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高等教育

晚清高等教育（共10篇）

晚清高等教育 篇1

摘要：随着我国近代以来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以及受到“西学东渐”、西方先进教育思想的影响,晚清政府也逐渐改变了传统尚文轻武的观念,在加强尚武教育的同时,还积极吸取了日本的尚武精神教育,增强国力,救亡图存。

关键词：清末,尚武精神,教育思想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既是中国传统儒学教育的体现,也是我国尚文轻武、重礼轻争的一种表现。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逐渐步入“贱武右文”的主导局面;自此,先秦以前的尚武精神也渐趋于衰落;而这种儒学教育理念也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倍受士大夫与普通民众所认同。满清入关后,出于防汉、恐汉的心理,又有计划地对汉族仅存的尚武精神再次加以消磨。康熙帝玄烨统治期间,统治阶级明白尚武精神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强大具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于是加强了对皇子、皇室以及八旗子弟们尚武精神的培养,但这尚不及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对晚清政府尚武教育的强烈触动。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原有的这些尚文轻武的儒学教育理念则被进步人士予以了客观的批判,进而也开启了近代尚武思想的大门[1]86。与此同时,在张之洞、梁启超等人的努力倡导之下,尚武思潮也逐渐被晚清政府所重视,尚武教育也在清末时期得以全面开展。

一、晚清尚武思想之兴起

晚清尚武思想产生的首要原因是鸦片战争战败后,西方侵略势力重压之下,兼之西方文化冲击之下,救亡图存的思想迅速成为晚清变革的主流;经学大师魏源所著的《圣武记》中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也进一步体现出晚清的救亡图存和民族危机意识,同时也对传统尚文轻武思想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外患不断与内忧纷扰的背景下,尚武思想也随之应运而生[2]23。

随后,在梁启超、康有为等维新志士“鼓民力”“、开民智”思想的推动下,也进一步加速了晚清政府对军事的改革,并以德、日陆军为蓝本,彷效其整军经武之道;与此同时,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也促使晚清加强了对国民尚武精神的教育。1902年,留学日本的蔡锷发表的《军国民篇》、蒋百里发表的《军国民之教育》中均对军国民教育进行了详细的论述。1903年,梁启超在《论尚武》一文中对中国古时的尚武精神予以了全面的回顾,并就当下不武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同时,也对如何宣扬、复兴中国尚武精神予以了逐一阐述,提出了“奋其雄心”“、练其筋骨”等尚武理念[3]89。“军国民”思想的提出,使国内产生了较强烈的反响,同时也促使更多的思想进步人士将“军国民”作为了救国兴国的良策,而尚武精神也随之迅速遍传全国。由此可见,在晚清内忧外患之际,国内许多思想进步人士已经具备“重力尚争”、“尚武强国”意识,这也进一步推动了晚清政府尚武教育的实施。

二、晚清尚武教育改革之起步

1898年至1907年间,也是中日外交史上较为融洽的十年,在这期间大量的中国文人、学士纷纷前往日本考察教育,欲求得教育救国之良方。1898年时,张之洞就曾派其幕僚姚锡光、罗振玉以及李宗堂等人前往日本进行教育考察,姚锡光曾于《东瀛学校举概序》中详细对日本的教育之道进行了分析“:其国陆军省、文部省各学校,及步骑炮工辎重队各操,……凡六十余所”。而罗振玉在《日本教育大旨》中则对日本的尚武教育进行反思:“全国则尽力于此,盖立此竞争之世界,若人民身体孱弱,国力即不得而强,事业学问均无所附丽,其害不小也”[4]78。张之洞在了解日本教育的过程后,就提出了兵操对国家的军事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并亲自撰写了《学堂歌》、《军歌》,饬发湖北各营兵勇与学堂学生,要求其熟记并歌唱,欲以此振奋兵勇和学生尚武精神与志气。而张之洞在湖北所兴办的学堂也日趋繁盛,学生也皆“文通武达”。1901年7月12日,张之洞还在其《变通政治人才为选遵旨筹议折》中再一次向晚清政府上奏,指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此“长”即为尚武、重武之道[4]23。由此可见,张之洞对日本浓厚的军事色彩教育给予了极大的肯定。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列强瓜分中国之后,身为洋备重臣与“清流健将”双重身份的张之洞倍感与西方列强相处,无公理信义而言,只有“力”与“利”,他认为“和局不可靠,条约不可信”,并对胡林翼的“兵学为儒学之至精”之言推崇倍至,他认为中国必须崇尚武力,方可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袁世凯也是观学东瀛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在戊戌变法后,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重用,其对实施尚武教育改革的重视在升任山东巡抚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袁世凯依据日本尚武教育内容率先提出了当时较为完善的学堂规制,以进一步效仿其尚武教育;并于1901年,向晚清政府奏请“:似宜通饬各省,多设武备学堂,广储将材。”[5]110袁世凯还曾派大臣王景禧东游日本以考其学制,为袁世凯推行尚武教育提供了大量的教育改革建议。

另外,晚清倡导尚武的文人志士之中梁启超则是首屈一指的人物。梁启超流亡日本的经历,使其对日本民族文化有着更深刻的了解。他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尚武精神的文章。如1899年发表的《中国魂安在乎》、《祈战死》中均对中日两国的“文”“、武”进行阐述,强烈呼吁国人重铸国魂;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则以“崇文”、“抑武”思想对国人的“怯懦之源”、“奴性”的影响进行了辩证分析。随后,梁启超又于1902年撰写了《斯巴达小志》一文,对斯巴达的尚武精神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提出“尚武”精神乃立国第一基础;1903年,梁启超更在《论尚武》一文中,深刻、清晰地论述了中国尚武精神的实质以及尚武精神缺乏的根源,他将自己在日本流亡阶段对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体察以及自身对尚武精神对救国救民的作用进行了一一分析[3]26。梁启超所努力宣传的尚武精神也得到了蔡锷、蓝天蔚、蒋百里等的大力支持;他们纷纷在国内影响较大的《东方杂志》、《萃新报》等刊物中对重文轻武的传统思想进行客观批判,并为宣传、推动中国尚武思想进一步开展发挥出了积极作用。

三、晚清尚武教育的具体表现

满清入主中原时,其少数民族弓马骑射传统依然得以保留,但受中原文风日盛、偃武修文思想的同化作用的影响,其尚武精神的发扬也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随后,在晚清维新运动以及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之下“,鼓民力”“、开民智”“、尚武功”的思潮也日益受到晚清政府以及民众的重视。1898年,张之洞上奏晚清政府,建议彻底改变原有的“右文下武”之旧习,并提出了“寓科举于行伍”,他认为,若使将士均能“知忠爱”“、厉廉耻”,则国家必须崇武厉兵,并以尚武教育为基础———“不教于学堂,技艺不能精也”[6]123。之后张之洞还与刘坤一再次联名上奏,提出了开设文武学堂、停罢科举、奖励游学等重武之举,建议各州县高小学校和高等小学校,且必设“兵式操场”、开设“体操”课程等。于是,晚清政府于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规定蒙学堂、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等必修体操一科,这也进一步突出了晚清对尚武教育的重视程度。

当时,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也极重视尚武教育,他在山东大学堂添设了体操课程之后,则受到时人的好评,誉此举有利于学生“舒畅筋骨”“、大可鼓起尚武之精神也”;袁世凯此举既受到了清廷赏识,也给其他各省提供了一个借鉴。河南、浙江、江苏等地的学堂章程基本均依照山东学堂规制,或“加课东文”、或“延聘中西教习”,但均“兼习体操”,并将体操设为专门课程。湖北的尚武教育则在张之洞的主持之下更具特色,他规定“:各书院学院学堂,一律兼习体操、兵操”;另外,他还将中学堂分为普通中学和武普通中学,武普通中学则较普通中学加入了更多的步兵操典、技击、泅水、马术、打靶等科;同时,他还将高等学堂分为了文高等学和武高等学,这也致使世人皆赞誉湖北尚武教育———“湖北学堂皆尚武”。

1904年1月13日,张之洞等人将《钦定学堂章程》加以再次修订,并奏请光绪帝,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奏定学堂章程》得以颁布实施,如在《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中明确规定“: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以肄武事”,并在文高等学堂中开设了军制、战术、战史等要义;而在大学堂政治学门中添讲各国海陆军政学。晚清政府在提出了尚武教育之后,还在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中规定:臣民有“当兵之义务”[7]189。由此可见,晚清政府对尚武教育的重视程度,已经将“兵式体操”的训练上升到了培养一种纪律约束机制,并通过臣民皆有“当兵之义务”之举,为国家的未来军事发展做足了准备工作;同时,这也说明晚清政府将“军国民”教育中的“尚武教育”纳入到学制之中。

综上所述,随着近代我国民族危机不断加深,原有的这些尚文轻武的儒学教育理念则被进步人士予以了客观的批判,进而也开启了近代尚武思想的大门。尤其是在张之洞、梁启超等人的努力倡导之下,尚武思潮也逐渐被晚清政府所重视。另外,晚清政府在全面推广新式的尚武教育过程中,也进一步完善了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为更好地执行其尚武教育奠定了基础。虽然,晚清政府尚武精神教育得以实施,但在立宪派由“保皇”逐步倾向革命的推动下,最终也未能真正挽救其衰落、倾覆的命运。

参考文献

[1]金林祥.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六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2]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3]张品兴.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4]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5]廖一中,罗真容.袁世凯奏议[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6]王树楠.张文襄公(之洞)全集·奏议[J].台北:文海出版社,1937年影印本.

[7]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8.

