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对中国影响的小论文

G20对中国影响的小论文（共8篇）

G20对中国影响的小论文 篇1

21世纪第二个的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堪称全球经济的“新增长陷阱”，主要表现为人口老龄化、全球财富分配“新鸿沟”难题、全球技术创新“中梗阻”、地缘政治风险等。G20成员经济总量占全球的85%以上，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着难以推卸的责任，需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形成政策和行动合力，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共同提振世界经济。在当前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形势下，G20所需发挥的作用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同样重要。G20国家需要进一步团结起来，建立长效治理机制，以应对目前的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其理由如下：

第一，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影响各国发展和人民福祉。数月来，各大机构纷纷调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其中，世界银行今年6月份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今年1月份的2.9%下调至2.4%。这一预期大大低于全球经济实际增速。如果这样下去，在20澳大利亚布里斯班G20峰会上提出的“到前使G20整体GDP额外增长2%以上”的全球经济增长目标很有可能落空。

第二，美联储加息的持续预期，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之一。年10月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美联储加息预期逐渐形成，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多国汇率出现大幅波动。20以来，对美元加息的预期仍在持续，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国际外汇市场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均受到影响，加大了G20政策协调的复杂性和难度。

第三，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部分发达国家为了维持出口竞争优势，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甚至主动进行货币贬值，不仅增加了贸易保护和货币竞争风险，也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阴影。

从底接棒 G20轮值主席国以来，中国以4个“I”为主题，即“构建创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联动(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的世界经济”，不仅延承了上届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的3个“I”主题，即包容性(inclusiveness)、落实(implementation)与投资性增长(investment for growth)的大量内容，还包括了更多创新性内容。例如：创新增长方式，重在推进改革创新，开辟和抓住新机遇，提升世界经济增长潜力;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发挥其对增长的推动作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包容、联动式发展，努力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发展。作为重要的新兴经济体，近年来中国在建设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等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通过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等举措推动世界经济向平衡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些主张和举措有利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使之更加公正合理，获得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各国对杭州G20峰会充满期待。

G20对中国影响的小论文 篇2

1 杭州能成功举办G20峰会的原因

G20峰会没有选择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传统意义上的一线城市, 而是选择杭州这座1.5线城市, 可见杭州在中国政治、经济中的地位!

1.1 开放—城市发展的灵魂

从2002年杭州市政府出台规定:西湖景区免费向游客开放。这一历史性的举措一举奠定杭州在全国城市中开放、创新的历史地位, 以当年减少一个亿的门票收益撬动综合收益增长100亿的杠杆。在这免费开放的15年里给杭州这所城市创造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以及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

正因为开放的城市精神, 给世界各国注入强大的力量来改变当年的经济结构以及发展理念, 这无疑给世界经济最紧要关头“雪中送炭”。

只有一个极具开放的城市, 才能引领世界开放, 成为“东方和西方可以相遇的地方”。

1.2 互联—城市发展之基

杭州目前已是全球最大移动支付城市。“手机在手, 说走就走”是对杭州城市移动智能化的最好解读, 98%的出租车, 95%的超市便利店, 60%的餐馆都可享受移动支付, 甚至连逛个菜市场都可用手机买单。这也是G20峰会第一次来到中国就选择杭州而不是其他城市的主要原因。

互联网最大的特色, 就是实现世界互联互通, 只有全世界加强联动, 才能推动互联网更快地发展。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构建, 互联网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为经济发展新的驱动力, 互联网的联动属性必然是未来世界发展的重要因素。

1.3 创新—城市发展之源泉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灵魂, G20主题中的“创新”含义是指创业、科技创新、创新经济以及创新体系。杭州虽然缺乏政策红利, 但她完全靠自身原生力及创新发展思路, 杭州在过往几十年一路弯道超车, 冲到了世界前面。

杭州, 喜欢创业精神, 尊重白手起家的人, 像马云的阿里巴巴总部之所以落户在杭州, 就是因为杭州拥有创新精神, 包容民营企业发展, 聚集了大量优秀人才。

所以, 不要再问G20峰会为什么第一次就选择杭州, 这是杭州多年来不懈努力赢得的回报, 是历史的必然, 是世界经济发展之所需。

2 G20峰会对中国的影响

此次G20峰会中参加的20个国家GDP占全球经济的90%, 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80%。这些国家在会上讨论和确定的政策, 都将深刻影响下一步的世界经济方向。所以, 它的成功举办, 对中国社会各方面具有极大影响。

2.1 极大增强民族自豪感

这次峰会是中国主办的有史以来第一次主导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 极大提升了中国人的话语权、影响力和在国际社会中受尊重程度。

最直接的受益者是杭州市民。前期筹备G20峰会使杭州2016年上半年的GDP增速位居全国主要城市第一位。虽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早已被国内所熟知, 但影响力也局限在国内, 杭州在国际上并没有太大的知名度。G20峰会以后, 杭州不仅将因主办过重大峰会跃居成为全国的一线城市, 更将跃升成为世界一线旅游城市。

全国老百姓也能从G20峰会受益颇多。此次峰会的核心主题是如何创新经济增长方式, 这对于近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样每位老百姓都将从中得到实际好处。

更重要的是, 在此次全球经济的G20层面的讨论中, 中国提出的“创新、活力、联动与包容”在国际层面广受好评, 这是“中国力量”正在推动世界实践的标志性事件, 也代表着中国人民日益上升的国际尊严。

2.2 对中国金融改革产生积极影响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年末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 本届峰会也将结构改革列为重要议题, 因为G20成员国已经意识到, 摆脱全球经济停滞不前不能只靠扩张的货币财政政策, 而需要从供给侧入手。而金融改革是我国供给侧改革的重要一环, 而G20峰会势必对我国金额改革产生积极影响。

浙江杭州一直是我国市场化程度最高、开放力度最大的城市之一。在新兴的互联网科技和智能科技领域, 杭州更是走在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前列。这几年杭州金融改革成果显著。杭州依靠民间资本, 形成了丰富的金融业态, 较好地解决了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服务创新企业的要求。

对于以阿里巴巴为代表, 依靠大数据、互联网等信息技术, 创造的“互联网+金融”的成功范例, 浙江金融业增加值比重已经仅次于北京、上海等全国金融中心城市。在经历了前期以温州为代表的信用违约事件后, 杭州的金融监管得到加强和完善, 金融风险得到了释放, 防范金融风险与金融发展齐头并进。

