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中国管理文化（共8篇）
周易与中国管理文化 篇1
周易参考书目：
《周易译注》黄寿祺 张善文
《周易评注》唐明邦
《当代易学与时代精神》唐明邦
《周易参同契研究》箫汉明
《阴阳大化与人生》箫汉明
《周易概论》刘大钧
《纳甲筮法》刘大钧
《易学哲学史》1-4册朱伯昆
《内圣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阐释》余敦康
易经知识整理：
五经《易》为之原----班固
三易：连山易，以艮卦为首；归藏易：坤卦为首；周易：乾坤为首
不易：天地永恒，大道不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
变易:变者，阴阳消长，自强不息，乾道生也
简易：简者，阴阳错隔，厚德载物，坤道化也
两派：
象数易学：用数学、数字、卦、挂图来学习和运用易学。
义理易学：义理作为易学两大要素之一，是易学的经义名理、哲学思想，是易学的文字系统。与象数一样，义理也是一个动态概念，其含义因时、因人而异。但其基本特征可限定为阐释(易)的文义和道理。也就是说，义理是表示事物属性、功能、品德的抽象意义和表达事物本质规律的道理。
阴爻与阳爻
最多者易解，最难者易解---尚秉和
经卦、重卦（8个经卦排列组成64卦）
文王八卦：后天八卦；伏羲八卦：先天八卦
河图、洛书、九宫图、太极图
占卦三大要素：易学精深，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读卦的方法
上下内外：下卦位主体，上卦位客体
天地人位：天位，事情告一段落，转折关头
九六七八：
乘承比应：比，相近比也；应：三与七应，二与五应，初与四应
错综复杂：
时位当中：阳爻居阳位，阴爻居阴位，为正
阳爻居阴位，阴爻居阳位，不正
阴爻居二位，阳爻居五位，得中
五行论，五行生胜图
天干地支
周易与中国管理文化 篇2
一、侠文化的思想核心———厚生爱民，仁德，天人合一
侠文化中的厚生爱民意识，与《周易》如出一辙。金庸大师借郭靖之口道出了侠的思想道德核心：“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易·系辞下》说道：“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这种厚生爱民的意识，使这些侠士们的形象光辉灿烂。周易六十四卦第二卦坤卦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中非常强调德的重要性。坤厚载物，德合无疆等，都强调了道德的重要性。而侠文化，没有这样的精神内核是无法发扬光大的。
天人合一是《周易》的基本哲学思想，而中国侠文化的最高理想，就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天人合一”指的是与宇宙自然界的生生之德完全合一的存在状态。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包罗天、地、人、事和物的完整的宇宙世界。另外侠文化中所强调的“道”，也是集道德、道义、中庸之道、天地之道的统一体。这些在周易中都有论述。
二、孔子与《周易》
《周易》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孔子即是三圣之一。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对周易做了极其深入的研究，并作了《易传》。他将儒家的哲学思想带入了《周易》，丰富了它的意义。孔子提出了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这九个卦加以解说。履，是道德的基础;谦，是讲谦虚;复，是讲及时回复到正道上来。恒，就是讲坚持操守，不能二三其德;损，是说减损个人身上的缺点私欲;益，是道德上的增进;困，是道德好坏的分辨;井，是道德的立足之地，利人而不搬迁;巽，是道德的制宜，不能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道德就成了教条主义。这些就是孔子认为《周易》所表达的人生的道德标准。这对中国的侠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能遵守这些标准的侠士我们称之为儒侠。《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他不仅是儒侠中的侠之大者，而且也是一切侠中的侠之大者。他在《射雕英雄传》及《神雕侠侣》中矗立起真正的大侠形象，突出了他“忧国忧民”的宝贵的儒家精神，这种忧虑的精神，也即《周易》所强调的“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三、侠文化与《周易》
为了更好地探讨侠文化，我们可以将其分为文侠文化和武侠文化。文侠文化同儒家思想是分不开的。儒教，使得侠士们天下为公，他们代表着社会的良心，同样也代表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文侠们的人生哲学，是儒。儒，在中国，是哲学，同样也是宗教。文侠们当有苦闷，便写诗作画，抒发惆怅。文人墨客们喜诗书，好丹青，晓金石，通音律，他们是中国璀璨文化的重要创造者。同时，为了体现自身的人生哲学，他们撷取了诸多元素，赋予其哲学内涵，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愈加生动。
说到武侠文化，不得不提到这些侠士们的武功。首先武功的指导思想是：阴阳太极。《周易》系辞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哲学思想之一，他认为整个世界是在阴阳两种相反相成的力量的互相作用下不断运动、变化、生成、更新的。而太极更发展为张三丰独创的一个武功门派。那么，《周易》中是怎样论述太极的呢?太极，为初为一，可化成万物，又可至无穷。太极原是天地、乾坤、刚柔、阴阳、理气等一切相对事物的混合体，可以不断一分为二。“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就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上达于天命而复归于宇宙的太极。
侠文化中的布阵之法与武功套路，无不与周易息息相关。“易”这个字本身表现的就是变化，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太史公自序》中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系辞中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道也屡迁，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为变所适。”布阵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各种因素都配以五行、干支，充分发挥他们之间的生、克、冲、合关系。之后又变化莫测，可以说将变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诚如古诗所讲：“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至于武功路数，我们所熟悉的“降龙十八掌”就来自于周易的乾卦，如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等等。《周易》中的很多爻辞，成为了武功招式的名称。
《周易》的阴阳，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当阴阳与中医结合，便成了一种方法论。中医认为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也超越不出阴阳这个道理。五行，即金、水、木、火、土，它们在中医理论中，与人体的五脏相配合。中医的理论经典《黄帝内经》就汲取了《周易》的精华，并把它创造性地和医学相结合，使中医成了一门具有很高哲理水平的自然科学。所以我们说医易同源。因此，我们看到那些侠士们会诊脉、会调理内吸，为自己运功疗伤，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所熟悉的气功，一是要吸收大自然中的天地之气补充自己，二是要强调保持体内的阴阳二气的平衡状态。被历代奉为“万世丹经王”的《周易参同契》就是根据《周易》写出的练功书。
四、结语
《周易》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单单只是启发了侠文化，它的历史功用还有待我们去发掘、去探索。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经历种种坎坷与考验，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要认真学习《周易》蕴含的哲学思想，并用它来指导我们的人生，形成我们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同时，我们也应保有一种侠的精神，成为常变常新的人。
参考文献
[1]祖行.图解周易.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2]绍伟华.周易与预测学.花山文艺出版社, 1989.
