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斌告别演说

徐斌告别演说（精选5篇）

徐斌告别演说 篇1

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的告别演说

这是我最后一次以院长身份讲话，也是告别辞。本届人文学院的管理团队任满三年，履行了该做的工作，维系了人文学院教学、科研的正常运转，教工、学生人人平安，这便足以令人欣慰。至于体制所看重的各种业绩、评价，皆过眼云烟，不值得多提了。如果说，这几年里有什么没干好的事，无论是校方有看法，还是教师学生有意见，都由我来承担了。就各位对我这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海涵，亦心存温暖。

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常规换届的结果，竟是上届管理团队的全军覆没，尽管原因各不相同。本人“老卖年糕”，鲍伟轮岗，两位副院长抱着深深的人文情怀回到自己所眷恋的专业中。不过看透了，这也是好事，不经意间摆脱了所谓“新老结合，以老带新”的陈腐套路，新院长、书记可以轻装上阵，独立思考。

六年半讲了无数次话，多是随意发挥，也没什么主题，这最后一次，我想了个题目：《怀童心的孩子回家吧》。

此次卸任，也是我自1970年元月参加工作历40年之后，从体制退出，虽然还要教几年书，但从内心里是抛开体制了。

这一段讲讲我为什么不愿意续聘连任院长了。

我这辈人，不幸中也有幸，生活于文化大颠覆又艰难重建的时代，经历、看到了寻常时代所无以体会的东西。这时就想做点学问上的事，于是去考大学。听课时又发现高校教师的所讲所做似为“体制化”宣传工具，说来说去离不开个唯物主义、阶级斗争，令人失望。此刻幸而又幸的是，我的导师王先生是一位守望民国学术风格的老学究，在他的鼓励下，我读书的范围主要是文献和**学者的著作，陈寅恪、钱穆等，研究生的课程又让我认识并喜欢上了玄学的率真、自由与逍遥。

但还有个话在我的命运中起作用：时势比人强，人算不如天算。时代变迁中，大潮也会席卷你。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打开了国家的封闭状态，一线生机让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兴奋，看到希望于其中，我也不例外。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了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投身于温州现象调查、个私经济研究，为艰难起步的民营经济张目。1988年写了“温州社会二元结构的社会学思考”，入选中央“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算是个国家奖。

到1992年，《学习与思考》主编要退休，社科院领导让我接任。他们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了，思想又解放了。结果还是任命了。当场我就想起杨绛在钱钟书被任命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后的一句话，说钟书“被人捉将官里去也”。好在我内心未将此职当作什么官，主编也和我当这个院长一样，无非是个做事情的平台而已。并且，我的理念很清楚，在体制内掌管一块地盘，一不当体制的工具，为之增添什么政绩，不在乎领导评价；二不为个人经营体制里的名、利、官；三从自已的良心和是非出发，自觉抵制、消解体制中的假大空痼疾。

当时《学习与思考》是省级理论刊物，省委领导、军队将领经常在上面发文章，被看成是认识、接近高层领导的最佳位置之一，不少人为我支招。我呢，则反其道而行，要办讲点真话、有文化品味，尽量减少假大空的刊物。一段时间后，这些领导逐步出局，代之以王元化、杜维明、成中英等。那阵的形势似乎还能往前走，我也不甘心就此止步，于是将刊物名更为《观察与思考》，并设计、推出了具有鲜明写真与批判色彩的系列主题：被接待的中国人、吸烟的中国人等等。浙江新闻界一片惊呼。要离开《观察与思考》时，不少人劝，多好的位置，风光自在，可进可退。但我的理想是办讲真话的刊物，如实现不了，当作升官发财的跳板，吾不为也。

2002年，我来到浙江工商大学。先在杂志社干着。两年中，完成了从记者到学者的转换，《王充传》完成。

2004年人文学院成立，校领导动员我当院长。当时我做杂志社社长挺顺手，又有时间搞研究，不想动。校领导说，你干嘛要看一辈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经历，感受一番中国高校主流的东西不好吗？再说，上点课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会一振呢。我只好笑着应了。干了一届，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于是接着第二届。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2009年初即向学校提出另请高明，也帮着联系过接班的人选。

为什么不适应？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尤其在本科教学评估中的作为，公然全体造假，已丧失了最起码的大学精神。近年盛行的数字化考评、高校排名，让各级像疯了一样抓项目、课题、报奖、报点、基地之类，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如果有人问我，六年多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说，一是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只是穷于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冠冕堂皇的所谓“创新强校”的指标；二是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可以说，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大学精神、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敢于批评政府、担待社会责任。口头上虽讲过几次大学精神，但只是招牌，实处要大家去做的净是如何讨好ZF、送礼攻关，争项目、要课题。这是大学境界、大学气度吗？在文明国家这可是学界大忌，学者须与政府保持距离。我想到斯诺夫人90年代的一次来访。中国政府看她生活比较艰难，欲以演讲费等形式给点资助，亦算是对斯诺过去帮助中国革命的感谢。斯诺夫人谢绝了。她说：斯诺和我在世界上讲的话，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们认定我们和政府没有利益关系，所言所论皆出自我们的独立观察。如果我拿了钱，今后没人再信我们的话了，连以前说的也都不信。现在中国大学的领导和学者存有这样的观念与意识吗？不仅想方设法向政府讨钱，要钱的时候甚至可以送礼行贿，不择手段。这一切，都顶着个堂而皇之的名义：为了学校做大做强！功利高于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钱不值。这正常吗？

校内部门的领导们在一起的话题，说来说去老这么几条：怎样贯彻学校的考评指标，设计个方案逼下边竭尽全力；强调本部门如何重要，希望领导格外关照；本部门的考评在学校里排了个第几、什么挡次；如何通过搞关系、走门子达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间多关照，你这次帮我，我下次帮你……古人讲求劝人以德，此间流行的皆是劝人以“利”。我看清了，如今大学里就是丘八文化加农民文化，再添个所谓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据只有一条“有奶便是娘”，说好听点是谓“谋食不谋道”。权力在这一领域中为所欲为，这不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国的各个行业里，都算问题最大的。因此，近些年社会上对教育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一浪高过一浪，可以说已失去人们的信任。

