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王国维

国学大师王国维（精选11篇）

国学大师王国维 篇1

国学大师王国维，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中国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文学家。王国维与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国新学术的开拓者，连接中西美学的大家，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1927年6月2日投颐和园内的昆明湖而死。少年失意 王国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结识罗振玉 1898年，二十二岁的他进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3种生平著述，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的身份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方面。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

人生转折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一说吴宓）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塾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巨子陨落 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听闻北伐军枪毙湖南叶德辉和湖北王葆心（王被杀是谣传），6月2日同朋友借了五块钱，雇人力车至北京颐和园，于园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从其遗体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遗书内容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移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日父字

废帝溥仪事后赐王国维谥号为“忠悫”。王国维为何自溺，至今仍争论不论，一般学者论点有所谓的：“殉清说”、“逼债说”、“性格悲剧说”、“文化衰落说”。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言中写道：“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像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像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一人一事。” 毛泽东有诗云：“莫道昆明池水浅”，那里的水并不深，王国维跳进去，便一头扎到底。事实上并非溺毙，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满七窍，窒息而死。呜呼，一代学者，草草一生，就这样于污泥浊水中逝去，时年五十一岁。从他身上，翻出一纸遗书，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有人说，他这个“辱”，为死殉清廷，效忠逊帝；也有人说，他这个“辱”，与他亲家罗振玉有些什么纠葛。但不管什么缘由，当时及后来，都认为不值得。

《哲学辨惑》《静安文集》《王国维遗书》《王观堂先生全集》《宋元戏曲考》《曲录》《人间词话》《殷周制度论》《王国维诗词全编》《<红楼梦>评论》《流沙坠简》《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人间词、人间词话》《王国维诗词编年校注》（陈永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甲骨文晚清始发现，最早是王懿荣，后来刘鹗刊印《铁云藏龟》，继之，孙治让和罗振玉对甲骨文字进行研究。而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则推王国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因而，论断堪称精审。二重证据法他自己称以上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象。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对王国维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几种：“殉清”说 “逼债”说 “惊惧”说 “谏阻”说 “文化殉节”说 “诸因素”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

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国学大师王国维 篇2

章太炎的名声很大, 常有慕名者前来听其讲学, 但大多失望而归。原因是章太炎口齿不清, 讲话漫无层次。“九一八”事变后, 章太炎应邀赴北平演讲。由于他满口杭州土话, 听众难以领会, 最后只好由学生钱玄同、马裕藻担任“翻译”。

生活中的章太炎没什么情趣, 甚至不懂欣赏自然之美。有人邀他游山, 他说不知道山为何物。但有时他又表现得很有情调。1912年, 章太炎准备续弦, 朋友问他对于未来夫人有何条件。章太炎回答:“什么严格的条件都没有, 只要能读读《红楼梦》就够了。”

平时, 章太炎让仆人做事总喜欢写条子。有一次, 他写了张条子让仆人买肉。但是仆人跑遍了苏州城的各个肉铺, 最后空手而归。章太炎问为何空手而归, 仆人说:“你写的字他们看了都说没有。”原来, 章太炎写的是甲骨文的“肉”字, 形似“月”字。章太炎晚年给人开药方, 写的都是金文, 药店不认得。章太炎愤然道:“不识字, 开什么药店。”

章太炎与王国维同为浙江人, 一居海宁, 一居余杭, 相距不远, 但二人平日素不交往, 且相互间也从不公开提及对方。章太炎数次拒绝出任清华国学院导师, 原因是他不肯居王国维、梁启超之后。

民国初年, 袁世凯设宴款待京城名流, 章太炎也在邀请之列。章太炎拿到请柬后, 上书四个大字:“恕不奉陪”, 随即投入邮箱。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常手持一扇, 扇面写“悔不击碎竖子脑袋”八字, 很有气节。

由于长期埋头治学, 章太炎对人间事几乎到了一种“忘我”的程度。他的记性很差, 经常不识路。在日本办《民报》期间, 常闹出不识归途、误入别人家门的笑话。当时, 章太炎住在报社, 距离孙中山的寓所很近, 但每次去孙中山家必须要有人同行, 否则他肯定迷路。这种情况到了晚年更加严重。一次, 他坐车回家, 车夫问他去哪里, 他说:“我的家里。”车夫问他家在哪里, 他回答:“马路上弄堂里, 弄堂口有家纸烟店。”结果, 车夫拉着他满大街转。还有一次, 他从上海同福里寓所坐车到旧书店买书, 从书店出来后, 他坐上一辆黄包车, 示意车夫向西走。车夫照他的话, 走了好长一段路, 见他还不动, 就问道:“先生, 你究竟要到哪里去?”章太炎说:“我自己也不知道, 上海人都知道我是章疯子, 你只要拉到章疯子家就是了。”

