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时期（精选4篇）
日伪时期 篇1
一、“协和语”产生的历史背景
在日本人侵占我国东北地区期间, 除了实行残酷的军事、政治统治外, 还实行野蛮的文化统治, 一切文化宣传事业都被置于统治机构资政局弘法处的严管之下, “官制文化”是当时文化的最显著特征。弘法处强制推行一系列奴化教育政策, 以所谓的“皇化教育”理念, 规定日语是中小学的必修课, 其他各级各类学校也都强制教授日语, 宣扬日本文化, 学校的日籍教师也达到了40%以上。其目的就是试图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情感, 消亡中国人的民族意识。
1932年, 伪满政权刚刚成立, 就迫不及待地发出“通令”, 东北全境一律不准悬挂中国地图, 不准使用“中华”字样, 学校禁止使用中国教材, 并严格限制关内报刊、书籍进入东北, 同时强行向东北占领区输入大量的日本法西斯书刊。据《满洲年鉴》 (1939年) 记载, 1935年到1938年间, 伪满禁止发行的报纸7 445份;禁止普通出版物3 508册, 扣押924 852万册。在“禁”的同时, 日本国内宣扬军事法西斯思想的出版物却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东北, 平均每天有15万余份日本报纸、2.2万余份日本杂志、4.9万余册日本书籍涌进中国东北。
另一方面, 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有大批日本移民进入, 日本人在各层次机关担任实质领导人, 无论在政界、商界还是民间, 设法让中国人和日本人能够顺利交流就成了当务之急。因此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协和语”应运而生。
二、“协和语”名词的由来
所谓“协和语”, 是指流行于伪满洲国时期的汉语和日语的混合语言, 从语言学角度来说, 是汉语和日语接触后, 互相交流词汇和语法而形成的。该词一说“日满之协和”之意, 即希望中国和日本两国友好相处之意;一说源自满洲国的口号“五族協和”, 五族是指生活在伪满洲国的汉族、朝鲜族、满族、蒙古族, 加上日本的大和民族。其实“协和语”一词本身就是一个协和语, 因为“協和”是日语中的词汇, 汉语应表达为“和谐”。
另外, 对于这一时期的混合语, 汉语也有“兴亚语”、“日满语”、“大东亚语”等称谓。日语则称之为“日支合辦語”、“ほこぺん支那語”、“ほこぺん語”、“日満合辦語”、“日支合弁語”、“日満親善語”、“日本語的満語”、“日満語”、“日満混淆語”、“日本製満州語”、“沿蝷官鋻”、“沿蝷支那語”、“兵鸂支那語”、“興亜語”、“大東亜語”、“協和語”等等。
那么“协和语”一词到底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 还是日本人创造出来的呢?日本学者桜井隆 (2012) 在经过细致的调查后得出结论, “協和語は中国人の間で使われていた名称で、それが日本語に取り入れたと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よう。”[1] (可以认为协和语是在中国人中使用的名称, 后来被引入到日语。)
三、“协和语”的分类
根据协和语的语用特征, 日本学者明木茂夫将协和语分为“汉语的协和语”和“日语的协和语”两种。[2]也就是指汉语中使用的杂糅和日语中使用的杂糅语之意, 本文在大的分类上仍沿用此法, 但是对“汉语的协和语”又做了进一步的细分。以下例词及例句均取自描写伪满时期抗战题材的小说。
1. 汉语的协和语
“汉语的协和语”指伪满洲国统治时期, 在汉语 (日方曾称满州国的汉语官话为“满语”) 中引入日语词汇和使用日式语法的混合语。此外, 日本人在学习汉语时所说的汉语, 以及在日华侨长期受到日语影响所说的汉语有时也可视为一种汉语的协和语。[2]
(1) 沿用日语汉字词
这类协和语词汇源自日语的汉字词, 虽然字面上不同于汉语, 但其意思同汉语相近, 很好理解。
例 (1) 我手里有一种叫门鉴的出入证。是一种木制小牌, 上有铁烙印, 专发给与司令部有业务往来的人员…… (溥仪《我的前半生》1964年)
例 (2) 这五天中日本人今林繁 (区队长) 每天到禁闭室陪我正坐, 声泪俱下说老师是父亲, 疼爱学生如子女。 (80余人一期生から《皑皑长白-伪满军校学生回忆录》2000年)
