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时期（通用7篇）
辽金时期 篇1
矫制又称矫诏, 指假托朝廷诏令或误传皇帝诏旨行事的行为。矫制行为最早出现于周, 还未形成政治罪名。孙家洲认为, “矫制”是秦汉时期的一种罪名, 作为法律上的一个政治罪名正式出现在汉朝。西方法学界认为, 法律是时代的智慧, 与当前的观念交织而成。这种说法虽然更适合于西方社会, 但在皇权支配的中国也有其适用的空间。《汉书》:“襄平侯纪通尚符节, 乃令持节矫内勃北军。”[1]80这就与当时的时代背景观念分不开。
矫制的表现: (1) 假借君命行事。《汉书》:“偃矫制, 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1]2871元鼎年间, 徐偃到地方巡视风俗, 至胶东、鲁国一带时, 看到因国家垄断盐铁行业, 造成了当地人民的贫困疾苦, 他以使者身份允许胶东一带盐铁私营, 后被张汤弹劾矫制大害而被处斩。 (2) 假托君命之人的。《汉书》:“何罗与通及小弟安成矫制夜出, 共杀使者, 发兵。”[1]2961莽何罗是汉武帝比较得宠的一个大臣, 参与了武帝晚期的“巫蛊之祸”, 察觉武帝有为太子平反的倾向后, 他就借用使节假传圣意征兵攻打皇宫, 被金日磾活捉。记载的还有矫制开宫门等。 (3) 指伪造、擅改或误抄制书。《史记》:“于是乃相谋, 诈为受始皇诏, 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长子扶苏曰‘……扶苏为人子不孝, 其赐剑以自裁!…… (蒙恬) 为人臣不忠, 其赐死……’”[2]2551秦始皇去世时并未立太子, 在其弥留之际立遗命召长子扶苏回咸阳, 暗示扶苏为皇位继承人, 秦二世为了皇位联合李斯、赵高擅改始皇临终遗嘱, 杀扶苏和蒙恬。
矫制的本质特征是臣子擅自以君主名义行事, 与专制制度, 专制文化相冲突。秦汉时期的一般特征可归纳为五点: (1) 大多发生在西汉前期, 主要在汉武帝时期。 (2) 发生的场合比较特殊, 大多关系着国家利益, 起到了安邦定国的作用。如冯奉世矫制稳定边陲;常惠矫制打败龟兹, 保护西域太平等。 (3) 矫制制造者的人群大致可分为:宠臣、外派使者、边疆守将以及皇帝身边的宦者四种。莽何罗为武帝宠臣, 矫制征兵攻打皇宫;汲黯、徐偃等为派出使者, 矫制为一方百姓解困;陈汤为西域守将, 矫制发兵平叛等。 (4) 矫制者的态度不同其结果也不同, 政策比较灵活, 一般自劾矫制者处罚较轻。徐偃、汲黯同做矫制为百姓, 徐偃被弹劾而被处斩, 汲黯自劾而被免罪。 (5) 根据矫制行为的情况允许缴纳赎金, 免其一定的罪责, 如王恢交赎金, 免其死罪。
一、辽金时期矫制举例
辽金时期存在矫制行为, 仅史书记载就有17处, 2处重复。其中大部分矫制行为发生在辽金中后期, 为国家、忠义做矫制者占27%, 为谋取私利做矫制却占73%, 大部分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 削弱了皇权, 是辽金灭亡的催化剂。
1. 辽朝矫制事例。
(1) 王观私筑府邸。“参知政事耶律观矫制营私第, 将为降人。”[3]274“ (王观) 坐矫制修私第, 削爵为民, 卒。”[3]1411《辽史》言耶律观原名王观, 咸雍七年 (1081) 由乾文阁学士改南院枢密副使, 赐国姓, 即为耶律观, 两处史料同为一件事, 王观假传圣旨, 逾越了官员修筑府邸的界限, 被贬为民。 (2) 萧幹矫制防处温。“萧幹等矫诏南面宰执入议。”[3]1441保大初年 (1121) , 金人攻陷中京, 天祚帝逃走, 李处温和萧幹等谋立魏国王淳为天锡皇帝。帝病重, 密授处温、番汉为马步军都元帅, 天锡弥留时, 萧幹等做矫制诱骗南面宰执等人前去商量事情, 以防止其发动兵变, 唯独处温称病不去, 未遂。 (3) 孝杰擅改诏旨被削爵。“ (孝杰) 坐私贩广济湖盐及擅改诏旨。”[3]1487大康三年 (1077) 夏, 道宗悟张孝杰为奸佞之人, 贬其为武定军节度使, 杰却私贩广济盐、擅改圣旨, 被削爵位贬到安肃州, 数年才回。 (4) 太后立德光。“太后牵于偏爱, 托先帝遗命, 妄授神器。”[3]1256辽太祖崩, 述律后称制, 摄政国事, 因不喜皇太子倍, 假托先帝遗命而妄受神器, 立次子德光继位。 (5) 太子浚被构杀。“诏安无迹, 不治。”[3]1215太子浚被耶律乙辛一党诬陷被囚, 乙辛恐道宗为浚平反, 派同党带刀夜间潜入囚室, 对太子谎称有大赦诏书到来, 诱耶律浚往室外杀之。最后两个事例属于事实矫制行为, 是矫制行为的另一种存在方式, 不能因为其存在方式的不同而否定其存在, 这也是辽金矫制的一大特色。
2. 金朝矫制事例。
(1) 兴国矫制开宫门。“矫诏开宫门, 召辩等。”[4]87“矫制召海陵入。”[4]2822两处记载同为一样事, 熙宗晚年酗酒妄杀, 皇统九年 (1149) 杀人更甚, 君臣恐慌, 平章政事完颜亮与唐括辩、大兴国、阿里出虎等谋, 夜半矫诏开宫门, 杀完颜亶于宫中, 完颜亮称帝, 后被杀降为东昏王。 (2) 沙虎矫诏夺兵权。“胡沙虎矫诏以诛反者, 招福海执而杀之, 夺其兵。”[4]296至宁元年 (1213) , 夏人犯保安州、庆阳府, 杀刺史和同知府事, 卫绍王以胥鼎、王维翰为参知政事, 以完颜元奴为将备边, 福海为治中兵屯城北, 胡沙虎矫诏来诛反者, 招福海杀之, 夺其兵权。后虎夺宫, 自称监国都元帅, 逼上出宫。 (3) 阿里不孙辄赦诸道。“阿里不孙辄矫制大赦诸道, 众乃稍安, 而请罪于朝。”[4]2281兴定元年 (1217) , 阿里不孙拜参知政事, 权右副元帅, 行尚书省, 元帅府在婆速路。当时蒲鲜万奴据辽东, 侵掠婆速, 高丽害怕蒲鲜的强大, 给其粮八万石。上京行省蒲察五斤入朝, 辽东兵力更弱, 而蒲察与伯德胡土有异志不利抗敌, 海奴又坐而受诏不迎制使, 完颜逐做矫制, 赦免其罪, 保证了内部的稳定。 (4) 移剌都矫制收禁书, “盗用官银, 矫制收禁书”[4]2303兴定二年 (1218) 四月, 移剌都改签枢密院事, 权右副元帅, 充陕西院于邓州, 监察御史上奏其在军中买沙覆道、盗用官银、矫制收禁书指斥銮舆等, 帝派吏部尚书阿不罕斜不失审问此事, 后被杀。 (5) 海陵杀嫡母。“汝等见太后, 但言有诏, 令太后跪受即击杀之。”[4]1506海陵王完颜亮恐师恭将兵在外, 其嫡母或有异图, 遂遣虎特末等击杀之。除此之外, 金史记载的还有完展矫制稳民心;斜烈矫制殉葬;移剌都私自回京都;时全矫制骗诸军等。
二、辽金时期矫制特征及对后世的影响
1. 特征。
辽金政权为北方少数民族所建, 与秦汉时期相比有其不同的特点。其一般特征为: (1) 辽金时期矫制主要发生在辽金的中后期, 而秦汉时期主要发生在秦汉的前期。辽朝主要发生在道宗、天祚帝时期, 金朝主要发生在宣宗、哀宗时期;西汉主要发生在汉武帝时期。 (2) 辽金时期矫制制造者的人群扩展到太后以及帝王自己。辽代的述律后立德光而舍太子倍, 金代海陵王击杀嫡母。 (3) 辽金时期的矫制行为损害了统治者的利益, 削弱了皇权。太子浚皇权一派被耶律乙辛一党大量的清剿就是其代表事件。 (4) 辽金时期的史料中没有明确规定处罚矫制行为的律法, 一般只有矫制事件的简略记载, 这也是辽金矫制行为繁多的原因之一。辽金史料中没有明确规定惩罚矫制行为的措施, 立法不明;秦汉时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而且不断完善, 手段灵活变通, 其“大功薄赏”的原则就是其表现之一。
2. 对后世的影响。