晚清高等教育 篇2

［关键词］晚清 高等教育机构 组织视角 同文馆 贵州大学堂

［作者简介］徐阳（1977- ），女，辽宁沈阳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2003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上海200062）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18-0043-02

中国现代学校制度是伴随鸦片、殖民与大炮一起从西方移植而来，并非本土文明的固有产物。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包括两个系统：官学系统和民间私学系统。官学教师亦是国家官吏，拥有行政官吏品级并享受俸禄；私学系统则生成了一种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机构——书院。唐宋以后，书院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重要支柱。书院基本上是一个前现代文化机构，“传统书院与今天所谓大学应该说是很不相同。这首先在于传统书院是兼传授知识与人文教化于一身……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书院是儒家的教堂，人们到书院是与寻求人生价值信念和解决生活中的困惑有关”。①

中国在19世纪早期没有遇到西方之前，依然循着传统的轨道行进。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在内外交困之下才产生了一批新式的类官僚的高等教育机构，如语言学堂、船政学堂、武备学堂等，下面仅以京师同文馆和贵州大学堂为例来微观再现当时晚清高等教育机构的内部组织景象，显示当时的高等教育机构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紧张和挣扎。

一、从京师同文馆看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组织

中国新教育起点一般认为是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它存在了近40年，直到1902年被并入京师大学堂为止。同文馆被认为是新教育的源头和肇端 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同文馆比任何新式高等教育机构都早，占得先机近40年。

1.从组织视角来看，同文馆是一个小型组织，带有明显的等级性和保守性。同文馆内人员分为四类群体：作为行政管理人员的国家官吏、中外教习、学生和作为后勤人员的杂役。这些群体规模很小，等级森严，身份是重要的社会符号。

第一，同文馆的行政管理人员，属于国家官吏，根据资料推测不过9～11人。在隶属关系上，同文馆归总理衙门管辖，总理衙门大臣是名义上的总管大臣，总其大纲，但一般不负责日常具体事务；总理衙门下的税务司长英人赫德任财务监督，也聘用选拔洋教习。直接负责行政管理的是提调、帮提调和办事人员苏拉，他们是同文馆的行政人员。同文馆设正提调两人，分由满汉官员充任，相当于现代学校的校长，直接监理馆内一切日常事宜，全权负责行政、监督教习和学生、制定章程等一切大事。提调之下设帮提调两人，晚上轮流住在馆内值班，帮助提调处理日常馆务；苏拉是同文馆的办事员，一般为3~5人，直接负责监督、报告学生的起居和生活，监督差役等杂务。这些人握有同文馆的管理实权，属于管理层。

第二，教习人数也不多，最多时也不过12人。教习只负责学生的学业、课试等业务方面的管理。教习归总教习节制，薪水丰厚，地位和声誉也高，但管理权不大。教师中很多由外国人担任，人员也时有替换，在丁韪良任总教习的晚期，洋教习有9人；此外还有4个中文教习，3位教中文，1位教算学。如此算来，当时的教习一共只有12人，这是同文馆全盛时期的情况，可见规模不是很大。

第三，从学生来看，在校人数从来没有超过130人，而且具有民族的排他性。同文馆在其全盛时期，只有学生120人左右。据考证，1867年算学馆成立之后，录取了27人，总人数应该为57人；1879年学生人数增加到100人。1886年增加到125人③，但领取膏火银的学生1887年只有120人。关于学生人数的记载有些许的出入，吴宣易说到了光绪十三年（1887），同文馆学生的名额已增加到120名；这个数字，一直到同文馆停办时，都是这样。可见，同文馆学生一直很少。从学生群体来看，同文馆颇具民族排他性。学生最初是在八旗中挑选的。据记载，同文馆最初开办时，只有英文馆10名学生，而10名学生全来自八旗子弟。对于这种等级性的教育选拔，丁韪良在回忆录中对此耿耿于怀：“同文馆的学生全是从八旗子弟中挑选出来的。凡是旗人无论满汉都是生来就有饷的，所以叫他们入学可以省些用费；并且加有薪津等利益，也可以落在统治阶级的手里，利权不致外溢……”④但后来随着学生人数增加，挑选范围扩大了。丁韪良在回忆录中说，学生的来源有两部分：“在120人的官费学生中，既有北京的旗人，也有汉人、鞑靼人（蒙古人）……”⑤ 由此可见，同文馆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带有明显的等级性，这是前现代组织的普遍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还具有浓厚的保守性。

第四，仆役是同文馆里最低等的社会群体，包括差役、仆人、伙夫等30～40人，负责日常后勤和杂务，侍候以上三类群体。在当时的等级社会背景下，这些仆役在馆内地位低下，属于同文馆的边缘群体，一旦对学生言辞稍有不恭都可能被辞退。这些仆役归提调差遣和进退，平时没有允许不得出馆门半步。

2.从组织角度来看，同文馆的组织结构很简单，管理幅度不是很宽，属于一个小型集权组织。作为一个小型机构，同文馆内部制定了严格的章程，全校学生在管理人员直接监督和控制之下。从横向来划分，同文馆按学习内容分为英文馆、法文馆、德文馆、俄文馆、东文馆、算学馆、格致馆等，反映出学习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但各馆之间并没有什么复杂的建制，组织结构很简单，完全没有今日大学组织的复杂系科结构。在这样一个小型组织内部，面对面的接触多，便于直接监督和控制。资料表明各馆学生很少，如在1895年9月，人数最多的英文馆有学生50名，法、俄两馆各20余名，德文馆仅10余名学生⑥。从纵向来看，各馆之间划分为前馆和后馆，程度高的直接进前馆学习，程度低的要进后馆学习基本的内容。最初，后馆是为八旗子弟学习汉文功课预备的，后来各馆内部根据学生语言程度，也分为前后两馆，便于教习教授。

3.作为一个前现代组织，同文馆的教习和学生均具有官僚身份。中教习工作年限也记入担任官职经历，学生有的也是官员，需要在衙门当差，每月照例给假期6天办公务。学生三年大考，成绩优良的授予官僚品级。学生从15～25岁左右入学不等，所有学生都是官费，考试最差的也享受每月3两银的膏火，多的可达15两以上。

4.同文馆开设了许多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学科，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这也是同文馆作为新教育机构的主要特征。除了语言之外，还开设了算学、化学、医学生理、天文、物理等自然科学科目，还有万国公法这样的社会科学科目；在晚期还设立了化学实验室和观星台，译书处翻译了一批近代科学著作。当时的教学语言，各科语文是用外语教授的，自然科学大多是外文教授的，有的有翻译。这些学科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知识分类标准，带来了新的知识视野。

二、晚清高等教育学堂组织结构形式的发展：贵州大学堂的案例

在19世纪中后期，清政府和地方大员设立的新式教育机构与同文馆一样，带有旧式官学和新式教育的混合特征。许多机构在程度上是高等教育，但也具有中等教育的色彩，既传授基础自然科学知识，又培养专门的技术和语言技能。

这些新式教育机构，与同文馆在内部组织结构上非常相似。如在1902年拟定的贵州大学堂暂行章程，将大学堂分为备斋、正斋、专斋三部分 ⑦。在当时没有建立完整的学制时，备斋相当于大学的预科，甚至是中学教育，正斋和专斋相当于后来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可见在清末学制建立之前，已经引入了学校分级的观念。这样看来，清末的大学堂，甚至是京师大学堂都是集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于一体的。

与京师同文馆类似，清末的新式教育机构内部分为四类群体：行政管理人员、教习、学生和杂役。以贵州大学堂为例来简述四类群体的基本情况。贵州大学堂的章程规定，行政人员共有7名，分别是“设总理二员……设监督一员……设副监督一员……设弹压兼文案一员……设支应一员……藏书楼设管理生一人。” ⑧

一般而言，晚清时期的新式学堂，规模都很小，一般不足200人，300～500人已经是超大规模了。当时计划招收正斋学生120名，再招备斋学生60名，一共180名。这种规模可以作为当时大学堂的一般规模。教师规模也不大，共有9人，其中“正斋设立正教习一人，中学分教习二人，西学分教习二人；备斋设洋文教习三人，中文教习一人” ⑨。传统书院的教习很少，师生比很高。这样来看，新式学堂受到了传统书院组织的影响，继承了传统书院教习少的特点，师生比很高。相对而言，后勤人员非常庞大。当时人们称之为司事夫役，共有41人之多。其中包括，“书识二名，掌书写堂中公文稿卷并一切牌示榜示……司阁一人，专司门禁启闭，稽查出入等事。护勇八名，分驻头门左右，招同司阁稽查弹压并室内一切杂务。号房一人，备专司宾客来公学生出入、挂号事宜……传事一名，传送各处公文事件；客至由其传报……斋夫十名，每名伺候学生十人，经理洒扫茶水等事，暇时亦准代学生购买零件，谁不得为一人而赴远处……看书阅报处夫役一名，值讲堂夫役一名，大厅兼会客所夫役一名，饭厅夫役二名，内外茶房各一名……内外更夫各一名，内外打扫各一名，厨役二名，水火夫六名……”⑩

三、对晚清高等教育机构的几点评论

首先，同文馆和贵州大学堂可视为晚清高等教育机构的一般形式。这些新式教育机构虽然引进了西方科学和技术知识，但管理方式和学堂生活方式还是传统的官学模式，在制度层面与现代学校不同，管理章程严格规定了学生和教师的行为准则，现在来看无疑是一个官僚机构。在这种意义上，晚清的新式学堂有一个先天的缺陷：缺少近代学校的精神气质，在气质上更接近传统官学和书院。

其次，从1862年同文馆开始，包括京师大学堂在内的近代高等教育机构，延续了传统习气，缺乏西方大学的“行会”精神，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闻所未闻，官僚控制成为一种新传统，学术自由受到行政力量的强烈钳制。直到民国时期，随着《大学令》的颁布和社会对宪政的追求，在制度层面确立了现代大学的基本制度架构，大学才开始从官僚控制的枷锁中营造出一种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具有近代大学的气质。

再次，晚清时期，在学制没有完全建立之前，这批新式高等教育机构带有试验的特点，人们对它们的价值持怀疑和观望态度。这些教育机构基本属于体制之外的嫁接，没有触动原来的教育机构，如书院、官学等。在旧的教育系统完全不变的情况下，它的社会影响难免受到限制。这些学堂也没有形成自身的学制体系，数量不多，规模狭小，学科范围有限。

最后，这些新式的教育机构，同当时为数不多的教会学校一样，都引进了现代学科，有别于传统书院和官学，但民众的疑惧和不信任，加上它们自身规模和范围的狭小，虽然培养了一批最初接受西方科学和西方文化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但不足以改变中国的教育和社会，影响范围有限。

［注释］

①郑家栋.传统对我们意味着什么［EB/OL］.http://www.dxidc.net/life/ReadNews.asp？NewsID=1098，2007-02-01.

②④⑤高适良.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141，143，179.

③毕乃德.同文馆考［J］.中华教育界，1935，23（2）：13-16.

⑥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140.

