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话语理论评析（精选7篇）
福柯话语理论评析 篇1
知识与权力-福柯话语理论之中心
福柯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话语理论吸取了尼采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用考古学与系谱学的方法对知识话语与权力话语进行了互联性研究,其著作的中心在于揭示话语的权力与权力的话语.在于发现知识的政治学.
作 者：陶徽希 TAO Hui-xi 作者单位：淮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安徽,淮南,232001刊 名：淮南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AINAN TEACHERS COLLEGE年，卷(期)：20079(6)分类号：B565.5关键词：福柯 知识 权力 话语
福柯话语理论评析 篇2
批评性话语分析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是话语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大发展。时至今日，它已经成为话语分析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一个分支。通过对社会过程和实践中的真实话语的研究，批评性话语分析揭示并强调了语言运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辨证关系，即话语被社会结构所构成，同时又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话语作为一种由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社会现象，一方面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另一方面又通过参与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改变着社会结构。因此，批评性话语分析主要借助于社会学理论，尤其是关于权力、意识形态的相关理论来展现隐藏在话语背后的权力、意识形态与语言的关系。通过对话语的剖析，批评性话语分析将话语这个现代社会中权力客体的角色变得明晰可见。
批评性话语分析可以说是一个诸多学科的交汇点，其包涵了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及哲学等学科。多学科的相互交融使得其成为了一个异常广泛而复杂的研究领域。不同的学者运用各自的理论方法，在不同的领域中进行不同的话语分析的研究，基于此种情况，关于话语的定义和研究方向自然是层出不穷，各有特色。
范戴克(Van Dijk)认为话语并非孤立存在的语篇或对话结构，它是包含了社会语境的交流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彰显了参与者，以及话语产生和接受的过程[1]。费尔克拉夫 (Fairclough) 则将话语分为两个方面来解释，广义上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有的形式，狭义上则是一种基于特定观点的社会实践的语言表达[2]。
由于其语言分析与批评社会理论的特有结合，批评性话语分析并不单纯描述语言的运用形式与组织结构，而重视交流过程中参与者的互动关系，言语者与受话者的社会行为，并将研究对象置于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中加以考察，尤其关注话语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
批评性话语分析对于话语背后隐藏的宏大社会结构的关注，对话语、权力、意识形态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视，都与福柯的话语理论密不可分。
二、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20世纪著名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思想家。福柯的思想新颖深刻，研究主题涉及文学、历史学、哲学和政治学等诸领域，他以语言作为研究线索，通过研究疯癫、疾病、犯罪和性这些西方边缘文化现象揭示现代西方社会的复杂结构，以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
依据福柯学术重点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其思想发展大致分为两个时期：考古学 (archaeology) 时期和系谱学 (genealogy) 时期。这一划分不是绝对的, 考古学和系谱学在福柯的学术研究中并非没有交汇。
福柯的考古学是一种广义的知识史研究，一种话语分析方法。福柯的话语不同于语言学中的概念，不是单一的句子、命题、言语、文本这样的相对独立而自治的意义单位，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即“话语实践” (discursive practice) ，它是一切知识的基础，而知识则是“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3]。福柯认为，所谓科学、哲学、宗教、法律都是历史沿革下来的庞杂话语集群。它们在权力冲突支配下，经由不断剔除、混淆和积淀，逐渐形成了不同专业的话语系统，如临床医学话语、精神病理学话语、经济话语、政治话语和文学话语[4]。通过解读每个时代的知识的形式, 即“知识型”(episteme), 福柯揭示了是什么规则控制着特定时代知识的产生和传播。
同样的，系谱学也是一种话语分析方法，“一种把历史知识从征服中解放出来的尝试”[5]它是福柯考古学分析范围的拓宽，它将话语与权力相联系，更多地强调话语的物质条件，把话语放置到整个社会领域中进行考察，揭示话语中的权力机制———权力产生知识，知识产生权力，两者密不可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6]。通过对局部的、非连续性的、被取消资格的、非法的知识这些历史细节的研究，打破了传统历史观中宏大话语所构建的永恒不变的东西, 例如理性、客观真理，它们其实就是一种加以精心伪装的权力，它们激发起崇拜、尊敬和恐惧，故而人必须对之服从。福柯破除了“本质”、“本源”、“同一”的历史假象, 让人们意识到“在事物的历史开端被发现的不是它们本源纯粹的同一性, 而是相异事物的纷争, 是差异(comparity)”[7]。
在考古学与系谱学中，福柯的“话语实践”组成了人类的历史与文化。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话语关系，任何脱离话语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与之前的语言学家专注于符号与意义、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不同，福柯认为，话语并不等于所说的事物，“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所不可减缩的东西，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8]。话语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一种权力关系，而不是思想的自由表现，在任何社会里, 话语一旦产生，即刻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权力形式的表达就在于此。权力与话语如此密不可分，作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它支配着话语的运作。因此“我们不可能在随便什么时代谈论随便什么东西”[9]。
福柯的理论对批评性话语分析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作用。在费尔克拉夫 (1992) [10]的分析理论中，他使用了“话语技术” (discourse technology) 来解释社会制度是如何借助话语的技术化来规范、控制个人的。话语技术是特定类型的话语，主要由指定的社会成员在特定的社会机构中使用以达成对个人的控制。它是当代社会理性化进程中的一部分，而这一切都是基于权力对于话语类知识的控制。权力借助个人所无法控制的经济力量和社会体制提供相关知识，通过话语技术不断修饰、塑造、强化话语秩序，并使其成为常识性背景。在如此运作中，费尔克拉夫发现话语并非简单地反映出社会实践和关系，而是直接参与社会主体与关系的构建。
三、结语
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截然不同于之前的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话语分析理论，后者局限于对言语和文本进行语义或语用分析，而福柯的理论却将话语高度抽象化，其考古学和系谱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关于历史的崭新的思维方式，打破了学科领域的界限，在西方人文历史的长河中，重新分析人们所习以为常的语言观念，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社会主体、知识的话语形成，话语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等，进而批判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理性霸权和权力关系。福柯认为，人类的文明史其实只是话语的不文明史，它从来不以公开性、公证性、公平性让词语在人们的公认度中获得自己的意义和指称，它被话语的暴政静悄悄地改变着，让意识形态把概念变成自己的奴仆，意识形态专政变成概念的专政。
福柯借助考古学与系谱学这两种话语分析方法，从微观的角度重新考察社会领域，打断了历史连续性的巨大链条, 展示了历史中存在的大量断层和裂缝, 从而打破了历史所谓的同一性、整体性、连续性。他所描述的历史就像“是一座由任意的话语形式构成的移动着的冰山，这些话语形式前后涌动、上下起伏，不停地变化和重组，而无连续性”[11]。批评性话语分析正是从福柯的理论中获得了灵感，把话语置于社会宏大背景之中，将话语视为社会实践活动最为突出的展示，在语言学领域展开了自己特有的研究活动。通过对话语的语言学分析，以期揭示其下隐藏的社会活动的本质。
参考文献
[1]Van Dijk, T.A.News Analysis: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News in the Press[M].Hillsdale: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88.