今天上午听学校一位老师说，网上评“十大缺德”行业，教育“居首”。我听后并不感到惊呀。最近我去东北讲学，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说起现今中国的教授、学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样又不敢讲真话，为了钱可以昧良心。最能说明教育危机的莫过于此种现象：现在的有钱有势者，都想方设法将子女送到国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领导和诸多大学校长的孩子，自己办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吗？学者这副“权力附庸”、给点钱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德行，其实当官的打心眼里也瞧不起，不当你一回事儿。我亲历过一件事，2006年吧，搞过一次什么“保鲜”活动，当时一位省委副书记到中国美院检查。有位老师正在创作，说搞不懂，不予理睬。该副书记大为光火，对美院的“保鲜”活动严厉批评，推迟验收。我们学校传达此事时，居然以本校得以顺利通过而庆幸，对美院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彭真去协和医院拜访林巧稚，林正在给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见，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不要说跟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比气质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们汗颜，不自重，又何以能让别人尊重。

在这种体制中，我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矛盾。我无法象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无非利用手中资源，请掌握项目的官员、高级别刊物的主编、学界评委等来讲学，变相用公款行贿。逢年过节再去孝敬送礼。然后就可以在为学校、学院作贡献的名义下拿课题、发文章、得奖项，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评委。这些年我要干此类事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关的利益链也铺到过我面前，但我不屑为之。我的道德底线不许可，这些既然是我批评的事情，就决不随波逐流。

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很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即说与做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的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预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我选择了批判的态度，行动上便不会另行一套。2006年本科教育评估，大家无不反感，但学校要求评估组进场时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那天我是整个礼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假、这样贱？反感或反对，为什么不敢公开表达。2008年学校搞所谓“加速发展”的改革方案，小组讨论时我发表了不同意见，蒋书记要我大会上讲讲，我便在大会上坦言：如今之大学是“谋食不谋道”。2009年底续签增长20%的责任书时，我曾打算拒签，因此而下台也无所谓。为此找过蒋书记。蒋书记做工作说，你不签，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内要搞“三定”方案，到时会调整的。这样我才勉强签约。去年初学校开党代会，小组讨论有校领导参加，我本不想发言，大家一定要我讲几句，我便说，“一所大学设有党委，还要开党代会，这是人们习惯了的现实，但这是真正的大学之道吗？世界上还存在此种体制的恐怕也只有朝鲜、古巴了吧。没听说世界上哪所一流大学是在党委领导下成功的，也没听说哪个党委办出过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中国大学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于与世界大学接轨，若不行，哪怕学学民国时的北大和西南联大也好，总在现行体制框架里折腾是没有希望的，所谓”钱学森之问“即这个意思。我不想发言，就是对当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讨论不感兴趣。党代会后接着开教学工作会，吃饭时我坐在蒋书记边上想说个事，看到一拨一拨的中层干部来祝贺蒋书记当选，言辞阿谀，全是官场文化。我说不出口，坐至终席不发一言。近些年里，无论省领导还是学校领导的报告，我极少参加，不是摆谱，实在是听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语，坐不住。我任职期间向学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谓搞指标的”强校“方面，粗想大约有这样几条：引进人才的政策要适当灵活、宽松，否则难以操作白费劲；认真履行低碳节能，消灭长明灯、跑冒滴漏；撤掉学校的驻京办事处。对以上言行，有人说我敢直言、有见识，其实在我心里，只是遵循常识而已。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

在对待体制的业绩、考评等事情上，限于我个人的好办，不当会事罢了。近年来我从不报奖、争什么带头人、入什么人才工程、第几层次啥啥的……每回报奖都有人劝我，包括学校领导、好友、同事，职能部门还表示愿意代为填表。我感谢他们，但依然故我，解释的理由也简单：一是本人的成果水平低，够不着，白折腾；二是生性怕花时间填表，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点令人愉快的事。当然，我对报奖和获奖的老师，也表示尊重。大学的老师们不需要同质化，有差别，价值多元是好事。

但关系到部门工作和集体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我的分寸是，按学校要求公事公办，报学位点、学科、团队、精品课等等，一板一眼地执行，但重点在于提高水平、壮大实力、打好基础，结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关忽悠，跑省里、跑部里。在此类事情上，我从不行贿送礼，至多意思一点劳务费而已。也有人建议多送，说有的学院五倍、十倍于我们，我未接受。我的观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线。对于通过送重礼达到目的者，我毫不羡慕，甚至可怜他们。我不会为此而焦虑、纠结的，也决不会为了得到并维系诸如此类的”业绩“，绑架自己宝贵的生命。多个点什么的，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吗？这是真学问？真科研吗？在我眼中，不少各种名义的大项目，资金上千万上亿的，搞出些伪科学成果来，通过动用科研经费攻关，就能整个大奖来。这是在糟塌纳税人的血汗，还败坏学风。

我这样的态度，本人身陷矛盾，学校可能也有看法。虽然我对学校领导是否满意并不在意，但最终还是存在着让我解不开的纠结，即这些考评指标与部门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挂钩与捆绑。如前几年的学院考评划分ABCD档，近两年的达标120%发足额奖，还有各种学科点、基地之类，皆拨下相应的经费等等。并且这都与每位老师个人的业绩、职称有关。我只能尽量跟上趟，无法做到如何出色，让大家满意。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我再次选择退出，不和体制玩了。去年上半年蒋书记问我为何不愿续聘了？我说，现在高校教育的这套做法，无法得到我价值上和道义上的认同。

对我的工作，学校如果不满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学校角度这样看是正常的。但我不愿改变，最好的办法是请来新院长。高老师这次在海内外招聘中脱颖而出，我很高兴，总算可以摆脱矛盾处境，回归原本的人生角色——卧龙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此话乃东晋名相王导的存世名言。愦愦是昏乱、糊涂之意。我非常佩服东晋那一代士人的气度，身临偏安一偶的危局，仍义无反顾地信奉玄学的”无为而治“，自觉遏制体制化儒家——礼教的回潮，以”务在清静“的文化理念”力撑东南“。

我当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无为而治“理念，也听到一些徐老师不爱管事，只布置不督促、检查，重讨论不重落实等议论或批评意见。从事实上讲，这些看法都没错，提出批评也是出于对工作的负责，我表示感谢。但老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还是尊奉”无为而治“。我的信念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从根本上讲，教师皆成年人，并具备高等学历，属于社会上最热爱学术和教学的群体，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学生时代研究玄学，饱受浸染，深信”无为而治“是自由知识分子永远的价值追求，这也是当今体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发扬的内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体制问题多多，推行、布置的东西，美曰做强做大，加快改革，说白了都是些无聊的折腾，干的事皆违背常识。在教育体制行政化的背景下，”无为而治“是最有效的挡箭牌和解毒药。

如搞”精品课“，我也赞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么叫”精品课“。精品课的标准只有一个：学生受益并形成口碑。不存在什么固定格式。现在的这套，千人一面：课件、作业、教材、网上互动等等，缺一不可，讲的再精彩也没用。照此标准，过去北大陈寅恪、刘文典的课亦算不上精品了。陈寅恪仅带一布包，刘文典上来先把国民政府骂它半点钟，这如何是好？教学讲求的是多元化、多样化，哪有倡导一付面孔的道理。