周易与钟文化 篇3
钟在16世纪初从海外进入中国，开始都是外国使节送给中国的皇帝的，慢慢朝里的文武官员看到皇帝喜欢这种洋人送来的钟，于是也在自己的府邸里面摆上这种摆设，而接着是城里面的商贾富人看到皇宫和官员都喜欢这种摆设也是跟风在家里面摆上西洋来的钟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这个西洋过来的钟除了时髦外它还会发声，指针转一圈阳光就往西面走半个时辰，这个指针不停地转就好像转运的风水轮流转一样，加上里面的主要机械设备都是纯铜制作，铜在中国风水学中是化煞六宝之一并排在首位，于是人们从追求时髦外开始研究在这个西洋钟怎样摆设对我们的生活，财运，身体健康等方面进行研究和总结。
现代风水与钟文化
现代风水认为钟就是一个八卦：从凌晨起是子时，
（23-01）点对应子时，子是兹的意思，指万物兹萌于既动之阳气下。
（01-03）点是对应丑时，丑是纽，阳气在上未降。
（03-05）点是对应寅时，寅是移，引的意思，指万物始生寅然也。
（05-07）点是对应卯时，卯是茂，言万物茂也。
（07-09）点是对应辰时，辰是震的意思，物经震动而长。
（09-11）点是对应巳时，巳是起，指阳气之盛。
（11-13）点是对应午时，午是仵的意思，指万物盛大枝柯密布。一天的纯阳之气在此逆转了，阳与阴悄而无声地转换。
（13-15）点对应是未时，未是味，万物皆成有滋味也。
（15-17）点是对应申时，申是身的意思，指万物的身体都已成就。
（17-19）点是对应酉时，酉是老的意思，万物之老也。
（19-21）点是对应戌时，戌是是灭的意思，万物尽灭。
（21-23）点是对应亥时，亥是核的意思，万物收藏。
时钟转了一圈完成了一天，也完成了一个阴与阳，世上万事万物也完成了各自内在规律的诞生-起步-发展-高潮-衰落-死亡-重生的这一个永恒不变的规律，历史也在不断地重复。
钟摆缓慢而有节奏地律动，昭示着时间，生命，运动，规律，平衡之间的关系。
在现代风水学上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一个镇宅的宝物，有八卦的功能，又有风水轮催财补金的效应。在运用上，时钟的摆动和打鸣声可以提振和清新家中的气能（这个和我们的祖先发明鞭炮在过年时或者开张时使用是异曲同工的：目的就是清洁磁场，除旧迎新）；在风水上，时钟有韵律的滴答声会给家庭的成长带来更多的规律和节奏感，因此厅及房间的挂钟是必须的，而带摆舵的则更佳。因为室内无人时，气是静止，钟的摆动能令室内的气运动起来，使室内充满活力。但是，时钟的挂法若不明理气，挂在厅堂的正中就错了，因为钟的种字音像终，故挂在厅堂的正中，则无论何人一进门，一抬头就见钟（见终），一抬头就见钟（见终），故宜挂侧旁为吉。并且居室内的主钟只需一个，其余钟不要过多。
钟选择与摆放方位
室内时钟的摆放：
1. 选择时钟的形状
随着款式的多样化，随着人们追求时尚，时钟已经不仅仅是起到告诉我们时间的作用，更多的情况下充当装饰品的作用，因此，人们就为了标榜潮流，往往忽视了风水之道。从五行来讲，时钟属于金，对于饿金的人来说，在家里放一个钟可以起到补金的作用。而三角、四方、或其它奇形怪状的时钟就破坏了金，圆形的钟属金，如缺金的人可选择圆形的时钟。
2. 选择时钟的颜色
大千世界，每个人的喜好都不尽相同，对于时钟颜色的选择也不尽相同，究竟应该怎样选择时钟的颜色？若钟摆在东或东北方位，宜选用黄、红、灰色；若钟摆在南或东南方位，宜选用绿、黑、蓝色；若钟摆在西或西南方位，宜选用黄、红、灰色；若钟摆在北或西北方位，宜选用白、金、黄色；若钟摆在东北或东方，宜选用绿、黑、蓝色。
3. 摆放时钟的位置
周易与中国管理文化 篇4
And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Axial Period
Abstract: A great transformation from theological type to secular type took place in Axial Period of Chinese culture. The transformation set up ‘mindology’ as humanistic tradition, which is now one of the precious resources for modernization. Nevertheless, it made us lost the individual spirits as ‘primary substance’, the consequences of which are contradictory to modernity.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had undergone three phases, the classical representation of which just was the conditions about the texts of the Book of Change as follows. Its start was the ideas in the Yi&n bsp;Classic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its development was the explanation to the milfoil-divination in the Zuo Commentary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its completion was the thoughts in the Yi Commentary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recisely because these above, the Book of Change became afterwards the leader of all the classics and the resource of all the behaviors.
Key Words: the Book of Change; the Zuo Commentary; Chinese culture; the Axial Period;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e
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在“轴心时期”、即西周、春秋、战国时期[1]曾发生过一次大转型;但是，关于这次转型与《周易》[2] 之间的关联、尤其是其现代意义，我们还不是十分清楚，这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作为分析方法的基本观念
《周易》史观与中国古代历史哲学 篇5
《周易》历史观的内容及其价值曾有不少学者论及，但多数似乎语焉不详。至于《周易》历史观对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更是个研究的薄弱环节。
一、《周易》历史观之意蕴
中国之有史书，当以《春秋》为先。 《汉书·艺文志》叙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是说《尚书》以记言为长，而《春秋》原为记事之籍，后经孔子删节，整理为“六艺”(六门课程)之一。然《春秋》一书，到了汉代，经学家们却宣称：孔子“笔削春秋”，故蕴有微言大义，以为《春秋》之书法在寓褒贬於记事之文字中，用以示“正名”，定“序分”。—部《春秋》就非一般的史书，而成了作“经”之法，旨在“借事明义”，为后世立不易之准则。尤其是董仲舒“谨案《春秋》之中”， “以观天人相与之际”，搞出个“奉天法古”、“三统”、“三正”的循环论历史观，作为经学正统的重要内容。《春秋》之史学被纳入经学，从中阐发出儒家的古史系统，长期影响着后世史观、史学的发展。这样，在正统儒家那里，历史哲学往往成为经学的婢女，且以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理论上的形而上学为主要特征，难有自身相对独立的地位。
那末，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文化源头究竟在何处呢?我以为在《周易》。《周易》一书，虽源于卜筮，却以其“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路，由二爻六位;六—卜四卦的象数结构模式，构造成三才一体之道，蕴有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内涵。近年再版的胡朴安著《周易古史观》一书，就认定《周易》是一部历史典籍，又“本《序卦》之说，于古史立场而解说之”(见该书《自序》)。尽管有人对此提出驳议，但也承认胡氏之说“的确是创见”(刘长允：《“周易史观”驳论》，载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这可以作为《周易》具有史书之特征，并蕴有史观内容的一个例证。
《周易》的历史观，由《周易》古经发展到战国末的《易传》，有着明显的体系，并奠定了中国古代历史哲学的基本范畴和理论框架。
首先， 《周易》(尤其是《易传》)把天人之际问题的探讨纳入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思想体系，“推天道以明人事”，在宇宙有机论基础上，循天地自然之“道”作为考察社会人事演变的出发点和指导依据。《易传·说卦》上讲到：圣人之作《易》，乃“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说《易》书之作，乃“圣人”受神明暗中赞助，固体察到天道之妙而创揲蓍之法，据天地两参之意而立“大衍之数”(五十又五)，又观阴阳之变，辩刚柔之别、合三画六
