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股权转让的效力

论公司股权转让的效力（精选8篇）

论公司股权转让的效力 篇1

有限公司章程中关于股权转让约定的效力

撰文---大连交通事故网张天祥律师

现实生活中，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是经常发生的交易行为。对这种交易 行为如何进行规制，是公司法的重大理论问题。我国现行《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至第三款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条件进行了明确地规定，而第四款又指出“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如何理解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另有规定”，如何认定这种“另有规定”的法律效力？本文将以公司章程的自治性与国家法律的制约性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实务案例研究、比较立法透视以及基础理论探析，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时章程的效力进行深入说明，并最终得出结论。

[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 股权转让 章程效力 章程自治性 法律制约性

章程是公司的宪章，是公司组织和行为的最高准则。因此可以说，章程是包含着贯穿公司始终的众多要素的基石性制度——对于公司具体的组织或行为，公司法可以原则性地进行基本要求，但不可能进行细致而充分地个别规定；如果一定要对某个公司的具体组织或行为进行特别设置，只能通过具体公司的章程来规定。

现实生活里，股权转让是有限责任公司中经常发生的交易行为。我国现行《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至第三款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条件进行了明确地规定，但其第四款又指出“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也就是说，我国公司法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公司章程对有限公司股权转让行为的“另有规定”——但是，这种“另有规定”的自由空间与范围究竟是多大？这种“另有规定”是否仍需要受到限制？如果需要受到限制，限制的标准或者界限是什么？笔者将通过实务案例研究、比较立法透视以及基础理论探析，从而讨论分析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规定的现实效力。

一、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规定之现实类型

《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其中第四款：“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这种规定尊重了股东的自主权，也适应了股东和公司个性化的需要。这实际上是基于一种假设：当事人最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协商一致的结果不仅满足了自身需要，也使社会效益得到增加。《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四款使得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可以对股权的内部转让与外部转让作出不同于公司法设定规则的规定并优先适用。但是，由于公司实践的复杂与当事人创造思维的丰富，公司章程中对股权转让约定的条件可能会多种多样而且形形色色，如何看待这些约定的法律效力，已经成为司法实务中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笔者结合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归纳出如下几种情况：

（一）股权转让的禁止、变相禁止类型。

例一“甲乙丙三人成立一有限责任公司。在章程中规定，在有生之年不得将股份转让于他人。经营一段时间后，乙深受甲之压榨，故欲转让其股份于他人，却受制于公司章程“禁止转让”之规定。后乙向甲、丙二人提出转让请求，甲、丙既不行使优先购买权，同时又拒绝乙向他人转让股份，因而成讼。乙遂向法院主张章程中的“禁止转让”条款无效。“ 此约定，即属于禁止转让，股东无法实现对其所有的股权实体进行处分。

例二，“在由两方股东组建的公司的章程中规定，一方转让股权必须经另一方股东同意方为有效，另一方股东如不同意其转让，亦无购买其股权的义务。该类规定在股东之间形成了“既己同生，亦求共死”的关系。“此约定系变相禁止股权转让，文义上无“禁止”、“不得”等表述，但在履行过程中，一旦另一股东不同意其转让，其就无法实现股权转让之目的。

（二）股权转让的实体比例限制

例三，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参照《公司法》对股份公司股份的限制转让的规定，在章程中约定可转让股权的比例，“股东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权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权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此约定，系限制了股东自由转让全部股权的能力，仅允许其转让部分股权。限定股东仅能转让其持有的部分股权，在实践中并不少见，笔者曾根据当事人的要求，设计过一份章程，该有限责任公司得大股东为了吸引邱某担任公司高级职员，赠与其部分股权，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章程中，往往限制邱某在任职期间不得转让其全部股份，但可以转让其持有的10%的股份。

（三）股权转让的对象限制

例四，如某公司原为国企，后经政府批准全员改制，公司改为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职工出资认购公司股权，成为股东，并将股权分成两大块：职工平均股和岗位股，具体体现是，在公司章程中规定：担任公司某几个高级管理职务的员工，可以出资认购高于职工平均股的股权（即岗位股），享有这些股权所带来的表决、分红等股东权利。如这部分股东因故不再担任这些职务时，应按上一年度财务报表计算所得的股权净值，将这部分因任职而取得的股权由公司回购后转让给继任者。此约定，将股东股权的转让对象限制在“公司”，股东无法向其他人，甚至是股东转让股权。

例五，公司运营一段时间后，A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对章程第12条进行修改，增加“自然人股东因本人原因离开企业或解职落聘的，必须转让全部出资，由工会股东接收”的内容。该决议按公司880万元注册资本，每l万元出资额为一计票额进行表决，最终以872票同意、8票弃权而获得通过，乙某投了弃权票。上述章程修改报经工商部门备案核准。后乙离职，A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取消乙股东资格；并告知乙其股权已按章程转让给工会持股会，要求其领取转让款。乙:遂诉至法院，要求确认其股东身份，并判决A公司强制转让其股权的行为无效。该案中，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的对象为工会股东，即工会持股会。

这类股权转让对象的限制，一般发生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公司出于稳定内部职工的任职并给予职工股东相应的优惠待遇的目的而实施。

（四）股权转让的程序限制

例六，某公司股东《公司章程》将涉及股权转让的条款制定如下：“股东的股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股、法人股股东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股权时，对于将所持有的股份转让给予本公司有同业竞争关系的客户的情况、或股权转让后将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重大影响的股权转让事项，必须经全体股东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股权，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股权有优先购买权。股东依法转让其持有的股权后，由本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该项约定在转让程序上设置了二重限制，其一，比公司法规定的“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更为严格，该公司要求“必须经全体股东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其二，在程序上需判断何为“股权转让后将会对公司的经营造

成重大影响的股权转让事项”，履行完该项程序后，才能实施具体的股权转让程序，究竟是按照《公司法》的程序履行，还是按照《公司章程》约定的程序履行。

（五）股权转让的价格、金额限制

例七，2006年7月28日丰鹿公司召开股东会议，会议议题为修改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因辞职、除名、开除，根据劳动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被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股东会可以决定其股权由其他股东受让，股权转让价格不论公司到时盈亏状况，一律以实际认缴出资的原值结算，转让人拒收股权转让金的，受让股东可将其提存至公司。”到会8名股东签字同意修正后的公司章程，周岩投了反对票。同年8月3日丰鹿公司将修订后的章程到工商部门进行了备案。2006年9月28日，周岩起诉至大丰市人民法院，要求确认强行转让其股权的股东会决议无效和公司章程部分条款无效。本案中公司通过修改章程，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不论公司到时盈亏状况，一律以实际认缴出资的原值结算”。将股东的股权转让价格限定在出资原值。

