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留学生

晚清留学生（精选10篇）

晚清留学生 篇1

如果把近代中国人留学史比作一首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交响乐,那么留美、留日、留欧等具体留学活动则是构成这首交响乐的各部华彩乐章。其中,由于受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因素影响,彼时的“留学”概念已不仅是体现“留居国外学习”的基本含义,其内涵与表现形式更为丰富,从而反映出近代中国人求学域外活动的多样性。在晚清中国人留学教育中,奉天学子“留学”哈尔滨便是这种多样性特点的突出例证,并深刻揭示了其时中俄教育交流的复杂性特征。

一、晚清奉天学子“留学”哈尔滨的历史基础

作为极度重视殖民扩张的国家,沙俄从16世纪始便在亚洲疯狂扩展领土。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侵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至19世纪末,步入工业化时期的俄国决意通过修筑铁路更加牢固地控制远东领土。由是,从1891年起俄国开始修筑一条贯通整个西伯利亚的铁路,至1916年始告完成。在修筑铁路的进程中,俄国为节省开支及方便侵略中国,决定在修建东段路线时采用从赤塔穿过中国东北直抵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方案。1896年6月,沙俄诱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获得了在中国东北境内修建中东铁路干线的特权。此后,沙俄又胁迫清政府相继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章程》等条约,获得了修筑中东铁路支线及经营的特权。

中东铁路的通车为沙俄侵略中国东北创造了便利条件,同时在客观上刺激了东北尤其是黑龙江经济的发展。在修建过程中,大批俄国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护路军、工人,以及从事各类生意的商人纷纷涌入中国东北,于铁路沿线附近的各个城镇聚集,尤以哈尔滨为多。至1911年时,俄侨人数为73635人[1]1。俄侨数量的激增及沙俄拥有的中东铁路特权,使哈尔滨在事实上脱离了清政府管辖,俨然成为俄国在华的一块“飞地”,“一切要政商务均归俄人把握,自东三省交涉局总办以及其余中国官商皆俯首帖耳毫无主见”,时人讽曰:“黑龙江省有一俄人独立地在名曰哈尔滨。”[2]

中东铁路的修筑与哈尔滨等沿线附属地的建立,促使其时其地的教育得到一定程度发展。为解决俄侨子女的就学问题,中东铁路管理局陆续在哈尔滨等地开办了大量学校,攫取了当地的教育权,并将其作为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手段。据《东省特别区十九年度教育年鉴》记载:“在路线之内南至长春,北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沿站设立男女大小学校多至四百余所。学校俄制也,课程俄文也,教师俄人也,专以教育俄人子弟,储备侵略满蒙之急先锋,华人子弟则根本上无插足之余地。中东路局复于局内特设学务处,专司其事,所需常年经费完全由路局拨付,年约一百二十余万元,其文化侵略之猛进正方兴未艾时也。”[3]996与此同时,这些学校也接纳了部分中国学生就读。由是,当时中国学生到哈尔滨的俄式学校就读被国人视为一种间接的“留学”方式,进而为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选派官费学生赴哈尔滨学习奠定了基础。

二、晚清奉天学子“留学”哈尔滨的历程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选派奉天学生赴哈尔滨的活动始于1911年。为发展中俄商务关系,促进商贸活动开展,赵尔巽与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商定,由哈尔滨男子、女子商务学堂致函奉天提学司请求选送学生,再由提学使从奉天选派一定数量的男女学生分别送入两所学校就读,一切费用均由官方承担。

奉天选送学生赴哈尔滨学习的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在社会各界上引发巨大反响,奉天当地学生积极踊跃报名,“自顾投考者甚多”。为保证所选学生质量,奉天提学使卢木斋设定标准严加遴选[4]。国内大报《申报》亦关注到此事,并迅即发布报道。经过一段时间的选拔,赵尔巽最终确定先行选派20名男学生赴哈尔滨男子商务学堂留学。1911年9月初,奉天提学使卢木斋委派提学司科长汪翔等人护送学生前往哈尔滨。临行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将选送的学生召入总督府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训勉,并以《尚书》中的“协和万邦”之语劝勉学生应与俄国同学和平相处。继而,提学使卢木斋为选送学生召开欢送会,以八条规范训诫赴哈学生[5]。

9月8日早上,留哈学生一行到达长春。当日下午3点,留哈学生乘坐专车抵达哈尔滨。中东铁路管理局副局长阿法纳西耶夫、《远东报》社长史弼臣、商务学堂男女监督以及数十名男女学生前往车站迎接。在车站举行的简短欢迎仪式气氛热烈。欢迎仪式结束后,阿法纳西耶夫在车站附设的西餐厅延请留哈学生一行。晚上7点,吉林西北路分巡兵备道兼滨江关监督李家鳌召开晚餐会,邀请留哈学生一同赴会。

9月9日,中东铁路管理局副局长阿法纳西耶夫在铁路工会召开音乐欢迎会,李家鳌、汪翔等官员及留哈学生均一应赴会,铁路公司交涉代办处全体人员及商务学校的教师、学生也应邀前往。此外,还有部分中俄新闻记者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参加此次欢迎会。欢迎会至下午2点结束后,史弼臣又于3点在其住宅召开欢迎会。晚上,《远东报》报社的中国记者还在公园召开晚餐欢迎会,并在席间考验留哈学生的学业程度,结果“均极优秀”。

9月10日,商务学堂又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除学堂全体教师与学生参加外,另包括留哈学生寄宿家庭的主人。会议结束后,校方将留哈学生分派入各寄宿家庭,这些家庭的主人均为中东铁路管理局工作人员及商务学堂教师,具体安排如下表所示:

上述寄宿家庭是从16家申报者中挑选出来的,主要为留哈学生提供看护、饮食、洗衣、沐浴等服务,每名学生每月的寄宿费用为30卢布。

为表示对中东铁路管理局妥善安排学生的感谢,赵尔巽特致函管理局,内称:“顷闻派赴哈埠留学商务学堂华生二十人,抵哈之时,蒙贵国大小文武官员备极欢迎,殊深感佩,今各生留学商务学堂,吸收贵国文明教育,将来必于两国商务上获利匪浅。”[6]19

20名留哈学生在入住寄宿家庭之后不久,便开始了在商务学堂的正式学习。1911年9月14日,商务学堂监督对留哈学生的学习方式与课程内容进行了安排。由于留哈学生均不懂俄语,不能随班听讲,所以由学堂聘请一名外语教师,每日专职教授留哈学生俄文俄语课,每星期合计有30小时的课程,待一年后再行分班。就在20名男学生入学后不久,奉天方面又派遣了10名女学生进入哈尔滨女子商务学堂学习“各种商业科学”。但由于部分学生年龄较大,不符合学校要求,因而被遣回奉天。于是,赵尔巽又选派了几名年轻学生前往哈尔滨。至此,奉天选送的“留哈男女”学生已全部入学。

至民国初年,虽然国内政局发生巨变,但奉天学子“留学”哈尔滨的活动并未中断。这些学生依然享有地方政府提供的优待政策,如假满返校时会有教育部门职员沿途护送。只是在1915年,因受地方行政经费缩减影响,留哈学子的津贴与杂项费用遭到官方大幅削减。奉天留哈学子的学业成绩极为优秀,在1913年6月举行的合班考试中,5名男生和3名女生被评为最优等,并获书籍等奖品,其余诸人成绩亦为优异,均可进入高级班与俄国学生一同学习[7]。

三、晚清奉天“留哈”学子的历史影响

“留学”哈尔滨的奉天学子受所学专业及留学目标决定,毕业后进入商界及从政者颇多,取得了突出成绩,并对当地的政治、经济具有重要影响,中东铁路管理局、东省特别区政府中的许多行政人员,均为哈尔滨商务学堂的毕业生。

铁双恒毕业后进入中东铁路工作,历任中东铁路稽核局专员科长、稽核局局长,还曾任苏联驻华大使馆商务处图书部主任。来自辽中的张国臣(张国忱),毕业后曾任东三省交涉总署参事兼交际处处长、督办中俄会议事宜公署咨议、奉天镇威上将军府咨议,1926年9月起任外交部特派察哈尔交涉员,1928年任京师税务监督。此后,又历任东北保安司令部秘书、东省特别区教育厅厅长。1931年东北沦陷后,他随东北军入关,任天津市财政局长。原籍辽阳的董天真,毕业后进入政界工作,曾于1926年受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局指派,进入由中国人组成的哈尔滨自治临时委员会成立的估捐委员会担任委员。1927年,董天真又因办理警务卓有成效得到北洋政府表彰。崔春煦曾任中东铁路监事会稽核局长。邹尚友在民国初年任东三省交涉署通商处处长、中俄会议商约专门委员,1927年改任驻苏联黑河、海参崴总领事,同年调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秘书,1931年起历任中东铁路理事、哈尔滨党务特派员、天津市政府秘书等职,1935年任驻新西兰代理总领事。抗战期间邹尚友调任外交部亚西司司长、驻土耳其公使,抗战胜利后改任驻阿富汗公使等职。孙炳青于1929年4月由外交部任命为署理驻庙街领事,同年11月改任署理驻黑河总领事馆副领事。

在这批留哈学子中,关鸿翼的经历可谓最为特别。毕业后,他又进入哈尔滨法政大学深造。由于精通俄语及商业法律,结束大学学业后其被委任为中东铁路理事会俄文秘书。1926年,关鸿翼因兼任估捐委员而成为哈埠知名人士。同年,他以4000卢布收购原《松江日报》后自创《哈尔滨公报》,并任社长。1928年5月,关鸿翼就任察哈尔省交涉署署长,年底卸任后再度出任《哈尔滨公报》社长。1937年,因《哈尔滨公报》与《国际协报》、《滨江时报》合并为《滨江日报》,关鸿翼改任新报社理事会理事。1945年8月,在苏联红军军事管制下哈尔滨市政会成立,他就任副市长[8]71。

当然,也有人站在了历史的反面。如在“九一八”事变后,李绍庚在哈尔滨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小松原道太郎大佐的推荐下投靠日本侵略军。1935至1945年间,他曾出任伪满洲国交通部大臣、伪满洲国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伪满洲国外交部大臣、伪满洲国驻南京汪伪政府特命全权大使。抗战胜利后,李绍庚被国民政府逮捕[9]253。

此外,奉天留哈学子亦在俄语教育、翻译著述等中俄文化教育交流活动上有不凡业绩。铁双恒曾出任山西私立铭贤学院俄文教授,以及黄埔军校第22至23期教育处外文室军荐二阶外文教官。张国臣(张国忱)曾在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担任俄文教师,后又成为北京文化大学俄文教授。崔春煦曾充任东北大学俄文系教授兼主任,主讲俄文及翻译等课程。原籍沈阳的曲秉诚毕业后长期从事俄语语言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曾于1921年5月20日与陈兆尧、赵均仁等一道组织“方言学社”,该社总部设在哈尔滨,以“精求学术,砥砺品行,发扬翻译界之真精神,交换现时代之新知识”为宗旨。此后,曲秉诚还积极从事俄文著作翻译的工作,如曾翻译出版《文艺理论教学大纲》、《俄罗斯人民的口头创造》等。1947年,身为长春大学副教授的曲秉诚出任俄文系主任,新中国建立后他又任东北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同样生于沈阳的张明哲,曾任武汉地质学院教授,著有《地质类俄语词典》。苏世铎曾翻译出版了苏联切尔诺夫著的《砖烟囱》,于1957年由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发行。

参考文献

[1]马蔚云.中东铁路与黑龙江文化:中俄(苏)关系中的中东铁路问题[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2]哈尔滨中俄近状[N].盛京时报,1906-9-10.

