内容特点，本课采用自主探究式和史料分析的方法完成教学，开展研究性质的学习。

2、通过师生共同学习与讨论，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提高学习效果。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本课的学习，了解我国近代工业兴起的艰难历程，感受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感受洋务派的探索精神。

【重点】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主要内容 【难点】评价洋务运动

第六课

洋务运动

【导入环节】

美丽的风光、丰富的物产、快乐的人们，律动的音乐，这些都和我国的哪一地区有关？（新疆）新疆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战略位置重要，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史上（在第一个单元中），我们学习了誓死保卫新疆，维护国家主权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是——左宗棠。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他除了收复新疆之外，还与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一起，为使大清王朝摆脱困顿局面进行了一次探索，历史上称为之“洋务运动”。

【新课学习】

何为“洋务”？ “洋务”指一切涉外的事务。那，下面咱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洋务运动到底是怎么回事。

【环节一】

一、整体感知——洋务运动的大致梗概

1、生阅读教材p28第一自然段，完成资料卡。

生说出时间。生说出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

（展示洋务派人物图片）我们将他们称为洋务派，为什么呢？

2、展示资料，引导学生思考洋务派的主张。

过渡：洋务派是在什么情况下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是怎样学习的，又给我们留下了哪些思考？我们将从“风雨如晦，寒气破晓”、“被动中开始，自觉中前行”“荣辱由战，功绩再远”三个方面深入探究一下洋务运动的兴衰功过。

【环节二】

二、深入探究——洋务运动的兴衰功过

1、风雨如晦，寒气破晓

（1）原因：展示清朝晚期大事年表局部，出示问题。根据这些事件的起止时间，分析一下洋务运动兴起的原因。

师总结：19世纪60年代，大清王朝再一次遭受了列强的欺凌——第二次鸦片战争，与此同时，来自农民阶级的抗争——太平天国运动，一方面是外来侵略，另一方面是内部的斗争，用一个词来描述一下清政府此时的焦灼状态——内外交困。

过渡：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向西方学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2）目的：（展示材料）生分析，师（解释剿发捻，勤远略）总结：既能够镇压人民起义，又能够抗击外来侵略，清政府的危难局面就解除了，换句话说，清政府的统治得以稳固。所以，归根结底：为了维护清朝统治（展示）。

过渡：洋务运动就这样拉开了帷幕，洋务派怎样向西方学习的呢？进入第二个环节。（展示标题）

2、被动中开始，自觉中前行

两次鸦片战争的较量让国人见识了列强坚船利炮的威力，洋务派创办了军事工业，为了解决军事工业的资金、能源、原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洋务派又创办了民用工业。两次鸦片战争都是从沿海开战，大清王朝有海无防，洋务派决定筹建海军，为了涉外事务和洋务运动的需要，洋务派兴办了形式的学堂。

下面咱们同学就从这四个方面在表格的指导下具体的了解一下洋务运动的开展情况。（教师展示学习任务，学生自学了解洋务运动具体内容，个别问题可以同桌之间进行小范围探讨。）学生展示：军事工业（口号、企业、创办人、特点）

江南制造总局规模最大，设备先进，制造的武器具有世界先进水平，湘军、淮军的很多装备大都来自江南制造总局。

民用工业

筹建海军：生回答主要舰队。师展示北洋舰队中的定远号和镇远号（查资料）军舰，帮助学生分析特点。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北洋舰队，甲午海战与日本进行了悲壮的对抗。（展示图片）这是北洋舰队里“远”字号的军舰，定制于德国，是北洋舰队的主力舰，其中定远号是北洋舰队的旗舰，是远东最大的铁甲巡洋舰，可见，当时的清政府斥重资建立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

兴办新式学堂：生汇报成果，师展示京师同文馆的资料帮助学生分析特点。

3、荣辱由战，功绩在远

过渡：洋务派为自强创办军事工业，建立近代化的海军舰队，为求富创办民用工业，并培养了新式人才，苦心经营几十年。可是李鸿章后来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办了一辈子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

这是李鸿章针对什么事情而发出的感慨？为什么说是“纸胡的老虎”？什么事情能证明这一说法。（甲午中日战争。）

洋务派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实现了吗？因此，我们说洋务运动是一次失败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这就是洋务运动的性质。甲午战败，洋务派成了千夫所指，尤其是李鸿章，更是落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它是不是一无是处，我们应该怎样看待洋务运动？前后四位同学合作共同探讨这两个问题。

有的同学可能觉得比较茫然无从下手，在这儿老师有一个锦囊，也许里面的材料能够为你们的讨论提供帮助，或者能够证明你们的观点。

展示温馨提示。提出要求。下发资料袋。学生小组合作探究。教师巡视指导。学生展示：探究问题一：洋务运动为什么失败？

展示分析材料二和材料五得出结论，材料二反映出中国从西方引进了哪些东西？可是最终结果怎样呢？ 在材料五中，王韬认为香港能够兴盛繁荣的原因是什么？

师帮学生解读史料：香港原是边陲小镇，无人问津，但是后来，商业兴盛，经济繁荣，分析其原因是采用了先进的制度。

两则材料放在一起作对比。

洋务派没有改变封建制度，只是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器物，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种舍本逐末的做法在当时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民族危机，因此，没有改变封建制度的洋务运动不可能使中国走向富强，必然走向破产。

尤其要指出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很多，这是根本原因。

探究问题二：怎样看待洋务运动？ 分别展示材料一、三、四、等材料得出相应结论。

材料一：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是中国出现第一批近代企业。（解释近代企业：生产方式的变化：机器大生产）

材料三：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培养近代新式人才。

材料四：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巨大的盈利，促使一些官僚、地主、商人纷纷投资近代机器生产，这些商办企业成为近代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端。（解释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国人自己投资设厂。）【总结升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开明人士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掀起了洋务运动，迈出了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寻求新出路的第一步，是中国近代化探索的开始。可是甲午中日战争残酷的宣告了的此次探索的失败，这一结局非常的悲凉，让三个知识分子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抉择：

42岁的张謇，弃官从商，实业救国。

37岁的康有为，戊戌变法，变法救国。

29岁的孙中山，选择了更为激进的方式，革命救国。

浅析洋务运动 篇3

关键词：洋务派；中体西用；太平天国运动；中国资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K256.1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1-0253-02

洋务运动旧称“同光新政”或“自强新政”，是清政府在同治、光绪年间（19世纪60-90年代）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设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史学界众说纷纭，下面从以下几个方面简单的分析一下。

一、洋务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

洋务运动之所以在19世纪60年代产生，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性。它的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洋务运动的兴起有着深刻的经济基础。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当时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都已经形成。为洋务运动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其次，洋务运动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政治因素。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阶级面临内忧外患的困扰。内忧指太平天国运动，给了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外患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公使可以进驻北京。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主张“师夷长技，借法自强”，于是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发起了洋务运动。同时也说明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内外交迫的产物。再次，洋务运动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思想文化渊源。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师夷长技”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思潮。第四，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反动势力开始勾结，在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清政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外国侵略者为巩固和扩大在华权益，认为只有先在军事上扶持清政府，才能达到政治控制的目的。清政府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和两次鸦片战争的打击，统治力量大大削弱，为了继续维持封建统治，清王朝不惜妥协投降，换取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于是在19世纪60~7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种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这为洋務运动营造了一个有利的发展环境。也说明洋务运动是清政府和外国侵略势力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产物。最后，洋务运动适应了世界近代化的发展趋势，是世界近代化的一部分，是中国近代化的起步。

二、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及主要内容

洋务运动的倡导者统称为洋务派。凡是提倡或参与洋务运动，有着共同思想主张的人们都应包括在内，根据他们的身份、地位及所起的作用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洋务派官僚。中央以奕、文祥为代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第二类是洋务派知识分子，包括理论家、宣传家和有技术的科技人才。如冯桂芬、容闳、马建忠、徐寿、李善兰等。他们是洋务运动的骨干和推动力量。第三类是洋务派买办和商人。如郑观应等。通过对洋务派代表人物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洋务派不是进步的改革派。洋务运动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使洋务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为了有效的维护清王朝的统治，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谋求富强之路，洋务派认识到必须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首先从“练兵”“制器”开始。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前，洋务派在30余年中先后创办兵工人24个，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南京的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和张之洞在湖北汉阳创办的湖北枪炮厂。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经济来源不足、原料缺乏和交通运输落后等各方面的困难。使洋务派逐渐认识到：“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洋务派在19世纪的70~90年代，采用“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和“商办”等形式，掀起了创办民用企业的高潮。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汉阳铁厂。这些企业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封建垄断性。民用企业既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对立物，又对外国企业有很大的依赖性，另外对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一定的诱导作用，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两次鸦片战争中的西方侵略者的“船坚利炮”给清政府造成了“创巨痛深”的教训。一部分洋务派官僚建议筹办海军，设立造船厂，请外国技师教授驾驶、演炮技艺，几年即可“自行改造，自行驾驶，不必仰赖于彼国”，“必使中国水师可以使楼船于海外，可以战夷船于海中，庶几有备无患矣”。为此洋务派在此期间筹建了北洋水师、福建水师、南洋水师三军。此外还筹建了湘系、淮系集团拥兵自重、扩张势力和镇压人民的工具。洋务派在筹建新式陆海军的同时，还兴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等活动。

三、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首先是由冯桂芬提出，后来沈涛康在《巨时策》中指出：“夫中西学问，本自有得失，唯华人计，中学为本，西学为用”。“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中学指封建专制制度和以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西学指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这里指外国军事科学技术和生产科学技术。体是指一个事物的本质，为主体；用时指主体的派生，为主体服务的工具。中体西用就是通过引进西方军事、生产等科学技术来维护清朝的封建制度和伦理纲常。我们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封建体制+资本主义生产技术=更强大的封建体制。“中体西用”是在维护中体名誉下采用西学的。提倡和保护引进西学，从客观影响上看，“为用”的西学最终必将冲击破坏“为体”的中学，会潜移默化的损害中国密封的封建体制。“中体西用”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纲领，其基本精神是以西卫中，以新为旧，在维护封建制度的大前提下采用西学。