例 (3) 列车上小卖的姑娘送来牛奶和面包。在她的一番劝诱下, 我们四个人都买了一份早点。 (80余人一期生から《皑皑长白-伪满军校学生回忆录》2000年)
例 (4) 在伯力特别收容所的五年间, (中略) 散步、下棋、打麻将、开宝, 成为消磨时光的日课。 (溥杰《溥杰自传》1994年)
例 (5) 伪满的其他抑留者在这个问题上, 自始至终与我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 (溥仪《我的前半生》1964年)
例句中“门监”、“正坐”、“小卖”、“日课”、“抑留者”不是汉语词, 但是看了也能明白, “门监”就是“通行证”, “正坐”就是“跪坐”, “小卖”就是“小商人”, “日课”就是“白天的课程”, “抑留者”就是“扣留者”。它们的日语原型分别是“門鑑”、“正座”、“商売”、“日課”、“抑留者”。此外还有大量的源自日语汉字词的协和语, 出现在各个领域。
(2) 音译日语词
由于有一些日语词日本人常用, 又没有当用汉字只有假名, 因此当时的中国人就将这些常用词用汉语中发音相同或近似的字词来代替使用, 就成了协和语。
例 (6) 对方反复地看了那张盖着“鞀用割引”字样的车票, 问道:“出张 (公出) 吗?”我回答:“哈依。” (左奇峰《伪满“江上军”亲历记》1999年)
例 (7) 翻译官说, 水峪镇日军“红部”来了命令, 叫把这里的俘虏, 赶后天都送到那里。 (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1957年)
例 (8) 张有义端着枪挤进了饭厅里, 打着日本腔调说:“不咪稀了, 开路的!” (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1957年)
例 (9) 松本小队长的小仁丹胡一噘, 扑到杨德面前, 当胸一拳, 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你的, 开西的, 土八路的打不过, 大大的无用!” (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1957年)
例 (10) 柴山一边打着饱嗝儿, 一边挥挥手用那种新流行的“协和语”说:“腰细!我们今后大大的合作吧!” (冯志《敌后武工队》1986年)
(3) 中日混合语
汉语中的协和语词汇中还有一类既不是源自日语的字, 也不是源自日语的音, 而是将两种语言混合在一起, 形成的词汇。
例 (11) 小平抓住枪把, 后退一步, 用枪逼住刘魁胜说:“你的坏坏的有, 人的来, 三宾的给!”? (冯志《敌后武工队》1986年)
例 (12) 我的照片被称做“御容”, 后来推广适应日本人习惯的那种不中不日的“协和语”, 改称之为“御真影”。 (溥仪《我的前半生》1964年)
“三宾 (sanbin) ”一词, 就是由汉语的“扇嘴巴”中“扇 (shan) ”的发音和日语的“ビンタ”中“ビン (bin) ”的发音混合而成。汉语中“御”是对帝王所作所为及所用物的敬称, 由于溥仪是皇帝, 所以对他的照片成为“御容”,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说成“御真影”, 中国人就有些不懂了, 而日本人却能明白, 因为日语中“御”是一个敬语接头词, 可以表示对对方及对方所属物的尊敬, 相当于汉语“您的”意思, “真影”是“相片、肖像”的意思。所以“御容”就成了“御真影”。
(4) 借用日语的形容动词词尾“的”
在协和语中大量使用“的”字, 这也成了协和语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日语词典中的释义。《现代日汉大词典》对“的”的解释为:形容动词接尾词, 接在名词下, 构成形容动词, 相当于英语的-tic。
a.关于, 对于 “科学的” (科学的)
b.……一般的;似乎, 好像 “野簳的” (野兽般的)
c.表示状态或性质 “彻底的” (彻底地)
d.……上的 “政治的” (政治上的)
e. (俗) 接在一部分人名、职业下, 表示亲近“正雄的” (正雄这个家伙)
可见, 日语中汉字词在加上“的”后, 就成了形容动词, 且使用范围较广, 受此影响, 汉语中的形容词、副词也仿照了这种构词法, 将词尾加上“的”形成了协和语。下面三个例句均是此种用法。
例 (13) “太君在洋行的生意, 一定大大的发财!”王强故意竖起了大拇指头说, “太君大掌柜的, 赚钱大大的!” (三掌柜) “现在洋行里又来了大掌柜, 他们太君大大的, 我的小小的吃不开了。” (刘知侠《铁道游击队》1955年)
