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时期

吐蕃时期（精选4篇）

吐蕃时期 篇1

公元七世纪上半叶，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吐蕃人在其杰出首领松赞干布的统治下，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并与唐王朝建立了友好关系。松赞干布去世后，唐蕃边境虽然时有摩擦，但总体处于和平状态。天宝十四年(765年)安禄山叛乱，攻陷洛阳、长安，唐军驻守陇右、河西、北庭、安西等地的精锐东调平乱，致使西北边境防御力量削弱，吐蕃军队乘虚而入，进占陇右，阻断河西，先后攻占唐陇右、河西诸州。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经过30年的攻伐，吐蕃军队攻陷唐王朝西北最后一个据点———沙州，完全占领了陇右、河西。

吐蕃占领陇右、河西地区后，为了维护统治，在实行军政合一的部落制和强制性吐蕃化政策的同时，推崇佛教，扶持宗教势力，使甘肃境内自唐初以来建立起来的地方教育体系遭到极大破坏，州县官学基本销声匿迹，传统教育发展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趋势，取而代之的是宗教色彩浓厚的寺院办学。

寺学在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地区快速兴起，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唐朝初期，受内地及印度、西域的影响，河西地区的佛教势力已深入民间，特别是武则天时期，为了政治的需要，“升佛教于道教之上”，大造佛寺，广度僧尼，推动了河西地区佛教的快速发展。吐蕃势力掌控河西后，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吐蕃统治河西期间，仅敦煌一地就有净土寺、莲台寺、灵图寺、金光明寺、三界寺、龙兴寺、永安寺、大云寺、乾明寺和显德寺等17处，僧尼人数达上千人。随着佛教及其寺院的蓬勃发展，为宣传佛教，培养僧尼，寺学的兴起及发展成为必然。与此同时，在州县官学由于遭到战争破坏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广大吐蕃子弟和汉族世家子弟为满足学习的要求，进入寺院接受教育也成为必然的选择。世俗子弟进入寺院学习，扩大了寺学教育的内涵，寺学也成为吐蕃统治时期社会教育的主要机构。

依据佛教寺院的规矩，寺院一般设有讲授佛教《经》《律》《论》的三学院，学习内容尽管有藏文拼音、文法及汉字识读等基础知识，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宗教方面。然而随着世俗教育的进入，寺学的教学内容和范围逐步扩大，除了有专对僧尼进行佛教经典教育的内容外，还有对世俗弟子进行教育的藏汉文字识写、生活常识、历史知识、儒家基本经典以及医学知识等内容。进入寺学学习的学生，自称“学士郎”或“学郎”，其中既有吐蕃贵族子弟，也有当地汉族大姓子弟。

据现存敦煌写本反映，当时河西地区寺学世俗教育所使用的识字蒙书类教材主要有《千字文》《杂抄》《开蒙要训》《九九歌》《上大夫》等。《千字文》是中国古代流传最为久远、使用最为广泛的童蒙识字教材，以其朗读上口、通俗易懂和内容丰富著称。《杂抄》采用问答形式，汇集常识典故，涉及为人处世、接人待物、进退应对、关系处理等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文风古朴，文义亲切，是古代教育学童如何做人的经典教材。《九九歌》即九九乘法口诀表，是孩童学习算术必须掌握的基本常识，与今天不同的是当时的《九九歌》顺序由大到小排列。《上大夫》全文仅25个字，包含了汉字的基本笔画与结构，简单易学，是传统的写字教材。儒家经典类教材主要是经过增删或修订的《尚书》《春秋》等。

作为藏汉两种文化体系交流和渗透的桥头堡，吐蕃时期的寺学在语文教育上采用藏、汉双语教学方式，不仅将汉族传统经史诗文和童蒙教材翻译成藏文供吐蕃学生进行学习，而且还将一些童蒙教材编成藏汉对译本供汉族学生学习藏文。双语教学最具代表性的教材有《汉藏对译佛教词汇集》《藏汉对照词语表》和《藏汉对译词汇集》等。

吐蕃统治时期寺学的存在和发展，在甘肃教育史和藏汉民族文化交流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重要影响。一方面，在原有教育体系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寺学作为承担社会教育的主要机构，是原有学校教育的延续，不仅为当时的吐蕃奴隶主政权培养了所需人才，而且对藏汉民族的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和相互融合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对后来的藏传佛教区寺院办学起到了前导作用。另一方面，寺学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寺学内占重要位置的是宗教经典讲解，不可能像州县学一样更好地发挥社会教育的职能，导致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淡忘和摒弃，直接导致河陇地区文化发展滞后，拉开了与中原地区的差距。