例八，2005年10月，江苏省镇江市某化工集团公司的经营层及中层干部共同投资设立了一家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化工集团的股东。刘文斌为化工集团所属分公司经理，2005年11月15日在投资公司登记股东谢永超的名下出资14万元。投资协议及公司章程约定，股东退休前因被免职不担任化工集团中层干部时，必须将所持股权转让给化工集团的主要经营者，五年内转让价为出资额加银行同期同档存款利息。2006年8月，化工集团解除了刘文斌分公司经理的聘用，化工集团董事长赵玉强即要求刘文斌将持有的股权转让给自己，但遭到刘文斌的拒绝，赵玉强遂将刘文斌告上法院。本案中公司章程约定“五年内转让价为出资额加银行同期同档存款利息”。将股东的股权转让价格限定在出资额加银行同期同档存款利息，同时限定了持股时间，即五年之内。

（六）股权转让无限制

例九，某有限公司章程约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无需经其他股东同意，其他股东也不行使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出让股东和受让股东仅需要将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递交公司，即视为转让完成。公司收到股权转让协议书后，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如果公司怠于行使上述义务的，出让股东和受让股东均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履行相应的义务并承担有关诉讼费用和实际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该约定，系典型的无任何限制的自由转让模式，内部股东系放弃公司法72条前三款规定的权利（知情同意权、优先购买权），只要股东与其他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向公司履行告知义务，即可完成有关股权转让手续。

（七）股权转让部分权能的限制

例十，某有限公司章程约定：“为奖励对公司具有特殊贡献的高管或者技术骨干，公司控股股东可将其持有的部分股权进行赠与，但出让股东仅转让相应比例的分红权，受让股东不享有表决权和转让权以及其他股东权益。”此约定，就是将股权中的分红权能进行了转让，股权中其他的各项权能，仍然属于公司控股股东。

二、结论

结合上述章程法律性质的分析和域外法律的考察，不难看出，有限公司章程对股权对外转让是否应该限制，限制的具体范围都没有一个准确可行的判定规则。如果说自由是企业的精髓和灵魂，那么公司章程自治就是公司法的精髓和灵魂。公司法应当给公司自治留有足够的空间，这个空间应当主要由公司章程予以填充。我们虽然不会盲目乐观地相信公司章程自治的理念，但是对公司法中明确给公司章程授权的规范、确定公司章程对公司事务决定效力规范的分析研究，也确实能为我们重新认识公司及公司法的本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如美国詹姆斯·威尔逊所说：“没有自由，法律就名实俱亡，就是压迫的工具；没有法律，自由也同

样名实俱亡，就是无法无天。”，公司章程自治同样不是绝对和不受任何约束的，恰恰相反，它需要公司法的补充和修正，需要承担和公司社会责任相匹配的义务，需要在逐利过程中考虑相关利益者的权利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绝不能是绝对任意的，它不应该冲破法律的“边界”。其限制应该以合法至少不违背立法本意为前提。如果章程的约定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和法律基本原则，应当认为章程约定无效，当某些限制通过引用章程约定或法律规定，借助于程序或实体修正，从而实现公平、正义，也不宜简单认定其无效。笔者基于这样的认识，得出对前述案例的分析结论如下，案例一禁止转让约定和案例二变相禁止转让，因违反我国公司法的股权自由转让之原则一般应认定无效，但如果章程中有类似《意大利民法典》“法定退出权转让股权或退出公司”的条款可适用，也不宜认定该条款无效，而应适用该修正条款。案例

三、股权转让的实体比例限制，系股东对股权的自由处分，也仅仅是阶段性地限制处分，最终完全可以实现全部股权转让，因此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法律基本原则，该约定有效。案例四，股权转让的对象限制在“公司”，构成了法律上的退股事实，而《公司法》第36条明确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因直接违反了除法定事由外股东不得退股的强制性规定，应归于无效。案例五，股权转让的对象限制在“工会持股会”，如果该“工会持股会”系合法登记的组织，完全符合股东的主体资格，章程的约定因此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法律基本原则，应当认定约定有效，如果“工会持股会”系非法组织，约定自然无效。案例六，股权转让的程序限制，因此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法律基本原则，应当认定约定有效。案例七、八，股权转让的价格限制，转让时如果该价格与公司净资产价值或评估价值相对接近，应当认定约定合法，如果转让价格与公司净资产价值或评估价值相距甚远，可以参照适用“显失公平”原则，而认定无效，具体应看转让时点的价值。案例九，股权自由转让，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法律基本原则，该约定有效。案例十，股权转让部分权能的限制，与其说是转让股权，不如说是控股股东赠与分红款项的行为，属于自由处分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法律基本原则，该约定有效。

论公司股权转让的效力 篇2

(一) 基本案情

根据“李燕陵 (化名) 与沈如金 (化名) 、陈桂元 (化名) 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1], 本文讨论案件案情基本如下, 原审二被告沈如金与陈桂元均系某房地产开发实业有限公司股东, 陈桂元实际拥有公司58%的盈余资产, 沈如金实际拥有公司42%的盈余资产;股东会议约定公司的盈余资产为公司固定的不动产, 股东按各自的资产比例共同拥有, 盈余不动产创造的经济效益按股东拥有的资产比例进行分配。

2010年10月13日至2012年6月20日期间先后九次通过银行转账共计人民币550万元给沈如金;被告沈如金于2012年6月20日在《股权转让终结书》上签名, 确认收到被告陈桂元股权转让款700万元, 但双方未到工商部门办理转股手续。

原审原告李燕陵与被告沈如金系夫妻关系, 其诉称其于2011年8月草拟离婚协议并向沈如金提出协议离婚, 双方于2013年4月24日签订离婚协议书, 而当日李燕陵才得知二被告的上述股权转让行为, 且被告陈桂元与原告认识已经几十年, 也知道原告与沈如金感情出现危机, 但尚未离婚。故原告认为二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存在恶意串通, 该协议无效。

