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几点思考

2024-08-09

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几点思考（共8篇）

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几点思考篇1

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几点思考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2004年8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决定》于2005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它标志着人民陪审员制度将得以完善和规范，并将在司法实践中重新焕发生机。笔者作为一名基层人民法庭的庭长,将就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意义和实践中的相关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意义

(一)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能够体现司法民主。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陪审员是从人民群众中选举产生，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熟悉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矛盾，他们参与审判活动，可以更广泛、更直接地代表人民群众的意志、反映人民群众的心声，是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参与国家管理活动的一种形式，是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依靠群众，联系群众的有效方法。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也是现代社会和法治国家司法民主化的重要体现。

(二)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能够促进司法公正。

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对保障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他们能够直接、有效地监督法院的审判工作，防止审判权的滥用，确保人民法院依法公正行使职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法官起到监督、制约作用，有利于促进人民法院的廉政建设，防止司法腐败。一方面，陪审员的社会职业和生活经历各不相同，他们参与审判可以从不同角度分析案情，从而弥补法官对矛盾判断的不足，从而与法官相辅相成。另一方面，陪审员参与审判还可以增强法官的办案责任心，减少在认定案件事实中因疏忽而造成的失误。从而更有效地防止司法决策过程中的主观片面和独断专行。

(三)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能够促进司法公开。

司法公开是我国审判活动的一项重要原则。除了必须保密的案件或情节之外，司法活动应该公开。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可以提高司法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可以更好地贯彻公开审判的原则思想。一方面,陪审员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公民，他们参与审判活动使司法决策的知情范围得以扩大 ,另一方面,陪审员的参与也增加了广大公民了解司法决策活动的渠道。

(四)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能够促成调解结案，达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的司法目的。

由于人民陪审员来自人民群众，在当地均有一定的威望，对当地的风土人情、社情民意等都非常熟悉，让他们参与案件调查、评议和调解，比主审法官更知晓双方当事人各方面的情况，积极参与到案件调解中，协助做好当事人思想工作，在避免恶性事件发生的同时，有效地促进了案件的积极处理，使案件调解结案率大为上升。

二、如何尽可能地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

1、邀请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弥补法庭审判力量的不足，提高审判效率。一方面，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新类型的案件不断涌现，社会纠纷的种类和范围远远超出

了传统上法院审判所及的范围，审理的任务越来越艰巨，难度也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由于受体制的制约，法院审判人员明显偏少，审判工作任务重、人员少的矛盾日益突出。邀请人民陪审员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法院职能扩大的要求，缓解了上述矛盾。如武安镇法庭每年要审理八百多件案件,而审判人员只有6名。人民陪审员参与审案，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法庭开庭审理时人员不足的矛盾，是审判资源的有效补充。

2、尽量听取人民陪审员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案件审理的公正性。民事诉讼法第40条、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8条、刑事诉讼法第147条都有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在执行陪审职务时，与审判员享有同等的权利”。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往往更加注重于法律的适用，追求法律效果往往大于追求社会效果。而人民陪审员是经过一定组织程序层层选拔任用的，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法律认知水平和较为优秀的道德素养，能够代表一部分群众的心理愿望。因此，我们在审理中，应当积极听取人民陪审员的意见，采纳他们正确的建议，一方面调动陪审员参与审理的积极性，使人民陪审员成为有职有权有责的“准法官”;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案件审理的公正性，达到审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把矛盾隐患消化在基层，减少申诉上访。2005年，武安镇法庭审结的各类案件共有837件，除简易程序的案件669件没有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外，普通程序的168件案件95%以上邀请了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效果较好。

3、发挥人民陪审员的普法教育宣传功能。公民的法律知识，特别是法律意识，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单纯的

组织公民学习法律知识比较抽象和枯燥，而作为陪审员亲自参加审判活动，直接了解具体案件的审判裁决过程，这种学习方法比较生动和易于接受，对于公民法律知识的增加和法律意识的提高都是极有益的。而且，人民陪审员来自群众，让他们在群众中进行法制宣传，向社会传播法律知识，可以促进法治精神向社会的渗透。

4、邀请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调解，提高案件调解率。我们认为对以下案件有必要邀请人民陪审员参与调解：当事人连年涉诉上访的案件;在当地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相邻纠纷案件，并有可能引发上访的案件;较为复杂、对抗性较强的离婚纠纷;当事人对法院审判执行工作不理解、有强烈抵触情绪的案件。由于人民陪审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对当地的情况比较熟悉，让他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协助做好当事人思想工作，能够防止矛盾激化，有效地促进案件的及时处理。如去年武镇法庭传唤一位离婚多年而逃避抚养义务的女当事人，该当事人态度强硬，与执行人员大吵大闹，而申请执行人也大闹法庭，认为法庭执行不到位。我们邀请了一名女陪审员参加了调解和说服劝导工作。劝导中，她从一个女性的心理角度、用法理以外的语言去感化女当事人。在执行人员与她的共同努力下，女当事人于第二天积极借钱，支付了一部分抚养费，迅速打破了僵局。2005年，武安镇法庭审理案件调解率达78%，其中人民陪审员参与调解的案件达到了40%。

5、发挥人民陪审员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作用。人民陪审员与人大代表一样，都具有在人民群众和国家机关之间进行联系和沟通的桥梁作用。一方面，人民法院需要了解群众的心声。人民陪