无论哪个朝代的矫制行为都是专制社会的一种必然现象, 它与专制制度、专制文化相冲突, 无法消除只能防范。辽金时期也必然存在着矫制现象, 但与秦汉时期相比较, 它却是一种倒退, 对皇权的威胁远远大于秦汉。辽金时期的矫制行为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惩罚措施, 过于随意, 给辽金王朝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一方面, 辽金时期的矫制行为使后世王朝的统治者更加清醒地看到矫制的危害, 尤其是少数民族政权, 在思想统治上, 没有儒家忠君思想的扶持, 使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统治者感到恐慌, 清初的文字狱就是其突出表现, 从而统治者把矫制行为更加细化, 惩罚措施更加严厉, 这也是加强皇权的一种表现, 它再次标榜了皇权神圣而不可侵犯, 即使矫制者是为了国家利益, 如果不挽回帝王的颜面, 依然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徐偃被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另一方面, 辽金时期特色矫制行为就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共存一体, 相互接触和碰撞的结果, 为后世学者了解少数民族政权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就如马克思所说:“一切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 1962.
[2]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M].中华书局, 1959.
[3]脱脱.辽史[M].中华书局, 1974.
[4]脱脱.金史[M].中华书局, 1975.
辽金瑰宝——善化寺 篇2
关键字：辽金；善化寺；文化；建筑；雕塑；碑刻
一、善化寺概况
善化寺，俗称南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古城内永泰街西侧。是一座规模宏大，保存完整的辽金时期佛教寺院。善化寺的建筑雕塑碑刻等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善化寺创建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玄宗赐名开元寺，五代后晋时更名大普恩寺。辽末保大二年（1122年）金兵攻陷西京（今大同），寺院遭受战争毁坏，“仅存者十不三四”。当时寺院住持圆满大师决心重修。于天会元年（1128年）到皇统三年（1143年），历经十五年，寺院修葺一新。明、清两代也多有修缮。明正统十年（1445年），英宗皇帝赐名善化寺，寺名一直沿用至今。
善化寺占地面积20000余平方米，现存主要建筑由南至北分布在一条中轴线上，依次有天王殿、三圣殿、大雄宝殿。附属建筑则罗列于中轴线两侧。大雄宝殿前有东西对称的文殊阁与普贤阁，之间以廊连接，形成主次分明，左右对称，错落有致的完整格局。
二、善化寺辽金建筑的特色
辽金时期是我国古代建筑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古代建筑体系中有着重大功绩。它上承唐宋古朴雄浑的建筑风格，又独具北方游牧民族粗犷豪放的特点，是对唐宋建筑的继承和延伸。
善化寺整体布局坐北朝南，基本上采用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院落式格局方法，建筑形制及殿堂结构保持了唐代博大宏伟、庄重稳健的气势。
（一）天王殿：寺院之山门，建于金天会（1123年）至皇统（1149年）年间。面阔五间27.8米，进深两间10米，单檐五脊顶，当心间辟门，南次间辟窗，柱网分布非常整齐，前后檐柱各六根，中线上立中柱六根，共18根柱子将山门分为十间。斗拱为五铺作单抄单昂重拱造，当心间与左右次间都用补间铺作二朵。此殿中柱与檐柱同高，梁栿均为月梁，这种结构形式在北方其他古建筑中是罕见的。天王殿殿宇宏阔，朴拙雄劲，布局简约而规整是我国现存佛教寺院中较大的山门。
（二）三圣殿：建于金天会（1128年）至皇统（1143年）年间（图一）。为典型的金代特色建筑。殿平面呈长方形，面阔五间32.5米，进深四间19.2米，当心间7.68米，属辽金建筑中当心间最宽者。殿内柱网配列为适应功能需要而一改对称布局、使梁架布局比辽代更为灵活，其中四根主柱甚为粗壮，为金代原构。殿内采用辽金时期盛行的移柱、减柱法使空间扩大，便于宗教活动，殿顶亦为单檐五脊顶，斗拱除外檐左右次间补间铺作结构特殊外，其余皆为六铺作单抄双下昂重拱造。而当心间用补间铺作二朵与辽建的每间只用一朵不同。外檐当心间稍间及山面补间铺作上均使用下昂。这种做法在大同地区其他古建筑中也是独有的。次间补间铺作为结构特殊而复杂的斜拱，这是金代建筑中最显著的特色。其斜拱自栌斗逐跳递增至第三跳则有七个耍头并列，硕大的华拱似盛开的花朵，这种极具特色的斗拱形式曾被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所赞誉：“伟大之斗，深远之檐出，屋顶和缓之斜度，稳固庄严，含有无限力量，颇足以表示当时方兴未艾之朝气”。这种既起承载檐部重量，又具一定装饰作用的斜拱是研究金代建筑中不可多得的实物例证，堪称斗拱之精品。三圣殿古朴雄浑的建筑风格，极具特色的斗拱形式，体现着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优秀传统和独特风格。
图一 三圣殿
（三）大雄宝殿：是善化寺的主殿，为辽代遗构。大殿建在2.24米高的台基上，殿前是宽大的月台，周边围以砖砌石雕勾栏，是辽代建筑典型的建造方式。殿面阔七间40.7米，进深五间25.5米。殿内柱网配列为金箱斗底槽的变体，殿堂与厅堂混合结构，为辽时佛殿建筑布局的特色结构形式。殿顶为单檐庑殿顶，檐出深远而和缓，平面柱网的配置大胆采用减柱造，中央的五间四缝省去外槽的前内柱和内槽的后内柱，只用四根内柱，使殿内佛坛配列与礼佛活动大为方便。使建筑更趋实用。大殿内外檐均施斗拱，计八种，斗拱用材较大。外檐柱头铺作为五铺作，双抄重拱造。外檐补间铺作四种，内檐柱头铺作两种。当心间补间铺作使用60度斜拱，其内外挑檐起到杠杆支撑作用，使负荷分布均匀。第二跳出跳之长比第一跳缩短了三分之一，为辽式斗拱最特殊之处。泥道拱和令拱相等，也是辽代斗拱的特点。耍头之长比《营造法式》规定的大且一律为辽代最普通的批竹昂。梁架结构中的推山做法，是1994年维修大殿时新发现的又一重要建筑特点。它使用了上下两层续角梁这种独特做法，是两山面檐步以上的椽子均为两层，而上层包括续角梁都隐蔽在下层角梁、椽子和望板上，一般难以窥见。殿内梁架结构采用“彻上露明造”，当心间有平棋斗八藻井，其形制与大殿本身斗拱形制相同，为辽代遗构。藻井内围列两层斗拱，下层为七铺作，上层为八铺作。制作精巧、别致，工艺复杂为我国辽代小木作之精品。藻井中央所绘金色二龙戏珠图案，色泽耀眼，灿然若新。平棋绘饰各种花卉，色彩绚丽，设色均匀大方。大雄宝殿气势恢宏，稳固庄严，殿宇平面柱网布列、柱、额、斗拱、梁架、平棋藻井等皆为辽建原构。是研究辽代建筑形制最典型的例证。