[3]谢岚,李作桓.黑龙江省教育史资料选编(上编)[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4]满洲新闻·奉天·奉省选派留俄学生[N].远东报,1911-7-20.

[5]本埠要闻·详志本埠中俄欢迎奉天选派学生事[N].远东报,1911-9-10.

[6]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哈尔滨史志丛刊(增刊5)[M].1983.

[7]留哈俄商务学堂学生之进步[N].盛京时报,1913-6-20.

[8]张福山.哈尔滨文史人物录[M].1997.

[9]哈尔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哈尔滨市志·人物附录[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晚清彩票狂潮 篇2

1898年底，刘坤一批准成立广济公司，在上海发行“江南义赈彩票”，首发10000张，每张售价5块银元

吕宋票的消失使中国的彩票市场出现了空白。维新人士借此机会指出彩票虽具善意之名，但有敛财之嫌，应该大力禁绝。1899年，淮河发生水灾，广东商人庞乃銎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提议发行彩票以筹赈款。刘坤一为晚清朝野内外举足轻重的重臣。当年，慈禧太后决定废除光绪帝位，满朝文武面对浑身发抖的光绪一声不敢吭，惟有刘坤一上奏朝廷，言:“若有废立之事，则两江义民，必起义愤。”及至1900年清廷向各国宣战，电令南方各省封疆大臣率军北上，慈禧太后亲自告诫刘坤一:“中国大地，南北相倚，不可歧贰！”而刘坤一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湖总督张之洞答曰:“此乱命也！”刘坤一留在晚清历史中的名言是:我这颗头姓刘！刘坤一宣布他的头脑只属于自己，因此他不在乎任何禁绝彩票的呼吁之声。1898年年底，他批准成立了广济公司，在上海发行“江南义赈彩票”。“江南义赈彩票”首发10000张，每张售价5块银元。此后，因为有两江总督的支持，广济公司严禁他人“入侵”彩票业。声明如有违反者押送官府“严究”，于是得以独霸整个江南的彩票市场。

彩票令广济公司财源滚滚，许多公司纷纷参与。每到彩票开奖之日，“众人心怦怦而突动，意摇摇而不安……”

淮河的大水退去了。无论两江地区是否还需要赈灾济穷，彩票已令广济公司财源滚滚。上海租界里的洋人“贸易”来到中国，岂能坐视巨额利益擦肩而过？于是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彩票公司，令整个十里洋场天天都有开彩中彩。1900年4月，开始发售彩票的和济公司是洋人在上海成立的第一家外商经营的彩票公司，首发彩票10000张。5月，洋人经营的太德山公司成立，它自称为天下最大的彩票公司。果然，其首发彩票达到了30000张。令中国东部沿海各通商口岸都可见到从上海售出的彩票。购买者从店员到医生，从摊主到道士，社会各行各业无不跻身于彩票之中。到了开彩之日，更是“众人心怦怦而突动，意摇摇而不安；一无所获者戚然神伤，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偶中大奖者贫儿暴富，挥霍于花天酒地之中。”为了遏制洋彩票在中国空前的泛滥之势，为了阻止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源流入外人钱袋，1901年4月，上海租借工部局下令取缔所有外商彩票公司。但是，正如史书所载:此风一开，势不可挡。国人的广济公司和洋人的彩票公司已令各省督抚发现，彩票无疑是一个无需任何投资而来钱最快的好生意。于是，在洋彩票消失后，中国各省督抚在1901年一年中，批准发售了200多种彩票。这些彩票面世时的名目可谓五花八门。其中，最奇特的要数妓女界发售的彩票了:谁中了头彩，可以把最漂亮的妓女娶回家；而如果妓女自己中了头彩，则可以赎身从良。不久，浙江爆发洪水导致瘟疫流行，有一知名女子发行“美人券”，舍身救济浙江灾民。言:谁中了头彩，无论“老少贫富，粗细妍媸”，可立即成为她的丈夫。“美人券”一出，国人为之惊骇，有人说此举“几等买卖人口”，还有人说由此可见上海闺阁、青楼“望夫”者多矣。而对于那些争相购买“美人券”的男人，人们则说，无从判断其到底是“好德”还是“好色”？还有一苏州女子，被称为“江南一枝花”，不知拒绝了多少痴情男子和富家子弟的求婚。但在一次百年难遇的灾荒年，竟提出:谁得头彩，她便嫁给谁为妻。重奖之下有勇夫，一个月后，一个名叫李鉴清的秀才仰慕美人多年，未了心愿，听到这一消息，便倾其所有买彩票，到后来竟把家中惟一值钱的五间房子都卖了，然而也未能中奖。此女为他的真心所动，竟然也嫁给了他！

1901年，李鸿章下令在上海成立普济公司发售彩票。陕西、安徽巡抚紧随其后，这时，中国各地零乱的彩票开始齐聚大上海，大规模发售

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湖总督张之洞等清廷位高权重之人都被卷入了彩票业。而两江总督刘坤一更是每年等着广济公司“报效若干”。1901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直隶为受灾最重的地方，李鸿章下令在上海成立普济公司，发售“顺直义赈彩票”。陕西巡抚岑春煊，安徽巡抚王之春紧随其后，在上海发售“山西义赈彩票”和“协助秦晋义赈彩票。”这时，中国各省零乱的彩票开始齐聚上海大规模发售。因各省彩票纷纷抢滩于上海，上海本埠的广济公司开始四面受敌。面对广济公司的不满，李鸿章不动声色地告诉刘坤一，普济公司“出自本爵阁督部堂奏明奉旨办理”。在李鸿章看来，彩票一如他在中国创办的电报、航运、兵器制造等其他行业一样，皆为“官督商办”。他的道理是:“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要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商力的确不足以使发售量日渐增大的彩票全部售出去，而《辛丑条约》所签订的中国巨额赔款此时又被清廷分摊给了各省，怎么办？两湖总督张之洞的解决之道与京城宫里的太后和皇帝一样:摊派。在张之洞辖内的两湖地区，凡发行彩票，知府必须买500，知府只有再令每县必买50张。知县接着将彩票逐街逐户吃“挨售”，哪一户不买就会被“关入衙门”。史书记载:一人因日子稍丰，被摊派到两张彩票，而他只愿买一张，结果被抓到知府里。知府大人对此案判决如下:买两张，再罚两张！虽有人在报上告诫张之洞:“虐民之太过，终有违抗之一日，”但张之洞与刘坤一一样，他可以任由文字说三道四，该干什么仍要干！于是，两湖每到彩票开彩之日，依然顶戴花翎云集，官服锦衣簇拥，繁盛之景令人难忘。

此后，中国的彩票在吕宋票绝迹仅4年后，从江南长驱直下，越过南海，居然还发售到了马来半岛和菲律宾、文莱各国。

留德学生与晚清军事近代化浅析 篇3

一、晚清留德教育的缘起

清朝凭借武力取代明朝问鼎中原, 为了加强统治, 对军事十分重视, 规定京师驻军“每月分期习骑射二次, 习步射四次”, 骁骑营“每月分期习射六次。” (1) 随着清王朝的日趋没落, 八旗、绿营也随之走向衰败。与此同时, 西方在工业化的推动下, 进行了军事改革, 使得军事力量得到极大提升。从16世纪起至19世纪初, 西方军事得以实现重大军事变革。西方迎来火器时代。西方军事力量取得的重大变化并没有对日趋腐朽的清政府产生任何影响, 其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无法自拔。清政府依旧施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对外界的快速发展一无所知, 以致有对中国军队发出“如果我们以敌人的身份来到这里, 整个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2) 这样的评价。西方列强利用其军事改革的成果“坚船利炮”来征服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 极大地刺激了清政府, 为了抵御外来侵略, 便开始追踪西方的先进军事理念。由此拉开了晚清军事改革的序幕, 并于18世纪6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目的的改革运动——洋务运动。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便是派遣留学生出洋学习。

19世纪六七十年代, 德国经过三次王朝战争, 完成统一, 从而一举成为欧洲的主要强国, 其军事力量在欧洲大陆更是无可比拟, 引人瞩目。而德国在战后急需扩充军火市场的想法正好迎合了清廷急于实现军事近代化, 创办近代化军队的要求。由此德制军火大批进入中国, 随之而来的是德籍教习在华剧增。但随着大批德籍教习入华, 矛盾也在日益加剧, 因为德国并非想帮助中国实现军事上的强大, 而是出自德国在华扩大利益这一意图。随着德国对华的侵略野心日益加深, 势必会影响两国“合作”的初衷。在种种因素之下, 派遣留学生赴德学习便成为军事改革的另一道路。

二、留德学生的派遣

首批留德学生为李鸿章所派, 共7人, 为卞长胜、朱耀彩、王得胜、杨德明、查连标、袁雨春、刘芳圃, 均为天津海防各营游击。1873年, 李鸿章聘任德国都司李劢协来华指导炮队, 因其在华期间的卓越表现, 悉心教导, 使得“炮队操法日臻娴熟” (3) 、“三年以来, 颇有成效” (4) , 于是在其任期届满回国时, 安排其代为照料淮军武弁出国事宜。继卞长胜等7人留德之后, 第二批德国留学生从天津 (北洋) 武备学堂产生。1889年, 段祺瑞、商德全、吴鼎元、孔庆塘和滕毓藻5人随德国教习、普鲁士炮队下级军官瑞乃尔赴德。在派遣陆军学生留学的同时, 还有一些技术人员和兵工专家被派赴德国学习军事技术。1879年, 因购买外洋兵轮, 李鸿章派军事技术专家徐建寅赴欧洲考察各兵工厂。1890年, 吴陆、毛殿英、洪振坤3人赴德监造订购火炮、同时兼学炮务。另外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 清廷也鼓励官绅出洋和贵胄留学, 如荫昌于1877年派遣赴德国陆军大学学习军事学。

