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时期（通用8篇）
三个时期 篇1
摘要：在古代社会, 文学作为一种高雅文化, 尤其是在文官政治的宋朝, 文学地位发展处于黄金时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文革后出现的一股文化热, 自由解放时期许多青年的文学青年梦;在二十一世纪, 电子传媒的发展、视觉文化的冲击下, 文学被边缘化。
关键词：文学,高雅文化,八十年代,电子时代
在古代社会里，百姓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低，而且在古代文学一直以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言，这种语言本身所体现出的贵族性、精英性就决定了不是一般平民常用的，而是当时那个社会里精英阶层的精神消遣。文学当时是作为一种高雅文化存在的，现在被选录中小学课本里的古文，诗词虽然现在进入大众教育，平民教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在古代社会，这些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和接受者都不是一般的普通百姓，它是有志之士在社会上尽显作为的基本修养，也是达官贵人最流行的高雅的精神情趣消遣。以文言文以及多种文学作品为典范的高雅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舞台上占据着主流的地位。而且，到了宋朝，文官政治的出现，由文官来统治国家和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官吏，文学和政治的紧密结合更强化了文学的地位、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带来了高度繁荣的“文学的黄金时代”，登上了中国传统文化之颠的宋词的出现。在这种浓郁的人文空气下，世俗的文学修养也空前提高，即便是歌伎，也可能是“才高八斗”，如京城李师师，著名词人柳永的那些柳巷知音。而且，在漫长的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人文学科的发展远胜于自然科学，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在历史中都处于较高的地位，是一种精英文化，是精英阶层的精神消遣。
对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人们常常念及的时代。多少年轻人都怀揣着一份文学梦想，有志于做一名文学青年。那是一个令文学爱好者无限兴奋、充满快感的时代，多少文学界人在那个时代获得了“翻身解放”的感受，甚至，他们一度成为时代的宠儿或英雄，那种处于聚光灯下、一呼百应万众皆听的情状成为文学界人最美好的记忆。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犹如春风扑面，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思想解放迅速弥漫开来。而且首当其冲的在文学上体现出来———《今天》杂志、朦胧诗歌、星星画展、伤痕文学、先锋文学、探索电影、萨特的存在主义、尼采的“上帝已死”的宣告、美学热、沙龙聚会、老三届热，等等。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学上独立的事件，而是在当时社会引起巨大反响的事件，现今看来已经是一件件属于那个时代的标志甚至符号象征的历史事件，可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这股文学思潮就是当时社会思潮的浓缩。
北岛在作家查建英的访谈中讲到，“无论如何，八十年代的确让我怀念，尽管有种种危机。每个国家都有值得骄傲的文化高潮，比如俄国二十世纪初的白银时代。八十年代就是中国二十世纪是文化高潮，此后可能要等很多年才会再出现这样的高潮，我们这代人恐怕赶不上了。八十年代的高潮始于‘文化革命’。‘地震开辟了新的源泉’，没有‘文化革命’，就不可能有八十年代。[1]”北岛的言说中有一个极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这段文化的高潮始于“文化革命”。如果没有十年的文化空白和压抑，也许就不会产生八十年代的浪漫，诗意与宏阔。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很难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水平，但由于十年来的文学沉寂，新时期文学受到热烈追捧是很容易理解的。实际上，八十年代的文学已经成为人们解读历史和隐约的进行会意的一种途径，它自身的审美功能更多处于第二位，社会历史的批判才是最关键的。
如果前面不是一场让人精神受到严重压抑的十年，很难想像出会出现这样一个文学炽热的时代，此时文学的功能不仅是体现在审美上更多的是它对社会历史的批判和新的希望，更多的是社会意义。在整个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历史中，可以说是开启了一个启蒙的新时代，而文学是开启新时代的首当其冲者，其作用与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当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和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对人类文化的存在形态造成巨大的冲击，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乃至人的思维和知觉方式正在经历一次史无前例的变革。在电子时代，文字日益失去其优先地位，电视屏幕和电脑网络逐渐取代书本，成为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化传播媒体，它改变了人的知觉、思维、行为和认识方式；它的全面普及和运用，将导致以文字为基本媒介的文化形态让位于以图象为基本形态的视觉文化。比如作为煤体技术的电视，与印刷品不同，印刷品根据解读专门化语言编码的能力，产生了不同等级的社会群体，电视使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简易编码，电视创造了一种单一的观众，一个文化活动场所[2]。
文学在这场文化形态的转型之中，日益从文化的中心地位退出，被边缘化。电视、电影、网络对文学构成了强大的冲击力，它们不断的占领了普通民众曾经的文学消费时间，成为普通民众主要的日常娱乐方式。也就不难理解各种文学杂志的发行量锐减，而电影票房、电视收视率上升的种种现象了。美国文化理论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指出“我坚信当代文化正逐渐成为视觉文化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3]”“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和影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帅了观众。”在视觉文化的统治下，各种文化娱乐节目充斥着普通大众的生活，文学为了求得一席生存空间，迎合市场，许多文学作品通俗化，甚至世俗化，与传统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相差甚远，这些文学曾经坚守的品质的淡化甚至放弃，是文学质量变低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学在日常生活和娱乐中的地位不断下降，虽然在电子媒介和新技术的推动下，能够加快文学的传播速度，促进了一些新兴文学的发展，如网络文学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些积极面的影响只是沧海一粟。
从上述的三个时期，不难看出文学在各个阶段的地位以及文学地位的变化。从古代社会文官制度下，文学作为精英阶层的精神消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自由下的文学青年梦，到现在电子信息时代视觉文化审美下的文学，其地位的显著下降，文学质量的普遍降低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1]查建英, 《八十年代访谈录》, 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6年, 第34页。
[2] (英) 戴安娜?克兰, 《文化生产:煤体与都市艺术》, 赵国新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年, 第4页。
[3] (美) 迈克?费瑟斯通,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刘精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年, 第101页。
三个时期 篇2