（四）普贤阁：位于大雄宝殿右前方，坐西朝东，为重檐九脊顶楼阁式建筑。两层三间，二层外围绕以栏杆，阁内有梯，可登临楼阁，凭栏远眺。其斗拱的安排，各层只用补间铺作二朵。下层用替木，上层用60度角华拱以及方整的阑额出头。普贤阁采用仿辽式的平座暗层的楼阁建造手法。结构精巧，形制古朴，整体建筑又保持了唐代楼阁的遗韵。1953年重修时，发现金贞元二年（1154年）重修题记。
nlc202309051109
三、善化寺辽金塑像的艺术风格
善化寺各殿内现存泥塑像40余尊。其中大雄宝殿内33尊辽金时期佛教塑像，造型优美，个性突出，生活气息浓郁，极富感染力，堪称雕塑瑰宝。
殿内塑像保存完好，有主佛像5尊，弟子像2尊，胁侍菩萨2尊，护法诸天24尊。殿堂正面建有高大的佛坛，上面端坐5尊金妆主佛像即“五方佛”（图二），正中为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东为东方阿閦佛，南为南方宝生佛，西为西方无量寿佛，北为北方微妙声佛。佛像通高6.73米，坐像高3.9米，背光高7.33米，顶置宝珠，面部丰满圆润，姿容凝重，妙相庄严。毗卢遮那佛的两侧有迦叶、阿难两弟子侍立。迦叶是位德高望重的老者形象，慈祥安详，面带微笑；阿难五官端庄，面目清秀、聪慧，传说他擅长记忆，被称“多闻第一”。两塑像均塑造的仪态虔诚，细腻传神。两胁侍菩萨，头戴金色如意花冠，面相方圆饱满，不同于唐代塑像的丰满圆润，颇具辽代塑像的风范。
24诸天像分置在大雄宝殿内东西两壁前，左右各12尊，塑像形态不一，采用写实的手法，塑造出一个个性格鲜明的形象。有温文尔雅、衣冠楚楚的文官；有威猛粗犷、铠甲严整的武将；还有娴静秀丽、盛装艳服的妇人等。充分体现了辽金时期的造像风格。隋唐五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密宗教派，被广大民众接受的时代。佛教的传播已遍及民间且已深深的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佛教造像也逐步趋向世俗化、人性化。因此从这组塑像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匠师们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来塑造这些富有浓厚生活气息的宗教形象。
在这组群像中，最受赞赏的是位于大殿东侧的“鬼子母”塑像（图三）。像高3.61米，面部光洁，心手相印，雍容华贵，神情文静，姿态优雅，俨然一副贵妇形象。在其左脚下方又塑造了一尊青面红发的小鬼像即鬼子母作恶时的形象，匠师们似乎是以他的矮小、凶恶、丑陋来衬托她皈依佛法后的高大、美丽、善良。这种以美丑对照、别出心裁的艺术表现手法，在其他宗教类雕塑作品中是比较少见的。在大殿西侧还有一尊年轻女性塑像，叫诃利帝南，传说她是鬼子母的另一化身。塑像姿容端庄、面庞俊俏、凝目欲语所着衣饰流畅自然，极具动感，含蓄的表情给人亲切健康的美感，仿佛人间一位温婉恬静。在殿之东侧日宫天子是另一尊独特的女性形像，塑像身材修长，神情典雅，肌肤丰润，六臂舒展自然，或上举、或合掌、或持法器，均表现的优美和谐。传说她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住在太阳之中。
还有那些神力无穷的护法天王像，有的手持利剑，怒发冲冠，愤然欲吼；有的身穿铠甲，体魄强健，目光刚毅，突显出勇武善战的豪情。再看那些文官（图四），身穿官袍，头戴高冠，有的老成持重，雍容沉稳，有的慈祥宽厚，深藏智慧……从这一尊尊塑造精美、呼之欲出的雕塑艺术品中可见古代匠师们在这有限的空间里，综合运用了象征、对比、视错觉、夸张、突出等一系列艺术表现手法，塑造出众多栩栩如生、丰富感人的艺术形像。不仅丰富了佛教艺术，更烘托出宗教建筑应有的气氛和作用。
善化寺大雄宝殿的塑像充分体现了我国辽金时期的造像风格，既继承了唐宋时期佛教造像圆润丰满、雍容华贵之风，又具辽金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粗犷豪放，生活气息浓厚的特点。同时，受到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集历代名家所长，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长期以来，倍受各界人士推崇，是研究我国辽金时期雕塑艺术和佛教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图二 五方佛 图三 鬼子母
图四 大辩才天
四、善化寺金代碑刻
善化寺现存历代碑刻5通。其中最早的2通金代碑刻，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
（一）《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碑，简称朱弁碑（图五）。现完好地保存在三圣殿内。碑通高4.58米，宽1.28米，厚0.24米，碑额雕刻着玲珑精致的螭首，额篆《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系济阳郡开国伯丁暐仁篆，碑下为雄壮的赑屃座，碑身正面阴刻江东才子朱弁的撰文，由时任鲁县开国子孔固所书，字体为颜体，字形端庄稳健，雄浑典雅，展现了孔固深厚的书法才华和功力，为金代楷书之精品。此碑由雁门郡雕刻艺人解遵一刊刻，刻工技法纯熟，刚健遒劲。碑文共19行，每行52字，共计925字。碑文真实的记述了善化寺在金代天会六年至皇统三年寺院高僧圆满大师夙兴夜寐，惨淡经营十五年，先后建成大殿、东西朵殿、罗汉洞、文殊、普贤阁、前殿大门及左右斜廊八十余楹。殿内塑像庄严、壁画绚丽……朱弁羁留西京大同，寓居大普恩寺十四年亲眼目睹了圆满重修经过。记述详实、简洁生动、首尾贯通，文采飞扬，是研究该寺规模形制，塑像壁画以及历史沿革的重要文献资料。
图五 朱弁碑
关于碑文作者朱弁的生平：《宋史·朱弁传》记载：朱弁，字少章，号观如居士，婺源（今属江西）人，朱熹叔祖。建炎元年在危难之际自荐应征出使金国，授修武郎，借吉州团练使于建炎元年冬偕正使王伦以通问副使的身份来到西京，向大将军粘罕陈述和战利弊。由于拒绝金人的威胁利诱而被羁留十七年之久，凛然正气金人亦不由赞佩，羁留期间朱弁设馆教书当地百姓及至金国贵族也慕他学识渊博，品格高尚，多遣子弟前来就学，朱弁为传播中原文化和促进民族融合做出了贡献。绍兴十三年（1143年）和议达成，朱弁得以南归。《宋史》所云被扣十七年之事，均未说明所扣地点。考之金碑上云：“始予筑馆之三年，岁在庚戍冬十月，乃迁于兹寺，因得与寺众往来，首尾凡十四年如一日也。 ”查庚戍为1130年，上溯三年为建炎元年冬至已是金天会六年所校正其他文献记载之误。又据碑文可知，被拘之地均在西京（大同），而且其中有十四年又幽居大普恩寺。因此，朱弁碑的记载可补宋史之不足。
朱弁文慕陆宣公，诗学李义山，学识渊博，文学功底深厚，有《聘游集》、《曲洧旧闻》、《风月堂诗话》、《书解》等传世。
这通碑集文学、史学、书法、雕刻为一体，被誉为“三绝”——文章绝唱、书法绝世、刻工绝妙。
（二）《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释迦如来成道碑铭并序》碑，简称成道碑。现存三圣殿内，与朱弁碑并列。金明昌元年（1190年）立。碑额遗失。碑身高2.56米，宽1.13米，厚0.24米，碑座为硕大厚重的赑屃。碑正面阴刻唐代大诗人王勃的撰文，书者碑上所刻模糊不清，字体为颜体，字形浑厚，与前碑同为解遵一刊刻。全文28行，每行约78字，记1985字。