国学大师：刘文典 篇3

1916年，他由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发愤从事古籍校勘，经过数年努力，1923年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淮南鸿烈集解》，受到学术界好评，学术声誉由之大振。 “五四”期间，刘文典站在新文化运动的一边，曾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担任英文编辑，翻译了《近世思想中之科学精神》等国外学术论著。1929年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主任，同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除从事教学工作外，还陆续校勘古籍。1939年，完成了《庄子补正》、《说苑斛补》等书的校勘编撰。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文典没有来得及与清华、北大等校撤离南下，滞留北平。期间，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他都断然拒绝，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1938年刘文典先生离开北平，历经磨难后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3年，刘文典被聘到云南大学任教，担任文史系教授。一直到新中国建立。

俨如“魏晋人物”

有学生描写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期的刘文典：“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他消瘦的脸孔上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声音尖锐又无力。”

刘氏性格滑稽，善谈笑，尝自称叫“狸豆鸟”；此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时人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一日，刘跑空袭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赢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户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日，有人偶尔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大师治学

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刘文典上课征引繁复，经常一堂课只讲一句话，故而讲《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海赋》。后因吸食鸦片，有时上课中间瘾发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故而发音混浊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

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刘文典在清华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闻北京西山香山寺有此佛经。该寺藏书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借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制作的篾子翻阅，违者受罚。寺中和尚深知刘文典是知名学者，特准他借阅，阅前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刘先生当即承诺，严守规约。和尚去后，刘文典先生静坐读经，因车马劳顿，未看多久，便生困意。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竟然进入梦乡，手中佛经也掉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正在梦中的刘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睁眼看到老和尚边打边斥责，“您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无奈，刘文典只好一面承认错误，一面“抱头鼠窜”。但这一打，刘竟和老和尚成为好友，还在清华园设素斋招待了这位朋友。刘后来回忆此事说：“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可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的“国学大师”吴宓先生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向后排张望，然后问道：“雨僧(吴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宓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常常惹得全场人为之暗笑。

文人气节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刘却不很欢迎，冷冷地掷出一句：“大学不是衙门。”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专令刘前去当面向他汇报，而刘对蒋下达的文件里使用了“责成、责令”“纵容学生闹事”等词十分不满，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既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因胸有怒气，刘文典去见蒋时，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走进蒋的办公室。蒋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就问：“你是刘文典么?”刘则针锋相对，不仅不叫他“主席”，反而傲然回答：“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叫的。”蒋指责刘没有治理好学校，刘顶撞说：“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这更激怒了蒋介石，拍桌怒吼起来，骂道：“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所言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

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蒋最后以“治校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

消息传出后，安大师生立即组成“护校代表团”，与安庆多所中学的学生400余人，聚集在省府前请愿，要求释放刘文典。另外，蔡元培、教育部长蒋梦麟、胡适等人分别致电蒋介石，历数刘文典为人治学及任《民立报》主笔时宣传革命的功绩，劝蒋恕其一时语言唐突，并“力保其无他”。也有说是陈立夫亦从中进行了斡旋。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蒋介石最后放了人，但附前提——刘文典“即日离皖”。

离开安大后，刘文典于次年初拜访他的老师章太炎(炳麟)，讲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听罢，十分欣赏刘文典的气节，于是为其写了一副对联：“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赠联巧妙借用汉末狂士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颂扬了刘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气节。三年后鲁迅先生以佩韦为笔名，作《知难行难》(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一期)，文中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

1937年，平津相继沦陷，他不但断然拒绝了日寇通过周作人等请他出任伪职。还支持在辅仁大学读书的爱子，积极参加北平爱国青年为督促国民党政府抗日而发起的卧轨请愿，他本人则夜以继日地翻译有关资料。据当时一位学生回忆：有一次上国文课时，他精神萎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点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他的住宅两次遭日军搜查。他在躺椅上昂首吸烟，横眉冷对，毫无惧色。精通英、日、法、意语的刘文典从此就“以发夷语为耻”，终生不讲一句日语，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1938年逃出日伪统治的北平，辗转两月流亡到西南联大的刘文典，已是满脸灰尘，头发有些灰白，身穿破旧蓝布长衫，袖口和领口沾满汗渍，肩上挎着个小包袱就是他的全部行李，他用哽咽之声向西南联大校长报到。上课时他对学生风趣地说：“我的书籍都丢了，资料也没有了，只好把脑子里的东西都给你们了。”因日机轰炸，他被安排住在市郊官渡西庄，离校较远，但他从未缺课，他说：“我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全国解放前夕，胡适打算把刘文典弄到美国，并已为其联系好了学校，还为他一家三口办好了签证，买好了机票。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刘文典拒绝了胡的安排：“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晚年刘文典在云南大学一直受到尊重。建国后，李广田任云南大学校长，口口声声称刘文典为“老师”、“刘老”。开大会请刘老坐前排，开座谈会请刘老先发言。学校评职称，他被评为一级教授，并任全国政协委员。朋友们祝贺他“喜事重重，旧貌换新颜”。他说：“我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是早有思想基础的，我早年参加同盟会，跟随过孙中山，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那时已扎下了拥护共产主义的根，今天实现了我的夙愿。”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还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又因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谁知解放后，刘竟彻底戒掉鸦片，思想改造也顺利过关，于是他逢人便称：“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