晚清女子教育的发展研究 篇3

一、晚清时期人们思想的觉醒与女子教育的提出

晚清时期女子教育,是随着“西学东渐”和女性意识的觉醒, 以及具有男女平等观念的改革派的推动下而逐步提出的。我国封建传统文化中存在十分严重的“男尊女卑”现象,广大女性成为被压抑的对象。在我国封建传统的女子教育环境中,女子的独立人格完全被剥夺了,女子一旦嫁人便将自己的一切寄托给了丈夫, 丈夫成为自己的“主人”,而自己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却只能做丈夫的“附属品”。甲午战争、鸦片战争的失败,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迫打开,维新改革派对传统的女子教育进行了反思,并逐步让女子拥有之前所未有的受教育权利,梁启超在此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甲午受创,渐知兴学”,积极主张设立女子学校,倡导男女平等接受教育的先进思想观念,并指出:“吾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贻”,认为我国之所以积贫积弱, 原因在于女子教育的缺失[1]171。梁启超还从胎教和家庭教育的角度,从有利于“强国保种”促进中华后代更加优良的角度,提出我国必须尽快设立女子学校、推动女子教育的发展。除了梁启超之外,晚清的近代思想家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积极提倡兴办女学,逐步打破封建传统中男子才能读书做官的腐朽观念,极大地破除了数千年以来对女性受教育权利的禁锢,女子地位逐步提升,开启了女子教育的思想萌芽。

二、晚清女子教育的萌生与初步发展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纷纷派遣大量的传教士到清朝传教,诸列强将在满清设立各类教会学校作为传道布教的重要方法,在此过程中,西方的思想观念文化逐步传输到我国,使国民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对传统封建礼教产生了极大冲击。1844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派遣人员在宁波设立了女塾,免费招收中国女学生数十人,还供给伙食。自此之后,美国圣公会、美国长老会等教会先后在我国各个通商口岸设立了许多女子学校。仅在1844年到1860年,外国人在我国境内兴办的女子教会学校就有16所[2]98。当时,西方列强教会学校在我国办学的条件较为简陋,许多教会学校租赁民房上课,或者在教堂中的某个狭小的空间内上课,缺乏最基本的办学条件。

1868年,美国和中国签订了《续增条约》,按照“条约”的规定, , 美国人可以几乎可以随意按照其意志在我国设立学堂,自此之后,外国人在我国境内设立学堂逐步被合法化。1860年之后,原本主要设置于通商口岸的教会女子学校逐步向我国内地扩散,开始在内地也举办了不少女子学堂,外国人在我国举办的女子学堂规模逐步扩大、数量逐步增加,从之前主要设置女子小学开始设置女子中学,甚至开办了女子大学。自1870年之后,在全国南北均有外国教会举办的女子学校,美国圣公会在上海举办的“文纪女校”、在福州举办的福州女书院,美国天主教在上海举办的崇德女校、启明学校等,均是当时较为著名的教会女校。满清政府在戊戌变法中也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开始模仿西方学校的做法招收女生。随着晚清政府《女子小学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的颁行, , 满清政府举办的女子学校逐步增多,新式学堂中也普遍招收女生。1907年,满清政府对各省的教育状况进行了统计,制作成《第一次教育统计表》,从“统计表”可以看出,当时除了吉林、新疆、甘肃三省还没有举办女子学堂之外,其他各省均举办了女子学堂, , 全国各地共举办了428所女子学堂,共有女学生1.5万多人[3]333。

三、晚清教育制度对女子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

晚清教育制度对女子教育的发展具有一定推动作用,尤其是 《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章程》出台,首次将女子教育纳入到了整个学制体系之中。自1907年之后,满清政府开始积极举办女子学堂,逐步开设了许多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全国女子入学的人数逐步增加。为了满足女学生的入学需求,许多地方政府将之前举办的某些私立女学堂改制为官办女学堂,全国各地官方举办的女学堂数量迅速增长。《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章程》的出台,表明满清政府对女子教育从法律制度上予以了充分认可,这是满清封建王朝统治者在面临巨大压力的形势下不得不妥协的一种结果。但是,无论如何,满清通过立法的方式予以认可女子教育,相对于之前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来说是一种极其可喜的创举,在我国女子教育的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述两个“章程“对促进我国女子教育的作用十分有限,按照上述“章程”的规定,女子所能够获得的最高程度的教育是初级师范教育,满清政府并不举办女子中学、女子高等学堂、女子大学等,女子受到的教育还是较为有限。除此之外,按照满清政府“章程”的规定,女子学堂和男子学堂虽然是同时开办的,但是女子小学堂、女子师范学堂的学习年限比男子学堂的年限要少1年,在学习时间上的减少实质上还是体现出一种对男女学生的不公平对待。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按照满清“章程”的要求,实行男女分校,推行一种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双轨制教育教学制度。在此种双轨制之下,男性能够按照初中、中学、大学等从初级到高级的顺序依次升学,逐步递升学习的层次,男性不仅能够接受师范教育, 同时也能够接受实业教育,而女性却只能就读小学,在小学毕业之后如果要升学就只能选择女子师范学堂,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而满清政府举办的女子师范学堂的数量极其有限,大量女学生小学毕业之后不能继续学习。当然,满清政府颁行的《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章程》从法律地位上确认了女子教育的合法性,为促进女子教育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对提高女子的社会地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妇女人才的培养开辟了十分广阔的道路,为女性的自身解放奠定了十分重要的思想基础、文化基础。满清政府兴办的女学具有十分浓厚的政治色彩,能够体现一种“自我革命”的思想。即便在教育的宗旨上和地方传统私立学校有着巨大的差异性,即民间的私立女校办学目的是为了开发女学生的智力,但是满清政府举办的女校是为了培养女子传统的女德观念,但是,晚清的女子教育存在不同形式的办学模式,逐步走向了具有普及性的女子教育的方向,满清新式女子学堂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在举办学校的数量和办学质量方面均有了较大的提高,而且在教育目标方面也从最初的进行女德教育发展到为国家培养有用的女国民转变,从单纯的进行道德教化灌输发展到让女学生接受科学技术知识、体育、德育等全方位的训练,晚清的女子教育在从有到无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

四、晚清多种女子学堂的举办促进了女子教育的发展

新式学堂的建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晚清政府颁行《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后,女子学堂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起来,普通女子小学堂获得了发展,一些女子师范学堂培养了大量的女性小学教师,各类实业学校的举办促使女子教育从道德教化转化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宣统元年(1909),全国共有女子小学堂308所,共有女学生14054人[3]346。如果加上女子师范和外国教会举办的女子学堂,学堂总数和女学生总数较为可观。随着女子教育的发展,除了女子师范教育外,产生了新式综合女子学院,比如竞志女学、城东女学等,使女子教育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后来,全国各地还出现了许多女子职业学校,专门培养女生医学护理、纺织业、蚕业等方面的技能。比如,张竹君于1905年在上海举办的中西医学校,后来在学校的旁边开办了附属女医院专门供女生实习,成为我国最早的女子医学校之一。由于女性在医疗护理方面具有优势,女子医学堂逐步发展成为女子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学校类型。女子职业学校的开办,促使更多的女性跨出家庭的门槛、逐步走向社会,谋求经济独立。

晚清时期多种女子学堂的举办,使更多的女子进入到学堂求知,这些在女子学堂学习过的女性具备了初步的文化知识,不少女性亦成为女子学堂的教师,打破了传统的师资队伍中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对封建时代以男性为中心的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除此之外,不少女性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接受新式教育的过程中,解放了她们的思想观念,不少女学生漂洋过海到西方国家留学,极大地开阔了她们的视野,更新了她们的思想观念,促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和政治活动中来。留学生中的不少女性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和先进的思想理念,摆脱了女性完全依附于家庭的状态,以积极主动和自信的状态走向社会,将自己完全置于和男性同等的地位,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女子教育的发展。

摘要：1907年,满清政府颁行《女子小学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女子教育学制,首次使女子教育获得合法地位。自此之后,中华大地上广设女子教育学堂,甚至不少女性漂洋过海到西方国家留学,促进了我国女子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教育教学工作,晚清,女子教育,发展

参考文献

[1]於世海.论梁启超教育法学思想及其历史贡献[J].求索,2011(11).

[2]雄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晚清之后是民国 篇4

1916年6月袁世凯出人意料地死去，在中国的震动是全方位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那种属于旧时代，闪烁着重金属光芒般的威慑力和权威失去了。先是皇帝消失了，道统消失了，原先附诸偶像之上的神秘东西，如雾霭一样慢慢褪去；而现在，以权威的形式替代偶像和道统的袁世凯也消失了。

民国成立后，身为共和国大总统的袁世凯像一只山林中的老虎突然置身市井闹市一样困惑和悚然。袁世凯与时任内阁总理秘书的顾维钧有过这样一次谈话——袁世凯问留美博士顾维钧，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顾维钧的回答是，“共和”意味着“公众的国家或者民有的国家”。袁世凯困惑地摇了摇头，表示不太明白。袁世凯的担忧是，作为中国老百姓，他们能理解这些道理吗？袁世凯举例说，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会把垃圾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屋子的清洁，至于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呢！顾维钧说，民众的无知可以通过教育、法律、制度等来推动发展。袁世凯说，那岂不要几个世纪？

袁世凯的担忧和几个世纪的转变之说，如今看来并非毫无道理。事实上，辛亥革命带来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共和国，那种匆忙之中仿效西方建立的宪政更像是空中楼阁，甚至连倡导者也没有系统而全盘地规划，就匆匆上阵了。很少有中国人听说过共和，甚至连总统这个名称也是第一次听到，也不知道这个称谓与国家的关系，更不要说承认他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了。一切都是先天不足，辛亥革命来得如此突然，等到共和国建立，才发现根本没有机会对中国民众普及现代社会的公民教育。对于专制的警惕，对权力的制度性制约和平衡、程序公正的意义，这些现代民主社会最基本的常识，中国人依然陌生。