爻以成卦，其过程是不乖于天之“道”，不逆于人之“德”，不乱于处事之宜，穷尽万物之至理和生命的本性，最后达到对天命的客观法则的把握。很显然， 《易传》的这套说法，虽渗有占筮观变的神道设教，但其思路却以阴阳刚柔的自然之道为据，力图将天地自然和社会人事(包括伦理道德)作为一个整体和统一的过程加以考察。
这种考察，在内容上可以概括为“三才两之一顺”之说。 “三才两之”，即“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以为“道”普遍存在于天、地、人之间，然又无独而有对，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属性。其属性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终归结于“一顺”，即‘将以顺性命之理”。 “三才两之一顺”之说的实质，就是肯定了天地自然准则(阴阳之道、刚柔之变)和社会人事原则(仁义之理)的联系和统一。然其侧重点还在把天、地、人三才之道的“道”伦理化，使之合于“性命之理”。这一思想，源于早期儒家关于天人相通的观念，旨在说明天地自然与社会人事非互相对待之二物，而是一息息相通的有机整体，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当然， 《易传》并不了解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本质和内在根据，但它确实首创性地说到了这个过程的两项具体内容：
(一)用宇宙万物之生成来论证人类社会的源起过程。
《易传·序卦》说：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这段话，通过对宇宙万物与人类生成过程的具体描绘，强调了两者间的联结，以为人类社会中的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之产生及上下之居位，犹如“有天地然后有万物”那样，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明确排除了神意和天命的主宰。由此可见， 《易传》并不局限于儒家立场，而同时吸收原始道家关于宇宙生成论的思想资料，并根据道家的气化观念加以引伸，闸发“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基本思想，以明全宇宙之气化鼓动、振荡不已，故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义，从而把人类社会之源起看成效法自然，遵循天道的过程。
(二)以天地自然之“道”来推导社会等级秩序和道德伦理规范的形成。
《易传》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宇宙有机论原理来解释人类社会之源起，还内在地包括着对社会秩序之形成机制的考察。《系辞传上》称: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又“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 典者， 常也，礼，同理。《易传》以为，社会人事中的常则，恒理(礼义制度，等级秩序)，是圣人“象其物宜”， “观其会通”而仿效建立并加以推行的。《易传》又讲： “知祟礼卑，祟效天，卑法地”，视知礼之所以高明而受敬崇，系效法天道而来：循乱则以卑顺为旨，体现力效法地道(参阅徐志锐： 《周易大传新注》)，同样肯定了人们道德规范的制定是效法天地自然之道的结果。
《易传》还围绕着“天秩有序”的命题展开论证。《系辞传上》称： “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此《易》之“序”，就社会人事言，是指人之处位有上下，贵贱之分，与自然界万物产生之有先后而成“秩”相应，据此说明社会中夫妇，父子之生有先后(秩)、君臣之处位有上下(序)，一如“天秩有序”那样，也是自然合理的。其旨虽主要在把儒家伦理纲常“天秩有序”化，以确立其不可违之权威，但同时也蕴涵有对对社会人事制度和自然天道秩序的相通性、一致性的承认，有助于人们站在自然哲学的立场上，排除宗教神学的干扰，理性主义地探讨社会人事秩序的建立及其沿革。
其次，将变易观念引进历史观，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前进性、发展性，初步形成了朴素形态的进化史观。
《周易》的“变易”观念，总体上是作为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普遍原则提出的。《易传》称： “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丰卦·彖传》)以为天道自然是不断地盈虚消息，与时变化，那社会人事亦当如此。《易传》还提出两个基本命题：一是“生生之谓易’，认为“易”者“阳极生阴，阴极生阳，一消一息，转易相生”，肯定了“易”之“变”是个不断生息、生成的过程。转化在社会人事上，则“日新之谓盛德”，肯定了人伦道德也循易理而有不断“日新”的发展变化。二是“通变之谓事”。这里讲的“事”，乃指“圣人”通晓变化之“理”、推之社会人事而成就之事业，即“富有之谓大业”。又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传·系辞上》)强调了社会人事上的继善成性，亦是效法“阴阳之道’的变易规则。
在“生生”与“通变”相结合的基础上讲“变易”，就突出了社会人事的变化也是一种生息不断的生命过程，其“日新”，其“继善成性’，就内蕴有进化的意识。这种进化的`意识，体现在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时，使《易传》能看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于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棺椁”，“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系辞传下》)肯定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步。
值得注意的是，《易传》还特别以“革故鼎新”作为人类历史进化的基本环节。《序卦传》说：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者，古代传国之礼器，王都之所在，即鼎之所在。引申为王朝确立的象征。革卦在前先明变革之意，后接鼎卦，则以礼器之变迁来说明新君主、新王朝确立的合理性。其意虽直接讲天道移易，更相授命，但《序卦传》强调：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此据韩伯康注解： “既以去故则宜制器、立法以治新”，又旨在阐明朝代更迭中的 “革新”之理。所以， 《易传》曾热情地歌颂过“革”之义：“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革卦·彖传》)以为朝代更迭中的革故鼎新，是“顺天”而“应人”的过程，如能恰当地把握好这变革的环节，再加以人为的促进和推动，就是历史的进步。所谓“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卦.彖传》)，当然包涵了对人们的社会行为和道德伦理进化的承认。
第二，在肯定天地自然之道与社会人事秩序相通的同时，又确认两者之间的区别，开启了对社会历史进程及人事秩序的特殊性问题的探讨。我们知道，从孔孟到汉、宋的正统儒家都持天人合一说，在历史观强调人事秩序与自然之道的一致，导致以天道普遍规律代替社会人伦准则。 《易传》的天地人“三才之道”则与此有别，其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中，阴与阳是就“道’(气)而言，柔与刚专就“形”而言(刚柔者，阴刚之凝而
成质)，仁与义则就“性”而言，三者之间有不同的形质、属性和各自的作用，不能互相替代，虽贯有相似的准则、秩序，但其具体内容和特征则有差异。所谓“天地设位，圣人成能”(《易传·系辞下》)，是说天地设位有其自然功效，而“圣人”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与天地结合为三(参)而成全天地之功。这一思想正好和荀子“明于天人之分”说相通。荀子提出： “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天论》)此处“参”，可以理解为《易传》三才之道之“三”与“圣人成能”之“能”的发挥，肯定了人有不同于天道的作用和功能，强调了人以“礼义”原则组成“群体”力量，参与天地之化育而“全其天功”，高度重视了社会人事的自身组合和特殊功能。
二、对魏晋、唐、宋间历史哲学发展的影响
《周易》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哲学发屉的一个源头活水，其史观曾发生过两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方面，它的变易进化观念常被许多哲学家利用为进一步阐述人类历史的变易性和进化性的思想前提，丰富了历史哲学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又为那些力主革新变法的先进思想家批判保守的正统史观、倡导社会政治变革提供了历史哲学的根据。这在玄学家王弼，唐代刘禹锡、柳宗元和刘知几以及北宋的李觏，王安石那里，表现的尤为明显。
