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

晚清时期（精选10篇）

晚清时期 篇1

晚清时期, 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 西方侵略者用大炮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 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面对这种形势, 清政府中的开明人士反对顽固守旧派把一切西学都看成“奇技淫巧”, 而认为应当注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研究“经世致用之学”, 通过设立各类西语教育学堂, 学习和传播西方文化知识, 最终促进了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

一、京师同文馆

1860年, 英法联军攻陷北京, 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由于缺乏对西方语言文字的熟悉通晓, 条约中文版和法文版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 中文版中关于“归还以前已没收的天主教堂, 法国传教士可任意在中国内地各省租买土地并创建教堂”的条文在法文版中并没有相应的词句, 只是由当时条约谈判中的法方翻译官艾美 (其身份就是一名法国传教士) 私自增加上去的。尽管按照国际惯例该项规定应属无效条款, 但迫于西方侵略者的恣意妄为和蛮不讲理, 后来该规定还是得以施行, 对中国国家主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北京条约》签订后发生的这一事件, 对负责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奕䜣刺激很大, 次年他向皇上提交奏呈, 认为“查与外国交涉事件, 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 文字难辨, 一切隔膜, 安望其能妥协”。对此, 洋务派代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鼎力支持, 为兴办洋务运动身体力行, 因而促成了1862年奕䜣向清政府提出《遵议设立同文馆折》, 始设“京师同文馆”, 从官方层面为近现代西方语言文字及文学教育在中国的创立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关于西方语言文字在中国的传播与教育, 其实早在乾隆二十二年 (1757) , 清政府就曾设立过“俄罗斯文馆”, 向入馆人员传授俄语语言基本技能和俄罗斯风土人情概况, 由俄罗斯文馆中毕业的人员往往也是清政府科举制中官员重点选拔的对象。京师同文馆最初设立之时, 曾受到当朝许多官员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 京师同文馆注重学习西方语言文字和西方风土文化, 以洋人和外族人为学习对象和榜样, 会造成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巨大冲击, 有碍于君臣、父子等伦理纲常。对此, 同治皇帝认为设立京师同文馆的目的在于“借西法以引证中法”, “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 最终明确了京师同文馆的合法地位, 使其日后得以在传播西语文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

京师同文馆成立之后, 先后于1862年设英文馆, 1863年设法文馆和俄文馆, 1867年设算学馆, 1872年设德文馆, 1896年设日文馆, 直到1900年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火中焚毁而停办, 最后于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在晚清的整个西方语言教育体系中, 京师同文馆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它既介绍了西语文字和文化, 促进了近现代外国语言文字及文学的传播, 也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教育思维和理念, 对中国传统科举制度和文化教育体系具有一定的冲击力。

二、上海广方言馆

1863年, 上海创办了该市第一所外国语专科学校“广方言馆”, 该学校是一所带有明显上海特色的新式学校。所谓“广方言”, 指的是大力推广方言的意思, 这个名称的出现是因为清政府将一切外国语言都视为“方言”, 多少反映了其在当时傲慢狭隘、以老大自居的心理状态。关于上海广方言馆的起初设立, 是1861年由旅居上海的晚清翰林冯桂芬提议的, 他通过李鸿章向朝廷建议, 在上海应设立一所专门的西语翻译场所, 选拔天资聪慧、勤奋好学的少年儿童, 入校进行专门的全日制学习, 聘请外国专家对学生进行西方语言文化教育, 同时学习经史算学。经李鸿章首肯并取得朝廷同意后, 1863年, 上海广方言馆在上海旧学宫正式建立, 由冯桂芬担任馆长。最初, 上海广方言馆的名称是“上海外国语言文字学馆”, 后更名为“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并简称“上海同文馆”, 1867年, 正式改名为“上海广方言馆”并在国内教育学界声名鹊起。[2]

作为晚清重要的西语文化教育基地, 上海广方言馆对西方语言文学的传播奠定了语言基础, 也为中国培养出了第一代精通西方语言文字和西方科技知识的学生, 其中包括詹天佑 (中国近代著名铁路工程师) 、唐绍仪 (北洋政府国务总理) 、汪凤藻 (民国外交官) 等优秀名人。另外, 1872年8月, 由陈兰彬、容闳率领的上海广方言馆第一批30名14岁学童赴美留学, 也开创了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先河。

三、广州同文馆

1864年, 经李鸿章奏请同治皇帝批准, 清廷洋务派人士在广州创办了“广州同文馆”, 以“教育人才, 期于晓畅翻译, 通彻中外事理, 以备缓急之用, 洵属及时要务”。广州同文馆是清廷政府在广州创办的第一所近代化新式外语学校, 聘请了外籍人士承担学员学习西语文化教学任务, 第一任馆长为谈广楠和汤森。该校招收的学生年龄一般为14—20岁, 学制三年, 学习科目前期主要包括英语、汉语和算学, 后又扩大到法、德、俄、日等语种, 学习内容包括西语的听、说、读、写、译等各个方面, 还包括一些天文、地理、医学等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内容。随着对外交流事务的不断延展, 广州同文馆先后增设了法文、德文、日语和俄语馆等, 保持着稳步发展的趋势, 直到光绪三十一年 (1905) 改为译学馆为止。

作为晚清政府开展西语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 广州同文馆内部管理相当严格, 每年对在校生都要进行一次严格的甄别, 凡“其于西洋语言文字无所通晓者即行撤退, 挑选更换”;每月对在校生考察一次, “一等赏银二两, 二等赏银一两”, 学生学习大都刻苦努力, 成绩优良, 极大地保证了教学质量。在办学过程中, 广州同文馆也注重学用结合, 鼓励学生在学习的同时, 参与接待客人、洽谈商事、翻译书籍等, 边学习边实践, 使他们很快成才。广州同文馆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有用人才, 比如左秉隆 (外交官) 是广州同文馆首届学生, 光绪四年 (1878) 随曾纪泽出使英国, 并于1880年任清政府驻英属新加坡第一任总领事。同时, 广州同文馆对广州市以及广东省等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产生过重大影响。[3]

四、京师大学堂

1896年, 李端棻在《奏请推广学校折》中向清政府奏请在京师设立大学堂。随后, 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明确了京师大学堂的办学宗旨:“以中学为主, 西学为辅;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 以西学补之, 中学有失传者, 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 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1898年百日维新中, 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 正式确立了晚清以来被尊为国策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 强调必须认真对待和学习西方各国语言文字, 贯通古今中外、说理论事谈道, 以经世致用和增强国力, 复兴国势。京师大学堂对西语文化科目作了明确的规定, 包括英国语言文字学、法国语言文字学、俄国语言文字学、德国语言文字学、日本语言文字学等, 学生可依据个人兴趣选读学习。在百日维新失败之后, 京师大学堂的筹划仍得以保留。

1902年, 吏部尚书张百熙以管学大臣的身份受命制定新的《京师大学堂章程》, 他不拘成例, 延揽人才, 约请吴汝纶和辜鸿铭分别任正副总教习, 聘请两大翻译家严复和林纾分别担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和副总办。其中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他翻译了《天演论》、《群学肄言》、《群已权界论》等西方著作。林纾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 他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西方著作。同时, 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并入京师大学堂。1902年《京师大学堂章程》也标志着中国教育史上现代学制的建立, 此学制亦称为“壬寅学制”, 沿用至1911年清朝结束。其中, 该学制设定的文学科包括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等门类, 极大地促进了西语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4]

摘要：面对西方列强, 清政府中的开明人士反对顽固守旧派把一切西学都看成“奇技淫巧”, 而认为应当注重“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研究“经世致用之学”, 通过设立各类西语教育学堂, 学习和传播西方文化知识, 促进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

关键词：晚清,西语教育,学堂

参考文献

[1]薇佳.中国近代外语教育的开端:论京师同文馆的英语教学和翻译活动及其影响[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 (6) .

[2]石建国, 刘式训.上海广方言馆出身的新式外交官[J].世界知识, 2010 (15) .

[3]雷雨田, 陈建林.广州同文馆探源[J].五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 (1) .

[4]王晓勇.张百熙与京师大学堂的恢复重建[J].石家庄学院学报, 2009 (4) .

晚清时期的北京同仁医院 篇2

同仁医院是晚清时期美以美会在北京建立的综合性医院，尤其是以眼科治疗见长，从19世纪末开办以来，历经风雨洗礼，时至今日仍服务于广大民众。因此，对于同仁医院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近代北京美以美会的医疗活动的发展，探索“西医东渐”对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影响，还有益于推动当代医院文化建设，丰富医院自身的文化内涵。

就作者目前所查得，有关北京同仁医院的研究大多为医院自行编写的资料集，如《铭记同仁》（2006）、《足迹》（2001）、《北京同仁医院110年》（1986年）等。这些内容大多来自于本院职工的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就研究晚清时期医院的建立与发展而言，资料的数量、种类与可信性仍难以满足需要。本文主要挖掘与利用档案、统计年鉴与报纸杂志等多元史料，如《同仁医院成立五十年小史》（1936）、《中华基督教百年纪念册》、同仁医院的首份报告、《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020）》、《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1867-1941），和《中国教会新报》（The Church News，1868-1874，后改名为《万国公报》）等等，力求通过梳理同仁医院的建院时间与运营发展情况，探讨美以美会在晚清北京的医疗活动情况，进而分析“西医东渐”对晚清时期的北京所带来的历史影响。

一、美以美会在华的医疗活动

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是1844-1939年基督教新教在美国北方卫理公会所使用的教派名称。1784年12月24日，英国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创设了教会，称为卫斯理宗。[1]该会在1844年因蓄奴问题不合而分裂，南方教会成立监理会（The Methodist Episco？ pal South Church），北方教会则为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之所以中文翻译为美以美会，是因为该会最早在福建传教，当地人对于美以美会的简称M.E.M用中文翻译即为“美以美”，故此而得名。1939年5月10日，美以美会、监理会和美普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Protestant Church，早在1828年即从卫理公会中分裂出去）三者达成共识，重新联合组成卫理公会（The United Episcopal Church）。

1847年9月，美以美会派遣传教士柯林（Judson D·Collins）和怀特（Moses C·White）夫妇来到中国传教，他们在福州登陆，这是美以美会派遣来华的首批传教士。[2]1844年，美国迫使中国政府签订《望厦条约》，通过该条约，美国获得了在中国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设立医院和教堂的条约特权，“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3]1850年，怀特在向美国本部的汇报中提到“现在是教会医疗事业开展的好时机”[4]。美以美会采纳了怀特的建议，开始派遣医疗人员来华。1851年，怀礼博士（Dr·Isaac Wil？ liam Wiley）携带一些医疗设备与家人一道来到中国，但是只过了三年，由于妻子不幸逝世，他被迫返回了美国。之后，由于美国爆发内战，教会并没有再派医生来华。直到1872年，美以美会海外妇女布道会（Womans For？ eign Missionary Society， WFMS）指派霍格女医生（Dr·Lucy H. Hoag）跟随布道会的传教士一同来到福州。霍格医生只为妇女看病，拒绝为男性就诊。[5]1874年和1878年，美以美会又先后派遣戴姑娘、谢姑娘到福州行医传教。[6]

