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舆情报告

人民网舆情报告（通用3篇）

人民网舆情报告 篇1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是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舆情监测、研究的专业机构之一,在舆情监测和分析研究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在互联网影响力日益增大的今天,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学术机构都越来越重视互联网舆情的监测、研究和引导,互联网业已成为了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新平台之一。人民日报社所属的有关机构自2006年起就开始逐步探索网络舆情研究,并于2008年正式组建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舆情监测室)。目前,舆情监测室有具备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数理统计学等专业背景的舆情分析研究人员50多名,在人民日报社、人民网的领导和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的指导下,已初步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网络舆情监测理论体系、工作方法、作业流程和应用技术,可以对传统媒体网络版(含中央媒体、地方媒体、市场化媒体、部分海外媒体)、网站新闻跟帖、网络社区/论坛/BBS、微博客、SNS社交网站、网络“意见领袖”个人博客、网站等网络舆情主要载体进行24小时监测,并进行专业的统计和分析,形成监测分析研究报告等成果。

舆情监测室创办了国家重点新闻网站首家舆情专业频道——人民网舆情频道,主办了国内唯一一份有刊号《网络舆情》内刊,并承担了很多网络舆论和危机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包括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科技舆情监测与形象传播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0年中国社会思想动态”、中国社科院年度《社会蓝皮书》网络舆情部分(2007年起)等。2009年开始,舆情监测室对外发布了“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推荐榜”、“网络文化热点排行榜”、“央企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企业网络舆情应对能力与声誉管理研究报告”等定期发布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中国已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突发事件处置“黄金4小时”、地方网络论坛是民意表达的最短路径、培养“体制内”意见领袖等新理念,编写了实用性强的舆情案例库、舆情分析师手册等工具书。此外,舆情监测室还长期为众多中央和地方党政机构、企业、社会团体提供网络舆情监测分析、热点舆情事件应对顾问、网络媒体危机公关等方面的顾问服务。

舆情评价预警

舆情评价预警是指互联网舆情中涉及的公共安全事件或企业危机可以得到及时的预警提示,在现实危机发生之前,基于以往总结的知识或监测得到的可能性前兆,由软件提前做出初步的预警信号,报告危机程度,以便决策者早作准备,预防危机发生或者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发生,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损失。

该舆情评价预警技术主要有以下四大方面:第一,人工智能。自带情感分析,自动根据文章内容判断其情感倾向与危机度,区分正负面,为分析及决策者提供重要参考。第二,覆盖面广。覆盖所有中文搜索引擎,包含国内主流的上百万个新闻网站、论坛、博客、贴吧等。第三,准确率高。内容的抽取准确率达98%,正负面判断准确率在90%以上。第四,自动生成分析报告。通过语义分析与数据挖掘处理,自动处理和统计分析当前的监测主题,1分钟直接输出各种规范格式的舆情分析报告,包含概述、图表、数据、排行等。

其核心是基于国际文本倾向性分析核心技术组件Goonie Sentiment Metrics,就是对用户对某个事物的看法或评论的文本进行挖掘评价,从而得到该看法或评论是属于对该事物的积极或消极意见。

人民网舆情报告 篇2

2014年中国互联网舆情，是在中共和政府严厉反腐、深化改革的鼓点正酣中展开的。

在这种“高压态势”下，互联网舆论场在继续扩张的同时，出现了从严管理的新局面。一方面，微信取代微博客，成为当下经济发达地区民众的首要信息渠道和社交平台，新闻客户端也开始影响一部分人群的信息获取；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完备，网站平台加强管理，网民自律及社会公序良俗的约束，网络舆论的总体压力有所减轻，但社会转型期各种利益诉求并未消减，在某些突发事件和热点议题中甚至还呈现爆发态势。

政府的舆论引导工作，向专业化和智能化方向提升。在反暴恐、“微信十条”出台、香港“占领中环”事件、乌克兰危机等热点事件中，理性的声音占了上风，正能量的传播成为网上舆情的“新常态”。

一、2014年的网络热点舆情

2014年网络舆情总体热度下降。例如位居全年热点舆情榜首的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已成当今世界最大的悬疑案，微博帖文约2500万条；而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事故发生后的几天内，竟然涌出微博帖文约5亿条。

对比2011年-2013年本报告所列举的每年网络热点舆情20件事，2014年的舆情走向呈现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本届中央政府改革力度大，反腐鼓声响，网民对体制的向心力有显著提升。中共中央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魄力，以“周一打苍蝇，周五打老虎”的节奏，从严治党，但入选本20件事的贪腐舆情只有***案。

第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和居民健康，受到全社会持续关注。2014年的20件事中有兰州自来水苯污染事件和广东茂名PX群体性事件。

第三，司法舆情在2014未能进入20件热点舆情。这与近一年司法改革的力度加大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力推司法公开，重审疑案和平反错案，民众的关切得以释放。

第四，暴力恐怖事件和恶性犯罪引发社会不安，受到官民一致的严正谴责。2014年3月1日夜晚昆明火车站的暴恐事件，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在内地非民族地区公众场所针对平民百姓的较大规模恐怖袭击。虽然此后乌鲁木齐早市恐怖袭击的死亡人数更多，但还是美丽春城的这个恐怖之夜在网上引起了更大的心理震撼。以此为拐点，政府反恐举措凝聚了全社会的高度认同和拥护。

5.28山东招远邪教故意杀人案，让基层隐而不彰的邪教问题进入主流社会的视野。此前山西临汾6岁男童被伯母挖眼事件，也被疑为有邪教背景。

第五，公众人物的失德事件近年来持续发酵，转型期社会的道德伦理引发社会反思。2014年有柯震东、房祖名在京吸毒事件，还有其他文艺界名人吸毒嫖娼案，以及曾经困扰了红十字会3年的郭美美参与性交易和网络赌球被刑拘。这些公众人物伦理操守的得失，对年轻网民来说是人生观、价值观的样本警醒。