在汉代，因为有了儒术独尊，思想文化领域是经学一统的天下，这制约和影响了儒家为代表的正统史观贯穿着唯心的天命说和独断主义的命定论，其有很强的保守性和复古色彩，势必束缚历史哲学的发展。汉魏之际，儒术独尊的局面开始瓦解，名教出现了危机，在意识形态领域儒学虽仍为思想正统，然以“三玄”为宗的儒道融合的思潮逐渐蔚为大观，终于在正始年间发展成玄学运动。尤其是王弼，在提出“祖述老庄”、 “立论以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命题的同时，仍依据儒学的传统立场，着重於《周易》的观念和思维方式，阐发出一个思辩性很强的玄学体系，力求在哲学理论的层次上思考历史经验和社会政治治理问题。他尽黜汉代以来繁琐的象数之易，集中阐发《周易》之义理，结合历史进程总结曹魏政治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故於历史哲学上有所创获，对《周易》史观作了理性化和思辨化的发挥。
首先，王弼依据易理关于动与静，道与权关系范畴的分析，探讨了历史发展与社会治理中的不变与唯变的问题。王弼肯定：“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周易略例·明彖》)，这当然包括对社会历史必然趋势的承认，同时又强调社会的治理还要适应“权变”的原则，说“权者，道之变，变无常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设”(《论语释疑》)，主张破除那种命定论的、不变论的社会历史观念。进而断定： “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唯变所适”(《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提倡要因时因地采用不同的对策加以适当的处置。其次，王弼又应用《周易》的“因革”观念，考察社会发展中的治乱关系，提出“乱极生革，革然后致治，天下之势乃定”的思想，把社会正常秩序的确立看成是经因革转
换、由乱致治的过程。他还依据“凡不合然后乃变生”(《周易注·革卦》)的命题，着重阐扬《周易》的“革故鼎新”之意，称：“革去故而鼎取新。取新而当其人，是故而法制齐明。……鼎者，成变之卦也，革既变矣，则制器立法以成之焉。变而无制， 乱可待也，法制应时，然后乃吉”。 (《周易注·鼎卦》)王弼把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革故鼎新看成某种必然的现象，其内容则在革陈不合理的法制(易故)，并持变“应时”， “制器立法”，建构新的法制秩序(“取新”)，这叫“改命创制，变道已成”(《周易注.革卦》)。需要指出的是，王弼的“改命创制”和汉代董仲舒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基础上讲“更化”、 “改制”显然有别。他没有董仲舒那种“天意主宰”，循环复古的意识，而是强调“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老子注》三十三章》，视官长法制为“朴”散之为器的结果，肯定了社会秩序是依据自然变易之道经“因革改制”而成。所以，王弼在阐发社会历史观上的“以无为本”思想时，就讲到时机未到当然“不可以有为”，而当“变生”之机，则要“应天则命”，积极有力，至于“变道已成”，方
归于无为，即“功成则事损，事损则无为”(《周易注·革卦》)，反映了王弼追求社会大治、太平的愿望。当然，王弼的追求有强烈的时代内容和儒家色彩，他断言， “贤愚有别，尊卑有序，然后乃亨，故先元吉而后乃亨”(《周易注.鼎卦》)，还是以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为标帜。
第三，王弼还吸收《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主动精神，主张在“改命创制”的过程中发挥人为的主观能动性，称： “夫能辉光日新其德者，唯刚健笃实也”(《周易注·大畜卦》)，强调： “成大事者，必在刚也”(《周易注·小过卦》)，表明王弼在援儒入道时，已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道家消极无为的阴柔之道，而溶铸了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历史意识。这是《周易》史观影响于魏晋时期历史哲学发展的一个积极成果。
《周易》史观的积极精神在唐代有了新的进展。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可说是应用变易进化观念鉴别史实，考察史变的杰出代表。他以秉笔直书的实事求是态度， “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他明确反对正统儒家那种“爱憎由己，厚诬来世”的史学态度，指出： “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 (《史通》卷十六《杂说》上)特别是他承王弼以来“物无妄然，必有其理”的易学传统， 引进“势”的观念，考察史事变迁和治政得失，指出： “古今不同，势使之然”，强调：“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批评那些“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如守株待兔者。(《史通》卷八《模拟》篇)在《易传》和韩非的基础上进一步闸发了社会古今之异和历史进化之势。
与刘知几相呼应，柳宗元和刘禹锡也继承、发展了《周易》的变易史观，对唐代的历史哲学作出了贡献。柳宗元将天人关系新论贯彻于社会历业领域的考察，虽仕途坎坷，身囚山水，仍潜心史事，常有创见。他把韩非“势”的观念和《周易》变易史观结合起来，具体分析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的过程是“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封建论》)，着重探讨了社会历史的必然性问题.又指出：惟人之初，争斗不断， “于是有圣人焉，曰黄帝，淤其兵车，交贯乎其内，一统类，齐制量”，以后有尧， “置州牧四岳，持而纲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参而维之”(《贞符》，见《柳宗元集》卷一)，肯定了社会礼义制度和道德伦理两方面的演进都有个自然而必然的趋势。而刘禹锡则提出“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的思想，从势数结合的角度，确立了历史观上的理势合一论，进一步发展了《易传》关于社会历史进程及人事秩序特殊性问题的探讨。他说： “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故余曰： ‘天与人交相胜耳’”。又称： “天之道在
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则，其用在是非”。 (《天论》上)明确区分了自然作用和人事功能，强调人依靠礼义、法制，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参与天地之化育井交相取胜，发展出一种积极的、能动的社会历史意识，丰富了唐代历史哲学的内涵。
北宋思想家李觏站在事功之学的立场上解释易理，其著《易论》十三篇曾专就“人事”而言，侧重探讨了社会人事的历史变迁问题。称： “八卦之道在人， 靡不由之也”， “圣人作易，本以教人”。又继承王弼义理之易的传统，指出易理之用无非是使“人事修而王道明。”(《文集》卷四《删定易图序论》)，又称：“若夫释人事而责天道，斯孔子所罕言”，强调“为人上者必以王制从事，则易道明而君道成矣。”主张把社会历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加以研究，排斥了圣人，天意对人事的干预，从社会人事本身来解释历史变迁的趋势和原因。王安石则从“新故相除”的阴阳自然之道推导出“有处有辨， 新故相除者，人也的结论。”(参见《杨龟山先生集·字说辨》)在承认天道自然的基础上，肯定了人事有为能辅助天道。又称： “五事者，人所以继天道而成性者也”，以为“道”既“为万物之所以生”之本， “不假乎人之力”，又“涉平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成也”(《洪范传》)。以注重人为作用的变易进化史观作为其变法新政的理论依据，与李觏相配合，实开有宋—代历史哲学之新风。
三、促成理学正统史观之分化
以儒家为代表的正统史观，在宋代理学那里发展到了顶峰。理学家以天理史观的形式，把正统儒学历来提倡的神意史观、圣人史观作综合的概括并加以理性化的闸发，把历史哲学纳入其复古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很大程度上把《周易》史观在后来发展中所积定起来的积极的、进取的因素加以抹煞或有意的忽视了。
不过，宋代理学家几乎都曾精研《周易》，深受易理熏陶。从周敦颐著《易通》，张载治学“以易为宗”(《宋史》本传)而成《横渠易说》，程颐作《伊川易传》、到朱熹融会易学史上之象数派和义理派撰就《周易本义》，我们可以看到易理对理学的体系构建和思维方式的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也不能不在历史哲学领域发生作用，促成了理学正统史观的内在矛盾。