[2]Fairclough, N.Media Discourse[M].London&New York:Edward Arnold, 1995.
[3]米歇尔·福柯著.谢强, 马月译.知识考古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4:203.
[4]赵一凡.福柯的话语理论[J].读书, 1994, (5) :112.
[5]Foucault, M.Power/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1977[M].C.Gordon. (Ed.) .New York:Pan-theon.1980:85.
[6]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 杨远樱译.规训与惩罚[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3:29.
[7]Foucault, M.Lau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M].D.F.Bouchard. (Ed.)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142.
[8]米歇尔·福柯著.谢强, 马月译.知识考古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4:53.
[9]米歇尔·福柯著.谢强, 马月译.知识考古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4:48.
[10]Fairclough, N.Language and Power[M].London:Long-man, 2001.
福柯理论视域下的白先勇小说 篇3
关键词：白先勇；同性恋题材；福柯；话语理论
一、综述
（一）白先勇与台湾同性恋题材小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同性恋题材的关注和描写是台湾文坛的一大特点。尽管同性恋题材的小说其实在台湾小说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却渐趋一股潮流。而白先勇是我们讨论台湾同性恋题材小说创作不可回避的作家，他无疑是台湾同性恋题材小说的奠基人，他的《孽子》是台湾第一部正面描写同性恋的长篇小说，他本人也是极少数敢于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的作家之一。
台湾的同性恋小说变迁表现为三个阶段：解禁前以白先勇为代表的编织传奇故事的古典写法；解禁初期以朱天文、邱妙津为代表的注重心理意识流动的内心独白的写作；20世纪末以陈雪、纪大伟、洪凌为代表的“新感官”书写。 这里的“解禁”二字，就意味着同性恋题材在台湾文学的语境中是一个“禁忌”，而“解禁前”与“解禁后”之间的标志，正是以白先勇的同性恋题材作品《孽子》为开端，在台湾同性恋题材或者说文学中的同性恋话语才得以发展和“正名”。
而在白先勇之前，也有一些现代文学作者涉猎过同性恋题材，如大陆林白的《回廊之椅》，陈染的《嘴唇里的阳光》等等。但这些作品中主要描写主人公对自己在社会中的性别角色的苦苦追寻，而未曾认同过自己有别于两性的性别意识。王玲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同性恋书写的变迁》中也提到，到了 20 世纪八十年代，台湾作家白先勇创作的《孽子》，才是一部深刻表现同性恋人群与社会伦理道德冲突的作品。因为，这篇故事的主角不再像现代作品中的主人公们进行漫长痛苦的性角色寻求，保密和欺骗不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已经默认了自己的身份，并以这种身份来谋求生活。
乐牧说：“《孽子》首先应该是一部正面描写同性恋的小说，第一次一个作者不用曲笔、不用隐喻、不带偏见与歧视，严肃而认真地把同性恋者的世界呈现出来。” 这是一次“惊世骇俗的挑战”。
而白先勇之后，台湾文坛出现了喘息在正统道德与异端文化夹缝中创作的朱天文、邱妙津为代表的作家群体，以及20世纪末的陈雪、纪大伟、洪凌为代表的受到颓废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熏陶的新一代“酷儿”们。
（二）对同性恋题材的救赎
如果我们要讨论同性恋题材的小说，就要先对讨论对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只有达到对于我们待讨论对象的统一认识，我们才能在同一纬度上进行深刻的探讨。福柯曾在《性史》中深入探讨了“同性恋”的产生过程，他认为在古希腊、古罗马、非洲土著部落、10世纪时的日本乃至中国古代，“同性恋”这一定义一直是无效的，因为尽管当时有广泛的同性恋行为，但是从未有“同性恋者”的称呼，而“在19世纪精神病学、法学和文学中出现的关于同性恋、倒错、鸡奸和‘心理雌雄同体这些物种和亚种的一整套话语，使得对于‘变态领域的社会控制成为可能。” 因此，“同性恋”这一话语在医学、社会学乃至整个文化领域开始弥散开来。这也是说，“性别身份”就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所以，“同性恋”这一话语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一种权力话语的叙说。而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出现了一种从对“同性恋”身份的认同出发进而对传统“同性恋”话语的解构，从而一定程度上对“同性恋”的话语权力进行了转移，使“同性恋”题材在文学领域中获得相对的“解禁”。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可以认为《孽子》作为当代第一部描写同性恋题材的小说，白先勇作为第一个正面描写“同性恋”题材的台湾作家，是一种对于一直处于禁忌的“同性恋”题材小说的救赎。
二、白先勇作品中的性别世界
在白先勇的作品中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笔下的世界仿佛是一个黑白颠倒、女强男弱的世界，男性从未具有过现实世界中传统意义上的性别优势。他的小说世界中，不仅有“失落的贵族”们，更是一个男性失落的世界。 他着重塑造了众多成功的女性形象，具有一种独特的女性视角，哪怕在以男性为主人公的作品中，也是一个完全失落的男性世界。
（一）女性形象与女性视角
在白先勇的作品中，小说大部分的主人公都是女性角色。白先勇已经刻划了约八十名女性形象，其中，主角十七人，配角六十余人。 男性角色一般都是女性角色的陪衬，作者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上，而且其中大多也是强势女人，如玉卿嫂、钱夫人、尹雪艳等。哪怕主人公并非女性，如《孽子》中的李青、《那片血一般的杜鹃花》的王雄等都是男性。但其中的男性角色，无论是主角、配角还是小人物，都体现出深重的死亡意识和悲剧结局。
白先勇对于女性形象的刻画可谓精雕细琢，在早期作品中主要刻画传统女性，如金大奶奶、玉卿嫂等；还有现代的摩登女性，如尹雪艳、李彤和黄凤仪等；二十世纪中国的上层妇女，如钱夫人、金大班、朱凤、任黛黛等。而作品中的女配角一般也是女主角的外化或延伸，与女主角相映成趣，如《谪仙记》中的黄慧芬之于李彤，《游园惊梦》中的窦夫人、徐太太之于钱夫人，《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的朱凤、萧美红之于金大班。不仅从角色的描写上，从叙事角度和行文节奏上都可以看出，白先勇对于女性形象的着重塑造及其女性视角。
（二）男性世界的失落
与这些女性形象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男性世界的失落。男性形象往往都是女性角色的配角，传统男性的优势丧失，反观变成了命运的棋子。