第六，中国大陆以外地区舆情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内地网民的关注。2014年有台湾学生占领立法会事件，香港“占领中环”事件，乌克兰政局剧变。相关的舆论引导工作做得比较成功，均未对内地局势产生连锁反应。乌克兰事件被主流舆论解读为倒向西方可能给国家带来分裂的痛苦。境外舆情风云变幻，在中国内地的网络舆论场上水波不兴，这是内地政局稳定的表现。

表1:2014年20件热点舆情事件

本文对本舆情分析报告覆盖时段（2013年11月1日至2014年10月31日）内的2000多件舆情热点事件 进行分析，试图给出2014互联网舆论压力状况的基本描述。

热点事件的热度由其新闻检索量和微博（包括新浪和腾讯微博）检索量综合确定，二者的权重各占50%。通过专家打分法对每一热点事件的舆论倾向性做了量化处理，具体含义为：1—极端负面，2—较为负面，3—中性，4—较为正面，5—极端正面。综合计算事件的热度和舆论倾向性，得到由该事件所产生的舆情压力值。当舆情压力值为正时，负面舆情占主导，当舆情压力指数为负时，正面舆情占主导。累加某一领域或地域的所有相关热点事件的舆情压力值，可以得到该领域或地域的舆情压力总值。

表2：2014年不同舆情领域压力指数

本报告将一年以来的热点事件分为社会矛盾、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吏治反腐等八大类别（个别热点事件可能分属多个类别），可以看出：①官民关系紧张、贫富差距扩大、仇富心态、医患矛盾、阶层流动壅塞、权益纠纷增多等社会矛盾聚焦点，是网络舆情压力的主要承担者，这一领域的话题只占舆情总热度的四分之一，却负载着近三分之一的舆情压力。②公共管理、吏治反腐、军事外交等领域的舆情事件多由党政部门引发和主导，超过一半的热点事件都属于这些领域，但舆情压力还不到总量的三分之一。在这些领域中正面事件所占比例不低，达到10%左右，可见党政机关在舆情应对和形象宣传等方面的努力得到了不少网民认可的。③涉及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如工厂爆炸等安全事故以及暴恐、群体斗殴等安全事件，也是舆情危机的爆发点。

表3：2014年分省舆情压力值TOP10

从舆情压力值的地域分布得出结论：①华东、华北、华南等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舆情热点事件数量多，整体压力大。②从事件平均压力值看出，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欠发达地区单位舆情事件压力较大，而中部和东北等经济中等地区单位舆情事件压力较小，新疆、青海、甘肃、云南等偏远省份的单位舆情事件压力甚至超过了北京、广东等舆情高发区，近年来不断出现的暴恐事件是新疆等地成为舆情高压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4：2014年热点事件涉事职能部门舆情压力分布情况

从舆情压力的职能部门分布得出结论：①党政部门中，公检法和纪检监察是舆情压力的主要承担者，近一半的舆情压力指向这些机构。②交通、教育和医疗卫生部门也是舆情热点事件的高发区。③食药、质监、安监和环保部门虽然涉及的舆情事件不多，但单位事件热度大、舆情压力大。

表5：2014年社会矛盾聚焦点舆情压力值

社会矛盾领域承担的舆论压力最大，对此本报告进行了进一步分类统计：①持刀砍人、恶性撞人、闹市爆炸、公交纵火、灭门惨案等体现社会戾气的暴力罪行，舆情热度高、压力大，成为一年来社会矛盾领域舆情主要高压点。②官民、警民、医患、城管与小贩、劳资这五类关系也是社会矛盾的主要聚焦点，其中警民关系、医患关系和城管执法正面事件比例较高，可以看出相关部门在弥合裂痕、重建信任方面的努力。③针对未成年人及弱势群体的伤害事件数量多，网民容忍度低，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舆情爆发点。④关于社会道德的争议持续不断，“扶老人”、“见义勇为”是其中的主要关键词。

二、网络舆论载体的变化和媒体融合

2014年给中国网民的真切印象，是微传播时代的来临。截至2014年6月30日，中国网民6.3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6.9%，与2013年6月30日相比增长4.8个百分点。手机网民5.27亿，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为83.4%，比一年前增长8.9个百分点；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25.9个小时，比一年前增加5.4个小时。

（一）新老网络舆论载体的消长

据来自政府网络管理部门的数据，在各种网络舆论载体中，微博客账号12亿，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日均发帖2.3亿条；微信日均发送160亿条；QQ日均发送60亿条；手机客户端日均启动20亿次。有人甚至断言，中国进入了“低头阅读”的时代，低头刷屏甚至侵蚀了亲情和友情。

微博的用户流失，热度下降。从2013年6月30日到2014年6月30日，网民中微博使用率下降了11.1个百分点。原因之一是网民的喜新厌旧，微信分流了微博的人群；其次是政府加大了微博整治力度，一些“大V”触犯法律被处置，其警示作用使网民微博言论趋于谨慎克制。有学者网友抱怨，自己的微博尽管关注了一千人，但发出一条博文，半小时后还留在首页。

但在马航失联、东莞扫黄、山东招远血案等突发事件和热门议题中，微博在信息传播、意见表达上仍然展现出微信无法比拟的强大功能。微博可原生态地展示社会舆论，不同社会群体的各种利益诉求需要表达，保留微博这个公开的意见平台，而不是让各种意见下沉到私密的微信，有利于政府掌握社情民意的脉搏，及时发现基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释放社会压力，并澄清其中的谣言，对负面声音进行引导。

微信展示了用户强社会关系和社交媒体话题多元化的魅力，在亲友、同学、同事和同好者之间迅速流行。微信传播的内容，有很多属心灵鸡汤、养生秘方、晒孩子照片、秀个人生活，但涉及敏感议题、政治类不实传言和偏激议论的数量，不比前些年的微博少。所以微信舆论场，特别是微信公众账号和跨微信群的传播，成为互联网治理的新目标。

移动新闻客户端成为前卫网民的新宠。例如扎客（ZAKER）是一款移动平台上的资讯聚合和互动分享阅读软件，将微博、博客、报纸杂志、网络新闻、图片等内容，按照用户个人的意愿聚合到一款软件上。“今日头条”资讯类客户端，日均活跃用户1600万人。新华社、人民日报也相继开通新闻客户端。上海报业集团《东方早报》推出澎湃新闻客户端，以政经类新闻的生猛挖掘、深度解读姿态，吸引了中高端受众。

