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工作人员刑事犯罪

银行工作人员刑事犯罪（精选6篇）

银行工作人员刑事犯罪 篇1

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犯罪银行是否承担责任

时间：2015-10-16 | 作者：王寅翼

| 浏览：1632 金融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利用客户的信任以及金融机构自身类似国家信用的权威，在从事金融工作中利用金融机构场所、自身工作人员的身份从事诈骗等犯罪活动，给信任金融机构的客户造成经济损失金融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利用客户的信任以及金融机构自身类似国家信用的权威，在从事金融工作中利用金融机构场所、自身工作人员的身份从事诈骗等犯罪活动，给信任金融机构的客户造成经济损失。犯罪分子必将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金融机构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金融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利用客户的信任以及金融机构自身类似国家信用的权威，在从事金融工作中利用金融机构场所、自身工作人员的身份从事诈骗等犯罪活动，给信任金融机构的客户造成经济损失。犯罪分子必将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金融机构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一、证券公司员工盗卖客户股票，证券公司和银行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320号[裁判摘要]: 证券公司员工利用职务之便盗卖客户股票获取价金，应承担赔偿损失的侵权责任。证券公司员工的职务身份增加了其侵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和危险性，证券公司对此种行为应当预见到并应采取一定措施予以避免，但因其内部管理不善、内部监控存在漏洞导致未能避免，应当认定证券公司员工的侵权行为与其履行职务有内在关联，证券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该损失的计算方法，应根据客户的投资习惯等因素加以判断。如果受害人的投资行为表现长线操作、主要通过对股票的长期持有，获取股票增值以及相应的股利等收益，则其股票被盗卖的损失通常应当包括股票被盗卖后的升值部分以及相应的股利。受害人的开户银行如未履行相应审查义务，导致证券公司员工获取价金的，则应在被盗卖股票的现金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判决认为：关于新疆证券公司应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杨桃作为新疆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其在新疆证券公司的工作便利，借助新疆证券公司的终端操作平台完成其侵权行为，杨桃在新疆证券公司的职务增加了其侵权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和危险性，新疆证券公司对此种行为应当预见到并应采取一定措施予以避免，但因其内部管理不善、内部监控存在漏洞导致未能避免。因此，应当认定，杨桃的侵权行为与其履行职务有内在关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同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九条之规定，新疆证券公司与杨桃应当就前述张春英的全部损害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关于工行昌吉州分行的责任问题，本院认为，银行作为发放银行卡的专业机构负有谨慎审核办卡人身份及在他人代办时审查授权合法性的义务，本案中，工行昌吉州分行在杨桃以张春英名义办理银行卡过程中，未按照规程审核其代理手续、未按要求审查代理人签名，具有过失，为杨桃实施侵权行为提供了条件，并造成了杨桃通过该银行卡非法取得盗卖股票所得的91270元的损害后果。因此，工行昌吉州分行虽与杨桃无共同的故意或过失，但工行昌吉州分行的过失行为与杨桃的故意行为直接结合，共同造成受害人张春英91270元的损失，工行昌吉州分行、杨桃和新疆证券公司应当对该91270元的损失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超出91270元之外的其他损失，因工行昌吉州分行的过失行为导致的损失只能是杨桃利用银行卡盗卖股票的价金损失，而被盗卖股票的其他损失是因股票被盗卖所产生的，而与工行昌吉州分行的过失行为并无因果关系，工行昌吉州分行对此部分损失不应承担责任。张春英主张工行昌吉州分行应对所有损失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根据，原审判决对此认定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二、机构工作人员向罪犯提供机构公章属于职务行为，机构承担法律责任。裁判要旨：陈献德作为中投行营业部的经理，对外进行经营业务活动代表着中投行营业部，陈献德向任成建提供印模，同意任成建刻制印章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向任成建提供印模应认定是职务行为，中投行营业部应承担过错赔偿责任。现中国投资银行并入中国光大银行，应由中国光大银行履行赔偿义务。中国光大银行称陈献德提供印模不属于原中投行营业部过错行为，原中投行营业部不应为陈献德个人犯罪行为承担责任等事由，不予支持。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豫法民二终字第071、072、073、074号本院认为，任成建以非法骗取资金为犯罪目的，以中投行营业部名义与河南证券公司签订的资金拆借合同、存款协议在民事上无效。任成建是以三仁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身份进行诈骗活动的，故合同无效后，应首先以三仁集团的财产进行返还，不足部分应有对合同无效有过错的其他当事人根据过错大小承担相应责任。河南证券公司不具有对企业拆借资金的业务范围，而其副总经理李晓却与三仁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任成建、中投营业部负责人陈献德协商向三仁集团非法拆借资金，且李晓在中投行营业部人员未到场的情况下与任成建签订拆借合同、存款协议及委托书，虽然任成建是以中投行营业部的名义，但李晓在此前与三仁集团任成建多次来往，应当知道任成建的真实身份。因此李晓对资金拆借合同、存款协议无效及河南证券公司的6800万元资金被任成建诈骗具有明显过错，李晓的行为属职务行为，故河南证券公司对此应负主要责任。中投行营业部负责人陈献德与李晓、任成建协商通过中投行营业部为三仁集团非法拆借资金，陈献德并向任成建提供中投行营业部公章及其个人私章印模，以致任成建用私刻中投行营业部的公章与陈献德的私章以中投行营业部名义对与李晓签订拆借合同骗取资金，陈献德的行为亦属职务行为，故中投行营业部对资金拆借合同、存款协议无效及河南证券公司的款项被诈骗，亦有过错，亦应承担相应责任。

三、银行工作人员在银行场所利用虚假银行公章出具定期存单，银行不承担民事责任。

最高院(2013)民提字第95号裁判要旨：(一)关于李德勇与农行云阳支行之间是否成立储蓄存款合同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该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订立合同必经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本案中，判断李德勇是否与农行云阳支行之间成立储蓄存款合同，需要认定如下问题：

1、李德勇是否发出要约，即对农行云阳支行作出存款1000万元的意思表示。本案查明事实表明，李德勇在农行云阳支行杏家湾分理处办理业务时，并未向柜员表示存款1000万元。李德勇称其明确向“行长”谭文力表示存款，应视为向农行云阳支行作出存款的意思表示。李德勇该主张能否成立，关键在于谭文力能否代表农行云阳支行，即谭文力在与李德勇商谈存款事宜时，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该条规定目的是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市场交易安全。从立法目的解释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相对人善意且无过失应当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相对人相信代理人所进行的代理行为属于代理权限内的行为;二是相对人无过失，即相对人已尽了充分的注意，仍无法否认行为人的代理权。本案中，李德勇在与谭文力商谈存款事宜过程中，在以下方面存在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的过失。一是，对谭文力行长的身份未经核实即轻信。李德勇是经刚认识的刘红等陌生人介绍认识“行长”谭文力，谭文力接待李德勇时并未在农行云阳支行办公地点，而是在农行云阳支行云江大道分理处的办公室，作为“行长”的谭文力亲自带李德勇到柜台办理“存款”业务，李德勇因为疏忽，对谭文力作为“行长”不符合常规的作法未产生怀疑，未尽合理注意义务;二是李德勇对存款过程存在的诸多不合常规操作未产生怀疑。谭文力交给李德勇的《承诺书》载明，农行云阳支行在三个月存款期内承诺对款项“不抵押、不查询、不提起支取”。上述承诺内容均为李德勇作为存款所有权人可以行使的权利，放弃权利的承诺应当由权利人作出。但“农行云阳支行”却对此作出承诺。李德勇应当注意到承诺书内容的不合常理之处。李德勇作为储户应当知道在银行柜台办理业务时，需向柜员表明业务办理事项，却未在柜台交易时作出存款的意思表示。李德勇作为办理过银行存款业务的储户，应当知道存款应当填写存款凭条，存单应当由柜员直接交付储户。李德勇没有填写存款凭条，存单又是放在信封中从银行柜台递出，李德勇因疏忽轻信而未向柜台工作人员核实。三是，李德勇主观上具有违规追求高额利息的故意。钟道明承诺给李德勇每月5.5%的高息，换算成年息为66%，李德勇对如此高的利息未产生怀疑，亦未向农行云阳支行核实，主观上并非善意。因李德勇不符合善意无过错的表见代理构成要件要求，谭文力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李德勇向谭文力作出的存款意思表示不能视为向农行云阳支行作出的意思表示。李德勇关于在农行云阳支行办公室这一特定环境内，造成其相信谭文力行长身份，确信谭文力代表农行云阳支行，存款业务无需储户亲自到柜台向柜员说明的观点，缺乏依据，本院不予采信。

