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含义（精选8篇）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含义 篇1
1、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含义是什么？请详述之。答案——
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含义是指：以币值稳定为目标，正确处理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经济增长的关系，在提高贷款质量的前提下，保持货币供应量适度增长，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稳定币值目标相联系，它包含既防止通货紧缩又防止通货膨胀两方面的要求，它不妨碍根据经济形势需要对货币政策实行或扩张、或紧缩的操作。
进一步来讲，“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要让货币政策回归常态而并非是银行信贷的全面收紧，并让信贷增长回归到一个正常的增长水平。既要管理好泛滥的流动性，也要以信贷促经济增长，及以信贷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及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因此，“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包括了有效利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特别是要加快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包括汇率制度）及利率市场化的步伐，通过有效的价格机制及政策工具引导货币信贷回归常态。这样才能加强对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及风险管理、弱化系统性风险的累积、保持金融体系稳定、挤出房地产的泡沫，并让物价水平回归到正常水平。
（拍当专用）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含义 篇2
首先要全面认识积极财政政策的含义。这既关系到政策措施体系的确立, 也关系到对于财政政策长期基调的把握。有一种观点认为, 只是在提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后才表明财政政策正在出手保增长。这种看法明显不符合实际。我们应该对财政宏观调控功能的稳定性有正确的认识。
从理论角度看,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 财政支出扩张是基本特征, 但在收入方面却存在增税和减税两种可能性, 如果是增税增支, 说明财政扩张度较弱;如果是减税增支, 则说明财政扩张度较强。有必要指出:增税增支和减税增支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支出扩张靠税收增长维持, 而后者则要靠发债来维持。也就是说, 要扩张支出, 总要有资金来源, 不能认为减税没有代价。
从操作角度看, 就财政政策的基本功能和阶段性着力点的连续性来说, 我国现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包括三重含义:
首先, 积极财政政策本义是指在保增长转变为宏观政策首要目标的背景下, 财政要加大刺激经济增长的力度, 要运用更多的财政手段去化解各类深层次的经济矛盾。进一步说,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并不是说过去实施的财政政策不积极、成效不大, 而只是说针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特征, 财政的宏观调控方式和力度要阶段性转变。回顾过去, 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实施过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 2003~2008年上半年实施了稳健财政政策。这三种财政政策主基调都是主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区别在于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强调在抑制通货膨胀、压缩财政赤字的基础上保增长、调整增长节奏。在实施这两类财政政策时, 我国经济都呈现出高增长格局, 比如前期实行稳健财政政策, 连续五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以上。换言之, 保增长是我国财政政策的主基调。现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 只是在保增长方面出拳更重、更快了。
其次, 积极财政政策, 带有加大、加速扩张支出、打破单纯追求财政收支短期平衡的理财观, 树立周期性平衡理财观的含义, 要通过主动扩张支出来增加总需求, 进而反推供给扩张。但这绝不意味着财政支出过去没有扩张。事实是中国无论是实行什么样的财政政策, 财政支出都是扩张的, 而且速率不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实行适度从紧财政政策, 各年财政支出增长率保持在16%以上, 1997年财政赤字达到582亿元 (当时历史最高点) 。前几年实施稳健财政政策, 财政支出增长率年均高达19%, 2003~2006年财政赤字每年都在2000多亿元。指出这一点, 是想强调财政支出大幅度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 如何把握好扩张度反倒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长期困扰中国的是如何做到财政收支相对平衡, 不能认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就可以无边际地扩大支出。
再其次, 现在所说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指国家财政要着眼全局和长远而更加“积极”, 要承担更多的财政风险。同时, 要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 一方面延续稳健财政政策的着力点, 继续加大对事关百姓生存和发展的公共产品供给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环保等的投入, 另一方面则要较大幅度增加经济调控性支出。换言之,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绝不意味着放弃支出结构调整, 反而是要通过再度加大支出规模扩张来加速解决公共产品供给薄弱环节中的问题。
可见, 我国在不同阶段实施的财政政策, 是有长期基调的, 在政策效应上具有连贯性、互补性。孤立地评价积极财政政策的当期效应, 是对财政政策基本功能的片面理解。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含义 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传染性；政策；警示
前言：伴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创新逐渐突破了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发达国家作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為了顺应这一潮流，陆续实行金融自由化；而发展中国家出于发展本国的经济，也共同加入其中，从而形成了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情况会促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这过程中，也会加大全球经济的运行风险，引发金融危机，并加剧金融危机的传染性。
一、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机制
（一）金融危机的概念、特征及相关理论
金融危机主要指金融资产、机构或者市场的危机，主要表现在金融资产价格的下跌、金融机构的倒闭等，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等等，特别在近几年金融危机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金融危机的具有三大特征：金融状况的恶化；金融危机所产生的金融恶化就是全部或者大部分金融领域的恶化，波及范围广；没有预兆，具有突发性，而且是短暂、急剧的恶化等特征。
（二）金融危机的发展特征