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洋务运动失败说明：在近代中国，仅仅依靠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进行有限度的军事、经济革新是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的。所以要想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就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依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而且还要进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洋务时期 篇4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历史丰富, 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开始了外交活动, 这也为我国外语教育教学工作创造了一定的外部环境。从1861年到1895年, 清政府的洋务派发动了洋务运动, 也就是自强运动, 该运动的性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当时英语教学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种是主要为了掌握英语而进行的一种教学活动, 还有一种就是通过英语学习从而能够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洋务运动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英语专业方面的人才, 提高了当时国内的英语教育水平, 促进中西方英语文化的交流, 为中国近代英语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本文所研究的内容因为涉及到很多历史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内容, 因此研究存在一定的难度, 包括资料的整理分析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虽然现在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和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 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的, 研究成果也不是非常的多, 我国现有的课程理论和国外相比几乎就没有, 相比国内, 现在国外有很多专业的课程理论用于教学工作, 但是国内却没有相关理论研究。

洋务运动时期英语课程的发展

1.教会学校英语课程研究

因为当时国内很多的通商口岸贸易往来的需要, 沿海城市很多的教会学校都开设了英语课程以及和其相关的课程, 包括英文书信以及司账簿事等课程。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 国内的很多教会学校就有了英语教学, 可是当时教会学校提供英语教学并不是为了向学生传授英语知识, 而是想借助英语教学来吸引更多的学生到教会学校中学习。鸦片战争过后, 我国外交开始走向世界, 英语就变得尤为重要, 一些通商口岸的城市为了贸易往来以及外交的需要通常都会在城市中设立英语教学机构, 向国人传授英语知识, 学校开设的英语课程包括:英文书信、算法等众多内容。虽然当时国内开设英语课程的教会学校并不是很多, 但是这些学校之间往往会针对一个英语问题进行争论。我国教会学校英语课程刚开设的时候并没有丰富的教学内容, 课程设置往往是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在后来英语教学全面发展的阶段, 课程中开始加入了更多的英语专业方面的知识, 课程设置也变得尤为丰富,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专业知识以及常用语言知识之间的融合, 促进了今后教会英语教学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丰富。

在1952年的时候圣约翰大学被裁撤, 这所学校从创立到被裁撤一共经历了73年, 在这段时间里, 从1879年到1905年圣约翰大学成功地从书院转变为大学。在圣约翰大学中, 所有学科的教学都是采用英语教学的形式, 这也就体现了学校英语课程设立的目的。学校设置课程内容并不能注重课程本身, 仅仅是关注课程的具体内容, 并没有重视学习者的体验和现实经验等因素。

2.官办学堂英语课程研究

京师同文馆是洋务运动中设立时间最长的一个官办学堂, 其在当时国内的影响非常大。学堂中的学生在学堂前三年需要学习大量的外语知识以及外国历史和地理等知识, 详细地说就是第一年学习外语专业知识, 第二年能够实现对外语句子的翻译等, 第三年需要学习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第四年才开始学习一些外国的技术以及制造工艺等, 其中主要学习的就是数学和翻译公文;第五年继续学习数学, 同时还需要学习物理学;第六年开始学习机械原理以及航海知识;第七年开始学习化学以及测算等;最后一年开始学习地理以及天文等知识。在学堂中, 最重要的课程就是自然科学, 但是更重要的是外语的学习以及翻译能力的提升, 学生在学习的第五年中需要翻译外国书籍。

通过上述的课程设置我们不难发现, 京师同文馆在注重英语教学的同时还重视自然科学的教学, 但是圣约翰大学仅仅是将英语作为一种学习西方知识的工具, 京师同文馆能够将英语作为一种课程来重视, 但是两所学校的课程设置都没有考虑到学习者的现实经验, 他们都将课程作为一种教学的目标。纵观京师同文馆的教学设置, 可以看出其在课程设置等方面非常的严谨, 循序渐进, 按照客观实际进行教学, 可是过分地注重教学的目的, 仅仅是为了能够培养出政府所需要的人。

3.教会学校与官办学堂英语课程的比较

(1) 教材的选用

圣约翰大学和京师同文馆这两所学校选取的教材都是英文原版教材。虽然教材更加接近西方文化, 但是对于我国那些学生来说并不完全适合他们学习。对比我国现在的英文教材, 也还是存在许多这样的情况, 在学习语法的过程中过分强调原版教材的作用, 因此忽略了英语是需要运用到实际当中的。

(2) 教学语言的选用

在教学选择上, 这两所学校都选择了英语教学, 这样选择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和当时这两所学校的师资情况有关。当时中国师资情况是, 中国教师不能胜任语言教学工作也不能胜任西方语言教学, 所以学校只能邀请西方人来做教师, 除了语言课之外, 大部分课程的开设都是在英语基础之上的, 以英语为基础进行教学。目前我国在英语教学实践上取得了长足进展, 已经有许多学校开始尝试使用英语为基础的语言来进行教学, 培养出更多能够用英语进行教学的老师。

(3) 同时重视英语和专业课

这两所学校有个共同点都非常重视英语教学和专业课教学。在进行英语语言教学的过程中也注重西方教育目的, 这样英语就变成了专业课教学的手段。而圣约翰大学在进行英语教学的过程中, 也向同学介绍和传播西方文化。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还会学习西方专业课程。目前, 许多学校注重英语学习和专业课同时进行, 使得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也能通过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专业课学习。

洋务运动时期学校英语课程教学与教学方法借鉴

1.注重实践

在创办的洋务学堂里, 将英语教学和课外知识结合在一起的学校是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以前的作用是为总理衙门输送翻译人才, 所以京师同文馆身上肩负着为总理衙门翻译那些外国公文。因此, 为了更加高效的工作, 京师同文馆成立了专门的英语翻译班子, 专门为总理衙门翻译外国的公文电报等。和目前的教学模式相比, 以前的英语教学将理论知识和实际相互结合运用的方法是值得学习的。在现今的教学模式中, 很多教学都只注重课堂而忽视了课外的实践运用。也有一些学校在为学生提供多种实践机会, 这样学生在毕业以后就能非常迅速地适应工作, 从而在实践中发现新的领域。

2.注重口语

在洋务运动时期, 英语教学更注重口语。而在一些官方创办的学校中, 比如京师同文馆更是将英语课堂教学和总理衙门的对外翻译联系在一起。在京师同文馆中有这样一个规定, 每个外语馆必须要组成口译班, 而且每天都要有人在馆住宿值班, 随时听取总理衙门的召唤。就我国目前的教学情况来看, 英语口语的使用一般都在英语课堂上。收到的效果却不是很理想。因此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营造英语氛围, 可以要求学英语专业的学生在与老师进行交谈的时候必须要使用英语, 这样才能提供学生的英语水平。

3.注意激发学生的上进心

对于官办的学校在学习英语上一般都采用物质奖励的方式来鼓励这些学生进行英语学习。在京师同文馆就有这样的规定, 如果有人能把西方书籍进行翻译, 那么就会得到一定的物质奖励。著名的改革家张之洞在湖北进行改革, 取消原来每月的固定金额, 取而代之的是根据学生的成绩来发放资金, 给予相应的物质鼓励。

参考文献

[1]魏兴才.京师同文馆的英语教育探源[J].兰台世界, 2013, (07) :78-79

[2]蒲妍洁.京师同文馆外语教学特色及启示[J].教育教学论坛, 2012, (34) :142-143

[3]王丹丹, 胡佳楠, 梁皓.洋务运动时期京师同文馆英语传播研究[J].兰台世界, 2013, (03) :30-31

[4]尹怡.试论英语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传播研究[J].兰台世界, 2011, (19) :34-35

洋务运动教案 篇5

课时：1课时

学习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透过学习掌握洋务运动的时间、代表人物、口号、资料、对洋务运动的评价；透过对洋务运动的分析，评价，培养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发展地评价历史事件的潜力。

二、过程与方法：

老师讲解洋务运动的知识重点，难点；组织学生运用分组讨论评价洋务运动，透过分析各知识点之间的关系，学会从史料中获取有效信息。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使学生认识洋务运动发生在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中，是一次失败的封建统治的自救运动，同时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教学重点：洋务运动的资料

教学难点：洋务运动的评价

学习过程

一、知识准备

1、巩固检测

（1）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与英国鉴定了，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和沙俄犯的罪行分别是（），

（）。

（2）（），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清政府战败，与日本签定了（），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

（）。

2、情景导入

步入近代的清王朝，遭到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又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沉重的冲击，清朝内外交困，统治已是风雨飘摇，应对残酷的现实，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分化，一部分有识之士为了富国强兵进行了近代史的探索，这就是我们这一节所要学习的资料：洋务运动。

温馨提示：预习是学习之本，导学是成功之梯!

二、学习资料

（一）、预习思考

1、什么是“洋务派”？什么是洋务运动？洋务派办洋务的目的是什么？洋务派中央代表和地方代表？

2、“洋务运动”出现的时间，口号和主要活动。

（1）时间：

（2）主要资料：

①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提出了（）口号，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地名安庆上海福州工业名

人名

类别军事军事军事②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提出了（）口号，创办了一批近代民用工业。地名武昌上海汉阳工业名

人名

类别民用民用民用③海军的建立：

④新式学堂的建立：

3、洋务运动的评价：

人们对洋务运动评价不一，有人认为洋务运动用心作用突出；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失败的，它没有什么积级作用。你同意哪种观点？请说明理由。

（二）、学生展示

（三）、新知讨论、交流

三、学习小结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洋务运动也随之破产，这是一次＿＿＿＿＿＿＿＿＿＿＿＿＿＿＿＿＿＿＿运动。（性质）

洋务派不改变＿＿＿＿＿＿制度，就想让国家富强起来，这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也使我们明白单纯的学习西方＿＿＿＿＿＿＿＿＿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洋务运动虽然未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但它毕竟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它的思想和实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是先进的，对此我们应予充分肯定。

四、达标检测

1、鲁迅先生回顾历史时说：“中国太难改变了，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鞭”使清朝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要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富国强兵，于是开始了（）

A洋务运动B戊戌变法C辛亥革命D新文化运动

2、洋务派认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洋务运动的资料中能体现“制器为先”的是（）

A他办军事工业B创办民用工业C兴办新式学堂D派遣学生出国

3、19世纪下半期，洋务派为了“自强”他创办了一批近代军工企业，下列不属于洋务派他办的是

（）

A安庆内军械所B江南制造总局C福州船政局D大生沙厂

4、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洋务运动开办的民用工业是（）A安庆内军械所B湖北织布局C江南制造总局D福州船政局