(二) 一审、二审判决及其理由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首先, 本案诉争的股权转让所涉及的房产产别为股份产, 资产仍然属于公司所有, 股东转让的只能是其享有该房产的股份, 故二被告之间转让的是股份而不是房地产;其次, 股权转让后如何处理好家庭及子女的财产受益工作是被告沈如金的义务而不是被告陈桂元的义务;再次, 二被告根据商场的销售价和评估价对所持股份进行折算, 是双方充分协商的结果, 且被告陈桂元已按合同约定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 故二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 该协议合法有效。判决驳回原告李燕陵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上诉人李燕陵作为某房地产开发实业有限公司股东沈如金的配偶, 依法为沈如金在该公司的股权收益的共同财产所有人。本案中, 沈如金在与李燕陵关系存续期间与陈桂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对其所享有的某房地产开发实业有限公司股权收益进行处置, 对此没有告知李燕陵, 且从陈桂元的一审庭审陈述和双方关于保密事项的约定看, 陈桂元知晓沈如金未告知李燕陵而签订股权收益处置协议, 因此陈桂元作为受让方不构成善意取得。综上, 沈如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损害了李燕陵作为配偶一方的财产共有权益, 而陈桂元基于善意取得的依据亦不成立, 因此沈如金与陈桂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为无效合同。

(三) 案件待论证问题

本案中, 一审和二审法院针对相同的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判断, 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认定原审二被告之间所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 据此应当依次分析以下问题:

1. 本案的诉争标的, 该大厦一、二层商场的股份的性质应当如何认定。该标的是单纯的股东收益, 还是股东对公司资产持有的股份, 从而进一步探讨本案原审二被告之间转让的是公司资产还是股份。

2. 原审原告对系争股份所享有的权益如何判定。李燕陵不是公司的股东, 但作为被告沈金如之妻子, 是否与股东沈金如一同享有对该股份的所有权, 从而享有对该股份的共同处分权。

3. 如果原审原告确实对该沈金如持有的股份享有所有权, 那么股份是否也可以适用物权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

4.“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是否可以借以对抗合同的效力, 从而否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或者只是否认股权转让这一处分行为的效力。

下文将对这些问题一一作相应的分析, 以期达到梳理案件、论定相关法律问题的目的。

二、股权转让与资产转让

依据公司法的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在股权转让方面相比股份有限公司有着更为严格的限制规定, 这是因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特点决定了股东之间必须具有类似合伙人之间的信任和了解。因而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故首先, 原审二被告作为该房地产开发实业有限公司的股东, 其相互之间转让股权的主体资格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其次需要明确股份权和其所对应的资产权之间的不同。凡是一个具有独立核算能力的经营主体都有其资产, 而股份只存在于公司中, 不是公司制企业就没有股份。故而资产转让可以发生在任何类型的企业中, 而股权转让则只能在公司这种企业法人之间发生。由于股权是对公司资产的一种概括性权利[2], 其转让必然引起对该相应资产的管理变动, 但这区别于对资产所有权的转让。

本案系争标的该大厦一、二层商场这一资产虽原本是作为不动产的股东盈余资产, 但该公司的股东会决议指出“公司的盈余资产为公司固定的不动产, 股东按各自的资产比例共同拥有, 盈余不动产创造的经济效益按股东拥有的资产比例进行分配”, 可见股东会决议已将该盈余资产重新作价入股, 且该大厦一、二层商场的产权已经转入某房地产开发实业有限公司名下, 故原审二被告没有权利对该资产擅自进行流转, 二者所拥有的是根据该股东会议所持有的按股东间出资划分的相应股份并按出资比例享有各自股份的收益。由此, 原审原告在其诉称中所说的, 二被告间转让的不是股权, 而是该大厦一、二层商场所有权这一说法是没有法律根据的, 沈金如与陈桂元之间转让的是股权而不是资产。

三、股权变动效力认定

在讨论该协议效力之前, 笔者以为应当先介绍一下法律行为的区分理论。

(一) 法律行为的区分理论

法律行为区分理论将订立契约设定给付义务的行为定义为负担行为, 债务人因负担行为而负有给付义务。同时, 将履行约定的交付行为定义为处分行为, 其处分的客体是权利。处分行为包括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为[3]。准物权行为指的是以债权和无体财产权为标的的处分行为。因此, 法律行为区分理论即是指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各有其成立和生效的要件, 互为分离, 物权的变动不受负担行为的影响。

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始于德国法。德国学者迪特尔·梅迪库斯认为负担行为产生一项或者多项请求权, 或至少产生一项能够保留给付的法律原因;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不同, 处分即为权利的转让、权利的消灭, 在权利上设定负担或变更权利的内容。[4]王泽鉴先生对此的定义为:负担行为以发生债权债务为其内容的法律行为, 亦称为债务行为或债权行为;处分行为指直接使某种权力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法律行为。[5]

本案中, 若原审二被告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有效, 则沈金如应当因此而负担转让股份给陈桂元的给付义务, 这是一种法律上的负担行为。陈桂元因该协议而产生的给付义务而对沈金如享有相应的股权转让请求权, 这一请求权应当是基于合同所产生的债权请求权。该协议生效, 沈金如应当为约定的处分行为, 即转让相应股份给陈桂元, 这便是由负担行为引发的处分行为。负担行为有效从而引发处分行为的发生, 但处分行为的效力则应当另行而论。因而判断该协议是否有效与由该协议产生的处分行为是否有效应当区分对待。

(二) 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与股权变动效力

1. 股权转让合同效力认定

我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 依法成立的合同, 自成立时生效。本案中, 协议双方依据意思自治原则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明确了双方转让股权的意思表示, 并约定了相应确定的标的和价款, 签字认定了其效力, 且本案合同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原审二被告签订协议系属双方真实意思表达, 双方约定了合理的对价并已结清转让的价款, 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协议双方有恶意串通的迹象。因而原审原告李燕陵主张的恶意串通并没有法律依据, 应当认定协议双方签订的该《股权转让协议》已成立并发生效力。

2. 股权变动效力认定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 转让股权后, 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 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 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由此分析, 此处的“转公让股权后”当指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 因而从逻辑关系上看, 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在前, 注销签发) 出资证明书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在后。此外, 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3款规定, 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 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 不得对抗第三人。

根据上述条款, 兼顾买方的缔约目的与善意第三人的信赖利益, 我国股权变动的效力采取公司内部登记生效主义与公司外部登记对抗主义相结合的态度[6]。

但本案双方当事人及法院却并没有论及公司是否因该股权转让行为而注销和签发了相关出资证明书或者是否修改了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 因而仅从审判书并不能了解到原审二被告的股权转让是否对内生效。但是若从促进交易和资金流转的角度分析, 本案中某公司的某大厦一、二层商场的资产股份仅由陈桂元与沈金如两个股东持有, 二者对于股权转让行为都心知肚明, 在《股权转让协议书》及《股权转让中结束》签订时即完成了登记, 对内应当具有法律效力。而对外, 二被上诉人转让股权并没有去相关机关进行登记, 因此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

由此可见, 本案中原审二被告之间的股权转让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 但二者之间股权变动的效力仍需依据具体情况进一步认定, 而二审法院却依据善意取得制度而否定了二者转让股权行为的效力, 从而否定了该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 这是没有分清负担行为———签订的转让股份协议书的效力与处分行为———依法转让股权行为的效力二者的不同所产生的结果。

(三) 股权变动效力与善意取得

1. 简析善意取得制度及其在股权变动上的类推适用

善意取得制度是指无处分权人将其动产或不动产转让给受让人, 如果受让人取得该动产或不动产时出于善意, 则依法取得该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权。[7]该制度最早起源于日耳曼法“以手护手”原则, 我国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也首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不动产或动产以及其他物权。那么, 股权是否属于物权, 是否也可以类推适用这一规则呢?