2.3 积累了大量多边外交的经验

从2014年筹备G20峰会到最后的圆满成功,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积极参与全球多边外交, 特别是像最高层次的多边外交, 为中国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杭州峰会只是一个开始, 但实际上中国实践积累多边外交是一个过程。峰会结束了, 但是对中国整个社会, 从政府到民间, 怎么样积极更有效参与全球治理, 这是非常重要的学习和实践的进程。这个价值在峰会之后还会持续地更明显的体现出来。现在我们还很难完全了解这块我们学到了什么,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我们在筹备组织G20峰会进程当中我们学到的、我们实践的和我们积累的参与多边外交的经验, 包括如何设置议程, 如何跟各个利益相关方沟通, 如何去寻求共识以及如何去协调会议。我觉得在很多方面, 这是整个中国社会学习的一个过程, 不是某一个单位、某一个部门。作为未来全球治理进程, 中国将以更加积极有为的姿态进去, 一定是中国各个阶层, 从政府到社会, 这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学习过程, 留下的经验财富非常宝贵。

3 G20峰会对世界的深远意义

杭州峰会紧紧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展开了富有成果的讨论, 针对当前国际发展的新形势, 中国提出了一系列新主张、新倡议、新机制, 并且向世界传达了以下三点理念:共生、共享、共治, 达成许多重要理念。

3.1 通过协调合作探索促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新路径

为了应对世界经济持续乏力以及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 中国早在2013年开始就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指导性倡议, 并在今年4月份发布具体行动方案, 它将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 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 为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寻找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只有世界各国加强宏观政策沟通和协调, 发扬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伙伴精神, 凝聚共识, 形成合力, 才可能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本次杭州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 进一步明确了二十国集团合作的发展方向、目标、举措, 就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达成了杭州共识, 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描绘了愿景。

3.2 通过创新增长方式寻找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新动力

世界经济发展面临各种不确定性, 需要大家商量着办。一些发达国家虽然出现企稳复苏势头, 但增长动力不足, 内需乏力, 债务高企, 失业率相对较高。

我国在“十三五”规划中把“创新发展是第一发展动力”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首, 强调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核心地位,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杭州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 决心一道寻找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新动力, 充分利用技术创新、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要素新业态带来的新机遇, 支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 带动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创新, 推动创新成果交流共享。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经济增长开辟新路径, 全面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

4 结论与展望

此次峰会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就科技、合作等创新领域而言, 杭州必将在人类合作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杭州峰会的思想闪耀的光芒, 这种光芒将一直照耀人类社会前行。

摘要：在杭州举办的G20峰会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不管是举办前还是举办后, 人们对于杭州峰会的关心热度从没降低过, 峰会对于杭州、中国甚至世界都有深刻的影响。本文从杭州申办G20峰会的背景出发, 着重阐述峰会的成功举办对国人增强民族自豪感、对中国经融改革产生的积极影响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最后提出峰会对世界的深远意义。

关键词：杭州,G20峰会,意义

参考文献

[1]石建勋.“杭州共识”彰显中国议程之世界贡献文汇报[J], 2016-09-12

[2]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闭幕辞中国经济周刊[J], 2016-09-12

[3]冯迪凡.G20五大“决心”为世界注入信心第一财经日报[J], 2016-09-06

G20对中国影响的小论文 篇3

危机以来G20机制的角色嬗变及对中国的影响

曹广伟 张 霞 武汉纺织大学

G20机制，是世纪之交世界主要经济体为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讨论和研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建立的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非正式对话机制。现已形成了“领导人峰会-协调人会议-部长级会议-工作组会议”的机制架构。因其成员由19个国家和欧盟组成，史称二十国集团，也称为G20机制。为了确保G20机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运行，促进各项决议的贯彻执行，并为机制运行提供技术支持，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贸易组织、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也作为特邀代表参与G20机制活动。

本文通过分析G20机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角色定位和在后危机时代的角色转变，以期探讨G20机制的发展之路和对中国的影响，为探索应对G20机制的途径提供参考。言》、《匹兹堡峰会领导人声明》，围绕探寻危机根源、刺激全球经济增长、增资国际金融机构、加强金融监管、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议题展开讨论，经过艰苦的磋商和协调，与会各方达成广泛共识，引导成员国和相关国际金融机构切实贯彻执行会议决议，为有效化解全球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合作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平台。

一、G20机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角色定位

G20机制在形成之初主要关注国际金融问题，旨在促进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金融体系和防范金融危机等重要问题开展建设性、开放性对话。通过对话，为协商有关实质问题、寻求广泛合作奠定基础。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G20机制关注的议题逐渐扩展到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援助发展中国家、打击国际恐怖融资、促进经济复苏，乃至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全球化，涉及领域更为广泛。但因长期停留在部长级会议层面，其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彰显，一直处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边缘。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成为危机的发源地和重灾区，自身实力受到重创,难以自救,需要借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力量摆脱危机。法国率先提出召开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并得到加拿大和美国的响应。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从此，G20机制的重要作用凸显,开始从幕后走到台前,从边缘走向中心,无论是组织运行机制,还是议题选择、地位作用,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权威性空前增强。G20机制的角色定位也从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嬗变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

为应对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召开华盛顿峰会、伦敦峰会、匹兹堡峰会，并发表了《华盛顿峰会宣言》、《伦敦峰会宣

二、后危机时代G20机制的角色嬗变

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好转，G20机制的角色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机制，逐渐嬗变为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其关注的议题也从探寻金融危机的根源、加强金融监管，转变为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加强世界金融安全网建设、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此外，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世界贫困等全球发展问题也进入了G20机制的议题范围。

1.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二十国集团在华盛顿峰会和伦敦峰会上采取超常规且高度协调的政策行动，推动了全球经济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复苏。但风险犹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很多G20成员失业率依然高企，全球经常账户失衡，部分国家的高额财政赤字和债务持续攀升。二十国集团为巩固和促进经济复苏，在匹兹堡峰会启动了“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承诺采取协调行动，确保世界经济总体健康发展，推动强劲和持久的复苏。为此，二十国领导人在首尔峰会上承诺，推动宏观经济政策改革，包括进行必需的财政整顿，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向市场决定的汇率体系迈进，增强汇率弹性以反映经济基本面，防止货币出于竞争目的贬值。发达经济体，包括拥有外汇储备的国家，要谨防汇率的急剧波动和混乱趋势，化解新兴国家面对资本流转过度波动的风险；发达赤字国应增加储蓄，维持开放市场环境并增强出口竞争力；盈余经济体应积极改革，减少对外需的依赖，主要依靠内需拉动增长，以期实现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2.强化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建立更具抗风险能力的金融体系。危机过后，二十国集团决定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建立更具抗风险能力的金融体系。在多伦多峰会上，二十国领导人强调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实施强有力措施，以国际一致和非歧视方式，提高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场外衍生品市场的透明度和监管力度。致力于打造一个在危机中有权力、有办法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重组或处置，而无需让纳税人最终承受负担的金融监管体系，使金融部门真正承担起为政府部门修补金融体系、降低金融系统风险买单的责任。首尔峰会正式批准实施《巴塞尔协议Ⅲ》，进一步提高了银行资本充足率，使银行资本的数量将大大提高，质量将得到很大改善。这将使银行能在无需政府超常规介入的情况下承受诸如近期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巨大压力。G20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有助于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化解大规模资本流转波动带来的压力，从而建立一个更具抗风险能力的金融体系。