审员虽然也代表人民群众说话，但陪审员一人的思想和触觉毕竟有限，远远不能代表所有的人民群众。我们邀请人民陪审员到各级人大代表中走访，收集人民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并将这些意见和建议总结归纳，提交到法庭和案件的合议庭。例如2005年10月我庭开展的走访人大代表活动中，陪审员收集到“在农村婚姻家庭案件中对老人、妇女和儿童的保护力度应该加大”这一建议，我们很快将这一意见贯彻落实到了每一个婚姻家庭案件的审理当中。这名陪审员还专门撰写了呼吁保护老人、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方面的文章，在各级新闻媒体上连续刊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法院的工作需要公开，也需要理解和支持，以便消除人民群众对法院的隔阂和误解，达到支持法院，进而实现法院审判的权威性。这就需要我们在绝大多数的案件审判中邀请陪审员参与，并通过他们向人民群众宣传。如武安镇法庭在2005年11月执行一起名誉权、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被告夫妻为逃避责任，于开庭后判决前外出躲避4年之久而未能执行，很多群众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是法院无能。而法庭在得知被告夫妻已经回家的信息后，迅速组织力量，倾力执行了此案，促成当事人双方握手言和，案件终于圆满执结。人民陪审员亲身感受到，法庭在时隔4年之久，将一起原告方都认为执行无望的案件如此圆满地执结，人民法院有高度负责的精神。通过陪审员在人民群众中的大力宣传，增强了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心，培育了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仰。

三、实践中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是人民陪审员的选拔任用问题。各级人大和法院选拔考核人民陪审员的工作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学历要求门槛过高。《决定》中要求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使得一些社会经验丰富而学历要求达不到的优秀人士被拒之门外。二是只注重选拔具有法律知识的人员。案件审理中，人民陪审员参审的目的在于通过非法律人士参审矫正职业法官囿于专业的视角在事实审断过程中产生的偏见，案件审理不仅需要法律知识和技术，更需要生活经验和听取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民群众的声音，准确把握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利益和价值观。而人民陪审员参审恰恰能在普通公民与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人员之间进行知识互补，最大程度地体现社会价值取向。建议在选拔任用人民陪审员过程中，要注重吸纳各个阶层、各个方面、有不同能力的人士加入到陪审员队伍中，既要吸纳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士，以满足复杂案件中对法律适用问题的需要，也要吸纳那些虽然学历不高但有丰富社会经验的人士，听取他们从不同角度提出的分析意见;既要吸纳有特殊专业技术知识的人员比如医师、工程设计师等等，以满足特殊行业案件审理的需求，也要吸纳社会底层人士如街道居民、农民等等，听取他们的心声。

二是人民陪审员的经费待遇问题。《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中第十八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而支出的交通、就餐等费用，由人民法院给予补助……无固定收入的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期间,由人民法院参照当地职工上年度平均货币工资水平,按实际工作日给予补助”，第十九条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应当享受的补助，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为实施陪

审制度所必须的开支，列入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目前，由于一些地方没有很好地解决人民陪审员的待遇问题，使得人民陪审员的经费无保障，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各级法院贯彻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积极性和启用人民陪审员的主动性。目前，由于受经费等因素的影响，各地贯彻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进程存在着参差不齐的问题，有的地方虽然有任命，但没有启用过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建议政府尽快将陪审工作所需费用列入政府的财政预算，拨给法院专款专用。同时，严格执行陪审补助标准，切实解决陪审员的生活待遇问题，解除其后顾之忧。以切实提高陪审员参审的积极性，调动法院在陪审制度运用上的主动性，保证陪审制度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三是增加农村人民陪审员的员额配备问题。农村人民陪审员主要参与基层人民法庭审理活动，既能体现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的广泛性，又能缓解人民法庭审判力量不足的矛盾。

四是对人民陪审员的管理问题。一是学习培训问题。建议各级法院采取各种方式对陪审员进行业务培训，定期更新人民陪审员的知识层面，提高他们的法律知识水平，以满足人民陪审员对各种新型的、复杂案件的审理需求。二是业绩考核问题。实践中，我们要让人民陪审员真正发挥作用，应注重对人民陪审员的考核管理，加强他们的权责意识。人民陪审员既然是经授权行使与审判人员等同的审判权力，其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就应被视为一名法院的工作人员。因此，适用于法官的所有权利、义务、责任和监督、考核机制，也都应适用在人民陪审员的身上。对在审判工作中有显著成绩，或

有其它突出事迹的人民陪审员，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2004年12月13日《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也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制定人民陪审员执行职务的考核办法，征求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意见，考核内容包括陪审员工作实绩、思想品德、工作态度、审判纪律和审判作风等”，应尽快出台考核办法。在此，也呼吁广大人民陪审员，要切实履行人民所赋予的光荣职责，避免那种“参而不审、审而不议、议而不用，陪审成陪衬”的现象，不辱人民群众寄予之光荣使命，为促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几点思考篇2

一、现有法律法规中关于人民币图样的规定

对使用人民币图样行为的监督管理是人民银行保留的行政许可项目之一。目前涉及使用人民币图样的法律、法规、规章主要有三个, 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简称《人民银行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 (简称《条例》) 、《人民币图样使用管理办法》 (简称《办法》) 。

《人民银行法》第十九条规定:禁止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非法使用人民币图样。第四十四条为违反上述规定的罚则。

《条例》第二十七条中规定了四种损害人民币的行为, 其中包括制作、仿制、买卖人民币图样和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在宣传品、出版物或者其他商品上使用人民币图样两种行为。同时明确了人民币图样包括放大、缩小和同样大小的人民币图样的具体含义。第四十四条和第四十七条分别为上述两种违法行为的罚则。

《办法》是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颁布的使用人民币图样的具体办理流程的部门规章, 明确了申请人申请、人民银行受理、审批的一系列具体操作程序。