5、在洋务运动中提出的口号是（）

A扶清灭洋B自强求富C民主、科学D三民主义

6、中国近代化的开端是（）

A洋务运动B戊戌变法C辛亥革命D新文化运动

7、甲午战败后，李鸿章伤感地说；“我办了一辈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但是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从他的话中，我们能看出洋务运动是一次（）

A使中国走上富强道路的运动B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战争C失败的封建统治者的自救运动D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

8、洋务派掀起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

A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B为中国近代化开辟道路C维护清朝统治D为洋人服务

9、材料：甲午战败后，李鸿章伤感地说；“我办了一辈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但是勉强涂饰，，虚有其表。”

（1）、这是谁在什么事件后发表的感慨？

（2）、这是的“海军”具体是指哪支海军？它是在哪次战役中全军覆没的？

（3）、材料中李鸿章说“我办了一辈子事”具体指哪些活动？

（4）、他为什么说练兵和海军都是“纸糊的老虎”？

例析“洋务运动的失败” 篇6

——《上海县竹枝词》

洋务运动是19世纪末中国面对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导致自然经济逐渐解体，清王朝统治基础遭到动摇背景下的一次自救运动，是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表现之一。洋务派顺应了世界工业文明发展的潮流，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究其原因，我们可整合常见的几类型考题，从洋务运动的阻力角度进行分析：

一、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是洋务运动的外部阻力

例1 “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此语应是（ ）

A．顽固派反对洋务派的言论

B．顽固派反对维新派的言论

C．太平天国反对洋人的言论

D．改良派反对革命派的言论

答案 A

解析 本题材料背景是李鸿章在1865年提出要开办电报事业，当时顽固大臣以此反驳李鸿章，理由竟是电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

联系所学知识，顽固派与洋务派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是基本一致的，但采用的手段和方法则迥然不同。洋务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顽固派则坚持中国的封建传统，反对西学。如顽固派反对洋务派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据此可见，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是洋务运动难以开展最直接的阻力。

二、民众对洋务运动的不理解是洋务运动的潜在阻力

例2 《齐如山回忆录》中载，“大家以为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招学生太费事，于是由八旗官学中挑选，虽然是奉官调学生，但有人情可托的学生谁也不会去，所挑选者，大多数都是没有人情，或笨而不用功的学生。……这些学生入同文馆之后，……许多人便同他们断绝了亲戚关系。”材料说明京师同文馆招生困难的根本原因是（ ）

A. 洋文学科的增设 B．顽固势力的反对

C．社会观念的落后 D．大家子弟的谨慎

答案 C

解析 京师同文馆是清代最早培养译员的洋务学堂和从事翻译出版的机构。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并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这与中国传统教育不同。题干中所反映的是社会观念的落后导致京师同文馆招生困难。

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企图使民众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但由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还处于被愚昧迷信和封建礼教束缚的阶段，对洋务知之甚少、毫无兴趣，更不用谈积极参与了。洋务运动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作支撑，结果只能孤掌难鸣，成为历史悲歌。

三、洋务派本身的局限性是洋务运动的根本阻力

例3 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选址汉阳建铁厂（如下图）。他对选址的主要考虑是（ ）

A．节约生产成本 B．便于官府监管

C．带动民用企业 D．与洋商争利

答案 B

解析 本题考查选址的主要考虑因素，铁厂的选址从成本、利润的角度都应该选在铁矿附近，但看图汉阳铁厂距离铁矿很远，可见其选址主要考虑的是官府如何有效监管。

联系所学知识，洋务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由此可见洋务派本身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它因模仿一部分西方器物而异于传统，又因其主事者以新卫旧的本来意愿而难以挣脱传统。结果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是零卖的，不是批发的。”由此又可见，洋务派本身的局限性是由其所处的阶级性质所决定。洋务派开展洋务运动的目的旨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严复曾说：“牛有牛的‘体’和‘用’，马有马的‘体’和‘用’——牛之‘体’决定了它有负重之‘用’，马之‘体’决定了它有致远之‘用’；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好比要求‘以牛为体’来求马之‘用’。”这主要说明了洋务派对西方的制度文明缺乏全面认识。

对此，各位同学还可以通过以下一段史料加深理解：

他们从未梦想要把中国锻造成一个新式国家，事实上，他们竭力地巩固而非取代现存的秩序，而且全然没有经济发展、工业革命和现代变革的概念。由此，他们的努力只不过造就了散落在一个传统国家的一些新派孤岛而已，在这个国家里，占主导的仍然是旧式制度。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除此以外，洋务运动还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阻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列强绝不允许中国的独立富强。正是由于受到这些阻力，洋务运动注定只能以失败而告终。最后以下图总结本文，方便同学们从洋务运动的动力和阻力两方面直观地理解洋务运动的成败。

F1为洋务运动动力、F2为洋务运动阻力

练习

1. 下图中的人物可能属于（ ）

A．改良派 B．维新派 C．革命派 D．洋务派

2. 有人用“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来比喻洋务运动。所谓“插柳”是指（ ）

A. 诱导了民族企业的产生

B. 引进了近代科学技术

C. 培育了近代海防和教育

D. 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扩张

3. 洋务派关于教育改革的主张及其实践，在开创风气，激励后进，促进科学技术和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的传播等方面是不可低估的。顽固派广立钧的一段话正好反映了这种情况。他说：“闻同治年间，朝士懵于洋务，偶有谈效法外洋之便者，群相訾笑”，可是到了光绪十五年，“几于人习其说”了。以上材料不能说明（ ）

A．洋务运动是一种先进的思潮，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B．客观上反映了中国人民谋求改变封建落后面貌，摆脱殖民压迫的愿望

C．这场改革与守旧的斗争，是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

D．洋务派在和顽固势力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答案

试论洋务教育 篇7

关键词：洋务教育,中国近代史,西方文化

一、洋务教育的兴起

洋务教育思潮的产生, 是近代中国在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中向现代化努力的最直接的体现, 也是对西方技术的吸收和制度的模仿。洋务运动时期即19世纪60年代到甲午战争的35年 (1 861～1 895) , 是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创始期, 也是新教育思想的启蒙期。

鸦片战争正式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 从此, 反抗外来侵略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最重要主题, 它实际支配和影响了好几代人们的行为、活动和思想。晚清洋务教育思潮的产生, 至少可追溯到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等19世纪中期经世实学派的影响, 其中尤以魏源及其著作《海国图志》最为突出。在《海国图志》的序言中总结性地提出此书的写作目的是“为以夷攻夷而作”, 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一命题的提出, 从根本上打破了“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 也打破了传统“成格”和祖宗“成法”, 开启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河, 是中华民族从中世纪迈向近代这一历史性转变过程中的一块思想界碑。近代中国认识西方文化, 是从武力接触开始的, 而最直观的印象是西方的船坚炮利。这种认识反映在教育上, 首先表现为教学内容的改革, 即用“西艺”来代替传统的封建教育内容。

二、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思想的总结概括, 也是洋务派兴办教育、培养洋务人才的指导思想。其特点是“变器不变道”, 只作枝节性的局部改革, 而不触动封建制度本身。

“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基本含义是以封建纲常伦理道德为教育主体, 以西方技术知识为辅助。在洋务运动中, 许多官僚和士大夫改变了传统的世界观念、教育观念以及“夷夏”观念, 开始重新认识世界, 认识教育, 认识西方, 重新估价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洋务派主张的“中体西用”指导思想, 从理论上看, 是将现代的价值引进传统框架内, 将西学内容合法化, 肯定西学具有传统伦理价值所不能替代的实际功用, 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

三、洋务教育的主要内容

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下, 洋务知识分子充分意识到科学技术的实用价值和专门技术的重要价值, 洋务教育蔚然成风, 其教育内容主要有开办新式学堂、军事学堂、专业学堂、留学教育等四个方面。

第一, 开办外语学堂。最早开办的洋务学堂, 如京师同文馆 (1862年) 、上海广方言馆 (1863年) 等, 是培养翻译人才的外语学堂。这主要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第二, 创办军事学堂。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就是举办近代军事工业, 建立新式陆军, 迫切需要掌握近代军事知识的人才, 创办近代军事学校势在必行。

第三, 兴办专业学堂。除了举办外语、军事学校以外, 清政府还创办了一批培养各科专门技术人才的学校。这些洋务学堂作为官方开办的教育机构, 是属于中国官方开办的、专为中国政府自己的事业培养人才的。

第四, 举办留学教育。派遣留学生出国, 开辟了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新途径。1 872年派遣首批幼童到美国留学, 是洋务派在教育上跨出的关键性的一步。留学教育是洋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派遣留学生到欧美各国学习军事和科学技术, 是洋务派“师彼长技”以图自强而采取的加强科技教育的主要措施之一。

四、洋务教育的影响

洋务教育加快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思想, 成为近代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 教育与文化, 是一对孪生儿。由于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政策, 中国文化教育也与世隔绝。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潮流“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了世界近代化运动中来了”, 它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提供了思想保证, 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 确保了主体地位, 并防止了中国近代化教育在改革中全盘西化。其次, 新的课程内容、教学形式和教育管理的出现, 推动了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如:在课程内容上, 一改传统教育的单一内容, 引进了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程;在教学组织形式上, 将传统教育的个体授课制改为班级授课制, 并确立了严格的考试升级制度;在管理上, 改变了传统教育的管理方式, 引进了西方的新式管理制度。另外, 留学教育的推行, 使中国近代教育主动走向世界。

洋务教育培养出了中国第一批新型知识分子。而且这批新型知识分子著书立说, 教育和影响了一大批有志青年, 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维新思想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的产生无不受其影响。

五、结束语

地方融资与洋务运动 篇8

回顾历史, 有些政权因为财力枯竭而难以为继;有些政权因为融资方法欠妥而招致天怒人怨;有些政权则因为融资方法得当, 不仅政权运行资金源源不断, 而且公共服务资金充沛, 民生乐业, 盛世融融……

十九世纪70年代, 中国也经历过一次重要的改革——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从朝廷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到地方大员, 洋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也取得了不少实际成果。如建立了第一支海军, 诞生了中国第一批现代工业企业, 送出去了第一批留学生, 翻译了一大批西方自然和人文学科著作……然而, 与二十世纪的改革开放不同的是, 资本不足始终困扰着洋务运动。没本钱又想富国强兵, 大清政府给自己提出一个巨大的挑战。洋务运动二十几年, 资本积累的任务不但没有完成, 反而见证了大清在1894年以后, 为战争赔款背上了国家债务, 在外债的泥坑中越陷越深, 国内工业企业面临资金枯竭的处境。