英国驻华使馆武官柏来乐说：“在中国遥远西部地方的居民，对于政府是帝制还是共和，可能感觉不到任何差别，因为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会影响到构成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苦力、车夫等的生活。扰乱给盗匪以一个大机会，他们是危险的大根源。贪污的流弊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中是如此之深，结果我怀疑它是否能在一个世纪以内铲除。”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在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中写道：“值得说明的是，此地的下层人士中，通常谈到孙文博士是新皇帝，他们不了解总统这个专门名词，认为它只不过是更高头衔的一个委婉的说法。”在溥仪的洋师傅庄士敦看来，袁世凯称帝的失败，与其说人们反对帝制、拥护共和，倒不如说人们反对的是袁世凯做皇帝。“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不反对共和，但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都没有……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在庄士敦眼中，“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的说法根本不曾得到过证实，大部分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和前途会随着共和制的建立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因此对共和制的优劣毫不关心。

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很多人，很多时候习惯以旧的手段和方式，来推动制度的运转。很难想象没有去过西方、日本，甚至没有到过江南，只是一直龟缩在中原地区的袁世凯有着现代政治的理念和追求。

与政治高层的派系相对应的是，民间也有各种各样的势力蔓延滋长，上千种势力在划定范围，上万种思想在扯着大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政党和势力，从成立之时起，就没有学会协调和合作，而是指手画脚分庭抗礼，拉大旗抢山头。

“乱世”真的来了。掌握着中国命脉的强权者，他们不是规矩地执行宪政，而是窥视时机尽可能寻求权力以及私利的更大化。他们奉承的，以及他们所做的，仍是数千年以来的阴谋政治。

乱世的另一种力量，是散落在民间的各种新生势力——企业家、商人、银行家、教育家、律师、工程师、记者、作家等，他们看似一盘散沙，却富有独立精神。他们的敌人，一直就是独裁体制和军事霸权。

中国走什么样的路？中国向何处去？这巨大的、不得解的疑问，依旧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而且，数千年匍匐于专制政权下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既缺乏那种宽容、合作、磨合以及共渡难关的精神和意识，也缺乏对于自由和法制的正确理解。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掠夺别人财产，把他们身无分文地扫地出门，就是实现“平等”；对别人为所欲为，就是“自由”……以这等认识左右着走向，本身就潜在着巨大的破坏性……一切都是盲人瞎马，这使得泱泱大国在抬起脚步前进时，旁观者感到步步惊心。

文化民族性与晚清高等教育演进 篇5

(一) 文化民族性内涵

文化民族性, 在词源上是有“文化”和“民族性”两个词构成的, 民族性通俗的理解就是民族的特性, 那么文化民族性就可以通俗地理解为民族特殊的文化状态。基于此, 我们从整体上感受民族与民族间的文化差异, 美国的实用主义文化、英国的绅士文化、日本的摄取性文化……。张岱年先生说, 文化民族性由文化在一定空间存在即同一社会人群相关的必然中产生[1]。这实际是说民族是文化民族性存在的基础。早先在一定地域共同生活的人, 由于血缘的关系形成了民族, 在处理自然与社会的问题时, 形成了特殊的民族文化。再后来由民族构成国家, 由于民族与民族文化的不同, 国与国之间也就有了文化民族性的差异。文化同时具有传承性, 各国原有的文化基础不同, 那么日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状态也就不可能一样。这也是社会发展到今天, 当国与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互相影响愈深的今天, 各国依然保持鲜明文化民族性的原因。文化还具有多重特性, 如文化的阶级性、共同性、时代性、继承性、融合性等。文化民族性只是文化诸多特性中的一种, 与文化的其他特性一起构成文化的本质内涵。这实际表明一国的文化就是一个整体, 不能割裂开来进行理解, 不能将文化民族性与文化其他特性对立起来, 更不能用文化民族性去代替其他的文化特性。

以上是文化民族性内涵的理论解读。具体认识中国文化民族性, 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去把握:首先, 中国的文化民族性是由以汉族为主体的全体中国人在中华大地上共同创造的。其次, 中国文化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格局, 在漫长的文化演变历程中, 以儒家文化及其传统为主体。中国的文化民族性实际上就是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互作用形成的文化状态, 在古代, 这种文化交互作用主要在儒家文化与非儒家文化间展开, 到了近代则主要体现为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古代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再次, 近代社会以来, 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外来影响的原因, 中国在不断地突破旧有的文化传统, 形成新的文化状态。但这新的文化状态不是建立在空中的楼阁, 而是建立在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 作为一个古国, 文明延续至今从未中断, 中国拥有深厚文化历史与传统。这样丰富而又成熟的文化资源从来都是双刃剑, 既可以滋养也可以阻碍新的文化的发展。但无论如何, 由此文化资源形成的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特征必定明显。最后, 任何文化都是不断发展的, 近代社会以来, 中国文化演变情况十分复杂, 这实际上要求我们用一种动态的、整体的视野去观察中国的文化民族性。

(二) 文化民族性对晚清高等教育研究的价值

作为一个文明古国, 中国拥有自己悠久文化和高等教育传统, 两者紧密配合并与中国古代社会相“适应”。设想, 若没有西方列强的冲击, 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及高等教育体系将会按照自身理路继续演进。至于传统高等教育演进的结果如何, 是否会发展成为现代大学, 只能存在于人们的推理之中了。也就是说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最终是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改变了前进轨迹。表面上看, 晚清高等教育是简单因袭欧美 (包括日本) 高等教育经验而发展起来的, 是无奈和被动选择的结果, 但实际上, 如果将观察的视野拉长, 就会发现晚清高等教育的发展没有脱离中国文化自身演进理路的制约。晚清不同时期高等教育内容、机构、制度和人事等的安排, 无不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国文化状况即文化民族性主动选择的结果。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重力量决定了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 就晚清高等教育演进而言, 文化因素的力量常被人忽视, 有限的“冲击与反应”理论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批判。西方的文化冲击, 的确给晚清高等教育变革提供了条件, 但中国人变革高等教育的反应却是符合中国文化自身的逻辑与演进理路。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 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本原因。以文化民族性为基础, 研究晚清高等教育演变无疑是一个更好的视角, 据此我们不仅能够了解晚清高等教育变革的“因”, 还能够理解晚清高等教育实践的“果”。更为重要的是从晚清文化民族性与高等教育互动的关系中得到的经验教训, 为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条件下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借鉴。

二、文化民族性影响下的晚清高等教育演进

相比政治、经济的变迁而言, 文化的变迁是极其缓慢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开始进入近代社会, 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乱了传统封建社会的秩序, 随着时间的推移, 晚清社会变化越来越大。但是有一点是大家比较认同的, 即文化思想领域真正的变化、“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在19世纪末才开始。也就是说, 在20世纪前的大多数时间里,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依然占据文化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 也即儒家文化及其传统与变迁构成晚清文化民族性的主体特征。传统文化、古代高等教育体系及两者的结合是晚清高等教育发展基础也是制约力量, 并长期平稳地发展着。而这一切都在1840年后发生变化, 源于西方文明的冲击, 中国文化呈现新的局面, 晚清危机也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晚清高等教育的演进, 实际上就是在文化民族性与高等教育博弈下寻求新的平衡局面。

(一) 两次鸦片战争时的文化与高等教育

鸦片战争之前, 对待外来文明的冲击, 中国人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办法。“一是采取普遍主义的态度, 虽然欢迎这些似乎毋容置疑的知识、思想与技术, 却在特别的解释中使这些新知转化为旧学, 从而以一种天下一家的心态, 逐渐使自己融入世界;一是采取特殊主义的态度, 坚决拒绝这些会瓦解和动摇固有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东西, 激起激烈的民族主义或保守主义。”[2]

事实上在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完全固拒外来的文化是难以做到的, 所以, 以保守主义的策略来阻止外来知识、思想与信仰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越来越显得软弱无力。既然文化冲击终究无法避免, 那么, 总需找到缓解冲击带来不适的办法。“先进的”中国人很快便找到了保持文化自尊、缓解心理震撼的办法——西学中源, 将西方知识、思想、信仰、科学与技术上的成就看成是发源于中国的, 如此, 既照顾了体面, 又满足了学习西方文明的需要。但是此法没有根本上改变中国人传统的文化观念, 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文化理路依然是中国式的。

这种中国式的文化理路同样用于处理鸦片战争带来的危机。国人将鸦片战争的失败看成是一时经济利益的受损, 在西方列强商业利益得到满足的情况下, 晚清帝国的危机就会自然得到缓解。如若不然, 在签订不平等条约保证暂时稳定的情况下, 通过晚清内部事务的整顿、精神振作, 同样能够恢复强大, 达到击退列强、解除危机的目的。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晚清文化、文明发展上的问题, 所以出现了鸦片战后20年里“国中一切守旧, 无毫厘变法之说”[3]的情况。

鸦片战争失败最直接的原因是国人不悉夷情和不知列强的舰船火炮的厉害, 所以魏源等经世学派在战后提出“洞悉夷情”和“师夷长技”的主张, 可惜就是这样合情合理的呼吁也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在当时社会普遍愚昧自是的文化心态下, 社会群体的大多数甚至没有认识到晚清技艺的不足。所以尽管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 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运转一切照旧, 传统高等教育体系自然如是。

众所周知, 在封建社会之中, 科举是高等教育的指向标, 科举不变, 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根本不可能发生改变。第一次鸦片战争刚结束, 魏源便提出:“今宜于闽粤二省武试, 增水师一科, 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 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为行伍出身。”[4]道光二十三年两广总督祁贡, 提出科举考试“似宜于奉行成法之中, 微寓变通考选之制, 如文试第三场, 策问五道, 请定为五门发题:曰博通史鉴, 曰精通韬钤, 曰制器通算, 曰洞知阴阳占侯, 曰熟谙舆图情形。……至武试, 除默写武经外, 请添问策一道, 分韬略、技艺、火攻、水战四门”[5]。虽是局部性的改革建议, 却贯串着学用一致、师夷长技的精神。可是, 在当时文化状态下, 朝廷不可能理会这种变革的呼吁, 更不可能付诸行动。所以, 即使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集团利益上有限的科举变革提议, 也被部议以“士子淹博有素, 不必专门名家”为由驳回。由此可见传统高等教育体系运转得如何稳固。