2、农行云阳支行是否作出承诺。农行云阳支行并未向李德勇出具储蓄存单。李德勇称假存单由该行柜台递出，故储蓄存款合同成立。从程建履行职务角度看，其从柜台递出的是装有伪造存单的信封，本案并无证据证明程建与谭文力共谋诈骗，故意递出信封以使李德勇相信存款事实的发生。程建因与谭文力的私人约定将信封递交给谭文力，无证据证明程建知道信封内装有何种物品。因此，程建递出信封行为，并非其履行职务行为。从李德勇是否可以确信程建递出信封为履行职务行为看，程建在办理李德勇业务中，李德勇并未向程建作出存款的意思表示，程建也未让李德勇填写存款凭条、未向李德勇出具储蓄存单。程建递交谭文力信封的行为不足以让李德勇产生已经存款的信任，其行为不能认定为履行职务行为，进而推定农行云阳支行与李德勇之间已经成立了数额为1000万元的定期储蓄合同关系。

(二)关于农行云阳支行是否应对李德勇的1000万元款项承担兑付义务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对一般存单纠纷案件的认定和处理。(一)认定当事人以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为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存单纠纷案件和金融机构向人民法院提起的确认存单或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无效的存单纠纷案件，为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二)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般存单纠纷案件中，除应审查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外，还应审查持有人与金融机构间存款关系的真实性，并以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的真实性以及存款关系的真实性为依据，作出正确处理。(4)存单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如有充分证据证明存单、进账单、对账单、存款合同等凭证系伪造、变造，人民法院应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确认上述凭证无效，并可驳回持上述凭证起诉的原告的诉讼请求或根据实际存款数额进行判决。李德勇系依据存单提起诉讼，应作为一般存单纠纷处理。李德勇所持存单系伪造，该存单所涉1000万元款项并未向农行云阳支行交存，双方并未成立储蓄存款合同，李德勇依据犯罪分子伪造的存单，主张农行云阳支行兑付存单上载明的存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李德勇认为谭文力利用农行云阳支行办公场所实施犯罪，造成李德勇相信谭文力“行长”身份，柜员程建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存在过错，造成李德勇资金通过银行柜台被犯罪分子获得，农行云阳支行对其上述工作人员的行为具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责任，但在一审法院向李德勇释明其与农行云阳支行之间可能不构成储蓄合同关系的情况下，李德勇仍坚持原诉讼请求而未就此提出其他主张，本院亦不宜于再审程序中作超越李德勇原审诉讼请求范围的审理和裁判。李德勇因1000万元款项损失与农行云阳支行产生的其他纷争，应另寻法律途径解决。

四、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身份之便，使用银行进账单骗取钱财，银行不承担责任。

裁判要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借助银行工作人员身份上门吸储，伙同他人骗取存款单位开出的本票，并将伪造的银行单位存款开户证实书、银行进账单交存款单位，使存款单位误认为存款已经存入银行，从而骗取公共财物，其行为符合金融凭证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案情：被告人胡X松，中国光大银行X分行X支行客户经理部原客户经理。胡X松因自己经手的人民币200万元贷款到期未能收回，且多次向借款人南京X公司法定代表人王X(已判刑)催要未果，遂与王X合谋骗取钱财用于归还所欠贷款及个人使用。胡X松以光大银行客户部经理的身份上门吸储，取得被害单位存款后交给王X，王X则提供虚假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再由胡X松转交存款单位的手段，多次共骗取人民币近3000万元，案发前归还人民币近1000万元，其中：2001年9月，胡X松通过他人介绍，骗取X特公司的信任，同意将人民币1000万元存入光大银行X支行。胡X松以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取得该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本票一份交给王X，并向X特公司提供虚假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后王X将该钱款以X特公司的名义在广东发展银行X支行开设通知存款，并伪造该公司的印鉴章，将钱款转移。2002年3月，胡X松再次骗取X特公司的信任，同意将人民币1000万元存入光大银行X支行。胡X松以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取得该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本票一份交给王X，并向X特公司提供虚假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和银行进账单。后王X将该钱款以X特公司的名义在广东发展银行X支行开设通知存款，并伪造该公司的印鉴章，将钱款转移。为掩盖骗取存款的事实，胡X松三次支付给X特公司“利息”合计人民币97万余元。2003年4月1日，胡X松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

裁判：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胡X松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银行结算凭证，骗取公共财物，其行为已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胡X松犯罪的基本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胡X松案发前已经以支付利息名义给付苏富特公司人民币97万余元，不应计入犯罪数额，故其金融凭证诈骗犯罪数额应认定为人民币1900余万元。被告人胡X松犯罪后自首，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胡X松与王X共谋，由王X通过他人联系存款单位并骗取其信任，胡X松以银行工作人员身份上门吸储，取得被害单位开出的金融票证，并将票证交王X，由王军利用伪造的存款单位印章将款取出，同时，胡X松将王X伪造的光大银行X支行单位存款开户证实书、银行进账单交存款单位，使存款单位误认为存款已经存入本单位在光大银行开设的账户。在整个诈骗过程中，虽然被告人胡X松系光大银行工作人员，但其没有向被害单位出具任何单位委托证明，被害单位仅凭中间人及其本人的介绍，误认为其是代表银行进行吸储工作;亦未在其银行的办公地点接待过被害单位，或办理过任何手续;犯罪所得钱款均未进入本单位，其给被害单位出具的相关银行凭证也均系伪造。被告人胡X松在实施犯罪中，除了其本人身份是银行工作人员外，其所有的行为及后果均与光大银行无关，光大银行不应对其犯罪后果承担责任，故被告人胡X松的犯罪行为与其职务无必然联系。