二、现有制度规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申请使用手续较为繁琐

《办法》所规定的申请使用人民币图样主要是针对在纸介质或其他实物介质上使用人民币图样, 并未区分在纸介质 (或其他实物介质) 和电子介质上使用人民币图样的区别。而实际人民币图样被大量应用于电视新闻、电视剧、网络等电子介质上, 多数情况下仅作为货币符号进行提示, 并且多为非直视平面图形。如果这些都需要进行申请核准, 则既无必要, 又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如果不进行管理, 则又与现行法律法规相抵触。

(二) 对于大面积使用非主景部分图样缺少明确规定

《办法》中规定, 人民币图样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 (贵金属纪念币除外) 的完整图案或主景图案。主景图案在新版人民币发行时, 以人民银行公告形式对外公布。例如1999年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发行人民币100元券的公告中说明了第五套人民币100元正面主景为毛泽东头像, 背面主景为人民大会堂图案。1988年9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发行新版人民币拾元、伍元和壹角券的通告中说明了拾元券正面右侧主景是汉族、蒙古族人物头像, 背面中央主景是珠穆朗玛峰。目前, 有些儿童玩具将人民币主景部分替换成其他图案。即使与人民币相似度很高, 按照目前法律规定, 也不能作为非法使用人民币图样进行认定。

三、对策建议

(一) 建立人民币图样资料库

可由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一个人民币图样资料库, 资料库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不用审批, 可供公众下载使用。该部分的图样为具有一定倾角的人民币图样资料。另一部分需要进行审批方能使用, 该部分图样为直视图样资料。通过建立图样资料库, 一方面可以满足公众作为货币符号或货币象征意义的使用, 如在调整利率的新闻报道中使用, 无需审批即可直接使用。另一方面统一制作的图样, 可以从图样精度、色度等多方面进行事先设定, 防范不法分子利用图样制造假币。

(二) 增加其他限制性条件

如纸质或类似纸质的图样制成品应为单面。使用人民币图案面积 (不包括主景部分) 不应超过人民币完整图案面积的40%, 超过应予审批。主景部分不得篡改等。

摘要：现行的与人民币图样有关的法律法规中对人民币图样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申请使用手续繁琐, 对于大面积使用非主景部分图样缺少明确规定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人民币图样资料库和增加其他限制性条件以加强人民币图样使用管理。

关键词：人民币,图样,管理

参考文献

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几点思考篇3

一、改进内审方式方法和技术手段，推进内审工作转型

1.改进内审方式和方法。基层人民银行内审工作应积极探索风险导向审计、绩效审计、内部控制审计等多种审计方式，实现审计关注风险、风险引导审计。努力推动内审重心前移，规范制度设计，强化风险隐患监测，有效提高内审工作效率和质量，实现由过去单纯的事后查错防弊式的合规性审计向事前、事中的风险导向审计、绩效审计、管理审计转变。采取多样性的审计手段，促进被审计对象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实现规范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同时，内审人员应从传统的查阅资料记录、凭证账表为主，向更多地运用个别询问、多层次座谈、问卷调查、外调走访以及功能效果测试等多种审计方法转变，大胆运用层次分析法、平衡计分卡、数理统计等先进审计手段开展审计实践。借鉴现代企业产品质量管理的常用方法工具，如根据质量管理学原理，探索引入全面质量管理方法模型，改进内部审计质量管理技术方法。通过技术方法手段的创新，提高基层人民银行内部审计质量管理水平。

2.加快内审信息化建设。首先，尽快实现“人民银行内审业务综合管理系统”与人民银行其他业务系统的对接，使本行以及上级行内审人员在不具备修改数据权限的前提下，能够方便地了解各业务系统的运行状况并提取数据资料，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审计成本和工作量，实现内审的动态实时监督。其次，从长远看，人民银行应在整合各类业务的基础上，开发基于同一开发环境、数据库结构的在线审计软件，适时对各类业务的合规性、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情况进行预警，提供审计线索，提升内部审计的针对性和快速反应能力，尽可能地减少组织损失，完善组织治理，增加组织价值。再次，尽快推广近年来开发的计算机辅助审计系统等非现场审计工作模式，按照“边使用、边完善”的原则，不断补充和完善各类业务审计的模型和脚本，以更好地满足审计工作中对数据采集、计算、查询、排序、筛选、判断、分析等要求，大力提高审计的电算化水平，积极探索信息系统审计，加快审计信息化建设。

二、健全内审质量控制责任制度，强化内审质量项目管理

1.落实控制责任。责任是审计质量控制的核心，应建立《内审质量控制责任制度》等规范性制度，制定质量控制措施，强化内审人员问责机制，每个质量控制关键点应分工明确并且明晰责任，将风险落实到每一个审计环节，由各岗位共同担起审计质量责任。通过建立和完善人民银行内审质量管理激励约束机制，对内审机构和人员及项目、既定效率效果达成、组织价值增加实现等内容定期进行多维度的检查考核评价，切实用好考评结果，将考评结果报经单位组织管理高层，予以奖惩兑现，同时将分级负责和过错追究结果与内审人员评先评优、晋升晋职挂钩，增加内审从业人员的责任意识、质量意识和风险意识。

2.开展自查自评。基层人民银行内审部门要按照《内部审计质量控制》具体准则，开展内部审计督导，定期或不定期地对项目的审计质量进行自查和自评，包括对各审计岗位责任人的审计效果、审计意见落实效率、风险规避措施等进行检验，同时结合复核质量奖惩机制或责任倒查机制加以落实，促使内审人员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态度。