搞科研把课题项目强化到如此程度，也违背科学精神：

1、研究起点上就渗入功利因素。取经费、应考评、上职称，严重的名利取向破坏了以求道为目的的单纯之心；

2、找材料盖过读书。读书本是与智者交心，体玄悟道，有了心得自成文章。做课题则重在各取所需地淘资料，立论草率，学养无从积累；

3、赶时间交任务，忽视质量。要求半年、一年完工，本不合科研章法。但作者只要能对付交差就好，垃圾多多；

4、成果的通过、发表过程中人格受辱。高级别刊物大家都往上挤，于是水平差不多时看谁敢送又会送，做研究还要赔上人格；

5、报账做假。文科研究开销有限，找发票报销就成了少不了的节目。

单纯的科研经过这一系列的干扰与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会道“的”为己之学“还有生存空间吗？怕是多为”凭誉以显扬“的”为人之学“了。研究已严重地工具化，沦为名利的敲门砖，还有多少人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和价值肯定。当然，可能尚有部分高手，有本事将项目与自己的精神需求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这已不是主流，主流是极大的干扰和伤害。我怀疑，在如此环境里，真正具备与古今贤哲沟通能力的学者能有几人？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还用问么！

近两年学校搞的”创新强校“，每年递增20%，更属胡闹。有的学院指标分解到人；还有自己掏腰包来填充经费的；造假也出现了，把前、后年的成果计入当年，就为了拿到那点年终奖励。

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评比、排名，先进教师、科研标兵，优秀党员、团员、家庭，工会及民主党派的积极分子，什么”一五一“还分几个层次，这个奖、那个奖、这个级、那个级。这世风如此糟糕，整体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会里，居然有这许多优秀称号，还值钱么？都是自己树自己搞的廉价货，除了干扰心境没丝毫意义。每学期、每年还要把学院的老师排个名次，半斤八两的楞要分出个一二三四来，有什么意思？这是幼儿园里戴小红花的套路搬来了，把老师当小朋友对待。搞得学者一个个气局狭隘，争虚名图小利，一到年关就半分半分地算账，跟扛了一年长工似的。过去我们人文学者的精神世界中，多是苏格拉底、黑格尔或孔子、李白的，现在一年到头总在脑子里纠结的是：怎么完成或多挣考评分。

对于这些学校的制度规定、无法回避的管理内容，我的态度只能是”无为而治“，由老师本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对待、取舍，反正有关个人考核的政策、结果，学校都有事先规定，学院只是执行而已。可以说，我在院长位置上有意识地抵挡体制污染，对许多事情在学院层面上作淡化和减法处理，不干强化和加法的事，目的是让老师们少受干扰，躲过上述那些可笑乃至有点荒唐的瞎折腾。事实上，一些明显的折腾亦长久不了，顶顶也就过去了。如”加速创新“，差不多无疾而终了吧。对我自由主义的理念，老师们认可，我欣慰；有老师不赞同，我亦含笑。这不过是管理观念有所差异而已。民主的要义，不独尊重多数，同时也尊重少数乃至个人，我从不追求所谓的和谐一致。高校改革任重路远，各种想法、做法都能共存，方为大学应有的文化生态。

对我来说，这些年真正令我有成就感的，乃是学院部分年轻教师在考评体系之外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这才叫学人正道。

最后这段说说我今后工作、生活的设想。

题目是杨绛翻译的兰德诗《我和谁都不争》中的一句。”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杨绛先生的豁达、善良、雅致、坚韧，最令人钦佩，现在再出不了这样的人了。记得我来人文学院时还念过胡适引用易卜生的一句话：”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念着这两句话上任，今天则吟着这两句话离任。

行政职务卸去了，回归到原本的角色中，当一名历史系的老师，这个职业很神圣，也令人自足、充实。我会更投入地与学生交流，把历史的真像告诉他们。同时我又不会像以往那样深陷体制生存了，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转向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论学校里的考评如何。手头还有两个课题完成后，可能也疏远课题了，除非出现与我兴趣相当吻合的机会。目前已考虑或参与的有这样几件事，实际上最近一年中已化不少时间在做了。

1、关注环境保护。最近在新疆、杭州、绍兴等地讲学讲课，重点都是环境保护。中国近30年高速发展的代价，导致自然环境破坏到了可怕的地步，全国整成一大工地，古城古风荡然，大量物种灭绝。2010年9月22日，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了卫星检测全球空气质量的PM2.5数值图(2001年—2006年)。PM2.5小于10为安全值。中国空气质量全球最差，中国东部尤其严重，PM2.5超过50接近80。中国社科院党国英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的GDP每增1%，用地量为日本的8倍。单位能耗亦长期是日本的8倍左右。北岛说，我们近一个世纪被现代化搞疯了。不惜土地、环境代价的繁荣之路，别国是不明晓，问题在于他们已经把维护一方净土视作首要战略目标，像日本就悄悄地成了资源大国。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自以为得计，其实是又输了一招。所以说，中国的环境保护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

2、参与慈善事业。我在浙江省爱心事业基金会和浙江省正泰集团基金会两个社团中担任理事，主要的工作是：推广低碳生活、关注食品安全、资助困难群体等。

3、研究、反思百年来的文化变迁，尤其是左倾时期的文化灾难及其后遗症。左倾时期所经历的斯文扫地、道德沦丧、文化毁灭，至今没有认真清理、反思。为什么到了人们普遍失去道德底线的地步？少报一元钱事比天大，大白天开着长明灯却视而不见。2009年60周年大庆中，文艺界搞出个”特务年“影响至今，”潜伏“、”暗算“充斥银幕，连《探索发现》栏目也大播间谍战。世间的善良、诚实不再有人相信。不找关系，不相信会被公平对待。谭嗣同说，中国之旧政，为大盗、乡愿吞剥愚弄。这话发人深思。

俄罗斯是经过彻底的文化反思了。前苏联的颠覆说到底是文化上的失败，失掉人心，今天的复兴也得益于文化整体的复兴。前些年有人怀念苏联，普金讲，把前苏联说得一无是处是良心出了问题，但想要恢复前苏联则是脑子出了问题。所以要真正恢复俄罗斯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让个人在最大程度上按自己的愿望去生活，而不是仅仅是吃饭、生存。