在第二批留德学生的派遣之后, 派遣陆军生留学的举措趋于停滞, 一方面是因为中德关系的变化及国内的戊戌维新,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甲午战败, 促使国人将留学的重点转移到日本, 仅有少数学生赴德学习, 留德教育陷入低潮。1890-1896年, 共10人随出使美、俄、英、法、德五国大臣出洋学习。 (5) 1895年, 总理衙门派遣4人赴德学习实业。1896年, 同文馆选派4人赴德学习语言。1899年, 永祜被选派赴德。1901年, 清廷发布广派留学的上谕, 鼓励学生出洋留学。1902年, 清廷再次发布上谕命令各省督抚选派学生留学西洋, 一改之前地方请奏的局面。自此各省派往赴德留学的规模不断扩大, 尤以江浙湖北为多。1903年, 京师大学速成科的陈经邦被选派赴德学习语言。张之洞从陆师学堂挑选张一爵、解朝东、倪谦、吴保锷、高孔时、刘祖尧、李均南和缪庆禧8人赴德学习陆军。端方以阎海明为监督, 从湖北各学堂挑选锦铨、杨祖谦、李人铎、吴连庆、善明、宾步程、陈箓和马德润8人留德学习实业, 其中陈箓中途改至法国。1904年, 江南学堂杜云、王鄂等12人 (6) 赴德学习陆军;武昌各学校王相楚、周大椿等10人 (7) 在詹贵珊的监护下赴德。锡良选派21人赴德。1905年, 京师译学馆派5人分赴德、英、法、俄4国留学。周馥以李寿言为监督, 选派3名步兵赴德留学。1906年, 袁世凯从保定速成学堂选派5人赴德, 两湖师范学堂的胡均和左德明也被派赴德国游学。1907年, 德国柏林东文大学聘请4名中国学生前往教授汉语。1911年, 浙江选派20人分赴德、英、法、比4国学习实业。

三、留德学生与军事近代化

1876年, 李鸿章派遣淮军武弁卞长胜等7人赴德学习军事, 其“遍赴德国各厂局军营及炮台兵船, 切实考究, 以增益其所不能” (8) 。但由于多方原因, 这次派遣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但“小试其端, 具有远谋” (9) 。除杨德明身故外, 其余在归国后均被分拨至淮军、练军各营, 充任德操教习。北洋武备学堂炮兵科学生段祺瑞、商德全等5人归国后, 也受到重用。段祺瑞、滕毓藻被委任为天津军械局委员。段祺瑞于1891年调赴威海随营武备学堂充任教习, 1896年调赴小站编练新军, 且被破格提升为炮兵统带兼炮兵学堂总办, 其后担任北洋第三、四、六镇统制, 并兼任北洋武备学堂监督、保定军官学校总办等职。当时北洋所有练兵章制、战法操典“半由其手订” (10) , 其后参与编订了《训练操法详晰图说》, 更成为北洋新军编练的兵法操典。商德全归国后被调至威海建造炮台, 传授枪炮操法, 成为新式炮兵的缔造者之一, 编练新军时担任营制炮兵帮统兼任左翼重炮队领官, 后任清河陆军第一中学堂总办、江西混成协协统。吴鼎元委任为新军第五镇统制。孔庆塘任云南普洱镇总兵。

除这两批留德生之外, 第二批船政留欧生中的陈才瑞赴德学习鱼雷制造, 归国后在其指导下设立了鱼雷车间, 并成功制造出鱼雷和水雷。刘步蟾于1880年赴德国监造舰船, 并研究枪炮及水雷技术。1882年再次赴德国协驾“定远”号等舰船归国, 后充任“定远”舰管带。军事技术专家徐建寅赴欧考察期间, 写下《阅克鹿卜厂造炮纪》一书, 其中详细介绍了克虏伯炮的生产流程和检验钢材的试验报告, 系统描述了克虏伯炮的型制构造、使用和保养方法, 并附带新型大炮的图样, 这对后来中国仿造克虏伯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综上而观, 晚清的德国留学生对中国军事近代化的贡献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和教育层面, 技术层面仅简单的涉及新式武器装备的引进和应用, 如火炮、新式舰船、鱼雷技术等等。鸦片战争的爆发, 使得国人开始注意到西方的“坚船利炮”, 从而逐步以新式火器代替以刀矛弓箭为主的冷兵器。德国完成统一, 其陆军战力之强、火炮之精开始备受瞩目, 由此将引进武器装备的方向转为德国。“德国陆军枪炮操法最为擅长, 近来水师铁甲兵船亦日新月异”、“据称, 德国陆军甲于天下, 而步队尤精于马炮各队”等等评价使得学习德国陆军成为一时风气。1868年, 淮军成立炮队19营, 购置克虏伯后门四磅炮114尊。在筹划建立近代海军时, 先后购入克虏伯炮700尊及先进舰船。清末编练新军, 袁世凯新建陆军中的炮队几乎全部采用克虏伯炮。在引进先进装备的同时, 中国生产近代化武器的水平也得以提升, 如1893年中国就能够仿制1888式毛瑟枪, 湖北枪炮厂也于1894年制造出克虏伯炮车、炮弹和炮架。教育层面仅是引入西方操法和设立军事学堂。军事学堂的设立, 是晚清军事改革中唯一的亮点, 它的建立促使军事留学教育从“现役军官”转向“学校学生”, 这一转变是军事近代化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 因为注重军人素质的培养和提升是军事力量转变的关键, 也是构建近代军事力量的基本要素, 官兵素质的改造是军事近代化的基础。

中国的军事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化的先导, 是近代化发展的倒推, 它始自于西方列强四处扩张、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背景下。这一认识历程实质上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缩影, 留德学生作为军事改革初期的实践者, 有力的推动了晚清的军事变革, 对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作用不可忽视。

摘要：在中国近代史上, 留学生曾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登上历史舞台。这一群体产生于救亡图存的意识之下, 出自挽救统治危机的需要。近代化是传统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 其中的军事因素尤是。作为“师夷长技”的标志性方法, 军事留学首开其端。德国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完成统一, 其军事力量雄踞欧洲, 这给力求通过军事改革, 实现军事近代化的清政府以希望。于是留德教育得以展开。通过派遣学生赴德留学, 对晚清的军事发展带来了深刻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军事改革, 有助于实现军事近代化。

关键词：留学生,德国,晚清,军事近代化

参考文献

[1]赵尔巽等撰.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 1977.

[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M].上海:三联书店, 1995.

[3]顾廷龙, 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安徽出版集团, 2008.

[4]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 (二) [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5]徐健.晚清官派留德学生研究[J].史学集刊, 2010 (1) :72-79.

晚清文学的命运 篇4

文学最能表达一个时代的民族情绪。在晚清文学里，“文学”紧跟政治，还停留在传统里，或“应帝王”或“载道统”，表现为一种“政论性”。为了检视形形色色的晚清民族主义，作者为自己张开了一个广义的文学之网，从中发现了“甲午前的官僚民族主义”以及在此概念下“民族自我意识”受到刺激的活动群体。

然而，在那时的“民族自我意识”里，国家主权观念尚未确立，还是天下观的泛民族主义情绪。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之中有位先行者，走出了天下观，他就是徐继畬。

徐著《瀛寰志略》一书，以“瀛环”称世界，瀛即大海，瀛所环者，列国也；《瀛寰志略》，列国志也。“瀛环”一词，有点海权的意味。

他将“瀛环”分为欧罗巴、亚细亚、阿非利加、阿墨利加四州，其中，欧罗巴州最强，亚细亚州最大，而中国仅居其一，为亚细亚第一大国。

“瀛寰”之中，最大者俄罗斯，最强者英吉利，它们对中国威胁最大，而最有希望者为“米利坚”，打败英吉利，自立于世，他希望中国向美国学习，打败英吉利。

就这样，联美抗英，一个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地缘战略思想萌芽了。

此种思想，在汉语世界前所未有。“天下为公”的理想，在中国还停留在话语，而华盛顿却将它坐实；儒生神往“三代之遗意”，心动而已，可华盛顿却使它成了国体。

因此，书一问世，招来非议一片，就连好友也批评他失了“夷夏之大防”，混淆了内外有别的“春秋大义”，而他们大都倾向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倾向性，就是那时的官僚民族主义。

作为两次鸦片战争以及中法战争的产物，官僚民族主义在思想文化上，对当时的民族主义运动，几乎就没有什么贡献，除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外，再就是“西学东源”说，成为洋务运动的文化心理上的支撑点。

因此，作者指出：“鸦片战争以后至甲午战争这一时期的文学，无论雅俗，均无特别值得称道的成就。”更遑论促进晚清文学转型了。

而晚清文学转型之始，应该是１８９５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这一年，在天下观里挣扎的中国，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新表情。

作者以梁启超的“新民”说，作为释读民族主义新表情的切入点，并把它作为晚清文学转型的标志性概念。同时，他还指出了梁启超的“新民”与现代性的矛盾。

梁启超“作新民”，寄希望于小说。他认为，小说“这种文体具有不可思议的‘支配人道’的魔力”，“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小说的工具价值，恰好适应了“作新民”的需要，所以，他提出小说界革命，推动晚清文学转型。

其实，这种过于工具化的理性，正是儒家的思想原则，本身不具有现代性，当然也有违小说的本质。但这是那个时代的娇宠，民族主义优先。

晚清留学生 篇5

赴日留学生相当部分是官费留学, 这些官费生在日后中国的政治与社会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时人说清末“各地咨议局人员, 所留日法政生, 大半为此等速成生”[1]53。从清末立宪一直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时期的军政要员以及其他领域都有留日学生任职, 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 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政局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例如, 宋教仁、王宠惠、章士钊、江庸、王揖唐、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汪精卫、胡汉民、戴季陶、张之本、张君劢、张继等。留日学生在近代的政治与社会领域里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因此, 清末的日本留学史, 兼有文化史和政治史的双重意义。

一、民族主义与社会舆论的兴起

“这么庞大的人群汇集在日本各个城市, 大多数又难以进入正规学校接受严格的教育, 日本人的恩施态度和民族歧视, 以及日本强国的示范效应, 都使得留日学生中民族主义情绪的培养与发酵格外强烈。”[2]399虽然留学生来自中国各地, 但未来的革命中心广东、湖南、江苏、浙江诸省的学生最多也最具代表性。中国人的传统纽带同乡观念与民族主义融合, 大部分留学生首先与本省人集会结社, 革命组织招收成员和作报告都是过设在东京的各省同乡会进行, 于是同乡源与民族觉悟融合在了一起。1906年后美国首先免除了庚子赔款以作中国学生留美之用, 优秀的中国学生前往欧美, 只有很不合的才来日本, 同时中国人对在东京所受教育的质量也越来越不满。中国的革命组织基地设在东京, 留日学生对日本与中国而言都逐渐成为产生动荡、不满和行动的重要源泉。留日学生对近代中国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向国内民众传播新思想。他们以日本的首都东京为活动的中心, 通过创办和发行宣传革命的刊物以及其他的活动, 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知识, 号召民众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前, 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出版的进步的宣传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刊物多种, 比较著名的有《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 这些刊物, 它们的主旨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唤醒国人, 启迪民智, 宣传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揭露帝国主义的凶恶的本质以及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号召全体国人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奋斗。日本的首都东京成了宣传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这些进步的刊物被留日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传入国内, “唤醒了国人, 也震动了清廷官吏”[3]181。