五、客户经理在客户资金进入银行后，擅自开通网银划走资金，银行承担责任。《2012年度上海法院涉银行纠纷案件审判情况通报》：如在俞某与甲银行储蓄存款合同一案中，案外人徐某与甲银行客户经理陈某为谋取非法利益，以虚构的银行高息揽储业务名义诱骗俞某至银行办理开户手续。陈某利用陪同俞某办理开户之机，在俞某填写好个人基本信息且尚未在打印具体办理业务内容的回单上签名确认时，擅自将上述账户开通网上银行并领取U盾。在俞某将2000余万元资金存入账户后，徐某等采用冒名登录网上银行的方法将资金划走。经过刑事追赃程序，仅追回赃款数十万元。俞某根据其与银行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起诉要求甲银行归还账户内的钱款及利息、违约金。法院认为，陈某作为甲银行的客户经理，在银行的营业场所和营业时间为原告提供服务，系代表银行的行为，银行与原告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有效成立，银行应当负有保证客户资金安全的义务，客户资金因银行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被骗取，银行显然存在重大过错，应当承担向原告返还存款本息的责任。

六、储户900万存款被银行员工盗走法院判银行无责。

2008年6月2日，浙江温岭人张菊花在江苏扬中工行开户并办理了半年期的银行储蓄存款业务，将900万元存入该行。存款到期后，张菊花去扬中工行提取存款时，发现900万元存款已被该行营业部主任何卫华转走。扬中工行拒绝按储蓄合同偿还张菊花存款及相应利息。2009年8月31日，张菊花向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扬中工行向其支付本金9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镇江中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6月2日，张菊花经郑云素介绍，与郑云素等人一同来到扬中工行，办理了活期一本通存折及牡丹灵通卡，张菊花本人设置了密码，同时开通了网上银行对外转账功能、电子商务功能，并申领了U盾，张菊花对上述业务签名确认。

据张菊花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陈述，其办好手续后，好像是将卡交给了何卫华或是银行里面的人。

当日办好手续后，何卫华向张菊花出具了盖有“中国工商银行扬中市支行业务公章(2)”的承诺函和保管单。承诺函载明了存款人、账号、金额，并对此存款作出承诺：“

1、保证存款安全;

2、在约定期限到期日凭活期存折或保管单来扬中工行营业部支取本金;

3、如若违反上述条款，扬中工行将承担一切经济责任。”该承诺函上何卫华签了两次名，并捺有手印，其余签名是当天为张菊花办理存款业务的该行柜员洪伯章。

根据张菊花与何卫华之间的约定，张菊花在扬中工行的存款期限为半年，除扬中工行应支付正常活期存款利息外，张菊花还可享受月息2分的利率。存款期间，张菊花共计收到利息137万元，其中从郑云素处收取利息100万元，从何卫华处收取利息37万元。

然而，自2008年6月2日起至2008年12月21日止，何卫华用U盾通过网银将张菊花账户中的900万元陆续转出，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

一审判决银行无过失储户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扬中工行与张菊花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储户应尽到对自己的存折、银行卡、U盾及密码妥善保管的义务。但是张菊花自己将与存折相对应的银行卡及密码、U盾交由何卫华控制，实际是授权何卫华个人支配张菊花账户中的存款，造成存款被何卫华支取，扬中工行对此并无过错。何卫华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何卫华出具的保管单、承诺函对扬中工行没有约束力。张菊花提供的证据及申请调取存款900万元的流向，因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不予认定、准许

银行工作人员刑事犯罪 篇2

一、新时期银行职务犯罪的特点

我国《刑法》对银行渎职犯罪规制主要有两类:一是背信贪利型犯罪, 主要体现在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涉嫌的具体罪名包括: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 (犯罪主体是商业银行) 、违法发放贷款罪、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和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罪。二是贪污贿赂等贪利型犯罪, 根据犯罪主体的不同, 我国刑法分别规定了职务侵占罪和贪污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 即犯罪主体为国有银行等国有金融机构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相应构成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 若犯罪主体为非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及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则构成职务侵占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资金罪。当前我国银行业职务犯罪, 主要有以下基本特点。

(一) 犯罪主体多为单位高层, 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案发后往往携款潜逃

由于金融行业从业者往往手握大额资金的控制权, 因此, 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成为银行系统职务犯罪案件的一大特点。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公开报道中, 银行系统有不少于十五名行长级高管落马, 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行长陶礼明等涉嫌挪用公款、受贿案, 涉案金额高达3.4亿元。近年来, 影响较大的案件有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后三任行长卷款潜逃加拿大, 中国银行黑龙江分行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卷走客户上亿存款逃往国外, 涉案人员李东哲及相关人员分别于案发前潜逃境外, 江阴农行要塞支行行长孙峰携上亿巨款举家外逃。

(二) 犯罪时间潜伏期限长

银行职务犯罪多为智能型的预谋犯罪, 犯罪主体基于对金融业务的熟悉和特殊技能手段的应用, 充分利用职务的方便, 作案后能够潜伏较长时间。另外, 银行职务犯罪在犯罪方法和手段方面具有隐蔽性、专业性、复杂性等特点, 查证难度相对较大, 较其它普通犯罪有着较明显的处罚滞后性。如前面提到的黑龙江省分行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从2000年开始涉嫌参与金融诈骗犯罪, 骗取东北高速公路公司、黑龙江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等多家单位的数亿元款项, 2005年1月该案才案发。鲁家善1990年担任中国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期间利用职权犯罪, 至1997年案发。王雪冰自1993年至2001年担任中国银行行长期间, 利用职务便利, 为他人谋取利益, 至2003年案发。

(三) 内外勾结作案比较突出

银行工作具有自身的特性, 银行工作人员熟悉银行业务和具体的操作程序, 能够规避银行规章制度的约束和监管。银行工作人员的参与, 使银行领域职务犯罪更加隐蔽, 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也更大;另外, 银行工作人员容易被外部犯罪分子注意, 为了达到骗贷、票据诈骗等目的, 外部犯罪分子拉拢腐蚀银行内部人员, 利用银行工作人员职务便利条件进行各种形式的金融犯罪。银行内部的职务犯罪与外部金融诈骗等犯罪相互交错, 危害十分严重, 实践中重大恶性金融犯罪案件多是内外勾结作案的结果。内外勾结作案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犯罪人具有专业性、职业性, 利用高科技手段来实施犯罪的案件不断出现, 跨国 (境) 、跨区域犯罪增加。如重庆农商行职员彭春与他人勾结合谋骗取储户存款, 利用银行柜员的职务便利, 违规转走储户存款, 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并收受财物, 构成挪用资金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二、银行职务犯罪的成因分析

(一) 银行内部管理松弛, 执行规章制度不严

有的银行不认真落实双人临柜、双人管库、离岗交接登记制度, 脱岗和相互替岗现象比较突出;有的银行存在凭证、印鉴、票据等保管不严, 在储蓄、出纳、会计、信贷等部门领用无登记, 使用不监督, 过期作废的重要凭证随意摆放, 不及时清理;有的银行不遵守保密规定对计算机使用进行管理, 整个业务流程缺乏严格规范的制约, 这一切都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3]银行具有管理职权的人员都担负着某项职务, 对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情况一般比较熟悉, 深知本行业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的漏洞, 甚至有些人集人、财、物权力于一身, 并直接左右资金流向, 而有的单位领导对一些明显存在的隐患和漏洞视而不见, 防范意识淡漠, 甚至被一些犯罪分子的假象所蒙蔽, 客观上纵容了犯罪。