矛盾表现之一，宋代理学家在史观上既尊《春秋》为宗，亦奉《周易》为源，尤注重易理对考察社会人事的指导意义，透露了某些突破正统史观的倾向。朱熹就讲到：“上古之书莫尊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然此两书皆未易看。……若要谈此两书，且理会他大义。 《易》则是尊阳抑阴，进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虚之则。《春秋》则是尊王贱伯，内中国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 (《朱于语类》六十七)他又发挥易之“明消息盈虚之理”，称：“易之为书，因阴阳之变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无所不备”(《文集》卷四十三《答李伯谏》)，据此解释历史研究中的“执古御今”说，认为“执古” “便是易书里面文字言语，御今，便是今日之事”。 (《文集》卷八十五)这和董仲舒等正统儒家持《春秋》以为“奉天法古”之本的形而上学历史观还是有区别的。
矛盾表现之二，是理学家一般吸收了易学“物无妄然，必有其理’的思想，也受柳宗元理势合一观念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承认历史发展中客观趋势的存在，和朱熹所述“陶铸历代之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又“一本于圣人之述作”的史学主旨亦有相违之处。朱熹治史，一方面断言：古今史事之变是“合于天理之正，圣人之心”(《通鉴纲目后序》)，以圣人心术为历史变迁进程的主宰。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历史发展本身毕竟有着“非人力之可为”的“当然之理”。说： “圣人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然势不到亦做不得”，意识到历史中还有圣人心术难测，难御的客观趋势的存在，认为“会做事底的人必先度事势，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进而肯定：历史发展“势不容己，柳子厚亦说得是”(均见《朱于语类》卷一二二)，显然和柳宗元的理势论历史观有点接近了。
矛盾表现之三，引进易理的“物极必反”， “传承因革”的思想来考察社会历史的变迁过程，这和理学正统史观的复古、保守倾向有对立的一面。二程已承认“物理极而必反，故泰极则否，否极则泰”(《伊川易传·否卦》)的一般发展原则。朱熹则认为“易中详识物情，备极人事，都是实有此事”(《朱子语类》七十二)又将易理引伸于社会历史进程的考察，提出： “若夫古今之变，极而必反，如昼夜相望，寒暑之相代，乃理之当然，非人力之可为。是以三代相承，有相因袭而不得变者，有相损益而不可常者。”(《古史东论》)肯定了社会历史发展中有着“相因相革”的必然过程。他还讲一步分析社会历史因革变易的原因在有“弊”，指出： “科举是法弊，大抵立法只是立得人之法”， “任法不任人，乃是法弊。人弊可以易人，法弊则必当变法”。 (《朱干语类》一o九)强调“革弊须从原头理会”(《朱子语类》—o八)，在复古史观的框架内也包含了某些变革，进化的观念、意识。
理学正统史观的内在矛盾，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周易》史观对宋代历史哲学发展的积极影响，也为正统史观后来的分化准备了条件。到了南宋时期，吕祖谦侧重闸发其理势论历史观，更使这种分化公开化了。并由此构成了导向王延相、王夫之历史哲学的—个重要环节。
从理论倾向和思想立场上看， 吕祖谦当是个正统理学家，自称为学之旨在调和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 “欲会归于—”。但他又与陈亮友善，受事功之学影响，在历史观上也贯彻经世致用精神。他明确指出：治学“先立乎其大者”，即“须看一代之所以升降，一国之所以盛衰，一君之所以治乱，一人之所以变迁”，着重考察各代政事治乱、社会变迁的前因后果， “欲具体统，源流相接”(《左氏传说》卷二十)。显然，他把《周易》史观影响下对历史发展必然之“理”的探讨，发展到明变(寻流)，求因(探源)，主张“观其所变”， “看史要识得进节不同处”，揭示历史变革中“盛之极乃衰之始”的过程(见《左氏传续说纲领》)。吕祖谦还强调： “观史当如身在其中”，提倡以设身处地的心态，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其趋势作出判别和预测，如同“看史须看一半便掩盖，料其后成败如何?”(《杂说》，《遗集》卷二十)，深化了对历史发展必然性问题的考察。
明代的王廷相则提出古与今，必然与偶然的关系，深入考察了历史变迁之“势”的具体内容。他认为： “是故男女之道，在古尚疏，于今为密，礼缘仁义以渐而美者也”。以礼义道德之逐步完善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又认为：郡县制之建立， “势也，非秦也。虽一人之私也，天下之民利之，则天下之公也”。(均见《慎言》)在王廷相看来，秦始皇主观动机之“私”所以能实现，原因是其客观效果上合于“天下之公’。意味着能透过个人动机的偶然因素，来揭示历史现象背后隐蔽着的必然性，为后来王夫之在理势合一论的基础上，系统地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问题奠定了理沦前提。
四、《周易》史观和王船山对古代历史哲学的总结
从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进程来看，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是中国古代哲学总结的代表。他提出， “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读四书大全说.孟子.尽心上》)，从气一元论出发，对宋明以来的“理气”(道器)与“心物’(知行)之辩作了合理的解决，进而在历史观上强调： “总将理势作一合说”，表明他在历史哲学上山提出了总结的任务。
王夫之是易学大家，所著《周易内传》，《周易外传》是易学史上的名篇，其哲学代表作《张子正蒙注》又以溶贯和阐发易理见称。所以，王夫之对古代历史哲学的总结，是和他自觉地应用和发挥《周易》史观密不可分的。这可以从下述三方面加以说刚.
(一)承继《易传》的变易、进化观念，明辩理势关系，强调两者不可“沟分”，初步涉及到要在社会现象和历史内在根据的统一过程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王夫之强调“天下之变会通于一理”，而理“只在势之必然处”。 (《读四书大全说》)据此立论，他论述了理势关系的两重涵意：一是指明“理不可得而见”，属于蕴藏在历史现象背后的一种必然性，但强调： “势因理成”， “离理无势”， “理顺斯势顺矣，理逆则势逆矣”(《尚书引义》)，肯定了“理”支配“势”。二是指出理势关系又是“理成势”与“势成理”两者的相辅相成，认为“理势不可以两截沟分”， 断言： “看得‘势’字精微， ‘理’字个大，合而名之曰‘天’”。 (《读四书大全说》)理势合一才体现出社会历史发展有合乎自然的规律性。
尤其可贵的是，王夫之还承认理势可知，认为顺应并实现理势合一的历史规律可达到公天下之人，利天下之物的目的。他称： “虞、夏、殷、周之法，屡易而皆可师”“夫知之者，非以情，以理也，非以意，以势也。理势者，火人之所知也。理有屈伸以顺平天，势有重轻以顺乎人。则非有德者不与”，进而断定： “君天下之理得，而后可公于人，君天下之势定，而后可利于物”。 (《尚书引义·立政周官》)把隋唐以来的理势论历史观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二)发挥《周易》史观的“因”、 “革”观念，提出治乱、离合，续绝的关系范畴，用朴素的对立统一观点考察人类社会的变迁过程，深化了对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认识。
王夫之考察历史发展之必然性，同时伴随着对正统史观的批判和对传统的治乱循环论的改造。他指出： “正统之说，始于五德。五德者，邹衍之邪说，以惑天下，而诬古帝王以徵之，秦、汉因而袭之，大抵皆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齿也’。 ( 《读通鉴论》)严斥邹衍以“五行相以转用事’立论，视社会历史为五德“终而又始”的循环过程的“邪说”。而秦王赢政用於论证始皇观念，汉代董仲舒以三统三正的循环为王道正统永恒的依据，在王夫之看来，总不过是“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齿”。他虽沿用正统论者的说法，讲：“治乱循环，阴阳动静之几也”(《思问录》第33页)，但他特别注意社会治乱循环过程中的离与合、因与续的关系，提出了历史发展中存在着续统与非续统，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互相联结的问题。他指出，历史决非如正统论者认为的那样“合而不离，续而不统”，并引证史事作史鉴，断定“天下之不合与不续也多’，又详细论证中国历史上已经历过的三次治乱、离合的“大变”：春秋之世“各据所属之从诸侯以分裂天下”， “至战国而强秦，六国交相为纵衡”， “此一合一离之始也”，汉亡而有三分天下以后，五胡起，南北寓，而隋苟合之以及唐，五代离而宋乃合之。此一合一离之局，一变也”，至於宋亡以迄于今，当其治“中国有其主”，当其乱则“中国并无一隅分据之主’， “此又一变也”。 (《读通鉴论》)进而说明历史中所谓“统”者，乃“绝而不续”，在承认历史发展有相因相合的连续性外，更强调了有相离相绝的间断性。