吐蕃王孙西行记 篇2

提起藏传佛教噶当巴的历史，不得不从这样的一则故事开始：

公元9世纪中叶，与他的吐蕃先祖们相比，显得更为崇尚佛教并采取了一系列激进措施的赤祖德赞热巴巾被谋杀后，其兄达玛邬东赞（被称为“朗达玛”，意为“头上长角的达玛”或“牛魔达玛”）上台执政，开启了吐蕃历史上最为严苛的一次“禁佛”运动，佛教遭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之后，“朗达玛”被佛教僧人拉隆·贝吉多吉刺杀，最终导致了吐蕃王朝的分崩离析，难复统一。

因为达玛邬东赞的两个妃子，随即借着各自的集团势力拥兵自立。大妃及儿子云丹，占据了拉萨为中心的卫如地区;次妃和所生的遗腹子威宋，则占据了以山南雅砻河谷为中心的要如地区。史学一般认为，是威宋正式继承了“朗达玛”的王位，成为最后一代赞普，但其势力中心受云丹所逼，渐渐移至后藏日喀则地区。

此后的20年多年里，两派连年征战，终于引发了席卷全藏的“一鸟凌空、众鸟飞从” 的奴隶起义暴动，王室成员被诛杀，王室陵墓被掘挖。就连继承了朗达玛王位的威宋，刚把王位传给其子贝科赞的时候，31岁的贝科赞，便于公元923年被反叛部下执杀于今日喀则拉孜地方，吐蕃王朝正式宣告灭亡。

贝科赞也遗有两子，长子赤扎西兹巴贝，由小妃其木·尊尼所生，到了日喀则西部发展。二子，即由大妃纳朗·来尊所生的吉德尼玛衮。这位末代赞普的嫡孙为何西进阿里，不同史书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他在西进时父亲已经被弑，也有说他西行前还受到过父王劝慰：“那里像张开的南门隅深谷，常受到勃律、巴尔提和地上蚂蚁等人和非人的侵害，故要按显密宗的修持仪轨供养本尊及护法神，予以欀解。” 《布顿宗教源流》中说：“胞弟吉德尼玛衮被放逐于阿里，在布让修建尼松寝宫为政。”《王朝金链》中则载道：“吉德尼玛衮在民变时由白玛苏噶琼·白丹珠和米纳巴·阿嘎拔杂二人为首的成千上百骑士护送前往阿里。途中因用布巾擦拭鱼和蛋，敬献于他，故而使用布巾成为西藏王族之习俗。”

综上所述，吉德尼玛衮似是被云丹一派的势力，亦或是起义军或反叛吐蕃的势力，甚至也包括胞兄赤扎西兹巴贝的势力所逼，将他驱逐到了阿里地方。

其后，这位吐蕃王孙率队一路西进，先是来到了今天阿里狮泉河以西25公里处的热拉地方，于公元934年在那里开始修建热拉城堡（红堡）。接着又于公元935年开始修建孜托加日宫，稳住脚跟，建立了在阿里的初始政权。

6年之后，他们来到东边的布让（今天之普兰）。很难知晓当时布让的土王格西扎西赞到底出自何种目的，抑或是对吐蕃落难王孙的欣赏，抑或是应对吉德尼玛衮军事、政治力量增强后步步紧逼的实际需要，总之，他在今天普兰县的嘎尔东，专门修建了估卡尼松宫殿，以迎请王孙的到来，并把女儿许配给他为妻。吉德尼玛衮及三个儿子，由此在藏地大地上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布让、古格以及拉达克等一系列小的王朝时代。

以至作为特定称谓的“阿里”一词，也由此正式而来，其意为“属地、领地、领土”等，其隐形的含义为，吐蕃政权灭亡后，赞普的后裔来到了藏西原属象雄十八部的统治区域，享有了其实际的管辖权。

不易迎请的大师

吉德尼玛衮三个儿子及后裔执政的三小国当中，古格率先开启了佛教在藏西也是在整个西藏大地上的复兴。当时的古格王，名叫松扼。

这位对弘扬佛法事业有着极大热情的国王，在自己才30岁的时候，于公元996年便着手开始了古格王国的核心寺庙——托林寺的准备和修建工作。日后，托林寺果真成了佛教在阿里开展复兴运动的大本营。