碑文系纯佛教内容，用骈体文写成。文内句句有典，行文流畅华美，用典恰到好处，骈骊对仗工整，丝毫不逊色作者的著名佳作《滕王阁序》。《释迦如来成道碑记》传世很少，碑刻全文尤为罕见，大同当地目前保存两通。另一通珍藏在大同上华严寺内。明成化年间立，均属珍贵文物。
结语
善化寺作为迄今保存最为完整、规模巨大、布局严谨的辽金寺院建筑群，近千年来历经沧桑，几经兴衰，留存至今，弥足珍贵。其建筑、雕塑、碑刻、壁画等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高超的艺术水平。是多元文化相融合的结晶，是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和不可多得的辽金艺术瑰宝。
2008以来，在古城大规模的保护与修复工程中，善化寺整修了寺前广场，将原寺内保存的明代琉璃五龙壁迁至广场山门前。并在寺之西侧修建了4000多平方米的古典式园林花园。周边环境的改变使古老的寺院，更显得格外庄严、肃穆。如今，在新旧文化交相辉映下，善化寺和古城内众多名胜古迹已经成为闻名遐迩、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旅游胜地。
参考文献
[1]《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碑，金大定十六年。
[2]《宋史·朱弁传》至正六年（1346年）
[3]梁思成、刘敦祯《大同市古建筑报告》1933年
[4]姚宾、高平、力高才《大同史论精选》（新华出版社）1994年4月
[5]沈福煦《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6]陈志勇、张卫东、王丽雯、郭秋英、白志宇、张明远《善化寺大雄宝殿彩塑艺术研究》（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
[7]卢继文《古城大同》（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年
辽金时期马球运动略考 篇3
一、源于唐宋马球运动
马球的历史可谓久远悠长。关于马球的起源有三大地域学说, 其分别是波斯、西藏和黄河流域, 而在这三种起源之中, 中国就独占了两种, 可见马球和中国是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的。在中国古代, 人们称马球为“击鞠”, 比如三国时期曹植在其《名都篇》中就曾有诗曰:“连翩击鞠壤, 巧捷惟万端。”当然, 许多学者仍倾向于认为马球运动最早起源于前525年的波斯, 大约在唐朝初年传入中国, 主要流行于宫廷贵族活动之中。唐人杜环在其《经行记》中, 曾描述说中亚的拔汗那国“国土有波罗林, 林下有球场。”自马球在唐初传入中国之后, 由于其较强的娱乐性和竞技性功能, 很快便成为唐代社会各个阶层都追求和崇尚的体育游艺活动, 可谓上自高贵的帝王公卿, 下至普通的黎民百姓, 都对马球趋之若鹜和乐此不疲, 形成了“国君嗜好于上, 武臣效尤于外”的风行一时的时代场景[1]60。比如唐玄宗李隆基就特别酷爱马球运动, 早年身为亲王时, 他曾在河南府告成县辟有特别的球场, “自夏徂秋, 往来游赏。”
景龙三年 (709) , 吐蕃派遣使者迎接金城公主入藏, 同行而来的有一支来自高原的马球队, 其技艺高超, 才能出众, 在与唐朝宫中马球队比赛时, 但见“决数都, 吐蕃皆胜”。见此情景, 观战的唐中宗非常不爽, 便令以李隆基为首的四人球队“敌吐蕃十人”, 在这出战的四人当中, 唯以李隆基球技最为精湛突出, 只见他“东西驱突, 风回电激, 所向无前, 吐蕃功不获施。”在此次比赛中, 由于李隆基高超的马球技术和英勇的作战技能, 他既得到了唐中宗的高度赞许, 也得到了羽林万骑的衷心拥护。次年, 韦皇后设计毒死了唐中宗, 李隆基当即带兵杀入宫中, 平定了宫廷政变, 并且随后又当上了皇帝。如果说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成功之处与马球较有渊源, 那么其后期当政时发生的“安史之乱”则与马球也有一丝关联。当唐玄宗晚年之时, 他沉溺于美酒女色和打球乐趣, 以至于渐渐荒废朝政, 忠良之臣曾劝谏曰:“凭览则至乐, 躬亲则非便”, 以劝阻他不要仅仅沉溺于马球运动而耽搁朝政大事。几百年后, 宋人晁无咎在《题明皇打球图诗》中不无感慨地写道:“宫殿千门白昼开, 三郎沉醉打球回, 九龄已老韩休死, 明日应无谏疏来。”
另外, 据史料记载, 在唐朝的二十二个皇帝当中, 有十八位是马球运动的爱好者, 除了唐玄宗之外, 唐僖宗也是其中最为疯狂的一位, 比如“击球赌三川”的典故就是因为他热爱马球而产生的:当时唐僖宗以三川节度使的职位作为马球运动比赛的赢球奖励, 要求四位大臣一起击球, “以先得球而击过球门者为胜, 先胜者得第一筹。”在这场比赛中, 大臣敬瑄最终以赢球方式而荣任三川节度使之位。以马球运动的比赛输赢来对参与者封官加爵,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 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球运动在唐朝时期的流行程度[2]583。
到了五代时期, 唐代中原地区流行的马球风俗仍在延续。据《新五代史》中记载, 梁太祖朱温就曾对吴越王钱鏐赏赐过十匹打球御马。后梁在洛阳的皇宫中, 建有用于开展马球运动的球场殿、兴安球场、保宁球场等。另据《旧五代史》中记载, 后唐庄宗李存勖也多次与王公贵族在位于洛阳的鞠场开展“击球”运动。及到与辽金时期并存的宋代, 马球依然受到中原地区社会各个阶层的推崇喜爱。这个时期的马球活动由于经过不断的改进变革, 形式上显得更加规范, 并且从原本属于外来引进的运动形式逐渐演化为朝廷五礼当中军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宋史》中记载:“打球, 本军中戏。太宗令有司详定其仪。”此外, 在宋代的典礼活动中, 还经常举行各种形式的马球比赛。比如在《宋史》中, 曾详细记载了北宋皇帝与群臣击球娱乐的生动情形, 其曰:“帝击球, 教坊作乐奏鼓。球既度, 飐旗、鸣钲、止鼓。帝回马, 从臣奉觞上寿, 贡物以贺。赐酒, 即列拜, 饮毕上马。帝再击之, 始命诸王大臣驰马争击。旗下擂鼓。将及门, 逐厢急鼓。球度, 杀鼓三通。”同时,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的《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中, 对于开封金明池宝津楼前的马球表演进行了生动描述, 并说明有“小打”和“大打”之分, 且“人人乘骑精熟, 驰骤如神, 雅态轻盈, 妍姿绰约。”尽管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后, 王室南渡, 但皇室击球的风气却仍旧延伸到江南地区, 比如宋孝宗就非常喜爱马球运动, 其“日御球场”, 以至于文臣周必大进谏劝止, 孝宗答曰:“正以仇耻未雪, 不欲自逸尔。”到辽、金朝代侵吞、占领中原地区时, 尽管马球运动风气未改, 但其在运动目的上却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巨大变化。