2011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 》第二十六条、二十八条规定了名义股东或转让股权未登记的股权出卖方将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其它处分方式均可参照适用善意取得规则。

由此可见, 将善意取得制度类推适用于股权转让是为我国司法实践所承认的。而从法学方法论的角度分析, 股权转让是否也可以类推适用善意取得呢?根据萨维尼的法律解释学理论, 法律解释的任务就是“将自己的观念置于立法者的立场, 人为地重复他的活动”, 即“重构法律中固有的观念”[8]。萨氏从而提出了多项解释标准来实现他的解释目标, 即从“语法”、“逻辑”、“历史”和“体系”等角度来探究法律的意义。

从“语法”角度而言, 我国物权法“所称物权, 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 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而股权作为一种对财产的概括性权利, 体现为股东对其股份所享有的一种所有权利, 同样具有所有权排他专有的属性。从语法上应可以将股份作为物权法上规定的“特定的物”, 该“物”具有特定、独立的性质, 可体现为无形的财产。而从“逻辑”、“体系”的角度分析, 物权法与公司法同属民商法, 在许多原则上的适用应当是一脉相承的, 且出于鼓励市场流通的目的, 公司法也应当在股份流转变动方面参考物权法上更为具体完整的转让制度。因而有学者认为“股权本质上属于物权, 是他物权的一种。他物权体系应当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不应当被物权法定原则禁锢。[9]”

因而, 将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公司法中的股权变动是有法理依据的, 也有利于充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权益, 促进市场经济的流转从而产生更多的效益。

2. 善意取得制度在本股权转让案件中的适用分析

在本案中, 李燕陵作为沈如金的妻子, 婚后沈如金的收益即本案标的某大厦一、二层的股份所代表的利益应为二者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我国《婚姻法解释 (一) 》第17条规定, 我国夫或妻对夫妻共同所有财产的处理权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为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 任何一方可以决定。另一类是非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对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的, 则需要夫妻双方协商一致, 原则上不适用夫妻相互代理权。但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该解释同时规定了夫妻表见代理, 即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 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

本案中沈金如对标的股份的处分应当属于非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对共同财产所做的重要处理决定, 原则上不承认夫妻代理处分行为, 除非是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而本案特殊在于这笔夫妻共同财产的形式体现为股份, 而股份作为一种公司股东的权益, 在认定和处理时还应考虑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笔者以为, 我国公司法认定股权出让主体是公司的股东, 而股东的妻子虽然可能共同所有公司的股份, 但毕竟不是公司股东, 当股份在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第三人之间进行转让, 如果苛责受让人去了解股份出让方的家庭情况是不合理也是不现实的, 因而出于交易习惯的考虑, 应当允许受让人在善意的情况下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受让股份, 而不知情的夫或妻一方可以要求对转让所得的财产进行分割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但本案陈桂元恰恰知晓沈金如夫妇的家庭矛盾而与沈金如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不论其是否对内外进行了登记, 首先其“善意”便不为法律所承认, 因而出于保护该股份的共同所有人李燕陵的利益, 陈桂元不应当善意取得该股权, 该股权变动行为应当因原告的介入而不发生效力。但被上诉人之间签订的协议是有效的, 因此陈桂元可以依据协议对沈金如要求债法上的赔偿。

四、结论

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高速时代, 市场交易问题日新月异, 法律却应当保持其权威性和稳定, 因而当通过解释法律就可以认定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应当遵从法律的既有规定, 防止司法入侵立法的现象发生。

此外, 我们在实践中应当明确区分各法律行为, 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效力与其股权变动的效力分别依据合同法和公司法进行认定, 而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时应当明确个案情况具体认定。

实际上,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问题在学界其实已多有论证, 但仍然缺乏系统权威的论述, 面对各有不同的案例, 寻找所谓的“最大公约数”就意味着要抛弃许多个案的特殊性, 这是一项艰深而极具实践意义的项目, 亟待我们的进一步研究论述。

摘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动纠纷在实践中频繁发生, 但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争议较大。因而本文就实践裁判中的一个案例入手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变动的效力认定进行分析。通过法学方法论的解释学角度分析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以及善意取得制度在股权转让中的应用, 根据个案分析公司法、合同法等的相关原理并进而回到个案中解决相关问题, 对于厘清其他类似案例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资产转让,股权变动效力,法律行为区分理论,善意取得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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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齐佩利乌斯著, 金振豹译.法学方法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60.

论公司股权转让的效力 篇3

如今，市场经济发展极为迅速，而公司体制也正逐步盛行。在有限公司章程中，对股权转让的限制性规定和每位投资者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人都对此问题都极为关注。然而公司章程中作出的具体的限制性规定的有效性难以保证，同时在我国公司法中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下面笔者将从公司章程和股全转让间的限制关系入手，浅谈关于公司章程的性质和效力等基本理论，并围绕股权转让限制这一问题，探讨我国公司章程对于股权转让发挥的规范效力。

一、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限制

（一）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性质及效力

简单来说，公司章程是企业内部股东依据自己的意愿而对公司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的规范，进行的遵守。可以说公司章程是公司的组织结构的基本原则，也是内部关系以及开展有关公司业务活动等的基本规则。如果公司章程生效，就对公司人员，当然也包括管理层，都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对于公司股东来说，对于公司所有员工来说，他们都必须遵守这一章程并在工作活动中落实和执行。所以说任何人违反了公司章程所规定的有关职责，那么公司以及股东都可以依据公司章程，对其主张相应的权利。