中国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文化认同的问题。近几十年最值得庆幸的是解决了吃饭的事情，同时最令人困惑和担忧的症结，乃是权力在社会中膨胀到无以复加，官权与民权极不平衡。就改革力度最大的经济领域而言，民企500强的全部规模仍不及央企50强的最后一名。以官治民的社会结构没有出现大的改观，也就很难养育出具有理性精神、契约意识和公德自律的现代公民。

文化重建要有人来担当，不光说，更要做。我一生最感欣慰者，乃数十年间始终生活于自己的本色中，坦坦荡荡就这么过来了。当然我还有业余爱好，我曾在一篇简介里自白：在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严重流失的今天，我辈忝列学人，除了汗颜，还是汗颜，让任何荣誉、名号论之无味。此生倘能在保存点滴文化火种上略尽薄力，余愿已足。再加上打篮球、玩乒乓、游泳、登山的爱好得以陪伴到老，那便是美满人生了。

尽管生活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事事如意，甚至还会碰到、经历很大苦难，我仍虔诚地认为，上苍待我不薄：一生基本没有受冻挨饿，工作、生活于本人最喜爱的新闻与历史专业中。傅聪说，上帝让我此生与音乐为伍，这已经足够。我亦十分知足，惟感在上苍面前索取多多而无所回报，心存愧疚。因此，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将伴随在我今后人生之路的每一步中。

总之，今后和大家在一起的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这就叫”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伟人们的就职演说与告别赠言 篇2

伟大的元首就职演说前后相望，这些演说无论在智慧及道德上都有相当的高度，只要有高度就必然器宇化为文采，掷在历史的地面上，也会发出铿然的声响，动人肺腑，移风易俗，传之永远。

语言之剑征服人心

就以林肯为例，他1861年3月第一任就职，当时南方七州已宣告退出联邦，内战一触即发，他在就职演说里就以“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为主轴，谆谆告诫，最后以“愿被我们天性里更好的天使所触摸”作结，希望打动人心，防患于未然。但当时内战之局已成，终究难以扭转。

1865年3月，林肯二任就职，距内战胜利只剩37天，虽胜利在望，但他却无丝毫喜悦，就职演说都是在谈疗伤止痛，重建团结。这篇演说不长，以“我们对任何人皆无恶念，对所有的人只有慈悲”为主题，只是在阐明一个《圣经》上的道理：内战是对美国的惩罚，因为美国人民对上帝的爱与公义仍做得不够。林肯早年受正规教育的时间极短，都靠自修；他读的书也极少，最常读的就是《圣经》。这养成了他文体上有很强的宗教道德感。林肯的演讲恢宏有力，替未来历史的方向作极大的导引。他用“语言之剑”征服人心。

后来肯尼迪总统于1961年1月就职，对自己的就职演说该怎么讲很觉苦恼，他的首席幕僚索伦森就劝他把自己浸泡在林肯的心情里去体会“伟大”的力量。于是就出现了他那篇同样成为美国历史文献的就职演说。这篇演说完全不谈现实问题，只谈国家精神及未来的总体愿景，要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抛开包袱，充满自信地为国家开创新方向，其中那句流传千古的“别问国家能为你们做什么，要问你们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什么”即对改变时代发挥了极大作用。

肯尼迪在美国青年心目中取得神祗般的地位有许多原因，其中演说所发挥的影响即占了相当份量。美国从殖民时代起就有所谓的“政治布道(PoliticaI sermon)”传统，它经过林肯与肯尼迪，可谓已到了最高点。

伟大的就职演说史不绝书，美国小罗斯福总统于1933年3月首任就职，当时美国正深陷于经济大萧条，惨况空前，大规模失业使得许多人流离失所，美国也出现了只有贫困国家才看得到的逃荒，人心的恐惧绝望已到极点，大家都认为这个国家完了。小罗斯福在就职演说里，就很明白地替这个时代注入了“信心强心针”。他提出许多可行的想法，向人民承诺“我们的目标，是要保障一个圆满而永久的国民生活”。他的这个保证后来成为全球信奉的“国家责任”。

此外，他又深入阐述“我们唯一必须恐惧的是恐惧本身”，要大家不必也不能因为国家而恐惧，而是要认清问题，以信心毅力加以解决问题。他就职百日内，快速推出各项“新政”法案。不但化危机为转机，也一扫过去美国长期以来投机奢侈的社会病态心理。

罗斯福于1941年将这些新价值条理化，提出所谓的“四大自由”承诺，包括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等，已成为全球每个政府必须向人民保证的承诺。今天全球经济动荡，如果我们回头看小罗斯福75年前的就职演说，就格外会对他的高瞻远瞩钦佩不已!

最动人的离别赠言

元首的就职演说，杰出的可以为国家提出方向与愿景，伟大的则可以改变整个时代。相对而言，元首的任满离别赠言，由于说者不在其位，它对现实的直接影响当然不大。但离别赠言真的就无用吗?却也未必。由于伟大的离别赠言，少了现实的负担，反而能心无挂碍，真情流露，产生另一种更大的作用。

例如，16世纪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到1601年已69岁，在位则44年。她的人生已到了最后，于是当年11月30日她向100多位贵族发表演说，对“为王之道”做了总结性的真情告白，由于她在一年多后逝世，这次演说遂成了她晚期最重要的演说，相当于离别赠言。这篇名叫《为王之道(To be a king)》的演说，几乎可说是由古而今所有统治者里境界最高的演说，英国人皆视之为“黄金演说”，是“政治圣经”。

伊丽莎白一世这篇演说，是她那个时代的高尚文体，句子长，一句句有力而层次分明，动人肺腑，她说：“对于我自己，我必须说，我从来不是贪婪刮财而紧攒之人，也非严厉抓权的君主。也从不浪费挥霍，我心从不理会任何尘世财货，我只在意万民之福善……在治理这片国土时，我把最后审判那一天放在我的眼前。我以有一天将会在更高裁判者面前受审并应答的态度而治，在神座前我将申诉说，在我的心里，任何与我的人民福祉无关的事我都不曾理会。”

伊丽莎白一世还说：“作为女王，戴着王冠，看到的人会认为荣耀，而我自己则无此种喜悦。对我而言，女王的显赫名号及皇室的权威，并不能引诱我；我只是欣慰于能被上帝挑选为他的工具，来维系他的真理与光荣，并捍卫这个王国，使它免于耻辱、伤害、暴政及迫害。”

为王之道，要畏天爱人；要相信王的权力再大，也大不过那上天的道理。伊丽莎白一世的真情告白里能有如此高度的自省，普天之下的当权者又有几人!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于1796年9月17日发表的任满临别赠言，也是同样震铄古今的典范文献。它原文甚长，多半皆为心得与惕勉，此外也有很多真情告白，最动人的是这一段：