【摘要】：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诗人和戏剧家，给后世留下丰富的精神食粮：三十七部戏剧、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和二首叙事长诗。他的主要成就是戏剧。根据社会和其思想的发展变化，研究者将他二十来年的戏剧创作分为三个时期。本文以莎士比亚三个创作时期为主线，通过研究其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及其戏剧写作手法、表现风格和创作特点，分析其创作风格变化的趋势及深层原因。
【关键词】：莎士比亚 变化 特点 原因
一．历史剧和喜剧时期：（1590—1600）
1590年到1600年，正值伊丽莎白统治盛年，英国一派繁盛兴旺景象，莎士比亚的创作基调也是乐观明朗的。这是他创作的早期，即历史剧、喜剧时期。他写出《理查三世》、《亨利四世》上、下篇和《亨利五世》等九部历史剧，《仲夏夜之梦》、《第十二夜》和《威尼斯商人》等十部喜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三部悲剧。
这些作品，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从对待现实的态度上看，着重于讴歌赞美人文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喜剧尤为突出。他的喜剧突破了古希腊罗马喜剧重在社会讽刺的传统，而偏重于对理想事物的歌颂。他大多通过男女主人公在婚姻上的纠葛，来颂扬人文主义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如《第十二夜》等。其次，从人物形象上看，塑造了一系列理想人物。如历史剧中战功显赫、治国有术的开明君主亨利五世形象，喜剧中一大群新女性形象，例如薇奥拉，鲍西娅等。后者尤为光彩照人。通过这些形象的塑造，作者表达了他主张国家统—的政治理想和个性自由的生活理想。再次，从戏剧冲突上看：多用误会、巧合来编织情节，表现人物。例如《错误的喜剧》，便是把整个作品的构思建立在误会和巧合上。第四，从创作基调和风格上看，明朗乐观居主导地位。轻松的喜剧和严肃中含有诙谐的历史剧自不待说，甚至悲剧，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也不乏欢快的情趣。
上述特点的形式，不外乎三方面的原因：
从社会根源上看，这时期正值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盛年，英国已建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国势强大，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举国上下陶醉在升平安乐之中。这自然在莎士比亚的创作上打上鲜明的时代印记。
从思想根源上看，他的人文主义思想这时尚未经受社会的严重考验，他坚信人文主义理想是可以在现实中实现的，因而，对现实的看法过于乐观。
从艺术规律上看，他之倾向于用历史剧的形式来反映现实，是因为他像每一个处在民族形成时期的伟大艺术家一样，出于一种用艺术形象来探索祖国历史的爱国主义热忱，而他致力于喜剧的写作，则是因为这种戏剧样式能比较自由地表现他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思想主题，而且喜剧多以误会和巧合来编织情节的特点，也便于他这个经验不多的青年剧作家去把握。这样，特定的生活内容找到了适当的表现形式，他在历史剧和喜剧的创作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悲剧时期（1601—1608）
1601年到1608年，英国社会矛盾表面化、尖锐化，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莎士比亚对现实悲观失望。这是莎土比亚创作的中期，即悲剧时期，也是他一生创作最辉煌的时期。在作品中常常表现出悲愤、阴郁的情调。他写出《哈姆雷特》等七部悲剧，《一报还一报》等四部喜剧，成就大者是悲剧。其中又以有“四大悲剧”之称的《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和《麦克白》更为著名。这些作品，与作者早期创作相比，具有截然不同的特点：
首先，不再是歌颂而是深刻揭露现实的矛盾和丑恶，着力表现人文主义者的悲剧，如《哈姆雷特》就是通过同名主人公未能完成“重整乾坤”重任的社会悲剧，来揭露社会的黑暗，批判专制暴政的罪恶。其次，占戏剧中心舞台的，不再是理想人物，而是一系列野心家、阴谋家。例如《奥赛罗》中的伊阿古，《麦克白》中的麦克白夫妇等，通过这些形象的塑造，作者一方面深刻地揭露和批判社会的罪恶，另方面表达了人文主义者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深切忧虑。第三，不再依赖外部的误会和巧合来构筑戏剧冲突、描写人物，而是在尖锐的矛盾中刻画人物的性格，表现他们内心的矛盾斗争。比如《哈姆雷特》的描写中心，就是写主人公内心激烈的斗争过程，通过他内心的冲突来表现并强化外部冲突即人文主义理想与专制暴政的冲突，他既坚定又软弱、既果断又犹豫的典型性格，正足以显示“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第四，创作基调由明快转变为悲愤沉郁。悲戚伤感的悲剧自不待言，就连喜剧如《一报还一报》也蒙上一层冷峻凄苦的阴影。
总之，莎士比亚这一时期的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关于变化的原因，同样可从三方面来探索：
从社会根源上看，这时的英国已从表面繁荣进入**时代，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都暴露无遗，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时代风云的变化，自然影响到作者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的变化。
从思想基础上看，莎士比亚之所以把创作的重心放在揭露和批判上，是由于他对现实的认识深化了，他看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看到了人文主义理想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一悲剧性的事实。
从艺术规律上看，他之所以完全或部分放弃历史剧和喜剧的写作，而潜心于悲剧的创作，是因为无论就表现矛盾冲突的深刻性而言，还是就展示人物内心活动的灵便而言，悲剧都明显地优于历史剧和喜剧，而且作者这时已积累了足够多的创作经验，能自如地驾驭这种难于把握的戏剧样式。悲剧创作代表了莎士比亚创作的最高成就。
三.传奇剧时期（1609—1613）
1609年到1613年，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使莎士比亚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乌托邦式的幻想。这是莎士比亚的晚期创作，即传奇剧时期。他写出《暴风雨》等三部传奇剧，《亨利八世》一部历史剧(与人合作)。传奇剧的代表作是《暴风雨》。
作者这一时期的创作特点，在这部剧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第一，它虽然对黑暗的现实有所涉及，但中心不是揭发批判，而是鼓吹宽恕调和。第二，主人公普洛斯彼罗被虚化成一个神话式人物。他被阴谋家窃去权柄，不图报复斗争，只求洁身自好，最后反宽恕了敌手，是一个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抽象的善的代表。第三，推动剧情发展的不是现实生活中复杂激烈的矛盾斗争，而是一系列虚无缥缈的奇遇。冲突的最后解决，不是人物行动的逻辑结果，而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起作用。第四，构成戏剧基调的，是虚幻超脱。
一句话，作者这一时期的创作，明显表现出倒退。
至于倒退的原因，仍可从三方面加以探寻：
从社会根源上看，这时社会矛盾更加激化，不堪压迫的农民纷纷揭竿而起。面对人民的反抗，詹姆斯一世一方面野蛮镇压，另一方面则加强对舆论的控制。戏剧界于是形成一股专写迎合宫廷趣味的、情节离奇的传奇剧的逆流。莎士比亚转向传奇剧创作，显然是受到这股逆流的影响。
从思想根源上看，由于人文主义者自身的矛盾，使得莎士比亚未能正确认识人民群众的力量，因而当人民群众起来反抗暴政时，他便很自然地退到企图以宽恕来调和社会矛盾的境地。此外，作者本人此时的经济地位，也使得他这样做，因为作为一个大剧团的股东和在乡下拥有田产的富裕绅士，他个人特别需要有安定的环境而不思**。
从艺术规律上看，传奇剧往往依靠外部力量来解决矛盾冲突的特点，正好被作者用来调和矛盾服务。因而他抛开悲剧转向传奇剧的创作。从思想内容上看，传奇剧自然不是作者的上乘之作，然而，他们的艺术成就却很高。国外批评界把《暴风雨》看成是作者“诗的遗嘱”而予以高度评价，并非毫无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说，莎士比亚在传奇创作上同样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莎士比亚的现实主义特征，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描写人物命运，对于人物性格和生活现象，往往是从多方面加以描写，有发展变化，广泛运用了对比的手法。