如果简单说1870年的中国和西方相比差钱, 这不完全是事实。事实上中国缺的不是钱而是资本, 钱和资本是有区别的, 资本在于钱生钱, 要想钱生钱就必须通过一定的渠道进入实业, 这个渠道就是金融, 中国在近代之前, 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完整的金融体系。中国在洋务运动期间, 主流的金融渠道仍然是钱庄, 钱庄在资金融通方面有一定的发展和进步, 但和现代的商业银行相比, 差距无疑是明显的。

历史学家黄仁宇将明清中国与西方做了对比, 发现在西方, “现代货币体系与信贷密不可分, 它的广泛被接受增加了财产的可转让性, 并且使更宽泛的信贷成为可能, 从而使闲置的资本发挥作用。”而在中国, 直到清末, 商人把剩余的资金投入开拓商业很普遍, 但投入工业制造业的资金却少之又少, 因此“货币在传统中国并不能实现上述所有功能”。

在现代历史上, 各种财富要素转化成初始资本通过了多种渠道。英国的旧贵族靠的是“圈地”, 新贵族靠的是对劳动价值的掠夺。欧洲国家普遍依靠开拓海外殖民地资源, 现代经济靠的是科技对生产力的提升。在这一切之上, 财政和金融占据着制高点, 因为政府最有权力实现财富的集中和转移, 银行最有权威控制和转移货币资本, 从而决定着资本的规模与价格。大英帝国在操纵财政税收与金融上是老手, 例如利用英格兰银行, 控制货币发行, 引入所得税与关税, 制定银行法律等等。在1814年战胜了拿破仑领导的法国之后, 英国的财政金融政策和外交政策里应外合, 集中用来支持本国商业与资本在全球的扩张。

最后这一点, 十九世纪下半期崛起的新帝国德国和日本理解得更为深刻, 运用得更为彻底。德国1840年有一位不得志的政治经济学家, 叫李斯特, 他创立的所谓“历史学派”经济学, 总结了英国的实践, 认为国际间的经济竞争就是要靠国家力量。处于后进地位的国家不可相信亚当·斯密主张的“贸易自由”主义, 也不要搞李嘉图的比较优势, 而是应当通过有利的关税政策、产业政策保护本国资本积累与工业起步。他奔走于当时德意志帝国各个小公国之间, 拼命呼吁德国的统一, 建立强势的国家权力, 主导财政金融政策。30年后, 首相俾斯麦实现了德国的统一, 李斯特的理论也有机会得以实施。德意志银行, 德国商业银行都诞生于俾斯麦统治初期, 它们有力地促进了德国工业资本的形成。

日本明治维新后, 政府为资本形成想出的办法更有创意。首先他们用政府的钱赎买旧日武士手中的土地, 然后迫使武士用这笔钱投资工业, 再通过发债搞通货膨胀弥补政府支出的窟窿。这实际上是迫使全民为形成初始资本做出牺牲。1882年之后, 日本还用了一招, 就是制造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 加大农业税收, 使农业积累流向工业。日本早期的资本形成完全是政府独断运作的结果, 它对农民和市民的剥夺屡受后世学者的诟病。不过到了1890年代, 日本的中央银行与国民银行体系已经建成, 现代金融更为依靠市场原则, 支持产业资本积累, 使一个封建旧王国快速跻身西洋列强的行列。

没有本钱的大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是怎么做的呢?它实际上把这个难题留给了各省具有改革观念的要员, 如曾国潘、李鸿章、左宗棠等, 而后者又把难题分解, 主要下放给了外国银行、地方税收与其他本土资源。洋务运动中“官督商办”的企业, 都是地方大员与西方资本联手的杰作。在财政金融政策上, 朝廷缺乏统一系统与调度, 甚至没有统一政策。

事实证明大清的这种选择对资本形成可收一时之效, 但其实最不成功。第一, 各地方派别政治上相互倾轧, 官员直接管理经济导致贪腐盛行;第二, 政府没有依靠专业的中介机构, 没有提出传统金融机构转型任务, 资本形成效率低下;第三, 外国银行在中国市场主导了资本价格, 积累速度远快于内资。资本弱势是洋务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地方在财政金融上“各自为政”的苦果, 不但大清朝廷完全无法收拾, 其带来的混乱让中国一直痛苦到二十世纪中期。

地方大员们首先在朝廷的拨款方面展开了激烈竞争。1875年, 在两位洋务大员, 即淮军与湘军首领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 爆发了一场争斗。李鸿章主张面对西洋东洋的威胁, 朝廷应当集中财力“备东南万里之海疆”, 左宗棠则认为“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 其志专在通商取利, 非别有奸谋”, 朝廷绝不应当“撤出塞之兵, 以益海防之饷”。

无论李鸿章还是左宗棠, 要钱的部分目的就是为了资本开支。1865年, 李鸿章花了6.5万两银子从美国人手中买下了一座小工厂, 这就是江南军工厂——江南制造总局的前身。这笔钱部分来自朝廷从海关收入中拿出的拨款, 部分来自李鸿章主政的安徽税收。为了给大清建一支海军, 包括生产军舰武器, 几万两银子的小钱就不够了, 李鸿章必须得到朝廷的资金支持。但是捉襟见肘的大清户部, 顾得了“塞防”就顾不上“海防”。

在总理衙门的协调下, 左宗棠的要求得到了支持, 李鸿章也争到了每年200万共五年的海军军费和资本投资开支。然而总税务司赫德旁观者清, 他感叹道, 在各种刁难与截留之后, 李鸿章实际拿到的拨款还不足50万两, 对于建立一支现代海军和必要的兵工厂, 他真的是两手空空呀!

五口通商之后, 外国资本纷纷涌入对华外贸融资业务, 它们有更大的冲动在中国进行资本投资, 以获取高额利润, 缺钱的省藉大员就是他们最理想的第一批客户。

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前, 已经有数笔贷款借给了地方政府, 主要用于镇压太平天国和其它地方动乱。由于有地方税收做保障, 这些贷款基本及时归还, 外国银行发现, 中国官员的信誉还不错。

李鸿章在朝廷争执海军拨款时占了下风, 但在利用外资上他的记录功绩卓著。他主持设立的开平矿务局 (1877年) 、唐胥铁路 (1881年) 和招商局轮船公司 (1873年) , 主要的初始投资都利用了来自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和其它西方银行的借款。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企业都是中外合资的股份公司。随着运营的发展, 它们逐渐有了自身资本形成的能力, 中资股份比重也有逐步提升的趋势。例如, 当招商局轮船公司1877年买下其竞争的手下败将——美国人的上海轮船公司时, 股权交易中外债借款为173万两, 中国人自己的投资140万两, 占到总额的45%。1880年代开张的上海制棉厂, 几年后也允许中国人在其中占有股份。

外资与官商出现了一种合乎逻辑的组合:老外乐于贷款给缺钱的地方大员, 得到很不错的回报, 尽管他们明白“事实上, 大部分的商业, 包括主要由外国人开拓出来的市场, 都仍然是中国人一统天下”。

汇丰渣打较少对中小私企进行过贷款。如果没有官商, 很难想像外资会大量流入一个没有立法、没有人才储备, 没有信誉记录的新兴市场。甲午战争之前, 地方官员主导的商业贷款总计有几千万两银子, 对他们在洋务运动中建立自己的工业基地至关重要。

那么中国人自己在“官督商办”企业中的投资来自哪里?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所办的几个公司来看, 这些钱主要来自各省的海关收入拨款。除此之外, 有些来自地方税厘金的收入, 有些来自买办阶层的积累, 也有些来自政府官员的个人腰包。如曾为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上海机器织布局及上海电报局总办的郑观应、李鸿章的商业智囊盛宣怀都是当时投资企业的大佬。只有一小部分的钱, 是来自钱庄和票号的投资。已经有资本公积金的企业也对新企业投资参股, 如1884年招商局就曾投资30万两帮助开平矿务局增资扩股。可以看出的一个事实是, 由于大清没有办中央银行印钞票, 没有统一的税收政策转移农业的积累, 也没有现代银行聚集大众手中的传统财富, 国内资本积累的主要特征是地方性、企业间与民间的行为。

在这一时期, 中国也出现了依靠自身资本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 最为著名的要属染红了顶子的商人胡光庸 (1823-1885年) 。他的资本金主要来自在杭州起家的家族钱庄——阜康钱庄, 他也是帮左宗棠安排外债借款的买办。除了钱庄, 他还控制了当铺、房地产和各类产业, 但其资本主要用于商业投资与投机, 没有进入洋务运动的主体产业。1883年, 当受到不同派系的洋务官员与外资的两面夹击时, 胡的阜康钱庄坍塌了。他既没有留下资本也没有留下资产, 一切烟消云散。由此可见, 从金融发展角度看, 洋务时期地方官府的融资已一只脚踏入现代资本主义的大门, 而像胡光庸这样的民间融资仍延续着商业信用时代的传统。

然而, 追求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着眼于西方枪炮的厉害, 技术的高明, 虽然已立足西方资本, 但头脑中却未关注西方财政金融之文明。1890年代之际, 日本人已基本创造出完整的日文现代经济概念体系, 西方的专业词汇首先被日本人赋予中文翻译。但“财政”“金融”这两个词在中国尚未面世。首先希望大清政府注意西方银行业的人是一位企业改革家王韬 (1828-1897年) , 他因涉嫌太平天国运动曾在英国使馆避难, 并在英国游历, 是第一个在剑桥大学演讲的中国人, 也是中国报业的开山前辈。他1880年时就说, 在通商港口, 外国的银行和军舰一样在为商人提供保护, 中国也应当有自己的银行为商业服务, 大清应当通过银行而非官府来投资煤矿铁路。另一位在洋务运动晚期传播西方财政金融观念的改革家是郑观应, 他在1893年的《盛世危言》中提到“泰西有官银行、商银行又有贫民银行”, 这可以看作首次介绍中央银行的概念。这些改革建言者意识到了财政金融依赖外资, 地方纷争揽权的风险, 建议国家权力对货币经济的介入与主导。