1958年7月刘文典因脑出血病逝家中。

国学大师翟鸿燊 篇4

国学大师翟鸿燊 《道法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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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国学大师之死》有感 篇5

太原37中王京京

平日里被琐碎又繁忙的工作缠身，根本无瑕嗅到书香的味道，首先要感谢宋老师发起的读书活动，使我能够抛开所有的借口，静下心来读到《国学大师之死》这样一本既有深度又有厚度的书籍。轻轻地合上这本书，有很多词语冲入我的脑海中：失望、无奈、激动、奋斗、豁达、平静······最后只有一个词沉淀了下来：力量。

国学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是我们文明历史的见证，而从一百多年前，它开始渐渐没落，直到现在它的简直内涵已发生了大的断裂，每想到此总不免惆怅伤神。

这本书讲到的13位“最后的国学大师之死”，也是伴随着国学的一步步衰落，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我看到了一样东西，一样支撑着他们不断奋斗的东西：坚持。

在逆境中的坚持。看了这么多国学大师的生平事迹以及理念，我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更被他们的人格魅力所深深吸引，他们所处的环境是现在的我们无法想象的，摇摇欲坠的国家政体，列强的不断侵蚀，利益争夺的残忍手段，如此黑暗的时代，但他们始终明亮着那一片天空，始终毅然坚强地努力向前进。

正如这本书开头所说：历史的传统不能一天中断，如果中断了就会衔接不起来。我们都是服务于文化界的人，自己的生命总有终止的一天，不值得天太留恋，但这文化的蜡炬在无论怎样的环境中总得点着，好让孑遗的人们或其子孙来接受着传统。这传统是什么，便是我们的民族精神，立国之本。而我们就要为这些传统的传承努力地坚持着。

回顾这些国学大师们波澜起伏的一生，我发现，他们的命运与近代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联，在经历各个历史转折点和时代大变革时，他们始终坚定地履行着自己的人生使命，并在国学成就上树立了不朽的丰碑。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被评为国学大师，跟他们的自身素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我侧重想要说的是，国学大师们坚持思想自由，这是他们取得成就的最根本的原因。

最让我崇拜的国学大师要数王国维了，他是中国近代最为著名的国学大师之一，王国维在学界享有其他人无法比拟的声誉。他是一位集文学家、史学家、美学家、词学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大学者，平生著作约有60多种。然而，1927年6月2日，这位学富五车的学问集大成者，却轻轻地沉入了颐和园中的昆明湖底，湖水微微散开，岸上游人如织，而王国维却再也没有醒来。大师的死让我们感到痛心的同时，所剩的就是那个时时萦绕在心，成长道路上无数次用以自勉的读书的“三大境界”。

王国维笃信“境界”之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作为维美学思想的代言人，他更强调的诗、词中的情感、意趣和创造性思维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所起的决定作用。

在其所有的“境界”说中，读书的“三大境界”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在他的《人间词话》中曾有这么一段说词：“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认为的治学第一境界词句出自于晏殊的《蝶恋花》，原意是说，“我”上高楼眺望所见的更为萧飒的秋景，西风黄叶，山阔水长，案书何达？在王国维此句中解成，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

治学的第二境界则来自于北宋柳永《蝶恋花》最后两句词，原词是表现作者对爱的艰辛和爱的无悔。此处，把“伊”字理解为词人所追求的理想和毕生从事的事业，亦无不可。王国维则别有用心，以此两句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这又是王国维的高明之处。

而王的治学第三境界，也就是最高境界，则是引用南宋辛弃疾《青玉案》词中的最后四句，这虽不是辛弃疾的原意，但也可以引出悠悠的远意，做学问、成大事业者，要达到第三境界，必须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下足功夫，自然会豁然贯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就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在自由的国度里惬意地遨游。

王国维的治学之道，意境之美、感悟之深可见一斑。正所谓国学是可以感悟人心，可以怦击心灵的，它是一门人生的学问，是究天问地的智慧，是为人处世的教诲，是修身养性的灵魂旅程。它的发挥功效，不仅仅是背诵几章，咏叹几首，更是潜移默化之间心灵的熏陶、精神的感染、思想的升华。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中国人的魂。试问一个没根没魂的民族怎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掩卷而思，作为中学的语文教师真的应该不断地读书来丰厚自己的学识涵养 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道德修养、开拓自己的思维，将传承了数千年的文化延续下去。任重而道远，学习永无止境。一点心得体会于同行共勉。