(二) 洋务运动时期的文化与高等教育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 严重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在镇压太平天国军及捻军过程中, 清王朝与外国列强勾结在一起, 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逐渐认识到了西方列强舰船枪炮的厉害。此外经世派“睁眼看世界”与“师夷长技”的呼吁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部分中国人思想文化意识的觉醒。所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清王朝便发起了洋务运动, 这是清王朝自身变革的开始,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从传统向现代的演变也肇始于此。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维新官员发动的以“自强”和“求富”为目的的“师夷长技”的改良运动, 时间上从1861年到1894年, 持续30多年, 但其运作远没有超出“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范畴, 诸多的研究已经表明, 在19世纪末之前, 儒家思想文化传统牢牢地占据中国思想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 以儒家经典为核心、以科举为指向的传统高等教育依然牢牢占据着近代社会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体地位, 并且深刻影响了新式高等教育的实践和效果。

新式高等教育作为“自强”“求富”的辅助机构而建立起来, 受限于“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 主要体现“器用”上的价值, 清王朝统治者“希望以西洋技术重新确立中国文化和政治传统至高无上的地位。”[6]根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的统计从1862年 (即京师同文馆的建立为开端) 到1898年戊戌变法前, 洋务派共兴办了30所左右的新式学堂, 这些高等教育机构按照性质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外国语学校: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 (2) 军事学校:如天津水师学堂、广东水陆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 (3) 科学技术学堂:如福建船政学堂、广东实学馆、上海电报学堂、天津医学堂等。

除了新式学堂以外, 清政府还于1872年开始派遣学生赴美留学, 以共同培养洋务运动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但受制于中国文化和传统, 更是出于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需要, 新式学堂和留学教育机构表现出严重的守旧性, 学生必须接受正统的伦理、道德、思想的教育, 为此要求学生天天坚持读四书五经, 讲忠君尊孔, 奉行纲常礼教。新式高等教育还严格排斥西学中涉及西方民主制度和社会政治学说等方面的内容。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新式高等教育这棵幼苗, 在排斥它的文化土壤中, 在有限的西方资本主义养料中, 无法长成郁郁葱葱的大树, 结出繁茂硕大的果实。

新式学堂和留学教育固然无法撼动传统高等教育的主体地位, 但是作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迈出的第一步, 仍具有如下积极意义[7]:第一, 更新了传统人才培养目标的模式和人才观念;第二, 开启了学校教授近代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先河;第三, 采用了近代西方学校的一些具体做法。新式高等教育机构, 虽然数量少、规模小, 各自独立、不成体系, 且具有浓厚的封建性, 但是其所起到的文化与教育上的拓荒作用, 实际上为日后的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打下了基础。

(三) 甲午文化震撼与高等教育变革

甲午一役, 清政府竟然败于被称为“虾夷”的“蕞尔小邦”日本, 遭受赔款割地的“胯下之辱”。现代人可能很难想象此事对于当时中国人的巨大震撼。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 实则甲午一役始也。”[8]它表明洋务派“中体西用”论救国方案的破产。甲午战后到晚清的覆灭短短不到20年的时间, 晚清政府进行了两次变法———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尽管变法领导的力量和目标各不相同, 但实际上表明变革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了。就思想文化而言, 甲午战争也可以说是中国思想文化新旧转换的分水岭。思想界不仅认同“西技西艺”, 而且认同“西政”, 并宣传属于“西教”层面的民权、自由、平等学说, 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传统和教育遭到了严厉批判。虽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间在救国方略上存在激烈的斗争, 但是在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刺激下, 要求兴革除弊想法是共同的。要变革就离不开合适的人才保证, 而在这一点上, 整个洋务运动时期的高等教育实践是无法令任何一方满意的。在这种新的文化背景之下, 甲午战争之后近代高等教育向前大大迈进了。

1. 重视新式学堂和高等教育的作用。

甲午战后, 晚清社会形成变革的风潮, 思想观念上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体西用”的范畴, 开始关注西方的政体和文化。维新派更是把西方各国和日本强大的原因归结于其“广开民智”。西方各国之所以强大, “不在于炮械军器, 而在穷理劝学”, “近者日本胜我, 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者, 其国遍设各学, 才艺足用, 实能胜我也”。为此维新派呼吁广开民智, 实际上将教育的作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 “欲任天下之事, 开中国之新世界, 莫急于教育”。而中国传统的以八股科举为指向的教育, 不仅不能达到开民智的效果, 并恰恰是中国“割地兵败”的原因, “欲开民智, 非讲西学不可”。维新派的教育主张不仅提升了以讲求西学为主任的新式学堂的地位, 而且有助于促进新式学堂教育内容的现代化。在新式学堂的地位和作用得到正视的情况下, 新式学堂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学堂的数量和类型开始增多, 西学教育内容也得到了大大的扩充。

虽然晚清最后时期, 政治派系斗争激烈, 政局动荡不安, 但是发展新式高等教育的策略基本坚持了下来, 特别是科举的废除, 更是表明了统治集团发展新式高等教育的决心, 也扫除了新式高等教育发展的障碍。

2. 新式高等教育机构数量与类型增多。

与洋务时期比, 维新变法之后, 新式高等教育的数量有明显增长, 仅1895-1898年间, 各地创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就有20余所。其类型也在外语学堂、军事学堂、科技学堂上有所突破, 又增加了铁路、工程、师范、储才、事务、经济、农务、工艺等专门学堂。在洋务运动时期, 中国的新式学堂通常是中高等教育一体化的专业教育机构, 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 学堂间也开始有了明确的层次划分:初等学堂、中等学堂、高等学堂和京师大学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98年, 中国在借鉴日本高等教育经验的基础上, 第一次建立了综合大学———京师大学堂。在京师大学堂的引领之下, 一批初具现代大学性质的大学堂和高等学堂纷纷起立起来。

3. 科举的改革与废除。

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和新式人才培养的最大障碍来自于科举。所以自洋务学堂一开始兴办, 科举改革就开始提上实施议程。1869年, 江苏巡抚丁日昌奏请将武科分为三途, 选取“谙通机器、制造精能”及“枪炮命中、勇敢善战”的军事人才。1870年闽浙总督英桂和船政大臣沈葆桢合议:“水师之强弱, 以船炮为宗。船炮之巧拙, 以算学为本。”因此要求特开算学一科, “使家有其书, 人自为学”。1874年, 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以“文武两途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 隔膜太甚”, 要求“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 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以资造就”。1875年礼部奏请考试算学, 多设其途。1878年沈葆桢奏请停止武举。1883年山西道监察御史陈启泰奏请变通科举、特设一科, 专取博通掌故、练达时务之士。1884年, 国子监司业潘衍同建议仿照翻译科之例, 开“艺学科”, “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学、熟知舆图者, 均准与考”。这些有关科举改革的要求, 由于受到了顽固派的竭力阻挠, 被认为与国体不合而进展十分缓慢。其中科举改革最大的成绩要属1887年算学科的设立。即便算学科是如此的来之不易, 考生却并不买账, 应者寥寥, 最终在实践上几欲作废。当然, 科举改革的艰难很大部分原因在于中国人传统文化观上对西学的排斥态度, 相比较西学, 大多数中国人依然将科举看成是最重要的晋升途径。

甲午战败, 昭示了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救国方案的破产, 儒家传统文化遭受沉重打击, 全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变革氛围。有识之士更是对科举阻碍学堂、新式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刻批判。刑部侍郎李端棻批判科举对学堂和求知的阻碍时说:“利禄之路不出斯途, 俊慧子弟率从事贴括, 以取富贵。及既得科第, 遂于学绝, 终为弃材。今诸馆所教, 率自成童一下, 苟逾弱冠, 即以通籍;虽或向学, 欲从未由”。严复在《救亡时论》中抨击八股取士“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 认为变法“莫亟于废八股”。梁启超在列举洋务学堂之弊时同时指出, “欲兴学校、养人才, 以强中国, 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 小变则小效”, 并在《时务报》上发文《论科举》具体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上、中、下三策。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关于改革科举的奏、议逐渐增多, 清末新政前, 主要集中在改革武举、增设特科、改革文科的考试内容、废除八股文和改试策论等方面。与洋务时期, 改革科举成效甚微相比, 甲午战后科举改革虽同样受到了顽固派的反对, 但是改革的目标还是逐步达到了。1898年1月, 经总理衙门和礼部合议正式设立“经济特科”;1898年3月, 光绪帝诏令改革武举旧制;1898年6月, 光绪帝诏令:“著自下科为始, 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 向用四书文者, 一律改试策论”;1901年武举考试废除;1901年12月政务处、礼部拟定变通科举考试的各项章程;1902年, 举行废除八股文后的首次乡试;1904年, 清政府诏令递减科举;1905年, 科举废除。科举废除, 扫除了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最大障碍。

4. 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

光绪二十七年 (1901年) , 清政府明令全国的书院改为学堂, 在省城的改为大学, 在府的改为中学, 在州县的改为小学, 从此“中国的学校教育渐入于有系统的时期”[9]。光绪二十八年, 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 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出现的具有学校系统的“新教育”制度, 该章程计分《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中等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等六件, 从形式上确立了比较完备的学校系统。由于该学制颁布的时期为壬寅年, 所以又称“壬寅学制”。“壬寅学制”虽正式颁布, 但并未施行。到了光绪二十九年, 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又奏请拟了《奏定学堂章程》, 该学制公布的时期为癸卯年, 所以又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较“壬寅学制”更为完备, 除了将整个教育划分为3个阶段和7级外, 还订立了学校管理法、教授法及学校设置办法等。该学制的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 分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 (3年) 、大学堂 (3-4年) 和通儒院 (5年) 。在清王朝尚未倒台之前, “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都体现着浓重的“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思想, 但其毕竟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化、制度化和国际化的开端, 奠定了民国及以后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10.

[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第二卷) [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333

[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 (二) :18.

[4]魏源.筹海篇三.议战.海国图志.50卷本卷二:43.

[5]祁贡.请推广文武科试折 (道光二十三年) .鸦片战争 (一) :241.

[6][美]史黛西.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4.

[7]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18-22.

[8]丁文江, 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3:38.