二、以练兵为主要目的
在北宋皇帝沉溺于马球运动的娱乐助兴之时, 北方的辽国、金国却以马球运动作为一种练兵的重要形式, 着力提升军队的体格与作战能力。据《辽史·穆宗纪》记载, 早在应历三年 (953) , “汉遗使进球衣及马”, 辽国就已经仿效中原地区开展了马球运动, 之后, 打马球这项活动在辽国风起云涌, 据《辽史》当中的《游幸表》记载, 从辽穆宗开始一直到辽天祚帝灭亡的一百多年时间里, 共有二十多次打马球的记录, 但是, 辽代马球运动的目的并非如同唐宋那样的以娱乐活动为主, 而是带有强烈的军事训练目的。比如辽兴宗重熙七年 (1308) , 辽国派肖孝忠为东京留守, “时禁渤海人击球……之地。若非球马何以习武……宜驰其禁。”可见, 无论是禁止渤海人开展马球活动, 抑或允许渤海人开展马球活动, 都是从习武练兵的角度予以出发考虑的。
从建国之初, 金国便非常重视马球在习武练兵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据《金史·马贵中传》中记载, 在金世宗完颜雍执政时期, 司天监马贵中曾经上奏曰:“陛下为天下主……击球……故示天下以习武耳。”由此推知, 金国皇帝之所以崇尚击打马球, 其目的非常明确, 那就是为了提倡习武练兵, 特别是其秉持未雨绸缪的忧患思想, 在没有任何战争的情况下强调通过开展马球运动的形式, 提高军队将士兵卒的身体素质, 以应对未来的不测之需。受此思想影响, 金国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马球运动的超级高手, 比如后来宋金之战中, 曾经率领金军攻打北宋汴梁城的元帅粘罕等就特别喜欢从事马球运动。到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做了金国的俘虏之后, 在押送他们到北方的途中, 路经燕山府, 恰遇金人进行马球运动, 金国太子传人带话给宋徽宗云:“久闻上皇圣学甚高, 欲觅一打球诗。”宋徽宗勉强答应赋诗曰:“锦袍骏马晓朋分, 一点星驰百骑奔。夺得头筹须正过, 无令绰拔入斜门。”之前在宋朝宫廷之中, 喜欢以马球运动进行娱乐助兴的宋徽宗, 总是要求群臣赋诗凑趣, 而现在他却在无奈之下只能顺从别人的意愿为其开展马球活动执笔喝彩, 此情此景令人唏嘘不已。更令人感到震惊和讽刺意味的是, 一贯喜欢和推崇以马球运动进行娱乐助兴的宋徽宗, 最终怅然死在将马球运动视为可以习武强身健体、训练兵士素质的金国马球场上。正隆六年 (1161) , 完颜亮在讲武殿大宴群臣, 以检阅兵马, 操练军事, 为了显示和炫耀金国的武力, 打击北宋臣民的整体信心, 他强制要求年届六十、病体缠身的宋徽宗与海滨侯各自率领一队兵马进行马球运动, 当宋徽宗骑马进入赛场之后, 只见“有胡骑数百自场隅来, 直犯帝前”, 在慌乱之中, 宋徽宗失色坠马, 且“有紫衣者以箭中帝 (宋徽宗) ”, 遂死于赛场之内, 且不收尸, “以马蹂之土中”, 而成“终马之祸也”。早在唐代时期, 马球场就曾经发生过许多光怪陆离、不可思议的政治谋杀事件, 但是在金国的阅兵赛场, 宋朝皇帝宋徽宗被残酷诛杀于球场, “以马蹂之土中”, 尤为令人感到扼腕叹息, 哀伤无奈[3]138。然而, 如果考虑一下当时的现实对照:宋徽宗热衷于参与和观看马球以娱乐助兴, 因沉湎于享乐之中而耽误国事;而金国则致力于运用和发挥马球的军事训练功能, 因发端于攻伐之中而成就大事。那么, 辽、金的日渐强盛与宋代的渐趋灭亡也许就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由此可见, 马球不同的运动目的, 对于一个民族甚至国家的后续发展来讲都可能会存在相当巨大的差异。
参考文献
[1]毛阳光.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的打马球风气[J].寻根, 200 (95) .
[2]姜伟伟.中国古代马球运动的历史溯源[J].科技信息, 200 (912) .
大宋：用货币整垮辽金 篇4
羊肥了，该卖了，收购羊的商人是宋朝来的大客户，他给你的钱是大观通宝，而你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你去集市买几尺布料给孩子做衣服，你买的布料是临安产的，对了，事实上，整个集市上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不是进口的。你付给老板一把大观通宝，老板收下，找给你一把崇宁通宝，你们俩都没有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这样的日子每天都在重复，你每年都在辛苦地养羊，但是，生活一点也没有变得富裕。你实在想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导致自己的贫穷，事实上，你可能从来就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老百姓为什么穷，就像太阳为什么升起，不值得想。
年尾，官差来收税了，你家纳的还是大观通宝，官差没有说什么，他也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言归正传，要讲宋朝的货币战争，不得不从《澶渊之盟》说起。
说起《澶渊之盟》，我们又想起不平等条约和杨家将了，大家都知道老杨家“七子去六子还”死的那个惨烈，烧火丫头都上了，最后皇帝老儿还是贪生怕死签了议和条约，跟汉族人提《澶渊之盟》，那感觉就跟提《南京條约》差不多。
《澶渊之盟》的内容大体上有这么两条：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以后，谁家的皇帝年纪大，谁家皇帝就是哥哥。
二、宋每年向辽供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开展自由贸易。
第一条，今天看，这不但不是不平等，甚至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宗旨的。
第二条，汉族骂条约不平等，主要是因为这第二条，但是，我们嘴上骂归骂，心里要清楚牌局。十万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大宋的岁入，是一亿两，打宋辽战争，每年军费是五千万两。
关键在于第二条的第二款，两国开始自由贸易。这“岁币+自由贸易”可太厉害飞。
大辽除了卖羊卖马能有什么贸易基础？他几乎没有任何产品可以输出给宋，而宋的每一种商品都是辽需要的。开始辽还卖一些马，后来发现大宋的骑兵越来越多，就不敢再卖马了，萧太后下令谁出口马，杀谁全家，结果，边境贸易从一开始就变成一边倒的对宋贸易巨额逆差。大辽收的岁币，到年底全被大宋赚的干干净净，每年还倒赔。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岁币更像今天中央支援边疆建设的财政补贴。
大辽不懂经济，后来就干脆不发行货币了，反正发行出来，也没老百姓认，即使大辽皇帝本人也觉得只有大宋的钱才是真正的钱。
要了大辽老命的货币战争，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开始了。
结果是，一百年双方无战事，大辽的财富通过货币战争，源源不断输入大宋。大宋的先进文化传播渗透进了大辽的每一个毛孔。