虽然国际市场的开放能够促进各个国家的经济在不同程度上的发展，但是，与基于共存的是风险，比较典型的几次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等，通过对金融危机的深入研究，也发现了其具有以下几大特点：
（1）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
在20世纪发生的金融危机频率与规模都是之前所没有的，特别是在进入21 世纪之后，金融危机的趋势也没有减弱的趋势，甚至是更加明显。
（2）金融危机的蔓延和传染性效应增强，速度快，波及全球
随着科学技术、互联网以及媒体传播方式的迅速发展，信息传播速度非常快，主要以贸易自由化、生产全球化等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这就造成了金融危机到来时，影响的范围更加广泛，同样影响程度也相对更深。
（3）金融危机的危害性不断加剧
金融危机在近年出现频繁，金融危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打击很大，导致该国的经济一蹶不振，人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对于社会的稳定具有消极作用，甚至出现政权更迭，给当事国的社会、政治等方面带来了消极影响。
（三）金融危机的理论
金融领域的稳定需要靠四个方面来均衡：货币供求、资金借贷、资本市场、国际收支，一旦这四个方面出现问题，那么势必会引起金融危机。
（1）货币危机理论
一部分国家对汇率制或固定汇率特别注意，一旦国内金融出现问题，与此相对应的汇率没有随之改变，那么就会导致本国货币实际价值的变化。势必会对本国的货币造成冲击，出现大幅度贬值的现象，甚至是通过其他手段提高利率，导致本国的固定汇率发生变化，最终被迫变更汇率的政策，货币危机理论发展的较早，相对比较成熟。
（2）银行业危机
银行危机实质是银行体系出现了危机，危机一般都是从银行内部开始的，比如：不良放贷等，最终导致银行机构承受巨大损失，无奈破产，与此同时，不追究本国的贷款，另外，政府发挥作用解决危机，银行与金融体系存在直接联系，所以，银行一旦出现危机定会一项金融体系，从而引起金融危机[1]。
（3）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主要是本国经济在发展繁荣时期大量借债，而当经济出现衰退时期，还不上所借的债务，负债金额庞大，最终导致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
（4）系统金融危机
系统金融危机是由于金融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但是由于政策和市场各方面的监管不利，导致不稳定因素不断发展，于是出现恶性连锁反应，造成金融市场异常混乱，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负面效应。系统金融危机的出现很可能就是由货币危机、银行危机等的进一步恶化所产生的，因此，系统金融危机就是因为上述三种危机相互作用的结果，促使危机出现系统性危害，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机制
（一）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概念
自从上个世纪金融危机的不断爆发，不仅仅对本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且也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构成了一定的危害，因此，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并深入研究。
狭义的金融危机国际传染主要是指接触性传染，就是一个国家出现金融危机后，由于与该国的经济和金融方面存在一定的联系，促使局部和全球性的冲击以至波及各个国家，狭义的金融危机国际传染是将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等作为基础的，以至于发生金融危机跨国作用的过程。
广义的金融危机国际传染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危机的跨国传播和扩散，并且造成许多国家共同陷入金融危机之中，这其中包括金融关系密切的国家的直接传染，也包括金融关系不密切的国家的间接传染，这种间接传染很可能是由于冲击导致的“季风效应”，也有可能是“传染效应”，即由于投资者预期的变化引起自我实现的多重均衡。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所以，当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之时，很多国家也同时深陷其中，出现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特征
（1）具有迅速而广泛的传染性
在全球经济的影响下，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正因如此，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就奠定了金融危机传染的主体，而且其波及范围也不断扩大。例如：欧洲货币体系发生危机之时，导致英国的英镑大幅度贬值，并在一段时间内不参与欧洲货币金融体系，不仅仅是英国，其他欧洲国家也随着受到金融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宣布放弃与美元有关系的汇率制，而同时，泰国的金融危机也扩散到东南亚其他国家，这次危机影响的范围特别广泛，进而冲击了韩国、日本等国，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美国次贷危机发生时，造成了全球的股市崩盘，而在雷曼兄弟宣布破产时，全球股市更是暴跌，以至在今后的两年当中，全球很多国家的经济都陷入困境，一蹶不振[2]。
（2）传染途径的多样性和机制的复杂性
在国家之间紧密联系的前提下，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方式有很多，比如：贸易传染、金融传染等，而各个传染方式还可以进行细化，银行之间的借贷等途径。由于金融危机传染方式的多样性，导致金融危机也是通过不同途径进行传播的，同时，各种途径综合在一起发挥作用，从而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复杂性，提高了研究和预防的难度。
三、美国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
（一）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国际上典型的金融危机，例如：亚洲金融危机等，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特点相对突出。
直接原因：美国为了应对经济衰退，积极实行低利率政策，由于许多国家与美国都存在金融联系，因此，这种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了美国以及全球资金过剩，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奠定了资金基础，而后，美国又根据实际情况，迅速提升基金基准利率，却打破了繁荣景象，造成房价下跌，而将房地产作为基础的次级贷款出现违约，引发次贷危机；美国一直过度借贷，超前消费的发展模式无法继续，美元作为全球性的货币，能够利用这种优势换取全球资源，因此，美国就大肆的举债消费，而这种长期举债消费的情况，并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缺乏监管的过度金融创新，在20世纪30 年代经历过世界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美国积极建立了市场监管体系与准则，并有效的管理市场行为，市场环境发展良好，但在1999年之后，美国放松了风险管控，使得市场交易信息不透明，这种现象没有得到及时的调控，使市场竞争恶化，导致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和扩大，最终导致危机爆发，进而向全球扩散。