为了进一步扩大对于革命的宣传, 孙中山在《民报》创办后不久, 专门召开会议, 研究扩大革命宣传的事宜, 他号召留日学生以国内的省为组织单位, 创办地方刊物, 宣传革命思想, 号召国内民众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 推翻清政府的黑暗统治, 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在这期间出版的刊物, 比较著名的影响比较大的有《复报》、《云南》、《鹃声》、《汉帜》、《秦陇》、《晋乘》、《晋话》、《河南》、《四川》、《江西》等, 革命思想传至国内各省, 民族主义与社会舆论的影响日益在中国社会普及。不仅如此, 1904年以后历次铁路风潮的发生与推进, 1908年地方咨议局的设立, 也都与留日学生掀起的政治宣传与舆论导向有相当关系。为数甚众的留日学生在1908年后迅速填充到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各职能部门中, 推动着清末的立宪改革, 也使得立宪改革日益激进, 充满了变数。

二、国内革命运动的组织与发动

留日学生的留学活动, 是革命的温床, 这一点已是海内外众多研究者的共识。留日学生因其异国遭遇, 而有异常强烈的革命愿望和革命要求以及反对外来侵略与压迫的坚强意志。拒俄运动发生以后, 在日本的国民教育会多数成员回国, 他们试图通过武力手段对中国腐败的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随后, 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纷纷建立, 这些革命势力联合其他的进步势力, 借机发动武装起义, 推翻清政府的统治。1904年由黄兴领导的长沙会党起义, 是影响较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在这以后, 日本政府颁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条例明确指出, 要对在日留学的学生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检查, 禁止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禁止集会、结社, 书籍报刊均要接受检查。留日学生群起抗议, 原来推动留学生来日本的各省同乡会和出版物马上又煽动他们退学以示抗议, 于是大批学生归国 (人数在2000左右) 。

留日学生回国后, 积极参加活动, 组织革命的力量, 发展同盟会的成员, 培养革命的领导和骨干, 不仅组织动员青年学生、秘密会社, 还深入到新军中进行革命动员。1906年萍浏醴起义是在湖南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的推动下发生的。皖浙起义是由浙江省留日学生徐锡麟、秋瑾发动的。1907年, 邓文、孙武等人在东京建立共进会。后来, 共进会的成员在国内的其他地方成立了类似的革命组织, 他们并肩战斗。黄兴积极从陆军中发展革命力量, 330多名士官生有100多名成为同盟会员。

在1907—1908年期间, 在四川发生的多次起义以及发生在两广、云南边境的六次武装起义, 起义的发动者都是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员组织、策划和领导的。1911年的“三二九”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与成员也多是留日学生。湖南留日学生中学习军事的为数不少, 他们直接渗透到新军中去掌握领导权, 如余钦翼、曾继梧、王隆中。蔡锷 (广西、云南) 、程潜 (四川) 、仇亮 (山西) 、石陶钧 (清廷陆军部) 等留日学生也同样在新军中占据了一定的职级与兵权。辛亥革命中各省纷纷独立, 新军倒戈支持革命, 拥护共和制, 与留日学生的作用也密不可分。

三、晚清铁路风潮与辛亥革命的爆发

我们再以四川铁路风潮这一最终导致清代王朝国家覆亡的政治运动与革命为例, 来看晚清政治变迁与留日学生群体有什么样的关联。保路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保路同志会和川路特别股东会的骨干成员。

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川路特别股东会主要负责人简况:[4]505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出, 留日学生多充当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角色, 与铁路有切身利害关系的绅商是股东会的核心成员。如果只是绅商在牵引清末的政治改革, 则立宪运动的成功几率会大上几分。但此时激进、革命的留日学生填充到各个省的各个名利场所, 宣扬民族主义与反清革命, 激进的革命情绪裹挟着逐步革除弊病的清廷官僚系统, 一同汇入急进并急躁的以省为单位的革命洪流当中, 终于使得集权王朝国家的中央机构权威扫地, 王朝国家瞬间倾覆。留日学生以新职业群体的现代社会分层方式得到培训, 却联合同乡、省籍的地方情感, 终于以革命的破坏面目和省籍主义的分裂形式毁掉了传统国家, 使得清代以后中国政治的国家整合与政治进步格外困难。

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 清朝不断在内外交困的挫折中遭到削弱。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的曲折转型, 不仅表现在中英、中法、中日、中国与八国联军间的对抗战争中传统国家的节节败退上, 还表现在传统统治机制与官僚机器的日渐失效与失控上。民族主义的产生, 一定是异族入侵所激发出的自身的屈辱与无力感的外在表现, 但留日学生在异国他乡所遭受到的种种困窘与羞辱, 举国愚昧的反西方与反洋教和最终招致的八国联军侵略, 日俄战争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清廷却宣布中立, 如此众多的被侵犯事件, 使得接受了新知的留日学生变得异常激愤。留日学生不见得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生发的根本原因, 但留日学生所编译的书籍与报刊, 使得清末中国的社会舆论形成, 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有了更为清晰、集中与明确的表达, 民族主义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影响更加显著地表现出来。

留日学生不仅宣传民主革命与反清思想, 还成立革命团体, 从事在日本与中国国内的革命暴动与政治暗杀活动, 留日学生是清末革命的温床。简单地判定王朝国家的覆亡是留日学生导致的观点并不恰当, 但留日学生的作为, 注定了清末的立宪与改革, 或者说通过改革的方式实现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的目标一定会失败。社会舆论与民族主义, 革命团体与政治暴动、暗杀, 加上多数只有政治热情而欠缺专业技能训练的留日学生充斥到各级权力机构, 改革必定会被蠢蠢欲动的革命所摧毁。虽然留日学生对推翻清代王朝国家功不可没, 但民国时期各省的各自为政与分裂、军阀战争、一波又一波难以平息的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名分裂中国政治与社会的政争, 都展现了留日学生破坏性的一面。

参考文献

[1]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上册)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1.

[2]费正清, 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 (下)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 (一) [M].北京:中华书局, 1961.

晚清军歌发展初探 篇6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起义, 后建立太平天国。不管这支农民军被怎样定义, 其产生的部队歌曲却应算作军歌, 比如《天国起义在金田》、《天军带来太平春》、《金田起义传天下》、《洪杨天下在象州》等歌曲1。这些歌曲不仅反映了农民军的心声, 同时也鼓舞着他们作战的勇气, 壮大声威。

而在清军内部, 曾国藩自创浅白易懂的各种军歌来教士兵们传唱, 《水师得胜歌》2、《爱民歌》3, 浅白的歌词特别适合士兵记诵, 同时对将领们又常告诫, “行军应以不扰民为第一义, 要严管兵士。”4曾国藩治军还编写过很多军歌, 如《陆军得胜歌》、《解散歌》5等, 用朴素通俗的韵文写作军事条令和军人守则,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创举, 对于从地方上招募上来的士兵来讲, 文化基础差, 而如此通俗的歌词便于他们接受。这样做不仅有助于统帅意志在广大官兵的意识中扎根, 也有利于在部队中普及正确的军事知识。而此时, 从日本取学并引进的日本军歌对我国近代军歌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取学于日本并引进日本军歌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的1869年, 萨摩武士随英国军队学习军乐, 他们认识到军歌与尚武精神之间的关系, 创造了大量的日本军歌以振奋民心, 宣扬尚武救国的精神。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更促进了日本军歌的创作, 征清第一军司令官、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1895年6月发行的《大东军歌》题词, 写的就是中国古语以壮军声。而用汉文作序的鸟尾小弥太, 所述更为形象:时闻嘹亮之声、铿锵之响起于吾军, 怒者益怒, 振者益振, 如山崩、如潮涌, 吾兵突前, 敌军辟易矣。乃知有军歌之于战阵。其效过于后援者也。6

若论日本军队士气的养成, 军歌实在起了很大的功效。日本军歌不断的创作也为留学生传入打好了基础。留学日本或流亡日本的中国人看到的是日本国民浓郁的尚武精神, 想到的是日益衰败的祖国。他们创办报刊、组织学生运动、创设组织等期望引起更多爱国的人士起来救国, 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尚武的精神、国家与军队的关系、军国民教育之类的词汇。清末国难深重, 军乐引进是因为其在日本尚武精神的衬托下显出巨大的精神力量, 留学生引进军乐并应用, 指望其像在日本一样能起到鼓舞士兵作战的勇气, 这种羡慕之情在日本表现的更加明显。

蔡锷 (署名奋翮生) 连续发表《军国民篇》7一文, 以实行军国民主义为救国方针。标举日本音乐教育情况作为示范:日本自维新以来, 一切音乐, 皆模法泰西, 而唱歌则为学校功课之一。然即非军歌军乐, 亦莫不含有爱国尚武之意。听闻之余, 自可奋发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

留日学生壮游曾在《国民新灵魂》里赞叹日本的国民精神并提出中国人应具有的民族气节:“异哉!吾祖国之民乎, 我闻从军悲不闻从军乐也, 美哉!彼欧西之族乎, 但祈战死荣不愿生还辱也……狭苍短兵相接处, 杀人如草不闻声轻快拙速, 吾爱之矣。”8作者指出我国国民的从军悲、彼国的从军乐, 大肆宣扬为国战死光荣的思想, 语调激昂, 振奋人心。

从留学生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到日本国民实实在在的并让中国人赞叹的尚武精神:“兵士都戴了礼帽, 一队队的都向那边过去, 不一时只听炮号一声, 军乐三奏……恰是那步兵的兵士方在那里行礼, 都举着枪听那乐队手吹号, 那兵官都骑着马擎着刀, 那乐队手吹号已毕, 只听那总兵官唱了一声口号, 那兵便一队队都向后边退去, 步兵退后又来了炮兵, 炮兵后又来了骑兵”, 见此情景, 他沉吟道“我自来了日本别的事业不见与我们中国大差, 只有那尚武的精神是我国着实不如的”。9