美以美会的传教活动最初仅在福建一省，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内陆地区的逐步开放，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美以美会开始向华中、华北、华西等地区发展。1867年，传教士赫尔利（Vergil C. Hart）和托德（El？ bert S. Todd）进入江西九江传教，开辟华中布道区，先后在南京、芜湖、镇江、九江等地区设立牧区。1869年，牧师韦烈士（Lucius N. Wheeler）和刘海澜（Hiram H. Lowry）在北京创办华北布道区，先后在北京、天津、遵化、昌黎和北戴河设立牧区。[7]1889年，美以美会贾牧师一行人来到重庆开始布道工作，先后成立重庆、成都、资州、遂宁等牧区。美以美会的医疗活动随着传教活动而逐步发展，先后在华南、华中、华北、华西和东北地区开设诊所与医院。

二、美以美会与北京同仁医院的建立

1869年1月30日，美以美会改变原本去西藏传教的计划，改派韦烈士（LuciusN. Wheeler）牧师前往北京进行传教。3月12日，韦牧师携其家人到达北京。4月10日，美以美会又派刘海澜（Hiram H. Lowry）牧师来到北京协助其开展工作。在此期间，教会租用民房作为传教布道的场所，条件十分简陋。1870年6月9日，教会用3500两银子，在崇文门内大街路东孝顺胡同内买得一间宅舍，并在1871年改建成为美以美会来京后的第一所基督教堂——崇文门亚斯立堂。

1.北京同仁医院建院时间考辨

北京美以美会医院（The Peking Methodist Hospi？ tal）中文名同仁医院。关于同仁医院的建院时间在不同的资料中说法各不相同。

根据美国美以美会1950年8月召开的华北年议会第十二届年会会议记录所载，“同仁医院创立于1869年”；而在同一份记录中，提到前四任院长“兰大夫在职8年，柯大夫任职5年，顾大夫8年，曹永贵大夫任职6年.......至1902年”，由此推算，同仁医院建院时间最晚是在1875年；在北京市档案馆中，档案J005—001—00124记录，同仁医院曾于1935年向国民党北平市政府卫生局申请补办注册和执照，北平市卫生局的审批件中记录，同仁医院系“美国美以美会于光绪六年设立”，即公元1880年；1936年同仁医院曾编撰《同仁医院成立五十年小史》，其中记录同仁医院创立于1886年。

上述资料对于医院建立时间这一问题的答案出入很大，甚至相互矛盾，然而在同仁医院的创始人这一问题上，除去1935年北平市卫生局对同仁医院申请补办执照的审批件中没有提及医院的创始人以外，其他各相关资料都非常明确地指出创始人为兰大夫（蓝华德）。所不同的是，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华北年议会第十二届年议会记录中记载的是兰大夫在北京工作八年“首做主持人为兰大夫，在职八年，粗见规模”。而在《同仁医院成立五十年小史》中则记载兰大夫工作半年后即离开“甫及半载，兰大夫即调往日本履行新职”。

因此，兰大夫的生平事迹是判断同仁医院建院时间的重要参考。据梅凱的苏州博习医院早期历史研究（1883-1927）介绍，1883年11月，蓝华德在苏州开设博习医院，直到1885年蓝华德因家人病危离开苏州北上。[8]这一时间线正好与同仁医院首份报告[9]蓝华德1885年到达北京，1886年创立医院的记录相吻合。

1875年，美以美会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医院（后文简称“1875年医院”），但这家医院并非是兰大夫所创的同仁医院。1875年医院的创建人为冦慕贞（L. L. Comb），她“是美国美以美会外洋布道会派北京来的第一位女医师，也是北京、天津两地妇婴医院之开创人”。[10]她毕业于美国费城医学院，1873年8月29日受到美以美会海外妇女布道会费城分会的指派来到北京。最开始冦慕贞行医的地方只能被称为医疗诊所，该诊所有35张床位，一处药房，医师只有冦慕贞一人，病人全是妇女和幼儿。直到1875年，冦慕贞通过向美以美会海外妇女布道会申请，获得拨款用来成立一所医院。11月，美以美会在京的医院建成，翌年3月之前，已经收治了18名病人。冦慕贞在1875年秋天的信中提到，“该院有病房、药房、诊疗室、候诊室和浴室、房间是当地样式，屋内采用砖炕和砖地。当年，医院接诊病人315名，年开支200美元”。1877年7月，郝维德（Leonora A. Howard）医生受到美以美会海外妇女布道会西北分部派遣来到北京，初到京城，郝维德便接手管理医院。同一年，冦慕贞被派往其他地方。1879年8月初，郝维德到天津从医，北京的医院因为人手缺乏而停办。由此可见，1875年医院在1879年就已经关闭，与1886年建立的医院并无太多关系。《同仁医院成立五十年小史》中也提到在1875年医院关闭后，美以美会为“践行灵-智-体三基布道主义……是以乘苏州华南美会兰大夫卫大夫北来为其夫人寻觅适宜摄生地带之便，本会立即聘其担任此项医务创办之工作。”总体来看，北京同仁医院与1875年医院两家医院的行医内容不同。1875年医院仅从事与妇孺相关的工作，而同仁医院则是一家综合医院，设有多种学科。在1879年郝维德去天津后，1875年医院就已经关闭，当时没有人负责医院的继续运转，直到六年后才又接续开办。可以看出，这两家医院是在同一地方先后成立的两家医院，1875年医院叫做同仁医院的“前身”更为妥帖。

1885年秋天，监理会的蓝华德（Walter R. Lam？ buth）出于照顾生病的妻子与工作的需要，北上来到北京，对原来的1875年医院进行了整修，医院才在中断六年后重新开始。根据这段描述，同仁医院似乎应是成立于1885年，但在同一份资料中却记载同仁医院建立于1886年。这样看来，1886年应是医院整修完毕正式落成的年份。

1887年，由于监理会不愿蓝华德离开该会，便将其派往日本。在蓝华德离开后，医院由从重庆来的柯大夫（GeoB.Crews）负责。由于身体原因，1887年柯大夫回美国养病后，12月11日顾大夫（Wm. G. Curtiss）开始负责医院。

总结以上几种说法以及综合各个文献来看，北京同仁医院的首位院长是蓝华德，这一点应是准确无疑的，无论是美以美会的年议会记录还是同仁医院自己编写的小史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此之上，再结合《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博习医院成绩记，本院创办人柏君六秩大庆之纪念品》《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百周纪念册》等记录，蓝华德1885年北上来京、1886年成立同仁医院也是准确无误的。

2.同仁医院的早期运行情况

如前文所述，同仁医院是在原有冦慕贞1875年建成医院的基础上翻修而建，初创时建筑简陋，样式老旧，不过设备设施却一应俱全。据顾大夫撰写的同仁医院首份报告中记载，该院拥有候诊室、诊室、药房、手术室及护士站（as？ sistantsroom），在就诊区域的后面是厨房、护工休息处（servantsroom）和为病人准备的宿舍，宿舍每间能容纳九至十二名病人。医院的管理也很先进，每位病人在候诊室都会有一个等候牌（numbered ticket），上面登有诊室位置、等候号码等信息，并且初诊患者的等候牌上还会详细记录看病时间、姓名年龄、病情及病龄。

1899年，在美以美会华北年议会上，贺庆代表其家族向大会提议在北京捐资赠建一所医院，“为纪念其波士顿大学肄业期中预备海外布道，壮志未酬英年即殁之令兄之故”，医院地址由教会指定。然而，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美以美会“本会北京牧区首先为道殉难”，所有教会设施都被损坏。运动结束后，教会人员通过与美国公使沟通，并得到中国政府的许可，将医院重建在东交民巷使馆保护区内，即现今位置。1903年，新医院建成，美国驻华公使、清政府总理衙门指派大臣前来参加落成典礼。医院英文名称变更为贺约翰氏捐建美以美会医院，中文名称仍为同仁医院。

同仁医院的眼科是在贺庆担任院长后开始发展，这得益于他曾作为眼科医生，“故对眼科颇为重视，设备方面肯投资，用人方面眼科大夫聘请的较多，建筑方面眼科门诊几次扩超，病床方面眼科占二分之一强，另外设有配镜部与镜片室”。同仁医院眼科从此开始不断出名，享誉全国。

三、北京同仁医院其他相关事业的介绍

第一，开展传教工作。美以美会早期在北京的医疗活动有明显传教方面的倾向，其开设的医院不仅是诊疗所，也是吸引民众、方便传教的场所。医院顾大夫对于同仁医院如何向病人传教方面有十分详细的描述。为了改变民众只看病不信教的情况，教会在诊疗过程中会通过言语、祈祷等行动慢慢影响病人对于基督教的看法。疾病治愈后，教会会向民众宣传治好病是信教的力量，病人往往在疾病被治好后会很容易被感化。针对不同的病人，美以美会采用不同的影响方法。例如，向住院病人发放宗教书籍或时常开课讲经，给病人施加影响。而对于门诊病人，会派华人牧师以及神学院的学生去向他们介绍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情况，减少他们对基督教的排斥。可以说，美以美会在北京利用医疗活动来传教的作用非常明显，大多数教众是在医院看病时发展而来。除此之外，美以美会还会利用为病人看病，向其家人、朋友进行传教。

第二，从事慈善事业。美以美会在中国通过救济和设立慈幼机构致力于慈善事业，同时也通过举办这些事业吸引中国人入教、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在北京，美以美会开设戒烟室，帮助吸鸦片者戒毒，劝诫信徒戒绝鸦片、远离毒品，并通过医疗手段为毒瘾者提供帮助。由于当时北京沉迷于鸦片的人遍布各个阶层，教会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去接触北京各个阶层，扩大教会的影响力，因此非常乐意帮助他们戒毒，并借此机会向其传教。治疗方式是对戒毒者采取禁吸、禁欲、禁食的方式，用强制的手段为其戒毒。送到医院进行戒毒的人从20岁到60岁都有，有的人吸毒史长达25年，因此单纯的治疗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医院派人对出院病人进行跟访，防止其再次吸毒。事实证明，最终成功摆脱毒瘾的人很容易受到宗教感化，信奉基督教。

第三，开办医学教育。早在蓝华德1885年刚刚创建医院时，便已经开始进行医学教育，当时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助手来分担他的工作压力，学生则主要来自于美以美会的蒙学馆（the boys school）。美以美会的医学教育并非中国社会传统式的学徒教育，而是采取西方现代化的教育方式。教学采用英文教学，学时5年，并开设多种课程：第一年，讲授骨骼系统、无机化学；第二年讲授肌肉系统；第三年，讲授循环系统和药学；第四年，讲授神经系统、药学、眼科耳科并开设外科手术；第五年，讲授病理学、组织解剖学、皮肤科及儿科。