（二）美国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特点不同于传统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等，他是由于金融衍生品市场过度创新，风险被放大的结果。美国这样的大国出现金融危机，传染范围广泛而且程度深远：全球股票市场的传染与效应，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出现，特别是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之后，对全球股票的冲击力度十分巨大，且影响剧烈；如今的经济环境是将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都融入进来并构成一个整体，各个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由于美国在国际市场上拥有相对比较安全的投资环境，故，大部分国家购买美国债券或者将大部分资金都投入到美国市场。美国在进行资产证券化的过程当中就拥有众多参与者，于是，美国CDO市场的崩溃，直接影响了参与国的经济，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美国是国际市场上的贸易强国，对外贸易自然是持续逆差，由于美国人民的价值观的不同，国内居民消费一般都是以来进口，所以，但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时，美国的国民财富大幅度缩水，信用以及居民消费支出等都跟随缩减，因此，与美国存在直接贸易关系的国家势必会受到牵连。
四、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警示
（一）警惕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对我国的不利影响
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外汇储备在国际上也名列前茅，而在面对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的外汇储备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因此，我们就要加强国际合作，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与此同时，调整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等，积极应对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缺陷。
（二）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必须严谨推进
开放的金融市场，虽然存在有利的一面，但是事物都有两面性，金融市场开放也造成了本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本国宏观调控难度也会加大，甚至导致金融危机。因此，我国金融市场必须要将开放与监管结合，而不是单纯的开放，这样我们才能够发挥其优势，避免其劣势，进而推动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对我国宏观调控的警示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市场调节是存在一定缺陷的，因此，我们不能够仅仅依靠市场调节，也要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适当的宏观调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自身调节的缺陷，并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如果宏观调控的方式不正确，那么也会对经济造成损害。所以，我国要加强对经济发展情况的关注力度，全面的考虑各方面因素，不断的调整宏观调控手段，避免对经济造成损失，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3]。
（四）對我国金融市场监管的警示
发达国家采取相对自由的金融政策，忽视了风险，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在金融市场运行的过程中就要加强对金融活动的监管和调控，防止风险的发生，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我国金融市场要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建立一个信息网络平台，加强沟通，联合行动，从而有效地避免金融风险对我国造成危害，保障我国经济安全。
结论：根据上文所述，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我们就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完善国际市场体系，各国之间应加强交流，共同携手，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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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唐伟，刘建中. 从马克思金融危机理论解读美国金融危机[J]. 胜利油田党校学报. 2009（02）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含义 篇4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金融保障问题越来越突出。由于土地流转的加快，农村、农业改革不断深入，特别是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如雨后春笋，然而由于农村金融保障体系薄弱，新型农业产业的发展面临着资金不足等问题，因此加强政策性金融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对于推动农村发展、深化农业经济改革、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的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存在必要性的分析，结合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发展的现状，并借鉴国外经验，提出了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发展的思路和建议。
一、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存在的必要性
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指为配合国家农业和农村扶持政策而专门为农业提供中长期优惠低利贷款的特殊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在整个农村金融体系中处于主体地位。
（一）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存在的理论基础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市场机制本身有其作用边界限制，而在市场机制运行过程中会产生以下市场失灵的情况：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因此市场机制虽然是资源配置的基础，即使发挥其决定性作用，却也不能解决经济社会中的所有问题。
金融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也存在“金融市场失灵”，特别是由于资本的“逐利性”，资本将向回报高的产业或企业流动，而农村企业或者产业由于规模小，资本回报周期长，往往得不到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因此这在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创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校正。
另外，政策性金融连接着正规金融(商业金融)和民间金融，从而对构建多层次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活跃农村经济、充分发挥金融支农的先导作用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政策性金融不仅关系着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是否有效与合理也承担着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作用。
（二）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存在的必要性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2012）认为，中国当前不缺商业银行，缺的是配合中国经济崛起，体现国家政策意图的金融机构。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之一在农业的发展。现存的农业经营模式和发展模式已经走向末路，发展大农业、生态农业和观光旅游农业是提高农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由之路。通过发展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适当集中有限的资金来重点支持需加快建设的制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和“瓶颈”以弥补市场化金融机构配置资金的不足，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互动联动的农村发展资金保障制度。