莎士比亚生前并未享受过多的荣誉，他死后的二百年里也并未得到普遍的肯定。到了19世纪中叶，人们重新发现了莎士比亚，并形成了一门新学科--莎学。但由于莎士比亚出身平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生平资料又过于匮乏，引起了一些人对他的戏剧创作生涯产生怀疑，甚至还挖空心思地找出了莎剧的“真正”作者。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证据和材料推翻莎士比亚的著作权。莎士比亚作为一代文豪、伟大的戏剧家的地位是不容动摇的。【参考文献】：
1.《解读莎士比亚》，程雪猛、祝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
2.《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2月出版； 3.《莎士比亚研究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 4.《莎士比亚评介文集》，裘克安，商务印书馆，2006年出版； 5.《莎士比亚悲剧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
《电影与文学》课程结业论文
专业：软件工程测试技术10-01班 姓名: 王苗
原创图画书早期发展的三个时期 篇3
热词：图画书 早期发展 儿童观
五四运动之前，整个社会对于儿童的认识处在“君臣父子”“父为子纲”“成人本位”等封建思想的儿童观中，儿童是“缩小的成人”，是“不平等的人”，儿童是没有独立人格和地位的。鲁迅先生曾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谈到旧时中国文化对儿童的压抑。由传统的儿童观所引发的儿童教育观以及儿童阅读观便是“以成人为中心”，从成人的角度支配儿童的阅读，完全不考虑儿童的心智特点，社会上几乎没有专为儿童打造的儿童读物。虽然有《日记故事》这样具有初步图画书形态特征的儿童读物出现，但总体来看，儿童的读物还是以纯文字、伦理规训为主要目的蒙学教材。本文将2000年之前定义为原创图画书的早期发展阶段，讨论不同阶段儿童观的变化，厘清我国原创图画书早期发展的三个关键历史时期。
萌芽出现期：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到来，以“儿童的发现”为主导思想的“儿童本位主义”观点深入人心，儿童开始成为社会的宠儿，社会上随之刮起“关注儿童”之风。从“五四运动”到二十年代，儿童读物的创作和阅读进入一个“文化复兴”阶段，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得以确定，并在图画故事书的创作中得到体现。同时随着我国现代出版业的快速发展，大量带插图的图书和报刊开始出现。很多儿童读物和教科书开始用图画来讲述故事，图画清新朴素，文字朗朗上口，我国原创图画书进入萌芽阶段。
1922年，郑振铎先生创办了《儿童世界》，其中专门设有“插图”、“图画故事”和“滑稽画”等栏目，强调“凡是儿童读物，必须以儿童为本位。要顺应儿童的智慧和情绪的发展的程序而给他以最适当的读物”。他自己创作了《河马幼稚园》《爱迪之美》等近50篇图画故事在《儿童世界》上发表。这些图画故事绘图单纯明快，灵活运用多种绘画手段，能够描述基本完整的故事情节，努力强化图画的叙事功能。而文字量则有多有少，情节复杂的，用字量就会稍多，但也尽量精炼，既符合儿童阅读习惯，也能保证故事的连贯性。文图相应，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图画书早期最有益的实践探索。赵景深、黎锦晖等也是我国图画书发展历程中不可不提的作者。三十年代，赵景深就创作了《哭哭笑笑》《秋虫游艺会》《一粒豌豆》等五十多种图画故事。
除《儿童世界》外，《儿童画报》《小朋友》《小朋友画报》等儿童期刊也积极探索图画的叙事功能，并且像《小朋友文库》《我的书》《世界儿童丛书》等丛书、套书中也都出现了不少质量较高的图画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连环画和漫画是我国图画书的早期重要形式，一些关注儿童读物人士对当时连环画的内容深感忧虑，但对其形式是不拒绝甚至是提倡的，赵景深就提出“巧妙地应用”连环画这种形式，使之成为有益于大众和儿童的“艺术品”。张乐平、丰子恺等画家相继出版了适合儿童阅读的漫画和连环画作品。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伴随着中国社会“革命与救亡”的时代背景，“儿童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儿童本位”的观点被漠视，儿童的需要不被重视，儿童读物的创作出现了明显的战争意识和抗战功能。处于边缘地带的图画书也毫不例外，不仅作品寥寥无几，而且质量较高的图画书作品非常之少，且多有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明显痕迹。这一变化一直延续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初具雏形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
新中国成立初期，崭新的社会文化环境促进了我国图画书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虽然这个时期图画书作品一般来说都存在“故事情节相对淡薄，题材的政治性、教育功能过强，画面处理得不够成熟”的不足甚至是缺陷，很多作品缺乏主动创作的意识，或者只能称其为“带有大量插画的书”。但在其主体方面，例如文字的故事性、文图的协调配合、图画叙事的连续性等方面已经基本满足了现代图画书的特征，我国的图画书开始有了初步的雏形。
同抗日战争之后逐步形成的儿童观类似，儿童的命运与国家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正处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重要时期，人们对儿童的认识完全抛开了“儿童本位”的观念，是以社会本位、国家本位为出发点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国的图画书创作在题材上主要涉及两部分内容，一类是通过描写革命战争年代，少年儿童锻炼成长的不平凡经历，展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歌颂革命先辈为建立新中国而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另一类则是反映新中国的现实生活，塑造了一批在新时期幸福成长的少年儿童形象。
即便如此，“原创图画书的创作者们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在教育性的整体框架中，在与外部环境和内心的搏斗、权衡中，努力寻求在图画书艺术上的突破”，出现了不少集趣味性、儿童性、艺术性为一体的图画书作品。据初步统计，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出版发行大约260余种原创图画书，产生了一批如《萝卜回来了》《玲玲和小花猫》等绘图精美、故事有趣有益、在社会中影响力较大的作品。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两大少儿社分别出版了“幼儿图画故事丛书”“农村幼儿园丛书”和“学前儿童文艺丛书”，其中包括《小马过河》等一批优秀作品。李东来就曾撰文称“当时杨文秀的《小医生》（1959年）与欧洲、日本的图画书相比毫不逊色”。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我国图画书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阶段，据初步统计，能看到存有约40余种图画书。但在文革的后期，仍然出现了一些深受儿童喜爱的图画书作品，比如《小黑鳗游大海》《洗手帕》等。这些出版于十年动乱中的儿童图画书不仅有益而且是被儿童读者所喜爱和接受的。
关键起步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
进入八十年代，我国的图画书进入了关键的起步阶段。直接影响其发展的仍是儿童观的变化：一是1989年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二是1991年七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同年我国政府宣布加入了《儿童权利公约》。《儿童权利公约》是一种儿童本位的权利宣言，它认为儿童生下来就是一个权利的主体，他们拥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等基本权利。儿童是人，是走向成熟的人，更是终将独立的人。社会应为儿童享受自己的权利创造更好的条件。而中国的文化历来关注的是社会本位、国家本位，中国本土的儿童观在《儿童权利公约》的影响下逐渐实现着自身的转型，在方方面面都体现着“儿童优先” 原则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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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观重新得到重视和发展，并且随着国人视野的逐步开阔，受现代儿童观影响的儿童文学观、儿童教育观、儿童阅读观等与儿童相关的思想基础都有了积极的变化。我国的早期儿童教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图画书作为重要的儿童教育的手段开始进入国人的视野，除了翻译引进很多国外优秀的图画书之外，还开始了原创图画书创作出版的步伐，我国的原创图画书正式进入学习起步阶段。