3.实施外部评价。目前基层人民银行内审质量情况比较缺乏外部验证，对自身的质量控制情况缺乏科学的自我定位。为此，可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由外部审计机构或人员独立地对内审机构的工作质量进行评价和鉴定，借助外部评价的独立、客观、公正、权威的特殊视角和来自外部的专业知识，开展交流和考评，识别判断内审机构执业过程中审计质量控制体系运行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情况，以利于进一步整改提高。可尝试借鉴信用评级中的成熟方法，根据科学性、全面性、可行性、可测性的原则，选取若干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构建定性和定量考评相结合的中央银行内部审计项目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并运用模糊数学中的相关理论与算法，构造评价指标的权重集和综合评判矩阵，对内部审计项目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三、强化审计成果运用和转化，建立内审发现问题纠错机制

1.建立内审成果运用专项制度。在梳理、总结和分析审计成果运用的基础上，结合各类审计业务特点，制定统一、完整的审计成果运用指导意见或相关办法。要涵盖主要审计业务，从目的、组织实施、运用范围、运用方式、监督检查、考核奖惩等具体方面进行规范，从制度上保证和提升审计的成效和成果的转化运用。

2.强化审计成果运用转化。首先，强化审计对象对审计查证问题的整改落实力度，坚持审计结论跟踪检查和反馈制度，确保查出的问题得到整改，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得到采纳。其次，拓展审计成果运用范围，围绕服务于人民银行工作目标这一基本要求，将审计成果与基层行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干部选拔运用和干部监督管理、廉政建设等紧密结合起来，将审计成果适时全面有效转化为“风险导向、控制驱动、关注绩效、服务治理、增加价值”的成果。另外，要高度关注相关职能部门制度办法的修改完善情况，通过案例分析、风险提示函、通报审计要情等形式向管理层和相关职能部门反馈审计信息，并通过相关部门的信息反馈，既可以及时掌握新的制度规定，又能明了审计建议采纳的情况，为提高审计建议的准确性积累经验。

3.建立内审发现问题纠错机制。首先，要强化对“审计意见书”和“审计整改通知书”落实情况的后续审计，促进内审成果转化，变“一查了之”为“一查到底”。其次，严格执行审计发现问题责任落实机制，对每一个问题，都要根据职责和权限，分别落实经办人员、部门负责人、单位领导主管的责任，并细化罚则，增强罚则的适用性，注重运用审计成果完善干部问责机制，发挥审计成果的约束和警示作用，有效提升内审监督的威慑力。同时，对各职能部门和行员进行年度综合考评时，应设置审计监督扣分项目，将审计发现问题即审计结果与年度考核结果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屡查不改的问题要加大扣分力度，以促进审计成果的转化和利用。

四、加强内审队伍建设，提升内审人员专业素质及能力

1.提高内审人员准入门槛。由人民银行总行统一制定内审人员从业标准，实行内审人员准入制度和资格考核，只有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才能上岗。

2.优化内审人员结构。可从人民银行内部调整和从国有商业性金融机构、国家审计机关、中外资审计专业机构等外部单位招聘和引进具有法律、计量学、金融和计算机等专业背景及良好实务的人员进入人民银行审计系统。

3.强化培训力度。由上级行下达培训指标，完善内审后续教育制度，实行业务轮训。基层人民银行要支持上级行多抽调内审人员参与重大审计活动项目，为其提供更多实战平台，获取最前沿的现场审计经验。在某些如工程造价核算、绩效审计等专业要求较高的领域，还可以采用“外聘内联”的方式，以弥补审计力量的不足和欠缺。

4.采取正向激励措施。实行适当的内审职业等级制度，对内审人员采取“职务高配、职称高套、工资高定”等“三高”政策，以此构建内审人员成长的长效机制。在目前内审管理体制下，可尝试内审人员职务高配制度，试行基层人民银行内审员享受相应级别配置的政策，同时享受必要的岗位津贴。完善审计人员专业技术职称体系，开辟审计师、高级审计师职称评审，鼓励经济师、会计师、工程师等中级职称以上人才进入内审领域。

对我国缓刑制度的几点思考篇4

一、我国缓刑制度概述我国的刑法中的缓刑制度，是指法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不执行原判刑罚，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在一定的考验期内，暂缓执行原判刑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考验期限内，如果不再犯新罪，未被发现漏罪，也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的制度。

缓刑不是刑种，而是刑罚具体运用的一种制度。它体现了刑罚人道化、缓和化、合理化的理念，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司法制度。一九七九年，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缓刑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一九九七年修订刑法时，对这一制度又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但是，由于我国的缓刑制度起步较晚，借鉴世界上先进的缓刑实践经验又明显不足，因此在立法上还有一些疏漏，这直接影响了我国缓刑制度的具体适用，同时也制约了我国缓刑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

二、我国缓刑制度的立法现状及问题

我国现行刑法第七十二条至第七十七条规定了缓刑的适用条件、缓刑的考验期限、缓刑犯的行为规则、缓刑考察机关和考察内容、缓刑的撤销等五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我国的缓刑制度。纵观立法规定，笔者认为其框架基本全面，但有些规定过于原则、笼统，操作性不强，缓刑考察制度亟待进一步完善。

（一）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缓刑的适用条件缺乏具体、科学的评判标准，导致缓刑适用的地区差别、个案差别较大。

1、我国缓刑适用的条件我国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第七十四条规定：“对于累犯，不适用缓刑”。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我国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1）必须是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这里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宣告刑，而不是法定刑。

（2）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这是适用缓刑的最重要的条件。[①]

（3）犯罪分子不是累犯，这是因为累犯屡教不改，主观恶性较深，有再犯之虞，适用缓刑难以防止其再犯新罪。因此，累犯不适用缓刑。[②]