3.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建立更加稳定、更富韧性的国际货币体系。历经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认识到没有哪一个国家和区域可以在当今的全球经济中独善其身，于是构建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安全网成为了一种追求。在首尔峰会，二十国领导人承诺，加强灵活信贷，包括延长期限和取消使用额上限；设立新的预防性信贷，为需要灵活信贷但不完全符合资格的国家提供一种新的工具；建立针对系统性危机的预防机制，主动向有压力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可能在全球范围传播冲击的国家提供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与各区域融资安排达到协同效应，从而阻止危机蔓延。并要求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助下探讨应对系统性震荡的新方法，加强区域性金融机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所有可能领域的合作，提高区域金融机构应对危机的能力，以建立一个更加稳定、更具弹性国际货币体系。

4.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推进其合法性、可信性和有效性建设。二十国集团落实了伦敦峰会、匹兹堡峰会的承诺，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筹集了7500亿美元资金，使其资金规模将扩大至原来的3倍,为多边开发银行筹集了3500亿美元资金，使其贷款能力几乎翻番。此外，G20机制还在大力推进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已核准世界银行股东通过的重要的发言权改革方案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方案，使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自2008年以来增加了4.59%，达到47.19%；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增长6%，升至42.3%。同时欧洲国家将让出两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的席位给发展中国家，以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理事会的代表性。并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通过公开、透明、择优进程，遴选所有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和高层管理人员，使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员出任国际金融机构高管。危机过后，G20机制关注的议题逐渐从经济领域向社会发展领域扩展，在多伦多峰会和首尔峰会上，能源安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绿色发展和反对腐败都成为G20峰会讨论的重要内容。一系列措施的实施进一步提高了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能力，增强了国际金融机构的合法性、可信性和有效性，表明在后危机时代，G20机制的视野将逐渐从经济领域延伸到社会发展领域延伸，与主导世界政治安全领域的G8机制并立，成为主导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运行机制。

三、G20机制角色嬗变对中国的影响

1.G20机制为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G20机制不仅成员国身份多元化,而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也呈现相对平衡的状态,是一个能够真正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等对话的平台。另一方面,G20机制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公正分配和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的机会,尤其是在涉及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利益问题上,使中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捍卫了自身的合法利益。同时，G20机制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为自己伸张正义的平台，面对近年来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负面评论和歪曲报道接连不断,中国可以通过G20渠道全面、客观地展示和传递自身的正面形象。

2.G20机制实质性地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国际地位。长期以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倡导并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是始终处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外围。G20机制开创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时代，为中国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建设提供了更多机会。在这里中国摆脱了在八国集团举行峰会时所充当的边缘角色，成为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主角。面对几乎都成为借贷者或负债者的工业化国家，拥有全球最多外汇储备的中国扮演着世界主要债权人的角色。在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资400亿美元，以提升IMF的贷款能力，帮助陷入危机的国家摆脱困境。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一系列刺激经济计划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增加了信心。据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2010年《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中国经济实现“V”型反转，2009年中国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3.5亿元，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超过50%，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是稳定世界经济的中坚力量。

3.G20机制大力推进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内的影响力。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国家的整体实力大大提升，美国的霸权地位开始松动，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逐渐削弱，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2010年4月,世界银行通过了投票权改革方案,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3.13%，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也从 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2010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了份额改革方案，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的份额，中国成为这次份额改革的最大赢家，份额将从目前的 3.72%升至6.39%，投票权也从目前的3.65%升至6.07%，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还表示，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鉴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目前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其有可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一轮份额和投票权改革中得到更多话语权。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内的份额和投票权的提升，授予中国更大的责任和义务，使中国可以从体制内影响并引导国际金融机构的运作机制,从议题设定、议程推进、政策制定和具体落实等各个环节的参与中维护发展中国家和自身的利益。

4.G20机制也使中国面对更多的国际社会压力。中国作为迅速崛起的地区性大国，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发达国家始终没有放弃在现有国际框架下对中国的遏制战略。危机过后，G20机制把国际经济增长不平衡和收支不平衡的原因之一归咎于中国采取的汇率政策，使中国面临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企图转嫁引起这种不平衡的原因，认为中国人民币过低的汇率和巨大的贸易顺差是引起国际经济增长不平衡、收支不平衡的原因，力促中国在贸易失衡和汇率问题上作出让步。同时，G20首尔峰会宣言也指出，世界各国要努力建立更加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令汇率变动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真实状况，同时避免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这对中国的汇率决定机制形成巨大压力，促使中国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在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上迈出更大的步伐，不利于中国根据国际收支的状况须循序渐进地推进人民币汇率改革。同时，G20机制实施的相互评估程序，加强多边合作以提高外部环境的可持续性，同时寻求通过全面的政策来减轻过度的不平衡，使经常账户的不平衡处于可持续的水平，并责成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在2011年上半年研拟出“指导性指令”以发现重大经常账户失衡问题。这一系列解决贸易失衡措施的推进，对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中国将带来巨大冲击，对中国的出口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10.3969/j.issn.1003-5559.2011.03.026

G20杭州峰会让中国更自信 篇4

【关键词】 杭州峰会 全球经济治理 领导力 【中图分类号】f116 【文献标识码】a

g20杭州峰会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也是中国塑造全球经济治理议程、提升本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历史性机遇。中国政府通过积极谋划，在g20机制化建设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设计出能有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并体现发展中大国独特贡献的主题和具体议题。借助这次历史性机遇，中国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扮演全球经济治理的推动者、贡献者和引领者角色。

g20杭州峰会激发世界经济增长新活力

作为东道主，中国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中国方案，确定今年杭州峰会的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这一主题下，中国重点从“增长”和“发展”两个方面塑造全球经济治理议程。