“检讨我在任期内所做各事，我不感觉有故意的错误。但我很明白我的缺点，不会以为我没有犯过许多错误。不管这些错误是什么，我恳切地诉求上帝，把这些错误可能产生的坏处，予以避免或减轻。而且我也将怀着一种希望，但愿我的国家永远宽容这些错误。我秉持正直的热忱，献身为国，已45年，希望此后我因能力薄弱而犯的过失，会随着我的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

这是华盛顿最动人的告白，那是彻底的谦卑，一种对历史、对永恒的谦卑。在境界上可以说和伊丽莎白一世同高。难怪会有历史学家认为，有了这样的第一任元首，乃是美国的福气。

而在当代，说话最坦诚、影响也最大的，当属1961年1月17日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告别演说了。这位二次世界大战统帅出身的总统，对军队的正面反面了解至深，他在离别时即殷殷告诫，要提防“军产复合体(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对美国的祸害及对民主的侵蚀。他特别警告：“在政府的各委员会。我们必须防备军产复合体，它刻意或不刻意去获得不当的影响力。”当军事产业不断扩张，会侵略成性。他的赠言，华盛顿也同样提到过。到了现在。“军产复合体”已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和警告标志，艾森·豪威尔实在功不可没。

(摘自《亚洲周刊》)

美国第40任总统里根告别演说 篇3

时间：1989年1月11日 地点：白宫 我来说两句

同胞们，这是我第34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椭圆形办公室向你们讲话。我们在一起共事至今已有8年，我卸任的时刻即将到来。但是，在此之前，我愿与你们共享某些思想，其中一些我已酝酿很久了。

成为你们的总统，是我终身的光荣。过去几周，你们中的许多人来信表示谢意，但是，我更要向你们说声谢谢。南希和我感谢你们给了我们为美国效力的机会。作为一名总统，一个特殊之处就在于我总是多少有点与世隔绝之感。我花费许多宝贵的时间乘坐在一辆由别人驾驶的轿车里，透过染色玻璃注视着人们——抱着孩子的父母，窗外的人流一晃而过。多少次，我想让司机停车，从车窗后面伸出于来，与人们作一番交流，或许，今晚我能够实现这一心愿。

有人问我离去的感受，离去当然是“如此甜蜜而又令人伤感”。甜蜜的地方是回到加利福尼亚，在牧场上漫步，享受自由的时光。那么何谓伤感呢？当然是离别，是离开这美丽的地方。

如你们所知，走下大厅，再从这间办公室走上楼梯，就是白宫中供总统及其家人居住的地方。楼上有几扇精美的窗子。我喜欢在黎明时分伫立着眺望窗外的景色。从这里眺望过去，是华盛顿纪念碑，然后是林荫大道，杰斐逊纪念堂。在晴朗的早晨，越过杰斐逊纪念堂，你能够看到一条洞流——波托马克河租弗吉尼亚海滨。人们传说，这就是当年林肯在注视从布尔伦河战场也腾起的烟雾时所见到的景色。我见到的景色更为平淡：河岸上的草地，早晨上班途中的车辆和行人，以及河面上偶尔飘过的一叶帆船。

我时常在那扇窗子旁苦苦思考。我时常反省着过去的8年和现在究竟意味着什么。进入脑海的是一幅被一再描绘的画面——一个关于一艘船、一个难民和一位水兵的故事。

回顾80年代初，当时，从印度支那乘船出逃的难民正达到高潮，而在南中国海巡航的中途岛号航母上，这名水兵正在勤劳地干着活。这名水兵像大多数美国军人一样，年轻、聪 明、敏锐。水兵们发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有一艘小船正在波涛中沉浮——船上挤满了渴望去美国的印支难民。于是，中途岛号派出一艘小型汽艇去接应他们。难民们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挣扎，其中的一位难民发现了甲板上的那位水兵，便站起身来，向他呼喊道“哈罗，美国水兵，哈罗，自由人。”一个毫不起眼但又意义重大的时刻，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这名水兵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假如我也曾目睹了这一时刻，那么，我也将无法忘怀。

因为，这就是80年代做一名美国人所具有的含义。我们再一次象征着自由。我深信，我们一直代表着自由，但是在过去数年间，世界一一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自己——也重新发现了这一点。

10年来，这确实是一次艰难的旅程，我们同舟共济，穿越了风狂雨暴的大悔。最终，我们一回到达了理想的彼岸。

事实上，从梅林纳达，到华盛顿和莫斯科峰会，从1981至 1982年的经济衰退，到始于1982年年末，并一直持续至今的经济增快，我们已经创造了奇迹。

依我看来，我们取得了两项我为此而感到无比自豪的巨大成就。一项是经济的复苏，美国人民创造——并且胜任了——19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另一项是道德的恢复：美国再次受到世界的尊重，并被寄予厚望，来承担起领导世界的重任。

几年前，我亲身经历的某些事情多少反映了这种变化。回想1981年，我首次出席在加拿大召开的一次大型经济问题峰会。会议地点在各成员国中间轮流。公开会议是为西方七国政府首脑举行的一次宴会。我就像学校里的一名新生，坐在一旁倾听，满耳不是弗兰科斯就是赫尔穆特。大家彼此之间不称职衔，而是直呼其名，以示亲密。当时，我几乎是俯下身来说道，“我叫罗纳德”。

同年，我开始采取我们认为可能导致经济复苏的一些措施：减少税收、放松控制、削减支出，不久，经济开始复苏。

两年后，又一届经济问题峰会召开，与会者与上届极为相似。在大型公开会议上，我们汇聚在一起。忽然，我出乎意料地发现他们都注视着我。接着，其中的一位打破沉默，说道： “给我们谈谈美国发生的奇迹。”

回想1980年，当我竞选总统时，情况却与此大相径庭。一些权威人士说，我们的计划将导致灾难。我们的外交观点将引发战争，我们的经济计划将引起恶性通胀，导致经济崩溃。我对一位备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在1982年所说的话还记忆犹新，他说“在美国，在全世界，带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已经停顿下来，并且在未来的数年里可能毫无起色。”

然而，他一一以及其他“舆论界的领袖们”一一错了。事实上，他们称之为“激进的”无疑是“正确的”：他们称之为“危险的”恰恰是“急需的”。

总之，那时我赢得了一个绰号——“伟大的传播者”。但是，我从不认为，是我的风格或者我使用的语言改造了世界——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不是一位，伟大的传播者，但是我传播了伟大的思想，它们并非凭空出自我的头脯，它们来自一个伟大的国家的内心——来自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智慧以及我们对两个世纪里引导我们的那些原则的信念。