《玉卿嫂》中，玉卿嫂眼中的庆生有着“修长的身材，长得眉清目秀的，一头浓得如墨一样的头发，额头上面的发脚子却有点点鬈，……他竟长了一口齐垛垛雪白的牙齿，好好看，我敢说他一定还没有剃过胡子，他的嘴唇上留了一转淡青的须毛毛，看起来好细致，好柔软，一根一根，全是乖乖的倒向两旁，很逗人爱，嫩相的很。” 从对庆生的外貌描写不难看出这个少年身上带有的纤细、柔弱的女性气质，而白先勇笔下的少年几乎都是如此。
在玉卿嫂与庆生的关系中，男女关系与秩序也是颠倒的。“不知怎么的，玉卿嫂一直想狠狠的管住庆生，好像恨不得拿条绳子把他拴在她裤腰带上，一举一动，她总要牢牢的盯着”，“庆生常常给她看得发了慌，活象只吃了惊的小兔儿。一双眸子东窜西窜，似乎是在躲什么似的。” 男女的两性关系表现出强烈的女强男弱的特点，而庆生的形象与传统男性形象所带来的孔武刚建的英雄气不尽相同。
《那片血一样的杜鹃花》中的王雄，是一个带着湖南土腔，高壮的退役老兵。身在台北，却心系大陆，一直思念远在大陆的母亲和童养媳。退伍后在台湾一有钱人家做帮佣，看到“舅妈”家的小女儿丽儿天真可爱，便把自己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童养媳的美好幻想寄托在了丽儿身上，费尽心思的宠爱丽儿。他“一个四十多岁的大汉子，竟让一个女娃娃牵着鼻子走” ，给丽儿种杜鹃，给她抓金鱼，穿珠珠，甚至陪她跳山地舞，让他骑在自己的身上。这里的王雄不仅身世坎坷、可怜，虽然身材高大健壮却被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牵着鼻子走”，他在丽儿面前的迁就、懦弱与其健硕的外表形成鲜明的对比。传统文化中孔武有力的男性形象，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通过呈现与其本身特点相矛盾的行为，形成对传统性别世界的颠覆。
（三）“失落”意象的书写
在白先勇的作品中，他大量运用象征手法，由众多意象相聚而成的意象群，包括花、梦、冬日、月亮、色彩等。这之中的很多意象都显现出了男性的“失落”。
《那片血一样的杜鹃花》中，王雄死后，“舅妈”天天听到夜里有人在园子里浇水，园子里的杜鹃花在主人死后怒放。小说以“杜鹃花”这个意象结尾，王雄一开始培育杜鹃花是因为丽儿的喜爱，而王雄死后杜鹃花的怒放，也表现了王雄客死他乡，死不瞑目的愤怒。
白先勇的同性恋题材小说《孽子》中多次出现“月”这个意象。“天生黑沉沉，云层低得压到了地面上一般。夜空的一角，一团肥圆的大月亮，低低浮在椰树顶上，昏红昏红的，好像一只发着猩红热的大肉球，带着血丝。” 在“黑暗王国”中，这一群青年追逐灵魂的时候，月亮就是清亮的，当他们追逐欲望的时候，月亮便是“昏红昏红”的。“红月”也意味着沉沦，意味着灵魂的“失落”。
白先勇是一位注重中国传统文化、手法又不失现代特点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涉及了许多敏感题材，最典型的就是同性恋和艾滋病题材，但白先勇在描写欲、强暴、偷窃等情节时，并没有用传统黑色小说中的惯用词汇，而是以隐喻手法来表现。通过这些意象的使用，塑造出失落的男性世界，更巧妙地展现情节和把握节奏。
三、福柯的话语理论
同性恋题材是白先勇小说世界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同性恋者”在传统的中国语境中一直属于一种禁忌，哪怕在性观念更为开放的西方国家也并非大众全然接受，而白先勇却一直把这个“特殊人群”放入观察、描写、塑造的对象之中，并不避讳。如其早期作品悼念同性恋亡友的《月梦》，描写同性恋者眼中青春的《青春》，到《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描写一位同性恋者从青年到壮年、从上海到台北，从热血沸腾到孤独凄惨的悲剧生涯。《纽约客》中的《Tea for two》和《Danny Boy》写身在异国的中国和外国同性恋者的悲惨经历。直至《孽子》作为第一部正面描写同性恋世界的长篇现代小说得以面世，尽管被称作“惊世骇俗”的挑战，但这部作品的广泛流传和对其文学价值的肯定，都不得不说《孽子》不仅仅在文学艺术上获得了肯定，更重要的是“同性恋”这一敏感题材不再被人们刻意隐蔽地“搁置”，保持神秘。
而同性恋题材的救赎，一方面是白先勇的创作思考，并没有把“同性恋者”作为一个黑色话题，在描写其中的一些有关欲望、强暴、偷窃等情节时并不使用传统黑色小说的惯用词汇，而是用隐喻的手法传达情境。另一方面，作者所创造的“失落的”男性世界，同性恋的世界，“黑暗王国”，对“同性恋者”话语重新建构的尝试，对现实世界中存在已久的“同性恋者”话语权力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要想知道白先勇小说中，同性恋话语重新建构的方式、意义，以及其对于现实世界中同性恋话语权力的影响，我们就必须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法国著名的思想家——福柯的话语理论有一定的了解。
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也就是话语所标记的世界。而我们使用话语不仅仅是语言学问题，大量的超语言因素的存在于话语传递的信息。话语具有一定的规则性，这种规则性存在于话语实践中，与个体的独创意识无关。话语的表述对象是存在物，最初的存在物就是由符号来确定的，符号是被人建构的。福柯认为人类的整个文明就是一部有关人类的自我建构史。人类通过话语进行沟通和交流，话语是权力建构的平台，话语不停地建构、更迭、解构，在历史长流中也就建构了不同的权力。权力又反过来建构话语。话语在不断的建构、更迭、解构中发展成为一种权力，这也就是话语权。
话语最大的功能就是建构。话语是一种经过较长时间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语码，以语词言说的形式潜在地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话语一旦形成，便形成自己的意义世界，拥有其特定的规则，构建属于其自己的话语系统。
福柯认为知识也是被建构的，但权力本身无法建构知识，只有利用话语才能建构知识。权力和知识从诞生开始就紧紧相系。而知识一开始是具有主观性的，一旦成为话语的一部分，它的主观性就消失了，它就拥有了规则性，遵循“规律”。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以对人身体的规训和惩罚为中心，讲述权力制造真理话语，再通过“认知型”来发挥作用。无所不在的认知型则是一个预先决定了主体及其认识可能性的构架。认知型是预设好的无法摆脱的一种策略机制，其功能在于区分种种可能的陈述中哪些才是可接受的。 我们对隶属于科学性的加以接受，非科学性的加以排除，而科学性与非科学性的认定并非来自我们的直观经验，而是来自话语。我们的任何表意实践都已经被预先规定好了，主体的话语不过是依照特定的认知型来表述。社会通过确立一定的好/坏、善/恶、美/丑、健康/病态等标准，实现相应的“真理”认知，并把这种意识隐而不显地灌输给每一个个体，使个体潜移默化的被规训，形成相应的“认知型”，并迫使个体自愿接受并且追寻这样的“真理”和“知识”。在话语的反复更迭中，重新的建构和解构，也会产生更为复杂和细化的标准。“认知型”也就是权力和知识结盟建构的意义世界的话语规则，没有任何话语实践能躲避这种规则性。
四、福柯话语理论视域下的白先勇小说世界
（一）“同性恋者”的边缘位置
按照福柯的话语理论所说，我们的话语是被建构的，人类文明本身就是一部自我建构的历史，现代人对于“同性恋者”的看法也是经过长期的话语建构而形成的。这一带有贬低意味词汇的出现，也是由于近代社会权力对性观念的控制而形成的，使人们的产生误导。“在一夫一妻制成为惟一合法的性关系、惟一符合行为规范的性关系和惟一合乎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念的性关系之后，同性恋关系的存在昭示了一种远古时代的观念和价值，同时也对人们以为惟一正确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冲击。” 正常/非正常，有效/无效，成功/失败的婚恋区别已经由社会话语传播而深入人心。