二、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发展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体系不够完善其发展现状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不相适应。
（一）农村政策性金融规模小，业务萎缩。近年来农村政策性金融业务总体上讲规模比较小，政策性金融所发挥的作用不明显，服务面比较窄，支持效果不佳。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广大农村特别是我的家乡河南，农业产业化经营农田水利建设、人畜饮水工程、环境综合治理等项目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急需资金支持。但是由于这些项目基本没有收益，因此商业性金融机构没有投资贷款意向。与此同时，在部分地区农业发展银行和农业银行政策性贷款业务逐年萎缩的同时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余额逐年上升。特别是与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贷款执行相同基准利率部分的小额信用贷款逐年增加。
（二）农村金融机构开办政策性业务困难大
农村现存的金融机构包括，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目前来看，农业发展银行由于长期从事政策性封闭管理，经营理念和服务意识等从总体上看，目前尚不及其他金融机构。农业银行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职能错位，不能有效履行农村政策性金融的职能。农村信用社一直陷入经营亏损状态，因此承担政策性金融职能只能陷入困难境地。
（三）农村政策性金融资金与财政资金功能分割
目前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支农资金通过多个途径、多个部门分散划拨难以形成规模优势，更不能动员金融资源配套使用整体作用削弱，其次是财政直补资金未能与农村信用社开办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相结合，支农作用分散，结果往往农民得到的实惠比中央政策小得多。在河南的某县，中央政策性补助每人100元，经过层层下放到达每人手里只剩下一包方便面。
（四）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不协调
由于政策性银行的制度性先天缺陷，诸多农村项目不得不借助于商业性金融机构，因此农村商业性金融机构承担了政策性金融的职能，从而不利于商业性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五）政策性金融业务具有很大的风险
由于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对象是农村、农业、农民。因此 首先其面临的风险是自然风险，由于农业是弱智产业，极易受气候环境、雨水旱涝等灾难性天气的影响，因此一旦遭遇灾害，该笔金融支持就成为坏账。其次是政策性风险，由于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受国家政策支配，因此具有较大的政策性风险。最后由于农民对于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理解不全面，极易忽视该笔贷款的偿还问题。因此也具有很大的道德风险。
三、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未来发展方向
农村政策性金融在农村具有广阔的市场，是商业性金触和财政性融资的有力补充，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
（一）建立农村银行存款保险制度
央行、财政、银监会和证监会联合制定的《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 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规定，“对储蓄存款实行全额收购政策，对其他个人债权10万元一下的全额收购、10万元以上的9折收购”。但是这极易引起农村喜用设等中小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长期来看，必须建立农村存款保险制度，构建我国银行体系安全网。这既能为受风险影响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退市途径，又能保障农民存款和贷款的正当利益。
（二）简化政策性资金下拨层级和流程
目前需要建立垂直型的管理关系，将政策性金融机构与资金下拨 机构直接打通，确保补助资金能够及时、如数下发到农民手中或者农村开发项目之中，杜绝之前层层下拨导致自己下拨受阻、数额不足、下拨不及时等问题，从而确保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正常履行自己的职责，发挥其为农村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保障农业产业化、大农业持续发展的作用。
（三）将农发行办成粮棉储备银行，将农信社办成准政策性银行 总结农发行成立10年来的经验教训，适应目前粮棉购销市场化改革的要求，可以将农发行定位为主要为粮棉油料储备提供政策性资金的真正农业政策性银行，只保留粮棉油储备贷款和财政部、扶贫办等有关支农资金拨付业务"粮棉商业性贷款划由农村信用社和其他商业银行办理。同时，将农村信用社建成由农民和个体工商户入股的、产权关系明晰、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全方位为“三农”服务的、完全商业化的准政策性社区型地方性金融企业。
（四）制定农村政策性金融法规，完善监管
从国外发展经验来看，凡是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完善高效的地区，其相关的政策法规和监管制度十分健全。所以，为维护农民的合法利益、保障资产的安全，确保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发挥其作用，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制定法规，加强监管。一是制定国家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发法，全面协调和配置全国范围内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从外部规制政策性金融机构。二是各类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内部规章制度，这是国家制定的法规制度的补充，是政策性金融机构日常运转的保障。要加强对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监管，就必须建立多元化、全方位的农业政策性金融监管体系。
参考文献
养老机构的政策 篇5
7月21日在京举行的2014年全国老龄办主任会议获悉，目前全国养老机构床位数达到493.7万，平均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床位24.4张。
我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实施以来，在推动老龄事业快速发展方面呈现七大亮点，具体表现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政策体系初步形成，老年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老年医疗卫生服务水平逐步提高，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速度加快，老年宜居环境建设日趋规范，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成效明显，老年社会管理工作得到加强。