(二) 缺乏有效的预防机制, 监督约束的滞后性

近几年来, 司法机关在银行系统的协助下共同开展预防职务犯罪活动, 对打击银行职务犯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 没有形成有效的银行自身预防犯罪机制。同时预防银行职务犯罪需要社会各方面密切配合, 然而, 实践中缺乏相关部门的联系和配合, 对重点领域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落不到实处, 导致现实中银行职务犯罪涉案人员职级越来越高, 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情节越发严重。银行监督体系中存在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 外部监督包括:权力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纪检监察机关监督、人民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等;内部监督包括:纪检监察部门监督、上下级机关间的相互监督等等。监督体系和监督形式相对完备, 但是监督约束机制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监督难以真正发挥实效作用。往往等到系统或部门发生职务犯罪案件, 才会发现内部管理和监督制约机制存在漏洞, 监督防范功能比较薄弱。

(三) 个别银行工作人员缺乏职业道德, 法制纪律观念淡薄, 个人贪婪的物质欲望、恶习严重

银行多注重经济指标, 员工培训制度, 重点也多在专业知识、业务能力提升上, 忽视了对思想政治教育, 道德文化学习, 对法律知识的普及和学习不重视。银行工作人员每天需要经手大量的资金, 面临金钱的考验, 稍有意志薄弱, 就容易造成道德风险。而且有的银行工作人员价值观念扭曲,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强大的物质占有欲等支配下容易迷失, 在金钱面前缺乏应有的克制, 贪婪欲望膨胀, 从而铤而走险迈向犯罪的道路。银行外部的不法分子为了实施金融诈骗等行为, 往往有计划、有组织、有针对性的拉拢银行系统内部工作人员, 实践中一些法律观念淡薄者往往视法律于儿戏, 工作随便, 缺乏原则, 往往步步从违规违纪行为最终发展到违法犯罪行为。

三、加强银行领域职务犯罪预防的对策性建议

(一) 加强金融机构的自身建设, 健全规章制度

银行系统要新形势、新职责、新任务, 以及业务的需要和工作内容, 制定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及工作纪律, 规范操作程序和银行工作人员的行为, 使内控制度建设与各项业务工作同步;要科学设置职权结构, 做到职权结构有效、高效廉洁和制约有序, 既符合银行安全经营和风险防范的要求, 又符合创造企业经营价值最大化的原则;改变权责不清、权力无制约、监督不利的状况, 建立健全权力制约机制, 规范权力运作, 实行职权分解,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 避免专权、滥权、以权谋私;积极落实目标责任制, 按照岗位目标管理的要求, 将各项工作细化量化到不同的岗位, 作为考核工作质量的标准, 使各项银行业务活动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要对易发生犯罪的重要业务环节和重要部门、重要岗位, 建立人员不定期交流、岗位轮换、离任审计等操作性强的内控制约机制, 堵塞可能出现的漏洞, 防范职务犯罪发生。

(二) 加强银行领域的立法工作, 完善预防体系, 增大犯罪成本

刑法在介入银行领域并加强对银行职务犯罪打击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银行职务犯罪是一种涉及刑法、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各种法律、法规的犯罪现象, 因此, 预防银行职务犯罪, 法律的配套完善十分必要。首先, 建立严密的银行等法律体系和完善刑法对银行职务犯罪的规制, 尽量减少法律漏洞, 对于防范银行犯罪具有重要的作用。充分发挥各单位纪检监察的作用, 抓好本单位自身的预防工作, 制定规范, 明确职责, 及时发现问题, 将银行职务犯罪消灭于萌芽状态。其次, 实施源头治理为重点,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完善各类银行管理制度, 实行内外结合的监督预防, 引入高科技预防手段, 努力提高从预防金融腐败的能力。再次, 司法机关加大对银行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 对携款私逃分子尽快缉拿归案, 彻底打消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最后, 要增大银行职务犯罪成本。行为人实施犯罪实际上是一种选择, 如果犯罪行为的利大于犯罪后果之弊, 则容易选择犯罪, 反之, 则不选择犯罪行为。在刑法中增加对银行职务犯罪行为人的资格刑, 对犯罪人的身份和职务、职业资格等给予刑法上的否定性评价, 终身不得任用或不得担任相关职务。

(三) 加强银行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和职业道德教育[4]

银行职务犯罪的犯罪动机往往受到工作环境、职业性质、职位竞争、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等条件的影响, 实施犯罪主要是因为价值观念扭曲, 贪欲膨胀, 放松自身的思想修养等, 因此加强工作人员的思想工作和职业道德教育至关重要。银行系统应当将职业道德教育融入日常具体的金融业务工作之中, 把严格遵守银行职业道德规范当作政治责任和精神追求、思想境界, 牢固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 增强自我约束的能力。同时通过对《宪法》《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行政许可法》和《刑法》等等法律法规的学习, 增强法治观念, 树立依法办事的思想, 进行警示教育, 努力做到一切活动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学法、守法, 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建立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选择银行职务人员时除了考察是否具备过得硬的业务能力, 知识结构, 更应注重的是良好的道德情操、利他的奉献精神, 选聘高素质的人才。通过建立有序的培训制度, 有计划地提升银行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 营造较好的工作氛围, 培养银行工作人员良好的道德品质和业务素养, 提高反腐巨贪的能力。

摘要：近年来, 银行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贪污、受贿、侵占等案件频发, 侵占、窃取客户资金的案件也屡禁不止, 不仅给银行造成巨大损失, 损害银行信誉, 同时也严重危害到国家金融安全, 破坏国家经济金融秩序。预防银行领域职务犯罪的滋生和蔓延, 防范金融风险, 对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对策是:健全规章制度;完善预防体系;加强思想政治和职业道德教育。

关键词：职务犯罪,银行,犯罪预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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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敏, 崔庆林.云南省金融职务犯罪特点、原因及对策[J].云南大学学报, 2003 (4) .

银行工作人员刑事犯罪 篇3

务犯罪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

今天，市检察院和银监分局联合在这里举办银行业预防职务犯罪研讨会。大家都了解，银行业经营的是风险，银行业监管机构管理的重点也是风险，在我国，信用风险和案件风险是银行业较为突出的问题，近年来银监会也一直致力于督促银行机构加强操作风险防范，提高案件风险管理的水平。目前国内的各商业银行经过股份制改革，经营管理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在风险管理理念、控制架构、流程管理等方面已逐步与国际先进银行接轨，特别是操作制度已相当严密和精细，大凡发生银行业案件，要么是银行业内部工作人员违反操作规程，要么是内外勾结，因此，案件风险管理的重点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重点和目标是一致的，预防职务犯罪是进一步做好银行业案防工作的关键，希望大家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下面，我想借此机会，将近几年辖内银行业案防工作的有效措施和经验进行简单的梳理，并对下一步做好案防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谈几点意见。

一、近年来扬州市银行业案防工作的主要工作措施和经验

由于各地银行机构案件高发，严重影响我国银行业自身的安全运营，阻碍了银行业改革的进程，2005年初，刚成立不久的银监会决定在全国银行业开展案件专项治理行动，我们按照“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查防结合，重在防范；改革管理并重，重在加强内控”治理的原则，督促辖内银行机构，特别是风险管理薄弱的农村中小银行机构，从公司治理结构、机制和制度建设、业务流程履行、强化监督检查、实施联动监管、完善责任追究等多个方面入手，有针对性，分步骤地开展工作，经过5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银行案件逐年下降，至2009年，全年无案件发生，辖内中小银行机构均设立了合规管理部门，将合规建设纳入企业文化建设范畴，全面实施了流程化管理，完善了内控制度，对各风险点实施了明确的监督制约措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体形成了依法合规经营的风险文化。总结这几年的实践，形成以下几点基本经验：