王夫之能如此具体地阐述治乱、离合、续绝的历史辩证过程，显然和他贯彻《周易》的因革观念有关。他强调： “承治者因之，承治者革之，一定之论也”， (《尚书引义》卷五)认为历史的进程要“止乱趋乱”，就须要发挥人为的因素，适时把握因革关系。又例举“舜之承尧”、“禹之承舜”， “商之革夏、周之革殷”，说明历史发展中的因革，是据“与时消息”，视不同情况而论： “明王之善用其因革者，岂有一定之成法者”。 (同上书)
值得注意的是，王夫之的历史因革观还包含着他乐于正视社会矛盾和激烈变革的思想，这主要体现为他找出“君子乐观其反”的命题(见《周易外传·杂卦传》)，探讨了社会矛盾的解决形式问题。例如，在评论徽宗晚年的北宋社会矛盾时，王夫之指出：“势极于不可止，必大反而后能有所定”， “倾之而后喜”(《宋论》卷八)，认为在“势极’即矛盾空前激化而又“不可止”的情况下，就要“大反”、 “倾之”，通过激烈的变革来解决，故提倡： “君子善其交而不畏其争”(《周易外传·未济》)的积极态度。不过，王夫之并不以“大反”， “倾之”作为解决矛盾的普遍形式，他说： “两间之化，人事之几，往来吉凶，生杀善败，固有极其至而后反者，而岂皆极其至而后反哉?”(《思问录·外篇》)承认还有矛盾双方“或错或综，疾相往复”，最后达到“静即含动，动不舍静”的互相渗透、调和的状态。这表明，王夫之在考察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问题上有着十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三)进一步考察了历史发展的内在根据，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人之群体在实现历史规律过程中的作用。
“天地之德不易，而天地之化日新”，是王夫之朴素辩证发展观的核心命题。他据易理加以引伸，认为自然之道的“推故而致新”有着内在的自足根据，即“太极”自身“富有充满”’ “成熟扩充，臻于光大”的结果。而人群(社会)作为宇宙万物之一种类，其生殖演进亦有自身原因。他这样讲：“类似相续为藩衍。由父得子，由小向大，自一致万，固宜今日之人物充足两间而无所容”。以为人类的藩衍相续，由消长，增逝的自然原因所支配，经历有“相均”、“相值”的过程，自然趋于平衡， “其消谢、生育相值，而偿其登耗者适相均也”。
(《周易外传》卷四)这样，人类在历史发展中可以通过人群自身的调节(藩衍相
续)，达到自然平衡。其中就涉及对人类历史和天地自然之间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辨析与确认，王夫之曾指明： “在天有阴阳，在人有仁义，在天有五辰，在人有五官。形异质离，不可强合焉”。他引“父与子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志”为例， 肯定了 “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尚书引义》)。王夫之在这里的叙述，实际上提出了历史哲学中—个十分重要而复杂的课题：人怎样在服从自然之道(势所然)的同时，又作为文明的创造者而推动历史的前行?!对此，王夫之曾发挥荀子“制天命而用之”、刘禹锡“天人交相胜”的思想，又吸收宋代吕祖谦肯定社会之兴亡“不在好雄”、 “只在小民之身”(《增修东莱之说.召诰》)的合理因素，指出：“天欲静，必人安之，天欲动，必人兴之”(《诗广传》)，以人之“兴”、“安”，助天之动静，赞颂“大哉人道乎!非对于天而有功矣”。 (《续左氏春秋传博议》卷下)肯定了人具有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历史的作用。而且，王夫之讲的“人”，既指“时君和智力之士”，又包括“一介之民”，已由圣王和英才扩大到“士”与“民”阶层，反映了他对民众创造文明、推动历史的作用有所承认。
周易对中华文化的影响问题 篇6
我的题目是《《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以下几十分钟要讨论许多观念：精简、比类、天人合一，联想，取象，汉语汉字之形成，归纳等。这么多观念很短时间不能讲得清楚，主要讨论的集中于三点。（附图一）
第一《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也是我所以对于《易经》发生了兴趣。
第二《易经》是汉语成为单音语言的原因之一。第三《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审美观念。
我是研究物理学的，没有研究过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语音学、美学、哲学等等。可是对于中国文化的成因，我近年来发生了兴趣，所以大胆的今天在这个场合跟大家谈谈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易经》大家知道是中国非常古老的一个文献，据说是夏朝已经有了最早的《易经》叫连山，商朝有了比较晚一点的归藏，都失传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易经》是西周时候的周易。所以《易经》的孕育前后至少经过一千多年，这个结论我想是大家可以同意的。《易经》里面64卦开始是乾卦和坤卦。如果问《易经》是怎么形成的，以下这个说法大家似乎可以接受：最早中国发展了占卜，因为要对占卜作系统性了解就发展了卦符，所有64卦都有卦符。乾就是六个连线，坤是六个断线。有了符以后还得有名与字。卦名有音，有音还不够，就有一个字。这前后发展的次序我不是研究考古学的，不过我想这个次序很可能多少是对的。
可是我们知道孕育《易经》的年代也正是汉语汉字开始形成的年代，是中华文化孕生的年代。这些卦是“象”，这是周易里面自己讲的，是浓缩了的观念，以卦符卦名将天、地、人的变迁分类为“象”。上面这几句话可以说是用今天的语言来描述到底《易经》的精神是什么：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是《易经》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我认为贯穿到了几千年以来中国文化里面每一个角落。
譬如分类精简，例子极多。今天大家知道中医的理论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把疾病与医药各分成阴阳、寒暖、表里，等类，用这个分类的观念做大前提发展中医理论。这是从《易经》的传统所遗留下来的。像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很多。
一、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生的原因
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萌生。已经有很多人讨论过了。归纳起来大概有五种道理：
第一，中国的传统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换句话就是比较注重实际的，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第二，科举制度。
第三，观念上认为技术不重要，认为是“奇技淫巧”。第四，中国传统里面无推演式的思维方法。第五，有天人合一的观念。
第四跟第五两点跟《易经》我认为都有密切的关系。
先讲第四点，关于推演与归纳两种思维方法。近代科学的思维方法见下图：（附图二）
归纳与推演都是近代科学中不可缺少的思维方法。为说明此点让我们看一下Maxwell（1831-1879）创建Maxwell方程的历史。Maxwell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在十九世纪中叶写了三篇论文，奠定了电磁波的准确结构，从而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二十世纪所发展出来的无线电，电视，网络通讯等等，统统都基于Maxwell方程式。他是怎样得到此划时代的结果呢？ 他的第一篇文章里面用的是归纳法，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必须认识到互相类似的物理学分支。就是说物理学中有不同的分支，可是他们的结构可以相互映证。” 他用这个观念来研究怎样写出电磁学方程式，以流体力学的一些方程式为蓝本。这种研究方法遵循了归纳法的精神。
几年以后，在第三篇文章中他把用归纳法猜出的电磁方程式，运用推演法而得出新结论：这些方程式显示电磁可以以波的形式传播，其波速与当时已知的光速相符，所以“光即是电磁波”，这是划时代的推测，催生了二十世纪的科技发展与人类今天的生活方式。上面的故事清楚地显示归纳与推演二者同时是近代科学的基本思维方法。
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是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其中归纳法的来源是什么？
“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取象比类”，“观物取象”。都是贯穿《易经》的精神。都是归纳法，是向上求整体“象”的方法。