(5) 日语格助词变为“的”
汉语属于汉藏语系, 每个词在句中可以单独使用, 而日语则属于阿尔泰语系中的黏着语。也就是说日语中一个词拿出来放在句子中, 大部分要考虑它后面跟个什么格助词, 来表示前后词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一特点, 日本人在说完一个词后, 如果后面不跟上点什么就感觉没说完似的, 因此“的”就满足了日本人的这一心理特点, 成为“万金油”性质的字, 什么场合都可以用。比如:
例 (14) 于芷山不知电话线已被日本人切断, 正要继续往司令部打电话, 两个日本兵闯上前庭二楼。“太君的在哪里?” (中略) 于芷山注意到这两个日本兵并不认识自己, 便将计就计指着楼下说:“太君的在后院。” (左奇峰《伪满“江上军”亲历记》1999年)
例 (15) 日本副官看了我们三人一眼, 用不纯熟的中国话问:“谁的参谋?部队长的有?”“他是肖参谋。”赫慕侠介绍说:“我是卫队团长。” (左奇峰《伪满“江上鞀”亲历记》1999年)
例 (16) 当刘洪站到张司令身边, 向首长汇报谈判的情况时, 三个人便问李正:“这是什么的太君?”?李正把手向四下一挥, 说:“这是全鲁南军区的张司令!” (刘知侠《铁道游击队》1955年)
上面例句中的“的”均起到代替日语中格助词的作用。例 (14) 中的“的”代替了日语中的提示助词“は”例中的“的”代替了日语中的主格助词“が”, 例 (15) 中的“的”代替了日语中的所属格助词“の”, 例 (16) 中的“的”代替了日语中的宾格助词“を”。
(6) 沿用日语语序
汉语的语序是“主语+谓语+宾语”, 日语的语序是“主语+宾语+谓语”, 因此在协和语中, 无论是词汇还是句子, 都常见主谓倒置的现象。在描写抗战题材的影视剧中常听到日本演员说“什么的干活”, 就是“你是干什么的”的意思, 这也是有据可查的:
例 (17) 有个日本妓女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了我 (溥儀) 一句:“你是做买卖的干活! (溥仪《我的前半生》
2. 日语的协和语
“日语的协和语”并不是指日本人使用的协和语, 而是“一种由满洲国非日本人使用的一种夹杂有大量汉语词汇的新式日语方言。”[2]如:
例 (18) おい、クワイクワイデ一 (クワイクワイデ﹢人) でやれよ。
例 (19) ニデ一 (你的) 一緒に寫眞撮るからクワイデ﹢ライ (快的来)
例 (20) ハハ、お前はツオンミン (ツオンミン的) 的だな。
例 (21) ニッポングン (ニッポングン) ) ノセレウジョ (セレウジョン) デシンサツ (シンサツョ) シテモラヲウ。
例 (22) とてもハオカン (ハオカンウ) だなア。
例 (23) お世辞はぬきで、チエンデ (チエンデき) でみろよ
例句 (18) 到 (23) , 都出现了日语句中掺杂了汉语的现象, 同时汉语用日语的片假名来标注发音。仔细观察这些词就会发现, 它们还有个最大的共同点, 就是它们几乎都是形容词、副词。
在伪满的奴化教育下, 协和语广泛应用, 甚至出现了协和语教科书, 1935年2月出版的《西洋史》教科书就是协和语式教科书的开端。在协和语教科书中, 语文、历史、地理、政治以及理科课本里, 把外国地名、人名、技术专有词等用日文的片假名写, 动词、形容词、副词等用中文写, 造成在一本书中出现汉语和日语混杂的现象。
四、“协和语”的利弊及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协和语”的创造之初衷就是为了是两国语言能够顺利交流, 这就注定它没有语言的纯洁性。“汉语的协和语”和“日语的协和语”极大地改变汉语的本来面貌, 且词义搭配混乱, 不符合汉语语序。这些缺点, 在中国恢复主权后的规范语言运动中, 必定无其立足之地, 因此“协和语”在中国大陆的消亡也是有其必然性的。那么在日本怎么样呢?其实“日语的协和语”从其诞生开始就受到一些日本人强烈批判, 因为他们是神道的拥护者, 认为日语是言灵寄宿的语言, 这种混合语是对纯洁日语的亵渎, 因此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 “日语的协和语”也随之消亡。