近代天津洋务教育及其借鉴 篇9

李鸿章与天津近代洋务教育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 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动摇了封建教育的规范, “经世致用”的教育改革主张开始出现, 并逐渐演化为由洋务运动派生出来的洋务教育。李鸿章就是近代中国兴办洋务教育的代表人物。

李鸿章 (1823～1901) , 字浙甫, 号少荃, 安徽合肥人。1870年 (同治九年) 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虽不是教育家, 但从他办洋务、兴学堂的言论与实践中, 不难了解他的教育思想。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是李鸿章兴办洋务教育的主导思想。而“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是有其清晰脉络的。1864年 (同治三年) , 李鸿章基于对空疏腐朽的科举制度的认识, 出于在引进国外“制器之器”的同时培养本国“制器之人”的考虑, 吁请清政府变通科举制度, “专设一科取士”。而这专设的“一科”, 即是为开洋务而取人才的。1867年 (同治六年) , 他假丁日昌之口提出如下主张:“取士兼求实用之才……似应于文场科举之制, 略为变通。拟分为八科, 以求实济”。 (1) 1874年 (同治十三年) , 在天津任上的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指出:列强“以兵胁我, 殆无虚岁”, 而中国却缺乏“练达兵略精通洋法”之人。故请求“朝廷力开风气, 破拘挛之故习, 求致胜之实济”。为此, 他疾呼“用人最是急务, 储才尤为远图”。

从李鸿章兴办实业与实业教育的实践中, 也折射出他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他认为, 要抵御外辱, 就要“自强求实”, 走富国强兵之路。于是主张向西方列强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他说:“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 条理精严, 迥非中土所能及”。 (2) 同时他也深信:“我中华智巧聪明, 岂出西人之下, 果有精熟西文, 转相传习, 一切轮船火器等技巧, 当可以渐通晓”。 (3) 于是, 他身体力行, 积极兴办实业教育, 用以造就从事机器生产和武器应用的人才。不仅如此, 他还把目光投向国外, 极力倡导选拔优秀儿童和青年赴海外留学, 接受国外的技术教育。1876年 (光绪二年) , 他在与南洋大臣沈葆桢联名上奏的《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中提出:“请于闽厂前后学堂选派学生分赴英法两国学习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致胜之理”。因为“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索, 终难探制作之源”;况其驾驶技术“于大洋狂风巨浪中, 布阵应敌离合变化之奇”亦“自非日接身亲, 断难窥其密钥”。他在国内和天津地区举办的众多洋务学堂, 无一不秉承“学以致用”的原则, 培养了数量可观的应用型人才。

应当指出的是, “中体西用”仅仅是改良主义的主张。李鸿章有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中国文武制度, 事事远处于西人之上, 独火器万不能”。 (4) 这就是说, 他的举动绝不是要削除封建制度, 而仅仅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挽救行将就木的清王朝而已。但是, 就总体而言, “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毕竟给近代中国教育吹来一股清新的风, 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近代天津洋务教育的历史辉煌

李鸿章自1870年到天津赴任至1901年11月7日病逝于任上, 仅在天津一地就创办或扶植设立了多所洋务学堂, 这些学堂就是天津最早的职业教育性质的学校。以开办年份为序主要有:天津电报学堂 (1880年10月6日) 、天津水师学堂 (1881年8月) 、总督医院附属医学堂 (1881年12月15日) 、天津武备学堂 (1885年6月17日) 、北洋医学堂 (1894年6月26日) 、天津北洋大学堂 (1895年10月2日) 、天津俄文馆 (1896年) , 等等。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一) 天津电报学堂

1879年 (光绪五年) , 天津架设由市内至大沽炮台北塘兵营的电报通讯线路, 1880年9月, 李鸿章奏请再架设一条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 同时请求设立一所电报学堂。获准后即于当年10月6日举办了天津电报学堂并正式开学。在体制上, 天津电报学堂隶属于天津电报局, 延聘中外电信技师担任教习, 学生实习就便安排在天津电报局进行。入学年龄一般为16～22岁, 学制4～5年。学生在学期间领取月银3～10两。毕业生拨往各地电报局分局工作, 不能胜任者可回学堂补习。在课程设置方面, 学校将“电报实习”放在首位。专业理论科目有基础电信、电报制度与仪器、国际电报规约、铁路电报设备、电报线路测量、陆上水下电线建筑、电力照明、电磁学、电测试、材料学、制图学等;文化基础科目有中文、英文、电报地理学、数学等。

1900年, 按照李鸿章初创天津电报学堂“雇用洋人教习中国学生, 自行经理, 庶几权自我操, 持久不敝” (5) 的主张, 学校的教习已全部由华人担任。学校开办的20年中, 共为天津和全国各地输送毕业生三百余名, 正是这些人撑起了中国早期电讯事业的基础框架。

(二) 北洋水师学堂

1874年 (同治十三年) , 李鸿章奏请建立北洋水师, 经4年筹措, 于1878年 (光绪四年) 成军。这是当时中国乃至亚洲规模最为巨大、装备最为精良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初创时期“需人甚众”, 李鸿章遂于1880年上奏请求设立水师学堂, 获得允准。1881年8月, 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落成, 津人记称:“学室宽敞整齐, 不下一百余栋”, 且“另有观星台一座, 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 可谓别开生面矣”。 (6)

严复是对北洋水师学堂贡献殊为突出的人物。严复 (1853～1921) 字又陵, 祖籍福建闽侯。他是福州船政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 1880年, 27岁的严复应李鸿章之邀赴天津筹办北洋水师学堂。学校初创时担任总教习 (教务长) , 1890年升任总办 (校长) , 为北洋水师学堂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现存的《天津新设水师学堂章程》看来, 学校招收13～17岁本地或外地“良家子弟”入学。收入学堂“试习”两个月 (后改为3个月) 之后“再行察看, 倘口齿不灵, 或性情恶劣, 举止轻浮, 即行剔退”。对于学制, 该章程规定:“学童在堂以五年为期, 未满五年, 不得告退, 亦不准应童子试, 致妨功课”。翌年, 李鸿章对原章程进行了部分修改, 进一步放宽了招生范围和年龄限制, 简化了招生手续, 提高了学生待遇。透过该章程及其修订案, 不难看出李鸿章尽早尽快培养优秀海军人才的急切心情以及整饬校纪、严谨治学的办学思路。

学校设置驾驶、管轮两科 (专业) , 分别专习轮船驾驶和轮机管理。学生除攻读必要的文化、专业课程外, 还须“由洋文教习带赴堂外训练外国水师操法”, 或“上练船历练”。学生在校学习4年之后, 由北洋大臣主办“大考”, 合格者均派往“练船”培训一年。“举凡大炮、洋枪、刀剑、操法、弹药利弊、上桅接绳、用帆诸法、一切船上应用诸习, 都要能够通晓”。 (7)

天津电报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都未能逃脱1900年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之中。但是它们为中国近代中国培养了大批应用型人才。

(三) 北洋医学堂

1894年 (光绪二十年) , 经李鸿章奏请, 北洋医学堂正式成立, 校长由林联辉担任。其实, 北洋医学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其落成年份之前的14年。1880年, 伦敦传教会的马根济 (John·K·Machenzie) 在天津开设了一所“总督医院”, 1881年, 该院在李鸿章的支持下设立了“总督医院附属学堂” (Vicero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 , 1893年 (光绪十九年) , 李鸿章在天津试办天津储药施医总医院, 下设储药处、施医院及西医学堂。1894年成立的北洋医学堂就是由总督医院附属学堂与储药施医总医院附属西医学堂几经扩充而成的, 校长林联辉即是总督医院附属医学堂的第一届高材生。

李鸿章设立北洋医学堂的初衷是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医疗技术, 为北洋海军服务。正如他在1894年6月26日的奏折中所称:“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 而救治伤科直起沈痼, 西医犹独擅专长……北洋创办海军之初, 雇募洋医分派各舰, 为费不赀, 是兴建西医学堂, 造就人才实为当务之急”。 (8) 在这样的思路之下, 北洋医学堂的突出办学特点就是任用洋员, 承袭西法。主持教学事务的是时任天津税务署的医官欧墩, 教师多聘外籍医生, 学校课程仿照西方医学院校的标准设置, 学生“分习洋文医理, 讲贯编摩”。与前述两所学堂不同的是, 北洋医学堂在“庚子之变”中并未遭到损毁, 并且继续得以发展。

北洋医学堂是天津乃至中国最早设立的国立西医学堂, 是中国西医教育的发轫之举。

(四) 北洋大学堂

1895年5月2日, 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 其政治主张是实行君主立宪, 其教育主张是废八股、兴新学, 史称“戊戌变法”。地处京畿的天津, 与康梁相呼应, 迅即掀起鼓吹变法之风, 其代表人物是时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他连续发表了《论世态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文章, 积极宣扬维新变法。他历数科举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的危害, 主张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兴办西学。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1895年10月2日, “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成立。1896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1913年复更名为“国立北洋大学堂”;新中国成立后, 命名为“天津大学”。以现有史料为据, 天津北洋大学堂 (天津大学)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新型公立大学。

学校初创, 盛宣怀任名誉校长, 丁家立任总教习。盛宣怀 (1844～1916) 字杏荪, 祖籍江苏武进。1870年成为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的幕僚, 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时, 又追随到天津。1880年任电报局总办, 1892年任天津海关道, 在此任上, 他开办了北洋西学学堂。他为开设北洋西学学堂而拟就的《拟设天津中西学章程》就是经李鸿章首肯后上奏朝廷获准的。

北洋大学堂初建时, 以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本, 其学制、课程、教材、教法均悉仿效这些西方名校而设定。学堂分为头等、二等两个级别, 学制均为4年, 二等学堂为预科。头等学堂的普通科设有英文、数学、制图、物理、化学、天文、地学、万国公法等科目, 专门科则设工程学、电学、矿物学、机器学、律例学等科目。这些都充分印证了从实际出发, 注重治学治事, 着力造就既有理论知识, 又有实践能力的高级工科人才的办学宗旨与实事求是的办学思想。

近代天津洋务教育的历史思考

笔者之所以要打开清末洋务教育这部尘封百余年的历史, 并非发思古之幽情, 而是要以史为鉴, 引发人们对当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思考。