他们也认识到了日本的尚武精神与军乐的紧密联系, 由此, 军乐被列为一种向国人鼓吹尚武精神的有力武器。1903年留日学生匪石 (陈世宣) 在《中国音乐改良说》一文提到应以日本为榜样, 因其引入西洋音乐“常能鼓吹国民进取之思想, 而造国民合同一致之志意”, 并大肆宣扬其“军乐兼及于学校, 庆应塾者, 学校之原动力也, 校中起居坐止皆以军乐盛之至矣”。10

留日的曾志忞1903年在《江苏》杂志上刊载他编辑的《练兵》、《海战》11等歌曲的词曲谱, 其中《练兵》的歌词写到:操场十里闹盈盈, 铜鼓喇叭一片声, 龙旗飞动当中一座演武厅, 小炮连声乒乒乓乓乓, 大炮连声轰轰轰轰轰。

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歌词的口语化, 语气激昂, 任凭谁唱起这样的歌都会有种大敌临近、同仇敌忾的心理。

1904年, 曾志忞在《音乐教育论》一文中又指出“音乐者, 一足以慰军士之疲劳, 二足以忠军士之规律, 三足以鼓军士之勇敢。”12以呼应“养成尚武精神, 实行民族主义”的军国民教育。

1904年留日学生秋瑾去横滨访友, 路遇为征俄士兵送行的人群, 看到送行者“每到一个停车场, 都有男女老幼, 奏军乐的、举国旗的迎送。”她一面赞赏“日本的人, 这样齐心, 把军人看得如此贵重”, 于是军人“都怀了一个不怕死的心, 以为我们如果不能得胜, 回国就无脸去见众人”, 另一面也在痛心“我中国的商人, 不知羞耻, 也随着他们放爆竹, 喊万岁”, 因此“又是气愤, 又是羞恼, 又是惭愧, 心中实在难过”13。

三、日本军歌的传入简介

清末时国内军队所唱军歌主要有三个来源, “一是沿袭前代旧作, 保存成果甚少;二是利用民歌和曲牌;三便是大量利用来自日本的军歌和学堂乐歌。”14传进来的曲调, 填以适合我国民唱的歌词, 形成新的军歌。同时期传入的还有日本的学堂乐歌, 因为日本的军歌与学堂乐歌有很多相通之处, 所以传进来的学堂乐歌中也有很多军歌。

带着血腥杀气的日本军歌如此强硬、霸气, 拿来为我所用, 能看出两点变化:第一是曲调, 变化在节奏拍数, 有的从2/4拍变成4/4拍, 有的把相同音高的音变成一个音, 这样使歌曲避免了拖长从而更显紧凑, 适合行进中的演唱, 如由《凯旋》、《勇敢的水兵》改编的歌都有这样的情况;第二, 从填入的新词可以看出, 适合汉语的节奏, 并与时事相结合, 反映了创作者们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思想, 更多的是启发民众的尚武精神与爱国热情。

晚清时期军歌的发展随着日本具有尚武精神的军歌传入而变得丰富、立体、多彩起来, 正是由于当时历史的特殊性, 使得军歌的发展脉络也如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耐人寻味, 构成了近代史上一道特殊的历史风景。同时, 军歌的发展也为中国近代军乐史增添了新的活力。

摘要：中国的军乐历史悠久, 其中军歌最为引人注目。鸦片战争后, 军歌的发展因外来西式军乐的日渐融入而有诸多变化。本文主要考察晚清时期日本带有尚武精神的军歌传入对中国军歌的影响及军歌发展的简要脉络, 以期对中国近代军歌发展研究有所帮助。

关键词：晚清,军歌

晚清民初溺婴问题探析 篇7

一、溺婴行为盛行的区域

溺婴行为在各大洲的群体中均有发生, 在古罗马, 溺婴就是很普遍的现象。有外国学者指出, 早在伊斯兰教崛起之前, 阿拉伯半岛上的部落就有溺婴的习俗, 溺婴不分男女。在中国, 溺婴一般多溺女婴。春秋战国时期, 民间就有“产男则相贺, 产女则杀之” (《韩非子·六反》) 的事情发生。元代人郑文和在《郑氏规范》中称:“世人生女, 往往多淹杀”, 反映了此时溺女婴的普遍。

晚清以来, “民间溺婴之风日炽”, 溺婴行为的区域主要盛行在南方地区和华北地区, 各地的程度也有所不同。

1、南方地区

苏、浙、川、湘等省都存在着溺婴的陋俗, 而以福建、江西最具有代表性, 并且呈现出普遍性、严重性的特点。江苏扬州“有贱女之习, 产者辄恶之, 而贫民尤甚, 于是相率而焉”。浙江诸暨, “一见为女, 立置死地”。湖南衡阳, “贫民生女, 力不能举”。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在其《闽中新乐府·水无情》中抨击闽中溺女婴的陋俗, 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福建溺女婴现象的盛行。福建一省, 无论富贵或者贫穷之家, 均涉及“溺女之事”。地处江西北部的彭泽县“溺女一事, 不知起何自年代, 相习成风, 不以为怪”, 即使是经济文化一向发达的省会南昌也存在溺弃女婴的习俗。

2、华北地区

当时华北四省几乎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溺女之风。《华北新闻日报》曾就160位50岁以上的妇女进行调查, 发现她们溺杀的女婴占全部出生的女婴的30%左右, 一名妇女杀死自己的女儿甚至超过11个。山西“初生一女, 犹或冀其存留, 连产两胎, 不肯容其长大, 甫离母腹, 即坐冤盆”。有的家庭即使第一个生的是女孩, 也会将其溺弃。溺杀女婴的手段比较残酷, 各地溺女的方法不同, 有将刚出生的女婴丢入河湖、池塘中溺毙者, 也有的地方将初生女婴用被子捂死用破布等物将口鼻堵塞使其窒息而死, 最普遍的作法是由接生婆或生身父母将女婴按入水盆淹死。但由于风俗已长, 人们早已忽视了其残忍性。

二、溺婴盛行的原因

溺婴作为一种陋习, 在当时盛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灾荒、战乱导致贫穷是溺婴的一个重要原因。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以及回民起义, 一连串的大小战乱之后, 人民背井离乡, 造成大量农田无人种植, 荆棘塞道, “民气萧条, 溺女之风尤甚。”一系列的战争赔款使得清政府财政更加拮据, 人民遭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 负担更加沉重。贫苦人家现有人口都难以维持, 再添女婴, 生计愈加艰难, 无可奈何只能忍痛淹毙。朱德在他的《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写到:“母亲一共生了13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 无法全部养活, 只留下了8个, 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另外, 近代各种自然灾害频繁, 波及面十分宽泛。“丁巳奇荒”, 饿殍载道, 溺女或弃女婴者“所在皆是”。加上当时并没有有效地避孕措施以及节制生育的观念, 家庭不得不把溺婴作为一种减少口粮的手段。

陪嫁之风奢靡导致溺女婴进一步发展。光绪《永嘉县志》记载:“奁资盛而溺女”。婚嫁崇尚奢靡, 这一风尚使贫穷人家和富裕之家都害怕陪嫁伤财。贫苦人家可以解释为养活不起, 那么富贵之家溺婴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奢嫁之风的盛行。由此可见, 奢嫁是富家溺婴的根本原因, 也是贫苦人家溺女的主要原因。这种奢嫁这风到了清末更加变本加厉。山西“一百钞、一百大洋, 四身衣料贡丝缎, 二百个喜饼, 二百斤面”, 如此高额的嫁妆费用, 下层劳动人民甚至一般的地主阶层也“力所不及”, 所以“生女者多不举”。

性别歧视是溺女婴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性别歧视主要表现为男孩偏好或者重男轻女, 这是长期以来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纲常伦理制度决定的。中国古代生男称为“弄璋之喜”, 生女则为“弄瓦之喜”, 反映了社会对男孩的重视。另外, 父系制度意味着男性在财产继承、家庭延续、家庭权力结构上的统治地位, 而女性的价值主要由生育子女的能力尤其是生男孩的能力来评断。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引起了对女孩的种种歧视, 忽视等现象。因此, 在这样的社会里, 男性婴儿就得到了有力的保护和照顾。一旦抚养婴儿的成本提高, 或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降低时, 女婴就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三、溺婴造成的危害

首先, 溺婴导致全国男女性比例严重失衡。这是溺女所造成的一个最直接、最普遍、最持久, 因而也是最具危害性的严重后果。由于溺女前代有之, 积年有成, 所以近代人口结构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男多女少”、“男灾女荒”畸形发展的状况。根据清末民政部门统计, 宣统元年全国22个省, 凡男性298912582人, 女性163415760人, 男女性比例为121.7:100, 即平均每121多男子中将有21个人没有妻子。社会性别机构严重失衡, 从而影响人口的再生产, 也容易产生新的人口恶性循环。

其次, 溺婴引发了一系列的恶劣婚俗。近代社会中有些家庭固然以生女为累赘, 但女儿毕竟是自己亲骨肉, 不忍将其置于死地, 变通之法便是“己先抚育”, 待“童年即与人订婚, 未及婚姻, 即送至夫家养之”, 时称之为“童养媳”。这对于女家不仅省去了必需的生活费用, 于男家则既“可以济婚礼之穷姿夕无娶费之难”, 又获得了一个廉价的劳动力和生育工具, 实在是一桩对双方男女家长都有利可图的事情。故而与溺女之风相对, 收养童养媳之风在近代也颇为风行。童养媳的大量存在, 加剧了人口性别比例矛盾, 产生诸如典妻、借妻、转婚等社会丑恶现象, 败坏了近代社会伦理及社会风气。

最后, 溺婴加固了人们的重男轻女思想和传统的宗法观念。溺婴非常盛行, 已成风习, 人们对此现象也见怪不怪了。这样, 溺婴的盛行就使得重男轻女思想长期以来无法破除。重男轻女思想依然支配人们的头脑, 陈腐的陋习和观念互为因果, 盘根错节。直到现在, 一些农村为了二胎是男孩, 进行非法胎儿鉴别, 不得不选择堕掉已怀孕三四个月的女婴, 这种现象的存在不能不说与溺婴有一定的相似。

总之, 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溺婴并没有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解体而完全消失, 直到现在个别地方仍残存此习。因此, 大力提高全民族的物质与科学文化水平, 肃清封建残余思想, 树立起男女平等的新观念、新风俗, 根绝溺婴丑习, 依然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

摘要：晚清溺婴非常盛行, 持续时间长, 分布地区广泛, 数量多, 而且手段残忍。导致溺婴的原因各种各样, 经济贫困之下的奢嫁之风和传统思想观念是导致溺婴的重要原因。溺婴的盛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它使人口增长相对缓慢, 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并引发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溺婴,晚清民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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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凤文, 王昆江.中国陋俗[M].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4]丁世良, 杨念群.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M].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9.

[5]陈卫.性别偏好与中国妇女生育行为[J].人口研究, 2002 (2) .