不仅如此，这位国王还于公元1016年，在自己50岁的时候，毅然摘下王冠，偕同两位王子和一位公主一起剃度出家。藏文史料一般记载为他从世系谱籍里，读到了吐蕃先祖们为争权夺位而相互残杀的故事（比如朗达玛和热巴巾，比如云丹以及威宋……），总之异常伤悲的松扼，看穿红尘政事，于是把王位禅让给了自己的胞弟——当时的普兰王柯日。松扼同子女一同在大译师仁钦桑布的剃度师堪布·益西桑布面前受戒为僧，益西桑布赐松扼法名为拉喇嘛·益西沃。实际上，也许是为了弘扬佛法的需要，古格王朝贯穿始终，都有王室成员出家为僧的传统。

拉喇嘛·益西沃还选派了仁钦桑布等21人，携带大量黄金前往克什米尔和印度学经，其中19人因水土不服、沾染疾病而亡，最终学成归来的只有大译师仁钦桑布和小译师布让·勒贝西绕。总之，拉喇嘛·益西沃将弘扬佛法的首要希望，寄托在了佛学人才身上。仁钦桑布不负众望，第二次去往克什米尔和印度学习归来时，遵照拉喇嘛的嘱托，还迎请了西日嘎热瓦玛等5位班智达，萨都巴拉等3位巴拉，他们与古格本土的仁钦桑布、勒贝西绕等译师一起，翻译了大量佛经，为佛教新密的兴盛，奠定了重要的法典基础。

这些，是古格佛教史，也是西藏佛教史上最荡气回肠的一幕上演。

《西藏王臣记》载，当时“及魏德在位，斯时法兴未久，妖妄迭兴，如十八部本道，骑鼓腾空，炫奇矜异，杀生饮酒，纵情所为。”拉喇嘛对此采取了惩治措施，但收效甚微，于是决定派出僧人甲·尊珠森格，率百余仆从，携带大量黄金，去印度迎请阿底峡尊者来引导。但首次邀请被尊者回绝。尊者说：“我前往西藏无非两种原因，一种是为了黄金，可黄金对我显然是多余的事物。另一种是被受他人的精神所促使，然而我又没有这样的想法。”甲·尊珠森格无功而返，失望之下，他重返印度，拜在阿底峡尊者门下学习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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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喇嘛此时已进入佛门多年，但为了防止突厥回教势力崛起对古格的渗透，也为了迎请各种班智达所需的黄金和扩充国力的需要，他决定亲率军队，远征突厥葛逻禄国。但很可惜，这种远征以拉喇嘛失败被擒为代价而遗憾告终。这位葛逻禄国的国王也是一名狂热的宗教分子，只不过信仰的是回教，于是他提出放归拉喇嘛的条件：要么改信回教，要么以身量相等的黄金来赎。益西沃当然不会接受舍弃佛法三宝的建议，而古格国则为了营救他四处筹措黄金，甚至不惜向卫藏地区僧众支应黄金差役，直到最后还缺与拉喇嘛头部等量的黄金时，侄孙降曲沃（柯日之孙，拉德之子，魏德之弟）就迫不及待去了葛逻禄国，见到了被关押在葛逻禄国牢房里的叔祖父。降曲沃安慰拉喇嘛剩下的黄金指日可待，不久就可以赎回你了。可益西沃却回复说，我已经老了，无多少用处，不值得用黄金赎回，“不如用这些黄金继续迎请阿底峡等众多班智达来古格，去托林寺兴奉佛法，修缮祖先们兴建的拉萨、桑耶等寺庙。”留下诸多遗嘱后，拉喇嘛·益西沃宁死不屈，舍身弘法，最终身卒于葛逻禄国牢狱之中。

对于这则故事，有学者如己故古格·次仁加布先生等人认为属于虚构。

因为根据众多西藏史书记载，拉喇嘛·益西沃直到晚年，还在托林寺和玛囊寺讲经授法，直至寿终正寝。正因如此，《仁钦桑布传》里，才有大译师从家乡热尼修建完热尼寺后匆匆赶回，为拉喇嘛超度料理后事的记载。次仁加布认为，当时与葛逻禄国打仗的，应该是柯日王的孙子、拉德王的儿子魏德。据《阿里王统记》记载，他习性暴躁，与巴尔帝斯坦（今巴基斯坦北部）境内的葛逻禄等国打仗，被俘后，因其弟未能筹够其头部等重的黄金而死于异域。