可是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我们怎么可以证明此欠缺呢？请看徐光启的一些话：徐光启（1562-1633）是明朝末年一个大臣，而且是一个大学者。大家知道他是最早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的人，翻译了前六章。他们翻译的原版，现在在国内还有几本，我曾经在北京图书馆去请他们给我看过一本。欧几里德的几何学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大贡献，第一次把推演法规律化，其影响不可以道里计。后来牛顿写了Principia Mathematica。如果你翻一下此书你就会发现他写的方法完全是照着欧几里德几何原本方法，是由公理，定理，然后到证明等等。它是照抄欧几里德的推演法的形式。不幸的是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时候虽早，（那时牛顿还没有出生），可是这翻译有将近三百多年在中国没有发生应该有的影响。
徐光启在翻译了以后，了解到推演法一个特点就是“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
就是一条一条推论不能次序颠倒。这跟中国传统不一样。中国传统对于逻辑不注意，说理次序不注意，要读者自己体会出来最后的结论。徐光启又有这样几句很有名的话： 似至晦，实至明，似至繁，实至简，似至难，实至易。
这也是推演法的特点。懂了推演法的精神以后就知道推演其实比归纳容易。请参阅图二。
下面要讲上述第五点，关于“天人合一”的观念。
“天人一物”，“理一分殊”，“内外一理”，起源于易经每一卦都包含天道地道与人道在内，天的规律跟人世的规律是一回事。
我们知道王阳明格竹子，是要用人世间的“理”追求自然界的“理”，这样当然格不出近代科学。近代科学一个特点就是要摆脱掉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有人世间复杂的现象，自然界有自然界的规律与自然界的复杂现象，这两者是两回事，不能把它合在一起。
当然我讲这句话会使得很多人觉得，尤其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人觉得我对于中国的传统哲学攻击得太厉害了。我完全没有攻击的意思。天人合一的内涵绝不止内外一理，还有更重要的“天人和谐”。天人和谐对于中国的传统影响极大。而且从今天的世界现状讲起来，我们可以问，摒弃天人合一而完全用西方的办法发展下去是否将要有天人对立的现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不过不在我今天所能够讨论的范围之内。
二、汉语汉字的成因
世界上原始语言与成熟语言几乎都是复音的，单音的语言是仅有的。我不晓得任何一个别的成熟的语言是像汉语这样单音的。近年考古学家发现一万六千年以前江西的居民已经采集野生稻为主要的粮食。所以在一万多年以前已经开始形成了中华文化。我们可以相信他们已经有语言，我们也有理由可以假设，这些我们的祖先所用的语言是复音的。那么后来怎么变成单音的汉语呢？ 从复音的汉语变成单音的汉语这中间一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一定有它的道理，因为这是十分独特的事情。
我的一个大胆的假设是：这变化是受了易经的影响。卦名是单音的。乾、坤，……都是单音的。是统治者用的，是神秘的，有重大影响的，念起来有份量的。久之就形成了一个重视单音符号的价值观，而影响后来整个汉语的发展。在座有语言学的专家，我这个讲法是很大胆的，希望不被语言学家批评得体无完肤。我们看元、亨、利、贞、吉、凶、阴、阳、日、月、天、地，这些有声有色，有份量的，讲出来有影响的单音字对于整个语言文字的发展当然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我刚才说我猜想汉语、汉字所以变成单音的语言文字与《易经》有密切关系。
三、中华文化的审美观
《易经》的浓缩化，分类化，抽象化，精简化，符号化的精神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极深又极广。下面我简单讨论它对汉语、汉文法、文学、艺术、书法等的影响。
英文“Word”，通常翻译为字。这不恰当。应翻译为词，是一个或好几个字构成的。比如“现代”，比如“所以”，都是两个字的词。词可以是一个，两个或更多字所组成的，可是绝大多数是一个或者两个字的，不太有三个字以上的词。多半的三个字或以上的词都是复词，或是音译的词。前者例如“外祖父”，“洞庭湖”，后者例如“成吉思汗”。
19世纪开始翻译元素名字的时候也只用一个字，氧、硫、镭，这些在英文里面都是复音的，在中国翻译都变成一个单音的词。为什么这样吝啬呢？我认为在中华文化形成时代，在汉语形成时代，受了易经的卦名的影响，发展出来了精简为美，浓缩为美的深层观念。此审美观影响了词的形成。
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有共同的深层文法，然后在此深层文法之上，不同的语系各自发展，这是Chomsky的一个大发现。比较不同的语言就会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等等。汉语亦然。可是汉语的一大特点就是极少用介词。例如不说“我的父亲”而说“我父亲”；不说“慢慢地跑”而说“慢慢跑”，把介词省略掉了。所以西方人说中文是电报式的文字，尤其是古文。好的古文确实是极美的文学。美的原因之一就是古文不遵循通常文法的发展方式，而力求用最少的词表达出最多的意思。这种审美观念应是易经的浓缩化精简化的申延。
联想在世界任何文学之中都占重要的位置，而在汉文文学之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因为汉文中的词既常常建构于数个单音的字，就往往是根据联想而形成的。譬如风气，风云，风流，风景，风光，风雨，风俗都是联想形成的词。风云一词的形成可用下图表示：（附图三）
这种词的结构更进一步促使汉文学演化成联想的文学，“云想衣裳花想容”，“秦时明月汉时关”就都是升华了的联想。
中华传统绘画所追求的意境与西方传统绘画完全不同，是“观物取象”的象，不是照像的像；是精神的象，不是形似的像；是天人合一的象，不是歌颂自然的像。我认为这种思维精神是从易经来的。至于说易经对书法的影响，更是非常清楚了。书法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占极重要的位置，是其它文化所没有的。
《周易》与现代管理:乾卦与管理 篇7
《周易》虽然是远古的著作,但后来经过周文王、孔子的修订,使它从一本占卜书,成为了哲学书。到今天,《周易》的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思想的一部分,很多日常用语都是从《周易》而来,比如说:否极泰来、乐天知命、无妄之灾、不速之客、三阳开泰、文过饰非、风雷激荡、防微杜渐、自强不息、反目成仇、立竿见影、物极必反等。这些思想影响了我们每个中国人,而我们平常没有察觉,也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做为“百姓”,不知道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高层管理人员,就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管理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因为他们的基础都是对人性的了解,对于现代的管理者尤其重要。古语说:“不学易,不可为将相”。怎么样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把“变易”的、“不易”的事情,变成“简易”的事情呢?这是我们研究的主要问题,也是管理者的职责。因此本人站在管理的角度来看《周易》,希望能给管理者一些新的角度和启示。
乾卦
1、乾:元,亨,利,贞。
无论是老板、管理者、普通员工,每个人都想成功,显然他们对成功的定义不一样,老板可能认为有10个亿才算成功,经理人可能想成为金领算是成功,员工认为只要有房子,生活美满就是成功了。但成功的道路往往是相同的,成功的路上有些类似的规律,要经过的几个步骤和容易犯几个错误,这就是乾卦反应的内容。卦辞元亨利贞就是原始、发展、成熟、收藏四个阶段,其中六个爻辞强调要从自己身上下工夫,不断修炼自己,提升素质,也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这个过程中要找到支持者,尤其是来自上司的支持。
2、初九:潜龙,勿用。
作为一个员工新加入公司;作为经理新接手一个部门;作为老板开创新事业,都要牢记“潜”字,要学会默默地等待机会。
你是龙,你很有能力,这只是你个人的看法而已,别人可能认为自己有能力,你是“虫”。这时过于张扬很危险,因为别人在评价你、在琢磨你、在评估你的实力。而你不了解情况,不了解别人,这时盲目许愿、盲目决策非常危险。
企业的新人、接受新部门、开辟新市场,都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看:别人在看你到底有没有实力。如果没有相当的实力,你的位置一定坐不稳当,打下来的市场也守不住。第二阶段是打:你有实力,我也要打击你,让你感受到我的存在、我的厉害、显示我的权威。第三阶段是拉:暂时没有打死,你工作表现还不错,就采取各种手段拉拢,为我所用,一起来对付别的对手。