20世纪初，在经历庚子事变后，各教会开始联合开办医学校。1908年，美以美会与伦敦会、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联合创办了北京协和女子医学院并附设护士学校。教会医院的医学教育由此走向了新的历史阶段。

四、北京同仁医院得以发展的原因

同仁医院作为美以美会在北京开设的第一家综合性医院，设备良好、管理完善，为美以美会在京城提高影响力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据医院报告记载：1890年，医院就诊人数15139人次、手术925例，病人甚至会从190里远的地方慕名而至，可见医院当时的声誉口碑。1903年，医院新址落成时，美国使馆、总理衙门及各个其他公会均派人参加落成典礼，成为一时街头议论的大事。

同仁医院能够在北京立足并发展壮大，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独特的社会背景。同仁医院成立之时，正处于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时期，学习西学逐渐成为时代风气。另一方面，医学传教士开始融入中国社会，通过与官员交结，并给官绅及其家属治病来赢得中国上层社会的认可，尤其1879年郝维德前往天津为李鸿章夫人治病一事，不仅为其在天津行医创造良好的条件，也方便了美以美会在北京的医疗事业的发展。

第二，先进的医疗水平。相比于传统的中医疗法，西医更加严谨科学，并且根据不同的病情有着一整套治病的标准程序，在治疗的广度和普及的程度上是中医所不能比拟的。比如，同仁医院开设了呼吸科、消化科、神经科、风湿科、感染科、皮肤科、眼科、耳科、外科等多种学科，尤其是外科类门诊格外受到民众的欢迎。1890年外科类年就诊人次1487次，内科类年就诊人次152次。西医治疗科学、见效快的特点为美以美会赢得了百姓的信赖。

第三，完善的管理制度。19世纪末教会医院在中国发展十分迅速，其中也有很多家教会医院因管理问题或领导者问题而不得不关闭。美以美会早期在京医院就是因为人员缺乏，没有形成完整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才被迫中断关闭。同仁医院建立以后，实行董事会制度，董事部为同仁医院最高机关。董事部由选任董事和当然董事组成。选任董事包括本地教会代表、年议会代表、医院职员代表和本地绅士代表；当然董事则为年议会会督、医院院长、董事部书记、年议会财政委员会主席、华北年议会代表等人组成。常设机构有董事部、执行部、医士部和护士部。完善的管理制度保障了医院在动荡岁月中仍能良好运营。

从教会角度来看，同仁医院是美以美会在北京开设的第一家综合性医院，在此以后，许多来京的医学传教士都会将同仁医院作为中转站，在此行医、传教。进入20世纪，同仁医院与协和医院等医院联合兴办医学教育、开设护士学校，为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提供很大帮助。同时，作为早期进入北京的医院，同仁医院为改善北京落后的卫生状况、传入现代医疗体系也起到了很好地促进作用。

*本文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管理研究专项基金资助课题

参考文献：

[1]教会纲例（节本）[M].1919.

[2]朱峰.基督教与中国东南的乡村社会—以近代福建美以美会为例[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112—117.

[3]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 [J].三联书店，1957年版.

[4] Missionary Society，MEC，Annual Report，1850.

[5] A Brief History of Methodist，United Brethren，and Evangelical Medical Missions in China.

[6]李传斌.条约特权制度下的医疗事业—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研究1835-1937[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7]汤清.中国基督教百年史[M].香港：香港道声出版社，1990.

[8]梅凯.苏州博习医院早期历史研究（1883-1927）[M].苏州：苏州大学2013届硕士学位论文，2013.

[9] First Report of The Peking Methodist Hospital and Dispensaries，1890

探源晚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篇3

一、中西文化交流史

中西方文化交流由来已久, 西汉时期开辟的古丝绸之路, 是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 欧、亚、非三大洲的商人通过这条交通线不断进行商贸往来, 同时传播各民族之间的文化, 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经济与文化上的交流。至元朝, 由于版图空前辽阔,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元朝商贸往来的国家达140多个, 海路可达非洲, 陆路直抵西欧, 再加上优惠的通商政策, 使元朝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 古代中西方经济与文化上的交流空前繁荣, 中西方文明第一次出现了全方位共享。明朝万历年间, 随着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一行的到来, 开启了近代中西方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文化交流, 这时期的中西方文化交流, 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为主。由后人收集整理的利玛窦《乾坤体义》、《几何原本》、《浑盖通宪》等7部著述被收入中国的《四库全书》, 除此之外, 《四库全书》还收录其余西学书15部合计22种, 这被称为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始。这次西方文化的传入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和历法、数学、舆地学、机械学方面[1]61。同时, 西方传教士也将部分中国文化传回西方, 形成一种文化交流, 利玛窦曾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 比利时传教士也将五经译为拉丁文, 清朝初期, 各国传教士开始将中国书籍大量翻译成拉丁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法文、葡萄牙文、俄文和英文等, 将中国的文化传入西方, 给西方思想界的启蒙运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到康熙年间, 围绕着中国教徒是否能够敬天、祀祖、祭孔, 产生了严重的东西方礼仪之争, 导致清朝从此禁教。这次文化交流前后逾两百余年, 以传教开始、以禁教结束。至19世纪中叶晚清时期, 中西方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文化交流, 不同以往的是, 这一次的文化交流, 是伴随着殖民战争而来。

二、晚清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背景

晚清时期的中西方文化交流, 从一开始就带着悲壮的色彩。鸦片战争之后, 依旧是以传教士打头阵, 西方文化尾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 再次逾越重洋而来。这个时期的文化交流, 是以战争为主要形式进行的, 在此之前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虽然也有冲突, 但双方的平等、对彼此的尊重是不变的主流, 并在此基础上相互学习、相互融合。而鸦片战争之后的文化交流中, 西方文化往往是以征服者自居, 尽管这次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比以往任何时期的文化交流都来得深刻, 影响更为深远, 但交流的双方是完全不平等, 甚至是处在对立状态的, 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 与中国两千多年来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截然不同, 却凭借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强大优势, 不顾中国人的文化方式与风俗习惯, 强行将自己的信仰、价值观念推销给中国, 直接冲击中国人信仰了两千多年的文化体系, 势必导致两种文化之间的激烈冲突与对抗。作为西方文化入侵时的排头兵, 传教士宣扬的上帝以及布道、洗礼、忏悔等仪式, 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 而传教士在传教时, 往往不顾中国人的感情, 为修筑教堂踏平中国人的祖坟、祠堂, 修建铁路侵占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 践踏中国人的信仰与价值观念, 这些都直接导致了19世纪中后期的义和团民众运动。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宗旨, 烧教堂、毁铁路, 一切与洋有关的东西都不能幸免。这次民众运动有其愚昧性和局限性, 例如妄图用血肉之躯来抵挡洋枪洋炮, 来阻止侵略者入侵的铁蹄, 然而更深层次的, 却是一个民族文化, 对于外来文化强行入侵的激烈反抗[2]123。

三、晚清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对中国的影响

晚清时期, 中国旧有文化根基已经被西方文化节节动摇, 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入侵范围已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而进行这种文化交流工作的, 首推西方传教士。除了强势入侵之外, 传教士还用了多种文化传播方式和手段, 较之明朝及清朝初期的直接宣教, 这个时候的传教士更多地采用办报、译书、兴学等间接传教手段, 运用报纸、期刊、书籍这些媒介, 传教士将其所熟知的西方文化、知识、思想等传播到中国, 不遗余力地宣扬西方的文化知识, 将西方先进的经济学派、政治体制、教育方面的学说引入中国, 西方文化得以大量传入中国, 对当时许多中国人, 尤其是维新派人士的思想触动极大, 对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思想也产生过直接影响。报纸、期刊、书籍等成为当时中西方文化交流最重要的载体之一。除了传教士之外, 从事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另一大主力是大批中国留学生。自洋务运动开始, 晚清政府便开始派遣学生出国留学, 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甲午战败, 举国上下为之震惊, 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途径, 一大批知识分子纷纷到国外学习, 掀起了一股狂热的留学运动。通过这些留学生, 将西方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翻译介绍到了中国, 而在不断学习西方文化, 不断的思想进步中, 大部分爱国的留学生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 极大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 尽管晚清时期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充满着不公平和屈辱, 但中国还是从中吸取了一些有益的西方文化思想, 并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鸦片战争惨败, 中国部分有识之士在震惊之余, 开始主张用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方文化, 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 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先进兵器及相关的科技文化, 使衰败的清朝政府一天天强盛起来。由于洋务运动最终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统治, 因此只改革了经济制度而并不触及思想制度, 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停留在最浅层的器物方面。至1895年甲午战争,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一场进行了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到此结束[3]83。

甲午战争惨败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使许多人看清了封建制度的落后, 看清了只有变法, 通过改变政治制度而图强,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更加全面更加积极地学习西方文化, 并出现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著名的思想家, 由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在1898年, 即农历戊戌年, 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维新派通过当时清政府名义上的皇帝光绪进行一项政治改革运动, 要求在经济上发展民族工商业, 在文化上废除八股, 兴办学校, 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 更重要的是, 维新派主张在政治上进行革新, 实行君主立宪制度, 在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些革新政令, 其目的在于通过学习西方文化、科技技术、经营管理制度, 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建立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政体, 使国家走向富强之路, 但由于较多地触动了封建统治阶层的利益, 仅持续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废止, 维新变法宣告失败。戊戌维新时期是西方文化广为传播的时期, 维新派不仅推广学习传教士及其他人士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 而且开始自己尝试翻译有关的西方名著, 因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形成了一股中国人自己翻译西方著作和学习西方文化的潮流。广译西书的活动, 不仅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 更重要的是传播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维新派在直接传播西方文化和民主思想的同时, 还对中国的传统学术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 为日后西方文化和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清除了障碍。维新变法虽然仍以失败告终, 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已经深入到了制度层次。此外, 晚清时期还进行了一定的教育改革, 将德国、日本等国的教育制度引入到中国, 希望教育出新式人才救亡图存。而在西方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进入中国时, 不少知识分子仍然努力将中国文化传入西方。将中国学术典籍有系统地翻译成英文, 其中的代表人物辜鸿铭, 作为当时中国文化的捍卫者之一, 极力向西方宣传中国的文化和精神, 并将“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用英文和德文翻译到西方, 用尽一生向西方宣扬中国文化。晚清时期, 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身处内忧外患之中, 学习西方文明之余, 仍尽心竭力地维护中国固有的优秀文化, 同时将两者融合、贯通并加以创新, 试图为危难之际的民族国家寻找一条切实可行复兴自强之路, 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的同时, 也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 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裴蕾.中学西渐的奇异高潮[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9 (6) .

[2]焦玉奎.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冲突与融通[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11 (2) .