抛却拉喇嘛远征故事的真伪不说，毋庸置疑的是，拉喇嘛之后，古格的几任国王均继承他的遗志，不断为古格乃至藏地的佛教复兴事业“添砖加瓦”：柯日掌管古格政权之前，先在普兰修建了著名的科迦寺;柯日之子拉德，则把大译师仁钦桑布奉为顶敬上师，还迎请了苏博底西日威达班智达翻译《般若波罗蜜》经卷。

到了拉德之子魏德时期，其出家为僧的弟弟降曲沃，则遵照遗训，再次令从印度学经归来的译师吉隆人纳措·崔呈杰瓦前往印度，迎请阿底峡。

上路弘传

纳措·崔呈杰瓦带着五名随从、30两黄金和一整块大金子，于公元1037年再次启程前往印度。在戒香寺，他与正在该寺跟随阿底峡学经的甲·尊珠森格相会。纳措·崔呈杰瓦曾跟随甲·尊珠森格听受《俱舍论》，二人算是师徒关系。经过商量，他俩决定先让纳措·崔呈杰瓦佯装成学经的僧徒，于该寺住下，然后趁人不备，悄悄去拜见阿底峡。

经过众多周折，故事的最后，阿底峡深为古格人的虔诚而感动，他们又一并去说服戒香寺的长老热纳阿噶尔尊者等人，并立誓保证3年后尊者返回印度。于是，阿底峡尊者以60岁的高龄，由此踏上了西藏的弘法之路。路途中，他们共历时两年时间，于公元1042年才来到阿里。其中在途中经过尼泊尔时，年龄偏大的甲·尊珠森格，半路圆寂。

阿底峡抵达古格时，拉喇嘛·降曲沃带着300人的庞大队伍，身着白衣，骑着白马，专门来到距古格一日马程之外的玛朗寺隆重迎接。人们手举伞盖、宝幢、飞幡等供物，夹道相迎，并跳起了“宣舞”以示庆祝。这一西藏佛教史上的重大场面，也被后来古格的壁画所记载。当时为迎接尊者的到来，古格还专门制作了黄铜的长号“董钦”吹奏，从此，西藏的寺庙也形成了举办重大佛事活动时吹董钦的习俗。

阿底峡来到古格之时，古格本土大译师仁钦桑布已85岁高龄。他俩堪称古格佛教史当中最璀璨的“双子星”。阿底峡在托林寺里，讲说多种教法，传授灌顶，翻译了多部经论。又应降曲沃的启请，写成《菩提道灯论》，斥责违背佛法的异说，开示三士道次第，这部书直到现在还为藏族佛教徒所尊奉。而阿里土本地位最尊贵的佛教大师仁钦桑布，在与阿底峡会面后，双方互相讨论法要，阿底峡尊者还特别将密宗的不共之处讲解说明，并详解如何将佛陀所说诸法在一座坛城之间糅合而修，分别依无著菩萨所传、龙树菩提所传及密咒之力等三方面做了解说。

佛教史籍载，阿底峡赴古格之前，曾向观音菩萨祈求指引，观音菩萨指出：“你若去西藏，对佛法和西藏都大有益处，但要折寿20岁。”但阿底峡被古格人的真诚打动，决意要去西藏。最后他在古格足具三年。三年后，阿底峡尊者按照当初的三年之约，在纳措·崔呈杰瓦的陪同下，再次经过吉隆贡塘，准备取道尼泊尔回到印度的比札马拉希拉寺。由于受当时尼泊尔境内的战乱影响，他们滞留在吉隆境内，长达一年时间。

这时，仲敦巴赶来贡塘，诚挚邀请大师前往卫藏地区传法，并拜阿底峡为上师。于是阿底峡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前往卫藏，又开始了在卫藏地区的一系列传法活动。阿底峡尊者于公元1054年圆寂于拉萨之西聂塘，其骨灰保存于聂塘卓玛拉康的一座佛塔内。卓玛拉康意为“度母佛堂”，因主供由阿底峡大师带来的度母佛像而得名。

阿底峡的心传弟子仲敦巴，则于公元1057年在拉萨北面现林周县唐古镇创建了藏传佛教噶当巴的第一座寺庙——热振寺。

阿底峡大师被尊为噶当巴的创始人，仲敦巴则成为噶当巴的创立者，正是他们从阿里到卫藏地区的弘法行动，标志着藏传佛教后弘期时代 “上路弘法”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始。