在刚开始的阶段就可能遭受这三种力量,如果你过早地露头角,就是“敌人在暗处,你在明处”,失败的一定是你。你的上司会为你的决策感到突然,认为你太嫩,太毛躁;你的下属会感到觉茫然,认为你不了解情况。多给上司,给下属,也给你自己一点时间,做“潜龙”,时间是建立信任和理解的基础。
3、九二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初期“潜”是可以的,长期就不行了,总要有所作为,否则就真是“虫”,或“死龙”了。
我们经常听到俗语说:“是非总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想要有所作为的人,一定要出头,但绝对不可以强出。在出头以前要评估一下,周围的环境允许吗?你的上司支持吗?自己的实力够吗?如果这三个条件都具备,就可以出了。其中自己的实力是基础,上司“大人”的支持最关键。没有上司的支持,别人也可能不支持,你也一定没有信心,就不会成功。
在得到上司支持时,场合与时机也很重要。这里说的是“在田”,也就是在基层。当上司去基层视察时,提出自己的想法是个好时机,如果合理,一定会得到批准,因为上司正是“带着政策下来的”。如果是“在厅堂”,上司的架子摆得十足,通过你的方案恐怕不容易,要经过一些波折,才符合公司的“管理规定”。
4、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在出头时也要非常小心,毕竟很多人习惯一个干,一个看,还有一个在捣乱。在具体操作时,要“夕惕若”,也就是要早晚都慎重,大事小事都慎重,这样才没有过错。就像张瑞敏说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是这种感觉,只有这样才可能“厉无咎”,没有过错。
当然了,在慎重的同时,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乾乾”地努力,毕竟这是你的基础。每天都三省吾身,为别人做事,有没有不忠诚;与朋友交往,是不是不守信用;学习到的东西,有没有实践。
5、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在出头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困难,这时要重新评价上司支持的程度,和周围的环境的允许度,有时也可以试探一下,可以这样做吗?只要适度,就没有什么过错。如果允许就要飞“跃”,如果不允许,就要返回来,深藏在“渊”中,再不断地修炼自己,提高自己的能力。大家会评价:“这小子很有上进心,就是现在能力还差一点,环境也不是很配合,失败是可以理解的。”上司以后一定会给你机会。
6、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当做出成绩时,就由“潜龙”变成了“飞龙”了。成绩得到上司的认可,才真正是成绩,这样对上司和个人都有利。
成绩是要分享的,如果你作为“飞龙”已经升官了,“在天”了。这时不妨把“利益”让给别人一点,尤其是你的上司。上司分享你的成绩是应该的,否则你会被别人骂成:“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在这个阶段,名利双收不是好事。
7、上九:亢龙有悔。
终于成功了,在分享成功果实时,不要忘记许多人会“眼红”,盯着挑你的毛病,找到打击你的机会。所以当你得意时不要忘形,而是要忘记成功,从零开始,否则,就可能出错,或被别人“找到错误”,一定是让你“有所悔恨”。
8、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中国周易与风水学流派探析 篇8
天上的九星呈八宫，地上的九州呈八卦，人也有命卦，天地人之间相生相克，直接影响着人的祸福，天地人之间相生，人就得福，天地人之间相克，人就有祸，这就是风水，“风”是指风在水上行之“气”，气是生命有无的象征。人之所求是元气、精气、真气等等，所忌讳的是晦气、瘴气、邪气和毒气等等。“水”是生命之源，人不是往高处走，而是跟着水往低处走，这就是山顶洞人、半坡氏族人、所形成的市井文化以及黄河，长江河流创造着中华文明的历史。风水好的地方，必然会地灵而人杰，物华而丰宝；穷山恶水的地方，植物难以生长，人就会容易出丐匪。信不信由你，这是几千年的生存法则和现象。风水学中的派别很多，但总的来说有两派：形势派和理气派。我在这里介绍一下各派别的名称以及部份派别的立论原理，供大家鉴别和选择时参考。我想这样对我们学习风水的人是有裨益的。
一、形势派的分类及其原理
一提起形势派，人们就会想到以形势论吉凶的风水祖师管辂和郭璞。形势派偏重地理形势，主要是以龙、穴、砂、水、向来论古凶。形势派虽然分峦头派、形象派、形法派这三个小门派，但实际上这三个小门派是互相关联的，并没有完全分离。
1、峦头派。峦头表示自然界的山川形势，自然地理的峦头包括龙、砂、山。龙是指远处伸展而来的山脉；砂，是指穴场四周三百六十度范围之内的山丘；山，是指穴场外远处的山峰。
2、形象派。形象实际上是风水中一门高深的学问，因为它是把山的形势生动地看做某一种动物或其他物体。例如某个山的形状象一只狮子。有关形象的名称很多，如美女照镜、七星伴月等不胜枚举。
3、形法派。形法指的是在形象化派的基础上展开的峦头中的一些法则，主要是论述形象与穴场配合的法则。例如有一条道路与穴场对冲，在形法派中称为“一箭穿心”。
4、金锁玉关派。过路阴阳又名走马阴阳、金锁玉关。顾名思义，走马阴阳表示风水师路过之时，走马观花一般就能铁口直断，表明此派学术准确的速度和程度。而金锁玉关则表示珍贵很难得到此术之意。此派别属于形势派，偶尔也掺杂点理气派的东西，同是依据河洛及八卦五行的生克原理，但与别派不同的是，此派注重表像的程度要远远高于其它派别。其经典教材内容大部分以口诀为主，现代也偶有版本，但无论内容和格式都与古本有很大不同，且有一些穿凿附会的东西添加在里面，很容易误导他人。总体来说，此派系断事在速度和准确率上往往高于其它派别，虽然其中有些口诀定义让人难找其理论依据，但实用效果却是屡试不爽，极为应验而精确，这也就是为什么要用“金锁玉关”定名的最好解释吧！
二、理气派的分类及其原理
理气派又称屋宅派或三元理气派。由于理气派将阴阳五行、八卦、河图、洛书、星象、神煞、纳音、奇门、六壬等几乎所有五术的理论观点都纳入其立论原理，形成了十分复杂的风水学说。学习风水学的人要特别注意选择，否则不但学不到东西，还可能做出凶祸的风水来。笔者对部分门派的理论作一些介绍，这不但有助于初学者选择，同时对已经学习风水的人也会有所帮助。
1、八宅派。八宅派综合起来只有两点：一是将坐山配游星论吉凶。所谓游星就是：伏位、天医、生气、延年四吉星和五鬼、绝命、祸害、六煞四凶星。以此八星根据住宅的八卦山起伏位，分别将此游星配在先天八卦方位，配吉则吉，配凶则凶。二是根据住宅八卦坐山，分为东四宅与西四宅，然后与人命结合，即东四命配东四宅，西四命配西四宅而论吉凶。一般来说，八宅派计算命卦都是以年支为准。换句话说，在同一年出生的人，如果性别相同他们的命卦都是相同的，对他们的风水布局也是相同的。那么一年之中出生有几百万人，按照八宅派风水观点来论，他们都在一个共同点上。因此，八宅派的风水理论过于简单粗略。特别是东西命配东四宅，西四命配西四宅的观点更是粗陋不堪，难以准确。希望学习风水的读者千万不要照搬不误。但以游星论吉凶，在放门路或在室内布局与玄空飞星配合起来可有参考价值。具体用法笔者在后面再做论述。
2、命理派。以宅主命局中的五行喜忌配合廿四山方位的五行及玄空飞星进行风水布局，配合装饰颜色等，对各类阳宅的室内装璜以及风水调整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3、三合派与二十四山头派。以山水为主，将廿四山与坐宅配山论生克关系，所谓坐宅山，实际上是指坐宅在罗盘上的五行与宅外山峰或各个建筑物之间构成的五行生克关系。配水则以十二长生位来论吉凶。十二长生就是命理学中长生、沐浴、冠带、临官、帝旺、衰、病、死、墓、绝、胎、养。一般都以向上配水和水的来去论吉凶，主要是用于阴宅。但在三合派中向上配水与十二长生存在阴阳混杂之象，运用起来往往会有偏差。所以笔者提醒学风水的易友，以十二长生论水的来去之吉凶，不可全用，一定要分辨阴阳，配尽阴尽阳为善。
4、翻卦派。以八卦翻出九星卦为主，然后再配合山水以论吉凶。翻卦派有几种翻法，如辅星翻卦，又名黄石公翻卦法，它是根据纳甲起以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九星来推断吉凶。
5.玄空飞星派。是将山向配合元运挨排山向，元盘九星，从而看水山配合室内布局论旺衰吉凶。所谓玄空九星指的是：一白在坎为贪狼，二黑在坤为巨门，三碧在震为禄存，四绿在巽为文曲，五黄中央为廉贞，六白在乾为武曲，七赤在兑为破军，八白在艮为左辅，九紫在离为右弼。玄空学的实质就是注重元运的旺与衰，以及1-9九个数字的生克制化与命局中喜忌配合、只要读者能把握住这一点，就算是玄空学已入门，一般来说就可以为人调整室内风水。但要把握玄空学的真髓，当然还要深入学习。
6、星宿派。星宿派指的是二十八宿，如亢金龙、氏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等，分别代表五行属性。根据坐向论生克，主要是用来徇二十四峦头的理气吉凶。
理气派中的奇门派、五行派、玄空大卦派以及紫微大数派等，笔者在此就不再一一介绍。
总之，有关风水派别，严格地说起来就是形势派和理气派。看形象的，离不开山体（峦头）：看山体的，也脱离不了形象和形法。在中国很多山势高崇的地方，由于其山势影响大，很多风水师都重视山势形象与峦头。它们的理论也是彼此渗透、互相融通的，这正是万法归宗之意。所以，学习风水学要对两派的精华兼收并蓄。既要精通理气派，也要吸收形势派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