摘要：“协和语”是伪满洲国时期出现的一种汉日混合语, 是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区域的产物。本文以描写抗战时期小说中的语言为实例, 将协和语划分为“汉语的协和语”和“日语的协和语”两大类来考察, 又对“汉语的协和语”做了详细的分类并分析其成因。这种协和语带有浓厚的“管制文化”色彩, 无论是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无法接受它破坏本国语言纯洁性的特征, 因此它的消亡是必然的。
关键词：伪满洲国,协和语,官制文化
国民党政府接收日伪财产演闹剧 篇2
各路诸侯向“钱”迈进 为了垄断对日伪占领区的接收工作，国民党政府规定，“凡收复区之党政亦统归陆军总司令部监督指挥接收”，并于9月5日在陆军总司令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由参谋总长兼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任主任委员。委员会下设党团、经济（包括粮食、农林、水利等）、内政（包括教育、社会、司法、卫生、地方行政等）、财政、金融、外交6个接收小组。委员及各组负责人，均由机关部门的代表担任。同时，各省市也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由各战区军事长官主持。
但是大批国民党军队远在大西南、大西北，不能在第一时间赶到收复区进行接收，国民党政府的政令便成了一纸空文。日本投降后，身处收复区的国民党特务、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以及同这些人挂了钩的伪军、汉奸和地痞流氓等各色“先头部队”纷纷从“地下”钻了出来，他们捷足先登，选择油水最多的地方肆意抢掠，迅速掀起了第一轮“劫收”狂潮。接着，某些占有交通工具的国民党军事机关，如航空司令部、海军部、后勤总部、战时运输局及其在前线的部队，都纷纷抢先进入收复区，劫夺大量现金、物资、生产机构、仓库、住宅等，进行第二轮“劫收”。等到陆军总司令部各主管部门的接收特派员、各省市接收委员会委员等“接收大员”两路进入收复区，开始“正式”接收时，已经是第三轮了。行政院各部、会进入收复区，挂起招牌，站稳脚跟后，也不愿继续受陆军总司令部的控制。1945年10月，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签呈蒋介石批准，除有关军事系统的接收工作仍归陆军总司令部负责外，一切有关行政范围内的接收和处理工作，全部划归行政院负责。由此，国民党政府对收复区的接收工作就形成了陆军总司令部负责军事、行政院负责全国性政治经济、各省市负责本地方的接收局面。
为争夺财产竟发生多起流血冲突 国民党政府的接收工作从1945年9月初开始，到1946年3月间大致完毕，进入处理阶段。由于各军政部门都想乘机大捞一把，当时的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竟然出现了四五十个互不相属的接收机关，他们各行其是，明争暗抢，无所不为。有一次，为了接收一艘船舶，好多个单位争先恐后地抢夺，单中央机构就有联勤总部、海军部、交通部、战时生产局、战时运输局、航政局等6个单位，他们互不相让，吵作一团。对房产、仓库、货栈、商号等财产的接收，因无明确的管辖范围，争夺更为激烈，有时一个敌伪仓库的大门上往往贴有几个甚至十几个单位的封条，许多有用的物资曾因争执不下而被烧光或偷光，损失殆尽，更有甚者，各接收机关为争夺财产竟发生多起流血冲突。
在接收敌伪资产过程中，接收大员们肆无忌惮地滥用职权，疯狂地抢夺汽车、洋房及黄金、白银等贵重物品。接收大员们究竟揽入私囊多少资财，谁也说不清楚。许多敌伪工厂接收后，物资设备被拆卸贩卖，无法开工，商店更是十室九空。据统计，北平“被接收物资不足原有的五分之一”。北平敌伪房产14000多所，连同各县近20000所，而登记造册被接收的只有380余所。第94军军长牟廷芳在天津掠取敌伪物资价值2000万元（旧币）。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绍澍仅金条就私吞了10000多根。
除此之外，国民党政府借接收之机，压低法币与伪币的兑换比例，变相掠夺了收复区人民的大量财富。当时合理的法币与伪中储券（抗战期间汪伪政府中央储蓄银行发行的钞票，主要流通于华中及华南沦陷区）的兑换率应为1∶50，至多不超过1∶60，但是9月27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却规定，法币1元兑换伪中储券200元。当时的报章评论此举是“随胜利而来的财富大转移”，这一“无形”又“无限”的转移，“真实普遍而深刻地伤害了，甚至是剥夺了京沪一带人的生活”，致使收复区物价飞涨，民怨沸腾。