吐蕃时期拉萨城市发展研究 篇3

一、拉萨地名考

拉萨是一座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城市,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拉萨”,最早见于公元806年赞普赤德松赞时所立的《噶迥寺碑》,上面说:“圣神赞普先祖松赞之世,始行圆觉正法,建拉萨大昭寺。”[2]所以说,“拉萨”的城名已经出现一千二百多年了。“拉萨”,藏文意为“神地”或“圣地”。古代称之为“吉雪”、“吉仲”、“昂雪”、“热萨”、“拉旦”,兴起于吐蕃早期,统称为“前藏”地区。该地曾为苏毗部落领地。

公元633年前后,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把都城从“泽当”前往逻些,并在此修筑了寺院、宫殿、水利、道路等,因此奠定了拉萨古城的最早城市形态。公元641年,尼泊尔赤尊公主、唐文成公主进藏后,在拉萨先后修建了大昭寺、小昭寺和布达拉宫。在大昭寺修建成之后,为了纪念众多山羊驮土建寺的功绩,寺院因此取名为“惹萨垂朗祖拉康”,其意为“山羊驮土神变经堂”。大昭寺是拉萨最早的建筑,因此就以“惹萨”命名这座以大昭寺为中心的城市。佛教兴起之后,“惹萨”便成了佛教圣地,“惹萨”的意思是“羊土城”。在《西藏王统记》中对“绕萨”的记载是:“绕萨:译音山羊土,古译“逻些”或“罗婆”,即大昭寺的古称。……”[3]汉文史籍把“惹萨”译为“逻娑”、“逻些城”。对于“逻些城”的记载,在《旧唐书》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其地气候大寒,……其人或随畜牧而不常厥居,然颇有城郭……其国都城号为逻些城。”[4]在《旧五代史》中也有相关“逻些城”的记载:“吐蕃,本汉西羌之地,……其子孙以秃发为国号,语讹为吐蕃……其俗随畜牧,无常居,然亦有城廓都城,号逻些城。”[5]《唐会要》中对“逻娑川”的描述是:“吐蕃者。在长安西八千里。……语讹谓之吐蕃。……未通中国。号其王为赞普。自中国出鄯城五百里。过乌海。入吐谷浑部落。弥多弥苏毗及白兰等国。至吐蕃界。其国风雨雷电。每隔日有之。……其君长或居拔布川。或居逻婆川。”[6]

后来人们便把以大昭寺为核心的城市视为圣地,约定俗成地称之为“拉萨”。拉萨便慢慢取代之前其它的名称,并开始了拉萨城市建设史上第一个浪潮,开始在这里建宫殿、修寺庙、拦河修坝,拉萨城市的雏形就这样逐步形成了。

二、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对拉萨的影响

1、背景

汉地文化在唐代汉藏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成公主输入吐蕃的种种汉地技术,对改善古代藏族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文成公主为唐皇室女,她精通文学、历算和汉地堪舆学等,在海内外享有非常高的声誉,因此各国君主都非常想迎娶文成公主。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为了把汉地的文化、技术和教法等传入吐蕃,使吐蕃的文化和经济更加繁荣,所以也想迎娶文成公主。公元641年,唐太宗同意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联姻,并派遣江夏王李道宗带着释迦牟尼像和历史、历算、医药、四书、五经等书籍、数万匹绸缎以及工匠技术人员、乐队前往送行。[7]

这点,从《吐蕃王朝世系明鉴》的记载来看,文中对文成公主出嫁的描述是这样的“唐王以释迩佛像、珍宝、金玉书橱、三百六十卷经典、各种金玉饰物作为公主的嫁仓。……又携带了芜著种子,以车载释迩佛像,以大队骡马载珍宝、绸帛、衣服及日常必需用具。”[8]由此可知,文成公主入藏,不仅携带了书籍经典,还将当时内地若干技术精湛的工匠带进了吐蕃,因此得到了吐蕃人民的赞扬。

2、文成公主对拉萨的影响

1)对城市整体规划的影响

文成公主对吐蕃早期的拉萨城市规划建设和对吐蕃佛教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昭寺成为了后来拉萨的核心,佛教也慢慢开始成为吐蕃的主流宗教。吐蕃政权时期,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并迎娶唐朝文成公主后,开始在拉萨河谷平原营建都城。