金灭辽，大宋跟金打了一下，发现也打不过金，就跑到南方继续与金玩货币战争，大金不知是计，接受了“岁币+自由贸易”的蝣戏规则，也放弃了货币发行权，全国继续使用大宋的货币，结果一百年后，大金也虚得不行了。
今天的古代钱币收藏界，很难找到辽和金的铜钱，反倒是宋的铜钱既质量好，又款式多，数量多的比清代的还便宜，就是这场旷日持久三百年的货币战争的遗迹。
蒙古灭金后南侵，大宋的群臣拒绝议和，非要PK蒙古，结果，汉族的历史从此走入黑暗。
研究元史，其实蒙古人最初是想跟大宋继续“岁币+贸易”游戏的，只不过价码要的比金高了，价码再高，它也是要用大宋铸的币，可惜啊！
大宋皇帝通过铸币，实际掌握了北方的财政权。北方的原材料与劳动剩余价值，通过自由贸易和使用南方的铸币，源源不断地输入南方，换回南方的商品，这种壮观的南北货币战争，持续了整个辽、金与宋对峙的三百年历史。
大宋与辽金的这段有趣的货币战争历史鲜为人知，十分值得后世玩味。后世史家总觉得，金与辽的迅速腐化、衰亡，是由于金、辽两朝统治者心理汉族化，生理女性化造成的。殊不知，经济上被掏空，才是帝国日益虚弱的根本原因。
宋辽金时期铜镜发展状况初探 篇5
一、宋辽金时期铜镜的形制及纹饰
形制上,战国、秦、汉时期铜镜主要为圆形,唐代出现大量菱花形镜、葵花形镜,中国古代铜镜的形制开始向多样化发展。进入宋辽金时期,铜镜形制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局面,除了圆形镜、菱花形镜、葵花形镜外,开始流行方形镜、亚字形镜、带柄镜、钟形镜、炉形镜、瓶形镜、桃形镜等,铜镜形制本身所体现出来的造型之美越来越受到重视。菱花形镜、葵花形镜等传统镜形,通过当时铜镜制作工匠的改造和创新,形成了这一时期新的特征。如花瓣变得非常灵活,有六瓣、七瓣、八瓣花之分;在细部处理上,花瓣的内凹平直取代了唐镜的尖挺圆滑。而带柄镜的流行更是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使用铜镜的固定方式,由系钮悬挂变为手持,使用更加便捷。圆形、葵花形、菱花形等带柄镜的流行,使铜镜作为日常生活用品所应具有的实用性与审美性,在这时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辽、金铜镜中,形制虽然仍以圆形为主,但是宋朝所流行的镜形通过各族人们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也或多或少的影响了其铜镜制作,如亚字形镜、方形镜、桃形镜等,在现存辽、金铜镜实物资料中均有发现。辽、金铜镜的形制也有自己的创新,如八角形铜镜,具有明显的少数民族风格。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八角形铜镜影响了宋镜,有了汉文化的痕迹。
装饰纹样上,唐代盛行的将镜背装饰完美无缺的各种珍禽瑞兽、奇花异草,在宋代铜镜中已鲜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花鸟虫鱼,以及当时人们喜闻乐道的各种人物故事。宋代铜镜装饰纹样呈现出的写实倾向,成为其区别于汉、唐铜镜的一个重要特征。辽、金作为与北宋、南宋前后对峙的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在与宋的政治、经济交往过程中,自然也带有文化艺术上的交融与发展。表现在铜镜的制作工艺上,除了对形制的模仿外,在装饰题材及构图布局方面也多有沿袭,如辽的花卉纹镜,金的人物故事纹镜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宋镜的影响。根据纹饰的不同主要可以分为花枝镜、花鸟镜、人物故事镜、龙纹镜、鱼纹镜以及素面铭文镜、仿汉镜、仿唐镜等。
宋代经济的繁荣富足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审美情趣开始转向重视个人自身修养的“自律”性,体现在铜镜艺术上,就是这一时期铜镜形制的个性化以及装饰题材的多样化,宋代绘画的要求与标准在铜镜装饰上已得到了很好的表现。辽、金铜镜,多模仿或借鉴宋的铜镜,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自己的铜镜形制与镜背装饰。
辽、金铜镜的风格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状况,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辽、金上层统治者通过战争及宫廷之间互相交往的手段汲取中原汉族的优秀文化。辽、金统治者在对宋的战争中,往往将汉族文人以及能工巧匠悉数掠回,使其为之服务,这就为宋文化的传播提供了重要途径。天辅七年取燕京路,“二月,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1],同年四月,又“命习古乃、婆卢火监护长胜军及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关徙之内地”[2]。虽然文献记载中没有点明宋铸镜工匠迁往辽、金境内,但是,依据宋代铜镜制作业的繁盛以及铜镜使用范围的广泛来看,在这些工匠中很可能就有铸镜工匠的存在。另一方面,宋出使辽、金的文士使臣“往往都被扣留,有的说之以降,授予官爵,为其所用;有的则被长期扣留,使之教授女真贵族子弟,强迫他们为本朝服务”[3]。这样,宋代文人士夫之间崇尚的审美思想也就渐渐被辽、金的统治阶层所接受,进而影响其工艺美术品的制作。二是宋与辽、金之间,通常在边境设置榷场,允许民间贸易。铜镜虽然屡屡被列入禁止贸易之列,但根据这一时期民间犯禁的事实,有理由认为,铜镜应该也会在榷场贸易中出现。这就为辽、金铜镜的制作直接提供了范本。
但是,文化艺术之间的影响不仅仅是单向的。宋朝文化艺术思想在影响辽、金的同时,亦对辽、金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有所借鉴和吸收,体现在铜镜上就是具有辽、金风格的铜镜也开始出现在宋朝统治区域内,如八角形铜镜,鱼纹镜等。可以看出,宋镜的文化艺术思想已经渗透到工艺美术制作的过程中,并深深的影响了辽、金铜镜的制作风格,进而影响了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
二、宋辽金时期铜镜的生产及使用状况
宋辽金时期由于战事频繁,铜冶产量虽有较大发展,当相对于当时社会需求来说,铜的供应量是不足的,甚至严重影响了当时钱币的制造。商品经济繁荣发展与铜供应量不足的矛盾,迫使各个政权制定了严格的铜业管理制度,且屡有铜禁之事。
宋代铜镜产地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见于铜镜铭文的有湖州、苏州、杭州、衢州、明州、常州、秀州、婺州、建康、饶州、袁州、抚州等。此外,长江中上游的成都亦曾铸镜。宋代铜镜作坊有官营和民营两种。其中,“湖州铸鉴局”应该是当时的官办铜镜作坊,而湖州镜上刻铸的“石家”、“陆家”、“石道人”,“方家”以及饶州镜的“许家”、“叶家”、“周家”等,则应该是当时民营铜镜作坊的字号。这许多字号的出现,也说明了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铜镜手工业的繁荣。