（二）“自媒体”舆论需要专业媒体“对冲”

过去有一种说法，每个网友都是“公民报道者”、“公民评论员”。但网友只是新闻报道和“围观”式评论的业余队，而专业媒体（包括新闻门户网站）才是专业队。互联网“自媒体”的作用不宜高估。

在马航MH370航班失联事件中，有媒体人发帖感慨：“当庞大的自媒体、各种小喇叭都拿在手上后，真实的现实是：事实是极度稀缺的。其结果，从传播事实变为表演自己，谣言的发生与传布，由此滋生。”

适度开放专业媒体，以专业技能和经验还原事实真相，均衡反映各利益相关方的声音，有利于对冲“自媒体”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引导公众客观理性地看待转型期的复杂社会问题。专业媒体要做好网络“自媒体”舆论的“把关人”。

回望中国百年近现代史，新闻舆论场、意识形态的重心，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期刊，真理标准讨论时期的哲学界、党报，转移至微博、微信等新技术平台，文化重心不断下沉。网络舆论场中，层出不穷的突发事件凝聚舆论焦点，热点话题来去匆匆，情绪化的宣泄压倒公共话题的持续理性讨论。因此，尤须警惕社交媒体消解科学文化理性，导致人心浮躁和戾气。

（三）媒体融合旨在扩大舆论引导力

屏蔽此推广内容媒体融合，是传统媒体的产业升级，或者叫中国纸媒的“去书名化策略”。政府推动媒体融合，更多地着眼于意识形态阵地的拓展。《人民日报》文章分析：鉴于青年一代将互联网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大量社会热点在网上迅速生成、发酵、扩散，传统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面临挑战，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新闻传播要从“铅与火”“光与电”走向“数与网”，通过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手机网站、手机报等有效引导舆论。

近年来以@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华社发布、澎湃新闻等为代表，央媒和上海报业集团大举进军新媒体，打通体制内外“两个舆论场”，开始影响网络舆论场的议程设置。@人民日报 法人微博在人民网、新浪、腾讯三大平台上的粉丝总数突破6000万，而纸媒订户仅310万。@央视新闻 微信有210万的关注者。

新闻门户网站的评论，在2014年得到高度重视。在香港“占领中环”事件中，“国平”系列网评痛切陈词“占中”的危害，呼吁香港回归法治，成为继央视“焦点访谈”、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后，又一具有舆论影响力的评论品牌。香港“担心大叔”含泪唱《等着你回来》，由Youtube首发；@北美崔哥 微博首发《香港占街，美国警察实在看不下去》；微信号“新闻茶馆”披露《“会议记录”事件——中美势力暗战香港》等，均在内地微博、微信流传。中央政府维护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香港2017年普选决定的立场，得到内地主流社会的坚定支持。

三、微博舆论场及其“意见领袖”作用机制解析

本报告通过对当下微博舆论场的研究，描绘“网络人文地图”，为相关学术研究和政府企业的舆情处置、舆论引导提供第一手的参考素材。

（一）微博舆论场的活跃社群及其影响力分析

本文选取了1000个具有较大舆论影响力的微博账户作为样本，按“意见领袖”、媒体（包括主流媒体和市场化媒体）、机构（包括党政机构和企业）进行分类研究。

图1：各类微博日均微博数走势图

可以看出：①媒体微博活跃度最高，主流媒体微博由于建立了团队运作机制，保持7×24小时的不间断更新，活跃度明显高于市场化媒体，例如@人民日报、@央视新闻 的粉丝和影响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媒体微博。②在诸多省市区，党政机构微博运营被纳入政务公开考核，也具有较高活跃度。③企业微博活跃度偏低。④“意见领袖”系由个人维护，帖文总量与机构运营微博比差距较大。

图2：各类意见领袖微博日均微博数分布图

对意见领袖微博做进一步分类统计，可以发现：①草根网友、律师及维权人士活跃度最高。②媒体人、草根网友和律师及维权人士有更高的时政关注度。③党政官员有着相对较高的活跃度，而且趋势略有上升。④学者、行业专家和娱乐明星活跃度都不高，而且趋势都在下降。特别是娱乐明星在网上经常惜墨如金，少有的低调矜持。

图3：平均每个微博月均收到转评数

相比于粉丝数，被转发数和被评论数更能客观地衡量微博的舆论影响力。通过对各类微博账号进行分析，能够看到：①主流媒体微博平均个体影响力最大。②企业微博通过多种多样的微博营销手段，平均个体账号收到的转评数也很高，但舆论影响力有限。③“意见领袖”平均个人影响力低于媒体微博和企业微博，但考虑到意见领袖微博数量众多，其群体的影响力不容忽视。④党政机构微博虽然数量众多，粉丝数也不少，但现阶段个体和群体的影响力都较低。

通过关键词频度统计，本文试图从语义上把握微博舆论场反映出的当下社会心态。报告选取健康、志愿者、正能量、祝福、中国梦、帮助、慈善、关爱等表征正面含义的关键词，以及腐败、暴力、贪官、维权、上访、移民、特权、X二代等表征负面含义的关键词作为统计对象，通过考察它们在各类微博中出现的频度，得出微博舆论场正、负能量分布情况：①政务微博更倾向于提及正能量关键词。②意见领袖微博更倾向于提及负能量关键词。③意见领袖和媒体微博作为网络舆论议程设置的主导方，对绝大多数关键词的提及频度相近。

通过统计一些时政关键词在各类微博中的提及频度，发现：①“意见领袖”更倾向于讨论民主、法治、反腐等侧重抽象价值的话题和事件。②政务微博更倾向于讨论交通、教育、环境等具体公共管理领域的事件。③媒体对这些关键词的关注度介于意见领袖和政务微博之间。

四、政府着力化解互联网新型社会风险

从1994年4月中国与国际互联网全功能接入至今，20年来互联网有力地保障了人民群众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也产生了诸多新的社会问题，形成了新型的社会管理风险。