其实对于性的观念，并非一成不变，性作为一种权力话语也在不断的建构、解构和更迭。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对于性并不抵触，当时的人反对的是婚外性关系，人们不反对快感，但反对放荡。中世纪的基督教反对人对于性快感的追求，性只能存在于合法的婚姻中，以生育为最终目的。福柯认为我们对于快感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一套强加给我们的词汇限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同性恋者”这一词汇，当这一词汇首次出现时，也是与这些认知相连——恶心、肮脏、怪异等。“同性恋者”以一个具有贬低意味的词语进入我们的话语体系，由于对性的话语建构和控制，建构了“正常的”婚恋关系，把同性恋建构成为他者，也就使“非正常”的“同性恋者”居于社会的边缘，并迫使他们保持沉默。
在白先勇小说中“同性恋者”的世界中，那是一个“黑暗王国”，每一个“同性恋者”都是这个社会的“边缘人”，这是一种对于现实社会中同性恋人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
（二）“同性恋”世界的重塑
《孽子》是中国现当代第一部正面描写同性恋题材的小说。白先勇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黑暗王国”，这里的“青春鸟”们在现实世界中都是“边缘人”，但在这个同性恋的世界中，“黑暗王国”中，却是中心人，不再处于边缘地位。首先把“同性恋者”摆在了一个正面、中心的位置，而不再是侧面的旁观者和社会的附庸。
白先勇在《孽子》目录前的扉页上写道：“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独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最深最深的黑夜里”是一个多重的隐喻，一个是社会权力话语迫使“同性恋者”保持神秘，不能见光；另一个是这样得不到社会成员认同的黑夜，孤寂、苦冷，等不到黎明。
小说分为四部分，在第一部分《放逐》中只有两页不到一百字，第一页叙述第一人称的我被父亲愤怒的逐出家门，第二页则是一则布告，学校对于主人公李青“在本校化学实验室内与实验室管理员赵武胜发生淫亵行为”的退学公告，这也解释了是什么事情使得让人最亲密的父子关系破裂，被父亲逐出家门，开始流浪生活。第一部分，字数最少，但清晰地描绘了社会对于“同性恋者”的讳莫如深与严厉抵抗，不仅仅是教书育人的学校因为“淫亵行为”使学生退学，连关系最为紧密的亲人也无法包容。
在作者重塑的同性恋世界中，对那些“无所归依”的“青春鸟”充满了悲悯情怀。在所谓的“龙凤传奇”——龙子与阿凤的同性恋中，着力表现了他们之间爱情的热烈、执着和动人心魄。这种同性之间的爱与异性之间的爱同样崇高，以一种感受式的方式传达更能直达人心。在爱上，“同性恋者”与“正常的”婚恋关系的人并无不同，所爱之人的性别并不能改变爱的本质。
白先勇同性恋题材的小说中展现了同性恋人物与异性恋身上的许多的共质。生活际遇的坎坷，爱而不得的心酸，悲剧宿命的结局……这些是同性恋与异性恋共有的。在权力话语对性观念的建构中，“同性恋者”被描述为性关系混乱、肮脏、非正常的。但白先勇更侧重描写灵与肉中的“灵”，《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中的主人公们都是在追求着至上的灵的升华，企图从对“肉”的欲望中解脱出来。这与现代爱情中对于灵与肉高度结合的美好爱情，不一而同。这也是在寻找与权力话语中相同的被肯定的话语认知型，来冲击传统权力话语的误读。
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中充满着悲剧的宿命论，每一个人都逃不开悲惨结局的宿命，这也许也是那个时代、那种环境的挽歌。这种宿命论下失落的男性世界中注定悲惨的“青春鸟”们，不断的彷徨、迷茫、挣扎、坠落，却让人感觉到生的力量。白先勇的意图并不在于描写同性恋，而在于描写这一群被压着的人，在他本身的主体意识中和其所创作的小说话语意识中，都未把同性恋与人截然分开，只不过这一部分是“被压着”的人。
权力本身无法建构知识，只有利用话语才能形成知识，知识决定着我们的认知。要想改变对于“同性恋者”的认知，就要重新建构话语。一方面，白先勇创造了一个不属于社会认知范围内的“同性恋者”的王国，并非批判“正常的”世界中对于“同性恋者”的诋毁，而是用一种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一种现实的呈现，描述一个对于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来说的“新世界”，一个他们自以为完全了解并充满厌恶的世界。因为知识的形成并非来自每个个体的直接经验，白先勇把“黑暗王国”直接而现实的呈现在大众视野下，这一方面被大众长久以往所灌注、所追寻的认知抵抗，发生碰撞；但另一方面，对于主体来说，这种小说世界中看似的直接经验，必然也要使被灌输的间接经验受到怀疑。因为“同性恋者”一直被社会话语边缘化，使其保持神秘，大众的深信不疑也只是权力话语的灌输和导向，但对于真理意识的追求，当一种真理受到考验时，这个话题就将不断地受到关注和验证。白先勇的同性恋题材的描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久以来权力话语对“同性恋者”的误读，为同性恋争取到话语权，重构了“同性恋者”的话语。
注释：
罗显勇：《台湾同性恋小说叙事策略的变迁》，华文文学，2003年第4期。
王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同性恋书写的变迁》，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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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银河：《福柯与性》，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 4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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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中村改造研究理论误区评析 篇4
摘要：城中村改造是复杂的社会问题，已有相关研究中的理论误区可归纳为：超前改造、忽视城中村存在的现实必要性，不能正确认知城中村产生的经济与制度根源，改造目标单一化、销蚀城市人文底蕴，对改造中政府职能边界缺乏理性认知。上述思想误区是未来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者应注意避免的。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误区；评析
中图分类号：TU984.114 文献标识码：A
一、片面主张改造，忽视城中村存在的现实必要性
我国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动，人口流入地政府提供的保障房在数量上存在极大缺口，且其分配多存在户籍限制，导致大量的流动人口无法通过保障房满足居住需求。在保障房数量与住房需求量二者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城中村为大量进城务工人员提供了支付能力内的住所。政府在城中村拆迁、大量租客被迫搬迁的情况下没有法定义务通过新建、改变用途等方式补足相应房源，一旦城中村大举拆迁，相应房源补充不力，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的居住将会成为难题。城中村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形成了对政府职能履行的补足，从城中村现有租客数量不减反增的情况来看，城中村退出“历史舞台”的时机远未到来。早期城中村租客以进城务工农民工为主，如今租客社会身份更趋多元化，毕业一至三年的大学生在城中村租客中占比不断提高。可以说，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租金相对便宜的城中村为青年一代应对生存压力提供了一定的缓冲效应。综上分析，城中村的存在依然有着突出的现实必要性。