适用缓刑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2、缓刑适用的现状

（1）“悔罪表现”的具体含义不清：“不致再危害社会”主观性强，缺乏评判的辅助标准。

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中，“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期条件是相对确定的准客观标准，其它两个条件“悔罪表现”、“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则更多是一种主观标准。对犯罪分子是否适用缓刑，主要取决于法官的主观认识和判断。由于“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没有统一的考量标准，因而有的法官考虑的是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案发后的悔罪表现、受害人的态度等等，在认定“悔罪表现”方面也大都将被告人是否具有法定从轻情节（如自首、从犯、未成年人）、是否退赃或者赔偿受害人损失、是否缴纳罚金等作为考量因素，有的法官甚至将被告人不适宜监禁的自身因素（如患有疾病）、家庭因素（如需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等一些与被告人相关联的不合法的客观因素作为适用缓刑的因素进行考虑。正因如此，有些被告人亲属为了能使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受监禁，表示愿意多交罚金、多赔偿损失，以金钱的付出来体现被告人的悔罪态度，以至使之成为缓刑的交换条件；有些单位组织出于被告人亲属的种种关系，碍于情面，不切实际地乱出证明，一概证明被告人表现良好，等等。这些现实存在的情况，并不能表明被告人悔罪的真实性，也不能如实反映适用缓刑的客观条件，且向法官提供了种种假象，导致了法官在考虑对被告人适用缓刑时出现认知上的偏差。因此说，对被告人归案后是否诚心悔过，适用缓刑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实质上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有待在日后的考察中予以确定。而现行的缓刑制度将这种待定状态交由法官提前认定，难于准确把握，导致了不少缓刑期间重新犯罪情况的发生。

（2）立法对缓刑适用的导向不明。一般说，对于过失犯罪，因其主观恶性不大，应当倡导多判缓刑；而对于恶性犯罪，如抢劫、强奸、贩毒等就应当限制或禁止判处缓刑。因为，恶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历来是重点打击的对象，行为人参与了恶性犯罪，说明其主观恶性较大，存在较大的危险隐患，适用缓刑放在社会上考察，不利于打击犯罪。但立法上并无相应的司法指引，造成应判缓刑的不判，而不应判缓刑的却判了缓刑的情况时有发生。且由于立法精神不明，使得对该类缓刑适用的监督及纠正都存在实际操作上的困难。

①量刑幅度在三年以上至七年或十年以下的缓刑案件，究竟哪类案件不能适用缓刑，立法上是空白的，使得个别法官钻法律临界点的空档，滥用自由裁量权，为适用缓刑而降格判刑。同时也导致检察机关在监督权的行使上于法无据，受到极大影响。

根据法律规定，缓刑适用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那么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是否可以适用缓刑呢？我国刑法规定，“以上、以下”包含本数。当然，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也包含本数三年。于是有的办案人员把本应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恰好只判了三年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表面上看，这既是在法定幅度内量刑，并不违背缓刑的法律规定，又可以使被告人免受牢狱之苦。但实际上他们正是钻了这个法律“空子”，造成了重罪轻判的执法现状，使得某些罪犯逃避了应得的惩罚，有损法律的严肃性。②另有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个别办案人员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大幅度使用缓刑。

我国刑法在规定了人身和自由罚的同时，还规定了金钱罚，那就是罚金和没收财产。刑法分则中的许多条款都规定了并处罚金，罚金本身是一种附加刑，它的处罚不应触及到主刑的判决和执行，而且依照法律的规定，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被挪用和自行处理。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罚金收取后通常是上交地方财政，地方财政再按比例返还给法院，作为办案经费；更有甚者，有的法院还规定经济指标与办案人员福利挂钩。这无疑有着巨大的诱惑力。正源于此，一些执法者盲目追求罚金刑，忽略了主刑的自由裁量，为了能够实现罚金刑而大幅度使用缓刑，甚至有的办案人员以判缓刑作为收取罚金的交换条件。用比较通俗的一句话讲就是：“一手交钱，一手放人”。你交罚金，就判你缓刑。缓刑的适用是以罚金的实现为前提的，将执行法律变成了一种交易。

（二）缺乏制度化的缓刑考察规范，监管工作无章可循根据刑法规定，缓刑的适用由人民法院判决，而对犯罪分子缓刑的考察和监管由公安机关负责，犯罪分子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明确了决定机关及考察监管机关，似乎可以有序地开展缓刑犯罪分子相关监管工作，但事实上未然。由于缓刑监管机关设置不合理，监管考察没有衡量标准，监管考察程序无章可循，导致了对缓刑犯的考察与监管流于形式，甚至监管失控。[③]

1、在缓刑犯的交付监管上，监管机关的工作制度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则。

由于我国刑法在对缓刑犯的监管交接上没有明确的规定，法院宣告缓刑的判决生效后，有的执行通知书不能及时送达执行机关，有的缓刑犯属异地公安机关管辖，而执行通知书却送达当地公安机关；有的由法院将执行通知书送交公安机关执行，有的法院让缓刑犯凭判决书自行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到，造成缓刑犯事实上的脱管。由于工作的衔接上不规范、不及时，在实践中公安机关不能全面、及时掌握本辖区缓刑犯的情况屡见不鲜，影响了考察和监管工作全面有效的开展。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一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缓刑的交付未作明确规定，有关司法解释又过于笼统，造成实践中理解不一，做法各异。二是法律和司法解释对不按规定交付的行为均未设置责任条款，缓刑执行交付工作缺乏强制性的法律保障，使得部分司法人员怠于履行职责。三是现实中部分司法人员专业水平不高，责任心不强，没有正确理解立法本意，工作马虎大意，致使有的法律文书该送达而没有送达。