（二）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法律影响

一般来说，有限责任公司都是通过出资来具体的行驶其权利的，同时也相应的承担了一些义务。公司成立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股东之间必须有充分的信任。在二十世纪末，我国修改了公司法，但是未对公司章程中有关禁止或是限制股权转让等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还存在法律上的缺陷。如果公司章程与公司法条款不一致时，就易造成股权转让纠纷。在2004年2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试行)》中对公司章程与《公司法》条款规定不一致时的法律适用原则，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规定，也是一个在法律范围内的强制性规定，对上述情况公司章程具有法定约束力。在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对《公司法》修改规定也做出了实质性的探究。在新修改后的《公司法》中，明确规定了公司章程对股权转做出的相关的规定。如果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违反公司章程，甚至是违反关于股东转让股权的禁止或限制性规定而与他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将定为无效。法律应对股份有限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章程对股东股权转让所作出的规定的效力作出明确的区分和认定。

二、公司章程限制股权转让的立法解释

新《公司法》中第72条，明确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是可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是部分股权的。在转让的过程中，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上述法律规定明确很多详细的原则，如股东内部股权自由转让原则、股权对外转让不能破坏有限公司人合性的原则、以少数服从多数的过半数原则等等。

三、公司章程或协议限制股权转让的效力问题

我国的《公司法》在第72条第4款中，明确规定了公司章程是可以对股权转让另作规定的，同时股东也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限制。如果公司章程中具体的股权转让条件与《公司法》出现不一致的时候，《公司法》并对此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也就是说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的相关限制，应该符合立法目的，也要符合法律强制性的相关规定，而相关的限制也不能过于严格，更不应该影响到股权的转让。如果公司章程制订严于《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超出股权转让的限制条件，一定程度上能有效保护公司利益，也能保护股东的利益。而低于法定限制的公司章程，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公司人合性的维持，不利于维护公司的利益，也不利于其他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不能有效保护弱势股东的利益。在这样的条件下，低于法定条件限制的公司章程规定条款就可以确定为无效。所以说股权转让要符合《公司法》规定，也要符合公司章程限制性规定，这样才能发生效力。如果违反公司章程的限制，就可拒绝股权登记要求并拒绝受让人行使股权。

总结语：新《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仅在第72条中作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这是远远不够的。本文具体阐述了股权转让的规范效力的待跟进性、违反股权转让的效力认定。我国《公司法》在运行过程中不能单纯地把公司章程作为唯一准则，而是应该创新其他合理部分，使得交易更加安全，更加人性化、法制化。

[1]徐衍修.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强制或限制股权转让效力的实证分析[J].法治研究,2008(7).

[2]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M].法律出版社,2004.

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探究 篇4

山东信公律师事务所王新志内容提要：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多的公司股权转让和公司兼并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探讨，本文针对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效力问题进行剖析，以期更好的加强股权转让的操作实践。

关键词：股东 股权转让 合同效力

一、股权转让合同生效的原则规定

股权转让合同同其他民商合同一样，也存在生效、无效、效力待定等法律问题，股权转让合同何时生效，公司法对此没有规定。而《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由此可以看出，对于股权转让合同，在公司法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当按照合同法的一般规定，以成立时生效为原则，以批准登记为例外。因此对于一般的股权转让合同，合同双方当事人只要意思真实一致，合同即成立，而对于外商企业、国有企业等的股权转让需要履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批准、登记手续方能生效。

同时，股权转让合同本身也是民商合同的一部分，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是私法范围。因此，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情况下，依照《合同法》第45条、46条的规定，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同样可以附条件、附期限。

二、瑕疵出资股东的股权转让合同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在现实的商务投资中，很多的投资人或者股东，在履行出资义务时，存在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或者履行出资义务存在瑕疵，对于此类出资，统称为瑕疵出资。那么，对于瑕疵出资的股东在转让股权的时候应该有哪些限制、义务，对此公司法没有规定，而在现实的商务投资及司法实践中，类似的问题比比皆是。

对此，必须确定的是瑕疵出资的股东权利和其他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权利应该有所区别，这里的区别，不应该仅仅是公司法规定的区别，公司法第20条规定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以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第28条规定瑕疵瑕疵出资的股东，应补足出资额并对足额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第35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但在实际的公司治理，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表决权等方面却没有相关规定。为此，对此类瑕疵出资的股东权利，在公司法的规定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应当通过公司章程的框架来完善和制约。

由此引申出，瑕疵出资的股东，在进行股权转让的情况下，受让方和转让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

力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在诚实信用的原则下，合同法鼓励交易，为此，笔者认为瑕疵出资的股东是可以转让其股权的，在转让的时候，若瑕疵出资的股东将出资瑕疵的事实告知了受让人，则双方之间的合同合法有效，否则，双方之间的合同是可撤销的合同，受让人可以行使撤销权。

转让合同签订以前，公司的原股东有权利要求该瑕疵股东补足出资额。同时，转让合同签订以后，虽然瑕疵出资的股东履行了告知义务致使股权合同生效，但瑕疵出资的民事责任应该由转让方和受让方同时承担，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签订的关于瑕疵出资责任承担的内部约定不能对抗公司和公司债权人，只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护公司利益、股东利益，而且更符合民法中的公平原则。

三、股东实施了公司章程限制下的股权转让行为

对于公司来说，公司法是公司治理的大法，而在公司法没有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公司章程就自然而然的成了公司的“宪法”。

对于股权转让而言，公司法第三章是专门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专章，其中第72条第3款规定，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从字面上看，该条款的规定解决了在公司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的股权转让问题，但在实践中，却同样存在逻辑的漏洞。即股东实施了股权转让行为，而该股权转让在公司法中没有强制性规定，依照法不禁止就是合法的原则，该股权转让行为应该是合法行为，但是，若该股权转让行为是公司章程所限制的，此情况下，该股权转让行为是否合法。对此，笔者认为该法律问题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首先，应该肯定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方面的权威性，但是公司章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建立在合法的原则之下，即公司章程本身要合法，只有这样，股东的股权转让行为才既符合公司法的要求，由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否则，如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身就不合法，则公司章程中限制股东转让股权的种种规定则是无效的规定。《公司法》第73条的“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首先要求的是公司章程合法，这才是本条款的应有本意。

四、股权转让后股东人数超过50人，该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公司法》第2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公司法》第72条规定股东可以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由此导致的的一个问题，若股东在进行股权转让的过程中，转让后股东人数变成50人以上，该股权转让行为是否有效。