二、不能正确认知城中村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及制度诱因
我国城中村问题的凸显有多方面原因，其中部分致因与国外城市贫民窟问题有一定相似性：人口基数大、城乡发展不均衡导致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城市化进度快于工业化进程，部分知识、技能欠缺人员在城市中成为贫困人群，低收入令其无力支付条件良好的住所，只能转而选择环境差的廉价住房。由此可见，城中村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导致人口大规模流动，过多的人口流入超出城市发展需求，流动人口知识、技能与用工需求间的匹配度不足导致人力资源“被剩下”。大规模拆迁不能解决城乡失衡及人力供给与需求间的不匹配问题，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城中村再次 出现。
与国外城市贫民窟不同，我国城中村产生有其特殊制度诱因。在城市快速扩张的过程中，二元土地所有制下国有土地相对于集体土地，在取得成本、取得难度等方面有明显的优越性，地方城府出于政绩冲动在城市开发建设早中期往往选择绕开集体所有土地，征用开发国有土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众多被城市开发区所包围的农村区域，即城中村。城中村的产生与官员政绩冲动密不可分，也凸显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规划的短期性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粗放性。当然，由于存在所有制差异城中村确实是开发中难啃的“硬骨头”，但城中村特别是处于城市发展核心区的城中村也有优越的区位优势及巨大开发价值，是高风险、高投入、高产出地块，对于这些城中村的改造，旧式大规模粗放型的方式显然已不合时宜，因地制宜、精耕细作的改造开发思路应是当今地方政府的选择。
三、缺乏对改造目标的系统认知与综合权衡，单一目标
凸显理论主张者的盲目性
综观已有文献，主张城中村改造的原因可主要归纳为：城中村环境脏乱差，严重影响城市景观与形象；以流动人口居多的城中村管理难度大，是滋生违法犯罪行为的“温床”；城中村是城市“毒瘤”，祛除毒瘤的方式就是拆迁改造。持上述主张，一是对当前城中村面貌了解甚少，二是持狭隘“城市景观论”，缺乏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三是对社会管理问题解决方法缺乏正确认识。
当前城中村面貌已大有改观：建筑以4--6层砖石混凝土结构为主，“三通”问题普遍解决，环卫工作多由专人负责，脏乱差情况基本改善。城中村目前所存主要问题是建筑密度过大导致部分楼房通风、采光较差，影响居住舒适性，但在流动人口支付能力低且保障房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城中村毕竟给大量流动人口提供了住所。流动人口支付的租金也成为了原村民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这部分收入对于被工业化发展所“淘汰”的部分受教育程度低、谋生技能不足的原村民而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不可否认，城中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景观，但在城市景观与民生民利之间，任何具有政治智慧与人文关怀的人都会支持优先维护民生利益。对于部分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城中村，如能加以适度引导与局部改造，或许能成为在城市区域内承载中国乡土文化延续任务的载体，成为城市景观多元化的来源 之一。
城中村租客主要由流动人口构成，相关实证研究表明流动人口是刑事案件高发群体之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该现象致因在于脱离“熟人社会”而导致的社会外在约束力的急剧下降。要抑制城中村违法犯罪行为，加强与改善社会治安管理才是正确选择，如可通过增设警务室、增派巡逻警察、发动村民组成义务巡逻队等强化村中治安力量，简单粗暴的大规模拆迁改造不能解决流动人口违法犯罪高发问题。
四、缺乏对城中村改造中政府职能边界的理性认知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当是有限政府，主要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服务、公共管理职能。现有部分研究成果对政府履职提出了非常宽泛的要求，体现“全能政府”的不当价值诉求。
城中村改造目的可集中归纳为两种：一是通过有偿征收方式将集体所有土地征收为国有，进行地块功能重新规划，实现地块与周边区域最佳配置，在这一情况下对改造中搬迁村民一般采取异地安置措施。由于该种改造与城市发展规划密切相关，会带来土地所有权形式变更，地价飙升使得土地征收对利益相关者而言意味着巨额财富流动，因此，拆迁改造难度不可谓不大，相应的政府介入力度也较大；二是为改善城市形象，改善城中村居住环境而进行的改造，此类改造中对搬迁村民一般进行原址回迁安置。由于该类改造主要使小范围人群集中受益，公共性相对较弱，因此政府介入程度也相对较浅。但无论在哪一目的下，政府应履行的职责主要为：改造前系统调研及地块开发规划制定、整体改造方案制定并引导监督改造、改造后相应公共管理机构及人员的落实。超出政府职能范围内的诉求都是不尽合理的，会进一步加剧公共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
参考文献：
福柯话语理论评析 篇5
Currentl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entered the ranks of aging society, growing aging population. China is a populous country, the elderly population highest in the world list, to the whole society with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With the advance of population aging, how to achieve healthy aging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content of aged care. The concept of health is not limited to physical health, including mental health. Loneliness takes one kind of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feeling, the situation in the elderly proportion of poor tone increasing, seriously affecting the health of the elderly. This article through to the old psychological alone the analysis of the causes and find out the problem,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maintaining the old mental health the first step, so as to improve the life quality, achieve positive healthy aging.