晚清法学翻译文献综论 篇8

一、晚清法律文献翻译的数量统计

1.1840年之前的法学文献翻译情况。翻检《西学书目》的相关目录,可以看出,1840年之前,相关翻译寥寥,从1769(清乾隆三十四年)年起,才有第一部译著———英国人蒲拉斯顿的《法律释义》,到1840年,70余年共有8种,涉及范围主要是公法、国际法。即使算上著录为道光年间的一部《各国律例》(依然是国际法著作),也仅有9部。可以看出,当时人对西方的理解极有限。

2.1840年之后的相关翻译状况。参酌《西学书目》和田涛的《清末外国法学引进书目》,经不完全统计,清末从1840年至1911年,明确标有出版时间的翻译法律文献323种,另有38种没有精确出版时间,但确定在清末或光绪末年。同时,我们将统计时间延续到1919,期间经历了满清的垮台和民初的动荡,两造比较,似乎更能说明问题。整个19世纪,西洋法律文献的翻译,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同治元年(1862)设立了同文馆,之后由丁韪良翻译了美国韦登的《国际法》,出版时名之为《万国公法》,但只是有草创之功。直到1900年之后才开始改观,从1902—1907年,出现了一个翻译高潮,在1907年,翻译的著作量达到了48部,之后稍有回落。19世纪后半叶的洋务运动,政学两界没有深刻认识到制度现代化的重要,直到甲午战争,败于日本,才对制度变革的作用有深刻的体验。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法律文献翻译大幅增加。1905年,清政府派出五大臣考察各国政体,1906年,确定准备实行“预备立宪”[3]204。1907年翻译达到顶峰,一年达48部,其中,各国法律本文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之后,有所回落,但依然维持在相当的数量。经过辛亥革命,这种势头为时势打断,截止到1919年,除1913、1914年维持在十几部,其他时间均在两、三部。可见,在清末,对法学文献的翻译,清政府的导向起了重要作用,相关文献翻译的风向,都与政府的决策有莫大关系;法律文献的翻译,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民初社会动荡,政府初建,人心不安,法学文献的翻译自然低落。翻译尚且如此,更遑论解释和理解。可见,对制度层面健全深刻的认识,恐怕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有可能。

二、晚清法律文献翻译的综合分析

1.1900 年之前的法律翻译文献综合考察。1840 年至 1900 年,从已掌握的相关书目来看,法学类的翻译很少,共计 16 篇。翻检《西学书目》,这一时期各个学科翻译的文献都很有限,所以,即使考虑到遗漏,这方面的文献必然也不会很大。这段时间内,翻译英文相关文献最多,共7部,美国5部,另有一部标有“年代未详”的《新加坡律例》,汪凤藻译,丁韪良鉴定,同文馆出版,应该也是从英文翻译的这一时期著作;其次是德国、法国,各2篇。年代多集中在70年代后,之前的仅得4篇。涉及的法学问题多数依然集中于公法、国际法,如(美)丁韪良译(美)惠顿的《万国公法》,同文馆,1864年(同治三年);汪凤藻等译(美)吴尔玺《公法便览》,同文馆,1877年(光绪三年)。唯一可称道的是:《法国律例》,(法)毕利干口译,时雨化笔述,同文馆,1880年(光绪六年),据说“此为《拿破仑法典》的第一部中译本”。再考察出版机构,同文馆出版6部,江南制造局4部,占近三分之二,官办机构占绝对优势,反证出当时民间人士对西方文明认识理解有限,没有把目光集中到法学等政治层面,或者即使有见识,影响也不大。

2.1900至1911年的法学翻译文献类别分析。(1)法学各子目文献统计分析。检索这一时期的《西学书目》,可以看出,翻译的法学学科比较齐全,除法制史一门外,其他皆有译著,比之前已大为改观;各法学学科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比较平衡;法理学译书有17部,已受到一定的重视。这样能了解西方法律的理论根据所在,加深对西方法学的理解,同时为立法改革提供理论基础。需要注意的是,《西学书目》法制史子目下有所失载,参考田涛等的成果,应增:《历代法制史》(日)浅井虎夫,邵修文等译,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上海古今书局。另有关各国法制史译著4部,收在“各国法律”子目中,分别是《日本法制史》、《日本明治法制史》、《英国宪法史》、《英吉利宪法史》。再翻检《西学书目》历史部分,有关日本、英国历史的书在数量上位居前两位,也可以看出当时对两国之重视。国际法依然得到重视。(2)各国律例翻译统计分析。《西学书目》在“各国法律”子目中多有失载。如《意大利刑法》,《瑞士刑法》,《芬兰刑法》,《比利时刑法》,《比利时监狱法》,《比利时刑事诉讼法》,《美国刑法》,《美国刑事诉讼法》,《法兰西印刷律》,《德国民事诉讼法》,《普鲁士公司法制度》,《德意志民法》,《德意志民事诉讼法》,《德意志治罪法》,以上皆为1907年,修订法律馆;《日本刑事诉讼法》,《日本裁判所构成法》,修订法律馆,1905年;《德国警察法》,警务编译所,1906年;《荷兰治理寓地条例》,外务部,1910年,等等。两厢对勘可见,所译法律涉及的国家较之以前有所扩大。其中,日本法律得到最多的关注,其次是德国。德国法翻译虽然数量不比日本,但都比较重要,如《德意志刑法》、《德意志民法》、等。这绝非偶然,其一,是效法列强中通过变法后来居上者;其二,是两者传统和法律精神有某种内在契合。传统列强得到兼顾,英、法、美、俄法律都有多部翻译;兼及其他欧洲小国,如比利时、瑞士、芬兰等;亚洲除日本外,只有印度,恐怕也因为与英国的隶属关系。

晚清的北京当铺 篇9

清末北京的当铺很是热闹。本文以《那桐日记》为线索，结合多年以前所抄清人函札、档案等史料，勾画晚清北京当铺的若干特色。

京城高官与富人热衷开当铺

当铺在我国有一千数百年的历史。当铺，亦称典铺、质铺，是一种通过收存实物、以押借现金的商铺，有的地方称质库。唐代诗人白居易之《长庆集》“杜陵叟”曰：“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将清代京城和外地的当铺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其文曰：

典质业者，以物质钱之所也。最大者曰典，次曰质，又次日押。典、质之性质略相等，续期较长，取息较少，押则反是。所收大抵为盗贼之赃物也。(《清稗类钞》第五册，中华书局，1984年，P2289)

清代京师当铺发达，主要原因是京城里朝廷高官多、富商多；而且还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机会。比如，北京定期举办全国性的科举考试，各地举子云集京师，他们所带银两不够，往往将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送交当铺以换现银。在试子们集中的贡院附近，便出现了开设多家当铺的顶银胡同。再如，许多来北京述职、觐见的封疆大吏，或者等待引见的候补官员，人数甚多。他们除在京消费外，临行之前，还需要到各处应酬打点。有时所带银钱不敷周转，免不了求助于当铺。

北京的当铺，有许多是高官自己开设的。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收录了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砷被抄家的情形。其文曰：

……派十一王爷、庆桂、盛住同钞和砷住宅；派绵二爷钞和珅花园。附录清单：当铺七十五座(查本银三千万两)。……外钞刘、冯二家人宅子：……当铺四座(本银一百二十万两)。(《庸盫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P61-62)

和砷作为朝廷一品大员，居然在京城开设了当铺75座；其家人刘、冯二人，亦开设当铺4座，实在令人吃惊。不过，从我所看到的清末档案史料来判断，薛福成所记和坤在北京等处有75座当铺，似乎过多。我曾向韦庆远老师当面请教过。他认为清代前期皇室、大吏以及富商竞相开设当铺，京师内外，官私当铺甚多，而“就其东主的身分地位及其资金来源来说，可分为三大类，即皇当、官当和民当”。(《明清史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P73)后因满人自身经营不善，皇当、官当逐渐消亡云云。

清后期情况与此大有不同，从我所接触的史料看，均系私人当铺。在《那桐日记》中，有不少关于清末北京当铺的记载。

那桐，字琴轩，叶赫那拉氏，与慈禧同出一族。光绪二十二年，那桐担任户部掌管银库锁钥的郎中。从此，他步步高升，仅仅十多年间，成了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那桐升迁迅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所担任的“银库郎中”，是少有的肥缺。据记载，即使是最守规矩的银库郎中，一任亦可得一二十万两银的额外收入。清末笔记中载，有许多在银库当差的满人，号称“库兵”，或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或趁出入银库之机会，把银子塞入肛门股道；或用其它非法手段，将银两携出归己。那桐正是具体管理这些“库兵”的官员。其发财机会之多，是不言而喻的。他在担任银库郎中后的第二年，即于京城繁华地段开始经营当铺。《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廿四日记载：

余托孟丽堂价买北新桥北大街路东增裕当铺作为已产。丽堂为总管；田诗园(名嘉兴，行三)为掌柜，于八月初一日接替，开市大吉。计占项一万二千余金，架本三万金，存项一万金，统计领去五万三千余金。余于今日约孟总管到铺，上香祭神，书立合同，巳刻事毕，同丽堂、诗园同饭。(北京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上册，新华出版社，2006年，P252。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据老北京介绍，在北京东直门内到北新桥一带，有当铺胡同存焉。“东直门内大街路北，北通东手帕胡同，原为一小巷，当铺胡同坐落在胡同南口的大街上。乾隆朝京师全图已绘有该胡同，民国间始定名。六十年代并入东手帕胡同，当铺胡同之名遂废。”我想，那桐的增裕当铺，应该就在那条胡同附近。

时隔一年多，那桐再次购买当铺。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那桐在日记中写道：

余托孟丽堂价买灯市口北，东厂胡同口外，路东元丰当作为己产(卖主孙荩卿，嵩犊山家奴也，住后元思寺)，改字号曰：“增长”。总管为孟丽堂，掌柜人为金本如(行二，海淀人)。于八月廿六日接替，十月初二日开市换匾。价本市平松江银三万两，占项市松一万七千两，存项京松二万五千两，统计市松七万二千余金(合京松七万二千九百六十两)。余于今日约同孟总管、田诗园到铺内上香祭神，书立合同二纸，各执其一。携回合同、大契、由单、占项单、家具单、津贴单共六件，办法与廿三年八月廿四日所置增裕当相同。(上册，P293)

据上述记载，那桐的第二个当铺大概是开在美术馆的斜对面，现今华侨大厦所在的位置。除了以上两处当铺之外，那桐后来还同别人合伙开设当铺。

在清政府高宫中，开当铺的大有人在。如光绪朝有名的守旧派代表人物刚毅，长期当地方官，捞足了银子，于是在京城开设了三座当铺。(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P22-23)军机大臣鹿传霖，则在家乡河北定兴开设当铺。(赵风昌：《惜阴堂笔记·庚子拳祸东南互保之纪实》，《人文月刊》，第2卷，第7期)