2、缺乏对缓刑执行方式、内容、程序的明确规定，缓刑制度规范化建设的滞后，是造成缓刑考察和监管工作形成无序状态的主要原因。

当前对缓刑犯的考察监管工作中，没有可供执行的系统性规范文件，考察的内容、考察的方式和措施等方面无章可循，各地只能根据对缓刑监管的理解和工作态度，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自行制定一些原则性规定来约束和规范。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定，各地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有的规定责任人每月要对被监管对象进行一次当面考察和教育，有的则规定每季度一次、甚至每半年一次；有的规定缓刑犯不准外出经商打工，有的则规定可以长时间外出打工，但要与打工单位建立委托考察的制度。也有个别单位将考察和监管责任简单理解为掌握缓刑犯是否再犯新罪，将缓刑考察责任只落实在纸上，实际上则放任不管。以至在群众的心目中产生缓刑就是“没事了”、把“缓刑”与“不处罚”事实上等同起来，削弱了缓刑制度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另外，经济体制改革使社会管理手段发生了变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逐步完善，以户粮关系为主要管理手段的社会控制机能正在弱化，人口流动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政府、用工单位和基层组织对个人的控制力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强有力，这也是缓刑犯所在单位和基层组织对缓刑考察的配合工作无所适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笔者对完善我国缓刑制度之管见

（一）我国缓刑制度的立法完善

1、将“有悔罪表现，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个根本性的条件加以明确规定。以具体化的规定来减少实际运作的难度，把抽象化的规定具体到司法解释中去，能够准确界定适用范围，防止滥用缓刑，并且能够把罪犯是否“再危害社会”这种不确定状态在考验期间得以实际考察证实。这样既可以对那些确已改过的罪犯，给予重新做人的机会，体现宽大政策，也可以使那些弄虚作假、无心悔过的罪犯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维护法律的尊严。才能达到在社会上改造犯罪分子的目的，减少犯罪回头率，以活生生的事实感化准备犯罪者，使他们醒悟，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2、将缓刑适用的原则、条件、范围等作出具体规定，为缓刑的正确适用提供系统的法律保障。法律对缓刑适用的规定，可以通过“抓两头、促中间”的方法进行规范。即：一是明示倡导适用缓刑的犯罪类型。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可以多适用缓刑的犯罪情形，引导执法人员对此类符合判处缓刑条件的犯罪分子可以优先考虑适用缓刑。如：交通肇事等过失犯罪、邻里纠纷引起的轻伤案且已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情节较轻的非恶性犯罪且认罪悔罪表现较好的等。二是明示禁止或需要限制适用缓刑的犯罪类型。对法律规定禁止或慎用缓刑的情形，执法人员则应坚持不判、少判缓刑，以实现刑法的打击效能，达到一般预防的惩戒作用。如：性质严重的杀人、强奸、抢劫、黑社会犯罪等暴力犯罪及贩毒、贩枪、贩人、金融诈骗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大、社会威胁性严重，均不应适用缓刑；对职务犯罪的人员要限制适用缓刑，以体现“从严治吏”的精神。

（二）明确缓刑考察机关的具体职责及考察内容

缓刑考察机关的具体职责为：（1）对缓刑犯的监督考察工作；（2）制定、完善、实施对缓刑犯的帮教措施及对撤销缓刑提出建议。

关于考察内容，我国现行刑法仅就缓刑考验期间必须遵守的规定作了几点列举，似乎更偏重于将缓刑作为一种惩罚的措施使用，而使矫正罪犯这一缓刑的宗旨体现得不够充分。笔者建议，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完善缓刑考察的内容。

第一，增加缓刑犯人在考验期内须遵守的禁止性规定。如禁止缓刑犯人同受过刑罚处罚的人来往，特别不同共犯来往；禁止缓刑犯人光顾酒吧、歌厅等娱乐场所及其他易引发犯罪之地；禁止职务犯罪的缓刑犯人从事原职业；禁止携带凶器、违禁品等。

第二，人民法院在判决宣告缓刑前，可以规定一些积极性义务。具体包括：

1、缓刑犯人根据自己承担义务的能力，在缓刑考验期内赔偿或以行为补救因犯罪造成的损害。

2、向被害人赔偿全部或部分因犯罪造成的损害，如医疗费、误工费等各种费用。

3、缓刑犯人在日常工作生活期间亦应承担具体义务。如从事一项职业活动，或者参加职业培训；承担家庭抚养义务；参加公益劳动等。

对创新税收管理员制度的几点思考篇5

一、注重四个

结合，优化、深化管理员制度创新

1、结合纳税人需求。更好地为纳税人服务,让纳税人满意是以优化纳税服务、实行团队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创新税收管理员制度的最终目标。要重形式更重内容，不仅要提供针对纳税人的普遍服务，还要与纳税人互动，以纳税人的合理需求为重点，对不同类型纳税人提供动态服务、特色服务，满足个性需要，真正让纳税人满意。在实际操作中要讲求实效性、科学性，对办税大厅全职能窗口的设置、基础性工作的划分、风险性工作的界定、属地管理岗位的职责要进一步疏理细化，做到权责相互统一，征管服务相融。

2、结合分局具体实际、业务特点。“优化纳税服务、实行团队管理”是一种分层次的专业管理模式，要因地制宜，结合税源特点、税种分布、业务种类、业务量大小、纳税人数量（特别是个体户、门市代开户、特殊行业户的多少）等，认真加以研究，区别对待城区和农村、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薄弱地区的不同情况，不搞“一刀切”，不照抄照搬一个模式，既要积极也要慎重，防止在创新管理过程中出现新的失误。

3、结合征管改革方向。创新管理员制度不是推翻过去改革已取得的成果，不是建立一个崭新的征管模式、征管制度，而在于对原来税收管理员制度的完善和提高。要根据这一方向、要求，探索适应优化纳税服务、税收专业管理、税收风险管理等不同特点和要求的岗位设置形式、岗位职责划分、人力资源配置、管理团队构建的具体途径，防止浮于表面的“作秀”和偏离方向的“瞎折腾”。