1、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变化，把握案件防控工作的重点。银行业案件与宏观经济形势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2006年，国家严控信贷闸门，资金一度趋紧，这段时期，违规吸储、利用二手房假按揭套取银行贷款的案件和问题就比较突出。到了2009年，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极为困难，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波动的影响，年初银行业也出现了大要案突发、案件风险骤增的局面，由于企业资金紧张，非法挪用客户资金的案件频频发生。可以这么说，银行业案件的发生的波动情况、行业、地域分布情况，以及案件类型的变化情况可以侧面地反映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问题。因此，我们要做好案件防控工作，一定要对当前的经济金融形势进行深入分析和了解，才能前瞻性预测当前案件防范控制工作的重点领域，及时调整我们的工作重心，才能合理配臵工作力量，提高案件防控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2009年，在分析了案件风险高发的形势后，银监会果断决策，部署了大规模的案件风险排查和整改活动，对担保机构贷款、大额存款及票据业务案件风险进行了全面排查，历时半年，有效遏制了大案要案频发的势头。2006年，我分局根据假按揭问题突出的形势，深入开展检查，并会同工商、房产管理部门联合规范了银行机构与住房中介机构的业务合作行为，制定了个人再交易房按揭贷款操作指南，对部门银行机构住房按揭贷款中存在的问题严肃追究了责任，有效遏制了住房信贷业务中的突出案件风险。今年，我国经济和银行业发展仍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新增人民币贷款7.5万亿，比去年下降28%，信贷收紧，内外勾结诈骗银行资金的案件可能明显增加，将对我们的防控案件能力提出新的挑战，银行机构一定要认真分析形势，跟紧形势，把握重点，才能百战不殆。

2、不断强化稽查工作，保持案件防控的高压态势。案件防控和治理不可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提高银行案件防控能力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做好长期准备。银监会开展案件专项治理工作已经有5个年头，这5年里，案件专项治理工作层层推进，从大案要案集中整治到合规机制、合规文化建设，由表及里，逐步深入，但工作的要求不变，工作的力度不减，始终保持了高压态势，促使银行机构消除盲目乐观和麻痹松懈思想，迅速行动起来，改变被动局面。5年来，保持案件防控工作高压态势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不断强化稽核检查力度，2007年，针对辖内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案件高发、隐患突出的问题，分局一方面要求合作金融机构开展自查自纠，另一方面，分局组成检查组，在事先不通知的情况下不定期开展突击现场检查，并且明确自查发现案件与监管部门检查发现案件责任追究实行区别对待、区别处理，督促合作金融机构主动暴露陈案、旧案，案件自查发现率和挖出陈案率显著提高。后来这一事先不通知的“飞行”检查方式进一步得到推广，被广泛运用于银行机构内部交叉检查上，对于促进主动及时暴露存在的问题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去年以来，我们还推动实施了员工排查制度，采取定期排查、随机抽查、匿名排查等方式，锁定和及时分类处臵重点关注人员。如仪征农合行定期走访公、检、法、纪检、信访等部门，主动了解员工是否涉及违法违纪行为，并实施分片网点挂钩联系人职工座谈会和职工家属座谈会制度，通过个别谈心和组织关怀及时化解风险隐患。

3、强化规制建设，积极发挥政策引导效应。要持续提高银行业案件防控水平，必须建立案件治理的长效机制，这也是近两年银监会案件治理工作的重点内容。规制建设是建立长效机制的基础，为夯实基础，一方面，银监会制定出台了银行业案件信息统计制度、银行机构自查发现案件责任追究实行区别对待政策、银行机构存款风险滚动检查意见等规章制度，实行了发生案件与资本管理、市场准入、责任追究和联动监管“四挂钩”政策，使案防工作与监管工作进一步一体化。另一方面，积极推动辖内银行机构深入开展合规文化建设，加强和完善了集中对账制度，设立专职合规部门和合规岗，推动内控制度建设，指导辖内银行机构对内控制度从充分性、合规性、有效性和适用性等四个方面进行系统评价，提出了修改意见，督促进一步修订、完善内控制度。

4、实施科学严格的问责制。开展案件专项治理工作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严格问责，通过问责到位，达到处分失职、教育群众、惩前毖后的作用。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目前，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都建立了案件防控工作责任制，将案防工作纳入经营绩效考核体系，基本建立起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案防工作责任制，制定了案件责任的具体处罚标准和程序，将制度、措施和责任融入到每一个操作岗位、每一个操作环节，并与工作人员的职务聘任、晋升和收入直接挂钩。切实规范的问责制度大大提高了预警效果。

5、实施分类监管，提高案件防范工作针对性。一个时期、一个阶段银行业面临不同的形势，业务发展呈现不同的特点，银行机构风险控制的重点也会不断变化，因此，做好案件防范工作，必须牢固树立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不能抱有一成不变、一劳永逸的工作方式，这就要求我们监管部门和银行机构不断研究经济金融发展的新形势，同时还要不断学习商业银行新的业务、新的产品、新的管理模式，充分掌握其中的风险点，才能有的放矢，提高案防工作的针对性，对于提高案防工作效率很有帮助。

二、当前银行业案件防控和职务犯罪的新特点 经过几年的治理，银行业案件防范能力有了明显提高，案件防范形势有了根本好转，自2006年以来，已经4连续年保持案件数量下降局面。前不久，银监会通报了2009年全国银行业案件情况，虽然取得了案件数量同比下降44%的成绩，但也面临新的问题，需要监管部门和银行机构警惕和关注：

一是案件数量明显减少，但涉案金额大幅度增加。去年全国银行业无论是案件发生数量，还是百万元以上大案发生数同比均大幅下降，但全部涉案金额和大案同比分别增长87%和100%，其中百万元以上案件数量占比为42%，而涉案金额占比高达97%，个别银行机构还发生了亿元以上大案。

二是部分发达地区和案防基础较好的机构案件大幅反弹。以往案发率较高的农村信用社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大幅下降，而一些案防基础较好的宁波、上海等地发案数量和涉案金额成倍增加。

三是传统业务领域和基层机构仍然是发案重灾区。2009年，93%的案件和95%的涉案金额仍发生在支行和营业网点，74%的案件和94%的涉案金额发生在存贷款领导。同时，部分地区出现了外部诈骗犯罪团伙勾结银行内部人员精心设计，有组织、有预谋地诈骗企业和个人存款资金的案件。如去年沪浙地区银行机构发生了4起千万元以上大案，涉案金额达3.1亿元，均为外部诈骗犯罪团伙勾结银行内部工作人员所为，预防职务犯罪必须成为案件防范的重点。

四是部分银行机构员工道德失范导致的职务犯罪抵消了内控建设的成果。据分析，90%以上的案件都是有相应的规章制度而没有严格执行造成的。比如，管理层执行制度意识淡漠，对违规、越权、逆程序操作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一些机构的员工原则性差，或违规操作，或以人情贷替制度，以关系代替规章，使不法分子轻易突破银行管控防线。

五是普遍存在重责任追究，轻案件防范的现象。一些机构对案件风险的危害性和防范的紧迫性认识不够，不同程度地存在重营销轻管理、重业绩轻风险的思想，对案件防范工作认识不到位，导致防范工作不主动，案发后处处被动的局面。