（一）从“网络问政”到互联网“最大变数”

中国政府前些年主张“网络问政”，尽管基层的社会矛盾在累积，但“网开一面”，给民意的表达和释放提供了出口。《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提出“打捞沉没的声音”，“包容异质思维”。

本届中央政府力推改革。总书记坦率地表示，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为给全面深化改革缔造一个稳定的舆论环境，政府更多地看重互联网对政府管控社会的“最大变数”，避免网络偏激舆论裹挟民意误导决策，并积极“亮剑”打压借助互联网造势的“寻衅滋事”。如果听任偏激舆论扰乱社会心理，将极大地增加社会治理成本，甚至导致执政危机。这是互联网进入中国20年来最为强势的政策思路。

（二）强势机构组建，理顺管理体制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互联网管理体制一直比较混杂，出现过“九龙治水”的局面。2014年2月，由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李克强、刘云山担任副组长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正式宣告成立，担负起了制定实施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发展战略、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的职能。领导小组单独设置正部级的办公室（简称中央网信办，同时继续保留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牌子），作为日常工作机构。国务院已于8月授权国信办，负责全国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这标志着中国互联网管理体制顶层设计的搭建完成，体现了高层保障网络安全、推动信息化发展的决心。

中央网信办是继上世纪90年代由朱镕基副总理兼任主任的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后来演变为经贸办和经贸委）之后，最强势的跨部委管理机构之一。自成立以后，一直以“白加黑”、“5+2”全年无休的方式工作。各地方也都在组建相应的网络管理机构，江苏、河南等省的网信办主任还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亲自兼任。

（三）依法管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依法治网是依法治国的薄弱环节和工作重点之一。需要把管理者依法管网、从业者依法办网和全体网民依法上网结合起来。

最高人民法院2014年10月发布《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在明确约束“人肉搜索”曝光个人隐私的行为之外，也提出为了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围内可免于担责。这次发布的司法解释，与已经实施的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标志着对涉及互联网的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处置都有了比较明确的执法依据。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互联网立法，也在研究酝酿中。

微信公众账号具有手机上的媒体属性，对舆论秩序的影响可能比微博、论坛和纸媒为甚。全国报纸约2000家、杂志约1万家，但微信公号约580万家，而且多为体制外的人士或机构在运营。国信办2014年8月发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网友称为“微信十条”），对于服务提供者的从业资质、审核机制、权限设置和违规处罚等反面做出了具体规定，特别是要求对时政类微信公号进行严格的资质审核。

网站要当好网络信息的“把关人”，守住第一道屏障。新浪微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投诉举报机制，网上发布谣言将及时得到澄清，遭遇网络侵权能寻求权利救助。人民网举办了“善意回帖”评选活动，倡导网民理性发言，不发布“恶意回帖”。

构建良好的网络法治环境，更离不开全体网民自觉依法上网，发挥网民群体对网络生态的自我修复、净化机能。中央网信办组建后，设置“网络社会工作局”，开展对网友包括“大V”的联络，推动成立网上社会组织。通过媒介素养教育，引导网民恪守文明上网的“七条底线”，减少情绪化表达，形成和而不同的言论规范，并对网站的工作进行监督，对谣言流言和偏激声音予以抵制和斗争。

（四）做大做强主流舆论，提升网络话语权

对互联网能否趋利避害，核心问题在于网络话语权的归属。互联网难以形成像物理空间那样严格的国界，全球舆论的交融空前方便，海外舆论也早已渗透到了中国的微博和微信等平台。6亿微信账户中，有1亿来自海外。基于此，做大做强主流舆论，打造一支反应迅速、机制灵活又有较高公信力和影响力的网络“国家队”，对有效地扩大网络话语权、对冲外部杂音的干扰，就显得格外重要。

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推行微博、微信、微视“三微”战略，进一步兑现政务公开，改变了前几年政府工作在互联网上被“吐槽”和批评的被动局面。在2014年，政务微博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4年上半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和《2014上半腾讯政务微博发展研究报告》，截至2014年6月，新浪微博平台认证的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开设的政务微博达到119169个，腾讯微博平台认证的政务微博也达到181524个。

除政务微博之外，政务微信和客户端发布厅的建设2014年也有大踏步的前进，政务微信公众账号预计2014年底将达到6万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团中央、教育部等单位陆续入驻搜狐新闻客户端政务平台，利用重大信息快讯推送、政务直播间等特色栏目，提高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能力。政务新媒体的服务能力不断增强，由粉丝数和影响力导向转变为服务力导向，网上办事逐渐成为常态。

@人民日报 等主流媒体的微博、微信、客户端还与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形成了日趋常态化的联动。2013年11月，人民网发起“改善网络舆论生态成都研讨会”，为他们的交流合作搭建平台，发表“成都共识”，提出遇到地方突发事件，主流媒体微博主动转评地方政府的声音，放大网上的正能量。

以往的政策宣传，常靠“稿海战术”。由于众多媒体密集发声，给人以山雨欲来的印象，似乎互联网言路收紧了，引起了不必要的抵触情绪。2014年8月7日国信办发布“微信十条”后，舆论引导压数量而重质量。这个规定公布当天，腾讯股价大跌，随后又开始大幅反弹，冲上历史新高，随后逐步回落。资本市场是最敏感的，腾讯股价站稳表明社会平静地接受了“微信十条”。

（五）做好网上“意见领袖”工作，发展“网上统一战线”

影响和团结网络名人，引导其客观、理性地发言，也有助于网络主流话语权的建设。2014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先后组织了“网络名人故宫行”、“丝绸之路万里行”、“粤来粤好——2014网络名人看广东”等活动，起到了密切关系、消弭分歧、共同传播正能量的作用。一些民间“大V”下基层、接地气，有利于他们客观地把握国情和主流民意，理解政府公共治理的复杂性。“大V”们平时相对超然的地位，较少的预设立场，对公众的说服力更大，属于一种有待开发的新媒体资源。

2014年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草根知识分子浮出水面。其实，一些草根知识分子绕开传统的学术文化出版和传统媒体的成才路径，借助互联网登堂入室，已有先例。“唐家三少”、“当年明月”进入了中国作协全委会。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免费出版平台，保障了话语权的均等化，为“屌丝的逆袭”提供了可能。