国学大师翟鸿燊教授 篇6

相随心生，口乃心之门户。

沟通是情绪的转移，信息的互动。沟通上没有对与错，只有立场。

毛泽东说过，越是敌人反对的我们越要拥护，越是敌人拥护的我们越要反对。一个人生命取向要高，生命能量要强。精力就是权利。

什么是团队，看这二个字就知道，有口才的人对着一群有耳朵的人说话，就是团队。

人才不一定有口才，但有口才的人一定是人才。

在美国谁会讲话，谁口才好谁就当总统。

沟通是有层次的。

了解别人是精明，了解自己才是智慧。

认同别人，更容易肯定自己。

信息语言传达信息，声音语言传达感觉，肢体语言传达态度。

一个境界低的人，讲不出高远的话；

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人，讲不出有责任感的话；

一个格局小的人，讲不出大气的话。

人要学会变态：当然是改变心态、态度、状态。沟通最忌讳的是一脸死相。好人就是没有时间去做坏事的人。人生障碍就是“看不到的目标”。

毛泽东说，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同志了。并且他认为精通的目的是“全在于应用”。

什么叫魂？

思考力是万力之源。角色就是人格。

领导最忌讳的是属下对问题说：不知道，不清楚。要“与时消息，与时偕行，与时惧进”。

空才能有，放下才能承担。

不二过，不迁怒。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因为优秀就很难卓越。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不容不看，不配当家。

用人所长，必容人所短。

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

把注意力放在结果上，不是情绪上。

不做准备的人就准备失败。

有道行的人爱讲并强调时间和空间。时间可以赢得空间，空间可以赢得时间。得其时，当其位，如“营销”。当动则动，当止则止。

赚钱的秘诀：

1.赔本的买卖不能干；

2.赚钱的买卖要干；

3.请记住前两条规则。

群体是不做决定的。

领导就是领袖和导师，领导者的价值是把追随者培养成领导者。道，法的中间是天、地、人。领导者的能力就是获得追随者的能力。修身为本，然后治家，成业，治国。

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学学《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是个境界超过一般人的，否则不会有所作为。泰森在监狱里研读了《毛泽东选集》，读完后在胳膊上刺上了毛泽东的肖像。出狱后参加比赛，几秒钟结束了一场比赛。记得当时有个老头低头擦眼睛，抬起头的时候比赛就结束了。后来泰森告诉记者说，毛泽东说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结合《亮剑》理解这次的演讲内容最恰当不过了。李云龙就是一个名副其实，不折不扣的优秀指挥家、领导者。他的沟通能力是相当的强。听完这次的讲座再看《亮剑》感受确实不同凡响。观看角度、欣赏眼光、评论出发点完全上升了一个很大阶梯。不再是人们所说的，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而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感觉。好学的人随时随地，随人随物都在以学人之长的眼光和角度去做事的。

相随心生，口乃心之门户。

沟通是情绪的转移，信息的互动。沟通上没有对与错，只有立场。

毛泽东说过，越是敌人反对的我们越要拥护，越是敌人拥护的我们越要反对。一个人生命取向要高，生命能量要强。精力就是权利。

什么是团队，看这二个字就知道，有口才的人对着一群有耳朵的人说话，就是团队。

人才不一定有口才，但有口才的人一定是人才。

在美国谁会讲话，谁口才好谁就当总统。

沟通是有层次的。

了解别人是精明，了解自己才是智慧。

认同别人，更容易肯定自己。

信息语言传达信息，声音语言传达感觉，肢体语言传达态度。

一个境界低的人，讲不出高远的话；

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人，讲不出有责任感的话；

一个格局小的人，讲不出大气的话。

人要学会变态：当然是改变心态、态度、状态。沟通最忌讳的是一脸死相。好人就是没有时间去做坏事的人。人生障碍就是“看不到的目标”。

毛泽东说，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同志了。并且他认为精通的目的是“全在于应用”。

什么叫魂？

思考力是万力之源。角色就是人格。

领导最忌讳的是属下对问题说：不知道，不清楚。要“与时消息，与时偕行，与时惧进”。

空才能有，放下才能承担。

不二过，不迁怒。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因为优秀就很难卓越。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不容不看，不配当家。

用人所长，必容人所短。

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

把注意力放在结果上，不是情绪上。

不做准备的人就准备失败。

有道行的人爱讲并强调时间和空间。时间可以赢得空间，空间可以赢得时间。得其时，当其位，如“营销”。当动则动，当止则止。

赚钱的秘诀：

1.赔本的买卖不能干；

2.赚钱的买卖要干；

3.请记住前两条规则。

群体是不做决定的。

领导就是领袖和导师，领导者的价值是把追随者培养成领导者。道，法的中间是天、地、人。领导者的能力就是获得追随者的能力。修身为本，然后治家，成业，治国。

有机会大家一定要学学《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是个境界超过一般人的，否则不会有所作为。泰森在监狱里研读了《毛泽东选集》，读完后在胳膊上刺上了毛泽东的肖像。出狱后参加比赛，几秒钟结束了一场比赛。记得当时有个老头低头擦眼睛，抬起头的时候比赛就结束了。后来泰森告诉记者说，毛泽东说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结合《亮剑》理解这次的演讲内容最恰当不过了。李云龙就是一个名副其实，不折不扣的优秀指挥家、领导者。他的沟通能力是相当的强。听完这次的讲座再看《亮剑》感受确实不同凡响。观看角度、欣赏眼光、评论出发点完全上升了一个很大阶梯。不再是人们所说的，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而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感觉。好学的人随时随地，随人随物都在以学人之长的眼光和角度