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图画书创作数量开始增多，从《全国总书目》（1984年）“图画故事”一项初步统计，当年就有200余种图画书出版。图画书的品质也值得称赞，到今天仍有大批的拥趸。其中《贝加的樱桃班》《贝贝流浪记》《兔子当了大侦探》是这一时期相对出色且深受孩子们喜爱的经典图画书作品。蒲公英童书馆（贵州人民出版社）在2009年重新策划编辑了《中国优秀图画书典藏系列》（全五册），毛毛虫童书馆（新蕾出版社）策划编辑了《中国经典图画书大师卷第一辑》《中国经典图画书大师卷第二辑》：第一辑包括《香蕉娃娃》《九色鹿》《小蝌蚪找妈妈》等，第二辑包括《胖嫂回娘家》《三十六个字》《三借芭蕉扇》等。重新策划、编辑、出版本身就说明了这些图画书的质量以及受欢迎程度之高。到了九十年代，1995年，中日两国合办了首届“小松树”儿童图画书奖，以鼓励国内的图画书创作。“小松树”奖共举办了两届，从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我国的图画书创作。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黑眼睛丛书”，包括《梦里的小汽车》《小青虫的梦》等，海燕出版社“小鳄鱼丛书”，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绿蝈蝈丛书”，接力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国第一本立体地图认知图画书《登登在哪里》等都是我国图画书起步阶段较为成功的原创图画书作品。虽然在这个时期，热衷于图画书的多是出版界、美术界甚至理论界等专业人士，儿童图画书的阅读推广等方面还没有展开，公众对于图画书的接受度普遍不高，但这些作品的出现凸现了我国图画书已经积蓄力量，积极探索并努力前行着。
综上，我国早期原创图画书历经了五四运动后的萌芽、建国后的初具雏形以及改革开放之后的起步三个关键历史时期。到了新世纪，经过近百年的沉淀与积累，我国原创图画书在其出版理念、出版题材、设计、装帧等方面既努力与国外接轨，也在自身的民族性和独特性方面积极探索，中国的原创图画书进入了自己的春天。
（作者单位系国家图书馆）
三个时期 篇4
首先, 党报舆论监督要顾全大局, 舆论监督要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 出发点应该是“善意”和“建设性”的, 而不是“恶意”和“破坏性”的, 要以有利于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为目的, 始终坚持“帮忙而不是添乱”的原则。在进行舆论监督时, 传媒不应一味地追求轰动效应, 要树立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 尽量把着力点放在事关全局事关民生的重要问题上, 更好地为党和政府以及大多数人民群众服务。应该知道,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为改革发展和稳定创造和谐社会的大局出发, 是党的新闻工作的基本方针, 新闻媒介特别是党报要充分认识舆论监督是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和职责, 坚定地站在党性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 自觉从大局出发, 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要使舆论监督同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相结合, 努力以报道的正义性和报道所能引发的积极作用来体现舆论监督的正面效应。
其次, 要强化舆论监督中的责任意识, 使舆论监督作为对社会方方面面的一种审视和瞭望, 能更好地针砭时弊, 从而更好的推动社会进步。党报新闻舆论监督既不能失语, 也不能越位, 特别是不能包打天下。要切记舆论监督是社会责任, 而不是媒体特权。媒体是社会的建设者, 而不是祸及公众利益、拖累社会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破坏者。为了确保舆论监督准确性和可靠性, 媒体应拒绝采用任何二手资料。一些未经核实的新闻热线、群众来信, 只能作为新闻线索, 而绝不能作为成熟稿件上版面。确保舆论监督稿件真实、准确、可靠的有效办法, 就是“本报记者”到现场, 观察、了解、调查研究, 由表及里, 去伪存真。舆论监督的准确性, 首先是新闻事实的准确。任何环节的推测、臆测都是不行的, 必须用事实说话。对于其中的人名、时间、地点、事件、数字必须反复核实, 多渠道采访、多方位印证。准确、真实, 导向正确, 舆论监督才有底气, 才有力量。舆论监督的准确性, 还要注意宏观的准确性。在确定选题时, 要对选题进行评估:即将要实施舆论监督的事件、事物, 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还是“偶然发生”的?舆论监督的准确性还必须警惕与之相关的言论, 言论在对事件、事物的评说上也要恰如其份、准确适当。其论断、评说必须有理有据、平实客观, 不能上纲上线, 其用词必须客观、公正、朴实、准确, 说事说理说法, 万不可咨意逞强, 威胁谩骂。
再次, 党报的舆论监督也要有超前意识。相对传统媒介环境, 网络的即时性、便利性、互动性和隐匿性促使一个全新的“网媒聚光灯和大众麦克风”时代的诞生。而网络传播的自由性、交互性和开放性, 使网络舆论与社会现实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 更多人有机会参与到网络舆论构建中来。对此, 我国在网络传播监管实践中多重视通过行政监管和技术手段进行硬管理, 强调以“堵”代“管”的话, 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弄不好会酿成一些重大的舆论危机, 甚至引起社会局部动荡, 这在“石首事件”、“躲猫猫”等重大网络舆论事件中得到映证。网络往往成为了舆论的策源地, 而一些传统主流媒体对重要的网络议题不是视而不见, 就是慢半拍。过去党报党刊对于某些负面的新闻事件往往采取“新闻、旧闻、不闻”的传播管制政策来控制舆论, 媒体大多通过政府的努力先把事情解决之后再公布消息。我们的党报党刊必须及时改变观念加以应对。笔者认为, 除健全政府网络发言人制度和政府危机处理机制外, 确保宣传主流文化、主流意见的主流媒体占领网络舆论制高点是网络舆论引导的必要条件。流言止于透明, 而透明越早越好。2008年奥运会, 刘翔因伤退出比赛, 网络上群声鼎沸, 舆论嘈杂, 《人民日报》在事件发生后不到两个小时就组织发表了署名评论, 提出了“适度”的概念, 用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提出的诤言, 引导网民不要强求运动员以牺牲健康为代价拼搏到底, 及时有效地疏导了观众情绪, 引导了舆论。这便是一次党报及主流媒体的胜利。
三个时期 篇5
争做新时期优秀文化工作者
—学习“三个一切”群众路线主题活动心得体会
自全市宣传文化系统“三个一切”群众路线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作为文化战线上的新兵，我通过系统学习，认真领会群众路线，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政治素质和党性修养显著提高。我深刻认识到，新时期大文化格局下的文化工作必须贯彻落实“三个一切”群众路线，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共同推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一、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深入理解“三个一切”
“三个一切”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服务群众。“三个一切”深刻体现了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体现了我们党一直以来的执政原则和优良传统。