草根知识分子对市场竞争缺乏公平、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的批评，具有历史的正义性。当网上“公知”对体制的“吐槽”缺乏建设性，并容易撕裂社会时，他们对体制和国家民族寄托着美好的情感，因而在民众中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同时也要看到，一些草根知识分子由于所受教育的局限性，习惯引用“文革”时期阶级斗争、群众运动的逻辑和语言来批判改革，导致网络语态的“左”转情绪，更易与民粹思潮裹挟呈现出对改革开放的否定。在从草根中发现和扶持“正能量”的“大V”时，要避免用草根批判精英，加深与知识界的裂痕。互联网作为新兴媒体，在发展初期带有边缘文化的特征，需要鼓励更多学术文化资源上网，加厚互联网的文化土层，培植网上的科学理性。

（六）探索政府舆情工作的机制和方法，培养专业人才

大数据时代，网络海量的舆情信息描绘出了一幅当代中国社会的全息图，对网络舆情信息的精准把握和科学利用，已经是摆在各级党政机关面前不可回避的课题。近几年，各级政府的网络舆情监测和应对能力一直在稳步提升，2014年又突出表现在从主要注重危机爆发后的应急管理，向加强常态的智能化舆情工作机制建设转变，从生硬的灌输式宣传，向以理服人的智能化引导过渡，并且开始重视舆情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

屏蔽此推广内容地方政府的舆情应对，也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如江苏昆山工厂爆炸发生后四小时才发布信息，发布会三易地址；河南获嘉化工企业扰民事件后，“县官与民众对话，警察持枪撑伞护卫”传言形成次生舆论灾害；广东博罗民众垃圾厂聚集事件中，面对三天前就有的微博聚集信号，政府不及早应对，导致错失提前化解危机的机会。

有些地方政府把开展网上舆论斗争、维稳和回应民意关切对立起来，舆情应对意识和处置能力有所退步。在杭州余杭区垃圾焚烧发电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地方宣传干部在微博发问：发生冲突时“警察为什么不开枪”；余杭区公检法司机关联合发布通告，要求犯罪嫌疑人自首。这些改革以来已多年不见的言论和做法，有违法制原则，容易激化社会矛盾。面对社会舆论的多元声音，宣传工作要站在群众中间，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而不宜站在群众对立面。

近年来，中国在重大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上，都已经有了比较系统和科学的工作机制。而网络虚拟社会管理无法完全照搬这些机制，需要在长期的处置实践中对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提炼出适合自身特点的工作机制和方法技巧，走向专业化、精细化和系统化的运作。舆情监测机构可望向新型智库方向发展，舆情应对、舆论引导，已成为国家治理能力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五、展望2015年网络舆论场

自政府施重手打击网络谣言和造谣传谣的“大V”以来，在组织机构、法制建设、管理策略上都有了明显的推进，网上偏激、极端声音仍有存在，但响应者较先前大为减少。网络环境形成初步清朗的良好局面，但仍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一是“两微一端”（微博、微信、客户端）舆论生态进一步净化。2015年微传播可望继续扩张，微信影响力将继续增强，但微信公众账号管理纳入中央网信办“微信十条”管理框架下，腾讯微信站方则在积极落实处理违规账号。微信联合人民网、果壳网等，设立辟谣公众号——“谣言过滤器”。

二是其他网络“自媒体”舆论将进一步规范。路透已宣布关闭网站新闻评论功能，以“使那些滥用批评权的网民处于边缘位置”，读者可以转到社交媒体或在线论坛评论其新闻报道。人民网、新华网以及新浪网、搜狐网、今日头条等29家各类网站2014年11月签署了《跟帖评论自律管理承诺书》，承诺致力于使跟帖评论成为文明、理性、友善、高质量的意见交流，在网站新闻和“自媒体”舆论之间形成某种防火墙。

三是网络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管理标准需打通。目前，媒体微博、媒体微信、媒体手机客户端与其所依附的传统媒介形式（如报纸、电视）管理标准不一，一定程度上存在新闻价值观的偏差。例如在中央电视台揭露东莞涉黄后，一些都市报微博跟着“大V”起哄“东莞挺住”。新媒体运营需要树立“底线意识”、“责任意识”，提高新媒体平台对新闻事实的甄别能力和时事评论的建设性。

四是新闻网站和媒体微博、媒体微信的专业性有较大提升。国信办宣布，全国新闻网站将实行记者证制度（不含新浪、腾讯等商业门户网站），把过去无证上岗的网站采编人员纳入规范的资质管理范围，并将组织专业培训。现阶段网络新媒体的从业门槛较低，很多人缺少采写编评经验特别是体制内媒体的把关经验和把关意识，而过度追求眼球效应等不良风气较为严重，如“标题党”。在医疗、环保、司法等专业领域进行报道和评论，专业素养亟待提高，避免出现有违基本常识或带有明显情绪化、误导性的报道。

五是互联网立法、执法力度将更大。全国人大网站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人民网舆情报告 篇3

一、当前人民法院面临的网络舆情危机

当前人民法院面临的网络舆情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形：

1、个别法院和法官的违法违纪或不文明行为通过网络迅速放大。如最高法院院原副院长黄松有受贿案，从案发到法院判决，被媒体反复炒作，给法院和法官形象造成极大损害，降低了法院公信力。2009年湖北省相继发生的公安县法院陪审员强奸幼女事件、枣阳法院“习惯”执法事件、武汉汉阳女法官与当事人对骂事件，经网络曝光，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2010年5月12日《新京报》报道了山东潍坊市坊子区法官收黑钱被偷拍的新闻后，立即引起网上热议；次日，《武汉晨报》又以《山东法官“黑”钱，院长来汉善后》为题予以报道，一段《山东法官收黑钱院长千里来善后》的视频几乎同时在网上爆料，随即引起全国反响，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全国范围内的各大报纸、电视、网站纷纷关注报道此事。截止5月15日，针对坊子区法官收钱办案的报道和评论已形成强大的网络风暴。