晚清大员之所以热衷开典当业，与当时吏治腐败有直接关系。这些身居高位的权臣，积累了大量财富后，并不满足，还想进一步“以钱生钱”，于是将贪污受贿得来的银两当作“本钱”，大量投入到典当行业。

余在阅读清人信札中，还看到另一现象。有一些权臣，出于种种考虑，并不像刚毅、那桐那样自己出面，而是通过他们的亲戚或至交，把银两交给他们，间接地投入典当、钱庄或其他高利贷行业。如慈禧之亲信荣禄，在戊戌政变之后，大权独揽，送礼行贿者纷至沓来。荣禄于辛丑年由西安行在返回京师前夕，致奎俊之家书称：

京城南院花园各房，均已收回，将来到京后再为斟酌办理。小号本钱，昨汇至山东“一零二七”“四五三七”，交蔚廷、佑文，代存听用，以免由此动身赘累。(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P142)

蔚廷，指袁世凯，戊戌政变后取得荣禄信任，很快被提拔为山东巡抚；佑文，指山东粮道达斌，与袁世凯、荣禄关系至为密切。密信中所谓“小号本钱”，指京官和各地官员之行贿银两，均变成了荣禄的“本钱”。现尚存世的《荣禄存札》揭示了收受贿赂的具体数字与细节，令人触目惊心。“《荣禄存札》(未刊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荣禄此信使用了两组密码暗语，不知所云，但是，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即荣禄在西安行

在时所收的巨额金钱，寄给了袁世凯等人，“以钱生钱”去了。而典当业，无疑是一个主要去向。

除荣禄之外，另一位军机大臣李鸿藻，号为清流派魁首，可谓正人君子，他把银两送给天津的姻亲姚学源，由姚氏在天津投入典当、钱庄或其他行业。姚学源定期向李鸿藻汇报所存款项到期及其所增加的利息。[《李鸿藻藏札》(未刊稿)]

一座当铺每年缴税仅五两银子

清代当铺的利润之高，是今人难以想象的。据夏仁虎记载：

质铺九城凡百余家，取息率在二分以上。钜值者亦得议减。业此有名者，曰白某、娄某。一人恒管多处，曰总管。(《旧京琐记》卷九，市肆)

夏仁虎(1873-1963)，江苏江宁人，字蔚如，号啸庵等，光绪举人，长期在北京生活，清未曾任邮传部郎中。民国时期任张作霖北京政府秘书长。解放后，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故对北京的当铺了若指掌。

对于当铺获利情况，《那桐日记》亦有记载。那桐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记述曰：

天佑斋田二送来翠搬(扳)指一个，押京松银一千两，每月六厘行息，四个月归还取赎。如到期不还，银物两冲(后于二月间原价赎回)。(上册，P332)

晚清的当铺像以往朝代一样，有活当与死当之分。如上所记，这个翡翠扳指，就是活当，又称小押，当存仅仅两月，即可收银十二两之多。当铺的收益于此可见一斑。

京城当铺，均持有官府所颁发之“当贴”。所谓当贴者，即今之执照也。各当铺每年需向官府交税，尔后获得当贴。京师当铺获利丰厚，按理说应该多缴纳税银。但事实恰恰相反。许多当铺主人与官府有牵连，或者他们本人就是高官。正因为当铺与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政府所制定的税收政策，对当铺十分有利。

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录副奏折档中，发现一份重要的档案，即兼管顺天府府尹孙家鼐所呈递的“京城当典加税请核减折”。孙家鼐奏称：

……中外典当，获利较厚，税额独轻，拟自本年起，无论何省，每座按年纳税银五十两。去后兹据大兴、宛平两县，详据京师各当商禀称，京师地面，典当共有一百九十余座，家数林立，资本无多，势分力薄，各典货架，均难充满，利息又无定章，遇物典质，往往争揽买卖，暗中让息，获利愈难。近年京城市面，日见清淡，生意更觉减色，……若再每年当税加增至五十两，合计岁增十倍，实在力不能支。今又奉谕，认借昭信股票，商民食毛践土，具有天良，敢不竭力图维。现已认领股票十万两，以应公家之急，恳请将加税核减一半等情，具详请奏前来。

定例，顺天当商与江苏等省同征税额五两，已属向隅，今骤增至十倍之多，商力艰难，亦属实情，奉饬劝借昭信股票，该商等已共同认领十万两之钜，诚属不遗余力，拟请将税额加至五倍，每年纳银二十五两，臣等亦恐事关大局，未敢贸然上陈。惟念辇毂之下，无事不仰沐皇恩，格外体恤，即使将该商等加税，略示区别，各省亦不能借口。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敕部查照，将京城典当加税，核减一半，以恤商艰而纾无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一年录副奏折，财政类，《京城当典加税请核减折》)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获利丰厚的行业，所征税银数额非常之少，实在太不合理。因此，孙家鼐之折递上后，很快遭到户部否决。光绪皇帝四月二十三日的谕旨称：

中外典当各商，每年每座令纳税银五十两，系属通行之案，京城未便独异，且首善之区，万方辐辏，典质货物，既较外省为多，利息盈余，亦视外省稍厚，每年加增当税五十两，尚不及架本百分之三，亟宜踊跃输将，为各省之倡，碍难先行核减，令外省当商得以纷纷借口。请旨饬下顺天府仍遵臣部前奏，晓谕京城典当各商，赶紧按年按座纳税五十两，不得稍有迟延。(光绪二十一年录副奏折，财政类)

孙家鼐的此件奏章，准确提供了京城当铺的数字是一百九十余座，记载了每座当铺所缴纳的税银是五两，戊戌四月之后，增加至五十两。

高官对当铺额外关照

清朝的执政者与当铺关系密切，因此，每当出现社会动荡，危及当铺利益时，他们便会出面对当铺多方呵护。光绪二十六年春夏之交，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当铺生存颇受影响。尤其是庚子六月，对京师金融市场有着举足轻重之影响的“四恒”银号歇业，市面为之震动。慈禧要北京地方官陈夔龙设法挽救。陈氏称：

当载漪恣睢用事时，余适署顺天府尹，有安抚地方之责。五月十八日，拳匪火烧前门外大栅栏某洋货铺，延烧广德楼茶园，竟召燎原之祸。大栅栏以东珠宝市为京师精华荟萃之地，化为灰烬。火焰飞入正阳门城楼，百雉亦遭焚毁。此诚我朝二百年未有之交。炉房二十余家均设珠宝市，为金融机关。市既被毁，炉房失业，京城内外大小钱庄、银号汇划不灵，大受影响。越日，东四牌楼著名钱铺四恒，首先歇业。四恒者……开设京都已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广。一旦停业，关系京师数十万人财产生计，举国皇皇。……两官问地方安靖否?后问所管近畿各州县有无民教相仇之案续行发生?末谓昨日四恒因炉房被毁，周转不灵，呈请歇业。四恒为京师金融机关，岂可一日闭门?我命步军统领崇礼设法维持。他与四恒颇有往来，又系地面衙门，容易为力。讵彼只有叩头，诿为顺天府之事。尔是地方官，本难卸责。此事究应如何办理，我想四恒本非无钱，不过为炉房所累，一时不能周转。如以银根见紧，官家可先借银给他，从速开市，免得穷民受苦。尔可回署，传谕该商等妥筹办法，以三日内办好为妥。承旨出，刚相候于门外，对余曰：“四恒事太后曾向我谈过，我谓非君不办。但奉托一言，勿论如何，切勿牵累当铺。至嘱至嘱。”余奉命巳觉毫无办法，聆刚相言更不知其意何在。(陈夔龙：《梦蕉亭杂记》，P22)。

陈夔龙称“适署顺天府尹”，是不准确的。他当时的职务是顺天府府丞。据清档记载，是年闰八月初十日，顺天府府丞陈夔龙曾上奏为闰八月初三日“奉旨补授顺天府府尹谢恩事”谢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五年录副奏折，吏治类)

陈夔龙(1857-1948)，字筱石、小石，号庸庵，贵州贵阳人。光绪进士。历任兵部主事、郎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陈被任命为留京办事八大臣之一，次年十二月后，调河南布政使，升河南巡抚、直隶总督等。

按照通常处理歇业的办法，陈夔龙认为，“京师城厢内外，当铺约一百十余家，均系殷实股东，若命两县传谕每家暂借银一万，共有一百十余万，可救暂时四恒之急”。(陈夔龙：《梦蕉亭杂记》，P23)但是，由于军机大臣刚毅有当铺三处，其他官员也与当铺有牵连，这样陈夔龙就不能不认真考虑“勿牵累当铺”的问题。几经斟酌后，他采取“以各商借券为抵押”，然后“奏请一百万官款”的办法，既化解了四恒的危机，也未使各当铺受毫发之损。

清宫档案证实陈夔龙所述是可信的。

据清档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九日清廷颁布的上谕称：

谕军机大臣等，赵舒翘等奏，维持商业，谨拟章程一折。四恒银号关系京师市面，现因库款支绌，商情疲滞，无力周转，亟应设法维持，以利民用。著即发给内帑银五十万两，并由户部发给内库银五十万两，交该兼尹等，按照所拟章程，督饬该商等分别办理。

这里的“该兼尹等”，指的就是兼顺天府府尹孙家鼐和顺天府府丞陈夔龙。有了这一百万两的公款，自然不会再去“牵累当铺”了。

庚子年京师的抢当风潮

光绪庚子年夏季，义和团运动席卷京师，东交民巷与西什库地区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主要战场，枪炮之声不绝于耳。当铺的老板们看到人心惶惶、市面混乱，耽心遭遇不测。尤其是当八国联军兵临京师城下之时，在慈禧逃走的前后，京师几乎所有的当铺均遭厄运。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庚子七月二十二日记述：

自十七以来，京师大乱，匪徒蜂起，店铺关闭，无处买食物矣。觅挑水而不得，唤剃匠而无人。下至掏毛厕，净便桶，均无形影，致家家将粪溺泼于街市，一出门庭，木穉香扑鼻。盖若辈近日专顾抢掠，不暇做正经生活矣。西半城之当铺，全被回民土棍、左右小户贫民，抢劫一空，次及粮食店。若东城内城之当铺、估衣皮货、绸缎及各项店栈，尽被营勇、溃军、洋兵、土匪，先后抢劫，靡有孑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版，1796)

三日后，杨典诰又记曰：

京师内外城当铺二百余户，连门窗户壁以及地砖，靡有孑遗，其未被劫或劫之过半者，不满十户。惟烂面胡同一户，缘备有快枪在房上守望，见有聚而来者，开枪击之，故幸免于劫。南柳巷之汇丰，出银四千两以保险，廿四仍被劫一空。廿五以后，有劫掠者，洋兵拿获，以火器毙之。自是不敢公然抢夺矣。盖自二十洋兵入城，中国在官人役，风流云散矣。地方无主，能不乱哉?