金代铸镜作坊亦有官营和民营两种,见于铜镜铭文的官镜产地有陕西东路、陕西西路与山东东路等地。除此三路外,大约“铜院”、“镜子局”等机构亦曾铸镜。金代铜镜的民营匠号有“梁家”、“左字王家”等,这都有铭文和边刻为证。金代铜镜的特点就是铜器必须在经过官府的验校之后方能使用和流通,在考古发掘中,经过校验刻文的金代铜镜是较多的。所以,金代铜镜手工业应该也是相当繁盛的。
宋辽金时期的铜禁制度虽严,并且铜镜也屡遭禁限,但是铜镜制作依然昌盛不衰,这与铜镜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品之功能分不开。宋朝城市经济繁荣、女性的社会物质需求也在增加。这一时期妇女有风靡化妆的社会风俗,“近世儒者有戒妇人不油发不涂面者,又有戒妇人不穿耳者”[4]。而在辽境内,妇女则流行面部作佛妆的风尚。金国妇女亦重化妆,特别是在当时的宫人及后妃之中,颇流行画眉的化妆术。铜镜作为梳妆照容的用具,自然是妇女身边必不可少的,“临镜纤手上额黄”[5],”今朝出阁去,拂镜浓扫眉”[6]等,形象地描绘了妇女们对镜梳妆的场景。在绘画作品以及墓葬壁画中,也不乏此类题材,如王诜的《绣栊晓镜图页》,苏汉臣的《化妆图》,河南白沙宋墓壁画中的女主人梳妆图[7]等均反映了当时妇女们对镜梳妆的社会风尚。
铜镜不仅仅是妇女化妆时的必需品,也是喜好打扮的男子所必不可少的。如“范觉民作相,方三十二岁,肥白如冠玉。旦起与裹头、带巾,必皆览镜,时谓‘三照相公’。”[8]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铜镜使用范围之广、需求量之大了。
除了照容整发之外,铜镜还被用于装饰墓室。“世大敛后,用镜悬棺,盖以照尸取光明破暗之意”[9]。特别是在辽墓中,铜镜除了作为墓主人的日常生活用具随葬用外,还被用来悬挂于墓室内。例如辽宁建平张家营子辽墓[10]出土的六面铜镜,其中有四面大小完全一样的连钱纹镜被悬挂于墓室四壁,一面迦陵频伽纹镜悬于墓顶,只有一枚缠枝牡丹纹镜放于死者身旁。钱纹镜悬挂于墓室中可能用来祈求冥界的富贵,陵频伽纹是佛教驱逐烦恼的象征,此纹样镜据推测应起避邪的作用。而缠枝牡丹花纹镜则应当是墓主人生前的喜爱之物。辽国墓葬中,铜镜的这种使用现象比较普遍,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铜镜的装饰纹样是区别对待的。
正是人们对铜镜的需求,促使此时铜镜制作业的繁荣发展,很多商人开始违抗铜禁制度,销熔铜钱铸造铜镜以获取利益。宋熙宁七年后,“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用,获利五倍。”[11]官府由于缺乏铸钱原料,所以搜刮民器,熔铜铸钱,而民间对铜镜的需求所产生的巨大经济利益,又促使商人销钱铸镜。如此形成的恶性循环,导致了宋、辽、金三个政权中民间用铜的屡禁不止,从而也促进了这一时期铜镜艺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户口”
[2]金史.卷二《太祖纪》
[3]穆鸿利.论金代尊孔崇儒之风对女真文化突变的影响.见:辽金史论集(第六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4]吕希哲.吕氏杂记·卷上
[5]苏轼.好事近词
[6]吴渭.春游诗
[7]宿白.白沙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57
[8]耐得翁.都城纪胜.四司六局
[9]周密.癸辛杂识
[10]冯永谦.辽宁省建平、新民三座辽墓.考古,1960(2)
辽金时期佛教造型艺术的演化 篇6
佛教造型艺术主要包括佛教中的造像、绘画和建筑艺术。笔者不揣鄙陋, 试图从以上三个方面探究辽金时期佛像造型艺术的演化。
一、佛教造像艺术
辽代是少数民族部落契丹建立的政权, 辽建立之前契丹人一直信奉萨满教, 后来统治者为巩固政权, 强化对汉族地区的控制和统治, 进而将宗教政策向佛教倾斜。在契丹族统治的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广大地区兴建起大量佛寺。这些佛寺中所供奉的佛像, 在造像技法上既有对唐代典雅端庄遗风的继承, 同时融入了其独特的风格特点, 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辽代佛教造像与南方平易近人的造像风格不同, 往往是面相饱满、肩膀宽阔, 刚健有力的形象。佛像面部圆鼓, 略显肥胖。上身穿袒胸式袈裟, 下身着长裙, 衣褶较多, 较唐代造像更显衣纹质感。菩萨像多是高发髻并带高花冠, 花冠形式与契丹贵族头冠颇为相似。胸前饰物较宋时减少, 只饰一串连珠璎珞。
另外, 时人注重选材的丰富性, 既有显教的佛、菩萨、罗汉等题材, 还有密教的五方佛、八大菩萨等题材。另外在佛教雕塑中还出现了“大肚弥勒”的造像:袒露胸腹, 席地而坐, 手持念珠, 神态欢乐。不同于之前威武雄壮的天王, 也不同于姿态优美, 深情庄穆的菩萨, 而更加向开放豪迈的风格发展。既与当时社会世俗化与市井化有关, 同时作为辽代统治阶级的契丹民族的性格特点对当时的佛教艺术风格也造成了一定影响。契丹族是位于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 《辽史》中写道:“契丹旧俗, 其富以马, 其强以兵, 马逐水草, 人食酪, 草居野处, 无有定所。”从中得以窥见契丹族生活的基本风貌。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 造就了契丹族人热情奔放、豪放刚健的性格特点, 进而融入佛教造像艺术。
由于辽代大肆推崇佛教, 致使出现“辽以释废”的局面, 即崇佛之风将契丹族人雄武刚健的民族精神侵蚀, 从而导致辽王朝的灭亡。随之兴起壮大的则是女真完颜部落建立起的金朝。金代为巩固和扩大统治依旧崇尚佛法, 但吸取了辽代灭亡的教训, 实行利用与限制并举的佛教政策, 加强对佛教的统治。这样一来, 金代佛教的发展便受到限制, 在佛教艺术方面的发展速度也不及辽代。
这一时期的造像风格, 对佛教艺术写实风格的发展具有一定影响。金代佛教造像遗存的丰富性不亚于辽代, 同样也多以浮雕形式雕刻在佛塔等建筑物上。金代造像艺术是在辽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造像的衣饰较辽代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但所塑造的人物体魄比辽时更为雄浑刚健, 面部更加丰满圆润, 略显臃态, 从中可见金人的审美倾向及艺术风格。
二、佛教绘画艺术
辽代佛教盛行, 一些画家也开始将描绘视角转向佛教文化, 创作出大量精妙绝伦的佛教壁画作品。其不仅存在于佛堂寺庙或佛塔地宫等佛教建筑之上, 更多的存在于辽墓墓室。如在内蒙古赤峰的辽开龙寺遗址附近, 辽代僧侣的墓室中, 发现有反映辽代僧侣形象及生活的壁画。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辽代的家族墓群中, 发现一幅有僧人形象的《三老 (教) 对弈图》。这些壁画作品具有十分丰富的佛教文化内涵, 真实描绘了辽代佛教文化的相关内容, 如:信徒念佛、诵经时的场景、佛教信徒“供养”时的情景以及对各类佛教中人物形象的描绘。