2、个别案件审判或执行存在错误或瑕疵引发网络舆论聚焦。浙江湖州“南浔协警临时性强奸案”，本是一起并不复杂的强奸案件。其基本案情是：2009年6月10日晚，2名协警邱某、蔡某带着刚参加完高考的陈某、沈某出去吃饭。席间4人喝了很多酒，陈某醉得不省人事。蔡某驾车带大家到宾馆开房醒酒。到房间后，邱某、蔡某趁陈某醉酒没有意识、无力反抗之机，先后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10月19日，湖州南浔区人民法院以强奸罪一审分别判处邱某、蔡某有期徒刑3年。判决书中写到：“两辩护人关于两被告人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各自全部犯罪事实，具有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以及两被告人的犯罪属临时性的即意犯罪，犯罪情节一般，主观恶性较小，危害后果较轻，归案后认罪态度好，真诚悔罪，并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且系初犯偶犯，建议酌情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 辩护律师“临时性的即意犯罪”的说法并非法律用语，却被判决书引用并采纳。此案经报道后，在网上引发争议，网民质疑“以‘临时性’为借口换减轻刑罚”。“临时性的即意犯罪”被演绎为“临时性强奸”后蹿红网络。

3、社会突发个案经网络舆情推动迅速演变成轰动全国的热点诉讼。现实生活中的案件接二连三地在网络上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如广州许霆案、湖北邓玉娇案、杭州“飙车”案和重庆“打黑”案等。类似案件稍有报道便引来轩然大波，在搜狐、新浪等知名网站上，相关消息的点击量数以万计，后面还跟有大量留言帖。这些案件在进入法院诉讼之前，就已给法院造成巨大压力，致使法院不得不提前介入，未审先备。

4、涉案当事人网上信访希图左右法院和法官审判和执行。一部分当事人认为“上诉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有的在网上发泄不满、捕风捉影抹黑法官，有的歪曲事实攻讦法院执法不公，有的盗网络舆论监督之名，行破坏和干预独立审判之实，在网络上大发不实之词，试图引起网上共鸣，让“案件变成事件”，借助网络舆论风暴撼动司法裁判和执行。部分网民很少质疑这些信息的真实性，也没有进行成熟的思辨，仅凭主观臆断对信息发表意见，带有很严重的感情色彩，易导致真相的掩盖、言论的失实。

网络的开放性和虚拟性，网络舆情的直接性、突发性、破坏性、偏差性、难控性，决定了人民法院应对网络舆情的艰巨性。在突发的网络舆情面前，只有极少数法院能够主动出击，及时平息网上舆情。2009年5月，一起人身侵权案中原告之父在网上发帖“喊冤”，言语极具攻击性、侮辱性，作为本案承办人，浙江省德清县法院一法官迅即在网上公开作出回应：全文公布判决书并声明案件审理过程中绝无徇私枉法，请网民对此案的审理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经过10天网络热议，当事人对自己在网上“恶搞”法官和法院表示道歉，并在网上留言：“尊重法律，静静地等待二审。”2010年3月27日，“强奸犯遇强烈抵抗生殖器折断而亡被奸女子被判有罪”在http:///余慈生活网一经出现后被各大网站转载。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洛阳市人民检察院迅速进行专项调查，即在3月29日就事实真相在各大网站向网民予以澄清。原来该帖反映的强奸案，纯属别有用心的人凭空捏造。

然而，更多的法院则是不知所措，应对失当；或听之任之，无所适从。像山东潍坊坊子区法院执行法官索要办案经费被录像事件，在2010年 4月26日申请执行人武汉憬鑫源法人代表陈芹向法官陈本涛寄去当时拍摄的部分录像光盘，并附信要求陈本涛在3日内归还当年被索要的19000元，赔偿其损失之后，坊子区法院法院的反应不可谓不迅速，双方随即展开交涉，但当坊子区法院领导专程到武汉找到陈芹退款和道歉时又被偷拍，几天后的2010年5月13日新京报刊登《山东潍坊法院法官索要办案经费被录像》和录像截屏，迅即在网上“引爆”，各大网站迅速登载录像，仅五天时间，新浪网即有13696人参与评论，发表评论1855条。该院之所以一时成为众矢之的，除了因为处理方式方法欠妥，行为也欠谨慎外，舆情危机意识不强，面对网络舆情无所作为、无能为力也是重要原因。许多法院在应对网络舆情危机方面之所以出现类似枣阳法院的这种局面，主要是因为以下问题：一是舆情危机处置机制不健全，不能适时果断地处理危机。对新兴的网络舆情，缺乏有效监管抓手，也缺乏有效的制止或者进行澄清的手段。对不实言论，主要采取删除了事，很少对事实进行澄清。有些问题早已解决，但反映问题的材料一直在网络中转帖。二是不善于和新闻媒体沟通，不能有效借助网络管理部门的力量平息舆情，难以发挥主流媒体的引导作用。三是缺乏网络舆情危机意识以及处置网络舆情危机的经验和技巧，极易导致枝节横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衍生新的网络热点。四是对危机舆情收集和分析工作滞后，造成危机事件处置的被动。由于网络舆情传播快，范围广，聚集效应强，人民法院对舆情危机事前缺乏预测，事后缺乏对舆情的分析和研判，很难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反应，实行有效控制，极易导致舆情危机的扩散。