关于文成公主对拉萨的早期城市建设规划的影响。在《西藏王统记》中有所体现,“赤草王纪知汉妮通晓星算之学……汉妇公主遂展出八十种博庸数理及五行算图……”[9]文中的“八十种博庸数理及五行算图”是文成公主利用汉地堪舆学思想规划拉萨的一个缩影,虽然看起来有唯心思想的存在,但经过千年的考验,拉萨整体布局以及重要建筑物的区位选择是正确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汉地文化对拉萨以及对吐蕃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并且也是非常成功的。

2)对拉萨寺庙及其它建筑的影响

另外一个例证是汉地寺庙建筑对拉萨寺庙建筑的影响。在《西藏王统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筑墙四昼夜,木工六昼夜,盖顶两昼夜……即将绕萨下殿,……四角画万字(卍)纹,令苯教徒喜悦,又画网格纹,令藏民喜悦。……又此四喜神变殿堂之门,皆令向于西方尼婆罗地。所余上殿,赤尊更自尼地召来精巧工匠续为修造之……斯时汉妃亦自汉地召来木工及塑匠甚多,修建甲达绕木齐寺庙,庙门皆向于东方焉。”2

据传,拉萨古城的八廓街也是在文成公主主持营建的。文成公主根据星相和五行说,在夜里观看天象,拨通观察地形之后,在大昭寺周围开始建造住宅、客栈、商店等建筑。日后,八廓街又向外延伸出八条放射状街道,构成了今天拉萨古城的基本格局。

3、金城公主对拉萨的影响

公元710年,金城公主进藏和亲,汉地工匠等大量进入吐蕃。史籍中关于金城公主对拉萨古城的建设鲜有,但从金城公主带到吐蕃的大量工匠及汉地的书籍和其它物品,就可以推断金城公主对拉萨城市建设也是非常巨大的。在《红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唐中宗曾将数万匹绸缎及……工匠、技人、医书、《左传》等汉籍送到吐蕃。”8金城公主的和亲对促进汉地与吐蕃之间交流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可以说,金城公主之后,唐蕃之间的往来在汉地与西藏的交流史上抒写了非常重要的篇章,汉地文化对吐蕃及后期拉萨城市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当时所带去的汉地文化对当时的吐蕃产生过十分重要的影响。上述主要是见于文献记载的有关唐朝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将汉地文化传入吐蕃,并对吐蕃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拉萨古城的建设产生了显著影响。虽然有许多唐朝的汉地技艺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是在拉萨至今仍有明显带有唐代汉地文化术特色的建筑物存世,除上面陈述的如大、小昭寺建筑的装饰等。还有很多建筑显然是受到了唐代汉地文化的深刻影响。

总之,从众多历史文献可以看出,汉藏民族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而唐代汉藏文化交流尤为重要。文成公主对拉萨城市规划的贡献,体现了顺其自然,因地制宜的思想。拉萨作为吐蕃时期的一个重要的都城,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对于整个青藏高原地区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历代赞普从西藏各地调集了大量的能工巧匠,特别是在唐朝期间,从大唐请来大批工匠艺人。由此可以看出,吐蕃时期的拉萨古城建设依赖于汉地的技术,它与藏地文化相结合,相辅相成,在古代藏族及其周边民族共同努力下,形成了闻名于世的拉萨古城。

摘要：研究吐蕃时期的拉萨城市发展理能够对拉萨的过去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拉萨是一座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城市,是举世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唐代汉地文化对吐蕃的影响已形成一定的学术成果。本文就从历史文献学的视野下对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对吐蕃时期拉萨古城的影响进行初步研究。

关键词：吐蕃时期,文成公主,金城公主,拉萨,研究

参考文献

[1]吴明娣:《唐朝工艺美术对吐蕃的输入及其影响》,《装饰》,2002(07)。

[2]李侃桢:《拉萨城市演变与城市规划》,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0,第3页。

[3]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西藏王统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第55页。

[4]刘昫:《旧唐书·吐蕃上》卷196,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5220页。

[5]薛居正:《旧五代史·外国列传》卷138,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1839页。

[6]王溥撰:《唐会要·吐蕃》卷97,北京:中华书局,1955,第1729页。

[7]蔡巴·贡噶多吉著,东噶·洛桑赤列校注,陈庆英,周润年译:《红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第178-179页。

[8]琐南坚赞著《:西藏王统世系明鉴》,《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6页。

[9]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西藏王统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第78页。

[10]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西藏王统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第85页。