就增长而言，中国将实现路径确定为改革、创新和开放。中国主张改革应在国际和国内层面同时进行。在国际层面，中国继续力推其在首次g20峰会上提出的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理念，坚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在杭州峰会上，继续推动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作用，继续推动世界银行投票权审议工作。在国内层面，中国将结构性改革置于突出位置，主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产出，拓展增长的边界。鼓励各成员国结合自身经济发展阶段，推进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结构改革措施。在总结各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g20关于结构性改革的指导原则，并加强对改革承诺落实情况评估和监督”。①为确保结构性改革措施落到实处，杭州峰会确定了九大优先领域和指导原则，同时编制出衡量改革进展的十大指标体系，力求用精准的评估指标监测成员国的承诺落实情况。

创新增长旨在通过科学技术、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商业模式等方面的创新，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中国特别强调，要加强g20成员国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的合作，充分发挥新技术、新要素和新工业组织模式在促进国内生产和创造就业中的作用。在中国的积极倡议下，g20领导人在杭州峰会上制定出创新增长蓝图、创新行动计划、新工业革命行动计划。这些行动计划将有助于世界经济实现中长期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开放增长的要义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激发世界经济增长新活力。中国积极主张加强贸易和投资机制建设，继续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在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中的主渠道地位，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这一主张在g20贸易部长会议发布的《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两份成果文件中得到体现。杭州峰会上，g20领导人以《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为基础取得了务实成果，明确了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投资治理机制的具体方案，从而向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迈出历史性一步。

g20杭州峰会倡议成员国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就发展而言，中国在杭州峰会上的工作重心是推动各国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2016年g20峰会主办国，中国已明确表示，g20成员应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先行一步，根据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落实上述议程中的实际需求，充分发挥自身独特地位和优势，拿出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一揽子工作方案。同时，积极探索围绕该议程就一些具体领域提出合作设想，形成示范成果，为国际发展合作作出积极、建设性贡献。此外，中国还在杭州峰会上倡议g20成员制定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国别方案，汇总形成了g20整体行动计划。

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已率先拿出自己的国别方案，就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做出了庄严承诺。联合国系列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一系列新举措，具体包括：“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未来5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的项目支持，包括100个减贫项目、100个农业合作项目、100个促贸援助项目、100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100所医院和诊所、100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2万个来华培训和15万个奖学金名额，为发展中国家培养50万名职业技术人员，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等。”②上述承诺是中国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上的实质性贡献，也是中国在国际发展治理领域的引领性作为。无疑，中国的引领性作为有助于推动g20成员国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上汇聚政治共识，就整体行动计划达成一致意见。

g20杭州峰会使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领导力

在全球发展治理议题上，中国将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置于重要位置。中国呼吁二十国集团应推动多边开发机构采取联合行动，进一步加大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力度，并积极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机构对现有多边发展体系的有益补充作用。同时继续推动基础设施融资工具的多元化和创新，运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完善资本市场发展等市场化方式，撬动私营资本、机构投资者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资金，促进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基础设施作为公共产品的全球正外部效应。借助主席国身份，中国在杭州峰会上积极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之间的全面合作，制定出促进多边开发银行基础设施投资的量化目标，在与私营部门合作方面推出了更加灵活和务实的政策。这些行动计划将有力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支持力度。

g20杭州峰会是中国引领全球经济治理顶层设计的重要时机。在g20机制化建设方面，中国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将g20的代表性和执行力提升到更高水平。杭州峰会上，中国紧扣“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聚焦于增长和发展两大关键议题，积极推动各国就各项体现中国独特贡献的行动计划达成共识。由此，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领导力，更强的领导力意味着中国将更自信。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①《2016年二十国集团峰会主题和重点议题》，2016年g20峰会官网。

G20对中国影响的小论文 篇5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杭州G20峰会结束后，得到国际社会的盛赞，外媒称G20峰会在中国举办是最佳选择，各国领导人达成多项共识，在人类前景的维度上，杭州峰会上刻下意义深远的中国印记。

而G20峰会的圆满成功，具有身份证识别功能的物联网终端产品立下大功劳，G20峰会期间，杭州众多重要场景都应用了身份证识别功能，大量身份证识别终端广泛使用，让峰会安全感倍增。

特别是在安全维稳方面，杭州做出了三层安全保障。

第一层保障：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访客登记、管理

峰会期间，杭州的机场、地铁等公众场所会有警察检查身份证信息，部分景点，刷身份证登记身份信息就可以免费或者优惠购票进入景区；其实这个功能，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很多办公大楼跟小区已经广泛使用了，对来访的客户人员进行身份信息登记与管理，能有效保证员工及业主的人身及财产的安全，方便物业管理工作进行。

第二层保障：旅客登记

住宿安全是重中之重，杭州充分利用身份证识别终端功能进行安保工作全面升级，期间杭州所有酒店入住都需要进行身份证登记，进行旅客信息的登记、管理，可以对入住客户的安全进行保障和访客进行监督，也可以在发生事故的对各种情况更加了解，G20所用酒店访客登记系统与公安系统相连接，可以鉴别来访人员的身份。

第三层保障：社区网格化管理

证件信息的采集，峰会的工作区域，工作人员进出，都需要出示身份证工作证，验证证件信息后，才可以自由进出，甚至有些设备的使用，网络的连接，拍摄与采访申请，都需要先验证证件信息。

现如今身份证识别技术已经非常成熟，G20广泛使用身份证识别终端进行安全维稳与人员管理，其实这类终端还有很多场景可以应用到，就拿捷宝科技自研生产的JP762A二代身份证OCR识别终端举例，JP762A除了具备G20峰会用到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访客登记管理、旅客登记以及社区网格化管理三种应用外，还有信用卡、保险、证券开户、实名制登记等场景也能应有。

信用卡、保险、证券开户：

在开户办卡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提供大量的证件资料证明，而大多数企业还在采用手工录入的工作方式，效率很低，并且容易出错，其实这项工作完全可以用身份证识别终端来提高效率，如捷宝JP762A就可以采集身份证、名片、银行卡等信息，实现快速采集录入。

实名制登记：

银行、运营商、招聘、注册等场景，很多时候都需要实名制登记，而利用身份证识别终

端，可以快速采集身份证信息，更加方便。

G20峰会结束了，为世界刻下中国印记，同时也让身份证识别技术走进生活，有效推动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时代，需要用到证件验证的地方越来越多，证件识别终端普及，已经是大势所趋。