他们将它称之为里根革命，我接受这种说法，但是，就我而言，这似乎更像是伟大的再发现：我们的价值观念与一致公认的常识的一次再发现。

常识告诉我们，当你必须为某件商品交纳大笔税款时，人们就会减少生产这种商品。因此，我们削减了国民的税率，而国民却生产得比以往更多。我国的经济就像一棵被修剪过的 大树，现在生长得更加迅速，更加根深叶茂了。我们的经济计划促成了我国历史上最长的、在和平年代出现的一次经济增长：家庭纯收入提高了、贫困率下降了、工商界兴旺发达、科研和新技术迅猛发展。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出口更多，因为，美国的企业变得更具竞争力。同时，我们确立了这样一种国家意志：我们与其在国内构筑保护主义壁垒，但不如去拆除国外的保护主义壁垒。

常识还告诉我们，为了维护和平，我们必须在经历数年的软弱和混乱之后再次变得强大。因此，我们重建了我们的防务——值此新年来临之际，我们为全球的和平而举杯。事实上，超级大国不仅已开始削减真核武器储备一一甚至取得更大的进展的前景同样是明朗的一一而且令世界备感不安的地区冲突也即将结束。波斯湾不再是交战地区，苏联正在从阿富汗撤离，越南即将撤出柬埔寨，而经美国斡旋而签署的一项协议，不久将使5万名古巴军人离开安哥拉回国。

当然，从所有这些事件中得出的教训是，由于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错综复杂的，并且将永远如此。但是，只要我们牢记我们的基本原则，并且相信自己，那么，未来永远是我们的。

我们还懂得了：一旦你开始采取某项行动，那么就难以预料将何时结束。我们只是要改变一个国家，却改变了整个世界。

世界各国正在归自由市场转型，开始允许言论自由——抛弃过去的意识形态。对它们而言，80年代的大发现，瞧，是道德的政府也是富有成效的政府民主不仅是极其美好的，也是极具经济价值的。

在你们庆祝39岁生日的时候，你们能够休息片刻，回顾一下你们的人生，注视着时光在你们的面前流逝。对于我来说，则犹如河中的树枝，正漂流至我生命旅程的中途。

我从未想过步入政坛：这也不是我年轻时的志向。但是，我从小就接受这样的教诲，相信你自己必须为你所得到的恩赐付出代价。我对从事演艺业感到满意，但是，我最终进入政 界，是因为我要保护一些弥足珍贵的东西。

我们所经历的变革，是人类历史上“我们人民”真正改变了政府的演变进程的第一次革命。

“我们人民”告诉政府，而不是政府告诉“我们人民”该做什么。“我们人民”是驾驶员一一而政府则是一辆汽车。“我们人民”决定它行驶的方向、道路与速度。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法都是告诉人民享有哪些特权。而在我们的宪法中，“我们人的人民”是自由的。

这种信念，是我在过去8年里作出不懈努力的基础。

但是，回想60年代，当我开始投身政治时，我们似乎把一切都颠倒了——就是说，政府通过越来越多的法规和赋税条例，正在更多地剥夺我们的钱财、我们的选择权以及我们的自由。我之所以步入政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举起我的手，大喝一声：“住手！”我是一名平民政治家，这是一个平民应尽的责任。

我认为，我们阻止了大量本该阻止的事情的发生或延续。我们再次提醒了人们，除非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人类就不会是自由的。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如同物理定律一样简单明了。可以预料：政府膨胀一分，则自由收缩一分。没有比纯粹的共产主义更不自由的，然而，在过去几年，我们已同苏联建立了新型的令人满意的密切联系。我曾经扪心自间，这难道不是一种赌博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我们的决断是建立在行动上，而不是建立在言辞上的。

70年代的缓和的基础不是行动，而是许诺。他们许诺善待他们本国的世界各国的人民，但是古拉格还是古拉格，苏联依然是扩张主义国家，他们依然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训进行傀儡战争。

现在的情况已有所不同：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已着手进行某些民主改革，并已开始撤离阿富汗。他还释放了我们每次会晤时我向他提供了其姓名的那些犯人。但是，生活能够通过一些细节使你们回想起某些重要的事情。在莫斯科峰会期间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里，一天上午，南希和我决定摆脱随行人员，独自去莫斯科主要购物区近旁的一条街一到阿尔巴特大街上的商店去逛逛。

尽管我们的到访出乎人们的意料，但是，那里的每一个俄罗斯人都立刻认出了我们，呼喊我们的名字，与我们握手。我们几乎被这种热情所吞没——假如你们身临其境，那么你们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但是，片刻过后，一队克格勃奋力朝我们挤来，并且开始推搡人群。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时刻，它提醒我，当苏联的大街上的人们渴望和平的时候，而该国的政府却是共产主义的一一这意味着在诸如自由、人权等问题上，我们与他们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但是，我们同样必须继续保持合作，减少并且消除紧张和不信任。

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总统与以前的苏联领导人不同。我认为，他了解苏联社会中存在的那些弊病，并且正在试图加以解决。我们预祝他成功。他们将继续努力，以确保在经历这 一进程以后而获得新生的苏联将不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国家。归结起来就是：我希望继续保持这种新型的密切关系。如同我们表明的那样，我们将始终视他们是否以一种有益的方式行事，来决定我们将采取何种行动。如果一旦他们并非如此，那么，首先好言相劝，如果他们执迷不悟，那么不妨就动真格。

我们之间仍然是互相信任的——但需要得到证实。

游戏还得玩下去——但必须重新开始。

我们还要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一一-并且不惧怕面满所目睹的一切。

曾经有人问我，是否有遗憾之处。有的。

如赤字就是其中之一。近来，我对此问题谈了许多，但是今晚不宜再作讨论，我愿保持缄默。

但是，有人认为：我分享了国会的胜利成果，然而，几乎无人意识到，我的胜利无不是由你们创造的。他们从不正视我的部队：从不正视里根团，即美国人民。你们发出召唤，发布文告以功员人民，赢得了每一次战斗。

噢，行动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想要完成这项工作，那么里根团就应当成为布什旅。不久他将成为一各领袖，他像我一样需要你们。

最后我要说的是，总统告别演说具有向人们提出忠告这样一种伟大的传统，而我确有一个忠告，它在我的脑海里已酝酿许久了。

但是，说来奇怪，它是以我在过去8年里引以为豪的事物之一，即被我称作为“新爱国主义”的民族自豪感的再次振兴作为开场白的。这种民族自豪感无可非议，但其价值并非很高，并且不会持久，除非这种情感是建立在思考和知识的基础上的。