对此，我们认为该股权转让行为合法有效。首先在50人限制的规定是公司在设立时对股东人数的限制，在公司股权转让的专章中并没有相关的规定。公司法作为理论从面的大法，规定的股东应该是严格意义上的股东，该股东不仅在公司股东名册上有记载，而且在公司章程上，在工商登记上，在历次股东会议上都有记载，这些显名股东就是实际股东，而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的名义股东、隐名股东，在公司股东名册的股东在工商登记中不一定有，在工商登记中存在的股东在股东会议上不一定能真正履行股东权利。因此，我们认为在现实的公司治理和司法实践中，可能在工商登记的时候，工商人员是不允许股东人数超过50人，否则工商登记人员是不会进行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的，而股权转让的实践，加上显名股东、隐名股东等，实际的股东人数超过50 人的很正常，在此情况下，我们不能否则公司的法人资格，不能说公司股东超过了50人而否认法人资格，同时，也不能因为公司股东超过了50人而否认公司股东的股东资格。

五、股权转让合同只转让股东权利的部分权利，该转让行为是否有效。

《公司法》第72条的规定，股东可以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而股权本身就是一个多种权利集结于一身的权利，如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分红权、知情权优先购买权等等，这些权利在股权转让的时候是全部一起转让还是可以独立的、部分的转让？对此，我国的公司法同样没有相关规定。由此引申出法律问题，在公司章程中也没有法规定的情况下，依照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此类的合同是否有效？笔者认为，在鼓励交易的情况下，应当认定此类的股权转让合同为有效合同，因为在现代的公司治理过程中，有很多的股东为激励职业经理人，而让该职业经理人享有但涉及到人身性质的股权转让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譬如说，若股东转让的是分红权、受益权等，应当认定为有效合同，但若是与人身有关的股东权利，如表决权、优先购买权等，股东不能单独转让。

六、同一股权多次转让的合同效力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同一股权，同时多次转让，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的问题。对此，公司法没有规定。为此笔者认为应当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进行分析和处理。由于《合同法》和《公司法》对股权转让没有相关登记或者批准生效的规定，故各个股权转让合同都应当系有效合同，但不是每个合同都能得到有效全面的履行，或者说每个受让股权的受让方，不可能成为股东，能够成为股东的只能是各个受让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内部观点即是如此：股东将同一股权多次转让的，在办理了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取得股东资格在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应当股东转让通知先达到公司的受让方取得股东资格。

论公司股权转让的效力 篇5

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股东对公司的股权（出资）是通过出资证明书、公司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文件这三种形式表现的。

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属于设权性登记，标志着受让人取得股权。

工商变更登记属于宣示性登记，是对已经得到履行的股权转让合同予以公示。

出资证明书只是股东对抗公司证明自己已经履行对公司出资义务的内部凭证，不是法律所承认的可流通证券形式，并不能像股权证券化的股票一样具有设权证券的功能，不能通过交付出资证明书或背书方式产生股权变动的效果。

由此可见，生效的股权转让合同仅产生转让方将其股权交付给受让方的合同义务，并不会导致股权的自动变动。只有当事人的适当履行，股权转让才能实现。适当履行就是指需要办理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和工商变更登记。

当事人一方依据仲裁和解协议约定，申请仲裁裁决股权转让合同有效并裁决被申请人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义务，即可产生以下三个方面的法律效果：

1、确认股权转让的法律事实；根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仲裁书确认的事实无需举证。

2、裁决股权归属;

3、裁决被申请人履行股权转让变更登记义务；

未办房产证 房屋转让的合同效力 篇6

作者:周建中*** 时间:2010-07-26 查看(1581)评论(0)

转让未办房产证的房屋的合同效力

案情

2006年，张某从某房地产公司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合同已经当地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登记，但房屋尚未办理房产证。2007年3月，经中介介绍，王某与张某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张某将房屋转让给王某，价格为350000元，王某应于合同签订当日支付定金30000元，于2007年5月8日支付第一期房款104000元（含定金），余款246000元办理银行按揭;合同还约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若张某中途不卖，张某除应退还定金外，还需赔偿30000元给王某；若王某中途不买或者逾期7天支付房款，张某可将王某所支付的定金抵作违约赔偿金，不予退还。

合同签订当日，王某向张某支付了30000元定金。后因张某反悔，不愿履行合同，王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张某继续履行合同，协助王某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张某辩称，1、出卖的房屋未办理房产证就转让，违反有关强制性规定，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

2、如果法院认为合同有效，出让人愿意依约选择退还定金，并支付30000元违约金，解除双方合同。争议

观点

一、《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六）项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王某与张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合同。观点

二、讼争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自愿订立，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受合同约束。评析

本案争议首先是如何认定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修订前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修订后为第三十八条）第（六）项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建设部1990年12月31日发布的《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6月29日废止）第十八条也明确规定：“凡未按照本办法申请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其房屋产权的取得、转移、变更和他项权利的设定，均为无效。”由于上述法律和部门规章的规定，司法实务在一段时间内将此类合同均认定为无效。1999年3月15日、同年12月29日，随着《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的发布和实施，开始改变以往将此类合同认定为无效的做法。《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九条：“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我国《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关于登记直接决定合同效力的规定，将登记的效力与合同的效力作了清晰的区分，使司法实务对登记与合同的效力关系有了统一的认识，自此司法实务对此类合同不再因未办理登记而认定为无效。

近期由于房地产的价格变动幅度大，房地产交易因一方悔约导致纠纷也较以往多，反悔一方多以双方合同违反《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六）项的规定，主张合同无效。《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第（六）项的含义应理解为如果合同以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为标的，转让行为不产生物权效力。该条款针对的是合同的标的物—房屋的产权确认及变更这一物权变动行为，并非针对合同本身，该条款对于房屋买卖合同本身效力并不直接影响。不动产登记制度主要作用在于公示，是针对物权变动行为而设立，对合同的效力没有直接的影响。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对房地产转让合同此类合同本身，法律、行政法规并没有要求须登记才生效的强制性规定，只是对于合同的标的物—房屋的产权确认及变更，法律要求登记的强制性规定，但这两者是不同的，应将登记的效力和合同的效力区分开来。本案双方当事人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的合意，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本身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形式要件也符合法律的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后即生效，因此，讼争的《房屋买卖合同》应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受合同约定的约束。

合同约定：“若张某中途不卖，张某除应退还定金外，还需赔偿30000元给王某；若王某中途不买或者逾期7天支付房款，张某可将王某所支付的定金抵作违约赔偿金，不予退还。”该约定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情况下达成的，双方权利、义务也对等，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担保法》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定金交付后，交付定金的一方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以丧失定金为代价而解除主合同，收受定金的一方可以双倍返还定金为代价而解除主合同。对解除主合同后责任的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根据意思自治和合同严守原则，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法院首先应当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因此，张某依约可选择退还定金，支付30000元违约金，解除双方签订的合同。否则，张某应继续履行合同