四大家族疯狂吸金 国民党政府接收过程中最大的“劫收”者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他们打着国家、政府的旗号搞接收，却贪赃枉法，中饱私囊，进一步加强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工业中的垄断地位。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就是宋子文以接收61个日伪工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1946年该公司独占了全国纱锭49%、布机86%、棉纱产量39%、棉布产量74%。
然而，四大家族最大的兴趣还不是工业，而是商业贸易。他们通过接收敌伪财产，开设了各种贸易公司，如蒋介石、宋美龄的中美实业公司，宋氏家族的孚中公司，孔祥熙的扬子建业公司，陈氏家族的太平洋兴业公司等。这些投机的商业机构，几乎都设在上海，垄断国内外贸易，操控买办业务。如扬子建业公司从事外贸业务，与美国16家工厂订有总经销合同，推销美货，并垄断了国内茶叶、猪鬃的出口。
工业或商业方面的掠夺，总是和银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四大家族掌控着四行二局（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通过这些金融组织，接收了大批金融机关及其财产，至1946年6月止，四大家族控制的官营银行占国民党统治区银行总数的70%，垄断了金融业。他们操纵这些金融机构，以强购土地、高利放款、高抬物价、套购外汇和票据兑换等手段，无情地对全国民众进行剥削和掠夺。他们聚敛的财富究竟有多少，至今都无法统计。当时有人估计，仅孔、宋两家的财产，就足够全中国人民按照美国人民的水准生活一年。
抗战刚结束时，国民党政府声誉如日中天，全国人民对它充满了期盼。但在接收敌伪财产过程中，这个政府的官员们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弄得民怨沸腾，民心尽失。而最高当局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不做严肃认真的追查处理，却一门心思搞独裁打内战，加剧了国统区经济崩溃的速度，彻底站到了全国人民的对立面，这样的政权必然要被人民唾弃。中国共产党顺应时势，振臂一呼，仅3年时间，便用小米加步枪打垮了号称有八百万军队、貌似强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新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垮的，而是被自己的腐败打垮的。摘自《龙门阵》
日伪时期奴化基础教育活动述论 篇3
日伪妄图长期侵占中国, 对青少年儿童进行奴化教育作为其侵华战略的重点之一。因此, 在处心积虑地破坏原有教育体系和根据地教育系统的同时, 在沦陷区竭力发展奴化基础教育, 所开办的中小学均冠以“新民”二字, 实质是奴化教育的代名词, 旨在通过奴化教育磨灭中华民族意识, 培育“亲日反共”的顺民。
1939年山西省沦陷区奴化小学仅占当年全省小学总数的16%, 学生数占当年全省小学生总数的17.9%。可见, 日伪奴化小学在全省所占比例并不高, 但由于其所占区域均为城镇或平川地区, 学校的规模比山区要大。以太原市为例, 抗战前已有小学90多所, 在校生万余人, 抗战前太原已有中学22所[1]39。1937年11月8日, 太原沦陷后, 全市人民置于日本法西斯铁蹄之下, 受尽欺辱与蹂躏, 教育事业也遭到严重摧残, 大部分中小学停办。1938年5月, 日伪太原市公署成立, 先后在原国师附小、西缉营小学、天平西巷小学、前所街小学、新城北街小学的校址开办了伪省立第一至第五新民小学, 同年冬日伪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开办了职工子弟学校———扶轮小学。1939年日伪又在东缉营设立伪省立第六新民小学, 在新道街设立省立第二新民小学;日伪市公署在大北门头道巷设立伪市立第一新民小学, 在新道街设立市立第二新民小学, 在西羊市街设立第三新民小学。1940年6月, 西山采煤所也设立新民小学;7月省立女子一师附小、省立一师附小复课。1942年日伪太原公署又新开起凤街新民小学、首义关新民小学、营西街新民小学、南堰镇新民小学。在日伪统治太原期间共设立小学20所, 入学人数共计6423人。