清代成扇以晚清时期数量最多 篇4

清代成扇存世最多者自然是晚清时期的。说到晚清成扇就要把清代成扇的下限略作讨论。台湾的藏扇家黄天才先生把“清朝扇”定义为“其书画作者在民国建元（1912）以前即已去世者”，而把所谓“满清遗老如沈曾植、李瑞清、曾熙等”的扇作都剔除在外。我以为书画家的划分固然要视其生卒年月而定，而作品划分却要以创作时间为根据。书画扇面作于1912年以前的应该都定为清朝扇。按照黄先生的算法，任立凡（1853—1904）和童晏（1857—1901，任薰弟子）皆于民国建元前去世，其作品当属清代无疑，而如吴昌硕（1844—1927）、高邕之（1850—1921）和陆恢（1851—1920）等出生早于任、童，只因晚逝了些年，便连其前期（民国建元前）的作品也一并摒弃于清代之外，显然不符逻辑（黄先生的算法或乃受《海上墨林》中画家划分方法的影响）。实际上目前拍卖市场上真正属创作于1912年前的成扇非常之少，在成扇专场上一般不会超过全部拍品的10%。拿北京诚轩今年春拍上拍的36件成扇来说，其中仅3件属于1912年前的清代成扇，分别是吴谷祥、王毓桂合作的《春深夭桃满树花、临白石神君碑》成扇（1.65万元），胡公寿的书画合壁扇（2.31万元），任薰、陆恢合作的《秋艳》、《婴戏》成扇（5.5万元）。

晚清是金石书画名家辈出的时代。大名家有赵之谦、虚谷、任熊、任伯年、吴昌硕等。他们的扇作价格虽高，但存世数量多，只要下定决心，普通藏家也不会产生渺茫难求之感。赵之谦目前的成扇成交价最高的是今年西泠印社春拍以55万元成交的《花卉、书法》，创作于1872年。历年在国内拍卖市场上成交的赵之谦成扇、扇面作品大约八十余件，扇面占了绝大多数，成扇仅十余件，所见的多数是花卉题材。据雅昌艺术网统计，到今年7月底，虚谷的成扇、扇面作品大约成交63件，其中90%以上属扇面作品，目前成交最高的成扇价格为27.5万元，此扇由上海天衡于去年春拍拍出，画一面是虚谷的紫藤金鱼，背面是俞樾的书法，虚谷的扇面作品题材常见花卉、金鱼、松鼠等。任渭长为海上四任之首，因其生前很少动笔，又加之其享年仅35岁，故存世的扇面作品较少，成扇则更稀见，市场出现的扇面作品真伪不计也未过百数，常见花卉作品，价格大部分在几万元，尚未见有超过十万元的扇面，今年上半年上海道明以7.15万元成交的《携琴访友》图扇面原为朵云轩藏品，此扇基本代表了他的扇面艺术风格。任伯年、吴昌硕的成扇、扇面相对存世数量较多，拍卖会上经常出现，精品也不少。今年上半年这两位大师的成扇都创下了新高，西泠印社推出的任伯年成扇《检书烧烛图》以82.5万元成为其最贵的成扇，北京匡时吴昌硕的《苏武牧羊》成扇以30.8万元成为吴氏今年最贵的扇子。

相对大家之作而言，名头略小而精品颇多的中等名家之扇，则价不高而欣赏收藏之价值不低。我曾在朵云轩的一次拍卖会上，以2420元（含佣金）的低价，拍得吴伯滔山水徐郙行书成扇。吴伯滔（1840—1895）名滔，能诗善书画，画山水苍秀沉郁水墨淋漓，无枯槁甜俗之习，而有自家面目。徐郙（1836—？）字颂阁，同治元年状元，官至协办大学土礼部尚书，亦工书画。此扇品相完好无疵，单面泥金扇面，鸡翅木扇骨。吴伯滔成扇作品不多，上拍的更少，很多人尚未关注其作品，目前拍卖会上成交的成扇最贵的也仅2万元左右。我还曾以1870元在其他拍卖行拍得任立凡山水人物扇，画面疏简而秀出尘表，左下角点缀人物一二，仅寥寥数笔而神态宛然，使人爱不释手。此外，我还藏有朱偁的金笺设色花鸟成扇（戚叔玉旧藏）、陈介祺篆书成扇、胡公寿金笺设色山水成扇、陶方琦书画成扇（《清史稿》“文苑”有传）等。胡公寿成扇、扇面作品存世较多，北京、上海、江浙一带的拍卖会上常见，上半年他的成扇成交价最高的即是京上面提到的2.31万元的书画合壁扇，他的扇作精品价格目前大约在三四万元，普通作品在万元左右。

小名家及无名书画家的精到之作更易觅取。从几百元到千余元，我收藏到吴楷金笺设色花鸟成扇2把（另面书法为莫瑞清和陆绍景，莫瑞清作品拍卖会上多数是扇品）、沙馥花鸟成扇、董耀山水蔡召棠行书（扇面为一面泥金一面瓷青绢）、顾麟士山水朱以增行书（朱为翰林与翁同和共事）、费以群仕女成扇、柳溪双面金书画成扇、童晏山水盛沅（翰林）书法、靳珏双勾水仙张炤书法、蒋寿人物、王树铭花鸟、叶古愚山水沈卫等同榜四翰林书法等。暇时展玩令人心旷神怡。

遇到清代中期书画成扇的机会要少得多，遇到之后也不一定能买下。中早期的名家成扇，如“清初六家”、“四僧”、“金陵八家”、“扬州八怪”、“西泠八家”等，无论是宫廷的还是民间的名家成扇存世量极少，偶见之，既便是扇面，其价已是非我辈所能承受的，比如香港苏富比今年春拍上拍了一件清初六家的山水扇面册页8开，估价仅28-36万港元，但是由于该件册页收全了清初六家的山水扇面，专题性较强，不易见到，最终以63.6万元的高价成交。而香港佳士得出自恽寿平之手的10开《南田草衣扇册》，更以76.32万元的高价成交。我只收藏这一时期的小名家作品，藏有朱昂之花卉行书等少数几把成扇。我友吴君有姜渔（笠人）所绘松鼠成扇，金笺设色，笔致生动而有古意，品相一流，使人生羡。又有一次在上海德康，见翁小海所绘灵芝灵龟成扇，泥金笺上大胆使用红、黑等浓重色块，十分精彩；另面为蓝灰色纸上高垲所作小行书，此扇底价8000元，而我嫌贵，略一迟疑遂失之交臂，至今让我耿耿于怀。1994年苏富比在台北推出的张学良定远斋藏品中，有不少名家精品。使我念念不忘的有汪承霈的梅花书法成扇（4.02万新台币），谈志尹蝴蝶青莲乾隆书法（7.5万新台币），潘思牧《赋别图》成扇（11.5万新台币），戴熙山水绢本或纸本成扇2把（34.5万新台币），钱杜《溪山清夏图》成扇（51.75万新台币），伊秉绶梅花书法成扇（48.3万新台币）等等。

清代早期的成扇几乎与明代成扇一样可遇而不可求。定远斋旧藏拍品中也仅有华新罗《观图》设色纸本成扇等不多几把。以馆藏书画扇有特色而自豪的吉林省博物馆，也仅有王翚山水图设色纸本成扇（和尚头棕竹扇骨）等寥寥数把。万一有幸遇到此类成扇，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即使限于实力无法购藏，也要仔细观赏一饱眼福。上半年香港佳士得推出了一件清初朱士瑛的《展卷对柳塘》成扇，估价20-25万元，惜未成交。

晚清时期 篇5

关键词：晚清,民国,教会中学,英语教学

一晚清教会中学的起步与发展

鸦片战争之后, 大量的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进行传教。一部分传教士认为, 创办不收学费的学校并且允诺给优秀毕业生推荐高薪工作可以有效地吸引大量的孩子前来教会学校学习, 之后传教士可以利用这些学校宣传基督教。在这种背景下, 教会学校在晚清时期开始起步。教会学校分教会小学、教会中学和教会大学, 本文所谈的英语教育主要是针对教会中学的。

由于历史原因, 欧洲传教士在中国开展的传教活动具有政治性、强制性, 加之基督教的教义与中国人传统以“天地君亲师”为尊的理念不符。因此, 教会学校开始招生很艰难。例如, 美国传教士李承恩在福州开办学校的时候, 第一年只招收到三个学生, 其中两个学生因不能顶住舆论压力, 很快就辍学了。传教士杨格非感慨:“要把福音传给这样的民族, 真的是太困难了。” (1)

招生困难使很多学校只能招收贫寒子弟入校, 但他们或是迫于舆论压力, 或是为了早日养家糊口, 往往在学习方面浅尝辄止, 或是过早退学, 或是稍通英文便到社会上寻求一份翻译工作。坚持学习的学生中有一些学习能力有限, 有人指出当时的教会学生“其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 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 亦不过货名价目与俚浅文理”。 (2)

随着一批批精通英文的学生从教会学校毕业之后, 他们良好的前途使教会学校得到了一些士绅的青睐。例如, 福州鹤龄英华书院的校长就坦言, 他们学校“能够吸引富裕阶层的子弟入学”。 (3) 据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的报告指出, 截止到1877年, 教会学校在华的数量已经达到了350所, 学生人数更是接近6 0 0 0人。教会中学培养了一批人才, 如文学家钱钟书、翻译家王佐良、红学家杨宪益等。

二教会中学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很多教会中学在开办之初就把英语教育放在重要的地位, 如1839年在澳门成立的马里逊学堂, 开办之初规定:“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 除要中国少年读中文外, 还要教他们读写英文, 并以此为媒介, 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传授给他们。” (4) 可以说, 英语在教会学校里拥有着重要地位。 (5) 因为传教士认为, “我们必须用英语教学, 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系统地接受我们的思想。我们必须要让他们知道他们需要英语,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进一步让他们接受上帝” (6) 。英语“可以作为感化野蛮民族的工具”。 (7)

在教学内容上, 教会中学的英语教学主要偏向于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低年级的学生要学会翻译简短的英语文章, 高年级的学生则需要翻译报纸上的时事政治文章。有研究者认为, 这种偏向于培养学生翻译能力的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造成学习效果大打折扣” (8) 。但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教会中学的学生能翻译英文时政文章, 说明这种集中训练学生翻译能力的教学模式是卓有成效的, 即使在今天也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在教会中学开办之初, 英语课本全部是由老师自己编写的, 学生所翻译的文章由外教来找。到了民国时期, 除使用各校自编教材外, 一些高质量的课本开始在一些教会中学被统一使用, 如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读本》、格里佩的《英文津逮》等,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会中学教学的规范。

教学方法上, 教会学校是晚清时期才在中国开办的, 很多老师是传教士, 学校采取的教学方式与现代的教学方式很接近。福州的鹤龄英华书院对低年级学生采取的教学方式就是用卡片教学, 如教motorca时, 老师手里会拿着一张画有小汽车的图片, 先念单词, 再给学生看一下小汽车的图片, 让学生加深印象。 (9) 一些老师会让学生表演情景剧, 通过这种方式加深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 (10) 每年的圣诞节, 外教还会邀请学生到家里开晚会, 每个学生都可以去, 但是晚会全程要用英文, 这也激励了不少学生努力学习英语。k