Key words: aging,;lonely ;elderly ;mental ;health
目 录
第一章、结构式家庭治疗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结构式家庭治疗的产生
1、个人背景
2、理论背景
第二章、结构式家庭治疗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结构式家庭治疗的基本理念
1、关于家庭求助问题
福柯话语理论评析 篇6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与国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国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并介绍到国外;与此同时，也有国外的一些译者将我国的作品翻译到他们本国的语言。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一种权力关系在制约着译者，使得不同国家的译者在翻译同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会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一般来说，强势的国家更加崇拜自己本国的文化，而对于外来国家的作品则抱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因此导致翻译书籍占英美图书比重较小，根据笔者查找的数据，在 1990 年，英国出版了 63980 种图书，其中翻译书籍仅有 1625 种(2.4%);美国出版了 46743 种图书，其中翻译书籍仅有 1380 种(2.96%)(李红满，:106-107)与之相反，翻译的书籍在弱势文化中所占的比例较之文化强势国家大了许多。以韩国为例， 年至 年，从韩国出版市场的翻译图书所占的比重一直维持在 25%-31% 之间。这和英美国家的数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仅如此，当我们仔细阅读强势国家为数不多的翻译书籍时，会发现译本和原著所要表达的意思会有一定的出入，这是因为译者会受到权力的制约，对其中部分用词进行一定的修改，这在某种程度上会违背原著作者的初衷，使得译本在译入语国家产生与本国不同的效果。本文将从权力话语理论的视角下，对一些文学作品及其各国译本进行分析，从各国译者在翻译他国文学作品时采取的翻译策略中，探寻对我们中国译者的启示。
一、权力话语理论
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家们认为，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间的转换，也不能看作是文本层面上的信息转换，而是和文化与权力密切相关的。在研究翻译和权力的相互作用的理论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就是福柯，他提出了“权力话语理论”，所谓“权力”是指一切控制力和支配力，它是一种网络关系，弥漫于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它包括有形的，如政权机构、法律条文;无形的，如意识形态、道德伦理、文化传统和习俗;还包括思想、宗教等的影响。它们是一种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控制力、支配力，它们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吕俊，：106-109)。福柯把“话语”与“权力”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认为社会制度、权力机制对话语实践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他认为自由的、不受约束的人文科学知识是不存在的。
权力话语理论给翻译研究提出了新的理论指导和研究方法，使得翻译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学，而是扩展到文化，历史，美学，甚至意识形态等多样的学科领域。权力话语理论时时刻刻都会对译者和译文进行操纵，译者也始终不能摆脱这样一种约束。通过该理论，处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我们，可以得知在面对欧美强势国家的文化侵袭和对弱势国家的忽视态度时，采取何种策略可以更好地将中国文化推向外国，巩固我国的国际地位。在译文中能够体现出权力话语理论的作用的代表性策略就是归化和异化。
二、归化和异化
德国的施莱尔马赫曾在 1813 年在柏林皇家科学院的一个学术演讲中指出，翻译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尽可能地不打扰原作者的安宁，让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不打扰读者的安宁，让作者去靠近读者。之后，1995 年，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的《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问世，里面使用了一对关键术语—“归化”和“异化”。
前文提到过，西方国家引进的翻译书籍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在翻译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会大量采取归化的策略。中国的翻译学者在研究西方的归化翻译倾向上也很活跃，另一方面又强烈地将其作用于权力话语。中国学者对英美译者将外国文本任意删除变用的`行为表示反对，也进行过强烈的批判。而中国译者在翻译本国作品的时候，大量采取异化的策略，尽量保持自己文化的原汁原味，使中国文化最大限度地在译入语译本中体现出来。这种翻译策略的差异也可以从各国的译本中体现出来。因此笔者将用下面的例子来具体分析一下权力话语理论在翻译中的具体体现。
三、权力话语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体现
1. 在汉译英中的体现
一般说来，在翻译外语文本时，由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比较自信，轻视其他文化，往往对他们认为落后的文化不屑一顾，在翻译东方弱势文化文本时，一般不会接受东方弱势文化中有别于自己文化价值的成分，多半会采取归化策略(金敬红等 :451-455)。让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例 1：
原文：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P156)
译文 1：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P155)
译文 2：I know“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P231)
上文中的原文是红楼梦第十一回王熙凤的一句话。译文 1 是杨宪益的译本，译文 2 是霍克斯的译本。从上面的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和欧美国家的人对中文文本英译采用了不同策略。杨宪益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虽然离纯正的英语表达距离相对较远，但是传达了原汁原味的中式表达，有利于扩大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提高中国文学的世界地位;与之相反，霍克斯采用了归化的策略，摒弃了中文原语的结构，用英语中常用的表达，更加贴近英语国家的读者。
2. 在汉译日、汉译韩中的体现
前文举出的例子是汉译英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英美国家的译者翻译中文小说的时候，基本上采取了归化的策略，摒弃了我国小说原有的味道。处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我们，在面对英美强势文化的时候，我国的译者在翻译的时候有一定的反抗精神，尽量采取异化的策略，来尽力保存我国文化的元素。
权力对于翻译策略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欧美和亚洲国家的对立，在亚洲国家之间也有一定的体现。这一节笔者选取了余华的小说《活着》的日译本和韩译本进行比较，来分析其中权力话语带给翻译的影响。我们来看下面两个例子。
例 2：
原文：日本投降那年，龙二来了，龙二说话时南腔北调，光听他的口音，就知道这人不简单，是闯荡过很多地方、见过大世面的人。(P95)