伪山东政权公布的1941年初等教育的统汁情况是:完全小学1565所, 学生185275人;初级小学13261所, 学生473141人。在湖北沦陷的各县, 日伪也办有一些中心小学、区镇小学以及乡办国民学校;在浙江, 有10所省、市、县立及私立中学;在安徽有安徽省立怀宁中学、芜湖中学2所。
二、多种熏陶:日伪奴化基础教育活动呈现
1. 奴化教育的招生活动。
日伪采取欺骗、利诱、强迫等手段招收学生。广大民众对日军的侵略行径看在眼里, 恨在心里, 广大儿童对奴化教育也抱有敌视和抵触情绪, 因此, 日伪为实施奴化教育所设立的“新民学校”, 在招生过程中, 可谓想方设法、绞尽脑汁, 用尽各种各样的办法, 如登记、欺骗、诱惑、劝告、强迫等。例如在伪山西省, 一方面, 教育厅颁布《义务教育实施方案》, 调查儿童, 划分学区, 规定学额, 规定每校至少招收学生2班, 每班以50人为度;强迫沦陷区6—8岁儿童入普通小学, 9—15岁儿童入短期小学或简易小学[2]。另一方面, 日伪采取利诱的方式去诱骗儿童入学。“敌人用糖果饵诱儿童, 用发给零用钱来骗他们进学校, 用冒充我国办的‘儿童团’来吸收儿童, 甚至用男女色相来吸引未成年的儿童少年。”[3]38如在文水、汾阳的日伪为了诱骗中国儿童入新民学校, “在村里, 敌伪曾挨门逐户地调查儿童。调查之后, 就用糖、金钱去收买、利诱、强迫他们到学校里去。进了学校后, 一天到晚都是上课, 或做其他事情, 很少能与社会接触”[4]。
有的地方规定凡到日伪据点、岗楼小学上学的学生, 一律发给制服, 还负责吃饭, 对考试成绩好的学生发给毛巾、袜子、书籍等。小学每月举行一次庆祝会、恳亲会或联欢会, 每次集会时军宪机关都要向学生赠送“御果子”一类的点心和糖果, 并讲些口蜜腹剑的话, 以此来引诱更多的儿童入学[5]。可见, 日伪采用多种手段诱惑儿童入学。
2. 奴化教学活动。
当时大部分教员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在日伪新民学校从教, 且深知自身的艰难处境, 不少教师只好被动从事教学活动, 照本宣科、机械讲述, 不敢擅自发挥, 更不敢比今论古, 唯恐言行冒犯了日伪统治者而引来杀身之祸。因此, 教师难以充满激情地去精彩讲授, 也不愿全身心投入教学, 只是一味敷衍, 以消磨时间。再加上教学条件简陋, 教师只好在课本上作空洞说教, 使得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学生写作业照书抄写, 教师批改作业, 不能修改, 只写个“阅”字就算了事。教师教学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中国教员待遇不高, 每月仅20多元伪币的薪水, 如此低的月薪难以调动其工作积极性;二是中国教员经常遭到日籍教官的监视, 有时还遭到其打骂, 致使大部分教师人心惶惶;三是教学条件简陋, 只能采取单一的课堂讲述法进行教学, 因此, 教学手段缺乏灵活性。此外, 中学的日语和军训, 一般由日本教员任教, 往往满口日语, 大部分学生因听不懂日本教员提问而答非所问, 常常遭到打骂。而日语成绩好坏又是决定学生能否升级、毕业的重要标准, 因此, 不少学生被动学习日语, 只是为了应试而学习。
3. 奴化社团活动。
日伪在占领山西后, 成立了“新中国童子军”、“新民少年团”、“新民儿童团”、“反共少年团”等组织, 以拉拢中国青少年。1941年9月颁布伪《山西新民青年团章则》、伪《山西新民少年团章则》, 1943年下令中小学生开展“青少年团训练”, 要求高小成立少年团, 中学成立青年团, 通过这些组织来约束学生的言行, “学生在校内一切行为, 如学业之研究、德行之修养、体格之锻炼及竞技娱乐等, 应于可能范围内作为青少年团之行事, 俾各份子领会其应服任务”, 目的是让学生“清除一切不良思想, 涤荡旧染, 完成心理建设”[7], 其本质是为了防止学生接触共产党的抗日言论, 真正成为服服帖帖的日伪统治下的顺民。1943年又制定伪《山西省各级学校新民青年团组织要领及训练大纲》, 强令各大中学校必须成立“新民青年团”, 令各小学校成立“新民少年团”;还经常派人到小学校发给学生糖果, 找学生谈话, 企图拉拢与腐蚀我国青少年儿童, 使他们成为“未来真正亲日的主人”[8]。
4. 奴化学生课余活动。