暂时未办理房产证的房屋买卖的合同效力

暂时未办理房产证的房屋买卖的合同效力

所谓期房的转让，即预售的商品房的转让，是指预售商品房的预购人在实际占有商品房并取得房地产权证之前，将预售商品房转让给他人的一种法律行为。

实践中的操作一般都是通过两种方式：

1、签定房屋买卖预约合同，待房产证出来后，双方再签订正式的房地产买卖合同，办理过户手续；

2、先租后售，即在房产证出来之前卖方先承租给买方使用，待房产证出来后再办理过户手续。

上述方式，对于买方而言，存在极大的风险。买方在交付了购房款的情况下，如果房产证一直办不下来，买方的权利就得不法律保障。时间一长，如果楼价上涨，由于没有办理过户，卖方在利益的驱驶下可能将房产再转卖给他人。买方在买这种房时，就会存在上述风险。

在实践中，对于期房转让合同效力问题的认识不一。有观点认为无效，理由是《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七条第(六)项有“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的房地产不得转让”的规定，但该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商品房预售的，商品房预购人将购买的未竣工的预售商品房再行转让的问题，由国务院规定”。但迄今为止，国务院并未根据法律的授权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予以调整和规范，2005年4月30日建设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予以了转发，该意见明确规定禁止将购买的预售商品房再行转让。但该意见是国家为拟制炒房、哄抬房价行为而出台的一种政策性规定。我们不能仅因出卖方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而认定转让合同无效。

其理由是：房屋买卖合同的买方在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之前，其虽不能享有房屋所有权，但享有买卖合同上的债权。而债权转让是合同法赋予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之一，没有理由不允许当事人转让自己的合同权利，因此买方再予转让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因而并不影响转让合同的效力。

未取得产权证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与解除

(注:李静律师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实践当中，因房屋未获产权证就进行买卖进而因合同效力及解除事宜发生二手房交易纠纷的案例屡有发生，由于社会经济环境和新旧法律及审判实践的不断变化，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有时却大相径庭，在此作一些分析，仅供参考。

一、关于未取得产权证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存在以下三种不同意见：

1、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理由：该合同违反了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7条第（六）项“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的规定，而这一规定属于法律层级的强制性规定，因此双方的合同符合我国《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规定。

2、依据起诉时该房屋是否符合办理房产证的条件确认其效力。

理由: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因此，在起诉前已经具备办理领取房产证条件的，可以认定买卖合同有效；否则应认定为无效。

3、房屋买卖合同有效。理由：

第一、房屋转让合同属双方自愿签订，是各自真实意思表示。

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虽然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如何区分有待进一步明确，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是管理性规范目前已基本形成共识，因此不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不能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9条的规定，是指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才生效的，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

第四、《物权法》第15条规定： “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本律师同意上述第3种意见，未取得产权证的房屋买卖合同应为有效。不仅因为上述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更因为确认合同有效符合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有利于维护社会交易关系的稳定，因此实践中判决合同有效的案例越来越多。

二、关于未获产权证房屋买卖合同的解除

未获产权证的房屋买卖合同能否解除，要看合同签订和履行的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要看房屋买卖合同的关于合同解除及相关违约责任的具体约定。如果明确约定了合同解除条款，甚至明确了违约责任，则应按合同约定执行，只是违约责任约定过低或过高的，可以依法申请予以提高或减少。

以股权转让矿权的法律效力 篇7

以股权转让矿权是指转让方将自己名下的股权全部或者大部分转让给另一方, 使另一方成为公司的大股东或者控股股东, 从而能够间接管理矿业公司。

之所以会出现以股权转让矿权的转让模式, 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 该类模式简化了交易手续。股权转让一般情况下仅需双方依法签订转让协议、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而且不需要主管部门审批。与该种方式相比, 矿权转让需要履行严格的法律程序, 审批周期长, 且能否获得审批存在风险。第二, 该类模式节省了交易成本。矿业权在申办转让过程中, 需要交纳数额较大的税费, 但股权转让则大大节省了双方的交易成本。如为转让方节省了转让费用, 为受让方节省了契税、手续费等。

二、股权转让矿权学说

然而, 我国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对此种做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导致理论界对以股权转让矿权的行为是否有效产生争议。在司法实践中, 不同地方的法院对待该问题也持有不同立场, 致使该类交易的效力及争议案件判决的结果因区域的差异而有很大不同。

梳理众多学者的观点, 从《合同法》第52条以及《公司法》等的角度出发, 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 股权转让矿权无效说

该学说认为, 受让方与转让方在股权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矿权及相关权证的履行手续, 受让人在实际经营中间接取得矿山企业的管理权, 在这种合同方式下的转让行为规避了主管部门的监管, 逃避应当缴纳的税费, 造成国家税费的流失。同时这种行为也可能造成矿业权未达到法定的年限就多次流转, 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3款的规定, 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当属无效合同。

同时, 《矿产资源法》第6条第3款规定:"禁止将探矿权、采矿权倒卖牟利”。但在该种股权转让的过程中, 大部分股东利用转让过程中形成的利润差价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 其行为在本质上属于倒卖股权牟利的行为, 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款的规定, 该转让合同属于无效合同。

(二) 股权转让矿权有效说

持有该种学说的学者认为:首先, 股权转让中的标的是股权, 并非股权所在公司名下的实体权益, 股权变动只可能引起公司名下实体权益控制权的变动而不会引起实体权益的变更。股权转让合同是否有效, 应当依据《公司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判断, 不能以公司持有财产权益的变动作为判断标准。

其次, 从矿业权的角度出发, 股权转让或者股东的变更并不会对矿业权的行政管理秩序产生影响。矿业权主体股东的变化并不导致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如矿长) 的变更, 因此没有必要否认该类股权转让合同的法律效力。

三、笔者观点

根据最高法院“以股权转让 (涉矿) 效力认定裁判规则十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笔者认为股权转让与矿权转让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 对于以股权转让矿权的法律效力问题, 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应一概而论。

(一) 矿权转让协议未履行, 股权转让的约定有效

股权转让方与受让方依法签订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之后, 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 在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 《股权转让协议》一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即成立, 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应当认定为有效地股权转让行为。同时依《矿产资源法》第6条规定, 转让探矿权法律程序是履行报批手续, 故涉及矿权转让法律关系的约定成立。若要判定矿权的转让行为是否有效, 应由探矿权所有人向相关部门提出权利变动申请, 并在主管部门取得审批手续才能发生权利变动, 因此在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了矿权转让的内容时, 矿权转让协议虽未履行, 股权转让的约定仍然有效。