回顾近代中国，帝国主义相继侵入，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断推动着中国人民抗争的步伐。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中国人民才找到正确的路子，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最终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成立了新中国。事实证明人民信任拥护我们党，历史选择我们党，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党始终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高度维护群众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5年中共七大明确提出党的群众路线，为党的工作道路和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全面胜利。毛泽东指出：“人 1
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革命战争年代，正
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党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又是在群众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取
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巨大成就。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
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
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转折。邓小平
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高兴不高兴”
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提出中国共产党必须继
承和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
念使我们党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进入新时期，共产党人一如既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
靠群众，一切服务群众”，团结带领人民群众科学发展，和谐共建，继续在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事业。
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三个一切”
90年壮阔历程有力证明，在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坚持为
了人民、依靠人民，持续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使人民群众切
实享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福利，党就会取得永不枯竭的力量之源，就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我深刻地理解到，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成败在人民。我们党之
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不断胜
利，根本原因就是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
践中不断获得前进动力。反之，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联系
群众如鱼得水，脱离群众如树断根。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党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拥有战胜困难险阻、取得
事业成功的根本保障。
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有这么好的基础，我们面临新的历史机
遇和新的挑战，要更加稳妥快速地发展和前进，必须始终坚持“三
个一切”，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在实现“十二五”宏伟蓝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中，只要坚持“三个一切”，更加奋
发有为地为人民创造幸福生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
斗，就能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新篇章。
三、以“三个一切”为本，促进县域文化事业发展繁荣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中华民族自古具有非凡的文
化创造力，以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铸就了博大精深的辉煌文明。当
今时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
力，已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
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形势任务，对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全国推进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县域文化事业发展面临着跨越提升
期，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三个一切”主题活动的开
展，将群众路线溶入县域文化工作来思考，我有以下体会和想法：
首先，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基础设施是公益性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和依托。文化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一方面可以为广大群众开展文化活动提供必要的场
所，另一方面能够让人们生活在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中，更重要的是能以此帮助人们培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结合实际，规划建设既有地域特色，又有时代特征、为大众认可的文化设施，如科技馆、体育馆、文化广场、健身广场、社区文化活动园、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并真正发挥好它们作为先进文化传播发展阵地的现实功能。其次，抓好基层文化建设，切实保障农民和低收入群体的文化权益。加大力度改善公共文化设施条件，使文化设施、服务网络和文化产品基本满足居民就近便捷享受文化服务的需求。基本解决农民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等问题，保障实现城市低收入居民、残疾人、老年人和农民工等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体育场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或优惠向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开放。再次，随着时代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对文化层面的关注越来越多，追求越来越高，原来县级城市比较贫乏的精神文化局面迫切需要改变。县级文化部门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率先发展，以“三个一切”为本，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不俗的工作成绩来极大地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营造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第四，传承发展“非遗”文化，让民间艺术瑰宝焕发新彩。商河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鼓子秧歌和花鞭鼓舞分别是第一批和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两项“非遗”都来自民间，来自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将之传播继承并发扬光大是文化部门的神圣职责。很多民间“非遗”传人为了传统艺术，多年来坚守奋斗，文化部门要依靠他们、服务于他们，将“非遗”瑰宝保护好、发展好，这也正是“三个一切”群