三、切实加强案件防范和预防银行职务犯罪工作 银行作为经营管理货币资金的特殊行业，由其工作的特殊性质决定其必然成为职务犯罪的温床。特别是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经济波动的影响，我国银行业面临的环境十分复杂，银行案件风险隐患增加，作为高风险行业的银行已成为各类经济犯罪的首选目标，因此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高度重视案件防范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建立银行职务犯罪预防机制，构筑预防银行职务犯罪体系，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有效途径，控制和减少银行职务犯罪的发生。

1、强化教育，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是预防职务犯罪、做好案件防范工作的基础。事实证明，“千腐败、万腐败，都是思想先腐败”。王雪冰、张恩照、刘金宝等银行高管的堕落，都是从思想蜕化变质开始，逐步滑向腐败深渊的。因此，各银行机构必须高度重视从思想上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的建设，突出“预防教育”这个中心，在筑牢“政治、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这三大防线上下功夫，组织经常性的政治理论、法律法规、党纪党规学习，注重树立身边的先进典型进行示范教育，开展多种形式的警示教育，使每一名银行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权力观，切实从思想上分清可为与不可为、罪与非罪的界限，牢固建立思想道德防线。我们的银行机构更要认识案防工作的重要性，在银行经营“三原则”中，安全性居首，没有了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无从谈起，平安就是效益、合规经营同样可以创造价值、控制风险和案件与支持经济发展并行不悖。银行机构要不断增强危机意识，警钟长鸣，不断完善案件防范、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措施和责任制，筑牢案件防范的工作底线。

2、加强员工队伍建设，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培育一支素质高的银行干部员工队伍，这是预防职务犯罪、做好案件防控工作的关键。银行所有的经营活动都必须靠人来操作，每一个岗位的人员都负有重要的职责。岗位职责的重要性决定了银行必须建设一支具有较高道德、职业素质和法律意识的干部员工队伍。一是严把进人用人关。要坚持德才兼备、用人唯贤的原则，聘用综合素质高的员工，把道德规范、作风正派、既懂业务、又会管理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同时，合理调配人员，对重要岗位人员实行强制休假和岗位交流。二是加强岗前培训。通过岗前培训不断提高干部员工操作技能和管理水平，强化干部员工按规章制度操作、按业务流程办事的意识和依法经营理念。三是开展经常性的法制教育和规章制度学习。不断让干部员工了解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使干部员工对每一项业务、每一个操作环节和每一个流程的规定、要求、风险提示、处罚力度都明明白白，消除因不知法而犯法、不知规章而违规的盲区，逐步提高干部员工职业素质。

3、健全制度，夯实工作基础。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形成用制度规范操作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机制，是预防职务犯罪、做好案防工作的根本。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是要全面梳理现有内控制度，找准各项业务中存在薄弱环节和风险点，建立起覆盖全部业务、全部风险环节的规章制度。通过建章立制，从内部堵塞管理上、细节上存在的漏洞，搭起纵向横向环环相扣防范犯罪的篱笆墙，从客观上减少犯罪的可能性。二是要做好现有制度的后评价工作，要根据业务发展变化和管理制度执行的实际效果，及时补充、修订和完善制度。从而在全行上下形成“不想为”的教育机制、“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能为”的防范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

4、强化执行力建设，不断完善防控体系。再好的制度，如果得不到有效地执行，就只能是一纸空文。制度执行力是预防职务犯罪、防范案件的生命线。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是要明确制度执行的责权利，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执行者所拥有的权力、利益，应与其相应承担的责任密切相关，才能达到责权利的统一和制度的有效执行。二是要维护制度的权威。树立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三是要加强员工的忠诚意识教育。制度的执行最终靠人，而制度的有效执行靠的是一种良好的文化，对这种文化的认同便是员工的忠诚度，忠诚的文化会对员工产生积极的影响和强大的制约，也是制度有效执行的根本保证。今年，银监会要全国开展“银行内控与案防制度执行年”活动，我们希望各银行机构通过开展这个活动，有力提升制度的执行力。

5、加强监督、严格问责。对各项业务和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问责，是预防职务犯罪的保障。一是要发挥内控机制的作用，强化内部管理和监督。随着银行内部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银行内部的控制显得更为重要，特别是现代化科技手段在银行业的广泛应用，内控制度也应与时俱进，与之相适应。二是监控到位，狠抓防范，不给犯罪份子以可乘之机。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要加强对异常行为从业人员的动态监管，防范于未然。三是要严格问责，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纳入经营绩效考核体系，明确作案人、负有直接领导责任人员、相关管理人员及内部监督人员等相关责任人的纪律处分和经济处罚标准程序，进一步规范案件问责。四是要及时正确的处理违规违法行为。主动与检察机关联系，对银行内部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早发现，早解决，依法加大查办银行职务犯罪的力度，充分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

积极防范银行业职务犯罪 篇4

一、银行特殊性

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的金融企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金融秩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由于银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其内部人员涉嫌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呈现出逐年增多趋势，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究其原因主要是其主观上法制观念淡薄，价值观念扭曲、拜金主义、极端享乐主义滋生蔓延所造成的。但从客观方面来讲、银行系统在体制、教育、管理、监督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和漏洞，也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二、银行业职务犯罪产生的主要原因

1、社会因素。商品经济的消极因素是滋生金融犯罪的温床。交换的属性和市场价值规律会产生某种盲动性，必然有竞争，而犯罪也受竞争支配，因此，即使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的消极影响仍然是产生犯罪所不可忽视的一大因素。这些因素表现为：拜金主义、追求盈利不择手段、个人本位和利己动机。银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细胞，商品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也经常会侵蚀到银行从业人员队伍中来，这是金融系统违法犯罪案件发生的社会因素。

2、管理因素。应该来讲，我国银行系统的规章制度是比较健全和严密的，但从绝大多数的发案情况看，“十案九违规”，多与执行规章制度不严、内部管理松懈有直接关系。由于管理上存有许多漏洞，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这是之所以发生职务犯罪案件的一个重要内部

原因。如，有的内部存在会计、国库、发行等重点岗位人员的印鉴、凭证、票据保管不严，对过期作废的重要凭证不及时清理，随意摆放；有的不严格执行各种电子化管理系统，不按保密要求管理使用和定期更换密码口令。这就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诱发贪污、挪用等职务犯罪。

3、用人机制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总量迅速扩大，与之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也象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新设金融机构、扩大营业网点，员工队伍迅速膨胀，也带来注重扩张，相互竞争，用人失察、失教、失管的问题。在选人、用人上把关不严，人员上岗定位后疏于教育管理。只注重业务培训，忽视职业道德和廉政教育。

4、个人因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以及社会利益日趋多元化，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也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价值目标。在这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也必然产生一种异化，这就是对利益特别是对不正当物质利益的追逐，随之而来的是拜金主义的价值观、极端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不切实际的消费观等各种消极腐败思想在侵蚀和影响着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由于金融行业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的经济环境使金融业成为人们经济活动的矛盾焦点，社会上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获取资金，千方百计拉拢腐蚀金融干部职工。而在金融队伍中，有的本身政治、思想、文化素质就不高，缺乏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与社会上消极腐败思想一拍即合，同流合污。随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滋长和膨胀，于是部分金融从业人员贪婪成性，不顾政策、法律的约束，公然把贪污、受贿、挪用、侵占公款作为实现个人价值目标的直接手段，最终沦为人民的罪人。