4、结合税种管理、行业管理要求。企业所得税分类管理及个体税收征管，是专业化管理要求高、征管情况较为复杂的征管门类，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涉及到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组织形式，要求上甚至于有些特殊。实行优化服务、团队管理的创新管理员制度模式，要与上述税种管理、行业管理要求有机结合，统筹兼顾，不能顾此失彼。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修改和完善，走好探索过程的每一步，创造新的成果。

二、加强三项建设，实现人力资源利用最大化

在上述原则指导下，方案的实施要在现有机构设置、岗责划分、人员安排的基础上作相应的完善、调整或改变。

1、加强窗口与管理岗的衔接，强化办税服务厅建设。保留原有办税服务厅，扩大其办税职能。办税服务厅是面对面为纳税人办理涉税事宜、提供办税服务的重要场所和窗口，要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具体要求，打造设置科学、服务一流、便捷顺畅的办税服务厅。基本思路是：将纳税人需要到税务机关办理的涉税事项全部统一归并到办税服务大厅，集中到任何一个窗口受理，大大压缩审批环节，实行“一窗受理、后台复核、内部传递、限时办结、窗口出件”。对可以当场办结的事项，当场予以办结，窗口受理，窗口出件；对不能当场办结的事项，应内部流转，限时办结，窗口出件，不让纳税人多头跑、多次跑。与此同时，从服务事项、服务措施、服务时限、投诉渠道等方面作出公开和承诺，细化、量化服务标准，接受纳税人和社会监督，确保职责落实、措施落实、监督落实。

2、调整股室职能，加强团队专业管理股的建设。调整原有的股室职能，设立团队专业管理股，将税源管理中风险等级高、业务程度复杂、综合技术应用要求高的专门事项，如纳税评估、风险监控、软件操作、受理性调查、职权性调查、违章处罚、复议应诉等，从原来的属地管理职能中分离出来，由团队专业管理股负责。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出口退税、纳税评估、所得税分类管理、个体税收等业务门类的特殊要求，在人员安排上要集中优势兵力，按风险等级、业务复杂程度、综合技术要求分别组织实施，按类别编组，以岗带训，全员提高，定期交流。在实际运作上实行派工制，防止工作对象固定化而产生不廉现象。

3、对责任区进一步实行扁平化兼并，实行大责任区模式。在原有的税源管理股基础上建立属地管理股，保留、设定其属地管理职能，对责任区进一步实行扁平化兼并，实行大责任区模式，减少管理人员，把制度性安排的、事务性管理服务职能保留在属地管理职能中。结合行业管理、分类管理、个体税收的特殊管理要求，尽可能以行业、税种、个体设置责任区，便于配合团队专业化管理，也便于各类资料的统计上报，实现人力资源利用最大化。

三、健全五项机制，推进管理员制度创新的落实

为健全运行保障机制，把创新管理员制度的各项工作要求落到实处，要强化组织领导，发现新情况，调研新问题，寻找新对策，形成责任明晰、传递快捷、协调一致、配合有序、办事高效的一体化工作机制。

1、建

立日常宣传机制。要加强对社会的宣传，让社会各界广泛熟悉和了解综合受理、基础管理、调查执行、风险管理等团队管理的目的和意义，告知纳税人对税收管理员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是当前国税机关进一步规范和优化纳税服务、健全纳税服务体系，加强税收征管、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的有效形式，以赢得纳税人理解、配合、认可。

2、建立内部管理制度。为确保税

收管理员制度改革顺利实施，基层税务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管理制度，以保证各项改革方案落实到位。一要落实各岗位责任，严格办事流程管理，谨防工作脱节；二要提升管理质效，各基层单位分管领导、科室主要负责人，要按日疏理每天的工作事项，检查督促其办理进度，强化管理；三是建立通报制度，要根据日常监管的工作进度、服务态度、办事效率等情况及时进行通报，对未按时完成的工作事项要限期完成，以确保窗口按时出件，按约定期限使纳税人及时获取单证资料。

3、建立外部评价机制。要对照承诺内容，建立外部监督评价机制，制定公开的、由纳税人共同参与的、操作性强的纳税服务、税收执法评价办法，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走访、投诉和网上评议等形式，征询纳税人和社会各界对税务机关纳税服务、税收执法的意见和建议，请他们作出评价，主动接受监督，把评价结果与公务员考核结合起来。

4、建立质效考核机制。要对照岗责体系，建立质效考核机制，制定科学可行的考核指标和办法，量化对管理服务的考评和奖惩。根据各团队的岗位，明确工作职责和考核评价标准，设立规范统一的考核指标体系，谨防有岗无人、岗责不清或有岗有人、效率低下等问题的发生。建议适时开发跟踪管理软件，在内网办税平台中，实行对业务办理情况、办理过程、办理环节的即时监督和检查，每月进行通报，形成内部约束机制，表扬与鞭策相结合，明确努力方向。

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几点思考篇6

人大代表述职评议，就是代表向选民或选举单位口头或书面汇报执行职务的情况，回答他们对代表工作和活动的询问，并由选民或选举单位对代表工作进行评议，提出建议、批评、意见，督促代表发扬成绩，弥补不足，更好地发挥作用。从实际情况看，目前还存在一些代表执行职务不够、发挥作用不明显的问题，与人民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和人大意识还不够强，不善于用法律赋予的权力通过人大代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很多选民往往对代表在履行职责上的所作所为知之甚少，因此，加强对代表的监督，做好代表述职评议工作，是做好当前代表工作，充分发挥代表作用，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环节和当务之急。