众路线在文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四、从“三个一切”出发，争做新时期优秀文化工作者 作为基层文化工作者、党员干部，学习“三个一切”群众路线，最重要的是体现到工作态度上、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在文化工作中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通过每一个文化工作者来实现。心中是否有人民、眼里是否有群众，是能否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只有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努力做到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把服务群众作为基本职责，使基层文化工作成为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推动发展的精神推动力。
三个时期 篇6
党性修养, 是一个政党人的思想灵魂。是否具有党性, 就像学习一门学问的天分, 而党性修养则是求学中愿意受教育、不断学习的努力程度。所以, 树立和提升党性修养有两条途径, 一是靠自身主观能动性, 二是靠客观环境条件的培养和引导。
2015年12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校党性教育单元要加大力度、增加分量, 安排足够时间, 形成党性教育课程体系, 有效改进党性教育方式方法, 提高党性教育实效”。作为党校的专业工作人员, 在学习的同时, 更应该看到总书记寓意深远地以加强教育的方式警醒大家, 无论你在什么岗位工作, 都要把讲党性放在第一位, 把讲纪律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 把讲规矩放在立身做人、为官理事、清醒走路的最前面, 而这些对于普通党员、党政领导干部、党建工作者都有着普遍适用性。
强化党性修养, 首先要讲党性。共产党人的党性简单来说, 就是爱党、信党、跟党走。它是一种信仰, 是植根于党员思想灵魂深处的根基力量。从现实来说, 对党的坚信, 就是坚信党的领导决策、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事业, 用党章和党的规章制度约束和规范自身行为, 全心全意地在自己的平凡岗位上做好一个党员应该发挥的先进模范作用。第一, 坚持党性原则,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将人民的所需所求放在工作进行的第一位;第二, 贯彻落实“三严三实”要求, 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 尤其是在领导干部用权的问题上, 认清楚“公权力”的真正含义, 开展的一切工作都要在党纪法规的框架约束下, 不能越电网、踏红线;第三, 遵守党规, 要像重视自身生命安全一样, 严格遵守党章和法律规范的底线意识和道德自我约束能力, 让“三个代表”始终作为指引我们前行的指路明灯, 让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入家入户, 真正让干部走到群众的心里, 让“三严三实”做好自己的权力牢笼, 约束和规范好自己行为活动的基本准绳。
强化党性修养, 每个共产党员要牢记自身肩负的政治初衷和历史使命。初衷是引导人们前行方向的固化剂, 党员代表着先进方向,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影响着身边的人跟着他朝着先进的方向前进, 所以每个共产党员一定要牢记自己最初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初衷, 不忘本才能更懂得珍惜, 才能时刻谨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权力的行使必须要为人民谋福祉, 走到群众身边, 与群众心连心, 才能真正走进人民的心里。政治初衷引导着肩负的历史使命, 只有政治初衷不改, 历史使命才能保持它一贯的本色。
二、秉承法治思维, 以法治规范党建
依法治国作为基本国策在国内外政治经济发展新形式下, 不断发生着新的拓展和提升。但无论如何加强和创新党的建设, 都是推动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同样, 法治建设和党的建设是辩证统一的, 让人民树立法治思维, 健全国家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 用法治来规范党建工作的提升和深化, 具有事半功倍的强大推动作用。
党的建设, 关键执行在领导干部, 他们身上肩负着严以自律、善用权力的政治发展使命。加强和创新党自身的建设, 一是依法从严治党, 让政党及党员领导干部的所有行为和权力都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 塑造一个纪律严明、政治素质过硬、综合能力高超、作风干净明朗的执政党团体。二是让权力的行使和政策的执行真正从“人治”走向“法治”, 而这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与法的关系是“人治法”还是会“法治人”, 领导干部在革新自身建设时, 务必要非常明确这两者在思想意识上和法律制度上的根本不同, 让自己的行为和权力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 真正把权力装进“笼子里”, 做到心中有敬畏、脑中有法律思维。三是依法领导、依法办事的理念要切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的法治社会, 人和权力都是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活动的。新形势下, 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 社会突发情况也时有发生, 即使是在层级制度清晰的政治管理体制下, 当有问题出现时, 下级单位在处理事情的第一反应, 即是将问题报告至上级单位知晓, 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不是等待上级单位如何吩咐, 而是根据法律和制度规定来提升分析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
三、优化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强化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复杂多变的世界、牢牢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全面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生动体现, 更是着眼基层党组织当前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必须强化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全面贯彻落实而作出的重大举措。如何把握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属性与强化服务功能的关系至关重要, 这对基层党组织功能定位, 进而强化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得以全面落地生根,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建设, 灵魂在党性修养, 根基在基层党组织。自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起, 提高党建的科学化水平中就把建设服务型党组织列为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2013-2014年, 不断深化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让群众路线重拾了它该有的根基要义。领导干部走进群众、基层党组织服务和团结群众, 成为拓展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新载体。2015年“三严三实”新要求, 从领导干部自身出发, 严以修身、严以用权, 落脚点不改初衷, 依然是加强和创新党组织、尤其是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方式。
三个时期 篇7
植保工作是农业的一项基础工作, 也是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手段。随着农业发展环境和生产方式的变化, 植保工作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