晚清实业教育发展轨迹描述 篇6

关键词：晚清,实业教育,实业学堂

一、晚清实业教育的萌芽

中国的实业教育萌芽于洋务运动时期,是在洋务企业的兴办过程中逐渐出现的。1867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是第一个带有实业教育性质的学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让清政府中的洋务派看到了船坚炮利的重要作用,因此他们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创办属于清政府自己的工矿产业。但工矿企业缺乏专业的技术人才,外聘的洋匠和洋技师又费用较高、不负责任、垄断技术等,洋务派认识到该为自己培养一批掌握西方先进技术和军事知识的实用人才。魏源、林则徐、龚自珍等一大批有识之士也开始认识到要想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就必须将所学的知识技能,切实转化到实践当中,重新开始强调“经世致用”的思想。 于是,各种有实业性质的学堂陆续创办,除了福建船政学堂,还有江南制造局附属操炮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山海关铁路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等,这些学堂都是晚清实业学堂的雏形。

甲午战争前,郑观应、王滔、冯桂芬等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改良派就主张学习西方,开设各种实业学堂,但是没有对清政府造成触动。甲午中日战争中,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让清政府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随后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更是给清政府以重要的一击。《马关条约》规定帝国主义可以在华投资设厂,给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引起了朝野上下的空前震动,于是有识之士纷纷要求清政府通过发展民主工商业挽救民族危亡,其中忧国忧民的商人、士绅和官僚呼声最为强烈。于是,清政府逐渐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一时间一批具有实业性质的工厂相继设立。但早期的工商企业主要是由一些买办商人创办的,如曹子俊兄弟创办的上海机器造纸总局;卓培房、唐汝霖、郑观应创办的上海织布局;郑观应创办的上海电报总局;徐润、唐廷枢创办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 仁济和保险公司;张子标创办的虹口船厂等。民族工商业的丰厚利润吸引了一批具有较高功名的士绅,他们开始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积极投身到实业当中,如状元及第的张骞、礼科给事中于立瀛、前国子监祭酒陆润痒等,他们分别在南通、镇江及苏州一带经理商务、办理纱厂,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催生了一大批实业学堂,并为这些实业学堂的创办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这一时期的实业学堂,已经涵盖了农、工、商、矿等各方面。但由于中国重农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实业学堂以农学堂和蚕桑学堂为主。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实业学堂,是江西蔡金台1896年在高安县建立的蚕桑学堂。但由于维新变法的迅速结束,造成这一时期实业学堂的数量不多,规模不大,层次不深的现象。但这却是近代实业教育的真正开始,为实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实业教育的发展

1.实业学堂的迅速发展。“癸卯学制”颁布后,全国兴办学堂的热情高涨,掀起一股兴办新式学堂的热潮。商部首先做出反应,提出“为振励才能,精求实学,应先从实业学堂入手”,并奏请清政府拨款。全国各省各地根据学制《学务纲要》中的规定:“各省宜速设实业学堂,农、工、商各项实业学堂,以学成后各得治生之计为主, 最有益邦本。”积极创设各级各类实业学堂,或将之前学堂改建成实业学堂,全国各地的实业学堂数量急剧增加。如直隶在天津设立初等实业学堂;山东于兖州设农务学堂,将招来的40名学生分为内外两班,进行分科教授;湖南将其高等学堂旧址改为农、工、 商、矿各项实业学堂;前两广总督魏光焘鉴于“两江虽夙称繁庶, 而士旷民游,商疲工窳,多未讲求,非兴实业学堂,不足以陶冶人才,以为振兴富庶之基”,故将江南格致书院改为江南实业学堂。

而科举制的废除和学部的成立,为实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创立的实业学堂数量更多。如,江西开办高等农业学堂;江苏清江设立商务学堂;广东于省城附近设蚕学馆, 并购地、栽桑、访聘华洋教习,酌招学生数十名,分作两班:一班专学检种、饲养之法,作为速成,以备分布各州县村乡开设试验场之用;一班专习蚕学本科,研求新理,为异日大加改良之计;湖南以醴陵磁业日衰亟宜设法整顿,特请就县设立磁业学堂,以期推陈出新,挽回权利等。而且除大量官办实业学堂外,富商大贾和民间士绅也开始积极筹资,兴办了很多实业学堂。如广东香山的孝廉陈廷流创设了工农商学堂;直隶津地绅集资在太仪门、朝阳观两处分别建设工商学堂;四川泸州的茂才闵珖捐资创设了晨夜学堂等等。在实业学堂数量增加的同时,质量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可以从南洋公学的发展看出。南洋公学是现在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6年创办。因为南洋公学处于通商巨埠,商务较为繁盛,开支靠商人捐,所以准备将其改名为上海实业学堂,专门讲授商学。1906年,又改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1907年,又因为负责给其拨经费的招商、电报两局改隶邮传部,所以又改名为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其学科设置、修业年限随着学校的多次更名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如由原来的小学三年、中学四年改为小学四年、中学五年。 学校设置了铁路专科,作为学校的第一个工程专科,铁路专科的设置直接影响和促进了其他工程专科的设置,如电机专科、航海科等。而且学校开始重视实验和实习的重要性,要求增加办学经费,添置必要的实验设备,建设供学生实习的工厂。虽然最后拨款数量不多,但是学校利用为数不多的经费还是建成了金木厂、木工厂、电机实验室和铁道测量仪器室,并将实验和实习作为正课的一部分,制定了比较严格的制度。从中可以看出,以上海高等实业学校为代表的实业学堂办学质量较之以前有了大幅度提升[1]49。

2.女子实业学堂的创设。实业教育的发展除了实业学堂的迅速发展,还体现在女子实业学堂的创设。众所周知,中国几千年来女子的地位一直较低,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想更是剥夺了女子受教育的权利。这一切,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先进思想的传入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并重视女子的才能和智慧,认为女子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应该和男子一起保卫祖国,振兴民族。随着教会女学校的出现和知识分子积极倡导开办女学,1895年,近代中国由自己创办的最早的女子学堂建立,是由上海电报局局长经元善在上海创办的经正女塾,但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很快停办。随后, 一些有识之士逐渐建立了多所女子学堂,如蔡元培、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爱国女学;常州建立了争存女子学堂等。可以说,当时兴办女学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而学制的颁布和兴学热潮的出现,也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女学的创办。而女子从根本上摆脱对男性的依赖的条件是自己有一定的能力,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这就要求女性要掌握一定的技能,这就要求开展女子实业教育。

不过鉴于女子的传统习惯、生产条件,以及女子和家庭的紧密关系,女子实业教育的内容主要是编织、裁缝、桑蚕等,女子学堂主要是以女子手工传习所和桑蚕学堂为主。如四川开办女工讲习所;浙江设有杭州女工传习所、工艺女学堂;福建创办蚕桑女学堂等,这些女子实业学堂的开办,培养出了制造、刺绣、蚕桑等近代第一批女子职业。同时,为了避免女性看男医生的诸多不方便, 天津卫生局开办女医学堂,杭州速成产科医学堂等。但由于条件所限,这一时期的女子学堂数量不多,但却开辟了女性通过实业教育谋取经济独立的道路,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闺房接受教育, 不但获得了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而且为民族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总之,女子实业教育改变了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大大提高了女子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推动了妇女的解放。

3.实业留学潮的兴起。随着实业学堂的增多,清政府开始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但是这一时期的实业人数不多, 尚未形成潮流。据相关资料记载,到1901年底,到日本留学的学生265人中只有22人是和实业有关系的。庚子赔款后,清政府的财政出现危机,于是更加重视实业的发展,企图通过实业缓解财政困难,除了鼓励民族工商业,更加注重派遣留学生的数量和质量。《学务纲要》规定了各省尽快创办实业学堂,但实业学堂教员较少,因此培养一批实业教育的教员是创办实业学堂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各省选取本省各项实业中急需要讲求者,先派一批学生出国学习,并规定将这些留学生“分作两班,一班习中等学,以期速成;一班习高等学,以期完备。俟中等实业学生毕业回省,即行开办学堂,先教简易之艺术;俟高等实业学生毕业回国,再行增高学堂程度,以教精神之理法,为渐次推广扩充地步”。由于清政府对实业留学进行鼓励,并加强规范管理,所以实业留学者逐渐增多,慢慢形成了一股潮流。

晚清师范教育发展的制度变迁分析 篇7

关键词：晚清,师范教育,制度变迁

自近代师范教育建立至今, 我国学者对师范教育的研究就十分深入, 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 这些研究大部分局限于史料的描述或者师范教育某一小部分的具体演变研究, 研究方法则从比较简单的鸟瞰式、分期式的用政治史和革命史的方法, 逐渐到运用分地区、分时段地用社会史和教育史的方法[1], 从未应用制度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本文利用制度变迁理论对晚清师范教育发展进行分析, 以期对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借鉴意义, 也为现代师范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提供有益的参考。

中国近代师范教育成形较晚, 直到晚清时期才出现思想的萌芽。在近代师范教育的发展中, 郑观应、梁启超、盛宣怀、张百熙以及张之洞、荣庆等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晚清时期各著作、实践活动以及学制里的师范教育思想进行总结, 我们不难发现以下几点:

一、深受日本师范教育的影响

从最开始的简单介绍日本师范教育制度及思想, 到最终仿制日本学制而产生的新学制, 日本师范教育对晚清时期师范教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为了更好地学习日本, 清政府还采取了“走出去, 请进来”的方法。“走出去”即通过派遣官员和留学生到日本广泛考察学习包括师范教育制度在内日本的学制, 清政府先后派出姚锡光、罗振玉、吴汝纶等人进行考察, 这些人先后出版《东瀛学校举概》《扶桑两月记》《东游丛录》等著作, 详细介绍和记述了日本的学制以及教育现状。“请进来”即聘请日本教习到中国师范学堂工作, 为中国培养新式教师, 其中, 1903年在华日本教习和教育顾问有99人, 1904年为163人, 1905年至1906年为125人, 1909年为424人[1]。

二、封建性与资本主义特性并存

虽然晚清师范教育发展深受日本影响, 但可贵的是实施者并未照本宣科完全移植, 而保留了相当大程度的客观, 根据当时国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造。换句话说, 晚清师范教育的发展, 除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之外, 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封建残余。例如, 在课程设置方面, 除了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课、教育学、心理学课, “经史子集”伦理学的“本朝圣训”都占有不同程度的比重;而在招生和毕业生走向方面, 也与“科举制”有着密切的联系, 例如招生限制为“贡生”“廪生”, 毕业奖励出身等。封建性与资本主义特性并存是晚清师范教育的一大特色。

三、从思想发轫到政府主导的发展脉络

晚清师范教育最初只是学者、官僚进行理论阐述和思想争辩, 仅存在于民间或学术层面, 政府参与有限。直到京师大学堂、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 政府才出现官方的态度, 并着手实施。