G20的中国方案 篇6

在世界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和反全球化浪潮汹涌的当下，在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的G20平台上，中国无疑更想也更需要向世界展现一个负责任、有影响力的大国形象，在促进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增进理解、加强协作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中共十八大之后的这几年来，以“一带一路”和已经成功开业运行的亚投行为典型，中国在经济增长、核安全、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当前最受关注的全球重大议题上，不断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中国角色从区域性大国走向世界大国，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担当也需要相应提升。过去很长时间内，中国对外提供的主要是物质性需求的公共产品，如帮助其他国家修路、造桥、供电等，而现在，中国在提供理念性、制度性公共产品上明显要活跃得多。

近年，在不同场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提出中国要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中国倡导的新机制新倡议，不是为了另起炉灶，更不是为了针对谁，而是对现有国际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目标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习近平说。

G20首尔峰会之中国韬略 篇7

货币是政治。不仅如此,货币还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人类政治!传统政治的成与败、兴与亡都与是否有效掌握了货币的奥秘或货币锚原理之间存在着不可替代的决定性关系。

把货币当作经济要素来看待,是当代人类普遍的错误认知。受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货币中性分析的影响,已习惯性地假定,货币是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言外之意,与政治毫无关联。当下,货币战争一触即发,保卫国家利益,捍卫国家货币主权、防范外部的货币阴谋、保护经济成果、治理经济发展安全、博弈全球货币变革大棋局,已经成为中国应对全球货币政治新现实的最高课题和最大挑战。

随着G20首尔峰会的临近,中国必须首先调整“货币观”才可能由此获得全方位的战略突围和从被动到主动的态势转变。在当今世界货币格局中,中国明明占据着极为显著的优势地位,但却反过来总是被美国牵着牛鼻子到处乱跑,规避自己的国家和市场秩序紧张和不安。

中国社会已经三次遭受世界货币体系政治谋利变革而陷入停滞不前、甚至社会沦陷的历史大教训:第一次是明朝的灭亡(韩毓海先生的《500年谁著史》有着漂亮的解说);第二次是鸦片战争(整个中国近代的苦难都源于这场因英法收支失衡而引发的战争);第三次是蒋介石国民政府期间因美国1934年5月颁布了《白银法案》(又称《白银收购法案》)导致大量白银外流而引发的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难道三次教训过后的中国,还嫌学费交得不够,还要重蹈覆辙吗?

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根本不为调整“中美收支不平衡”和“全球收支不平衡”

孙子兵法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面对美国即将于11月份在G20首尔峰会上向人民币汇率升值发动最强大且有国际策动的围攻,中国应对者首先需要清晰明确的是,此次围攻的目的根本不在于改善“中美收支不平衡”的现状。因为,不仅华盛顿,而且几乎全美国所有政治家和社会精英都深知,有效且积极维护美国的“全球贸易逆差地位”乃是美国货币战略全球布局的核心支点,因此压根就无此意。

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从来都不是为了真正改善它,而是有多重目的和目标的。其中之一就是假借其名作为理由来削减所有持有外储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从另外的角度上讲就是削减美国的逆差负债)。这是美国眼下最现实的诉求。其中之二是,迫使人民币升值是针对中国中央银行基础货币发行体制自1994汇改之后高比例依赖外汇占款来投放基础货币之弱点而实施的一箭双雕的战略举措;其结果会导致在中国货币流通体系中出现“结构性流动性过剩”的呆滞格局,(例如,以6.8比1投放的人民幣,汇率升值后,比如说升到6.5比1,6.8-6.5之差额的过剩流动性就被创造出来了)从而希求看到中国国内因“流动性结构过剩”且“二元经济体系还没有形成”而必然伴随的资产泡沫大规模化和常态化(进而重蹈日本当年的覆辙—— 这种意图是否真实存在并不重要,但因其效果可以事先被判定如此则值得高度警觉)。其中之三,小步伐但快速迫使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与外汇之间实现脱离,从而为中国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和完全自由兑换做好配套准备,是美国逼迫人民币不断升值在最深层次上的战略计算。

换言之,美国正以其外部性力量的介入方式在不知不觉中促使人民币可完全自由兑换条件的加快成熟和实现。其中之四就是各种与美国政治选举相关的目标计算和需求,包括假设有效降低中国出口竞争力、可以振兴美国出口业、表面上改善美国自身的国际贸易收支窘况、及可以安抚美国失业大军因产业外包而出现的愤恨情绪等。

有鉴于此,中国在G20首尔峰会上最有效的战略反制就是,向G20全体成员国郑重声明,中国愿意进行比美国要求还要积极的整体性汇率改革,以求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的全球收支体系的不平衡现状,但前提是,美国必须以立法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将从此放弃追求其“全球贸易逆差地位”的各种图谋和现行做法以及相关的制度安排。

唯有美国主动放弃其不惜代价仍在积极追求的“全球贸易逆差地位”——这是美国货币霸权的核心源泉,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所有贸易顺差国,诸如德国和日本等,都会努力做出让步、甚至是一定程度上的牺牲来改变当前的收支失衡现状。否则,美国将被证明才是当今国际收支体系失衡的真正和唯一根源之所在。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全球收支失衡的根源和责任仍主要在逆差国身上,而不在顺差国身上。虽然在构造“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国际谈判时,凯恩斯就已经指出,顺差国同样有义务来协助逆差国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状态,但那是在金本位制的制约下。如今逆差国根本不受缺失流动性的制约。如果逆差国不做出努力进行生产性的输出而是一味地以其纸张货币贪婪“免费午餐”,那么,顺差国将是毫无办法的。

借助这种办法,中国可以有效地证明,指责他国“汇率操纵”纯粹是美国政治的低能道具,让它留着去愚弄自己的国民吧。反正它的失业大军正处于愤怒无比的宣泄需求中,有劲就让他们自由地愤怒吧!毕竟那里是民主社会,每个人都享有宣泄于任何人的权利。如果它的政府都不想认真地、从根本上为其公民的真实福利和未来去有效地解决问题,而是怂恿他们共同参与到政治弄假的把戏中,来帮凶式地恐吓那些用汗水正在辛勤创造真实财富的世界各国人民的话,那么,不仅美国的政治正在走向边际魅力快速递减的极限,就连美国的产业大军们也将一同随着美国政治的没落,葬送掉自己曾经有过的全部国际竞争优势和资源。

任何政治如果不能够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和经济繁荣做出积极的贡献,而只一味地追求“免费午餐”这种变色的美国梦,无论其历史的辉煌如何,终将难逃必然没落的历史终局。

一言以蔽之,中国有责任和义务必须得把“国际收支失衡”的皮球高超地踢回给美国。如果美国政治家们回应说,这是美国的政治自由。那么,中国就可以大声地首先告诉自己,然后更大声地告诉美国,中国同样享有这种货币政治的自由和主权。如果说美国有权追求“全球贸易逆差地位”,那么,没有理由让中国升值自己的人民币汇率来为此买单。