(—) 教育改革是社会与经济变革的必然要求

为什么会发生洋务运动?为什么会产生洋务教育?有人把它归结为西方列强的侵略, 其实这仅仅是促使古老的中华帝国发生变化的外因, 而真正的内因是中国社会与经济发生重大变革使然。换言之, 如果没有列强侵入, 中国的社会与经济体制也迟早会发生变革, 教育体制也必然会发生与之相应的改革。毛泽东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 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 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他还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些论述揭示了认识客观世界本质的普遍规律。

方今的世界, 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的主流。然而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日益增多, 各国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严重, 围绕资源、市场、技术与人才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在国内, 从社会层面讲, 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 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同时, 在社会转型期, 社会价值观日趋多元化, 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比较稳定、成熟的体制与机制尚在完善与构建之中。从经济层面讲, 突出的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走出一条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坚持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 人力资源可以得到充分开发利用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这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抉择。

以上所述都昭示着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再一次处于新的历史关键时期。天津的教育, 特别是职业教育能否审时度势, 继往开来,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创造新辉煌。

(二)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改革的永恒主题

纵观天津近代洋务教育, 其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倡导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与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 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宝贵财富。尽管我们与历史上的“洋务派”、“维新派”站在不同的立场, 为了不同的目标, 但是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点上却是殊途同归的。这恰恰证明,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教育的本质特征, 也是教育的基本规律。

教育的本意是指传递社会生活经验并培养人的社会活动。从教育发生开始, 人们逐渐认识到, 教育过程与生产劳动过程是相互交融、密不可分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 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他还说:“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 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的结合, 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 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9)

当前, 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争的核心就是教育要不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对于这一点, 有许多人或许不以为然, 其实约略观察一下现今的教育, “素质教育讲得热火朝天, 应试教育做得扎扎实实”的现象比比皆是。其实素质教育的本质特征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其基本内涵是“一基三发”, 即:基本思想是尊重、关心、理解、信任每一个人;理论前提是发现人的价值、发挥人的潜能、发展人的个性。仅此而已, 岂有他哉!回顾职业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 不难发现职业教育的理念、教育模式与教育机制与素质教育有着天然的联系, 在职业教育中率先推行素质教育有着独特的优势。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即提出的素质教育构想, 完全有可能在职业教育领域先行取得突破。

(三) 实现大职业教育理想是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近代天津洋务教育尽管建树颇丰, 在当时却并未形成系统的教育理论, 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巨大的历史缺憾。1911年之后, 中国进入了现代社会, 一位现代职业教育家出现了, 他就是黄炎培。

黄炎培 (1878～1965) 字任之, 江苏川沙 (今上海市) 人。黄炎培早年从事实业教育, 1917年5月6日, 黄炎培联系国内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大体经过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职业教育思想———大职业教育思想三个阶段。客观地讲, 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思想是在继承中国近现代洋务教育、实业教育理念与实践的经验, 加上其本人在兴办职业教育过程中的创造性思考而形成的。大职业教育思想是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巅峰, 对当代职业教育的发展仍具有强劲的引领作用。

1926年, 黄炎培在总结兴办职业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时指出:“ (一) 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 不能发达职业教育; (二) 只从教育界做功夫, 不能发达职业教育; (三) 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功夫, 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他又进一步指出:“其实岂但职业教育, 什么教育都该这样, 也许什么事业都该这样。这样的职业教育方针称他什么呢?大胆的称他‘大职业教育主义’”。 (10)

大职业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有三:其一, 职业教育要与职业界联合。职业教育本以“沟通教育与职业”为宗旨, 必然要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方针。“设什么科, 要看看职业界的需要;定什么课程, 用什么教材, 要问问职业界的意见;就是训练学生, 也要体察职业界的习惯;有时聘请教员, 还要利用职业界的人才”。其二, 职业教育要与普通教育合作。黄炎培早就指出:“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他还说:“义务教育并非同职业教育隔开, 更不是有什么高下的阶级……现在各地推广义务教育, 呼声甚高, 而往往与职业教育截然两事, 这还是没有明白义务教育中亦可有职业教育的道理”。 (11) 就此, 他提出了“普通教育职业化”的主张, 呼吁在普通教育中推行早期“职业陶冶”和“职业指导”。其三, 企业亦负有教育之责。一方面是因为“人类先有职业, 后有职业教育”;另一方面是基于“职业教育可以说是距离事实最近的教育”, 所以“职业教育是绝对不许关了门干的, 也绝对不许在书本里讨生活的”。为此, 他规划了这样一种前景:“职业学校要与附近各工厂联为一气。未开办以前, 邀工厂专家组 (织) 校董会或指导委员会就商课程及一切办法。办至相当时期, 就商各厂, 给学生以实地参观和练习种种机会, 总须使学生毕业后, 确是供给厂家所需要, 兼须使厂家心里认清立校的本旨, 看学校和自己的学一样, 然后毕业生出路可以无有问题”。

显然, 大职业教育思想揭示了教育内部、外部关系的真谛, 是教育在服务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中求得自身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天津的职业教育已经走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历程。在这段历史时期, 无数职业教育前辈为振兴职业教育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探索, 也创造了许多堪称经典的巅峰。我们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评价前人的是非功过, 努力从他们的思想与实践中汲取有益的养分, 获得切实的启示, 把今天的事情办好, 在渤海之滨续写更为华彩的教育诗篇, 创造无愧于先辈与后人的光辉伟业。

参考文献

[1]陈振江.百年风云[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4.

[2]张大民.天津近代教育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近代洋务工业教育特点分析 篇10

洋务派在不触及传统教育根本制度和学校体系的前提下, 创办了一批进行近代工业知识和技术教育的新式学堂。但这些学堂独立于传统学校体系之外, 下无低一级学校作基础, 上无高一级机构供毕业生继续深造。因此, 洋务工业教育缺少相互衔接、完整的学校体系支撑, 是一个孤悬、凌空的教育层次。

学校级别单一的直接后果是洋务工业教育缺乏合格的生源, 这首先表现在所招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合要求。工业教育需要新生具有一定程度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作基础, 而入读洋务工业学堂的学生之前接受的都是中国传统教育, 所掌握的主要是文史经典和儒家政治伦理知识, 这与近代工业技术教育的要求几如圆凿方枘。曾任福州船政局监督的法国人日意格 (P·M·Giquel, 1835-1886) 指出, 由于制造专业的学生们入学之前毫无近代数理知识和外语基础, “就使学校预科的学习更为繁重”。这就大大降低了洋务工业教育中科学技术及应用工艺的教学效率。

生源不合格还表现在已有的学习习惯和方法与近代工业教育教学之间的错位与不适。近代工业知识和技能的教学, 要求学生在深刻理解科技原理的基础上, 通过动手操作和实验, 掌握工业生产的技能和技巧, 并检验和反思书本知识, 鼓励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中国传统教育教学方法的特点是重记诵轻理解、重接受轻反思、重书本轻实践等。这些弊端经过八股科举考试的强化, 到明清时代发展到极致。传统教学方法的影响, 使得新式工业学堂的学生极易误将呆读死记、倒背如流这类习惯做法当作学习良方而轻视实践和探究能力的发展。洋务派思想家李端棻一针见血地指出:“格致制造诸学……或非试验测绘不能精, 或非游历勘察不能确。今之诸馆, 未备器图, 未遣游历, 则日求之于故纸堆中, 终成空谈……此诸馆所以设立二十余年, 而国家不一收奇才异能之用者, 唯此之故。”

单一级别的学校设置, 不仅影响洋务工业教育的教学效率与效果, 而且会带来其他问题。但如果我们考虑到洋务工业教育毕竟处在中国教育全面转型的初始阶段, 尤其是考虑到洋务派面对顽固派拒绝引进任何西方教育因素的强大阻力, 就不应该苛求洋务工业教育在体系上的完备。正是这些孤悬的新式学堂的出现, 才使中国以后发展出较为完备的现代工业教育体系成为可能。

二、教育层次的模糊性

以当代的知识水平和学科专业标准来观照, 洋务工业教育大体上应该属于中等专业性质的教育。但如果深入考察和仔细分析, 又会发现洋务工业教育教学的层次界限其实非常模糊, 很难将其明确归类。各种史料记载都表明, 洋务教育的课程表中, 除了大量中等程度的科学和技术课程, 还有不少初级数、理、化和工艺课程, 以及部分明显属于高等专业教育层次的科技课程。例如, 京师同文馆的《八年课程表》中, 就既有“数理启蒙”、“代数学”、“讲求格物”、“几何原本”等初级课程, 也有“讲求机器”、“微积分”和“航海测算”这些中高等教育水平的课程。再如, 《严几道年谱》中记载, 严复在福建船政学堂中学过的课程包括“算术、几何、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其中, 算术属于小学性质的初级入门课程, 几何、弧三角、动静重学 (动力学、静力学) 、化学等则与当代中学课程的水平相当, 而水重学 (流体力学) 、电磁学、热学等课程, 显然属于高等教育水平的专业课程。课程安排在水平和层次上无所不包的笼统状况, 充分说明洋务工业教育层次的模糊性。

“教育的层次结构和培养人才的数量与质量, 不是凭人们的主观决策和善良的愿望, 而完全是由社会再生产的情况决定的。从根本上说, 教育发展和层次结构必须适应于社会再生产的客观要求。”洋务工业生产的实际, 既需要直接从事一线劳动的普通技术工人, 也需要熟悉生产过程, 具备初步研究和解决具体问题能力的技术人员, 还需要一定数量高级专门的研发、领导和经营人才。因此, 洋务工业教育客观上必须同时培养这三种不同层次的人才, 而洋务工业教育的机构———洋务工业学堂或学馆又只有单独一级, 这就必然使洋务工业教育从总体上显现出教学层次的交叉、混同以及由此造成的模糊性。

洋务工业教育层次的模糊性, 容易导致不同等级的同类科目在教学时重难点和深广度把握不准, 不利于有针对性地、高效地培养不同水平的专精人才。但是如果从拓展各级人才的见识, 增强学生的适应能力, 以及加强不同层次教育力量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协作的角度来看, 这种层次上的模糊性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 还可以认为, 在中国近代工业教育的起步阶段, 正是这种教育教学中层次的模糊性, 为人们厘清不同水平的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 以及后来中国工业教育层次的合理分化提供了真切的体验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初等、中等以及高等教育, “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度、不同的历史条件下, 人们赋予它的含义是不尽相同的”。姑且不说洋务工业教育中很多知识和课程就是今天也仍属于高等教育范围之内, 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引入中国的早期, 即使是一些普通的自然科学技术和知识, 在当时也毫无疑问是高深的学问和本领。所以, 至少可以这样说, 洋务工业教育是一个尚未分化的、以中等专业教育为主体、兼具高等性质的专业教育的复合体, 是后来我国中、高等工业教育的共同母体。