译文 ：日本が投降した年に、龍二がやっ来た。言葉になまりがあり、その発音を聞いただけで、只者でないとがわかる。(P90)
在上文中，日译本的译者飯塚容对其进行了归化翻译。将“南腔北调”译成了“なまり(乡音)”。因为中国地域辽阔，南方和北方的口音相差很大，所以出现了“南腔北调”这个词汇，而译者在进行翻译的时候归化翻译成“乡音”，则没有了这背后的文化。韩译本的译者白元坦是在“南腔北调”这个词的翻译上，忠实了原文，采取了异化的策略，译成了“”，这也体现出中韩两国并没有强烈的权力关系，而中日两国这种关系确实存在。笔者认为，如果是中国译者进行翻译，在译文中进行直译，添加脚注不失为一个良策。
3. 在英译汉、英译韩中的体现
以上笔者举出的两例都是强势文化国家在翻译弱势文化国家作品的时候采取的归化策略，下面我们再看一些弱势国家翻译强势国家文本的例子，这里面笔者选取了美国小说《富爸爸，穷爸爸》的汉译本和韩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从中探寻同属弱势国家的中韩，在翻译美国小说的时候，两国译者会带着什么样的翻译态度来进行翻译。
例 3：
原文：He is only 29. He was fired from the car wash because he refused to take off his championship ring as he was wiping off the cars，so…(P15)
译文：他只有 29 岁。因为拒绝在擦车时摘下冠军戒指，他又被洗车站解雇了。(P22)
观察上面的译文，可以发现中韩两国对于“championship ring”的翻译截然不同。中文译者采取了完全归化的策略，翻译成了“冠军戒指”;而韩国译者翻译成了“”而没有翻译成固有词“?”。因为韩国语言受到英文外来语的影响严重的特殊性，译者更倾向于翻译成有欧美范儿的词汇。
通过前面的几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英美国家在翻译中国的作品时，会采取归化的策略，对含有中国文化的语句进行删减，更改，融入他们本国的元素，译本更便于译入语国家的读者理解。而中国译者翻译同样一部作品时会采取异化的策略，尽力保留我国的文化，将中国文化传递给英美国家的读者。
日本和韩国虽然同属汉字文化圈，两国的语法结构和词汇也十分相近，但是在翻译中文小说时也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日本译者更愿意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原文的意思，采用归化的策略，而韩译本尽量忠实于原文，采用异化的策略来处理一些词汇。在对待美国小说时，中文译者更喜欢将一些词汇用纯粹的中文进行翻译，偏向于将美国小说翻译成地道的中文;而韩国更加崇尚用外来语进行翻译，而不是固有的韩文。
福柯话语理论评析 篇7
当我们依偎在昔日现代主义推崇的精英文化的怀抱中的时候, 历史的车轮已经碾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征程。当大众成为社会中最为活跃的一份子, 大众文化日益繁盛之时, 似乎文化的话语权已经落在了大众身上。这一切看上去是如此美好, 但是, 文化的繁荣到底是被制造的虚幻假象, 还是真正的兴盛?文化的话语权真的已经落在了普通大众身上?揭开文化的面纱, 也许这一切看上去并不美好。
本文仅以西方的大众文化理论为切入点, 分析当前网络文化的种种表象, 探析网络文化话语权的真正归属。
一、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Mass Culture与传统民俗文化不同, 是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 利用现代科技媒介手段作为艺术载体, 通俗化、大众化、市场化, 有相当利润的艺术文化品种。”[1]大众文化更多的是强调感官的体验, 通过调动各种声光电等手段, 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感官需求。但是, 这就造成了理性被抛弃。所以西方理论家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强力的批判, 最有代表性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霍克海默反对个人生存被标准化, 期望通过理论批判来拯救人类, 使人类摆脱当前受剥削、受奴役的“异化”状态。在他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 他指出了大众文化的四种趋向。第一, 大众文化的商品化趋向。大众文化的制造只是生产者获取利润的手段, 它和生产日常用品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文化工业用工业生产方式制造文化产品, 体现了启蒙走向反面以后的否定个体独特性的同一性思维模式, 同时它又是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体现了垄断资本主义即以文化产品牟取高额利润。”[2]第二, 大众文化的技术化趋向。大众文化之所以在当前如此兴盛, 究其原因, 这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文化工业的出现是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产物, 因为后者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现代化的载体, 使大众文化对时空获得了更强的占有性。”[3]在网络社会中, 大众文化的技术化趋向更加明显。第三, 大众文化的标准化趋向。从表面上看, 文化工业提供给人们的文化产品多样丰富, 令人目不暇接, 而实际上这些文化产品都具有统一的模式和标准。第四, 大众文化的强迫化趋向。大众文化的繁荣, 一方面在时空上获得了更强的占有性, 另一方面, 对受众产生了更大的强迫性。在表面上, 消费者的需求被满足了, 其实这都是生产者预先设置好的, 大众文化的受众永远只是被规定了需求的消费者, 只是文化工业的对象。
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又一重要代表, 他的“文化工业”理论较之霍克海默更加尖锐。下面笔者从四个方面阐述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第一, 现代主义艺术与现代大众艺术的分裂。阿多诺人为, 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产生了一种纯粹的文化, 另一方面产生了一种虚假的文化。“一方面, 资本主义社会迫使文化将自身与日常生活隔离开, 将大众排除于自身之外, 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另一方面, 资本主义社会又促成了一种与日常生活虚假地统一起来的文化, 该文化清除了文化本应允诺的真正自由和幸福, 迫使人民大众只能享受一种伪文化。”[4]阿多诺对大众文化持一种极端的否定态度, 坚定地拒斥大众文化。第二, “自上而下”的大众文化。现在的“大众文化”多是从消费方面来定义的, 而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是从生产上定义的。他强调的是大众文化的“自上而下”性。这之中首先包含的是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断裂。第三, 虚假同一性。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产品服从于一种虚假的同一性。“阿多诺不只是努力揭露大众文化产品的标准化, 而且还努力揭露大众文化表面上的非标准化, 揭露大众文化产品的自我掩饰特质。”[5]第四, 虚假的快乐满足。文化工业作为一种娱乐文化, 不能为大众提供真正的快乐, 只能为大众提供虚假的快乐。“阿多诺将文化工业提供的快乐看成‘傻乐’, 把文化工业所提供虚假满足的功能与它消除真理、供给幻觉的功能联系起来, 表明娱乐的本身就内含了对大众的欺骗, 从而具有维护现存制度的功能。”[6]
二、网络文化中话语权的表象
网络的普及使得网络文化迅速成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自由的文化领域, 俨然是普通百姓的乐土, 他们把网络看成宣泄情绪和发表看法的最佳途径。但是, 看似言论自由的虚拟网络中, 话语权真的掌握在大众手中吗?种种表象背后, 也许隐藏着真正的话语主宰者。
(一) “QQ与360之争”:“一切为了网民的利益”