值得借鉴的还有教会中学针对后进生单独辅导的方法, 如福州鹤龄英华书院招收的学生都是12岁以上的, 与现在初一年级的学生入学年龄类似。如果这些学生考试不合格, 就必须单独参加夜间的辅差班继续学习, 直到及格为止。

三教会中学带给我们的启示

无论在什么时代, 无论在什么学校, 英语教学的一些特点都是共通的。晚清民国时期的教会学校虽然无法掩盖其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作掩护的实质, 但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教育目的。不可否认的是教会中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教学经验, 既可以借鉴他们的教学方法, 也可以学习对后进生的辅导经验。

笔者认为, 英文授课应该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抓起。以上海中西女塾为例, 从第一年 (一年级) 入学开始, 就教授英文;到第六年 (六年级) , 这些学生已经掌握基本的语法、能写基本的英语作文;到了第九年 (九年级) , 学生可以阅读英文名著。l这一能力在现在的英语教育中只有少部分学生可以拥有。

语言类学科有一个特点, 即越早培养某种语言, 就越能使该语言深入到孩子的脑子里。培养得太晚, 效率反而会降低。教育相关部门已认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各个小学已开设英语课程。但是限于师资等原因, 各小学多是到三、四年级才开设英语课, 从一年级就开设英语课程的小学少之又少。更为关键的是, 很多小学的英语课在学校领导和家长心里没有语文、数学重要, 这又决定了其教学效果是有限的。我校每年都要对招收的初一新生进行入学测试, 在数百名初一学生里, 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所掌握的单词量不到1 0 0个, 很多学生不能准确地读出所有音标。我校的中考成绩在昆明市名列前茅, 学生的基础尚且如此, 而那些边远落后地区的学生在小学阶段又能培养出怎样的英语能力呢?

当然, 教会中学的经验很多, 有些经验是可以借鉴的, 但仍有部分经验是难以借鉴的。比如, 一部分教会中学的英文课程由外教来教, 非英语课程也由外教用英语讲授, 当时的圣约翰书院、上海中西女塾都以全英语授课而闻名。教会学校给予我们的经验不止本文所述的这些, 笔者希望与更多有识之士加深这方面的探索, 从教会中学的英语教育中得到有益的经验。

注释

1 陶飞亚、刘天路.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5

2 陈学询.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上册)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3 朱峰.西方传教士与华人基督徒--清末福建美以美会内部争论述评[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 (3)

4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5 李良佑、张日昇、刘犁编著.中国英语教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8

6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

7 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8 张丹.探究民国时期教会中学的英语教学[J].兰台世界, 2015 (22)

9 福建省顺昌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英华在洋口[M]//顺昌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顺昌:福建省顺昌县印刷厂, 1993

10 福建省顺昌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英华在洋口[M]//顺昌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顺昌:福建省顺昌县印刷厂, 1993:89

11 福建省顺昌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英华在洋口[M]//顺昌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顺昌:福建省顺昌县印刷厂, 1993:90

晚清时期 篇6

“华裔观念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的文化壁垒。”[1]196闭关锁国政策将清朝的亿万臣民笼罩在一个暗淡无光的黑屋子之内,导致国人的眼光思维极其狭隘,无法认识到大洋彼岸发生的一切文明。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西方国家以极快的速度迅速实现了工业文明,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得到发展和解放。但是,处于封闭当中的清政府,却依然以“天朝上国”的身份自居,盲目自大,对外界文明的发展、世界格局的变化毫不理会甚至是毫不知情,臣民们对时势不闻不问,更不要说是与时俱进了,就像井底之蛙一样沉浸在天朝富饶无边、尽善尽美的黄粱美梦当中,认为西方列强依然是过去的蛮夷之族。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打破了清政府与世隔绝、闭关锁国的状态,我国步入近代历史的进程之中。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战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人们犹如从梦中惊醒一般,开始试图了解西方、关注西方,而到西方国家出国考察,成为人们了解西方的必经路径。魏源是在此期间士林风气的代表人物,其对清政府战败,对我国封闭的状态痛心疾首,评价说“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之所以战败,在于对外界不了解,固步自封而狂妄自大。经过理性思考之后,魏源等人提出向西方国家学习的观点主张,认为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确实是先进的,充分认识到了清王朝和西方国家之间客观存在的差距。在有识之士的共同推动下,逐步形成了一种“开眼看世界”的思潮,激起了人们到西方国家考察学习、亲身感受和体会外部世界的愿望“,开眼看世界”成为晚清出国考察思想的萌芽。

二、晚清出国考察的主体

1.文人。“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国家学习的主张本来就是由士林人士、文人学者提出的,文人知识分子成为晚清国民奔赴国外考察学习的先行者。比如,文人林鍼就是在知识分子中提出踏出无知、到国外考察学习的先行人物。其于1846年开启国外旅程,经过一年多的国外旅行和工作之后,于1849年归国。通过美国之旅,林鍼完全改变了对西方国家的旧有看法,认为国人“往日之坐井观天”,对外界的发展不了解,极大地阻碍了国民事业的开阔。此外,罗森于1854年去日本进行为期半年的考察学习,对日本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进行详细的了解,其所撰写的《日本日记》成为近代中国人所撰写的第一部日本见闻录,对国人了解日本的详细情况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自称为“江苏唐伯虎”的王韬,有着欧洲两年多的游历生活,对西方现代文明进行详细的考察,敏锐地发现了中西方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王韬归国后,主张向西方国家学习,试图“借法以自强”。

2.官员。政府官员是晚清时期出国考察最为重要的主体之一。政府官员有着更好的物质基础条件到国外考察学习,同时,相对而言有着较高的自身素质,有着较强的求知欲望、对西方文明和风土人情一探究竟的欲望,到国外考察学习的动机十分强烈。晚清时期,抱着考察西方文明、借鉴西方文明以图自强的许多政府官员出国考察,开阔了政府官员的眼界,让他们充分认识到清政府改革和向西方文明学习的重要性。1866年,清政府派出以斌椿为组长的考察使团,而使团成员之一张德彝曾经八次出国考察考察。使团出国考察学习的范围包括法国、英国、荷兰、瑞丹、俄罗斯、丹麦等11个国家,其目的是“将所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详细记载,绘图贴说,带回中国,以资印证”[2]1。有着十分明确的出国考察目的,在性质上完全是“观光”,只不过是必须将观光的相关情况通过文字、绘图等方式记述下来。使团的负责人斌椿所记述下来的日志《乘槎笔记》以及诗稿《天外归帆草》、《海国胜游草》,以及使团重要成员张德彝的《航海述奇》等,集中体现了本次出国考察考察的收获,记载了许多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物,对国人了解西方文明具有极高的价值。

3.科技人员和工商界人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将清政府装备落后的军队击打得溃不成军,而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失败,使洋务派清醒地认识到了先进兵器的强大威力。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秩序,洋务派将制造西洋兵器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内容。洋务派引进西方国家先进兵器制造技术与设备的同时,加大对洋务派中兵器技术专家的培养,比如徐建寅就是其中最为出色的洋务派科学技术人员的代表人物。清政府于1879年委派徐建寅到欧洲各国考察,从而开启了我国科学技术考察的端倪。其在欧洲考察的将近两年时间内,考察参观了80多个单位的200多项设备、工艺和管理办法,记录其考察情形的著作《欧游杂录》堪称专业的科技考察报告,同时也可称之为专业的考察欧洲的作品。已经被坚船利炮无情轰开大门的清政府,被迫和西方国家通商,为此,工商界人士出国考察考察成为了解西方国家商业、促进双方商业合作的重要路径。比如,李圭等人作为清朝商务人员的代表,于1876年到美国费城参加了第六届世界博览会,并且还开启了我国工商界人士的代表环球旅行的先例。李圭到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考察学习,并不是简单地进行观光考察,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强盛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科技文明等进行详细的了解,回国之后在原有记录的基础上著成《环球地球新录》发行了3000册,李鸿章为该书作序,欲获取外国知识的有识之士争相购买、借阅。

三、晚清时期出国考察的社会效果

1.促进了中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晚清时期的出国考察,有效地促进了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与发展,使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逐步从相互冲突的状态,发展到了整合与和谐的状态,促进了中国及中国人民、西方国家及西方国家人民之间的交流与往来互动。中国人给西方国家的最初印象是十分神秘的,西方人看见中国人就像看到一种“特殊动物”,中国人因此经常被外国人围观。比如,1866年,清政府以斌椿为组长的考察使团到达法国的当天晚上出门,法国人看见之后“皆追随恐后,左右围观,致难动履”[3]503,由此可见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人“以华人为奇观”的景象。清使团所到之处,被人们当作“奇观”而引起西方人的高度兴趣,并且所到之处均受到官方和民间的热烈欢迎,德国媒体将其称之为“中国天使”。英国媒体以最终报道清使团行踪为能事,还使报纸发行量剧增。总之,晚清时期的出国考察“,实现了中国与欧洲各国交往的历史性突破”。

2.推动了中国民众形成新的旅游精神。晚清之前,国人旅游习惯是喜静厌动,而受到晚清时期出国考察影响,促使我国民众形成了新的旅游精神,特别明显的是旅游精神中的积极进取、喜动的性格得以形成,改变了传统几千年来形成的旅游习惯、旅游精神,使国人对旅游有了更为真切的认识。国人的性格以内敛为主,此种性格导致人们对于故土十分怀念,一个人一生的感情始终是面向家乡故土的,对自己的家乡有着一种认同感,而在旅游的过程中难以融入当地的社会环境,也难以敞开心扉进行文化层面、精神层面的交流活动。正因如此,我国古代旅游以士大夫为重要主体,将山水旅游作为修身养性的重要渠道,将自己在旅游过程中融入自然、感受自然,将自然纳于内心。晚清时期的出国考察,促使国民从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转化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旅游性格,在内敛、稳健的民族旅游精神中加入了新的积极进取的精神,改变了传统的喜静好动的国民性格。长期以来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得到了转变,对人们远游的限制逐步减少。此外,在我国古代男尊女卑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女子很少参加到旅游活动中,而晚清时期出国考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主体就是知识女性。这些知识女性出国考察,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向传统的男尊女卑发起了挑战。知识女性到海外旅游,积极倡导女性教育,成为晚清出国考察的一个重要特征。