在政治货币决斗的大是大非

面前,中国应该学会博弈

中国不否认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历史贡献和现实必要性,同时亦不否认其功能确实发挥着承担“全球公共品”的独特价值,但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并不表明,由国家主权货币来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内生性困境和深层次缺陷就是不存在和可以被忽视的。更不能接受的是,中国和所有其他顺差国一样,坚决反对将当今国际货币体系本身的内生困境刻意掩盖起来,然后以自己的强权政治将其扭曲性地解释为是由顺差国操纵汇率所造成的。美国要么是真的不明白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实际困境之所在——为此这很难让人相信如此;要么就是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为了自己的政治贪婪和所谓的国家利益,借强权政治来故意掩盖现行体系的缺陷。这虽然能得逞一时,但终将无法得意一世。

不仅如此,美国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是对全体人类的共同犯罪。因为,它错失了本可以在低成本期就实现改革的历史良机;同时它加大了今后改革和治理的难度,从而导致世界上更多国家和其人民遭受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的摧残。

中国和整个世界必须团结起来,包括和美国的有识之士站到一起,积极揭示出,当今人类所遭遇的国际收支失衡困境,从深层次上讲,其实既不主要是逆差国的原因(当然与顺差国的原因相比,仍然是逆差国所导致的);也不主要是顺差国的原因,而更主要是由国家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之体系本身的内生困境。换言之,只要由国家主权货币来同时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那么,人类当前所遭遇的困境和市场秩序混乱就是无法避免的。

为此,在国际货币体系面临重大变革的大是大非面前,中国必须不仅要为自己本国的人民负起历史的重任,同时还要为全世界所有通过劳动和智慧创造财富的人类全体负起大国责任,不能让贪婪“免费午餐”的邪恶政治,继续享有所谓的政治自由。伟大的美国,曾经辉煌的美国,在反对殖民统治盛行的年代里扮演了“历史正义”的领袖角色。如今,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追逐“免费午餐”之诱惑正在堕落之中,何去何从,将标志着美国生死存亡的最高政治选择。

有鉴于此,中国需要在如下几个重大的问题上做出必要的判断方是异常重要的:

第一:美国会彻底终结美元体系吗?

为此,我们的判断一定是不可能的。只要美国的GDP产值和财富总量在世界上仍然是第一的,目前在14万多亿美元的GDP规模上,终结美元体系对于美国而言就是没有任何政治诱因的。如果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国家的GDP规模一旦超过了美国的,当然中国的可能性目前看最大,只要届时中国军事足够强大也会对美国造成新的政治制约而不会解体。所以,最危险的时候乃是一个国家的GDP接近或与美国的GDP相当时,出现终结美元体系的美国政治诱因将是最大的。所以,目前根本无须担心如此。

第二,美国会持续不断“印刷钞票”来稀释国际美元持有者的美元购买力,从而不断获取“铸币税利益”吗?

为此,答案既是,也不是。之所以是,乃是因为,美国一定会如此;之所以不是,乃是因为,美国获取国际铸币税的路径只有通过阶段性汇率高涨和阶段性汇率下降的反复周期性操控才能获得实现。所以,美国一定不会持续性稀释国际美元购买力的。伯南克正在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美国操控美元汇率下降的一种新策略而已,根本毫无新意而言。所不同的只是将以往借助发动局部战争的选择,改为更直接的温和操作而已(前者是局部受害,眼下是整个世界一起遭殃)。不过其中实施心理战的成分亦十分明显。因为,自保罗·沃尔克1979年在危难之际出任美联储主席,改革美联储以往以利率为目标向以定量或总量为目标的控制体系以来,美联储一直奉行着后者直到1994年美联储在无法定义“货币总量”的大背景下(华尔街的金融创新已经完全超出了美联储关于货币定义的想象力)才又再次返回到传统以利率为目标的控制体系。难道说刚刚通过的美国金融监管法案真的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可以帮助美联储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能够实现对“货币总量”的有效界定了吗?绝无可能!

第三,美国是否可以不受限制、自由自在且随心所欲地凭借其军事的强大、在明知不公平却又在政治上故意为之地盘剥世界各国的经济产出呢?

毫无疑问,無论是“美国梦”还是“美国鹰”,亦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从政治理性的意义上讲,华盛顿朝野上下都找不出任何更有力的理由不去如此。毕竟美国的政治家们都是由其州民和国民选举而产生的,他们服务政治的宗旨自然也只能是以州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为己任,因此与世界各国和人类共同利益毫无相关。

但是,美国追求“全球贸易逆差地位”的国家选择是以一种不断快速增长中的代价机制为附带条件才获得实现的。当美元作为一种有效的支付手段在国际上通行无阻时,它在国内同样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就是,美国的市场经济从此被注入了“美元超级杀手”的毒液,所有的产业都需要与美元之间进行异常残酷的竞争。任何产业的利润率如果不高于借用美元到海外购买来得更有利益的话,那么这种产业就只能被淘汰,剩下的由此只有四大类产业是可以存活在高度萎缩化的美国市场经济中的:第一类是,进口成本明显高于本地的服务业;第二类是,生产成本或服务成本与进口国际的无差别,其中的一部分自然会概率性停留在美国;第三类是,利润率明显比进口要高的产业,例如,高新科技和硅谷产业以及好莱坞等;第四类是,由美国政府直接买单的所有产业。除此之外,美国已经是一个不可能创造任何新工作机会的“寄生型国度”。

在美国,“寄生”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意识。美国政治的全部核心都已经告别过去和自己曾经辉煌过的历史,正大踏步地向“寄生哲学”迈进。一切都在为“寄生政治”而服务。劳动致富、生产创业正越来越成为美国主流意识的对立面。所以,失业已是美国社会借助市场经济所无法根治的绝对困境——除非由美国联邦政府或各州政府直接雇佣失业大军来翻新自己的基础设施。除此之外,美国已没有任何可以解救其失业困境的改进措施了。

在治理失业问题上,美国已经穷途末路,陷入越来越深的泥潭之中。即使由美国政府出面来承担“最后雇主”的角色,美国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无比,以至于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意味着,市场将被政府所替代。所以,失业已成为阻碍美国获取“免费午餐”的最大牵制机制。

所以,理性的选择是,坚持汇率稳定,无须担心美国国会和参议院是否会通过各种名义上的法案,来向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征税。征税和中国主动让渡汇率升值,无疑对中国出口企业的效果都是相同的。但是,坚持汇率稳定较让美国政府征税的好处乃在于,只要汇率稳定,中国国内的市场环境就可以同步得到稳定。因此,两者之间实际上仍然是存在着巨大隐性差别的。

当然,更为关键的问题乃是如何可以做到汇率稳定呢?