吐蕃时期 篇4

佛教自公元7世纪开始, 从印度和内地逐渐传入藏区, 与当地的文化进行漫长的接触交流, 特别是当时在吐蕃社会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苯波教发生几经激烈的碰撞后与本土文化水乳交融, 从而在青藏高原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 形成了其特有的传承功能和独特的教育体系, 对藏族文化的形成与传承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而且对我国藏区现代教育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一、初创寺院时期的教育

公元8世纪, 赞普赤松德赞 (742—797年) 的大力支持下, 由莲花生和寂护大师模仿印度乌丹塔普拉寺而设计新建立了藏传佛教史上的第一座正规寺院桑耶寺 (也有称三样寺、三阳寺, 据说这座寺庙底层是藏族式样, 中层是汉族式样, 上层是印度式样) 。在桑耶寺内设立译经院、讲经院和修行院等传播或修习佛教的专门学院。根据藏文史料记载:在桑耶寺大殿四周建有四大洲八小洲之称的学院或佛殿, 如东边有清净律藏院、智慧文殊院、妙音语言院, 南边有降魔居士院、圣大悲观音院、译经天竺院, 西边有毗若遮那院、弥勒院、禅定院, 北边有聚宝院、菩提发心院、护法贝哈院。当时的桑耶寺综合考虑培养学生和弘传佛法的需要, 凸现了各学院的功能和专业特点, 如智慧文殊院是研习佛学的场所;清净律藏院主要用于讲经或出家僧尼受戒的场所;译经天竺院是专门翻译佛经的场所;妙音语言院是学习多门语言的场所;降魔居士院是专门举行密宗法事的场所;禅定院是专门坐禅修炼的场所;圣大悲观音院是赞普赤松德赞修持本尊马头明王的场所;弥勒院是预测未来的佛殿;毗若遮那院是授记预言的佛殿;菩提发心院是高僧大德讲经和出家人修行发菩提心的场所。该寺的兴建对藏族教育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因寺院教育涉及藏族教育, 藏族教育在广大藏区有着悠久的历史, 对藏族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

桑耶寺建立后, 为翻译佛经, 引进邻国先进文化, 授赤松德赞的之命, 藏族“七觉士”在桑耶寺清净律藏院梯度出家, 是属藏传佛教历史上的藏人出家为僧之开端, 同时也是藏族寺院教育的第一批学生。据《贤者喜宴》记载, “赞普诏令:若成就佛教, 必须有人出家;诸大臣问:如果出家为僧, 无生活来源;赞普回答道:我将令上级机构付于给养;诸大臣又说:不能修学三藏;赞普赐教说:可以看各人的善业, 适度修行。”此后, 遂于羊年仲冬月在桑耶寺竣工开光之后, 举行殊胜大供奉之时, 长妃赤吉摩赞和苏赞摩吉等百人出家, 由寂护充当首任堪布, 贝若遮那担任亲教师。总之, 此时有300人出家为僧。同时, 在桑耶寺聘请印度和藏族教师13人, 招收学生25人。开设了具有佛教特点的《皈依颂》、《因果论》、《佛教戒律》以及梵文、藏文翻译等。给藏族的佛经翻译和文化引进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综上所述, 在桑耶寺设立妙法语言院是藏族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尽管学院初期的教师和学生人数很少, 组织机构和教育制度等也不太健全, 但它对以后的寺院教育乃至藏族的整个教育影响很深。