精神训练。日伪很重视学生的思想控制, 并贯穿于学生日常生活的全部。如在伪满中学, 学生需要遵守严格的制度与纪律。学生每天上下学路过“神造”, 在学校遇见所谓的“御影奉安殿”, 都要脱帽施“最敬礼”;上学和放学出入校门都要向“建国神庙”或“建国忠灵庙”敬礼, 若不这样做, 便会受到学校的处罚。若是在校外遇见了比自己年级高的学生, 也要立正敬礼, 否则就要挨打。学生每天都要参加“朝礼”和“终礼”。“朝礼”是师生每天早晨要在操场全体集合, 升伪国旗, 向“建国神庙”敬礼, 领读或齐背“国民训”, 校长或值日教员向全体学生讲话, 并做“建国体操”。“终礼”是每天放学以班为单位举行, 主要是让师生反思这一天的情况。如果是住校生, 在吃饭前和吃饭后都要进行默祷, 感谢所谓“天照大神”或“天皇”的恩赐。即使在睡觉前, 也要进行默祷, 反省一天所作所为, 并向家乡父母方向敬礼, 学生之间对礼等, 这些繁琐公式化程序结束之后, 才开始就寝[9]179。日伪很重视学校的一些仪式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军事训练。日伪为了灌输学生绝对服从的精神, 实施法西斯教育, 对中小学生进行军事化训练。如定期举行军事检阅, 每年要进行行军, 并进行演习活动。若学生在军事训练中犯错, 有的进行个别体罚, 更多的是进行集体体罚, 并辅以罚站、罚跪等方式。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失利之后, 更是加强了军事训练。通过这些不同方式的军事训练, 日伪试图培养中小学生的绝对服从精神, 进而控制学生的思想和行为。
5. 奴化教育的督导。
日伪统治者为了加强中小学控制, 担心中小学中出现抗日言行, 在加强对学校日常监视的同时, 伪教育厅长和督学定期到各地中小学巡视和督导。1942年10月, 在伪华北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期间, 伪山西省教育厅长裴涧泉带领教育厅的雷德厚、刘光汉, 警备处曹瑞民、警备厅齐忠人、宣传处沈卜五、特务机关加藤中蔚, 还有新民报记者王仲平, 一同从太原出发到临汾、洪洞、襄陵、赵城、霍县等地巡视。各地小学为了应付其巡视, 大搞表面文章, 如沿途张贴欢迎标语口号、宣传漫画, 渲染气氛。这种表面的热情态度和热烈气氛, 让伪教育厅长及巡视组感到欣慰, 因此, 他们在巡视报告中写道“临汾县立新民小学校……推进情形尚属良好, 就五次治运要旨加以训示。临汾自展开治运后, 大致尚属良好。”[10]
纵观以上日伪地区进行的奴化基础教育活动可以发现, 其教育活动带有明显的强迫性、奴化性特征。通过一系列的课堂内外教育活动的影响, 日本试图控制中小学生的思想和行为, 以此来培养效忠于日本帝国的“顺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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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伪时期 篇4
2009年度历史二部完成了日伪时期五个全宗档案的开放鉴定工作, 于3月1日经局 (馆) 档案鉴定委员会审批通过。
去年, 局 (馆) 长、局 (馆) 档案鉴定委员会主任孙成德三次主持召开了档案鉴定委员会会议, 对开放鉴定工作做出了全面规划和部署。历史二部认真学习贯彻局 (馆) 档案鉴定委员会会议精神, 积极组织实施档案开放鉴定,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辽宁省档案馆开放档案实施细则》 (试行) 的规定, 结合本部门档案实际情况, 制定了《辽宁省档案馆日伪时期及国民党时期档案开放鉴定实施细则》及其《补充细则》, 进一步规范鉴定工作。通过边学习、边鉴定, 边总结、边提高, 并选派业务骨干外出学习档案鉴定先进经验等多种方法, 提升整体鉴定水平和工作质量。
经鉴定, 日伪时期的奉天省公署及地方维持会、奉天商工公会、满洲医科大学、满洲中央银行以及热河省警务厅等五个全宗862卷29163件档案中, 确定开放317卷6694件。这部分档案的主要内容是:伪满洲国各级政权的机构设置、组织规程、人事任免;东北人民抗日斗争;伪满洲国对外贸易、工商业情况调查、财政金融统计;满洲医科大学教学活动、学生学籍、考试成绩;满洲中央银行业务报告;热河省各县警察署名称位置、警员配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