一项制度的建立不是旦夕之间可成之事, 尤其是教育制度, 它不仅仅是教育行为的外在框架, 其建立和变迁都有深刻的历史缘由和自身原因, 而制度本身亦存在不可忽视的效应与力量。从制度变迁角度来分析晚清师范教育的发展情况, 能更好的认识近代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情况。

制度变迁理论认为, 制度变迁可分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在诺斯看来, 制度变迁发生与否取决于制度创新者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比较。在师范教育发展之初, 有效制度供给处在严重短缺状态, 个人或学者意识到这个问题, 并积极投入改造, 诱致性变迁逐渐成形。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交流的增加, 清政府受到的外部威胁增大, 这种威胁迫使清政府不能只求安定, 必然追求自身力量的强大, 而伴随着学西器、学西技的失败, 制度的力量慢慢被当局所认知。另外, 教育培养国家利益的捍卫者, 为抵抗列强所大力发展的教育直接导致了师资的匮乏。理性看来, 个体的发展和教育的发展, 其最终的受益主体是国家或整个社会, 此时师范教育发展将带来重要的正外部效益和社会效益, 这使得政府师范教育制度发展的可预见效益增加, 并逐步超过其建立成本, 发展师范教育从整体的角度看符合效益最大化原则。

而壬寅学制之所以被癸卯学制取代, 除了学制本身的不足之外, 更多的是张之洞与张百熙双方力量博弈的结果, 张百熙素以偏护新学而遭受谤议, 作为成功开展湖北师范学院的张之洞自然而然成为新学制的主要制定者。

师范教育本身特有的基础性、实用性特征要求应克服或者说减弱制度的寻利性, 这就要求师范教育制度应当尽可能的合理、全面, 以将各人行为限于可操作性框架之内。同时, 师范教育又要求具有人文性和创造性, 因此制度设计应当具有弹性空间。从晚清师范教育发展的脉络来看, 两学制即强制性变迁在降低交易成本、淡化机会主义、寻利行为等方面, 明显优于诱致性变迁, 在制度需求大于制度供给时, 国家在制度实施及其组织成本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当然强制性变迁具有相对优势并不能否定诱致性变迁的有效性, 或者可以说诱致性变迁有存在的必要性。强制性教育制度是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利益计算的结果而强制推行的一种制度形式具有非理性倾向。国家及统治阶级存在有限理性, 就是说由于他的有限理性和认识、了解制度不均衡以及设计、建立制度安排所需信息的复杂性, 使他仍然不能矫正制度安排的供给不足问题[2]。因此, 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者不可盲目的厚此薄彼或追求平均, 只有以一定的诱致性变迁为基础, 加之政府强力推行的强制性制度, 使得二者在不同层次发挥作用, 这样才能尽可能减少交易成本, 获得最大的效益。

参考文献

[1]王德滋, 龚放, 冒荣.南京大学百年史[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24.

晚清洋务派外语教育举措略考 篇8

洋务派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掀起了一场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洋务派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研究了解西方情势，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创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主张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同时还创办新式学堂、外派留学生，为中国迈入近代化进程奠定了一定基础。

为适应政治、外交、军事和经济文化等方面需求，洋务派极力提倡实行“新教育”，其首要任务是大力培养外交人才。李鸿章也大力支持此举，他曾说：“中国与洋人接交，必先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各国在沪均设立翻译官二员。遇中外大臣会商之事，皆凭外国翻译官传述，亦难保无偏袒捏架情弊。”[1]126为培养翻译人员，同治元年（1862）七月，恭亲王奕䜣等人奏请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立同文馆。清政府准予成立，附属于总理衙门，设置大臣、提调、帮提调及教习等职务，学制八年。同文馆是我国第一所官办的外语和西学学院，课程多由外国驻华公使或总税务司署负责推荐的洋人担任教习，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国人伯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人任教。中国教习则主要有李善兰﹑徐寿等人。丁韪良从1869年起总管教务达三十余年；英国人赫德担任监察官，实际管理经费和人事等馆务。最初该馆仅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俄罗斯文馆起初隶属理藩院，但因同文馆成立，统一归并同文馆。普法战争之后，德国日渐强盛，于是又增添了当时通称“布国文”的德文。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中日本显现强大端倪，因而又添加了日本文，归属于同文馆中的东文馆。各馆虽然成立了，但初期却生源匮乏，因为当时风气未开化，汉族文人士大夫的普遍心理是只有读儒家学说，写八股文，考中秀才、举人，最后当上进士，走仕途之路才是人生正途。其时人们普遍认为学习洋文是辱没气节，因此同文馆学员最初只能在天资聪慧、年龄在十三四岁以下的八旗子弟中遴选，但即使是旗人也受汉人科举至上风气的影响。于是清朝官员想方设法以物质奖励和良好待遇吸纳学生，如入馆学习者每人每月可获得三两银子，称作“膏火费”，意为晚上点灯读书所花费的银两，并且随着学习期限的推移逐渐增加。若年资高的学生能给年资低的学生辅导，每月还可拿到十五六两银子，这样一来能充当教习助理的学生一年就可以拿到近二百两银子，而那时一个七品知县正式的年薪也不过七十多两银子。

同文馆考试严格，有月课、季考、岁考三种，每三年再举行一次大考，考试优等者可晋升官阶，最高可以被保举为官居六品的主事，分配到洋务机构当差，担任清朝驻各国使臣之职，从此以国家命官的身份为国效力。从同文馆毕业的学生中有28人后来做了驻外公使一级的外交官，如同文馆优秀学生张德彝做到驻英国、法国等国公使，官至三品。次等者可记优留馆，担任辅助教习或翻译官员。而劣等者则会被同文馆除名。光绪十一年（1885），同文馆进行整顿，制定了《同文馆章程》十八条和《续增同文馆条规》八条。[2]32在招收学生方面也加以改进，招收对象主要改为年龄较大、通晓汉文，且具有举人、进士、优等贡生及五品以下的京城内外官员等有功名的人士。

随着教学规模的扩大，同文馆在上海（1863）、广州（1864）、湖北（1893）均增设了分馆，上海江南制造局还附设了译书局，在丁韪良、林乐知、艾约瑟等总教习的带领下先后编译、出版了西文、西政、西艺、宗教等方面的文献与书籍二十余种，如《万国公法》、《公法便览》、《富国策》、《各国史略》、《格物入门》、《化学指南》、《算学课艺》、《英文举隅》、《汉德字汇》等。光绪二十八年（1902），同文馆并入康有为等维新派主办的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改名京师译学馆，并于次年开学，仍为外国语言文字专门学校。学生按照学习时间的长短和实际水平，分为设速成、预备两科。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两馆，预备科分政科及艺科。1903年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当时培养外语人才的任务不仅由外籍教习担当，也出现了如严复、蔡元培、伍光建等国内优秀外语学者，通常被视为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教育的起点。1910年，京师大学堂发展为设有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的大学，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

19世纪70年代初，洋务运动已开展近十年。洋务派人士在运动实践中认识到，必须全面、深入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国内的学堂在师资、社会文化环境等诸多方面存在局限性。于是洋务派开始计划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同治十年（1871），清政府决定推行“新政”。1870年，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大胆地向洋务派官员曾国藩提出了留学教育计划，曾国藩表示赞同并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留学计划最终得到了清廷的批准。1870年，在曾国藩的推荐下，陈兰彬以太常寺正卿官衔被任命为留美学生委员，并与副委员容闳制定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十二条。[2]881871年8月，清政府划拨白银120万两用于留学生教育专用经费，分别在中国上海和美国麻省春田市成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1872年，清政府决定分四批向美国派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且规模最大的留学人员共120名。考虑到语言学习能力等问题，清政府决定选派10到16岁的幼童出国，从1872年起到1875年，每年外派30名，留学年限为15年，留学经费一律由清政府支付。在容闳的事先安排下，抵达美国的幼童由美国老师负责教养与监护，英文合格者可直接进入美国学校，不合格者则需在老师家里补习语言。语言过关后有五十多名幼童进入哈佛、耶鲁、哥伦比亚、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大学深造，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兴办洋务急需的学科。[3]229中国首位杰出的爱国铁路工程设计师詹天佑、天津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22位幼童即为耶鲁大学毕业生，堪称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幼童回国后在洋务、近代工业、办学等方面作出了诸多贡献，涌现出许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人物，如中国第一名著名矿冶工程师吴仰曾、飞机设计师冯如、江南造船厂厂长邝国华、清华学堂第一任校长康国安、中国第一位获准在美国开业的华裔律师张广仁、天津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晚清外务部尚书梁敦彦、民国初期国务总理唐绍仪、清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严复等均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建设的先行者。

洋务运动期间，亦有前往欧洲国家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留学生。由洋务派左宗棠创建、沈葆桢主持工作的福州船政局于1875年派遣经过外语训练的学生魏瀚、刘步蟾等5人赴英、法两国学习驾驶和造船等技术。1877年1月，李鸿章等大臣奏请清政府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留欧，清廷准奏。1877年3月31日，中国近代第一批正式派遣的留欧学生在监督李凤苞、日意格的带领下出发赴欧。其中前学堂学生郑清濂等16人赴法国学习制造；后学堂学生林泰曾、严复等12人赴英国、西班牙等国学习驾驶，学习期限为三年。1881年底，第二届留欧学生共18人分赴英、法、德三国学习营造、枪炮、火药、轮机、驾驶、鱼雷等。1886年又从福建船政后学堂挑选黄鸣球等10名学生、北洋天津水师学堂挑选刘冠雄等10名学生赴欧学习驾驶；从福建船政学堂前学堂中选取郑守箴等14人赴欧学习制造。[2]266这三届留欧学生从1879年起陆续学成归国，他们献其所学，在外交、实业和其他科技领域均有建树，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不容低估。如北洋舰队巡洋舰镇远号和定远号管带林泰曾和刘步蟾就为清朝海军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西文化冲突交融过程中，洋务派兴办洋务学堂、实施留学教育，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转型的载体。洋务派在突出“中学”主导地位前提下，充分肯定了“西学”的辅助作用和器用价值。他们所倡导的外语教育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关键一步，是近代西方文明成果移植的媒介，对推进中国教育近代化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册[M].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2]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晚清军队腐败 篇9