三、学生素质的双重性

洋务工业教育是在极为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展开的, 所以, 清廷和洋务派对新式工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设计也非常复杂。这种复杂性, 通过他们赋予学生素质的双重性生动地体现出来。

洋务派的首要身份和基本角色是封建官僚, 是旧有文化的捍卫者和既存社会秩序的维护者, 他们的工业活动缘起于对太平天国和其他人民反抗斗争的镇压。因此, 洋务工业教育必然要求学生树立维护专制统治的坚定信念, 成为封建纲常及伦理规范的卫道士。但随着国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 特别是当太平军和捻军被镇压以后, 统治阶级与列强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他们迫切需要新的技术手段来抵抗列强的交逼, 因此必须对学生进行近代科技的教育, 促使学生掌握从事机器大生产的工业技术, 以及创设、经营和管理这种企业的知识和技能。然而, 机器大生产企业的开办和经营管理, 必须按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规律行事。所以, 洋务工业教育培养的新型人才一旦进入工业生产部门并按所学的知识和理论进行生产和经营, 必然首先使封建的经济制度和秩序受到威胁与挑战, 并最终会危及封建政治制度和整个社会的统治秩序。

这种双重性还表现在所培养的人才同时具备“军用”和“民用”两种可能性。洋务工业教育最初的直接目的就是培养出能制造“坚船利炮”的军工人才, 但当洋务派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意识到列强经济侵略的危害更胜于军事侵略并由此确立了既要“求强”还要“求富”的方针以后, 培养造船、矿冶、电报、铁路之类的“军民两用”工业人才就成为洋务工业教育的主要目标了。

学生素质的双重性要求对洋务工业教育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清廷和洋务派赋予学生旧道德及伦理观念, 使他们成为封建制度的服从者, 必然限制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这是应该否定的, 但在当时这又是各种洋务工业教育得以产生和存在的原因。面对顽固派的阻挠, 如果洋务派不以此为理由, 洋务工业教育就无法出现, 抵御外侮、学习近代科学技术等合理、进步的愿望和计划也会失去实施的依托和凭借。至于由单纯培养军工人才发展到造就军民两用人才, 撇开其维护封建制度的目的, 则是完全顺应社会发展需要和规律的正确做法, 对推动中国近代工业教育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四、课程设置的初创性

在传统文化浸润中成长起来的洋务派领袖们对近代科技, 以及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的。虽然实践中的观察和了解使他们正确地认识到, “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 以及行船、行军, 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 但他们却据此将“推理格致之理, 制器尚象之法, 钩河摘洛之方”等数学、科学原理和应用技术混为一谈, 在工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中理、工不分, 重点不突出。正如李端棻指出的那样, 洋务工业教育大都“学业不分斋院, 生徒不重专门”。以现代专业教育的课程设置理论观照, 洋务工业教育中的这种做法是低效的。但如果考虑到当时所招学生近代数理知识的缺乏, 并肯定科学原理与大工业生产技术的内在一致性又必须承认这种课程设置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相当的合理性, 对保证中国工业教育在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得以生存和发展起到学理支撑的作用。

将人文教育和科技教育生硬地拼凑在一起, 也是洋务工业教育课程设置初创性的表现。清廷和洋务派特别重视在工业教育中加强传统的人文教育, 强调在传授西方科技知识的同时, 还要“教之经裨明大义, 课以文裨知论人;瀹其灵明, 即以培其根本”。在进行科技教育的同时注重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 是符合现代教育规律的。尤其是在科学主义和技术理性逐渐膨胀的19世纪晚期, 这种做法在教育发展史上甚至具有某种超前意义。但在洋务工业教育中, 人文教育与科学技术教育的结合是机械拼凑的。首先是结合的方式相当生硬。在洋务工业教育的课程设置中, 人文与科技课程内容各不相涉, 泾渭分明, 不存在两者相互融合和渗透的设计与安排;各自的教学方法也相互抵触:科学技术课堂上洋教习启发学生思考, 鼓励学生动手, 而读经课的先生则大多仍然采用传统教学方法, 以熟读成诵为能事。因此, 洋务工业教育的人文教育犹如靠外力硬打进科技教育中一块楔子。其次, 更为根本的是这种人文教育的内容与近代科学技术理念的扞格。洋务派为了保持和强化学生们对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信奉, 重点选取《圣谕广训》之类的专制教条和《孝经》之类充斥着愚忠愚孝思想的儒家典籍作为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 以人文教育之名行封建政治和思想道德教育之实。这些内容的很多观点和逻辑是经不起学生头脑中科学知识及其思维方式检验的。总之, 这种靠强制力量进行的人文与科技教育的拼凑, 不仅不能相得益彰地使学生人文与科技素养平衡发展, 反而会因两者的错位与矛盾而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冲突。

五、培养途径的多样性

选派学生到海外留学。洋务派认为, 要培养优秀的工业人才, 仅靠国内新式教育是不够的, 还需“置之庄岳之间”, 派学生到发达国家耳闻目睹和考察学习, 才能对西方工业知识和技术及其最新发展状况有真切的把握和了解。同治十一年 (1872年) , 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多次上书请求, 清廷决定自1872年至1875年, 每年派遣30名聪颖幼童出国, 15年后逐年学成归国。虽然因顽固派的造谣与诬告, 留美计划以半途而废告终, 但其开风气之先的历史价值是巨大的。光绪二年底 (1877年初) , 沈葆桢、李鸿章等人又促成清廷选派了30名福建船政学堂的学生, 分别前往英、法留学。这一选派活动成功实施并取得显著成效。以后, 洋务派还进行过多次规模不等的选派活动, 其中大多都包括理工科学生。

变通科举制度, 议设实学科目。在传统中国, 科举制度是教育的指挥棒对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洋务派虽然没有勇气对日渐没落的科举制度进行根本改革, 但还是力图对其进行一定的变通, 以诱发广大士子学习科技的热情。李鸿章早在1864年就提出:“中国欲自强, 则莫如学习外国制器, 欲学习外国制器, 则莫如觅制器之器, 师其法而不必用其人。欲觅制器与制器之人, 则当专设一科取士”。1874年他又在《筹议海防折》中奏请开设“洋务进取科”。受其影响和启发, 将科学技术知识渗入科举的奏议不断提出。同治九年 (1870年) , 闽浙总督英桂等奏开算学科, 光绪元年 (1875年) , 礼部奏请开算学科, 光绪十年 (1884年) , 潘衍桐奏请开艺学科。这些言论和动议受到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 但部分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清廷采纳。如1888年, 乡试增加算学科。这种“微调”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科举制度, 但对提高技术人才的地位、吸引部分士子自学西方科技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对传统学徒制的继承。师徒之间在生产过程中口耳相传、以身示范, 是传统手工业教育的主要形式。洋务派在近代化的工业教育中并没有抛弃和忽视这种方式。同治七年六月 (1868年8月) 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奏称:“请各厂分招十五以上十八以下有膂力悟性者, 或十余人或数十人, 俾易教导, 名曰艺徒。”这里的所说的艺徒就是随洋匠边工作边学习的青年工人。实际上, 在洋务派所办的各种工矿企业中, 师徒相授不仅是培养普通工人的主要方式, 也是培养中高级技术人员的重要环节。

此外洋务派还主持翻译、出版了一批科技书籍, 既满足了洋务工业学堂的教学需要, 又为部分人通过自学成才提供了可能。在洋务派的支持下, 还先后出现了一些介绍近代科技的期刊, 起到了“刊布流传, 为未通洋文者收集思广益之效”的作用。其中, 创办最早、影响最大的, 当数英国人傅兰雅于1876年创办发行于上海的《格致汇编》。

虽然上述各种活动一般规模不大、作用有限, 但影响却是深远的。洋务派在中国近代工业教育出现伊始就能多管齐下, 利用各种途径促进工业技术的传播与推广, 完全符合近代工业教育发展的规律和先发国家的成功经验

参考文献

[1]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上册) [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75.

[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63.

“洋务运动”能否拯救蒙牛 篇11

这天，身着一身白色套裙的蒙牛乳业总裁孙伊萍，和达能中国区总裁秦鹏签署了框架协议，决定合并双方的酸奶业务，并成立一家新的合资公司，其中蒙牛占股80%，达能占股20%，若这一交易最终获政府批准，新公司将取代光明乳业，成为中国酸奶市场老大。

早在2012年底，孙伊萍踏上飞往法国的航班时，外界便隐隐约约察觉出蒙牛将有大动作。不出所料，今年5月早些时候，达能即透过与蒙牛乳业控股方中粮集团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受让蒙牛乳业约4%的股份，成为后者的战略股东。

中国乳业的格局由此生变。牵手达能，这是蒙牛继结盟丹麦爱氏晨曦公司、新西兰Asure Quality有限公司之后，引入的第三家欧洲乳业巨头，但是，一场持续近8年的引入外资的“洋务运动”，能够将蒙牛拉出增长的陷阱吗？

孙伊萍的艰难时光

如果给中国乳业公司在2012年度的幸运程度，按照由高至低的顺序排名，蒙牛恐怕会是垫底的那一个。

2012年4月，45岁的中粮地产副总经理孙伊萍，接替杨文俊出任蒙牛新总裁，蒙牛创始人牛根生旧部悉数退出公司董事会。至此，中粮集团才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对蒙牛乳业的全面接管。

孙伊萍履新之际，无数双眼睛盯住这位空降的新总裁，她会给蒙牛带来什么新变化？

东方艾格乳业分析师陈连芳从事乳业研究已经多年，“面上很难看到大变化”。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蒙牛的问题都是企业管理深层次的问题，孙伊萍要干的就是打地基的活儿，效果不会在一两年内显现出来。

3月27日，蒙牛在香港发布年报，第一次担任上市公司总裁的孙伊萍承受重压。年报显示，蒙牛在2012年的年销售收入约为360亿元，较之上年萎缩了3.5%，利润下滑的幅度更大。