全国老龄办等24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老年人优待工作的意见》，民政部、发展改革委、人社部等部委单独或联合出台了关于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养老服务标准化、无障碍环境创建、养老服务设施用地等指导性意见，为进一步推进老龄事业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同时，各地全面实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普遍开展了地方法规修订工作。
完善我国绿色金融的政策建议论文 篇6
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与血液，不仅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而且在优化资源配置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绿色金融主要依靠金融资源的导向作用实现经济的绿色增长。绿色金融对环保产业和环保技术的支持，带动了资金与资源向该产业转移，从而使低能耗、高能效的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同时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由于没有金融资源的支持而逐渐萎缩，进一步使环保产业吸引更多的其他生产资料，经济资源在各个产业部门间得到重新配置，绿色金融在助推环保产业中发挥着启动器和催化剂的作用。绿色金融的发展能协调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三者的关系，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绿色金融支持环保产业的发展现状出发，研究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探讨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助推环保产业的政策建议。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绿色金融政策日趋完备我国绿色金融政策己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07年以来，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完善绿色信贷的政策文件。2007年，《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将强化环境监督管理与严格信贷环保要求紧密结合起来，标志着绿色信贷全面进入我国节能减排领域。2011年9月27日，“三部门”联合启动“绿色信贷”评估研究项目，并计划建立“中国绿色信贷数据中心”，为商业银行践行绿色信贷、管理和评估风险提供权威的信息支持。2013年12月18日，环境保护部、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指导全国各地开展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督促企业履行环保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推动了环保信用体系进一步完善。
绿色金融规模结构初具规模我国绿色金融初具规模，但产品结构发展不平衡。随着全球在环境保护等问题上不断形成共识，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日益受到高度重视，并得到了实现与推广。政府相继推出了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等金融产品，掀起了一场大范围的绿色金融风暴。三种金融产品中，由于后两者刚刚起步，国内相关市场欠成熟，形成了以绿色信贷为主的产品结构模式。据统计，截至2012年末，全国五大行绿色信贷规模累计达1.36万亿元。清洁能源、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电厂脱硫除尘、河湖整治等环保项目得到了重点支持。同时，各银行全面收紧高污染、高能耗、产能过剩等行业信贷规模，加快了其退出市场的速度。作为国内最早开展绿色信贷业务、国内唯一的“赤道银行”一一兴业银行，截至2013年3月末，在全国已累计为节能减排领域提供融资2432亿元，融资余额达到1269亿元。此外，兴业银行推出“绿金融?全攻略”方案，实现了从产品、模式到解决方案的多层次服务，能有效满足企业客户在节能环保领域的多种金融需求。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一、绿色金融现存问题
1.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积极性不高
绿色金融的外部性问题是导致金融机构积极性不高的内在原因。由于环境资源是一种公共品，绿色金融服务具有特殊的正外部性。金融机构在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时，对公共环境具有正的溢出效应，但其所提供的正外部性往往难以得到有效、合理的补偿，经济主体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的内在动力不足。针对这种现象，政府往往采取直接颁布相关政策法规的手段约束金融机构行为，缺乏实质性的约束激励机制，绿色金融政策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金融机构内部约束激励机制欠完善是发展绿色金融积极性不高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中国金融行业的绩效考核体系以经济指标为主，环保相关指标几乎未纳入考核范围。在利益的驱动下，各金融机构主体基本很少考虑服务对象的生产或服务是否具有生态效率，为了完成经济考核指标而忽视了绿色金融政策的实施效果。绿色信贷政策推行较好的建设银行，截至2012年底累计发放环保相关的贷款2396.37亿元，仅占全行贷款总额的3.37%。金融机构内部的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意识，被繁重的经营考核压力和诱人的经济效益所冲淡。同时，绿色金融业务往往风险较高而收益偏低，进一步导致了金融机构偏向于选择传统金融业务，绿色金融市场难以扩大。
2.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备
我国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以间接融资市场为主，直接融资市场发展十分滞后。完备的市场体系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我国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欠完善，限制了绿色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在绿色金融间接融资市场中，绿色信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未形成有效的竞争机制。主要表现在：
一方面，缺乏创新的绿色金融产品，难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环保企业的有效需求；
另一方面，单纯的银行信贷模式，无法充分利用社会各方资金，难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资金利用效率低。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本身具有“新兴+转轨”的双重特征，存在结构性问题，导致资本市场弱式有效。在直接融资市场中，政府未引起高度重视，缺乏相关政策安排，绿色证券举步维艰。一方面，绿色证券的市场准入机制尚未成熟，环保企业通过上市融资难度十分大；
另一方面，证券监管部门缺乏完善、高效的环保监管体系，导致一些企业在上市之后不兑现环保承诺，绿色证券效果大打折扣。
3.相关政府部门配合不到位
绿色金融的健康长效发展离不开政府、金融机构和环保等多部门的协作与配合。现今，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主要依靠政府、环保部门的政策支持，金融机构的业务推动，多为单兵作战方式，未充分发挥三者的协同效应。政府、环保和金融部门没有明确的分工，彼此间未建立合作与交流机制，严重影响了绿色金融服务效率。环保产业作为新兴的高新技术行业，国内对该行业的了解和研究都还不够充分，在环保质量评估、项目收益与风险评价等方面存在较大难度，并未形成统一标准。由此发展起来的绿色金融，更是集高风险性、高技术含量和高操作要求于一身。金融机构缺乏专业领域的技术识别能力，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企业环保信息，必须依靠环保部门给予技术支持并协助审核，借助政府平台丰富的信息资源与强大的资金支持，集三方共同的力?量，高效地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助力中国环保产业。