陈寅恪:踽踽独行的国学大师 篇7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

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述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

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校长说,陈寅恪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启超说:“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吗?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清华的校长最终怎么做出决定的,已无从考证,但事实是,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刚刚年满36岁。

一年后,陈寅恪的身影出现在清华园里。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送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令师生们惊叹的是陈寅恪的博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

当时,冯友兰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大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这连当时的学生们都能感觉到。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人。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开辟国学研究新领域

早年的湖南原本是保守闭塞之地,在洋务运动中却突然开风气之先,兴学、办报、开矿、建工厂,这得益于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陈宝箴有个助手,也就是他的儿子陈三立,父子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原因是他们在湖南率先变法。

陈寅恪就是这陈家的第三代。这一年他9岁。家国大难之后,陈宝箴携家带口回了江西老家,陈三立索性专注于诗歌创作,“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走向了与传统仕宦截然不同的结局。

父亲陈三立不要孩子应科考、求功名,在陈寅恪13岁时就把他和哥哥送去了日本。自小博闻强记,打下坚实旧学基础的陈寅恪,因此并行不悖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后来陈寅恪因病从日本回国,考入复旦公学,这是上海的一所新式学堂,相当于现在的高中。陈寅恪成绩优秀,掌握了德语、法语。两年后的1909年,陈寅恪毕业,他带着复旦公学的文凭,也是他平生唯一的一张文凭,登上了去西洋的轮船。父亲陈三立赶到上海,送别陈寅恪。他把父辈两代人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陈寅恪一辈子以家族为荣,念念不忘自己的身世,也终生背负着家、国的使命。他辗转游学13年,从德国到瑞士、后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他学物理、数学,也读《资本论》。13年里,他总共学习了梵文、印第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

陈寅恪一心向西学,但没想到的是,13年的游学,他从西方带回来的竟是东方学。陈寅恪发现,在世界学术中,中国文化的地位很高,跟当时中国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跟国内批判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也完全不一样。他后来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应“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以这样一种感受作为基础的。

陈寅恪有着深厚的国学根底,也接受了严格的西学训练。在清华校方包括他的同事梁启超、王国维的鼎力支持下,陈寅恪为中国学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对不同民族语文与历史的比较研究。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来的;而讲其他的课程,他带来的书则是用黑布包裹着的。他的讲课旁征博引,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成了后来的大家。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等等。

1932年夏,清华大学中文系招收新生。陈寅恪应系主任之邀出考题。不料他出的题目非常简单。考题除了一篇命题作文,最奇怪的是只要求考生对个对子,而对子的上联,又仅有三个字:“孙行者”。陈寅恪拟定的标准答案是“王引之”“祖冲之”。一个名叫周祖谟的考生,给“孙行者”对出的下联是“胡适之”,用的是当时最时髦的人物胡适的名字,十分有趣,出乎陈寅恪的预料。

用“对对子”这样的文字游戏,陈寅恪自有他的一番深意。他觉得用对对子这个方法,其实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国传统语文的真正特色,尤其是跟印欧语系的区别在哪里。陈寅恪关注的是汉语的文化特征和世界地位,对民族传统语文充满自信。

登上中古史研究高峰

就在这个时候,陈寅恪把目光投向了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也就是学界通称的“中古史”。这是陈寅恪第一次学术转向,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而最大的因素就是与抗战有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父亲陈三立这时已85岁了,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了。五天后,陈三立死了。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发。这时,陈寅恪由于高度近视,又用眼过度,右眼视网膜剥离,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医生告诉他需要手术,但做了手术就需要相当时间的休养。陈寅恪最终选择了不做手术,就是说,为了离开沦陷区,他放弃了复明的希望。

在为父亲守孝49天后,右眼失明的陈寅恪携妻将雏,离开了已经沦陷的北平,踏上了流亡之路。在离开北平之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但赶到长沙,还没等到这些藏书,便又匆匆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可是当书到长沙,竟悉数被焚毁在战争的大火中。

陈寅恪做学问的方式不是做卡片,而是在书上随读随记,也就是古人说的“眉批”,眉批上写满了他的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书烧毁了,而他随身带着的常用的、备用的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部分也被盗走了。这意味着,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他积攒的记忆了。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就在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这是两本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著作。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的《剑桥中国史》在提到陈寅恪时,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褒奖:“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

牛津大学于1939年曾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该校汉学教授,并于此后数年一直虚席以待。因为他们认为,陈先生是当时“最优秀的中国学者”。