另一位翰林院学士恽毓鼎则在其《庚子日记》中写道：

七月二十三日，遣人四探，言人人殊，皆不得真消息。穷民之抢粮店、当铺者，数日而尽；浸及各店，市肆皆不开门。余处幸储两月粮，巷中间有卖菜蔬者，赖免于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64年，第1辑，P61)

慈禧西逃，京师处于完全无政府的状态，故而发生了此次规模空前的抢当风潮。

《那桐日记》可以印证杨典诰、恽毓鼎等人的记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那桐记曰：

接裕寿田信，拟托总税务司赫德见各国公使，为之代商和局，知舒春舫文昨已有信致赫，尚无回信。昨、今两日，土匪抢劫钱、当铺，九城一空，住户东南隅受害最重，日本界内尚好。今日未刻玉如处有日兵十一人索表银，甚汹汹，家中人惊恐。(上册，P350)

那桐此日所记“九城一空”与杨典诰、恽毓鼎庚子年所写日记完全相同，说明庚子七月下旬京师的当铺，遭受了灭顶之灾。但是，那桐并没有明确记载自己的当铺是否遭受劫掠。依情况推断，那桐当时是慈禧亲自任命的统兵大员，他自庚子五月三十日。便“奉旨添派管理八旗两翼前锋护军营督练事宜”。(同上)在东华门统重兵把守的那桐，是不会不顾及自己当铺的。

这次抢当风潮的直接后果，是许多有价值的物品大量流入社会。辛丑条约签订后，光绪二十七年，慈禧与光绪从西安行在返回京师。北京的市面逐渐恢复正常，而在当铺行业内，又出现了一种新现象。一些未经注册的地下当铺日渐多起来。这些当铺规模甚小，时而开张，时而关闭，以躲避政府监管。他们是一些主要经营小押、暂押的当铺，其中不乏抢劫偷盗来的贵重物品。于是，有的御史向朝廷呈递奏章，要求禁闭这些未经注册的黑当铺。

据清宫档案记载，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清廷颁布上谕称：

有人奏，请将私设小押暂押当局查封提究，开单呈览一折。据称，“京畿盗案，层见迭出，实由小押私当为之罪魁，请将私设各当局，严密查抄，永远封禁，并将开设私当之人，送交刑部治罪”等语。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按照单开各处，严密查封，分别究惩。

这是义和团事件后，清廷对京师当铺的又一次整顿。总之，庚子年的抢当风潮，使京师当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以至于十年后清王朝垮台时，当铺的元气尚未能恢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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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正月，北京当铺的开张仪式很有风趣。据时人记述谓：

当铺春节开市，也是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正月初二凌晨，铺堂众人按等级职位以次排列，相互团拜礼毕。总导演大缺(当铺内较为高级职称)传令开当铺门。四门大开，算盘摇动三通，这时从大门外跑进三位童子(实质安排好当伙计)，第一个手拿银锭元宝，第二个怀抱一大瓷瓶，第三个手执一柄如意，进来贺年。三件吉祥物都有个讲究，一为“立市之宝”(银元宝)；二为“平安如意”，取其“瓶”音；三为“吉祥如意”。取其“如意”。将这些吉祥物都放在柜台之后。又从外面走进一位当客(实质已安排好的)，身着紫锦衣，手拿土黄色白裤腰长裤一条，前来典当。业务人员焉敢怠慢，来人张口要价白银二两。管账先生立即开票、付钱，编入第一号当物。当然此裤不用赎，早已够本有余，主管伙计立即将此裤入库，做为镇库之宝物。(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编：《京华风物》，上海书店，1992年，P148-149)

程翔章《晚清文学研究》读后 篇10

我于近代文学或曰晚清文学所知甚少, 可以说是门外汉, 故而对翔章兄的研究成果难以置喙评说。不过, 拜读了他的这部《晚清文学研究》以后, 还是受益匪浅, 对晚清文学的一些现象、成就、特点等有了粗浅的了解, 且有一点心得体会。

《晚清文学研究》一书20余万字, 收录了30篇晚清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 并依据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将文章分为五辑类聚:第一辑有5篇, 是对龚自珍的诗文创作和美学思想的研究, 如《龚自珍〈己亥杂诗〉的艺术特点》 《龚自珍美学思想浅探》等;第二辑有5篇, 均是对黄侃其人其作的专题研究, 如《民主革命的先驱———黄季刚先生》《黄侃词论略》等;第三辑有7篇, 主要涉及近代散文创作的研究, 如《孙中山散文创作的特点》《湘乡派散文的爱国主义倾向》《张裕钊其人其文》等;第四辑有6篇, 是对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 如《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双子星座———严复与林纾翻译文学比较谈》等;第五辑是综合类, 收文7篇, 其论题较为广泛, 涉及近代文学的主题、流派、社团、演变等, 如《中国近代文学的爱国主义主题的时代特征》《异彩纷呈的近代词派》《中国古典小说在近代衰败的主要原因》《南社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

拜读了《晚清文学研究》一书所收的论文后, 我对翔章兄的晚清文学研究情况有了一些了解, 也产生了一些感受和印象, 其中有如下两点较为深刻:

第一, 翔章兄对晚清文学的研究较为全面而深入, 显示出了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格局。

该书所收论文, 既有全景式的整体观照, 又有个案性的透视分析, 对晚清文学相关问题的研究实现了宏观与微观的融合。如第一辑研究龚自珍诗文创作的几篇论文中, 《亦狂亦侠亦温文———龚自珍作品风格浅探》就属于总论性的篇什, 它对龚自珍诗文创作呈现出的艺术风格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 认为其构思奇异、巧妙, 想象丰富、新奇神异, 形式独特、新颖, 并探究了此类风格形成的原因。而其中《龚自珍〈己亥杂诗〉的艺术特点》一文则属于个案研究, 重点讨论了《己亥杂诗》的结构形式、艺术形象、语言运用等问题。该书中的文章大都类此, 全景式观照与个案性透视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令其研究达到了宏观与微观的统一, 面与点的兼顾, 能使读者对晚清文学的相关问题获得较为全面而细致的认知。

该书所收的论文, 从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视角等方面来看, 涉及面十分广泛:既有对作家创作的总体考察, 又有对特定作品相关问题的具体讨论。前者如第三辑所收《吴敏树散文创作简论》, 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吴敏树散文的体裁、题材、风格等;后者如第二辑所收《拜伦〈赞大海〉〈去国行〉〈哀希腊〉 三诗究竟为谁译?》, 通过稽考大量翔实的资料, 推定拜伦《赞大海》等三首诗歌为黄侃所译, 而非苏曼殊所译。其文既以诗词、散文、小说等常见样式的作品为研究对象 (书中多数论文是如此) , 又将八股文、日记等特殊体裁的文本纳入讨论的范围 (如第一辑所收《龚自珍与八股文》, 第二辑所收《论八股文的衰亡》《中国近代日记文学概观》, 均是其例) 。此外, 其文学术视野较为开阔, 能多侧面、多视点、多角度地切入研究对象, 展开讨论, 显示出了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上的丰富性和多维性。例如, 第四辑所收《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双子星座———严复与林纾翻译文学比较谈》, 以严复与林纾之翻译文学的异同为视点, 运用比较研究之法, 考察两人翻译文学的成就与特点; 《近代翻译小说选题简论》, 则是从“选题”的角度切入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 认为近代译作在题材和种类的引进上是审慎而有选择的; 《近代翻译文学的兴盛及其原因》, 则着眼于近代翻译文学之发展的研究。

第二, 翔章兄在晚清文学研究上, 具有较强的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 成果多有创获。

在学术界, 晚清文学的研究较之其他时段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虽然整体上显得薄弱一些, 但也并非处于草莱初辟之期, 前人也还是做了不少工作, 已累积了不少研究成果, 相关的专著和文章可谓数不胜数。因此, 从事晚清文学研究, 欲有所为, 想取得一点成绩, 仍需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开拓创新。平日与翔章兄闲聊交流, 他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 也总是思考如何在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从而为晚清文学的研究奉献出自己的一点东西。今观他的《晚清文学研究》一书, 他也确实是朝着这样的方向努力, 在研究上尽力求新出彩, 因而其成果多具新意。例如, 黄侃是近代史上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 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诸领域卓有建树, 同时他也是很有成就的文学家, 写作了不少诗词和散文。但也许是因为他在语言文字学上声名藉甚, 令其作为文学家的风采有所隐掩, 所以对他的文学创作, 历来研究者不甚措意, 相关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 是近代文学研究上的一个薄弱点。翔章兄注意到了这一现状, 遂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致力于黄侃文学创作的研究, 写出了系列文章, 今收入书中第二辑的《民主革命的先驱———黄季刚先生》《爱国志才人笔———黄侃散文浅论》 《爱国志民族魂才人笔———黄季刚先生诗歌创作简论》《黄侃词论略》等即是。这些文章在黄侃文学创作的研究上做出了成功而有益的探索, 有不少新见, 对于整个近代文学的研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又如, 对晚清时代日记文学的研究以及八股文的研究, 过去学界也用力不多, 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鉴于这种情况, 翔章兄自上世纪后期以来, 在这两方面都做了一些新的探索, 撰写出了若干论文, 今收入书中的就有3篇。其中《中国近代日记文学概观》, 对近代日记所反映的基本内容、近代日记的文体特征、近代日记的类别等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究。《龚自珍与八股文》一文, 着眼于龚自珍对八股文的批判精神, 侧重探讨其抨击科举、痛诋八股的思想成因及其在清代思想文化史上的影响与价值;《论八股文的衰亡》一文, 对八股文在清代走向衰亡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发掘和阐述, 具体从封建社会大厦将倾、文化启蒙思潮迭起、儒学地位每况愈下、教育机制易替转型、文人多有弃儒经商、八股自身积弊日深、戊戌变法勃然而兴等方面论述了促使八股文走向衰亡的外因和内因。总而言之, 在上面所提及的黄侃文学创作研究、日记文学研究以及八股文研究等方面, 翔章兄都用力甚勤, 创获颇多, 其成果拓展了近代文学研究的领域, 丰富了近代文学研究的内容, 能够大大弥补过去相关研究的不足。依我之见, 他的此类成果在某些方面还应该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当然, 翔章兄在近代文学研究上的开拓创新, 不止体现于上面所提及的黄侃文学创作研究等方面。在其他方面, 他也同样有新的开掘、新的发现、新的见解, 在此不作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