三、防范职务犯罪的有效对策

1、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以体制创新来预防和减少金融职务犯罪。当前金融活动失范、金融秩序混乱、金融职务犯罪上升，从根本上而言是体制不健全、机制不顺畅、监管不严密所至，是新旧体制转轨时期出现的“阵痛”。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业都处于国家的高度保护之下，主要担负执行国家金融货币政策的职能，导致政企不分，金融机构的市场主体地位不突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管理经验缺乏，防范金融风险和违法犯罪的能力不足。同时，在推行金融体制改革，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漏洞，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只有适应市场经济的特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体制完善，建立科学化、规范化、国际化的金融监管体系，将金融体制和管理中的漏洞减少到最低限度，消除金融职务犯罪分子的可乘之机。

2、加强内控文化建设，融入到企业的文化氛围之中

管理者是一个行的核心，素质的高低、管理的精细化程度对一个单位、部门有效防范案件风险起着重要作用。一是管理者应强化自身对所辖范围案件防查的领导意识，建立健全案件防查工作机制，认真落实上级各项案件防查工作要求。二是建立健全制度，提升执行力。工作中应加强对重要岗位员工的管理，抓紧落实对基层机构（网点）负责人和重要岗位员工的轮岗和强制休假制度，并深入有效地开展对

员工不良行为排查和走访座谈等活动，全面把握以上员工的行为动态；对业务检查发现或从案件反映出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处理，并建章立制堵塞漏洞；对屡查屡犯的问题，严肃追究检查人员和违规人员的责任。三是应加强对银行业务稽核的监管和参与管理的力度，制止银行管理中违章、违法行为和人员管理中的不正当竞争问题。四是对各项业务活动，必须建立一套规范的操作流程和对整个业务活动的监控、监督、稽查机制，减少业务的风险隐患和案件的发生。

3、重视选人用人，加强队伍建设

银行系统在招录工作人员时，应该保证招录过程的公平、公开，保证用人质量。选拔高级管理人员不仅要考察业务能力和工作业绩，还要十分重视对思想道德素质的考察。重点岗位人员要实行岗位轮换、定期交流、定期稽核、强行休假等制度。银行系统在业务工作之外，要注重对所有工作人员尤其是重点岗位人员的党性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广泛宣传廉洁自律典型，弘扬正气，而且应关心员工的思想动向，加强对员工异常行为的预警分析，及时发现并遏制职务犯罪的苗头。要开展经常性的政策法规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信息技术教育、法制教育和警示教育，消除因不知法而犯法、不知规章而违规的盲区，逐步提高员工职业道德素养，促使员工队伍建设健康发展。

4、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不断提高员工队伍素质。面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消极腐败思想的侵蚀和影响，必须加强对全体从业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以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在思想上筑起坚固的遏制和防范职务犯罪的屏障，保持队伍的健康肌体。银行系统开展职业道德教育要和政治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结合起来。首先，要认真组织职工学习习近平几年国家颁布的金融法律法规和有关经济法律法规，特别是要学习《商业银行法》、《刑法中的金融犯罪》、《金融违法行为处罚规定》等法律法规，以增强职工的法制观念，自觉抵制来自各方面的诱惑。其次，要在职业教育的同时，加强法规建设。一方面制度的制定必须以法律为依据，与有关法律法规相衔接；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有效形式，教育职工自觉遵守各种法规制度。第三，要结合职业教育，在职工中筑起一道抵御金融犯罪的坚固防线。要教育职工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掌握防范要领，讲究防范策略，实行有效防范。第四，要运用典型教育法，教育职工廉洁自律，遵纪守法。要结合金融犯罪典型案例，以案说法，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人。同时定期聘请检察机关、司法机关为银行职工开设法制教育课，以及开展形式多样的案件防范警示教育活动，选择典型案例进行剖析，追根求源，使银行职工提高法律素质，在本职工作岗位上把好关，达到学法、知法、用法、守法的目的。第五，各商业银行应结合本行业特点，制定一套健全完善的《员工行为准则》以及违规处理办法，做到“一项业务一本手册，一个流程一项制度，一个岗位一套规定”，是职工循有轨，韬有矩，自觉规范自身行为。

银行工作人员刑事犯罪 篇5

（二）稽核工作开展情况

1、稽核（监保）部按照上级监管部门、省联社及市办事处的工作意见部署制定我行的稽核工作计划，并认真实施；按要求开展会计、信贷、财务、案件风险防控、信息科技、决算真实性等各业务领域的专项稽核；并定期对各营业网点的柜员业务进行常规稽核。

2、稽核（监保）部依照《辽宁省农村信用社现场稽核操作流程》和《辽宁省农村信用社员工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的有关要求，制定了全面可行的稽核方案，稽核过程按规定填写工作底稿；制作取证原始材料的复印件及谈话笔录和对发现的问题填写《稽核事项事实确认书》，并由稽核对象签字确认；同时按规定向稽核对象反馈稽核事实。

3、稽核（监保）部按程序如期报送稽核报告，报告内容详实，全面清晰地反映稽查问题。2014，稽核部共发现稽查问题 起，形成整改意见 条，并及时下发稽核建议和处理决定；对稽核建议和处理决定进行后续跟踪，确保整改工作到位。

4、按照《辽宁省农村信用社稽核档案管理办法》的要求，及时整理稽核档案，归档档案要件齐全完整，档案外借流程严谨合规。

银行工作人员刑事犯罪 篇6

在最近几年当中, 我市先后出现了多起银行卡犯罪事件, 通过对这些犯罪事件总结之后发现, 现阶段的银行卡犯罪逐渐呈现出集团化、组织化与多元化的特征。如“黄铁勇等人妨害信用卡管理案件、肖艳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案、非法经营POS机套现案”这些案件都明显具有上文当中所提到的这些特点, 在这些案件当中, 犯罪分子之间通过有组织的勾结在一起, 同时内部具有明确的分工, 在犯罪的过程当中计划性明显较强, 同时逐渐形成了一种国内与国外联合实施诈骗的现状。

犯罪主体多元化, 组织严密、分工明确。在现阶段的银行卡犯罪的案件当中, 犯罪主体的主要特征就是多元化、组织化与集团化。现阶段的银行卡诈骗的实施主体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自然人个体当中, 还有许多单位进行诈骗活动, 而在单位诈骗当中, 犯罪的主体也不仅仅局限在老员工当中, 许多新员工也进行相关的诈骗活动, 犯罪主体除了多元化的特征之外,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组织化与集体化。银行卡犯罪逐渐呈现出团伙性和有组织性, 一些信用卡犯罪团伙从窃取、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制作假卡, 到运输、销售、使用伪造的信用卡各个环节环环相扣, 组织异常严密;从受害人的范围来看, 在现阶段的银行卡诈骗案件当中受害人一般也不是仅仅是一个人, 往往会涉及到较多的人数。现阶段进行银行卡诈骗的许多犯罪嫌疑人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特别是在信用卡诈骗当中许多犯罪嫌疑人的智商都相对较高, 甚至还有部分犯罪嫌疑人收到过良好的专业的网络知识培训, 这部分人在实施诈骗活动的过程当中, 能够有效的避开安全系统的防护, 同时还可以通过专业的技术将相关的作案证据销毁。从银行卡犯罪的形式上看, 现阶段银行卡犯罪的形式也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当前最主要的三种形式是冒用信用卡、伪造信用卡以及恶意透支等内容。而在最近几年当中, 随着网络的不断普及, 部分犯罪嫌疑人甚至采用网络技术破解银行卡的密码实施犯罪。