1. 做好植保工作是保障农业生产安全的需要
2012年, 鄂尔多斯市狠抓粮食生产, 实现了粮食生产的恢复性增长, 农业和农村经济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这些成就的取得, 是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的结果, 是广大农业干部和人民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 也有广大植保工作人员辛勤努力和无私奉献的功劳。
鄂尔多斯市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 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 四季分明, 日照丰富, 无霜期短, 既有利于农作物生产, 又适宜多种病虫草鼠的发生和繁殖, 是一个生物灾害高发区。据统计, 2012年, 全市农作物主要病虫草鼠害发生面积1002万亩次。病虫害的发生对农业造成的损失严重。特别是近年来受种植业结构调整、耕作制度改变和异常天气影响, 农作物重大病虫灾害呈多发趋势, 加上外来有害生物入侵, 对鄂尔多斯市农业生产的威胁加重。因此, 必须进一步加强植保工作,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控制重大病虫草鼠害和危险检疫性病虫害发生, 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2. 科学运用植保技术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需要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民群众对农产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求优质、安全、营养。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来, 农业生产面临着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 加快提高农产品质量卫生水平已成为当务之急。近年来, 鄂尔多斯市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上做了大量工作, 农产品安全性有了大幅度提高, 但是, 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 当前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因素还很多, 其中农药使用就是一个重要因素, 无论是农药生产, 还是使用和管理都存在安全隐患。当前, 农民乱施农药、经营假冒劣质农药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 还有甲胺磷等高毒农药销售和使用。这些问题如果不加重视, 处置不当, 不仅直接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影响农业部门的地位, 而且还会影响党和政府的执政形象。
3. 做好植保工作是保障农业生态环境安全的需要
环境资源是农业发展的基本要素, 良好的自然资源, 协调的生态环境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农业要高产出、高效益、可持续, 高效、生态农业是今后方向, 是对效益农业的提升。但目前由于工业“三废”和农业自身污染, 加上外来有害生物的入侵, 已对农业生产环境和生态平衡造成破坏, 农业生产环境安全性隐患很多。由于农药、化肥不合理使用, 不仅造成农产品中农药残留, 硝酸盐、亚硝酸盐和重金属污染, 而且造成水体富营养化, 造成农业面源污染。另外, 还有加拿大一枝黄花、红火蚁等有害生物入侵问题, 已影响了生物多样性和农业生态平衡, 而且随着农业对外开放和交流的深入, 形势将更加严峻。我们要从造福子孙后代的高度, 进一步认识植物保护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努力做好植保植检工作。
二、开拓创新, 进一步理清新时期植保工作思路
近年来, 根据鄂尔多斯市实际, 作出了建设“绿色大市”和“畜牧业强市”的战略部署, 这是市委、市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坚持以人为本发展战略的具体行动, 也对新时期农业特别是植保植检工作提出的要求, 各级植保工作人员一定要紧跟形势, 深入研究, 理清思路, 努力开创新时期植保工作新局面。
1. 开拓思路
在各级党委政府重视下, 鄂尔多斯市已建成比较完整的农业植保体系, 为农业稳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近年来, 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的要求更高, 而植保工作上缺少全局性、突破性的抓手, 植保体系尚不稳定和健全, 在一定程度上不能适应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绿色农业发展的要求, 不能满足城乡统筹、加快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们必须用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来审视植保工作, 坚持与时俱进, 在整个农业链条中寻求植保工作新的制高点, 逐步从产中向产前、产后延伸, 从单纯技术推广向行业管理、行业指导、行业发展延伸, 真正把植保工作融入到建设绿色农业的大背景中, 实现植保工作的新主动、新提高和新突破。
2. 拓宽领域
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旋律。围绕现代农业发展, 植保工作有着广阔天地, 大有文章可作。从结构调整的要求看, 植保工作要在稳定传统的粮油作物的同时, 更多地向具有区域特色的名、特、优、新作物拓展, 抓好经济作物植保工作, 并着力做好检疫性有害生物和外来有害生物防控。从绿色农业的发展看, 植保工作要着眼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监控, 严格控制高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 加快传统农药的升级换代;加快实施标准化的绿色植保技术, 推广无公害生物防治, 开展重大病虫害无害化治理。从植保产业发展趋势看, 植保工作不能再就技术而技术, 必须置身于整个农业产业化链中, 充分发挥农业教学、科研、推广部门作用, 调动农药生产企业和经营者的积极性, 吸引各类社会资本投资植保产业, 形成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工作机制, 培育发展专业植保公司, 壮大植保龙头企业, 开展全程社会化服务, 不断做大做强植保产业。
3. 依法行政
贯彻农业法律法规, 加强行业管理, 严格依法行政, 是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提高农业部门权威和地位的重要手段。植保植检方面法律法规很多, 也是机构较健全体系较完善的业务部门。植保植检工作性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公益性, 行业管理和技术推广“两条腿”走路。但当前行业管理不到位, 管理手段弱化, 依法行政水平不高的现象仍然存在, 与法律法规的内在要求, 与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需求还有较大差距。我们必须在加强行业管理上做文章, 在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水平上下功夫, 不断寻找工作着力点和突破口, 整治和规范农药市场, 完善植检防控网络, 建立应急预案和长效管理机制, 加快建立动态性疫情数据库, 加强各类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封锁、控制和扑灭, 有效防止外来有害生物入侵。把加强行政执法与行业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促进植保植检工作向法制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三、突出重点, 努力做好下一步植保植检工作
鄂尔多斯市要狠抓粮食生产不放松, 在产出、抗灾减灾、科技支撑上下功夫, 提高粮食生产综合能力。植保工作要紧紧围绕保障农业生产这一主题, 坚持技术推广和行业管理并重, 强化公共管理和服务, 充分发挥植保植检工作的基础性、保障性作用, 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
1. 加快建立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预警体系, 提高快速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