二、发展绿色金融的政策建议
1.健全绿色金融约束激励机制，提高市场主体积极性
合理健全的约束激励机制是推动绿色金融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
一方面，我国政府应建立健全绿色金融约束激励机制，解决好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的外部性问题，充分调动其积极性。政府可采取出台相关优惠、补贴政策，适当放松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服务的相关要求，对商业银行绿色金融服务效果实施奖惩政策等措施。在绿色金融发源地之一的德国，政府出台的相关环保政策中，政府支持给予清洁、环保的节能项目和企业一定额度的贷款贴息，由此产生的利率差，由中央政府以贴息的方式补贴。
另外，被认定为环保、节能绩效好的项目，可获得不到1%贷款利率，持续周期为10年。结果表明，德国出台的利率补偿政策，促进了环保节能项目的建设与发展，“杠杆效应”十分显著。另一方面，各金融机构应逐步建立起符合绿色金融发展需要的公司约束激励机制。在金融机构绩效考核体系中增加环保因素，使绿色金融的服务效果与每一位员工的绩效考核挂钩，内在地激励员工能动地开拓绿色金融服务市场。
2.完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拓宽环保产业融资渠道
完善、有序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是绿色金融发展的核心所在。完善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健全绿色金融间接融资市场，培育和发展绿色金融直接融资市场。完善绿色金融体系，首先，要创新绿色信贷等直接融资品种，扩大绿色金融间接融资市场规模；我国间接融资市场相对比较完备，将承担绿色金融发展主力军的角色。其次，大力发展PE、创业投资等股权投资机构，规范中小板、创业板的上市标准，鼓励、支持有实力的环保产业通过股票市场融资；环保企业前期资金投入大、研发周期长、投资风险较高的特点，决定了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等直接融资渠道更适合该类企业。最后，可适当放松企业债券市场的限制，健全债券市场的担保、信用评级等制度，支持与鼓励环保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融资。
3.加强各政府部门的协作，提升环保产业配置效率
加强金融机构与各政府部门的协作是绿色金融正常开展的重要保证。发挥协同作用，第一，政府应统筹全局，制定绿色金融长期发展战略，配套出台相关政策安排，建立高层次的协调管理机制；
第二，金融机构与各政府部门应加强彼此间的合作与交流，建立信息沟通与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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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党中央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其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惩罚执行的全过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最大程度的预防和减少犯罪、化解社会矛盾、保障人权、维护社会和谐、安定等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我国居民进行深入调查以及广泛征询我国各行各业人们意见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对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具体包括:1.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即该宽则宽,该严则严。2.准确把握宽与严之间的关系,实行宽严并用。3.严格依法办案,遵循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大原则。4.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尤其是犯罪的情况变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犯罪从宽和从严对象进行适当的调整。5.依法执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情形执行,做到不偏不倚,并在裁判文件中表明从宽或者从严的理由。
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含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和发展经过了很长一段时期的历程,已逐渐趋于完善。其既强调“严处理”,又强调“宽处理”,要求相关人员做到“宽中有严”、“严中有宽”,使两者实现有机结合。这一政策的提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1.有利于保证人权。我国法律机构相关部门在处理刑事案件时,应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具体犯罪情况,采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犯罪分子进行处罚、改造,帮助其洗心革面,避免其再次犯罪。2.有利于节省社会资源。“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将犯罪问题视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主要目的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完美结合,从而采用一系列综合手段对犯罪现象进行遏制、控制与预防,减少刑事案件的发生,从而节省社会资源。3.有利于社会稳定。“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一方面要求相关法律人员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打击犯罪现象;另一方面,也要运用调解、教育等方式方法对犯罪人员进行教育。这两种措施的共同使用有助于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保证我国居民的正常生活。
三、如何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一)充分利用现有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资源
我国的法律规范体系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已逐渐趋于完善。尤其是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资源在很多方面对于犯罪人员的罪行都进行了明确地规定,为我国相关法律部门在工作的过程中,提供了可靠的前提基础与有力的保障制度。法律机构相关人员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应正确认识到这些政策体系的重要意义,对其进行充分的利用。
(二)准确确定司法行为政策化的地位与功能
准确认识到司法行为政策化在我国法律制度体系中的功能与地位,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执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必须对其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法律机构相关人员在处理刑事案件时,应将相应的刑事政策完全贯穿于司法行为中,形成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中的统一司法理念,消减由于司法人员对于法律认识的不同而带来的一系列麻烦。
四、结语
综上所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对历史继承与反思的基础上,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体现了我国的时代精神,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现阶段,我国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其由于自身所具有的一系列优点,能够发挥保证人权、节省社会资源、促进社会稳定等一系列作用。因此,受到了我国法律机关相关人员的关注与重视,纷纷积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促使“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得以实现。