二、网络舆情对法院工作的影响

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网民数净增超过8000万，达到3.84亿，其中宽带网民数占网民总数已超过九成，农村网民数量超过1亿；2010年一季度，中国网民数新增2000万人，达到4.04亿人，继续位居全球首位。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给司法工作带来新的挑战，法院和法官的工作被放置在摄像头、显微镜之下，一起纠纷、一个案件、一份判决、一项执行都可能以一个始料未及的新闻点引起大众的注意，在瞬息之间传遍全国各地，引发争议无数。网络舆论作为一种反映民意的工具，使得其对法院工作的影响越来越大。对网络舆论因势利导，自觉接受网络舆论监督，有利于集中民智，吸收人民群众的法律智慧和法律经验，提高司法质量；有利于了解民意，吸收人民群众的司法理念，改进司法工作，更好地实现司法为民；有利于改进司法作风，培育法官职业道德，防止司法领域的腐败；有利于宣传社会主义法制，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在看到网络舆论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网络舆论的消极影响，网络舆论作为一把“双刃剑”，也可能成为破坏司法独立、损害司法公正的工具。从司法实践来看，网络舆论对法院审判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对法官思维方式的冲击。思维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间接的、概括的反映，是认识的高级形式。它反映的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规律性的联系。不同的人群和职业，其思维方式存在差异。法官在判案时遵从法律思维，社会大众对事件的判断往往习惯于道德思维。所谓法律思维，是指法律职业者在法治理念和法律原理的指引下，根据当时的法律规范，对进入法律视野的客观现实进行理性思考，运用法律概念、法律术语等法律语言载体进行判断、推理，得出符合法治精神和法律规范的结论，适用于法律问题解决的过程。法律思维的基本规则可归纳为6条：（1）法律思维必须以权利义务的分析作为思考问题的基本逻辑线索；（2）形式合理性优先于实质合理性；（3）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4）普遍正义优先于个案正义；（5）理由优先于结论；（6）合法性优于客观性。所谓道德思维，是指人们根据道德感知而进行的理性思考和推理，是对道德现象的本质、特征、内部联系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道德思维的形式是判断和推理。所谓道德判断，是指对对象包含有道德意义上的善、恶、正当、义务、责任、幸福等概念的陈述。它表示道德认识主体与对象之间的某种联系，既是主体的一种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一种知识形态。所谓道德推理，则是从已知的道德前提推导出某个结论的认识活动。基于上述差异，在对待同一案件时，法官严格遵循法律程序，讲求以证据说话，因此裁决也并非完全依照客观事实进行；而民众往往只看到事实的表象，只重视案件的道德批判，站在社会正义和道德扞卫者的角度对案件进行评价，这就造成了两者判断上的偏差。在邓玉娇案中网民一边倒地认为，“守贞操的弱女子”杀死“炫富、好色的坏干部”是“英雄之举”，却忽略了邓玉娇防卫过当的犯罪事实，法院却不可能仅从道德角度对邓玉娇进行判决。同时，许多案件的细节并不为人们所知，例如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态、自首及立功等情节。老百姓不关心的这些细枝末节，却都是影响法官进行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正是由于职业法律人的专业思维和社会大众思维之间这种天然的差别和对抗，网络的出现加剧了这种对抗，往往使司法面临两难境地：遵从大众思维，则可能背离司法公正，有损法治原则；不遵从大众思维，则可能遭受网络民意围攻，降低司法的大众接受度和社会公信力。

（二）对司法独立的影响。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扰。”从根本上讲，司法独立权有了宪法保障，媒体舆论并不能对其产生消极影响。但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由于法制尚不健全，网络媒体缺乏监管，网络舆论对司法活动越俎代庖的现象并不鲜见。有的网站和网民片面理解言论自由，滥用监督权，不了解甚至不尊重司法活动的基本程序，对法院未终审的案件随意发表评论，引导社会舆论，给法院的公正审判带来了影响和压力。有的网站记者没有摆正舆论监督者的位置，往往有意无意地站到一方当事人立场上去，发表片面观点。有的网络媒体追求“眼球经济”，在案件还未定性之前，就给犯罪嫌疑人冠上“贪官”、“罪犯”、“罪不容诛”之类的帽子，给人们造成了一定的心理暗示，这是对司法工作的不尊重。更可怕的是，司法活动如果被“网络黑社会”介入，将受到灾难性的打击。2009年12月19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曝光了“网络黑社会”现象，各大网站以《央视：网络黑社会操控舆论 五万元可左右法院判决》为题赫然登载。一位网络公关公司营销总监说：“期待当代包青天评判，话题的矛盾性都是非常强的，相当于在网络上造出了舆论，逼到一个风口浪尖上，国家不得不判，我做到的是让2.2亿网民全知道这事，五万元短平快，300家论坛最核心最积累人气，相当于集中了50%网民在上面。”诚然，面对泥沙俱下的舆论洪流司法部门似乎可以排除干扰，保持中立，唯法是尊。但是，在我国现有的体制格局中，舆论一旦形成，很大程度会触动对司法机关有影响力的上级机关，他们的介入直接影响了法院的独立审判工作。

（三）对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的损害。“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体正义”，即程序的正义能保障结果的正确。实体正义之“正义”更侧重于“真实”，而程序正义之“正义”则更侧重于“正当”。程序的独立价值体现于过程之中，与结果没有必然的关系。人们会尽可能地选择那些有利于发现结果真实的程序，但因为结果的真实只是一种主观的相对的真实，所以它更要受过程的价值的制约。诉讼程序是一个封闭的法律程序，注重的是“按部就班”，其信息来源渠道受当事人举证责任、不告不理等法律规则的限制。法官判案的过程是一个审查、判断在诉讼程序中提出的有限信息和证据的合理性过程，未进入诉讼程序的信息、证据不应当成为法官裁判的依据。因此，“在诉讼中所再现的只是法律意义上的事实，而非原始状态的实际事实。审判上所能达到的只能是形式真实，而不可能是事实真实”。裁判的公正性首先体现的是程序正义，而非实体正义。网络舆论则偏重于追求事实真相，即结果的真实，如果网络舆论的信息来源较诉讼程序中产生的信息更全面，网络舆论比司法裁判可能更能体现实体正义。当网络媒体对某个案件大肆制造舆论、左右舆论、指导舆论，调动起社会大众的情绪，形成强大的社会公意合流时，就会对法院审判形成巨大冲击，实际上就把法庭和法官推向了社会的对立面——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网络舆论对于案件的强势、主观的报道和宣传实际上是对案件的“预审”，“预审”的出现将施加巨大的压力让司法屈从于舆论，从而加剧司法判决与法律准则之间的背离，也进一步削弱司法的公信力，加剧司法权的边缘化。