病虫测报是植物保护工作的基础, 是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一项源头性、控制性工作。提高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预测预报的科学性、及时性和准确性, 必须以现代信息技术为载体, 尽快形成高效运转、快速反应的农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体系, 提高抗御生物灾害的预警、反应和处置能力。一是突出抓好病虫监测预警系统建设。鄂尔多斯市申报的病虫害监测预警区域站正有序推进。通过从上到下加大投入, 形成合力, 逐步形成以市站为中心、区域专业站为骨干、县级病虫测报站相配套的覆盖全市的农作物病虫监测预警体系。二是加强测报行业系统管理。病虫测报是十分严肃的工作, 必须确保准确性、及时性和全面性, 严肃病虫情报发布制度。三是继续开展电视预报。近年来, 鄂尔多斯市开展了病虫测报防治电视预报, 实践证明效果很好, 深受广大农民欢迎, 不仅提高了服务水平, 也提高了植保系统社会影响力。各地要继续加快推广应用, 充分利用电视、短信、农业信息网等多种方式, 解决病虫防治进村入户最后一站问题, 提高防治技术到位率和普及率。
2. 全面实施农作物重大无害化治理工程, 确保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农作物重大病虫无害化治理是鄂尔多斯市重点推广的农业技术, 也是打造“绿色农业”的重要措施。一是以实施重大病虫综合防治工程为重点, 全面推进病虫无害化治理工程建设。二是强化绿色植保技术的推广。以“控害、降残、增效”为目标, 积极推广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与化学防治相协调的有害生物综合治理技术。三是建立一批农药安全使用示范区, 加强农药安全使用的宣传普及和试验示范。四是严格甲胺磷等部分高毒高残留农药禁用工作。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坚决杜绝高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 加快替代产品的筛选、试验和示范推广。同时继续抓好春季农村灭鼠工作。鉴于农田害鼠种类多、繁殖快、适应性强, 为防止鼠情反复, 继续开展全市春季农村统一灭鼠活动, 各地要早准备、早部署、早发动、早落实, 把这项工作抓实抓好。
3. 加强植物检疫和农药管理, 切实保障农业生态环境安全
近年来, 鄂尔多斯市对植物检疫工作十分重视, 组织各地开展农业植物有害生物疫情普查工作, 对2006年在我区发生的苹果蠹蛾等检疫性有害生物, 先后多次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疫情发生区进行现场学习。并在我市设立阻截带, 鄂尔多斯市共设监测点40个, 安放诱捕器240个, 从而达到阻截疫情传入, 遏制疫情扩散的目的。因此, 防范外来有害生物入侵, 保护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安全任务越来越重。
三个时期 篇8
长丰县杨庙镇豸铺机防专业合作社是笔者探访的第一个植保专业合作社。合作社的办公室设在村头,上下两层楼,上百台机动喷雾器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楼近百平方米的大厅里,擦得干干净净。二楼是办公室兼会客室,墙壁上挂着合作社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各种奖牌。
理事长杨兆全精明干练,提起他的机防合作社滔滔不绝。机防合作社成立于2006年,全社有289名社员。合作社下设7个机防作业队,拥有22台担架式喷雾机、10台烟雾机和224台背负式机动喷雾机,每年春夏两季为小麦、水稻喷洒农药、灭虫、防病、除草的旺季。作业范围先是本村,逐步延伸到外村和外乡的部分农田,每年植保面积在25万亩以上。服务对象则是家庭农户和种粮大户。药械使用结束,机具由社员自行保管。每有病虫害出现,县植保站便发布作物病情虫情通告,根据病情通报和农民的要求,合作社召集7个机防队长开会,部署灭虫计划。一声令下,全部出动,一个星期就可以把他们服务区的病虫害压下去。有一次三十多公里外的曹山镇发生大面积病虫害,他们得到消息,立即组织50台机动喷雾器赶到那里,很快解决了问题。
杨兆全介绍说,使用机动喷雾器灭虫,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拖拉机、收获机都是人驾驶,唯有植保机靠人背。一台背负式喷雾机,自重21斤,装满30斤的药水达50来斤,一亩地要用两桶药水,从早到晚,一个机防队员不停地在田间奔波,一天喷洒农药30亩。植保员穿着植保防护服在30度以上的高温下劳作,十分辛苦。虽然人很辛苦,但效益可观,一个人仅此一项的年纯收入在7000元左右。
交谈时,笔者翻看了合作社与农户签的病虫害全程防治合同书,除草、灭虫时间,价格、面积、用药都清清楚楚写在合同里,杨兆全介绍说,这里是丘陵地区,土地“小平大不平”,不适合大中型机械作业,多数农田靠人背机动喷雾器灭虫。现在植保机械也在升级,凡是有机耕路的田块,他们就用担架式喷雾器,随着土地的流转和治理,中型植保机械将会发展起来。
合作社是植保生力军。2014年9月30日,笔者考察了正阳农机专业合作社。一下车,合作社理事长张正兵就迎了上来,递来一张名片。名片印着合作社服务的内容:承接犁、耕、播种、植保、收获、各种沟渠开挖等一体化服务。随后参观了他们摆在院子里的26台100马力的大型拖拉机,16台联合收获机,6台大中型植保机械。机械擦洗得干干净净,摆放得井井有条。这是一家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既从事农机作业,提供农机服务,也承包经营一定数量的土地,是一个规模化生产的主体。社里有21户成员,大家带机带田入社,除了种好社里的700多亩土地外,合作社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各项农机作业服务,去年他们代耕土地2万多亩,机收小麦、水稻4万多亩,植保面积18万亩,一年毛收入超过300万元,社员收入比入社前每年多3万多元。张正兵介绍说,眼下又有30多户农民要求加入合作社。等秋收结束后,把这些户请进来,人多力量大,抱团好致富。
笔者仔细询问了合作社去年购买大型乘座式大型植保机的情况,张正兵眉飞色舞地说,生产需要是发展大型植保机的主因。当地是平原,农作物主要是麦稻轮作。特别是土地流转后,适宜大型机械作业。当农业生产解决了耕作、播种、收获等关键环节的机械以后,植保机械的发展成为薄弱环节。过去的植保机械,产品型号单一,智能化程度低,效率也低,基本上以人工背机器为主,不能够满足不同作物、不同病虫害防治的需要。植保机械发展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极不相称。农民有对专业植保的需求。张正兵看准行情,认为合作社发展大型植保机大有可为,于是他们外出考察植保机生产企业,去了好几个厂,在比较中选择,在选择中比较,最后看中了山东易田的大型植保机械和几台中型植保机械,去年植保面积18万亩。他兴高采烈地说,那么大的作业量效益能不好吗?通过网络直接与种粮大户联系签约,在本村本乡作业每亩收费5元钱,跨区作业每亩收7块钱,用户非常欢迎。说着他从柜里拿出几份与用户签订的协议书和作业合同,耕地、收获、植保样样有。农民之间讲诚信,干了活,不管是电话预约,还是书面合同,大家都及时付账。张正兵说,发展大型植保机,潜力大、势头好、效益高,合作社明年再买几台。
肥东县撮镇有个家庭农场叫文博农场,农场主袁暴发今年37岁,头脑灵光,从部队复员后买汽车搞运输,挣了些钱就办家庭农场,流转了1000多亩土地。去年他买了一台亿丰凡山植保机,不但解决了家庭农场的植保,还到外地跨区植保。交流中了解到,这台高性能植保机价格近20万元,因为他是第一个购买者,厂家对他十分优惠。这种机械速度快、效果好,很受农户欢迎。
一连几天的调研,笔者深切感到,农作物植保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环节。多年来植保机械的技术升级十分缓慢。在山东省100多万台的植保机械中,单管喷雾器、压缩式喷雾器、背负式喷雾器等老三样占主导地位。种粮大户和合作社越来越多,农民对植保机械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在适宜用大型拖拉机、收获机的地方都适合使用大型植保机械。做好病虫害统防统治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环节,在整个农机化生产过程中作用十分重要。先进的植保机械可以事半功倍,因此要鼓励农民成立专门的植保组织,开展跨区作业。
通过实地考察调研,笔者从中得到如下启示:
启示之一,病虫统防统治是农作物植保的必由之路。从植保机械的发展上看,应走大中小型相结合的路子,因地制宜,适宜大中型植保机械的地方,对“老三样”尽快更新换代,尽快把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启示之二,应走一机多用的路子,要鼓励生产企业开发和生产水、旱两用植保机械以及药、肥两用机械,既适合水田,也适合旱田,既适宜低秆作物,也适宜高秆作物,既能喷药、除草、灭虫、防病,又能撒肥,节约成本,一机多用,还能尽量减少对农田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