二、打击防范银行卡犯罪存在的难点

(一) 侦破难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信用卡诈骗犯罪逐渐呈现出一定的智能化与专业化的趋势, 网络犯罪与计算机犯罪在整个社会当中都不断扩展, 但是在我国现阶段的网络经济安全保障体系以及法律保障体系当中, 存在着许多的漏洞, 这就导致在网络经济的范围当中, 信用卡犯罪逐渐增多, 其中网络信用卡犯罪不仅带来了较大的危害, 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法律问题, 网络信用卡业务具有较为明显的网络信息化特征, 从具体来看,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地方:第一, 采用信息化的方式, 用户在利用网络信用卡进行网上交易的过程当中, 只需要在网站当中填入正确信用卡卡号以及对应的密码就行了, 而并不需要真实的信用卡。第二, 信息化的用户资金。用户在使用网络信用卡时, 其资金往往都是表现为一种系统当中的电子信息, 而并不涉及到真实的货币交易。

(二) 取证难

自金融系统改制后, 各商业银行上下自成一体, 各级人民银行、银监局对商业银行的管理更多表现在指导、协调上。各商业银行不论是卡号分类, 还是号段归属地, 以及清单上反映出来的交易代码等都各具特点, 不具共性。特别是各商业银行都是计算机管理, 所有数据信息都存储在总行, 作为储户开户行的各营业网点, 只是整个网络的终端, 不能调取相关信息, 对于公安机关急需的资料信息, 需逐级层层上报、查询、下传, 形成一个周期。加之从储户银行卡信息被犯罪分子窃取后到作案得手, 如果储户用卡次数不多则很难及时发现案件, 这又是一个时期。

(三) 定性难

由于在不同的环节当中银行卡犯罪往往都会出现不同的表现形式, 因此, 如果按照刑法对其进行定性, 则存在着较大的困难, 例如, 在恶意透支的犯罪当中, 对于恶性透支的定义根据《解释》的规定可以定义为发卡银行催收两次之后的三个月内没有归还, 则可以将其定性为恶意透支, 但是在实际当中, 发卡银行是否对其进行了催收是很难进行考察的, 同时催收的此时以及催收的时间也很难进行考察, 从而对于恶意透支的界定存在着较大的困难, 现阶段已经出现了许多类似的问题, 例如, 许多银行对于持卡人透支的情况, 往往会对双方之间所存在的这种民事关系并不十分重视, 有时候仅仅是从形式上进行催收, 甚至有的银行根本不对会持卡人进行催收就直接采用法律诉讼的方式解决, 这样就必然使得持卡人的合法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

(四) 防控难

当前阶段许多银行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恶性竞争。这种恶性竞争必然导致银行会采取各种促使提升自己信用卡的用户, 这就必然导致, 部分银行对办卡申请人的资料审核并不是非常的严格, 往往只注重信用卡的发卡数量, 而对持卡人的真实情况却不够重视, 甚至有些银行为了获取更多的客户, 往往会主动放低对客户的要求, 同时对其提供的资料也不会认真审核, 这就是的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发生较为有利。曾几何时, 银行甚至将在校大学生当作是信用卡的发卡对象, 同时也进行疯狂的争抢, 每次到大一新生入学的时候, 许多银行都采用一定的政策从而吸引大学生办理信用啦, 但是大学生群体并没有工作, 其必然也就没有稳定的收入, 还是需要依靠父母的经济支援, 但是大学生往往会存在着一定的消费意愿, 因此, 大学生群体在使用信用卡的过程当中, 往往会从打击防范信用卡犯罪的对策建议加强内部管理, 源头杜绝潜在隐患。对发卡银行的内部进行强有力的管理是防范信用卡犯罪的最根本措施, 首先是需要银行需要树立起以经营为中心地额观念与风险防范意识, 不仅需要增加持卡人的数量, 同时还必须要高度重视持卡人的素质, 对申请人进行严格的审查,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信用卡犯罪的发生。银行需要根据申请人是否具有稳定的工作以及固定的住所等内容对申请人进行综合性的评判, 同时对其所提交的资料进行严格的审查, 并根据调查的内容为其提供对应额度的信用卡, 在办理信用卡的同时也要求申请人缴纳一定额度的信用保证金。在使用资产担保时, 银行必须要进行充分的调查, 从而避免资产被重复担保、以及不同申请人之间存在着相互担保的情况, 而对于个人担保, 应该按照有关规定对担保的资产进行抵押。其次, 还需要建立透支预警系统, 利用信息技术对所有的信用卡进行实时监控, 并进行数据分析, 对恶意透支的现象进行及时的制止。最后, 需要对信用卡办理的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进行培训, 从内部入手不断加强监督机制的建设工作, 同时也需要确保内部保密工作。建立专门的稽核工作体系。

三、打击防范银行卡犯罪存在的应对措施

(一) 构建预警机制, 提高群众防范意识

目前我国已对利用POS机套现按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 但对POS机的使用监控不到位, 无举报则不处理。因此, 笔者认为, 银监会与税务部门应加强合作, 通过银行获知POS机刷卡数额, 会同税务部门进行报税核算, 及时发现问题, 如真实经营则以偷税进行处罚, 如利用POS机套现则按《刑法》量罪定刑。在发卡银行方面, 努力提高收银员的防伪、防骗的能力;同时要对特约商户加强监管, 对异常交易情况及时发现并作出迅速的分析判断, 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特别是一旦发现特约商户恶意套现的情况, 要严格遵照国际通行准则, 立刻收回POS机, 撤销特约商户资格。

(二) 加强宣传工作, 增强群众法律意识

要充分借助报纸、电视、互联网、公共场所的LED显示屏、微博、微信等媒介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发布预警信息、典型案例等方式向群众宣传信用卡方面的相关常识、法律知识及防范建议, 提高持卡人的安全防范意识, 从主观上防止信用卡诈骗的发生。

加强协作配合, 全力打击信用卡犯罪。公安机关需要建立起移送机制, 同时还需要不断加强外联动机制, 银行在日常的运行当中如果发现可能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时需要及时的将有关证据移动到公安机关以及工商管理部门, 从而不断加大对信用卡非法套现的打击力度。同时要从源头出发解决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在实际中, 防范信用卡套现的最根本问题表现为相关政策的执行力度存在着明显不足, 同时也缺乏一定的防范意思。此外由于信用卡套现存在着较大的隐蔽性, 从而导致很难发现其中所存在的问题, 这种隐蔽性也导致对信用卡套现的责任追究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同时由于在整个产业链当中不同主体能否抵挡出高额利润的诱惑, 并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体现了法律与制度的合理性。如果持卡人在使用信用卡的过程当中, 不能对信用进行很好的抑制, 必然会导致许多负面问题会频繁出现, 从而被媒体报道, 社会的稳定性也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因此, 现阶段如果想彻底解决信用卡犯罪问题, 首先需要建立一套激励与约束相容, 权利与责任匹配, 各部门有效协同, 民事、行政、刑事手段并举, 互利共赢的整体性解决方案。公安部门通过全面收集、研判涉嫌金融犯罪的情报信息、线索, 及时向相关部门报送预警信息, 提升“主动发现、主动进攻”能力, 携手全力打击信用卡犯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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