这个事件的主角, 一个是中国IM的龙头大哥, 一个是新型的互联网软件开发公司。当两款软件之间发生冲突时, 腾讯公司竟然最终迫使网民在这两款软件之间作出选择:要么用QQ, 要么用360, 由网民自己选择。当然, 事件的最终结果是在政府的干预下和平收场。但这出闹剧的背后, 我们却看到了网民网络话语权的旁落。其实在这场公司利益的争夺战中, 网民完全没有话语权。看似自己可以自由选择, 其实永远是按别人设置的程序走而已。当腾讯公司迫使网民作出二选一的抉择时, 无论用户选择的是谁, 这都不是自己主宰话语权的表现。网民就像一只提线木偶, 无论做出多么复杂的动作, 牵扯他的永远是那一根根看不见的线。
(二) 网络视频:“想看你就看”
当我们从过去的纸质时代过渡到网络时代, 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已经悄然从文字转变成了图像和视频。网络视频通俗易懂, 更具直观性, 颇受人们的青睐。于是各大视频网站纷纷抢占网络市场, 比如优酷、土豆、六间房、迅雷看看等等。网民可以在线观看各种视频, 内容包罗万象, 这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开拓了人们的眼界。可是“想看你就看”, 却永远只是一句华丽的广告台词。当网民点开一个视频时, 便会弹出一组广告, 广告播放不完是不能观看视频的。这种强迫的广告植入方式, 网民永远是“不想看也得看”。而且, 我们逐渐习惯了这种“被接受”的文化传播方式, 网络一步步麻痹了我们的神经, 让我们欣然接受这些被制造的“视觉享受”, 而这一切的最终结果便是, 我们将自己的话语权拱手相让。
(三) 人肉搜索, “网民力量很强大”
从之前的“虐猫事件”到“我爸是李刚”事件, 每当社会上一些引起群愤的事件发生时, 网民就会集合众人之力, 进行“人肉搜索”, 曝光其全部信息, 对其进行网络的舆论制裁。可是, 当我们触及真正的利益既得者, 一些敏感事件时, 我们的网络行为会被封锁, 网络账号会被冻结, 在论坛发的帖子会被管理员删除。也就是说, 我们只准在网络管理者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议论与言说, 只要我们没有对他们的既得利益构成威胁, 便可以畅所欲言, 但是一旦有损他们的利益, 我们的一切言行就会受到封锁。当然, 在网民行为有违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的时候, 被封锁是应当的, 但谁又能保证这之外的言论就能全部公之于众呢?网民的力量的确很强大, 可它就像被圈养的狮子, 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困兽犹斗”。
(四) “小月月”一夜成名:想让你红你就红
2010年“十一”期间, 一个关于“小月月”的帖子迅速蹿红网络, 天涯、猫扑等各大论坛纷纷转贴。一个关于“小月月”的故事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该文章的作者蓉荣也一夜成名。这一夜之间就为广大网民关注的事件背后, 其实有一批幕后推手。是他们把这一事件散布到各个网站并炒作, 以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把主人公“小月月”描绘成一个具有“凤姐”的“伟岸身高”和“芙蓉姐姐”般健硕的体格的“极品女”, 都只是为了吸引别人的眼球。只要有足够的利益驱使, 就会有人为你包装和推销, 一切网络人气都可以制造。人们关注的焦点, 其实是被制造出来的“焦点”。所以当我们在网络上得知一个信息时, 我们有理由怀疑:这是真的吗?人们可以在虚拟的网络上“畅所欲言”, 我们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上, 永远看不清事实的真相。
三、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中的网络文化话语权
网络文化的本质是一种大众文化。一方面, 它具有大众文化的特质, 另一方面, 它又有别于大众文化, 具有自己的特殊性。网络文化话语权, 涉及对网络文化的深层阐述, 只有厘清网络文化的种种特点, 我们才能深入到其核心, 懂得到底是什么主宰了网络文化, 即网络文化话语权到底掌控在谁的手中。所以, 对网络文化话语权的探析, 其实是对网络文化的实质更进一步地分析。网络文化的话语权研究可以使我们更接近网络文化的内核。
(一) 话语权的商品化逻辑本质
网络的发展归根到底是资本的运行, 最终目的是获取利益。网络文化产品和其他生产生活用品一样, 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在利益的驱动下, 文化变成了经济, 艺术变成了商品。一切网络文化不再从其产品的使用价值出发, 而从其带来的效益大小出发。网络文化完全以商品化的逻辑看待问题, 制造各种各样的网络文化产品, 供消费者选择。有时甚至为了获得利益最大化, 他们可以去生产迎合受众低俗趣味的产品。网络文化的产品不是真正地以教育大众为己任, 而是在经济利益的前提下, 去生产能获得最大利益的产品。在这种背景下, 网络文化的话语权绝不会掌握在大众手中, 大众只能是一个被动的接收者, 在被提供的文化面前毫无选择的余地。网络文化产品背后掩藏着商品逻辑的本质。受众对网络文化产品进行消费的同时, 便把话语权“拱手相让”。
(二) 虚假的话语权主人
大众在网络中可以畅所欲言, 虚拟的网络隐藏了人们的真实身份。他们可以讲他们在现实中不敢说的话, 可以完全不用顾忌后果。在这里好像人们完全掌握了自己的话语权, 其实这一切都是假象, 虚假的“主人”遮蔽了真正的话语权归属。这种话语权主人的虚假性在于大众永远以一种非自我真实身份的形式在网络中“畅所欲言”。这种“隐身”的好处是大众可以在网络中发表对各种事件的看法而免受惩罚, 但它同时也昭示了这种话语权主人的虚假性。这种主人身份属于那个非自我真实身份的“我”。大众永远都不会以真实身份在网络中发言。
(三) 精英与大众的博弈:话语权的失控
文化的消费似乎从来都与阶级有关。精英与大众文化消费的阶级差异, 似乎在网络中得以消解, 各种人群都在网络中得到满足, 各取所需。但是, 这似乎又导致了一个极端:文化阶层界限的消褪导致话语权的失控。现今网络中充斥着对传统文化的解构, 对经典的嘲讽。文化在网络中失去了神圣的光环, 精英阶层在与大众的博弈中, 似乎在和风细雨中便悄然败下阵来。大众以其洪水般的阵势淹没了一切精英阶层的声音。但是, 少了主旋律的复调音乐只能是噪音而非乐音。网络文化中个体过度宣扬自我中心和话语权的分散, 只能导致网络的混乱和无序化。似乎在网络文化中, 我们应该稍稍强调点精英文化, 让社会上有主导性的声音存在, 而不是嗡嗡乱响。话语权的失控与无序必然会导致网络文化的危机, 虚假的民主繁荣下掩盖着文化的凋弊。
(四) 话语权的同一性与标准化
“一切导致和谐的力量都是意识形态的, 因为它掩盖甚至压制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的分裂和不和谐。真理主要不是在于坚持异质性, 而在于坚持分裂性和不和谐性。”[7]阿多诺曾经将抹杀社会内在的差异和矛盾, 制造虚假的社会和谐看作是意识形态的根本特征。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试图制造和谐的背后总蕴藏着更大的不和谐。企图制造和谐必定要对不和谐的声音进行清除。大众的话语权就在这种清除与制造和谐中被同一, 而被同一的结果是话语权被统治者掌握, 这种大众话语权被剥夺的情形, 却被冠以创建和谐的头衔, 一切都被掩盖, 留下的只是被统一化的声音与虚幻的假象。其实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 和谐, 同一, 标准化等等类似的词语背后都试图在掩盖社会的不和谐与分裂。而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麻痹大众, 统一对话语权的掌控。
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让我们有了更多发表言论的自由, 让我们更加接近事情的真相。虽然我们不能过分乐观地认为网络文化的话语权掌握在了大众手中, 但是, 社会永远在向前进步, 我们最终会获得真正的话语权。网络文化的发展也是一种必然, 它带给人们种种便利, 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网络文化, 引导它发挥积极的作用。本文的意义也即在于列举网络文化中存在的种种现象, 并揭示网络文化话语权的本质, 以期为网络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种“相反相成”的推动作用, 最终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建造更加规范的网络文化。
摘要：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让我们有了更多发表言论的自由, 让我们更加接近事情的真相。虽然我们不能过分乐观地认为网络文化的话语权掌握在了大众手中, 但是, 社会永远在向前进步, 我们最终会获得真正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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