二、翻译佛经时期的教育

赤松德赞时期是藏传佛教“前弘期”佛教最兴盛的时期, 也是藏传佛教历史上翻译佛经的高潮时期。从印度迎请了藏传佛教历史上负有盛名的莲花生大师和寂护大师。为了培养佛学翻译人才, 派遣毗卢遮那等二人为一批, 南喀宁波等五人为另一批先后赴印留学。又先后从内地邀请了译师程噶勒贡、拉隆鲁贡和郭高模贡等三人;从印度请来了译师意希旺波;从克什米尔请来了阿南托。为组织较具规模的翻译团队, 培养较高水平的翻译人才, 在桑耶寺专门设立了译经天竺院。该院不仅是藏族历史上第一所公办翻译学校, 而且亦为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桑耶寺译经天竺院的规模和译师人数、翻译的作品是前所未有的, 当时翻译工作的翻译原则和翻译队伍的分工也较为细致具体。赞普高度关注, 极力支持, 召集印、尼、汉、藏等地的著名译师, 交流思想, 总结经验。在此基础上, 对佛经翻译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有一重要的创新和突破是制定了翻译佛经时的“三大原则” (即:一要符合《加嘎热》一书中制定的语音规则;二要做到不违反佛经原意;三要尽量通顺易懂。) “四种译法” (即:一是音译;二是意译;三是直译;四是倒译。) “四项注意” (即:一要对佛、菩萨和声闻等的敬语;二要注意除已制定的有关用语外, 任何人不得自行修改, 不得生搬营造;三要注意对新出现的词语经研究确定后, 呈报大堪布和大译师阅定, 最后由赞普厘定授命;四要注意对密宗经典的翻译。密宗经典属于秘密, 对不够条件修习密宗的人不得宣讲或翻译) 。同时,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许多著名译师, 如印度的无垢友、佛密、比马拉米扎、佛陀古哈耶、希兰陀罗菩提、萨尔巴杂德瓦、比耶迦罗僧哈等译师;汉地的程噶勒贡、拉隆鲁贡、玛尚卖郭苗、马果列等译师;藏族的有南喀宁波、贝央、规范师扎西、贝吉伦波、仁钦强、却塞、释迦沃等人。据史料记载当时还有“九位最佳译师, 被称为三老译师的毗卢遮那、丹玛寨芒和阿南托;被称为三中译师的涅查那古玛热、昆鲁易旺波、玛仁钦乔;被称为三少译师的噶瓦贝寨、觉若鲁易坚赞、向意希德。在他们之后又出现了108位译师, 内分上、中、下三等, 上等者称为主校译师, 中等者称为助校译师, 下等者称为见习译师。”境外迎请的译师和在桑耶寺培养的译师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 制定了佛经翻译的“三大原则”, 使吐蕃佛经翻译工作正式步入规范化和正规化, 对藏族以后的佛经翻译和藏族教育起到了很大的历史性贡献。

赤松德赞以后, 佛教在藏地得到了持续的发展。赤祖德赞 (815—878年) (又称为赤热巴金) 执政时, 为进一步推动佛教寺院教育的发展, 不断壮大佛经翻译队伍, 在拉萨附近修建了乌香寺。该寺的主殿共有九层楼, 其中三层楼是专门为翻译佛教经典所建。“赤祖德赞又开办了律仪学院 (慧、净、律仪部门) 讲学学院 (讲、辩、著的学术部门) 和修行学院 (闻、思、修的修行部门) , 并建立了三十法部喇嘛的学习组织 (仿佛学系) , 如此有组织、有纪律的宗教专门教育机构, 比赤松德赞时首创的喇嘛教育又发展了一步。”

结语

自公元七世纪开始, 在雪域高原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下, 由几代吐蕃赞普的大力支持下, 藏区兴建了许多藏传佛教寺院, 使佛教在藏区迅速发展, 并带动了整个藏区教育的发展, 建立起完整的由低到高的教育体系, 其专业划分、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学业次第, 考试制度等相当完备。藏传佛教寺院具有多重功能, 是藏族民众的宗教中心, 政治中心, 经济中心, 尤其是教育中心。寺院教育是藏族传统教育的主要形式, 也不完全等同于宗教教育;宗教教育的产生和演变, 有其独特的规律, 也有其历史背景和客观需要, 否则便不能存在与发展。吐蕃时期藏传佛教寺院教育, 特别是佛经翻译事业的成就, 不但把藏传佛教的典籍修订统一起来, 而且对藏文的改革和发展以及藏族文化教育也起到了一定的发展作用。可以说, 藏族地区的数千座寺院既是信仰和传播藏传佛教的摇篮, 又是继承和发展藏传佛教文化的学府, 它的传统教育更是在文化得以发展的主要支撑。

总之, 藏族教育的发展必须植根于藏文化, 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中华民族文化又是藏族学校教育的雄厚基础。因此, 我们对藏传佛教寺院教育, 应作全面、具体、历史地分析研究, 从中提炼出其精华的成分, 探求寺院教育对办好现代教育的有益的科学成分, 以便更好更充分地利用好寺院人才和其有益的教育资源, 来发展人民科学教育, 为人民教育服务。

摘要：本文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吐蕃时期藏传佛教寺院教育的形成、制度、内容和寺院教育的主要特点功能, 并分析了吐蕃时期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对藏族现代教育的影响。

关键词：吐蕃时期,藏传佛教寺院教育,影响

参考文献

[1] (藏文) 巴吾祖列成哇著.《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 2006年1月第1版, 第362页.

[2] (藏文) 巴吾祖列成哇著.《贤者喜宴》.民族出版社, 2006年1月第1版, 第4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