我们需要的是明智的爱国主义。那么，我们是否出色地教育了我们的孩子，使其懂得美国意味着什么？在漫长的世界史上，它又代表着什么？

我们年过35岁左右的那些人，生长在一个与今不同的美国。我们被直截了当地告之，做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我们几乎能够在吸入的空气中感受到对国家的热爱以及对制度的赏识。假如你无法从你的家人那里感受到这种爱和这种赏识，那么你仍然能够从邻居那里，从在韩国进行街头斗争的前辈那里，或者从在安齐奥失去亲人的那些家庭那里感受到。假如你还感受不到，那么你依然能够从大众文化那里感受到爱国主义意识。电影赞颂了民主的价值，并且潜移默化地增强了美国是无与伦比的这种观念。在整个60年代中期，电视同样如此。

但是，现在我们即将进入90年代，有些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年轻的父母们无法确信，对美国不加掩饰的赏识，是否仍 然是教育现代的孩子们的灵丹妙药。至于对那些创造大众文化的人们来说，具有真凭实据的爱国主义已不再是一种时尚。

我们的精神已经过时，但是我们尚未重建一种精神。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以使人们相信美国象征着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经营自由，而自由是独特而又富有价值的。它 是脆弱的：它需要得到保护。

我们应当不是基于考虑是否符合时尚，而是考虑是否重要来教授历史早期移民为何来到这里，吉米-杜立德是谁，那30秒对东京意味着什么？你们是否知道，4年前，在诺曼底登陆40周年纪念日，我读一封一位青年妇女写给曾参加过奥马哈海滩之战的已故父亲的信。她叫莉萨-詹纳特-亨，——她写道，我们永远铭记，我们终身不忘参加诺曼底之战的小伙子们的伟业。噢，让我们助她以一臂之力，以恪守这一诺言吧!

假如我们忘掉了历史，那么也就意味着忘掉了自己。在此，我对美国人的健忘发出警告，这种健忘将导致美国精神的堕落。

让我们从一些基本的事情做起一一更加关注美国的历史，更加重视公民的礼仪。请让我提出与美国有关的最重要的一条教训：美国所有重大的变革都是从餐桌上开始的。因此，我希望，明晚在厨房里开始谈话。孩子们，如果你们的父母从未告诉过你们当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一一那么，让他们知道并且记住，这是任何一位真正的美国人都不容推辞的责任。

这就是我今晚要说的全部内容。另外，还要补充一点。

最近几天，当我伫立在楼上的窗子边时，对这座“屹立在山岗上的”辉煌的城市想了许多。这一说法源出约翰-温思罗普，他以此来描述他想象中的美国。他的想象十分重要，因为他是一位早期移民一一一位早期的“自由人”。他乘坐我们现在称之为小木船的那种船来到这里，并且像其他早期移民一样，他渴望拥有一个自由的家园。

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我曾经一再的谈起这座辉煌的城市，但是，我知道，我是否清楚的表达的我的思想。在我的心目中，这是一座高大的令人骄傲的城市，它建立在坚实的基石上，而绝非是一座空中楼阁，上帝保佑着她，街上人来人往，各种肤色的人生活在和睦与和平之中一一一座拥有自由港、商业繁荣、并且具有创造性的城市，如果这座城市建有城墙，那么一定是有城门的，并且是向所有梦寐以求要来到这里的人们敞开的。

这曾经是并且依然是我的看法。

在这寒玲的冬夜，这座城市又会如何呢？它比8年前更加繁荣、更加安全、更加幸福了。但在200年或者说2个世纪以后，它将更加美好，它稳稳地屹立在花岗岩山脊上，面对风暴，依然岿然不动，仍然是一块磁石。

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当我“走出这里来到这座城市的大街上时”，我要向参与这场里根革命的男人和女人们——在过去8年里为复兴美国而工作的全国各地的男人和女人们道别。

朋友们，我们成功了。我们不仅追回了失去的时光，而且改变了世界。我们使这座城市变得更加坚固——更加自由——并且将她交给优秀者手中。

总之，情况不错，一切顺利。

再见了。

江苏数学特级教师 徐斌 篇4

1993年获江苏省小学数学优课选拔赛第一名，代表江苏参加全国首届小学教学观摩课评比并获二等奖；2000年获全国小学数学创新教育观摩课评比一等奖；2004年获全国小学数学年会论文评比一等奖；曾应邀为全国第五届小学数学年会上观摩课，在《人民教育》等20余家刊物发表论文300余篇，2005年教育事迹在《人民教育》“名师人生”栏目专题报道，《中国教育报》曾推出了“徐斌教育教学艺术系列报道”；出版有专著《走近徐斌：为学生的数学学习服务》等.个人教育网站：“为学生的数学学习服务”徐斌工作室 教育信念：追寻理想的数学课堂

十几年来徐老师在不断的追寻他理想的数学课堂（好课观），追寻着理想的课堂教育生活.他在谈理想数学课堂时以他讲的《万以内数的读法》为例.他的好课观是：

第一阶段，精雕细琢，完美无缺.这阶段，徐老师对“教学目标明确”、“教学程序严谨”、“提间精细恰当”、“采用多种媒体”、“板书精当美观”、“过渡语言周密设计”、“时间控制恰到好处”等等孜孜以求.他认为，一堂好的数学课应该密不透风，滴水不漏;应该天衣无缝，无可挑剔;应该精雕细琢，完美无缺.这段时间他把课堂上要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写来，甚至掐着秒表计算时间，哪一个环节用几分钟，哪几句话用多少秒钟，他在课前的准备中都做的完完整整的.他在教学《万以内数的读法》时，就把学生的知识点看成是“零”来教学的，整个课看似学生都学的很好，但是把学生当做了被动的接受者.他指出了他这节课的繁琐，他说：“因为课堂不是舞台，学生不是道具，教案不是剧本，教学不是表演.”