(二) 股权转让协议履行, 不当然发生矿权转让

通过上文分析, 股权转让与矿权转让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根据《矿权资源法》以及《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6条的规定, 矿山企业的探矿权及采矿权的转让有严格的条件限制, 如果转让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 如应取得采矿权并生产满一年以上, 得到主管部门的批准, 并且只有矿山企业才有权在符合法律规定条件下转让矿权。如果当事人签署的《股权及矿产转让协议书》中约定转让股东股权及其矿权, 即便全体股东转让所有股权亦不能得出转让公司享有的矿权的结论。

四、结语

浅谈瑕疵出资股权转让的法律效力 篇8

关键词：瑕疵出资；股权转让；股权转让协议；法律效力

一、瑕疵出资的意义

所谓瑕疵出资，就是指在一个组织创建时提供资金、技术或产权的自然人违背公司法或者是公司相应的规章制度，完全不出资或者是出资金额不足等形式。大致可分为完全没有履行出资义务和没有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两大类。没有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即没有任何出资行为，指在一个组织创建时提供资金、技术或产权的自然人完全没有按照相应的法律规定进行出资的行为。没有完全履行出资义务即在出资方面存在存的缺陷，指在一个组织创建时提供资金、技术或产权的自然人没有完全根据公司法进行出资行为。即在一个组织创建时提供资金、技术或产权的自然人虽然有出资行为，但没有全面执行，仍存在一定瑕疵。对以上这些问题，我国《公司法》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股东在出资方面的瑕疵程度决定股东的法律责任。但是《公司法》没有对瑕疵出资相应的股权进行规定。

二、瑕疵出资股权转让行为效力的观点

（一）无效说法

无效说认为如果股东存在出资方面的瑕疵，那么一切关于利益方面的合同转让视为无效。股东是向公司投入相应的资金并享有相应权利。只有取得股东地位，才能取得股权，即地位决定着权利。如果股东没有出资，那么在法律上主体资格不符合规定，其股权转让合同无法成立。

（二）有效说法

有效说认为无论股东在出资方面存在什么样的瑕疵，法律无条件的承认关于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三）区别说

区别在于公司是实行法定资本制还是授权资本制。在实行法定资本制的公司中，股东需要缴足注册资金公司方可成立。在授权资本制公司中，公司只要需要交付相应资金便可成为股东，将剩下资金按规定形式分期交付。股东身份一旦被确认，股权转让就受法律保护。

（四）效力待定说

关于效力待定说主要看是否存在欺诈行为。如果股东没有告诉受让人关于出资的具体情况，受让人可以依据相应的法律法规诉讼合同无效或撤销合同。如果受让人知道在股权方面存在一定的瑕疵，但是转让合同无违法行为，此合同视为有效。

三、瑕疵出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

瑕疵出资股权转让合同，指股东为了转让其瑕疵股权，让受让人成为公司新股东的合同。任何确定瑕疵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就要根据一个原则与两个关键点来确定。

（一）认定原则

通过商法和民法的衔接可以有效的确定瑕疵股权转让合同是否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商法相对于民法显得极为特别，对于特别的商法而言应优先于一般法。凡在商业领域内，商法应当被优先适用，若商法没有相关规定，民法规则可作为补充。

（二）两个关键点

无论什么样的合同都在合同范畴，瑕疵股权转让合同也不例外。要确定其合同的效力，当事人是否具有主题转让资格或合同签订前是否明确告知股权类型是两大必不可少的因素。

1.主体资格。瑕疵出资股东资格是否有效，关键要明确出资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在我国普遍被认为瑕疵出资不影响股东资格的认定，主要有下列两方面来决定：第一、公司的出资是否完成对是否能为股东资格没有必然联系。第二，股东为公司或企业的出资人，但是根据公司注册形式不同实际出资情况不影响其股权资格。假如只是根据出资瑕疵确定是否具有股东资格，是没有法律可循的。

2.意思表示。在确定关于合同效力时，当事人是否明确表达股权形式是必不可少要素。出让股权者明白自己所持有的股权是否存在瑕疵，但受让人存在明知或应知与根本就不知两种情形：（1）明知或应知，则受让人做出有偿受让瑕疵股权的意思完全表示真实且自愿，并不存在错误引导，则该合同为有效受法律保护；（2）根本不知，则受让人受让瑕疵股权时被错误引导在不知真实情况下作出的决定被视为无效。则构成合同法上的欺诈。

四、产生瑕疵出资股权转让需要承担的责任

瑕疵出资股权转让后会产生一系列的法律责任，其责任可分为对内与对外两种责任：对内资本的补足责任，对外债务的清偿责任。

（一）对内责任

所谓对内责任，即受让人要承担公司股权中相应的资本补足责任，“在受让人正常维护自己利用的情况下，受让人在不违法的条件下对抗公司及其他股东，对内需要承担相应的资本补足责任，出让人承担该责任；或者受让人诉讼法律机构股权变更或撤销；在出让人与公司事先联合欺骗的情形下，受让人可诉讼此合同为无效合同。”当受让人自身有欺诈思想行为时受让人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二）对外责任

所谓对外责任，通常情况下公司债务应该由公司清偿，但是当公司没有偿还债务的能力时，瑕疵出资的股东就要承担其公司无法承担的债务。法院支持债权人对出让的人责任及受让人连带责任的诉讼。在对外责任的承担应体现工商登记的公示效力以侧重保护第三人的利益。

五、结语

股东进行出资并不一定能取得股东资格，瑕疵出资并不是导致无法得到股东资格必要条件，在一般情况下瑕疵出资股权转让可受到法律保护的。瑕疵出资股权转让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起决定性作用。这需要用商法与民法规则来平衡各方利益。关于瑕疵股权转让后，产生的一系列责任问题有谁承担，在学界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在理论与审判实践的基础上相关法规做出了合理规定，以受让股东的主张为原则，可对瑕疵股权转让合同进行从新处理如变更、撤销等方式，其产生相应的责任有瑕疵股权转让者进行承担责任；当受让人明知存在问题还要进行股权转让，受让人与出让股东双方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受让人可以在承担相应的责任后向司法机关诉讼救济的权利。

参考文献：

[1]期刊论文：崔迎新著.《论有限责任公司瑕疵出资股权转让的民事责任》[J]商品与质量·理论研究，2011，（05）.

[2]专著：潘福明.《股权转让纠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3]期刊论文：翁孙哲著.《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认定的合同进路》[J].中国集体经济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