就是这样一位“最优秀的中国学者”“一个天生的导师”,此时却身处战火之中,他的工作条件惊人地恶劣。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陈寅恪的视力急速下降。当他辗转来到成都燕京大学,到学期期末考试评卷时,他已经难以把学生的成绩,及时无误地填入栏格细小的成绩单里了。为避免出错,他只能无奈地让大女儿代他把批好的分数抄到表格上。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种《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了。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只得叫女儿去通知学生:今天不能上课了。

陈寅恪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但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依然记得他的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然而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见到光明。

在抗战如此严酷的境遇里,陈寅恪顽强地为后世留下了他对中国唐代历史的系统研究。他在大灾难面前,恪守着一个民族的史学传统:“国可以亡,史不可断,只要还有人在书写她的历史,这个民族的文化就绵延不绝。”

永不熄灭的学术之光

抗战胜利了,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新回到清华园,这时他57岁。失去了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他将如何度过后半生的学术生涯?

1948年,国民党准备退踞台湾,动员了很多学者离开大陆。陈寅恪对腐败的国民党极度失望,拒绝去台湾。岭南大学(后来的中山大学)校长、教育家陈序经邀请陈寅恪到广州任教。就这样,陈寅恪在南国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南国的校园很美,一年四季树木常青,但是陈寅恪看不见,他在黑暗中已经生活了5年。很多人回忆,陈寅恪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眼睛失明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在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前,有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这是陈寅恪到岭南后,当时的中共中南局最高首长陶铸亲自嘱咐为他修建的,以方便陈寅恪在工作之余散步。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后来成为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当他来到陈宅时,陈寅恪正在工作。在他来后,先生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装束:长袍。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说:“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因为生病,陈寅恪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学术转向。1953年,在清华时的学生蒋天枢,给自己的老师寄来了长篇弹词《再生缘》,陈寅恪听了,大受震动。陈寅恪在病中,用口述的方式撰写《论再生缘》。由此,他开始了对明清历史和文化的探索。

正当陈寅恪沉浸于新的学术领域时,他得知一个消息,中国科学院拟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的所长。在北京的许多好友都希望陈寅恪接任这个职务,然而他却拒绝了。

这一年,又一位清华的老学生,也就是当年他最喜欢的汪篯,带着同样的使命,到广州来看望他。这是1953年11月21日的晚上。他们开始谈得很好,但不久就谈崩了。陈寅恪感受到这个昔日门生,已经摒弃了自己恪守的治学为人之道,他怒斥道:“你不是我的学生!”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还是由陈寅恪口述,汪篯做记录,为历史留下了今天的读书人都略知一二的《对科学院的答复》。答复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的碑文中。”

为纪念清华研究院导师王国维而修建的那座纪念碑,今天依然矗立在清华园中。陈寅恪在碑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读书治学,只有挣脱了世俗概念的桎梏,真理才能得以发扬。陈寅恪认为,包括他和王国维在内的任何人,在学术上都会有错,可以商量和争论,但如果没有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就不能发扬真理,就不能研究学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陈寅恪没有遗嘱,但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却垂范着后世的中国。他留下的著作,以繁体字竖排出版,一如他生前期望的那样。

国学大师们缘何高寿 篇8

新近出版的《国学大师的养生智慧》，系统地探讨了一批著名国学大师极具特色的长寿奥秘。

梁漱溟(1893-1988)：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他自幼身体孱弱，中年被顽固的失眠症困扰，而且人生际遇坎坷，完全是依靠后天的努力享有高寿。他的养生之道主要融合了儒释道三家修身养性之精华，尤其是素食、气功和执著的学术精神，凡此种种，对他强健体魄和抵御各种疾病都有良好的效果。

钱穆(1894-1990)：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也自幼体弱多病，由于祖父和父亲都是英年早逝，因此他尤其注意养生之道，是依靠自身努力而长寿的典范个案。除了气功、冷水浴之外，棋艺、音乐、花卉、游览等多种兴趣爱好对他的养生亦大有助益。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晚年得到了知己贤妻的悉心照料。

张岱年(1909-2004)：被誉为中国学术界的“国宝”，其长寿之道是“无为”，他的一生除了读书没有其他爱好，饮食为粗茶淡饭。其养生之道除了自身的好胃口、好睡眠、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仁者情怀之外，美满的婚姻也是重要因素。

启功(1912-2005)：著名的书法家和古典文学专家。出身清朝皇族的他人生遭遇曲折坎坷，幸得亲朋好友鼎立扶持，自身奋发图强才得以成功。他最主要的长寿心经，一是幽默乐观，无论是身处逆境还是身患疾病都能谈笑自如，一切烦恼不快，笑后烟消云散；二是书法养生，怡情适性，强身健体。

“短寿者是各不相同的，而长寿者却是一样的。”从表面上看，书中写到的大师长寿的情形各异：如金岳霖和启功是老顽童型，梁漱溟是硬汉型，冯友兰、钱穆、张岱年是书斋型，赵朴初是社会活动型，蔡尚思、张中行是自然顺生型。但实际上，他们都有着开阔的胸襟，有着虚怀若谷的气概，过着简朴而有规律的生活，有勤于用脑的习惯，还有单纯执著的理想。心理的健康、豁达是他们长寿的主要因素。