摘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党中央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通过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简单的描述,了解我国现阶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含义。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更好地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给予一些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代含义,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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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春涛.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考—以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适用为视角[J].法制与经济,2011(10):109-110.
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含义 篇8
摘要：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雾霾天气使得控制碳排放的任务尤为迫切。在STIRPAT-Regression模型框架内，建立了碳排放驱动因素的个体模型和区域模型。对这两个模型利用岭回归方法，分析了本区域碳排放驱动因素的贡献和作用。结果表明：经济增速对碳排放的扩大起到了正向贡献且作用最大，使得该区域整体处在碳排放“倒U型曲线”的左侧；技术进步率对碳排放是负向贡献但作用最小；人口增速对各省区市的碳排放有正向贡献然而作用不同。实证结果的政策含义是国务院相关部门通过制定统筹兼顾的协同政策来控制本区域的碳排放。
关键词：碳排放驱动因素；STIRPAT-Regression模型；区域协同控制；低碳经济；节能环保；跨区域碳排放交易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1-0102-05
一、引言
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化石能源的燃烧排放物造成的[1]，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持续雾霾天气，使得区域协同控制碳排放的任务尤为迫切。环保部、工信部等国务院相关部门出台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等文件。企业已开展实质性合作，节能低碳环保产业联盟签约的金额约200亿元；河北省已选择承德市作为试点，与北京正式启动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待成熟后全面推广。学术界也对本区域的碳排放问题开展了研究：王佳、于维洋[2]对驱动因子进行了分析，王喜平等人[3]比较了碳排放约束下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孙乾等人[4]探讨了低碳经济视角下的产业协作模式，王铮等人[5]估计了碳排放趋势。
近些年研究碳排放驱动因素主要采用的是STIPAT模型（含IPAT模型）。在Ang（1997）的贡献下，把LMDI法嵌入STIRPAT模型得到广泛应用[6]，我们称之为STIRPAT-LMDI模型。LMDI法的优点是完全分解，但其缺点是各因素每年所占的权重不同，需要进行逐年或者分时段的分析[7]。笔者在沿袭影响碳排放驱动因素的经典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设计了测算区域中长期碳排放驱动因素的STIRPAT-Regression模型，克服了逐年分析的缺陷。通过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个体模型和区域模型的集成分析，得出了各驱动因素的贡献和作用，并解释了实证结果的政策含义。
二、模型设计
（一）模型述评
式中，CO2是二氧化碳排放量，P表示人口，A表示人均财富，T表示技术，参数a为拟合模型的常数项，β1、β2、β3为相应人口、人均财富和技术的指数值，？淄为随机误差项。
尽管这几个模型联系紧密，都采用了因素分解的思路，但也有区别。IPAT（包括STIRPAT模型）与Kaya恒等式的区别是，后者是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展开的分解，前者是以人口为核心展开的分解。这个不同是由二者解决不同问题所决定的，前者是在分析人口大量增长对资源环境造成什么冲击时提出的，而后者是Kaya为了促使人们意识到保证经济增长且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困难性时提出的。IPAT与STIRPAT模型的不同地方是，STIRPAT模型中驱动因素的估计参数β1、β2、β3可以是任何数，而前者的β1、β2、β3都等于1，可见IPAT模型是STIRPAT模型的特例。
（二）STIRPAT-Regression模型
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来说，区域内的任何一个行政单元，都可以用式（3）得到本行政单元的碳排放驱动因素模型，即三省两市一区的个体模型如下：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能否建立区域模型，取决于三省二市一区是否有合作基础和共同利益，否则单凭地理位置相邻便建立区域模型容易产生缺乏现实依据的伪回归。由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存在各种相互需求[11]，正在向基础设施衔接、支柱产业配套、新兴产业共建、一般产业互补的分工协作体系迈进[12]，因此本区域的各驱动因素间有紧密联系，可以假设把各个行政单元内的驱动因素进行累加，从而得到区域模型，形式如下：
式中，Β1、Β2、Β3分别是整体区域的人口、人均GDP、技术的偏弹性系数，下标分别表示三省两市一区。
（三）贡献和作用的判断
各驱动因素对碳排放的偏弹性系数我们称之为该因素对碳排放的贡献，如果偏弹性系数的符号与碳排放量的符号相同，我们称之为正向贡献；如果符号相反，则称之为负向贡献。偏弹性系数的数值大小体现了贡献的作用大小。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一）数据来源
本文测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限定在燃烧化石能源造成的排放。原始数据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内蒙古和山西的统计年鉴（2012）。煤炭、天然气和石油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取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指南、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国家科委气候变化项目和电子工业协会测算结果的平均数，分别为2.661 5、1.518 8和2.010 5。河北省的统计年鉴中有分能源品种的消费量，故直接计算。其他几个地区的能源数据有些年度不全，对没有分能源品种的碳排放量的年度数据，通过有分能源品种年度计算综合能源碳排放系数的方法进行估算。北京、天津、山东、内蒙古的综合能源碳排放系数分别为2.427 6、2.350 9、2.519 4、2.554 9，山西省的二氧化碳用煤和石油消费量估算。
GDP是以1990年为不变价的实际GDP；北京、天津和山西的人口数据口径为常住人口，河北、山东、内蒙古的人口数据口径为户籍人口。
（二）数据处理
1. 消除共线性。由于模型中自变量的选择是通过因素分解法获得的，因而自变量间有可能有相关性。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本是因素分解法的长处，但在取对数以后的回归方程中便表现为多重共线性的缺点。发挥因素分解法的优点与消除回归方程缺点的关键在于消除多重共线性。消除多重共线性的办法有逐步回归法、主成分法、偏最小二乘法、剔除法、岭回归法等，这些方法至今还没有哪一个方法占绝对优势，但岭回归是最有影响的一种估计方法[13]。本文采用岭回归的方法。