近期而言,我们的建议就是,中国应该回归汇率双轨制:人民币的对外汇率采用市场导向机制;对国内“外汇占款”发行的人民币仍然实施一个固定的汇率,比如说,维持6.7比1的货币调控机制。至于新流入的外汇,有两种处理原则:第一是设立一个“双轨动态篮子市场”,所有企业的创汇,都在这个篮子中通过“概率选择机制”来享受双轨制中不同的汇率待遇,有的被选中,有的当期落选;第二就是,每个企业都按照给定的外汇收入比例来享用双轨制中不同汇率的待遇。例如,30%享用市场化汇率;70%则享用固定汇率。至于具体的比例还可以实施某种系数加以动态调节。

当然,如果不担心市场公平因素的话,回归汇率双轨制的国家级宏观调控,还可以有更多可选择的余地和空间。这样一来,其直接效果就是,中国将在中国境内创造出一个“中国美元市场”来。届时,华盛顿上下将哑口无言,彻底失去借用汇率操纵国名义向中国施压的必要理由。

远期而言,中国可以设立一个以“全球统一货币锚原理”为基础的人民币指数——亦即,设立一个以上一年度GDP为基准的“人民币指数”。当然,这意味着连我国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发行机制都可能随之获得突破性的改善,而无须再受制于以“外汇占款”的方式实现“基础货币”的创造和发行,从而彻底摆脱中国央行当前的诸多困境之根源。

不仅如此,中国还可以借助相同的原理为所有国家分别设计出各自的“货币指数”来,从而彻底摆脱“市场化自由浮动汇率制”和固定汇率制的各自局限性。这样做的结果将使中国可以自主性地实现和推行一套更为有效的“全球汇率体制安排”的新替代。

如果存在全球共赢的“中国方案”,为什么还要选择让世界共同遭殃的“美国零和方案”?

历史不仅是有方向的,而且历史还是有必然的。

从古老最有价值的实物货币,例如耕牛,到同质属性最具稳定特征的金属货币,例如黄金,到私人银行体系的兴起,再到中央银行体系的崛起,人类的历史一直伴随着货币史的向前处于不断演化之中。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是人类货币史上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重大创举。虽然美国当年是在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现实主义政治指引下,而非为全球公共利益做出了上述决策,但其效果还是极大地促进了人类以货币为先决条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大繁荣。

毋庸质疑,美国在引领人类摆脱实物货币财富体系制约的货币大革命——从实物货币向纸张货币转变的大革命中,不仅发挥了先锋作用,而且承担了全部探索这种新型财富之社会运行体制的“高风险”。在这层意义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必须向美国致敬,感谢其在追逐本国私利最大化的过程中,为世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发展和大繁荣。

换言之,中国必须从人类整体的大棋局上体认到,美国为人类信用货币体系的探索正在遭遇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这不仅只是美国的困境和挑战,更是全体人类共同的困境与挑战。为此,中国不仅要怀揣政治零和博弈的全副战略武装,随时准备采取维护本国利益的应对措施,而且还要更加审时度势地从整体上认识到,今日的全球货币格局正将全部重任压向中国的肩头。逼迫人民币汇率升值好像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体系获得重生与复苏的最后一根稻草。世界真的很可能正临近某种边缘。

面对这种压力和巨大的挑战,中国千万不能再发生不必要的错误解读——只看到被逼迫和遭受围攻的一面。因为,任何局部性的解读都无法不包含错误的想象在其中。整个世界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对中国有如此强烈的需求和期望。撬动世界经济复苏的支点似乎真的只唯一地掌控在中国的手中。美国策动的国际压力越大,越能清晰地表明,中国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分量已经具备无法被替代的核心角色——为此,中国必须从中看到领导新秩序的一面。

这意味着,世界正在将中国推到担当具有决定性角色的领导者地位。即使中国不想担当也已经无太多拒绝的回旋余地。换言之,中国可以以各种理由不去承担与其当前地位相一致的领导角色,但是,相应的责任仍然是无法被豁免的。无疑,这已经实质性地构成了一种“中国的大国悖论”或者“中国领导悖论”。对西方而言,即使你中国不领导,那么相应的领导责任还是要承担的。假定如此,与其只负责任不享有权利,中国为什么不去主动领导当前的货币乱局,不去将“美国的零和企图”化解为“中国的共赢方案”呢?

中国必须领导。因为一个清晰的图像已经出现,那就是,当前以国家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职能的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本身是存在内生性困境的。只要对这个大棋局有着准确的自信判断,那么,中国领导就具有了具体的实质含义,亦即,中国在推动全球货币体系变革的推动力中要积极充当某种主动的领导力量。面对美国只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的古老零和式之国际策动和企图,斗则两败俱伤;主动领导则全球共赢。

如果进行这样的思维大转变,即将来临的G20首尔峰会将成为中国由被动转主动的一场大棋局下的大外交。

有鉴于此,中国可以在G20首尔峰会上主动提出“世界经济整体共赢式复苏之“中国共赢方案”的三步曲”:

第一曲:解决美国及欧洲的失业困境

众所周知,美国和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所遭遇的经济复苏困境主要集中在“失业率高企不下”的瓶颈上。究其根源,一是各级政府既无财政盈余,又无稳健的财政源泉去开展公共投资;二是私营部门在国际开放环境下因缺乏国际竞争力因而缺乏赢利能力,而无丝毫的雇佣动力;三是失业大军无自身创业的社会土壤和条件。

有鉴于此,让中国和其他顺差大国,例如德国和日本等,一起来雇佣美国和欧洲等其他国家的失业大军,去进行各种公共设施的大幅度修复和改造。这样一来,全球普遍存在的失业状态就可以得到最大幅度的彻底改善;而且条件还是最佳的。因为,这种国际大合作的最精妙之处就在于,它不需要经由美国财政部发行国债然后经美联储增发货币流动性的方式就可以获得实质性的有效就业,既有效解决了美国的失业困局,又保值了顺差国手中的美元价值和必要的增值,是一举多得的共赢大结局。此外,这种全球大合作的直接结果是,它有效地防止了美联储继续不顾全球经济增长潜力是否遭受威胁而不负责任发放货币流动性的全球通胀恶果。

当今世界上,人类并不缺少货币的流动性,而是缺少破除传统政治旧观念、走向全球大合作的政治愿望和推动力。

无疑,“中国共赢方案”的推出,必然会对华盛顿以及美国社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冲击力。不过,让世界去做选择吧!是要全球不通胀的“中国共赢方案”呢?还是要美联储继续释放货币流动性的“美国零和方案”呢?