国学大师翟鸿燊语录 篇9

2、你不是最好的、你可以成为进步最快的。

3、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大业一壶茶。

4、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除商品。

5、什么是领导力，领导力是获得追随者的能力。

6、人一辈子最大的误区，就是见着好友不交，见著名师不拜。

7、一个境界低的人，讲不出高原的话。

8、自我沟通非常重要。

9、一个没有使命感的人，讲不出有责任的话，一个格局小的人，讲不出大气的话，

10、凡是能干大事的人，都是能够坐得住的人。

11、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12、敬天爱人。企业文化是做人的文化。

13、没有这么多人干扰我，哪有我做球星的价值。

14、一个人的思考是正面的、表达是正面的，行为是精进的。

15、人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

16、知识是学来的，能力是练出来的。

17、企业要远景没远景，要使命没有使命，要价值观没有价值观。要价值规则没有价值规则、要信念系统没有信念系统、要文化

没有文化，要精神没有精神。

18、别人身上的不足，可能就是你存在的价值。

19、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20、企业只有营销才能实现利润。其它都是成本，企业最大的成本就是那些不会营销的员工。

21、最大的自私就是无私。

22、一个好的领导人。要有利他心，利他精神就是企业精神，

23、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钱越花越多。股份越分企业越大。财散人聚，人聚钱来。

24、做生意的规则1、开展顾客数目。2、提升顾客质量。3、增加每一次交易的成功率

4、增加客户重复消费次数。5、增加每次数量的平均交易额6、建立顾客的诚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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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翟鸿燊经典语录 篇10

2. 赞美会让人把正确的事情做下去，把不正确的事情停下来。

3. 人际沟通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结果上而不是情绪上

4. 君子记恩不记仇，小人记仇不记恩。

5. “如果你觉得你的命不好，就去与那些命好的人在一起，你的命就会得到改善”;

6. 沟通最忌讳的就是一脸死相

7. 世界上最不能等的是什么?比尔盖茨的回答：孝敬父母。

8. 如果你是对的，世界就是对的。

9. 问简单惯性问题;

10. 人生有三处，花钱绝对连眼睛都不要眨：一是给自己的父母花钱眼睛都不要眨，因为厚重的养育之恩是再多的金钱都无法诠释的;二是给自己的铁哥们儿花钱眼睛都不要眨，因为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可能飞黄腾达的;三是对学习的投资眼睛都不要眨，因为拒绝学习就等于拒绝成长和晋升

11. 人生有多大出息，取决于你的时间管理。

12. 如何使自己的命运变好————答案就是找命好的人然后跟他交朋友

13. 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

14. 成大事者大都是演讲高手。

“国学大师”的煽情营销 篇11

近两年,“批量”浮出水面的“国学大师”一个个击鼓鸣锣地横空出世。一时间,类似“著作等身”这样的“国学大师”评判标准,俨然成为上个世纪的遥远回忆。

“国学应用大师”的煽情

不久前,本人亲耳聆听了在网络和媒体上被誉为“国学应用大师”翟鸿教授的讲课。他以《国学应用智慧——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为题。翟鸿以惯有的激情煽动得全场的听众如醉如痴,听众追随着他的指令齐声念诵,会场上不时地爆发出阵阵掌声。

突然感到非常惊讶,这种场面似乎并不陌生。曾几何时,那些传销者不也是以这种形式来迷惑追随者吗?翟鸿“国学”讲座现场,试看像不像传销中的洗脑术?这个跟传销大王陈安之教台下的人喊:“我是最棒的”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我们姑且如此理解:在翟鸿的讲座中,大家跟着他一起读某些话的时候比较多,也许一方面是为了活跃气氛增加讲座趣味性,一方面是为了加深印象。

但是,从激情荡漾的话语中心走出来,不知不觉会问自己:我们刚才追随着“大师”在喊什么?又有哪些“国学精粹”铭刻在心并将在今后的生活中涵育我们的灵魂呢?

翟鸿教授的影响力是不容置疑的,至少在北京大学、《中国经营报》还是耳熟能详,况且还有他在北京大学演讲的图片和视频,能登上北大讲坛的人物必有他超常之处。

大师无须问“出处”

我在百度中查询:翟鸿被许多人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倡导传播者。其个人简历是北京支点未来管理咨询公司特聘高级培训讲師,中国营销实战训练导师,国学实践应用学家,经济与文化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现任道昂国际集团董事长、中国国际人才工程学院院长、DAM行销拓展机构总裁、北京大学中国企业家训练中心总监、《中国经营报》专家顾问团首席顾问、美国国家大学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

说实话,翟鸿的简历中很有一些唬人和“忽悠”的东西。听听那个几头衔就知道其大概情况,没有必要仔细研究就能感觉出这些信息有多少真实的成份。什么“美国国家大学 ”云云,权当笑话听就是了。