3.转变了国民的思想与行为方式。晚清时期出国考察带来了日常生活的变化,西方国家的各种生活用品、器物不断被带回中国,由此给国人的生活行为方式带来一定变化。随着出国考察的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对西洋事物不再十分好奇,甚至部分国人选择接受西方文化和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上海的部分民众从穿着打扮和行为做派均模仿西洋人,产生“崇洋”心理。部分国人喜欢外国饮食,郭嵩焘的日记当中就谈到了洋人的葡萄酒“酒味甘醇”。西方国家近现代交通工具被引入我国,促使我国现代交通的萌芽。晚清出国考察,较大程度上使我国国民在服装、建筑、交通、饮食等方面产生了重大变化,对人们的行为习惯和心理也产生了较大变化。生活行为方式的改变,外来文化思想的影响,也促进了我国国民在思想观念方面发生了变化,积极学习西方新思想、新风气。晚清思想界的先行者,将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鲜思想、模式、制度照搬到我国,希望满清王朝在较短的时间内振兴崛起,寻找适合中国发展的新思想、新经验、新道路,违背了客观现实,注定是失败的,但其所产生的良好社会效果,客观上促进了我国社会的发展。

摘要：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满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耻辱,促使国内有识之士到国外文明、西方经验中寻求救亡图存之道,由此兴起晚清时期的出国考察热潮,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转变了国人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

晚清时期 篇7

1860—1928年,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激荡起伏的社会变革。整个社会在外交、军事、经济、政治以及教育等方面都经历着一系列变化。在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氛围中,教育领域悄然发生着的变化,各种旧式书院逐渐被新式学堂取代,封建礼教文化逐渐被民主科学的现代文明代替。西方文化的传播促使外语教育迅速发展,特别是英语教育的发展。这段时期,英语教育的整体发展情况如下:在办学主体上,出现了民办、官办、教会三种并存的办学主体;在办学层次上,涵盖小学、中学、大学几乎所有现代教育的办学层次;在教学内容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兼容并进[1];在教学对象上,从精英教育向平民教育转变。这一系列的变革,既是被迫裹挟着发生的,也是当权阶级的图强革新。本文着力研究晚清至北洋时期政府主导的高等英语教学政策变化情况。

二、晚清时期的高等英语教学政策

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开办新式学堂,派出留学生。晚清政府颁布实施了新学制,在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的同时,积极推动了高等英语教育的发展。为了培养各种实用性人才,全国各地陆续兴办了一批新式的学校。这些学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培养翻译人才为主,以后发展为专门的外语学校;另一类以培养科技、军事人才为主,以后发展为实业大学。前者以洋务派于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为代表,京师同文馆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改名译学馆,被认为是高等英语教育的开端。后者的代表有天津电报学堂等,这类学堂绝大多数都以英语为主要外语课,其他课程也全部用英语讲授,是我国现代大学的雏形。

自洋务运动开设新式学堂以来,满清政府意识到单纯地模仿西方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中国教育的发展。1872年,在“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指导下,清政府开始派遣留学,主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这是中国近代首次官派留学。这一举措一方面促进了西方先进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培养出以工程师詹天佑和外交家欧阳庚为代表的人才;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英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晚清政府主导教育振兴,1902年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1904年又发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壬寅—癸卯学制”把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即初等、中等、高等阶段,又把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科划分为文科、理工科和医科。章程中提到的关于外国语教学的规定是:在三类学科中,外国语均为必修课,而且有“英语必习,兼习俄法德日之一”这样的说明[2]。高等阶段的文学科大学设中国史学、万国史学、中外地理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国文学、日本国文学九门。高等教育阶段还设有译学馆,并设英、法、俄、德、日文等科目,培养翻译人才。而此时高等学校英语课程的设置上有一些共同点:首先是英语课程的设置以社会的需要为基础。洋务运动时期英语课程以军事、技术工程为主,戊戌变法时期英语课程以商务和贸易为主。其次是英语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由语言到专业学习,由易到难。基础阶段为英语语言基本功训练,专业学习阶段则必须用英语学习其他学科。至此,“壬寅—癸卯学制”对晚清高等英语教学的指导作用可见一斑。

在对外交流上,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与晚清政府签订合约,开始实施“庚款留学”计划[3]。美国政府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美方实际损失的部分,用这笔钱帮助中国办学,并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晚清政府自1909年起每年向美国派遣留学生,1911年为了实施“庚款留学”计划又特别设立清华学堂,进行留美预备教育,清华学堂就是以后清华大学的前身。“庚款留学”既促进了当时对外交流的发展又完善了高等英语教育机构的设立。

三、北洋时期的高等英语教学政策

在这一时期,晚清政府时期开始的庚款留学继续进行,新政府又相继颁布了两次新学制来振兴教育,改革教学。

辛亥革命结束了晚清的最后统治,1912年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中华民国时期。1914年,美国实施庚子赔款的“二次退款”,全部退还庚子赔款余额,并于1924年组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管理这笔退款,“庚款留学”计划继续进行。“庚款留学”培养出一大批具备远见卓识的各类人才,他们留美学成后归国,积极投身于当时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各界的泰斗和学科的开山鼻祖,如梅贻琦、胡适、竺可桢等。

在国内的教育改革方面,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曾规定了一个学校体系,称为“壬子学制”。至1913年又陆续颁布了各种规程的补充和修改,构成一个更加完整的“壬子—癸丑学制”。这一学制规定:高等教育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预科三年,必修外语,并可兼修第二外语;本科三至四年,文、商本科英语和第二外语也为必修课。其中文学课程又分为八类:中国文学类、英文学类、法文学类、德文学类、俄文学类、梵文学类、意大利文学类和语言学类。1912年10月又颁布《专门学校令》将专门学校分为十类,其中一类为外国语专门学校。同年12月颁布《外国语专门学校规程》,规定外国语专门学校教授的语种为:英、法、德、日、俄五种[4]。新学制实施后的英语课程广泛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并且是英语和专业课程相结合,即专业课程用英语教学,这一特点在新式学堂颇为突出。

1922年11月,北洋政府又颁布新学制,即“壬戌学制”。这一学制主要是以美国学制为蓝本在中国中等教育阶段确立“六三三体系”,在高等教育阶段则取消大学预科、缩短教育年限。当时高校外文系的课程体系是在仿效欧美大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欣赏能力,开设的选修课也比较多,有利于学生广泛涉猎各学科知识[5]。非外文系为各系科一、二年级学生开设了以英文为主的外文课。其教学目标是:“在中学英语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阅读和翻译能力,为日后出国留学或就业创造条件。”[6]大一、大二英语由大学公共英语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主要在编选教材和教学实施上对公共英语教学进行指导。公共英语教学的开展使高等英语教育实现了从晚清精英教育到现代平民教育的转变。

这一时期的高等英语教育是在陆续颁布的现代新学制的指导下进行的。此时的高校英语教学有如下特点,首先,过于侧重英文读写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英文听说能力的培养;其次,过于重视英语文学素养的培养而忽视其他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再次,高等英语教学内容设置较前一阶段也更加齐全,英语文学类和语言学类课程并行开设。截至1928年,我国高等英语教育机构体系基本确立,即高等英语专门学校、普通高等院校英语专业和普通高等院校的公共英语教学部门。这一时期,在机构设置和学科设置上,为民国中后期以及解放后的高等外语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政策改革评析

晚清至北洋时期中国的高等英语教学事业在社会变革的混乱中探索发展,这得益于不同时期政府的总体规划和政策指导,也得益于不同时期政府抓住时机开展的公派留学。新学制及相关后续文件的陆续颁发在总体方向上引导着高等英语教学工作的发展,从具体的课程设置到总体学科体系的建立。然而,新学制中盲目照搬美国学制模式的做法,比如过分侧重培养学生欧美文学鉴赏能力而忽视培养学生英语实践运用能力的做法,使外语教学工作事倍功半、收效甚微。因此,结合国情与学情制定英语教育政策,借以规划相关工作的开展,才能真正促进我国高等英语教学事业的发展。

摘要：晚清至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高等英语教学领域发生系列变化,社会洪流的裹挟和政府的主动变革使高等英语教学不断向现代方向迈进。从这一时期新学制的相继颁布和早期公派留学工作的开展入手,考证分析此间高等英语教学政策变化带来的系列影响。

关键词：庚款留学,新学制,教学政策,高等英语教育

参考文献

[1]仇云龙.晚清外语人才培养特色及其当下启示[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2).

[2]崔燕.西学东渐与我国近代高校英语教育[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7.

[3]郭宗礼.19近十年来我国有关“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研究[J].历史教学,2007(5)

[4]李良佑,张日昇,刘犁.中国英语教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5]田利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语教育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7.

晚清时期 篇8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历史丰富, 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开始了外交活动, 这也为我国外语教育教学工作创造了一定的外部环境。从1861年到1895年, 清政府的洋务派发动了洋务运动, 也就是自强运动, 该运动的性质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当时英语教学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种是主要为了掌握英语而进行的一种教学活动, 还有一种就是通过英语学习从而能够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洋务运动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英语专业方面的人才, 提高了当时国内的英语教育水平, 促进中西方英语文化的交流, 为中国近代英语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本文所研究的内容因为涉及到很多历史方面以及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内容, 因此研究存在一定的难度, 包括资料的整理分析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虽然现在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和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 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的, 研究成果也不是非常的多, 我国现有的课程理论和国外相比几乎就没有, 相比国内, 现在国外有很多专业的课程理论用于教学工作, 但是国内却没有相关理论研究。

洋务运动时期英语课程的发展

1.教会学校英语课程研究

因为当时国内很多的通商口岸贸易往来的需要, 沿海城市很多的教会学校都开设了英语课程以及和其相关的课程, 包括英文书信以及司账簿事等课程。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 国内的很多教会学校就有了英语教学, 可是当时教会学校提供英语教学并不是为了向学生传授英语知识, 而是想借助英语教学来吸引更多的学生到教会学校中学习。鸦片战争过后, 我国外交开始走向世界, 英语就变得尤为重要, 一些通商口岸的城市为了贸易往来以及外交的需要通常都会在城市中设立英语教学机构, 向国人传授英语知识, 学校开设的英语课程包括:英文书信、算法等众多内容。虽然当时国内开设英语课程的教会学校并不是很多, 但是这些学校之间往往会针对一个英语问题进行争论。我国教会学校英语课程刚开设的时候并没有丰富的教学内容, 课程设置往往是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在后来英语教学全面发展的阶段, 课程中开始加入了更多的英语专业方面的知识, 课程设置也变得尤为丰富, 在教学过程中注重专业知识以及常用语言知识之间的融合, 促进了今后教会英语教学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丰富。

在1952年的时候圣约翰大学被裁撤, 这所学校从创立到被裁撤一共经历了73年, 在这段时间里, 从1879年到1905年圣约翰大学成功地从书院转变为大学。在圣约翰大学中, 所有学科的教学都是采用英语教学的形式, 这也就体现了学校英语课程设立的目的。学校设置课程内容并不能注重课程本身, 仅仅是关注课程的具体内容, 并没有重视学习者的体验和现实经验等因素。