辽代遗存的佛教壁画具有十分鲜明的艺术风格, 同辽代佛教造像艺术相似, 在承继唐宋画院派技法的基础之上, 融入了北方画家粗犷、简约的绘画风格。这一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的社会背景关系密切。辽建国前后, 其军队屡屡南下进犯中原, 俘掠大批汉人, 其中不乏有精通中原画技的汉族画家, 因而承袭当时的中原绘画技法也就不以为奇了。后辽与北宋制定“澶渊之盟”, 双方休兵交好, 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 因而辽代画风上体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生活在北方草原之上的契丹族人, 并不是一味模仿而毫无创新, 而是在绘画中融入了民族性, 使绘画风格更加粗犷、率性、奔放。如位于山西应县辽代木塔之中, 绘有一幅供养人壁画, 将形墨彩融为一体, 落笔刚劲, 画韵传神, 画中人衣巾飞扬, 着紧身服饰, 具有强烈的草原民族特色。
金代佛教是承继辽、宋佛教发展起来的, 因此佛教绘画作品也具有一定规模, 但经过长期战乱, 损毁严重, 完整保存下来的为数甚少。这一时期的佛教绘画作品多以佛教人物和佛教故事为创作题材, 虽属佛教艺术的范畴, 但由于处在封建社会后期, 城市商品经济迅速发展, 佛教开始世俗化, 进而影响到佛教绘画创作领域, 更多表现出世俗性, 通过普通人物日常生活图景反映绘画主题, 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佛教绘画艺术。
同市民文学一样, 风俗画更易于普通市民理解和接受, 通过形象化、生活化的图景, 借助于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和人物, 充分展现世俗之美, 同时高度集中地反映出佛教所传递的教化思想, 是佛教绘画艺术的一次重大发展与创新。
三、佛教建筑艺术
佛教建筑主要包括寺院和佛塔。佛教源于印度, 因此中国的佛教建筑在其初期建造之时, 受到印度宗教建筑风格的影响, 但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 渐渐融入了更多中国化的元素。
寺院的形式分为宫塔式和院落式两种。这两种形式的区别在于空间的延展和变化。宫塔式属向上伸展的立体空间结构, 而院落式则是向四周延伸的立体空间结构。宫塔式是原始佛教的寺院形式, 与佛教餐风露宿的修行方式相契合。后院落式佛寺的兴起, 宗教空间逐渐由室外转向室内, 与中国传统的住宅空间更相类似, 是西方佛教建筑与中国本土建筑相结合的产物, 带有浓厚的本土化色彩。
辽代的佛塔多呈八角十三层样式, 不同于唐代简约质朴的方形塔。八角塔更能凸显辽代佛塔玲珑而富于变化的特质。更重要的是, 佛塔属高层建筑, 能否抵御猛烈的风力, 也是辽塔建造初期考虑的重要问题。方形塔的迎风面较大, 辽人从力学角度出发, 减小佛塔的迎风面, 因此创造性的建造出八角形塔。另外, 辽代佛塔开始使用斜拱作为其外檐斗拱, 增强了佛塔结构的稳定性, 也是辽代佛塔区别于唐、宋佛塔的一个显著特点。
北宋时期, 中国第一本详细论述建筑工程做法的官方著作《营造法式》问世。辽代佛教建筑在吸收《营造法式》科学化、程序化、规格化特点之上, 融入了本民族豪放朗健的风格, 从而形成了辽代独具民族特色的佛教建筑风格, 为之后中国佛塔建筑样式奠定了基础, 也为后代佛塔建造提供范式。
佛教建筑发展到金代, 在继承前代建筑风格的基础上, 又融入了一些新的特点。
金代佛塔继承了辽代八角形式样, 但在塔檐上进行了改良。金塔多采用密檐式, 即塔檐自下而上逐层收敛, 而且每一层的高度均匀递减, 外部轮廓看起来像是优美的抛物线。金塔吸收了唐塔的外形特点, 同时还兼容了宋塔的内部结构和局部装饰等特征。在金代还出现了塔上塔的建筑形式, 如安阳天宁寺的文峰塔就是典型的塔上塔形式, 在底塔之上还立有约10.5米高的喇嘛塔作为塔刹。
而金代的佛教寺院建筑, 没有太多的变化与特点, 基本承袭了辽代宫塔式和院落式两种形态, 在此不做赘述。
四、小结
辽金时期 篇7
千佛石塔塔刹为朔州崇福寺镇寺之宝
塔身、塔刹数十年身首异处
在冯国梁馆长眼中，塔刹似乎传递一种信息，也在翘首盼望着早日团圆。
我国现存最早的楼阁式佛塔
据朔州崇福寺馆长冯国梁介绍，在朔州市朔城区崇福寺的弥陀殿内，原珍藏着一座反映我国北魏佛教艺术成就的珍贵文物——千佛石塔。石塔是北魏奉佛的圣物，由北朝献文帝拓跋弘的小臣曹天度倾全家资产于北魏天安元年(公元466年)雕造，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
塔身平面呈方形，高205厘米，共九层，上面共有浮雕佛像1400多尊。塔刹上壁龛造像，前所未见。塔刹高约50厘米。四隅各有一个佛龛，龛内浮雕两尊小佛坐像，转角立柱雕一人像，龛下各以莲花为结，上部翘出房檐，承以雉堞状的山花蕉叶，山花中间夹雕小佛坐像。房檐顶端呈覆钵，上有相轮九重，宝珠作结。
石塔最生动的地方在于，在龛左右起“枭混”曲线，左右上部有小佛围抱，全然塑造出了一个佛的世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楼阁式佛塔，对于研究北朝时期我国佛教、造塔以及雕刻艺术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台北历史博物馆馆长黄永川先生多年研究千佛石塔，在1995年庆祝建馆40周年时，从5万多件馆藏文物中精心挑选出40件展品，称千佛石塔是无可取代，被公认为本馆首屈一指的国宝。
黄永川称九层石塔为国宝是名副其实：就石塔本身而言，第一，纪年翔实，公元466年，是现存我国最早而保存最完美的个体石塔；第二，雕刻时间、石材、及技巧均与北魏石雕黄金时代云冈昙曜五窟时一致，为印证中国石雕黄金时代的代表作；第三，石塔造像内容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百态及特殊信仰；第四，石塔呈木造样式，是研究六朝时代木塔及建筑技术的绝好标本；第五，石塔雕刻风格独具，造型完美，为中国宝塔雕刻中之翘楚。
一件珍贵文物，身首分离半个世纪，相隔于海峡两岸，不能重圆。
而时至今日，在崇福寺只能见到没有了塔身的塔刹，崇福寺文博馆员孙学瑞称，如果不是在日寇侵华期间，被日军掠去，也就没有这件旷世杰作半个多世纪的身首分离。
孙学瑞年轻时住在朔城区西街，与他同住一条街的有一丁氏家族的大户人家。而丁氏家族中一名男子叫丁克成，曾为保护塔刹冒了诸多风险。1937年，日寇占领朔州后，驻扎在崇福寺，日军垂涎于千佛石塔精美绝伦的雕刻艺术和文物价值，将石塔偷偷运往日本，丁克成出于爱国情结，冒着生命危险将石塔的塔刹部分藏了起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塔身交还给中国，后辗转台湾。而建国后，丁克成将塔刹献给国家，塔刹重回到了崇福寺。塔刹和塔身开始了50多年的隔海对望。
两岸交流共商千佛石塔重圆之事
冯国梁馆长介绍说，为使身首早日合璧，朔州崇福寺文管所经多年酝酿提出复制石塔的构想，并报请省文物局和国家文物局同意。1995年，时任台北历史博物馆典藏组主任黄永川先生给朔州崇福寺文管所来信请求崇福寺文管所向他提供有关塔刹的资料、照片以供研究，并就复制石塔等事宜进行商讨。2007年年初，朔州市对台办就石塔重圆有关事宜赴台和黄永川先生交流。2008年6月，台北市山西省同乡会参访团一行15人在崇福寺参观，在了解到千佛石塔身首分离半个世纪时，都表达了希望团圆的心愿。
崇福寺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