蒙牛是为数不多业绩下滑的上市乳企。与同行相比，孙伊萍的艰难处境显而易见。2012年，伊利和光明的销售收入均出现两位数涨幅。蒙牛与昔日老对手伊利的销售收入差距，已经拉大到60亿元，相当于小半个光明乳业的年销售收入。

目前，在液态奶领域，蒙牛仍然是国内第一，但与排名第二的伊利差距已经非常微小，此外，在利润较为丰厚的奶粉领域，蒙牛的营收仅相当于伊利的十分之一。

如果任其下滑，最糟糕的结果是，数年时间内，蒙牛就可能会从中国上市乳企第一梯队中消失。在蒙牛年报的总裁致辞中，孙伊萍已经把业绩下滑的原因，概括表述为一句话：“回顾2012年，食品安全事件给蒙牛带来了从品牌形象到市场销售的全面冲击。”而2012年，正是蒙牛内部制订的质量安全年。

当国内乳企大部分已经从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恢复元气时，蒙牛却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接二连三栽跟头。

在发达国家，一次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往往能够导致一家百年老店一蹶不振，甚至关门大吉。如2008年，美国知名企业霍尔马克-韦斯特兰肉品加工公司，因为被曝光使用问题牛肉后，险些破产。2009年，日本知名巧克力生产企业白色恋人，因产品被监测出遭大肠杆菌污染，即被取消食品安全卫生制度认证。

如果与国外同行的遭遇相比，蒙牛或许还算幸运，它所付出的代价是少了13亿的销售收入。但是，对于孙伊萍来说，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越来越不容回避：如何重建蒙牛品牌美誉度，恢复消费者信心。

乳业内部有观点认为，引入达能，正是希望能够借助国外乳业巨头的信誉，来为自身信誉背书。蒙牛乳业相关负责人士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蒙牛非常看重达能作为世界第一酸奶企业所拥有的先进科技和几十年丰富的乳品企业管理经验。

合作各取所需

达能中国区总裁秦鹏面临的压力并不比蒙牛总裁孙伊萍的小。

达能最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便进入中国，此后又与娃哈哈、光明乳业、汇源果汁成立合资公司，但最终都不欢而散。

原光明乳业董事长兼总经理王佳芬在2008年公开撰文：“光明与达能：15年中那些不能说的秘密”。“吐槽”这些秘密的核心是，达能如何穷尽可能，谋求控股光明而不得，最终双方在2007年分手。而蒙牛接下来与达能合作也仅维系了一年即告吹。这年，与娃哈哈的收购纠纷，也让达能的高管忙得焦头烂额，最终以达能出售股权，双方和解了事。

达能在中国商战一连串的挫败，也让这家欧洲第一大液态奶公司，极欲在短期内扭转颓势。

以酸奶为例，与其欧洲、北美所占有的大份额市场比例相比，在中国，据东方艾格的统计数据显示，达能的酸奶市场占有率不足3%。“这个份额非常小，甚至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东方艾格乳业分析师陈连芳说，这与达能在全球乳业的地位也是极不相称的，因此，达能需要与中国大乳企合作，遏制住目前被边缘化的趋势。

鉴于达能在华的困境，包括东方艾格乳业分析师陈连芳、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高级乳业研究员宋亮等多位专业分析人士均认为，达能寻求中国合作伙伴的需求要更为强烈。

那么达能为何选择了与之曾经有过短暂合作的蒙牛呢？

事实上，可供达能合作选择的，只有伊利、蒙牛、光明三家中国最大的乳制品公司。鉴于五年前那段漫长的磨合，除非特殊原因，达能和光明不会轻易再牵手。据知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达能也曾考虑过与伊利合作，但最终没能谈妥。个中原因，既有伊利自身企业战略规划所限，也有伊利对引入外资的忌惮。事实上，伊利也深知引入外资是把双刃剑，搞不好，就会成了引狼入室。当年达能收购娃哈哈之争，虽然最后宗庆后获胜，但其中是非曲直，也给不少中国企业留下阴影。

尽管达能与蒙牛在2007年的合作中也有过分歧，但由于蒙牛在发展过程中倾向引入国外先进同行来提升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并历来重视国际化战略。只不过，牛根生时代主要以引入境外财务投资者为主，而中粮时代的蒙牛则更注重引入产业投资者。因此，较之伊利，蒙牛和达能具备坐下来谈的基础。

达能乳品中国区新闻发言人徐杰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达能与蒙牛在2006年签署了系列合资协议。然而，由于当时双方在一些方面的外部合作条件尚不成熟，双方于2007年12月同意终止该系列合资协议，并认为，上述合资文件的终止不会影响未来的合作前景，双方将在酸奶制品领域积极探索各种形式的合作方式。

蒙牛方面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在这段时间里，双方保持不断的接触与沟通，寻求更好的合作机会。现在，正是建立新的深度合作的最佳时机，我们双方对此次合作充满信心，这一互惠互利的合作将进一步推动中国乳制品行业的健康发展。

对于这桩合作，给蒙牛带来的收益，蒙牛和达能双方提供的说法均一致：“引进达能全球无可争议的品质管理技术和产品创新能力的优势。”

一般来说，乳业产业链包括上游奶源、研发加工、下游销售三大环节。目前，达能能够给蒙牛带来提升的主要是研发加工环节。

参观过蒙牛包头液态奶生产基地的人，都会被那条自瑞典进口的生产设备的高效率所惊叹：厂房正中是一座玻璃搭建的中央控制室，一条日产2.2万包液态奶的生产线，只需要一个工人管理，只需轻点鼠标，两三层楼高的奶罐就可以自动完成清洗、进奶、灭菌等一系列操作。

蒙牛也许还可以进一步提升硬件加工设备的科技含量，但鉴于现有设备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一块未来的改进空间已经受到限制。

那么在产品创新方面，达能能够帮到什么忙呢？

达能中国区新闻发言人徐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达能全球的研发中心都将向合资企业提供支持，尤其是达能位于上海的鲜乳制品和饮料研发中心，它一直致力于开发适合中国当地消费者营养结构及健康需求、同时又符合其口味偏好的产品。

一位乳品经销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尽管达能的酸奶在酸甜度、稳定性、菌种等方面达能都是领先的，但是一般消费者很难品尝出与国产品牌的显著不同。此外，鉴于国内乳业在产品上模仿成风，达能的产品创新能力或许也要打折扣。因此，达能对于蒙牛酸奶的业务提升能够带来多大帮助，前景并不清晰。

蒙牛还缺什么

或许，蒙牛真正想向达能学习的就是，“无可争议的品质管理技术”。

达能中国区总裁秦鹏曾在一次会议上，谈到了达能质量控制的秘密武器：达能内部建有一套追溯系统，把从原料采购到进入销售各个环节都纳入识别和控制范围，来确保产品的可追溯性，使每件产品都拥有独一无二的编码。将编码输入系统，该产品的每一个信息，包括原材料产地、生产加工过程、物流状况、同批次产品分布状况等都一目了然。

由于过于强调速度，蒙牛在产品质量管理上存在先天缺陷。1999年，牛根生出走伊利，创建蒙牛，引来摩根斯坦利等一干投行，签下对赌协议，必须连续4年符合增长率不低于50%，否则公司拱手让人。巨大压力之下，牛根生治下的蒙牛形成了一个营销主导的公司文化，并衍生出后来为人所诟病的“重营销、轻生产”的模式，为日后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故埋下伏笔。

在这个质量控制的长链条中，孙伊萍当然知道蒙牛致命症结在于：上游奶源薄弱。

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分析师宋亮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达能业务在华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没有构建稳固的销售渠道；二是不掌握上游奶源；三是竞争对手的强力挤压。因此，在非常重要的奶源问题上，达能帮不上蒙牛的忙。

与所有的食品行业一样，上游原材料的良莠极为重要。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蒙牛的奶源来源十分复杂，既有散户，也有合作社，仅少量来自大规模的养殖场。一般来说，规模化、现代化的养殖场所产牛奶品质较为稳定。

孙伊萍到任之后，抓的主要工作之一奶源建设，成立了富源牧业公司，全面加强自有牧场的建设和实施。2012年6月初，蒙牛对外宣布正不断提高牧场奶比例，计划年内于东北、河北、内蒙古、华南等地筹建8～12个千头及万头以上牧场；2013年5月8日，蒙牛乳业宣布增持现代牧业，持股比例从原有的1%增至28%，目前蒙牛已经稳定获取了现代牧业的绝大多数原奶（根据合同，蒙牛收购至少75%原奶）。

蒙牛发布的2012年年报称，该公司规模化、集约化奶源约为93%，计划在2015年之前把这一数字提高到100%。不过也有业内人士，对于这一数字提出质疑，比如规模化、集约化的标准是什么，七八户奶农组成的合作社卖给蒙牛的奶，算不算规模化奶源。

尽管仍有质疑，但是业内人士对于蒙牛在夯实奶源的目标，仍以肯定意见居多。东方艾格乳业分析师陈连芳表示，奶源建设非朝夕之功，但蒙牛现在总算走到了正确的道路上。

引入达能，只是蒙牛企业战略，从营销导向转向质量导向，这一漫长转型过程的一步。

对于孙伊萍来说，改变一个公司的DNA，还得从企业文化、激励机制等诸多方面渐进纠偏。对于一个空降CEO来说，赢得下属信任和支持，是进行改革的前提。

到任刚满一个月，孙伊萍在写给蒙牛员工的信里说，“在短短的30天里，我完成了从怀疑到被动接受、直到喜欢上这家公司、甚至有点兴奋的全过程。最令我兴奋的是，我看到了一家有机会走向伟大的公司。”

尽管以营销为导向，直接导致了对产品质量的管理投入不足，但是蒙牛能够在四五年内，做到与老大哥伊利同等规模的企业，必然是做对了一些事。刚到蒙牛时，孙伊萍对员工多以鼓励居多，但一段时间过后，孙也渐渐发现了企业管理中的一些问题。

比如，“员工似乎不太习惯于大胆地敞开心扉、畅所欲言”，于是孙伊萍启动了一个名为“倾听”的企业文化建设活动。但是再往后，孙伊萍的改革之刀，开始从企业文化划向薪酬体制等利益深水区。

过去，蒙牛的员工薪酬遵从一种减法原则，比如一线员工月薪4000元，但如果达不到一系列的考核目标，则会被逐项扣工资、罚款，这让有些员工时常压力很大。孙伊萍到任后，则增加了奖励的部分，突出正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