2.官办学堂英语课程研究

京师同文馆是洋务运动中设立时间最长的一个官办学堂, 其在当时国内的影响非常大。学堂中的学生在学堂前三年需要学习大量的外语知识以及外国历史和地理等知识, 详细地说就是第一年学习外语专业知识, 第二年能够实现对外语句子的翻译等, 第三年需要学习外国历史和外国地理;第四年才开始学习一些外国的技术以及制造工艺等, 其中主要学习的就是数学和翻译公文;第五年继续学习数学, 同时还需要学习物理学;第六年开始学习机械原理以及航海知识;第七年开始学习化学以及测算等;最后一年开始学习地理以及天文等知识。在学堂中, 最重要的课程就是自然科学, 但是更重要的是外语的学习以及翻译能力的提升, 学生在学习的第五年中需要翻译外国书籍。

通过上述的课程设置我们不难发现, 京师同文馆在注重英语教学的同时还重视自然科学的教学, 但是圣约翰大学仅仅是将英语作为一种学习西方知识的工具, 京师同文馆能够将英语作为一种课程来重视, 但是两所学校的课程设置都没有考虑到学习者的现实经验, 他们都将课程作为一种教学的目标。纵观京师同文馆的教学设置, 可以看出其在课程设置等方面非常的严谨, 循序渐进, 按照客观实际进行教学, 可是过分地注重教学的目的, 仅仅是为了能够培养出政府所需要的人。

3.教会学校与官办学堂英语课程的比较

(1) 教材的选用

圣约翰大学和京师同文馆这两所学校选取的教材都是英文原版教材。虽然教材更加接近西方文化, 但是对于我国那些学生来说并不完全适合他们学习。对比我国现在的英文教材, 也还是存在许多这样的情况, 在学习语法的过程中过分强调原版教材的作用, 因此忽略了英语是需要运用到实际当中的。

(2) 教学语言的选用

在教学选择上, 这两所学校都选择了英语教学, 这样选择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和当时这两所学校的师资情况有关。当时中国师资情况是, 中国教师不能胜任语言教学工作也不能胜任西方语言教学, 所以学校只能邀请西方人来做教师, 除了语言课之外, 大部分课程的开设都是在英语基础之上的, 以英语为基础进行教学。目前我国在英语教学实践上取得了长足进展, 已经有许多学校开始尝试使用英语为基础的语言来进行教学, 培养出更多能够用英语进行教学的老师。

(3) 同时重视英语和专业课

这两所学校有个共同点都非常重视英语教学和专业课教学。在进行英语语言教学的过程中也注重西方教育目的, 这样英语就变成了专业课教学的手段。而圣约翰大学在进行英语教学的过程中, 也向同学介绍和传播西方文化。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还会学习西方专业课程。目前, 许多学校注重英语学习和专业课同时进行, 使得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也能通过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专业课学习。

洋务运动时期学校英语课程教学与教学方法借鉴

1.注重实践

在创办的洋务学堂里, 将英语教学和课外知识结合在一起的学校是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以前的作用是为总理衙门输送翻译人才, 所以京师同文馆身上肩负着为总理衙门翻译那些外国公文。因此, 为了更加高效的工作, 京师同文馆成立了专门的英语翻译班子, 专门为总理衙门翻译外国的公文电报等。和目前的教学模式相比, 以前的英语教学将理论知识和实际相互结合运用的方法是值得学习的。在现今的教学模式中, 很多教学都只注重课堂而忽视了课外的实践运用。也有一些学校在为学生提供多种实践机会, 这样学生在毕业以后就能非常迅速地适应工作, 从而在实践中发现新的领域。

2.注重口语

在洋务运动时期, 英语教学更注重口语。而在一些官方创办的学校中, 比如京师同文馆更是将英语课堂教学和总理衙门的对外翻译联系在一起。在京师同文馆中有这样一个规定, 每个外语馆必须要组成口译班, 而且每天都要有人在馆住宿值班, 随时听取总理衙门的召唤。就我国目前的教学情况来看, 英语口语的使用一般都在英语课堂上。收到的效果却不是很理想。因此老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营造英语氛围, 可以要求学英语专业的学生在与老师进行交谈的时候必须要使用英语, 这样才能提供学生的英语水平。

3.注意激发学生的上进心

对于官办的学校在学习英语上一般都采用物质奖励的方式来鼓励这些学生进行英语学习。在京师同文馆就有这样的规定, 如果有人能把西方书籍进行翻译, 那么就会得到一定的物质奖励。著名的改革家张之洞在湖北进行改革, 取消原来每月的固定金额, 取而代之的是根据学生的成绩来发放资金, 给予相应的物质鼓励。

参考文献

[1]魏兴才.京师同文馆的英语教育探源[J].兰台世界, 2013, (07) :78-79

[2]蒲妍洁.京师同文馆外语教学特色及启示[J].教育教学论坛, 2012, (34) :142-143

[3]王丹丹, 胡佳楠, 梁皓.洋务运动时期京师同文馆英语传播研究[J].兰台世界, 2013, (03) :30-31

[4]尹怡.试论英语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传播研究[J].兰台世界, 2011, (19) :34-35

晚清时期御前女官对当权者的影响 篇9

关键字 御前女官 宫廷政治 正统皇权

德龄，满洲汉军正白旗人，清末外交使臣裕康之女。1903年春，17岁的德龄随父回京，因其活泼天真的性格、老练的社交能力，深得慈禧的青睐。慈禧为了进一步了解西方，同时也便于与西方国家驻华使节的夫人们接触交往，将其留在身边，成为紫禁城八女官之一。深得西方文化熏陶的德龄因而有机会接触到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她希冀于自己首席御前女官的身份可以对慈禧太后施加可能的影响从而促成中国的政治改革。可是，在正统皇权巨大的威严下，德龄的路走的何其艰难。

一、御前女官影响宫廷政治的历史渊源

所谓女官制度是古代皇帝制度中后宫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女官大多是皇后属下佑治内事、分管众务的官属。她们的活动范围大多局限于宫廷，统辖后宫各色人等，并按照一定的礼仪、法纪办事，维护宫中等级秩序。虽然女官的活动范围狭小，却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　皇宫既是皇帝生活之处，又是全国政权决策的核心。在皇权专制的时代，皇帝集万权于一身，　这就为女官参与政治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女官作为与皇帝朝夕相伴的臣属，有机会以影响皇帝决策这种间接方式参与到国家政治当中。王朝时代女官制度为一大批女中精英提供了参政机会，而这种机会对发挥女性自身才能几乎具有决定性意义。

晚清时期，皇帝羸弱，最高统治权紧握在慈禧太后手中。从海外归来的德龄深谙中国的宫廷政治，敏感的意识到御前女官的身份就是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在首次觐见慈禧的路上，德龄就开始为以后而筹谋：“我听说太后有意要留我在宫里，若真是这样，我想我会对太后施加可能的影响，使她促成中国的政治改革。这些想法使我兴奋莫名，我发誓要为中国最终能走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而竭尽自己的一切所能。”而后，德龄如愿以偿的进宫成为清廷最高统治者的首席御前女官，但其无人可比的荣耀背后更有无人可懂的无奈。

二、御前女官对当权者艰难地潜移默化

德龄生于中国，长于欧洲，在日俄战争之际从国外归来。国难当前，慈禧却大权独揽，排斥异己，一味因循守旧，反对变法维新。满怀憧憬的德龄公主面对的是专横多疑的慈禧太后，一个开放西化，一个传统保守。两个思想性格截然不同的女性碰在一起，注定德龄的鸿途大志很难展开羽翼。晚清女官的职责是直接服务于当权者的内廷生活，各司其任，使宫廷有序。因而太后的生活服务是御前女官最重要的职责之一，这固然不算直接参与政治，但这却是封建社会特定条件下参政的一大途径。而且德龄因其精通外文得慈禧重用，在德龄近两年的宫廷生活中，慈禧接待外宾及外事翻译等涉外事务都会委以得龄，德龄也以出色的表现深得慈禧信任。德龄还利用朝夕相伴的机会将西方电灯、电话、摄影机等向慈禧推介，她都欣然接受，甚至在德龄的劝说下，同意卡尔小姐为其作一张油画像。

但一个“内”字，即明确规定宫中女官不得预闻朝政，女官职责不仅受到诸多限制，而且很多职责几乎成为空名。女官的权利是太后赋予的，必然深受太后的限制。在重重困难下德龄仍利用自己的身份之便接触到胸怀大志却毫无实权的皇帝。德龄看到这位皇帝见闻广博、志向远大却苦于没有机会施展，空有一腔忧国忧民的热情却不敢再慈禧面前流露半分，只得终日一脸严肃、死气沉沉。而早已垂帘执政的慈禧也是心机颇深，不仅亲命女官监视帝后的一举一动，严加防范任何外国人跟皇上单独接触的可能，而且对身边的女官也是重重监视，丝毫不得干预政治。宫廷的种种阴暗使德龄意识到慈禧的容忍范围仅限于西方物质层面的东西，不仅很难将自己的思想被慈禧所认可，甚至连阐述思想的机会都没有。在封建顽哦，固势力面前，德龄发现自己所能做的一切都是苍白无力的，若稍有不慎触及到利益集团的底线，连自己的处境都会变得非常微妙。

三、正统皇权思想钳制下的女官的悲凉

在整个宫廷之中，德龄做不到的事情，其他人也很难企及。这是因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我们决不能低估，更不能无视正统皇权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咸丰帝死后，虽然实行的是“垂帘辅政，盖兼有之”权力机制，但慈禧无疑占有新帝生母的更有利的地位。这种正统皇权代表着的政治优势，赋予了慈禧巨大的野心和不可撼动的权利。而后慈禧择立光绪为帝，也是为了继续以太后身份执掌朝政。同时这一安排，也决定了光绪日后的从属无权地位。这就说明德龄想要成就每一件事的前提都是必须赢得慈禧的支持。

德龄有情有义，率性而为，即得到太后宠爱，又获得光绪的信任。在与这位悲惨的帝王短暂的接触中为他的雄才韬略所折服，更是对作为帝师的翁同和钦佩不已。翁同和历道、咸、同、光四朝，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内政外交活动。作为一名大臣，他刚正不阿，清正廉洁，追踪时代，忠勤国事。目睹着清王朝统治江河日下，岌岌可危，他忧心忡忡。为了阻止和挽救这种危败之势，和德龄一样，他作了种种努力。利用自己帝师的身份，除了指导光绪熟读儒家纲常名教理论外，还诱导他读西书，关心现实政治，一手点燃了光绪维新变法、改革朝政的思想之火。在民族战争中，他力主抵抗外来侵略，洗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在内政方面，力主改革，整顿吏治，支持变法，企图以此来实现王朝自救。然而这一切深深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他的一番努力全都落空。他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不幸，而且也是民族的不幸和国家的悲哀。

“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　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当时清廷各级官员难以超越的时代局限和“皮肤”，　即被慈禧等人所掌控的封建专制制度、正统的皇权思想。正是这一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深层次原因，　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翁同和、德龄等人的失败。

尽管德龄等为了中国的未来、国民的幸福而坚持不懈的努力。但终究改变不了慈禧并非“中国近代政治改革的推动者”，而是“封建专制制度的顽固护卫者”这一残酷的现实。德龄等人的一番心血终究抵不过顽固守旧的封建势力。

1905年3月，裕庚因病到上海就医，电召德龄姐妹赴沪。两年的宫廷生活，使德龄看清了宫廷冷漠、阴森、险恶的一面。裕康病故后，德龄以“百日孝”为由果断地脱离中国宫廷。此时的德龄喟叹道“宫廷生活的吸引力，毕竟不能根除我在欧洲时所受到地影响”，其心里更是有说不出的苦涩。两年的御前女官的经历使她自己深深感到了自己在皇权主义下的渺小，这也许就是中国女官共同的悲凉。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薛福成.记咸丰季年载垣、端华、肃顺之伏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3]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5]（美）何德兰，晏方译.慈禧与光绪[M].上海：中华书局，2004.