岭回归（Ridge Regression，RR）是由Hoerl和Kennard在1970年提出。对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Y=Xβ+ε，当自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时，|XTX|≈0，给XTX加上一个正常数矩阵KI（K>0），那么XTX+KI接近奇异的程度就比XTX接近奇异的程度小得多，从而降低其病态程度，使得求逆运算相对稳定，过程如下：
（6）式为β的岭回归估计，其中K为岭参数，当K=0时，岭回归估计就是普通最小二乘估计。K值越小，回归模型越逼近，K值越大，回归模型越稳定，因此K值的选择是在理论定性推理与数据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基础上的有偏判断值。
四、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由于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碳排放各驱动因素的时间序列是不平稳的，但它们的线性组合却有可能是平稳序列。如果存在这种平稳线性组合形成的协整方程，那么该方程便可解释这几个变量间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即是否存在这种长期均衡关系是我们研究各驱动因素贡献作用的充分条件，因而需要先对这几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通常我们在检验时间序列是否平稳的ADF、PP检验在小样本中的检验功效明显下降，由于本文的研究期较短且各变量在研究期（1990—2011年）有确定趋势，因而采用检验功效明显较高的DF-GLS（ERS）检验法[14]。
表1表明，除内蒙古以外，其他5省市的原序列为非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得到平稳序列，而内蒙古的log（A）非一阶差分平稳序列。如果将这6省市区放在一起研究有可能产生“伪结果”，因而以下研究时笔者并未将内蒙古与其他5个省市放在一起研究。不包括内蒙古的本地区4个指标的汇总数据同样采用DF-GLS（ERS）检验法，得到一阶差分平稳数据。
（二）模型共线性诊断
笔者用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来诊断方程是否存在共线性。方差膨胀因子由Marquardt于1960年提出。经验判断方法表明：当0 （三）回归分析 为了克服共线性，我们采用了spss软件中的岭回归方法。spss得到的系数结果有标准化和非标准化之别。标准化回归系数代替了不同量纲带来的变换，有利于消除变量的数量级不同带来的误差，能够直接判断哪个因素对因变量变化的贡献和作用大小。由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讨各驱动因素对碳排放增长的贡献作用，进而分析回归结果的政策含义，因而采用了标准化回归系数。实证回归结果见表3。 1. 从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符号看，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和京津冀晋的人口增长、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增速的影响都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其中人口和经济的增速对碳排放增速的影响是正向贡献，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呈负向贡献。山东省的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增速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且拟合程度较差（调整R2仅0.76）。为了在同一约束条件下进行比较，我们排除了山东省的驱动因素对整体区域碳排放的影响。 2. 从纠偏系数的比较来看，在个体模型中，北京市纠偏系数的绝对值最大，也就是说，在同样的精确性下，北京市的估计系数更可靠，误差更小。山东省的纠偏系数的绝对值最小，相应地其标准差（0.12）也最大。 五、结果讨论与政策含义 STIRPAT-Regression模型本质上反映了以人口为核心的社会、以人均GDP为核心的经济、以碳强度为核心的技术是“社会─经济─技术”三位一体的区域碳排放驱动系统的具体表现，三者通过一个子系统（驱动因素）的改变必然导致其他系统（驱动因素）改变的方式影响碳排放量。 （一）结果讨论 1. 人口增速对碳排放有正向贡献但作用不同。人口对碳排放有较大影响，Eugene A等[15]学者认为人口数量对碳排放量是正向的、显著的，二者基本上是单位弹性或富有弹性关系。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人口增速对碳排放增速同样是正向显著的，但与这些学者研究结论不同的地方是，本区域人口增速对碳排放增速是缺乏弹性（偏弹性系数<1）。其中，天津市的人口增速对碳排放的驱动作用最大，北京市的人口增速与经济增长相当，河北、山西和整个区域的人口增速的作用相对较小。 2. 经济增速对碳排放的扩大起到了正向贡献且作用最大。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Selden、Galeotti等人认为存在CO2的Kuznets曲线（CKC曲线）[16]，但也有学者认为不存在CKC曲线[17]。本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人均GDP增速与碳排放的增速呈同向关系，处于倒“U”曲线的左侧，这与Selden等人的结论一致。其中，河北、山西和京津冀晋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速对碳排放增加的作用最大，天津和北京的经济增长的作用低于人口增速的作用。 3. 技术进步率对碳排放是负向贡献但作用最小。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贡献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其争议的核心在于是否存在能源的回弹效应。碳排放是由化石能源的燃烧引起的，而化石能源的消费有可能存在回弹效应[18]，由能源的回弹效应直接产生了碳排放的回弹效应。碳排放的回弹效应是指技术进步形成的碳排放效率的提高与碳排放量之间的悖论现象：技术进步不仅没有降低碳排放，反而造成了碳排放的增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本区域没有回弹效应。北京的碳排放技术进步率对控制碳增速的作用较明显，北京的技术每进步1%，其碳排放减少0.21%。山西、河北和天津的作用较小。山东的技术进步率对控制碳增速缺乏统计上的显著性，京津冀晋整体上的技术进步率对碳排放是负向贡献但在三个因素中的作用最小。 （二）政策含义 1. 内蒙古和山东需要特殊对待。内蒙古和山东的碳排放增长与其他省市的特点不同：内蒙古的增长速度最快，是非平稳数据；山东是我国最大的碳排放地区，技术进步对控制碳排放缺乏统计上的显著性。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重大国家战略的背景下，为了减少国家战略执行中的不确定性，建议国务院相关部门修订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范围，将山东和内蒙古不包括在本区域；如果继续保留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提法，则在制订政策时将山东和内蒙古单列。
2. 控制北京和天津的人口增速。北京1990—2011年的人口增长了1.86倍，天津增长了1.70倍，这两个超大城市如果人口按照过去的速度增加，则对控制碳排放形成更大压力，其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贡献将会被人口的膨胀所吞噬。
3. 控制河北和山西的高碳经济增速。为了遏制碳排放的无序增长，我国采取了GDP碳强度的考核办法。尽管各省区市都完成了考核任务，但大气污染的严峻形势表明，以提高经济增速的方式只能完成行政考核但解决不了环境问题[19]。河北和山西的经济增长仍然呈高碳态势：在推动碳排放增长中，经济增长起主要正向贡献且作用较大，而技术进步的负向贡献作用较小。受此影响，京津冀晋地区的经济增速对控制碳排放增速的贡献也最大，因而控制河北和山西的高碳增长对本地区控制碳排放有重要现实意义。
4. 推动京津低碳技术扩散。京津的低碳技术进步对整个区域控制碳排放有溢出效应。在驱动碳排放增长的各因素中，整个区域的技术进步率小于北京和天津的作用，但大于河北和山西的作用。今后各地应通过促进人才流动、共享科技资源等方式推动京津的先进技术向周边地区扩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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