第二曲:解决美国及欧洲的国家债务

当前的世界经济,除了当务之急的“失业困境”之外,就属国家债务持续增长的危机和困境了。如何解决这一关乎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央银行体制的重大问题,是能否有效实施和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难点。能够有效突破这个极为棘手的且关乎西方文明根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制度安排,将很可能意味着一场全球货币革命的开始,所以,需要社会实验来极为谨慎地向前推进。正因如此,中国凭借着自身的制度优势,可以为整个世界做出积极的尝试。这便是中国可以进一步领导国家债务危机和困境改革的独特地位之所在。

无论是西方的中央银行体制,还是中国现行的中央银行体制,目前都因缺少“全球统一的货币锚原理”而陷入各自不同的困境之中。这种困境表明,人类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秩序以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绝不可能建立在货币无止境的发放之上的。在中国仅M2一项就已经高达68.8万亿人民币的流动性存在。如果继续按17%的年度供给增长率计算,不出10年中国的M2将高达330.71万亿的人民币流动性。除非中国也能够快速找到通往“二元经济体系”的有效通道,否则,中国的实体经济之价格机制将面临破裂的通胀压力。虽然中国央行的问题不主要表现为“国家债务危机和困境”,但是,无法破解基础货币的发行原理或货币锚机制,中国所面临的困境仍将殊路同归,如出一辙,根源都在于货币锚的缺失上。所以,只要是改造中央银行体制,就必然会涉及到货币创造和发行的原理问题。而这一原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历史上的复式记账由于从原理上讲是一种纯零和机制,所以,只要在这个体系内进行所谓“货币创造”的理论解释和制度安排,就无法不陷入规避探求“货币起源”这一重大历史课题的逻辑陷阱之中。一旦能够有效解释“货币起源”之横贯历史长河的分析框架,央行体制的改革将唾手可得。

为此,我们建议中国将会给出先行的探索(请参考《全球无债务型中央银行原理》或“Principle of Debt-Free on All National Central Banking System”出版)。

第三曲:解决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创新

以国家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职能的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本身之所以存在内生性困境的根源,主要在于“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现象本身不仅在整个体系中是一种常态——相比之下,“国际收支平衡”反过来被证明是一种极为苛刻条件下的特例,而且,“国际收支不平衡”比“国际收支平衡”更加有助于国际贸易的增长和繁荣。前提是,只要充当国际贸易的储备货币能够随着国际贸易的增长而同步增长。亦即,国际贸易所需货币本身是需要同步性供给增长机制的。

众所周知,由国际收支不平衡所引发的社会动荡,已经是一个古老且始终悬而未解的千古疑难。为此,当代人类有必要追问的新问题就是,有谁曾经证明过国际收支体系本身一定是“平衡”的呢?如果迄今为止人类还无法证明该体系本身一定是“平衡”的话,那么,我们追求国际收支平衡的制度安排就是存在显著缺陷的。因此,在面对一个已经困惑人类文明几千年之久的重大问题时,我们必须重新思考。

为此,我们必须重构国际收支体系的各种和全部模型,以便首先有效求证,国际收支本身在不同且全部模型项下到底是平衡的,还是不平衡的,亦或,国际收支平衡和不平衡的含义到底何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彻底解决阻碍当前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繁荣的千古疑难。

中国是当前世界上国际收支顺差最大和持续增长潜力亦最大的国家。这赋予中国在国际收支体系的改革中具有了某种不可替代的位置和利益主张。加之现行的国际收支体系是一个逆差国可以追逐“免费午餐”的扭曲型体系,所以,改革的动力至少在短期上不会主动来自于逆差国——美国。这进一步赋予中国以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

显然,如果说连中国都毫无主动性去关注国际收支体系的变革,那么,难道还要等美国来充当这种领导角色吗?首先,“中国共赢方案”的三部曲表明,世界经济的复苏其实并非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只要开展超越传统且广泛的全球合作,全球性的失业困境是一件唾手可得的政策安排。其次“中国共赢方案”的三部曲表明,在当前世界经济普遍遭遇困境时,美国的对策是一种极端的国家利己主义,不仅不顾及全球经济增长潜力是否会因其一味地不断发放货币流动性而潜遭威胁,而且还以实施零和汇率政策为主旨刻意且大肆地掠夺世界各国辛勤创造出来的财富价值。

G20杭州峰会：中国经济新预期 篇8

中国向世界输出智慧的同时，也是峰会成果的受益者。

随着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以下简称“公报”）的发布，G20杭州峰会画上了圆满句号。

杭州峰会的举行恰逢世界经济增长和G20转型的关键节点，在这一背景下，公报可谓凝结了世界共识、汇聚了全球力量。中国作为主办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用自身的经济发展成果表示，飞速发展的中国不但将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能，还愿与世界分享发展经验，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方案。

贡献与收获相辅相成。中国向峰会输入中国智慧的同时，也是峰会成果的受益者。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发展关键时刻，本届峰会又在中国召开，从本届峰会中也会汲取多重利好。

中国的对外贸易与投资有望迎来更具活力的全球市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愈发抬头。面对全球贸易不振，G20杭州峰会承诺推动投资和贸易，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并将开放贸易政策视为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抓手之一。

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多年来一直是贸易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如果G20促进全球贸易的共识能够付诸行动，中国的出口企业和消费者都将从中获益。此外，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也取得了积极进展，虽然可能还无法很快达成协议，但双方交换了第三次负面清单改进出价，并表示将进一步推进谈判，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中国正在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将得到进一步推动。早在2008年G20华盛顿峰会上，结构性改革就已经成为了G20议题，结构性改革在杭州峰会上被放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与中国的力推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力主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将自己放在了国际舞台的检验平台上，大大增进了中国推进改革的责任感。G20峰会形成的一系列共识，例如，峰会强调钢铁和其他行业的产能过剩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呼吁集体应对，这将为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带来一个外部推力。

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也迎来了重要一步。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是本届G20的一大成果，并于10月1日正式生效，这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而言，可谓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步伐，同时对跨境金融机构也是一大发展红利。未来，随着人民币加入SDR，亚投行、金砖银行也在蓬勃发展，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也将展现出更多的能力和信心。

此外，G20杭州峰会在反腐国际合作上达成的共识，以及中美两个大国携手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等多项成果，也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一个更加联动与包容的国际环境，间接利好中国经济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