[6]张研.原来慈禧[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7]沈渭滨.晚清女主———细说慈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晚清时期 篇10

一、晚清皇家藏书活动的衰落

晚清时期, 清政府可谓是内外交困, 无论是西方列强, 或是太平天国, 都足以让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 因此无论是在思想上, 还是在经济上, 清政府都不再关注藏书活动, 曾经盛极一时的“七阁”逐渐风光不再, 由于战乱、天灾、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七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毁损, 增加藏书已经是不可想象, 守书也变得困难重重。“七阁”建立之初是用以存放《四库全书》钞本的, 然而到了咸丰帝时, 完整的钞本仅剩下四部, 然而仅存的四部, 也未能幸免。1860年鸦片战争爆发, 英法联军入侵北京, 文渊阁所存钞本被付之一炬, 仅有少量卷册流落民间。太平天国起义中, 文宗阁与文汇阁所藏, 也被洗劫一空。文澜阁所藏幸得钱塘富贾丁申、丁丙出资收集, 但也只是部分。《四库全书》作为清代最为重要的古籍汇编, 它的损毁无疑是中国学术史上最为严重的缺憾。

洋务运动兴起后, 皇家藏书处的元气有所恢复, 一方面由于洋务派翻译局的需要, 除了经史类、文学类书籍外, 藏书处大量采购西方原版书籍, 其中关于西方政治、军事、经济、乃至于科学等方面的书籍占到很大比重。翻译局所翻译的新书, 也都会收藏其中, 以便皇帝阅览。但是所收录的新书, 远远比不上因战乱流散的数量多, 不过还是保留下了不少古籍善本。洋务运动引进了新的印刷技术, 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对藏书处藏书的需求, 机械印刷技术降低了图书印刷成本, 增加了图书复本量, 如果这些技术能够早一些进入中国的话, 那么《四库全书》湮失的悲剧或许不会上演。

二、书院藏书活动的变迁

书院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学术活动场所, 它不仅承担着重要的教育功能, 同时也是古代藏书活动重要的组成部分。清朝是中国书院藏书活动的鼎盛时期, 由于清政府十分重视儒家思想的教育, 全国书院的规模远远超过前朝, 因此在藏书活动方面, 也有十分显著的成果。晚清时期, 由于时局动荡, 书院逐渐失去了经济来源, 很多书院出现了难以为继的局面, 因此藏书活动一度中止。1898年光绪帝更是下令取消书院, 所有的书院被改建为新式学校, 因此书院的藏书楼也被相应地改为学校图书馆。书院改制, 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变更, 而更是一次系统性的制度改革, 并且增加了很多新的社会功能。随着西学的传播, 社会上涌现出不少新式书院, 以传授西方科学作为其教学宗旨, 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格致书院、广雅书院, 此类书院由于是新建的, 因此在制度上完全没有受到传统书院的束缚, 尤其是在学校图书馆的管理上, 明显可以看出近代图书馆的雏形。洋务运动时期, 书院藏书活动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复苏, 藏书规模以及藏书组织管理呈现出新的气象, 有明显向西方学习的痕迹。从规模上来看, 一些大型的书院藏书楼, 藏书可达万余册, 小型书院则会经常购买一些西学书刊, 以供学生和教师使用。书院是具有政府性质的, 因此藏书来源主要以“御赐”、“捐献”、“自购”以及自己刊印。江南地区巨商富贾众多, 且不乏藏书大家及乐善好施、热衷教育之人, 因此“捐赠”成为书院藏书最为主要的来源之一。

书院在藏书的管理方法上已经与传统藏书楼的管理存在很大的区别, 传统藏书楼由于几乎不对外开放, 因此并不需要系统性的管理制度, 而书院藏书楼已经具备了近代图书馆的功能, 因此开放程度较高, 迫使管理者制定出一套完整的管理办法。书院藏书楼管理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图书采购制度。洋务运动时期的书院已经不再专注于《四书五经》的研读, 越来越注重实用, 因此书院在图书采购方面制定了专门的法则, 从而在制度上确保西学书刊能够顺利地进入学校。如河南大梁书院所制定的《购书略例》中规定:“书籍期于有用, 上之研究性理, 讲求经济, 次之博通考据, 练习词章, 四者, 其大较也。”此外, 这一时期的书院管理者, 逐渐将图书视为学校财产, 书籍的借阅必须按照一定的流程, 尤其是一些古籍善本的管理比过去更为严格。如仙源书院规定:“书院书籍, 皆须盖用学印, 以昭信守。如有古刻珍秘之本, 阅者不得以近刻本换出, 如有更骛, 罚从夺牛。”第二是对图书进行分类编目管理。当时的书院都有一套比较系统的分类编目制度。按照传统分类, 书籍一般被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 此为一级书目, 其下再分为二级书目。如莲州书院的学古堂藏书, 经部下设十三经、易、书、诗、礼等十一个下位类, 史部下设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等十三个下位类。书院还会制作专门的书本式目录, 其中不仅包括书名、著者、还包括解题等内容, 对于读者而言, 查阅极为方便。这种分类法与近代图书分类已经极为接近。此外, 还有一种明见式目录, 也就是采用悬牌的方式, 将编目誊写后悬挂在书院门口, 已经被借阅的书, 也会在门口公布, 以避免其他的读者白跑一趟。第三是借阅制度。书院藏书楼相比于官方藏书楼, 其开放程度更高, 因此在借阅制度的制定上也更为详细。书院藏书楼的借阅制度, 大体上与现代借阅制度十分接近, 主要包括借阅期限、借阅册数的限额、阅览手续、外借手续、赔偿以及抄录等。此外, 在图书的清点、曝晒、修补等方面, 书院也都制定详细的规则, 并且由专人负责相关事宜。

近代书院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格致书院可谓是其中的代表。格致书院是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所创办, 书院内有专门的图书阅览室, 完全按照西方学校图书馆的管理模式。图书室内主要有科学技术书刊、英文报纸、各种科学仪器、相片等等。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天文、算法、制造、舆图、化学、地质、矿务等, 是一所全部以西学为教学内容的书院, 从本质上而言, 格致书院名为书院, 实则为一所近代西式学校。

洋务运动晚期, 以张之洞为首的保守派人士, 曾极力希望恢复传统书院, 提倡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理念。张之洞为了筹建广雅书院, 多次给光绪帝上折, 在他的努力下, 广雅书院维持了一段时间, 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衰落, 像广雅书院这样的旧式学校由于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必然被推出历史的舞台。

三、私人藏书活动的兴起

清代早期由于社会稳定, 经济发达, 加之统治者提倡读书, 因而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藏书家, 私人藏书在规模上也远远超过历朝历代。清末著名的藏书楼有浙江陆心源的“酾宋楼”, 浙江丁申、丁丙兄弟的“八千卷楼”, 山东杨氏父子的“海源阁”和江苏瞿镛的“铁琴铜剑楼”。清代早期的藏书家以收藏宋元刊本和旧钞本为主, 尤为重视版本。湖州陆心源就以“酾宋”作为藏书楼的名字, 以彰显自己所收藏的宋代刊本, 因而名噪一时。晚清时期, 由于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革, 私人藏书活动一度受到影响, 但是仍旧有很多藏书家坚持藏书活动。洋务运动兴起后, 南方经济有所复苏, 私人藏书活动再次兴起。民间藏书家一方面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官家藏书, 另一方面紧跟时代脚步, 开始收集西学书刊。此外, 由于西方机器印刷技术的引入和普及, 图书的复本量呈现出几何倍的增长, 私人藏书楼的重要性也大为降低, 已不再因为拥有孤本、珍本或是善本而继续“奇货可居”。不少藏书大家, 也积极转变观念, 开始关注社会利益, 向公众开放自己的藏书楼, 因此私人藏书楼出现了一个向公共图书馆转变的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 晚清时期, 英国人莫里逊曾创办过一个名为“莫里逊文库”的藏书机构, 莫里逊原本是伦敦《泰晤士时报》的通讯员, 先后在民国政府内担任政治顾问工作, 在华工作期间, 共收集各类文献6000余件, 24000余册。文献内容涵盖了当时中国、西伯利亚、南洋等地的政治、外交、法制、经济、军事、历史等方面的内容, 文献主要以汉语、英语、德语、俄语为主, 其他各国原版文献也有收录, 其中不乏珍本善本, 对于保存中国近代史料具有十分突出的贡献。起初, 莫里逊将这批文件藏在北京的东交民巷, 但是由于义和团运动, 因此转移到肃亲王府, 后又在王府井租赁了一块场地, 用以安置文献。1916年前后, 莫里逊准备回国, 当时欧战形势极为严峻, 不便携带, 因此莫里逊决定出售这批文献。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总裁井上准之助闻讯后, 与三菱财团巨头岩崎久弥商议后, 决定共同出资收购这批文献。经过反复磋商后, 莫里逊以3.5万英镑的价格, 将这批文献全部转让给日方收藏家, 岩崎弥久于1924年出资350万日元, 在这批文献的基础上成立了“东洋文库”, 并且成立了系统性的研究机构, “东洋文库”在日本学术界享有盛誉, 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有着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藏书活动, 随着清政府的衰亡, 官方藏书逐渐被学校藏书与私人藏书所取代, 私人藏书在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中, 逐渐变为公共图书馆, 对于近代文化思想传播产生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万香英.西学东渐对晚清藏书文化的影响[J].江西图书馆学刊, 2009 (2) .

[2]张树华“.戊戌变法”与我国开放式藏书楼的产生[J].北京图书馆馆刊, 1999 (1) .

[3]朱黎明.中国藏书文化基本理论的形成与发展[J].江西图书馆学刊, 2008 (3) .

[4]夏白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与图书馆事业有关的出洋考察[J].大学图书馆学报, 1998 (1) .

[5]王红.从藏书楼到图书馆[J].兰台世界, 2005 (3) .

[6]曹之.古代藏书楼封闭之原因刍议[J].图书馆论坛, 2003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