第二阶段，多层并进，快乐交流.这个阶段，他追求的理想课堂是“教学目标具体而有层次”“教学手段多样化现代化”“教学形式以小组学习为主”“教学过程以游戏比赛为主”.他把一堂数学课从教学目标的角度分为三个层次：有知识技能方面的序列发展要求，有思维能力方面的序列发展要求，还有情感态度方面的发展要求.此时，他的数学课堂教学中出现了一些个性鲜明的特征，由于大量采用了小组学习，制作了形象逼真的投影片和生动活泼的多煤体课件，采用了大量的故事、比赛、游戏，学生在课堂上往往情绪十分高涨.但是很多课堂上学生看似表现非常积极，个个兴奋不已，场面气氛也十分热闹，动静结合高潮迭起.但细细回味后就会发现，这种活动和游戏只是表面上的“繁荣”；只是少数学生在进行游戏，多数学生只是“旁观者”；只是看得起劲，没有真正参与；只是外在形式上的活跃，数学思维的含量并不高.这一阶段徐老师认为自己上的课有点“花”，甚至课堂秩序有点“乱”.虽然学生在课堂上开开心心，热热闹闹，听课的老师也觉得轻松快乐，但他渐渐认识到调动积极性并不是教学目的，理想的数学课堂应有更高的追求.第三阶段，真实有效，互动生成.数学课堂是学生发展的天地，数学学习的过程是学生享受教师服务的过程，因此在课堂上，徐老师追求“为学生的教学学习服务”，追求真实自然下的动态生成.他认为真实的课堂摈弃演练和作假.真正的课堂应该是学生的，然而真实的课堂不能无视学生的学习基础，把学生当作白纸和容器，随意刻画和灌输；真实的课堂不能死抱着教案，一问一答，牵着学生鼻子走，不敢越雷池半步；真实的课堂更不能课前操练，课中表演，少数参与，多数旁观.互动的课堂讲求对话和共享，教师和学生不仅仅通过语言进行讨论或交流，更主要的是进行平等的心灵沟通.生成的课堂需要耐心和智慧.课堂教学的价值就在于每一节课都是不可预设、不可复制的动态生成的生命历程……

《徐斌谈计算教学》读后感 篇5

《徐斌谈计算教学》读后感

《徐斌谈计算教学》读后感 佛山市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梁维民 计算教学是小学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计算是教学的基本能力，是小学生学习数学必须掌握的技能。在徐老师的文章中，我借鉴了很多知识，对我的教学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学生的计算能力有了更大的提高。 文章摘录： 1、感知粗略： 要进行口算，首先必须通过学生的感觉器官来感知数据和符号组成的算式。小学生感知事物的特点是比较笼统、粗糙、不具体，往往只注意到一些孤立的现象，看不出事物的联系及特征，因而头脑中留下的印象缺乏整体性。而口算题本身无情节，外显形式单调，不易引发兴趣。因此，学生口算时，往往只感知数据、符号的本身而较少考虑其意义，对相似、相近的数据或符号容易产生感知失真，造成差错。如一些学生常把“+”看作“×”，把“÷”看作是“+”，把“56”写成“65”，把“109”当成“169”等等。 2、注意失调。 注意是心理活动对一定对象的指向与集中。注意的不稳定和较差的分配能力是产生口算差错的重要心理因素。小学生注意不稳定，不持久，不容易分配，注意的范围不广，易被无关因素吸引而出现“分心”现象。在口算过程中，需要经常注意或把注意同时分配在不同的`对象上。由于小学生注意力所顾及的面不广，要求他们在同一时间内，把注意分配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时，往往顾此失彼，丢三落四。例如单独口算6×8和48+7等口算题，大部分学生能算准确，而把两题合起来时，算6×8+7，学生往往得45，忘记进位而造成差错。 3、记忆还原。 记忆的目的不仅是信息的贮存，更重要的是能准确地提取。学生贮存信息的过程中，由于生理、时间、复习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得贮存的信息消失或暂时中断，从而丢头忘尾，造成“遗忘性差错”。特别是连加、连减、进位加、退位减、连乘、连除等口算题，瞬时记忆量较大，如口算28×3时，要求学生能暂时记住每一步口算的结果，即20×3=60，8×3=24，并在脑中口算出60+24=84。而这类口算题出错的原因，主要是中间得数的贮存与提取不完整或遗忘所致。 4、表象模糊―― 表象是感知向思维过渡的桥梁。从运算形式看，小学生的口算是从直观感知过渡到表象运算，再到抽象运算。从小学生的思维特点看，其思维带有很大的具体形象性，表象常成为其思维的凭借物。特别是低年级儿童，常因口算方法的表象不清晰而产生差错。如一些一年级学生口算7+6、8+5等进位加法时，头脑中对“分解”→“凑十”→“合并”的表象模糊，想象不出“凑十法”的具体过程，因而出现差错。 5、情感脆弱―― 口算时，学生都希望很快算出结果。有些学生在做口算题时候，由于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当数目小、算式简单时，易生“轻敌”思想;而当数目大、计算复杂时，又表现出不耐心，产生厌烦情绪。口算时，一些学生常不能全面精细地看题，认真耐心地分析，更不能正确合理地选择口算方法，进而养成题目未看清就匆匆动笔、做完不检查等陋习。 强信息干扰――小学生的视、听知觉是有选择性的，所接受信息的强弱程度影响他们的思考。强化了的信息在学生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同数想减得0，0和1在计算中的特性，25×4=100，125×8=1000等等。这种强信息首先映入眼帘，容易掩盖其它信息。如口算15-15÷3，学生并非不懂得“先乘除后加减”的顺序，而是被“同数相减等于0”这一强信息所干扰，一些学生首先想到15-15=0，而忽视了运算顺序，错误地口算成15-15÷3=0。 6、思维定势负作用―― 定势是思维的一种“惯性”，是一定心理活动所形成的准备状态。这种准备状态可以决定同类后继活动的某种趋势。40÷60、450÷90、360÷40等题之后夹一道300-50，很多学生往往错算成300-50=6。 我结合文中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教学中学生计算情况来谈谈教学中具体做法： 一、正确处理学生计算中出现的错题。 在我们的实际教学中，发现学生出现的错误都有相似的地方，每次错误学生会反复错多次。教学中，我把每次的错误让学生汇成一个错题超市，让他们进行系统改错，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老师手中也积累了一些有用的错题分析材料。 二、培养良好的计算习惯是提高正确率的保证。 不良学习习惯是发展计算能力的主要障碍。计算中，即使出现一些错误，如果有检验的习惯，也不难发现问题并自我纠正。可是，常出现计算错误的学生，偏偏没有这种习惯。因此，为了保证学生计算能力及正确率的提高，就必须培养良好的计算习惯。 1、认真审题习惯的养成。 一看：看题目的运算顺序怎样，数字、运算符号有何特点。二想：根据题目的特点，寻找简算途径。三算：能简算的则简算，不能简算的则按常规进行计算。 2、检查、验算习惯的养成。 要求学生把检查、验算作为计算的一个环节，在做题时必须做到： (1)看算式中数字、运算符号有没有抄错?对号入座地检查。 (2)看每步计算，算错了没有?可以复核一遍，也可以用逆运算验证一下。后者可以避免思路重复，掩盖错误。 (3)混合运算要“一步一回头”，及时发现错误，防止错误“连锁反应”。 因此，学生计算时要养成严肃认真小心细致的学习习惯，反对潦潦草草、单纯追求速度、忽视准确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