但是,当我们从时代的角度去理解这一现象,好像也并不奇怪了。当前培训业是十大暴利行业之首,就凭借着一张嘴让客户心甘情愿的掏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运用些营销手法也是合情合理的。就是那些名牌大学教授出来讲课,哪个不是先把自己的学校搬出来给自己先壮壮胆子啊。

我不是在质疑翟鸿大师的出身。英雄不论出处。正如翟鸿在讲座里谈及人们对另一个“国学大师”文怀沙的质疑,翟大师对此是以如下的“充足理由”解释的:“你管人家以前是干什么的呢?”。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讨论问题应该就事论事,没事质疑人家以前是干什么的没意思。

大师的国学“经典”

那么,我们先从内容上来分析翟“大师”的讲课过程。首先他深通演讲技巧,很会打动人吸引人。这些对各级学校的教学也许是必要的,但过于煽情会削弱实质内容。翟还喜欢领呼某些口号式恒言警句,如小学生语文跟读。这要是在小学生里是相当必要的教学手段,但是,倘如针对的是大学生或社会成人似乎是多余的。翟还喜欢讨要掌声。这个大师的讲座怎么愈听愈像明星走穴似的?太像赵本山、小沈阳的表演。再说,更严重的还不是他的这些花里胡哨的形式,而是他所讲授东拼西凑,生搬硬套的内容,稍微有些传统文化底蕴的人都能听出来,他讲的东西破绽百出。他的卖弄式煽情不大像大学里教书出身的,更像前几年传销的教练。翟鸿酷爱引用古训,常常一口气把几个不同朝代的先贤语录“打包”抛出,名言警句罗列完毕,偶尔有进一步的注解,也是套用其他名言加以解释。

可以说,他对先哲经典的理解过于牵强。他经常分析某个汉字的具体含义并和商贸交际相联系,这种分析缺乏科学性。比如他说:“义”字的甲骨文有人民币￥或者美元$的符号。忠义成就财富。这岂不是天方夜谭吗?

我们来重温“大师”带领大家齐声念诵的那些“国学”经典,也许他的“国学大师”的马脚就不攻自破:

钱少是自家的,再多了就是大家的,再多了就是人民的,所以叫人民币——这是哪一位先哲的语录?

这位“国学应用大师”惊世骇俗的语录还有很多:

“人脉就是钱脉,关系就是实力,朋友是最大的生产力”、“同流才能交流,交流才能交心,交心才能交易”、“如果你觉得你的命不好,就去与那些命好的人在一起,你的命就会得到改善”、“领导,就是领袖和导师;领导是不知道走到哪的时候,也有人跟你走”。

“跟我说——人际沟通,最忌讳的,就是一脸死相。”大师说这句话时,他保持着深沉含蓄,他的脸看不出太多内心活动,一如往常地漠无表情。与此类似的领读在翟鸿的演讲中频频出现,“跟我说一句话——从今天起,我发誓,再也不想挣钱了,我要赚钱!”“赚钱的‘赚’是一个‘贝’加‘兼’,去兼并,去合作。”对于文字的另类解读不仅是翟鸿的演讲特色,也成为他赚取掌声和注意力的杀手锏。他的逻辑是,“团”字是一个“口”字加一个“才”字,“队”是一个“耳”加一个“人”,团队应该是一个口才好的人领导其他用耳朵听话的人。很多人很佩服他对汉字的理解,其实过去的算命先生都有这种拆字测字的本事!

国学的悲哀

关于将“国学”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这是翟鸿“大师”用来招募企业高管学员的一个响亮招牌。在他的讲演中,充斥着批判西方经济模式的慷慨陈词,并充满激情似乎向着地球人宣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老子的《道德经》将取代西方现代化管理!”但是,在对“国学”运用于企业管理的高调赞誉声中,我们仍然听不到有关多少“国学”的信息与真谛在起作用。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和值得争论的问题。固然,公司管理要靠制度,制度最后毕竟需要人与人之间配合来执行。这时候,个人的价值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在所处特定环境下、特定角色中心态产生的变化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制度的运行。在这方面国学体现出了它宏大的价值。但是,西方管理学及其相关学科在这方面超越我们的不是一星半点,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尚无任何一个有说服力的国内成功企业案例能够说明“传统文化”在其中的丰功伟绩。显然,以国学和所谓的中国式管理等学说为核心来构建企业管理架构分明是行不通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认清时代潮流,不能动不动就被民族情绪所煽动。

以“国学”为外衣,以企业经营为主题,宣扬着中国当前社会庸俗的“人际关系”——这就是“国学大师”翟鸿演讲所遵循“三段论”。

事到如此,我不妨还要问一句:在优秀的中国人血脉里流淌着的祖先创造的可以培育那种“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种“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那种“见危授命”、“士可杀而不可辱”气节的灿烂的“国学”,如今,被这一位打着“大师”旗号解构得体无完肤,这种“国学”对我们的身心还有什么滋润作用?中华文化之根难道真的要到韩国或日本去寻其本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