三、人民法院应对网络舆情的对策思考

1、统筹安排，建立应急处置机制。应对网络舆情，仅凭一个法院、一个机构，是无法妥善处置的。要在各级法院组建有新闻、网络、信息、警务等人员参加的工作专班，上下联动，左右合力，组织开展对涉法网络舆情危机的监测、督办、引导、化解工作。除建立网络舆情监测机制、信息沟通报告机制、舆情研判引导机制、事件处置机制、新闻发布机制、记者接待管理机制、总结评估机制外，要重点抓好网络舆情预测评估机制建设，强化审判执行人员网络舆情意识，对网络舆情不抬高、不回避，坦然应对。对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要实行风险评估，随时做好舆论应对准备，注重从立案、审判、执行、审判监督、信访各个环节把握矛盾纠纷的焦点，及时公正透明的化解纠纷。一旦发生网络事件，要快速反应，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争取在第一时间、尽早地给予回应。在处置事件的同时，搞好舆论引导，迅速平息舆论风暴。实践证明：司法要赢得舆论的认同，只能对涉案的事实进行最权威的法律释明。对于网上热炒的案件，法院必须在详细的事实支撑下，作出令人信服的法律解答，切实防止“案件变事件”。对网络舆论置若罔闻的消极态度，最终损害的是司法的公信力。

2、借助外力，防止“网络舆论审判”。网络舆论作用于司法活动往往是通过引起权力机关的干预而形成的，要防止“网络舆论审判”，必须防微杜渐。对于敏感案件的审判和执行，要事先向党委、人大、政府通报案情，寻求理解和支持；在司法活动遭受网络舆论干预时，要善于借助党委和政府力量来排除对抗，维护法院的审判独立性。与此同时，要主动与媒体衔接协调，加强对司法宣传的正面引导。要根据网络媒体的级别和影响范围，由相应法院组织处理，协调宣传部门，积极寻求互联网管理部门、新闻单位、网络媒体的支持。网络舆情一旦发生，要在对网络舆论所述事项调查核实的基础上正面回应，公开处理结果，接受群众监督。及时协调相关媒体，公开发表客观公正的意见，从不同角度澄清负面不实言论，积极参与网上跟帖和讨论，将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以内。

3、司法公开，主动接受外部监督。“正义不仅应当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法谚语）即案件不仅要判得正确、公平，而且还应当让人直观地感受到判决过程的公正性和合理性。网络受众之所以容易对审判过程及判决结果产生各种怀疑，很多时候源于信息的不通畅，来自主流媒体的正规信息得不到有效的传播。而个别与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网民容易在网络上发布各种不实的暗示性信息，诱导不明真相的受众做出“理所当然”的推测。而网络传播又具有极大的便捷性，使得这些不实言论和主观推测迅速占领网络各个版面，传达到更大范围的受众，最后导致法院处于“有口莫辩”的被动境地。主动增强司法透明度，及时把真实信息传播到普通受众，保障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从而可以有效的遏制流言的产生和传播。为此，要进一步落实公开审判的宪法原则，按照依法公开、及时公开、全面公开的原则，认真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坚持“六公开”，即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审务公开，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司法民主水平，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网上庭审直播和公布裁判文书是行之有效的司法公开举措，要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4、练好内功，促进司法质量提高。许多涉法网络事件证明，司法作风、质量以及腐败问题是引发网络聚焦的重点。身正不怕影子斜，只有抓好法院自身建设，才能不惧网络负面炒作，从根本上降低网络舆情对法院工作的负面影响。即使遭到恶意攻击，也能化被动为主动，拨乱反正，化解流言，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尊重。一要抓好司法作风建设，重点解决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⑴宗旨意识淡薄和群众观念不强，官僚主义和衙门作风严重，对人民群众的诉求漠不关心，推诿拖拉，训斥指责；⑵特权思想严重，滥用司法职权，随意使用强制措施，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⑶庭审、执行活动不规范，违反法定程序，不尊重当事人、律师、诉讼代理人的诉讼权利；⑷司法文书不规范，叙述事实不清，援引法条不准，判词说理不明，遗漏裁判事项，校对打印错误；⑸违背司法礼仪，着装不规范，语言不文明，举止不得体；⑹纪律作风涣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二要提高司法质量，以执法办案为第一要务，打牢提高司法质量的人格基础：要坚守法律正义的良知和精神，端正司法理念，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培养认真细致严谨的作风，提高司法能力和水平；要科学构建司法质量评估体系，从立案、庭审、判决、执行等各个环节层层把关，依法公正办好每一起案件，确保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统一、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统一、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司法还应当直面和呼应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网络民意，处理好三个关系：重视民意，但以遵从司法规律为底线；吸纳民意，但以坚守司法职责为根本；沟通民意，但以发挥司法职能为前提。对待个案中的民意，司法只能“听进去”，而不能“顺下去”，采纳与否取决于法庭基于严格遵循法律规则而为的甄别与判断，这样才能既保证普遍民意得以实现，同时也保证司法中立不受个别民意的影响，实现司法与民意的和谐互动。三要保持司法廉洁，加强思想教育，增强免疫力；认真落实“五个严禁”相关规定，排除人情、关系、权势、金钱等因素的干扰；严格约束业外活动，保持法官良好形象；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严厉惩治、坚决清除害群之马，确保队伍廉洁。总之，要以公正、高效、廉洁司法的实际行动提升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塑造人民法院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5、推动立法，规范网络舆论监督。截止目前，我国有关网络舆论的立法属于法律层面的专门法律仅有《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属于行政法规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属于部门规章的主要有《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管理办法》，司法解释仅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除此之外，涉及网络舆论监管各个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多为部门和地方性法规以及各类通知、公告等，有相当大部分的网络舆论行为处于规范调整的空白地带。国家对有关网络的立法与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不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担任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的重任。网络舆论这柄双刃剑的影响范围并不局限于司法活动，而是包括政治、经济、公民个人等等社会各个方面和行业，正在逐渐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和社会管理秩序。立法机关要尽快制定互联网管理法律，通过立法将网民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以及舆论监督的对象、基本原则等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确立客观的、真实的、全面的评价标准，实现对网络舆论的有效监管，从而规范网络行为，引导网络舆论监督权利正确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