严重后果之一，是军队训练水平下降，战斗力几乎为零。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秋天，俄罗斯外交官科瓦列夫斯基在卢沟桥边参观了八旗军队一年一度的火器操演。他在游记《窥视紫禁城》中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景象：

“军士们有的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抽着小烟袋。有的边吃早点边与卖小吃的攀谈，还有人在缝补第二天要穿的裤子。似乎没有人关心即将举行的操演。”

演习过程更是敷衍了事，毫不认真：“操演开始了……一位参领……摆了一个奇怪的姿势，挥了一下手中的旗子，射击便开始了。他放下旗子，表示射击符合规程，……但这一炮打得很不准，炮弹就落在大炮旁边，弄得评审官身上满是泥土。炮甲似乎并不在意，他只是擦了擦眼睛，走到另一门炮旁边。”

观摩之后，科氏得出结论说：“中国的炮兵自然无法与欧洲的相比，唯一相同的只有打出的炮声……”

与八旗相比，晚清绿营的状况更差。道光十四年（1834年）冬，两广总督卢坤巡阅广东水师。各营选出精兵强将，到总督面前亮相。不料一场考下来，连一枪一箭都不中者就有七十八人，仅中一枪一箭者有二百二十六人，让卢坤大跌眼镜。

薄俸制不但导致士兵训练水平下降，还导致了军官道德操守的极度败坏。

清王朝深知如此低微的薪俸不足以支持军官的生活，所以对军官的贪腐行为只能保持较高的容忍度。他们明知军官们会突破纪律界线，只不过仍寄希望于他们自我约束，适可而止。但贪腐行为的特点是，一旦开了口子，就会肆无忌惮，无所不至。所以晚清军队贪腐之种种光怪陆离，今人实在难以想象。

第一条当然是吃空额。

清代后期，吃空额成了军队中公开的秘密。各级将领侵吞的兵饷是永远也查不清的黑账。1853年，吏部右侍郎奏称：“京师步营额设甲兵二万一千余名，风闻现在空额过半。”

第二条是开展第三产业，大肆经商。其具体做法有如下几类：

一是动用军用装备经商。有的水师把战船租赁给商贾贩货，把收入全数纳入私囊。

二是出租军事土地。如浙江八旗、绿营大量出租操场、牧场，以致各处校场长宽皆不足一里，不但大炮，连抬炮（一种两人使用的简陋火器）射击也无法进行。由于缺少场地和马匹，士兵训练次数大为减少，用鸟枪和火炮进行实弹射击的演习更少。

三是违法犯罪，走私护私。晚清军队最令人痛恨之处，就是其在鸦片走私中所扮演的角色。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水师利用手中的权力收受贿赂，听任鸦片流入内地，有时甚至自己也参与其中，为之运输护航。

至鸦片战争前，水师官兵与鸦片商相互勾结，已形成一整套从水师提督到普通士兵的贿银分配惯例，即所谓“陋规”、“土规”。正如陕西道监察御史杜彦士所指出的那样：“夷船所以停泊无忌者，由于水师员弁收受陋规，每船得洋四百圆、六百圆不等。船上烟土，皆营弁包庇贩卖。”

以上种种贪腐行为，已经是朝野皆知的公开的秘密，但却多年相沿，难以取缔。其原因无非是因为这些收入已经成为军中日常招待经费的主要来源，也是军官固定收入的一部分。所以历代相沿之下，这些做法竟然获得了某种“合法”或“半合法”的地位。

从皇帝的角度看，这些做法一时似乎确实解决了国家经费不足的困难，甚至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官兵的待遇，不失为不增加财政支出前提下维持庞大的军队数量的一个“巧妙”的办法。所以皇帝们长时间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表面上偶尔下下谕旨，重申一下禁止侵没，否则“从重治罪”“ 以肃戍政”等纪律，但大多虚声恫吓，并无实际措施。

晚清高等教育 篇10

一、西方女子接受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是西方近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鸦片战争后,国人对西方义务教育开始有所介绍。如冯桂芬在《校飺庐抗议》中对英国、法国、荷兰和瑞典等国的义务教育状况有所记述;郑观应对欧美的义务教育也有一定的论述。但是,他们大都未出国门,因此对西方义务教育的认识没有使臣们实地考察那样深刻而全面。1876年随郭篙熹出使英国时,他在日记中记述了英国的教育情况:“西国儿童,不拘男女,凡八岁不送入学者,议罚有例。故男女无论贫富,无不知书识字”。[2]“凡生子女皆报官。乡官岁核户册。己届五岁者即令入塾,故英国男女无一不识字者,虽车夫匠役,每于工作暇时,鲜有不阅新闻纸而广见闻者”。[2]西方教育普及,文盲半文盲很少。张德彝发现,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在欧洲国家中是很普遍的现象。德国律例规定,无论贫富之子女,至六七岁,皆须入学,如有抗例不遵者,则要追究其父母的责任,“又特设夜学,使其未入学院者,于薄暮暇时,入内以学算学、画学各艺,使其学有长进”[4]俄国读书之人虽较逊于他国,但“近十数年颇见长进,每百名竟得十一二名能读书者”[2]。

二、西方女学较为发达

19世纪60、70年代,发达的西方女学开始受到中国知识阶层的关注。王韬于1967-1869年游历英法等国时注意到:英人“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6]李圭游历世界后写成的《环游地球新录》一书对“泰西风俗,男女并重,女学亦同于男”的状况也进行了颇为详细的记述。[7]张德彝通过自己的实地观察,也发现西方国家重视女子教育,女子和男子具有同等受教育权。并且学习的内容不是针甫女红,“盖洋女先读书,后习天文算学,针凿女红一切略而不讲”。[8]这与中国传统女子教育有很大的差别。张德彝后来发现,官中设有幼女学,女学与男学规模一律,亦先入乡学郡学,既而实学,其所学者与男子稍异,然其初学,亦皆读书写字,学画学算乃史记、律例、地理等学。

三、西方女子教育有法律、师资和经济保障

李圭发现“各国女塾,无地无之。英国大书院,男女一律入学考试。德国女生八岁,例必入塾读书,否则罪其父母。美国女师、女徒多至三四百万人。”[9]观察到西方各国都是全民普及教育。“凡西国儿童,不拘男女,凡八岁不送入学者,议罚有例”,[2]由此可知,西方社会中女校的普及以及西方国家对女子入学已经有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这就保障了适龄女子的入学率,而女师数量的增加既是女子教育发展的结果,又是女子教育发展的条件。李圭详细记录了在纽约考师馆见到的情景:“凡欲为馆师者,由此考试入选,始准授徒。试皆策论。时适见四男二女,正在凝思;监试二人,巍然上坐,殊甚严肃。师必考试,至慎重也。”西方的考师制度注重对教师知识的全面考察,李圭对此制度深以为然。他认为“师贤,生徒青可受陶熔。故考师之制又为书馆纲领。”[9]这些学校“专为贫民而设之,故不收学费”,那些“极贫至不能蝴口者,设一小食以待之。”[12]这些学校和一般学校一样,男女同校。在柏林,有许多为国民所设的小学堂,每所有六七百人。而“柏林城中似此者凡二百八十所,均出自地方关税,不收学费云。”[12]看来当时德国采用的是对全国各地的贫民子弟进行集中教育的办法。此外,也有许多补充形式,西行者也给予关注。在费城,李圭参观了习正院。这里的“童稚男女,父母己故,无依倚者;或有父母而不能教者;或子女不肖,不受教者:皆由院中收留,使习正道,伸免流于不齿,诚善政也。”[9]这种学校针对的是贫民子弟中的特殊者,即孤儿以及那些父母因故不能行教育义务的子弟。除此之外,还对那些贫民子弟中的不肖子女进行收留、管教,这样就能够将教育的触角延伸到贫民子弟中较为特殊的部分,使得贫民教育趋于完善。

四、西方的职业学堂在女子教育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戴鸿慈参观一个女学堂,“此学堂亦男女共学,而女子为多。全堂生徒三百人,而女生二百云……教习强半皆女师,盖以见其循循善诱,亦可规其风俗之趋向焉。”戴鸿慈提及“风俗之趋向”,是指西方女性在工作中日益占据重要位置,女教师的数量也日渐增多。他还观察到,学生中“男则织网,女则制衣,各业其业”,目的在于使学生“各长一能,且为贫民子弟教以谋生之术”。对西方教育中的这一环节,戴鸿慈赞赏:“意诚善也!”[15]戴鸿慈考察巴黎女学堂,发现“堂中有教员四十名,女生四百名。所授学科有算学、文学、化学、格致、图画诸门类。每年经费一千五百万佛朗,合中国银六百万元……观其幼稚,工徐耍玩,殊有快乐之致。”[15]

使臣们对西方女学兴盛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李圭分析,西方诸国教育之所以日益兴盛,是“欲尽用其才耳”。对西方女学的考察让他意识到,“天下男女数目相当,若只教男而不教女,则十人仅作五人之用”。女子有强于男子的地方:“以心静而专也”。如果因为教育不发展导致女子的能力“终归埋没,岂不深负大造人生之意乎。”他的这种“男女平等”的思想,较中国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进步了。张德彝认为,西方国家经济贸易的发展,迫使女子学习,不学就无以谋生。尽管张德彝没有认识到男女平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随着人们观念的更新,女子拥有与男子一样的教育权利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他已能看到西方女学在其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女子教育以家庭教育为主要形式,以培养贤妻良母为最终目标,“三从四德”是女子言行举止的圭臬。然而,随着国门的洞开,这种传统的女子教育观念受到了冲击,西方传教士率先办起了与封建女子教育相异质的教会女学。

近代教育的重要作用己经被晚清使臣所认知,但是近代西方的教育制度却不能够很快就在中国推行。晚清使臣一方面看到西方教育在近代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当时的中国尚不具备实现这样大规模教育的条件。因此,向西方学习应该循序渐进,不然必有“病夫竞走之仆”。

参考文献

[1](清)张德彝.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第8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2][3][5][10](清)张德彝.随使法国记(合印本)[M].长沙:岳麓书社,1985.

[4](清)张德彝.稿本航海述奇汇编(第5册)[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6](清)王韬.漫游随录[M].长沙:岳麓书社,1985.

[7](清)李圭.环游地球新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8](清)张德彝.航海述奇(合印本)[M].长沙:岳麓书社,1985.

[9][11][14](清)李圭.环游地球新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12][13](清)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