一、建立代表述职评议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客观要求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是全体人民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始终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立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工作从根本上都要为人民谋利益。发扬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的政治制度，人民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顺利推进了政治文明建设。新时期，我们尝试加强对代表的监督，试行代表述职评议制度，是创新代表工作，充分发扬民主的体现，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有效举措之一。

二、建立代表述职评议制度是贯彻落实宪法和法律的具体行动

组织代表述职评议是一项实施法律的工作。宪法总纲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三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同时，选举法、代表法也对代表接受选民的监督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选举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受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的监督”；代表法也有类似的条文，第四条规定：“代表应当与原选区或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人民服务”。第五条规定：“代表受原选区选民或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选民或者选举单位有权依法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这些规定是代表向选民或原选举单位述职，并接受评议的法律依据和法律保障。

三、建立代表述职评议制度是提高人大及其常委会整体工作水平的需要

各级人大代表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主体和组成人员，是人民政权的基础，他们参政议政水平的高低，能否认真积极地履行职责，能否正确、充分地发挥好权力机关的作用，直接关系到人大及其常委会整体工作水平的高低，关系到能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代表述职和对代表开展评议，填补了监督代表的真空，也能促使代表进一步努力学习，提高素质，自觉履行职责，从而形成整体合力，进一步推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整体工作水平的提高，提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

今年八月，我市在虞山镇进行试点，对该镇第三十五选区选举产生的一位镇人大代表开展了述职评议，收到了良好的成效。由此看来，对代表的述职和评议是深化人大工作的必然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人大意识。人大代表定期或不定期地向选民汇报工作，接受选民的监督评议，是把选举代表和监督代表的权力有机统一，能够使选民认识到自己选出的代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代表参政议政，就是在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得到日益增强，这就为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加快民主政治建设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有利于提高代表工作的实效，密切代表与选民和选举单位的联系。代表向选民述职、把人大代表履行职责、执行职务的情况选民面前和盘托出，使选民进一步了解代表的权利、职责和义务，知晓代表工作的成绩与不足。这样，选民就有了监督的权力，广大群众从代表的述职评议中，体会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意义。在评议中，选民满意的代表就会得到拥护和支持，意见和建议同样会鞭策和激励代表继续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从而克服那种对代表“选谁都一样”和“一选了之”的观念。

三、有利于增强代表的法律意识、履职意识、学习意识、自律意识和民本意识。实践证明，代表述职评议的过程，也是代表接受法律教育，代表职责教育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增强代表使命意识的过程。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人大功能日益强化，代表肩负的任务也越来越重，如果没有勤奋的工作，认真地履行职责，与时俱进，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就难以满足选民对代表的要求，辜负选民的希望和重托。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代表也要牢固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意识，当好人民意志的表达者，人民权力的行使者和人民利益的维护者；要在平时严格要求自己，起到率先垂范作用；公道正派，光明磊落，恪尽职守，勤政为民，才能受到选民的拥护和爱戴。

建立和实行人大代表述职制度，是加强对人大代表的监督，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的有效形式。同时，它又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一个全新的课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前进，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要加强宣传，提高选民和代表对代表述职工作的认识。人大常委会要把加强宣传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宣传提上议事日程，使广大选民和代表对代表述职加深理性认识，增强参与对代表述职评议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同时要尽快制定相关规定，明确代表述职评议的操作规程和组织步骤，使代表述职评议有据可循、有章可依。

二要积极开展代表活动，为代表履职创造条件。人大代表述职评议开展得好，关键要让代表“有职可述”，使选民“有事可评”。这就要求人大常委会组织好闭会期间的代表活动，要使代表活动级级有人管，层层专人抓。要根据本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有计划地组织代表开展调查研究，或者根据常委会的工作安排，参加视察(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查看)或执法检查，从而使代表工作充满生机和活力，使代表个个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积极分子，起到应有的作用。

对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几点思考篇7

在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前夕, 海内外主流媒体和许多民间, 半官方学者, 社会各界存在分歧, 分歧的根本在于各方对中国的土地制度持不同的看法, 交锋激烈, 使土地流转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也正因此, 十七届三中全会被一些媒体称为“第三次土改”。近几年的农村政策, 连续多年将主题锁定三农问题, 这一轮农村改革, 包括农村土地制度的调整, 是在各种国内外经济社会矛盾凸显下的必然选择。刚刚过去的三中全会表明了执政党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积极态度。然而对目前流转中出现的问题须给予重视和警惕, 如:如何将土地流转与社会保障改革相结合确实保障农民的权益, 如何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如何对待农民的分化与整合, 如何以国企改革为鉴等, 本文对此作一些粗浅的分析:

一、土地流转对目前社会保障体系的挑战

“土地是财富之母”, 长期以来, 土地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 在农村, 传统的“天赋地权” (主要指使用权) , 提供了一道最底层的保障线。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结构的转型, 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逐渐由单一的生存保障功能 (即承担农民社会保障和就业的功能) 转变为具有生存保障和发展功能, 即在一些传统的农村地区, 土地仍然是家庭主要的生产资料, 土地的收益仍然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对他们来说土地仍然起着生存保障的作用, 特别是目前经济不景气, 大量企业裁员, 农民工在城市就业遭遇到空前的困境, 土地的保障功能尤为突出。而在一些沿海大城市周围以及一部分富裕的农村, 农民主要收入已不再依靠耕作土地, 在他们中间, 土地扮演着保障农民发展的功能, 即:提供了发展资金保障和心理保障, 土地对他们而言, 心理的保障作用远远大于实际的经济保障功能。抛开城乡二元保障体制外, 在农村系统内部就其本身客观上也存在多层次性。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 国家向农民让渡了土地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 政府基本上不再对农民承担社会保障责任, 使得农村社会保障所存在的问题和困境也日益突出,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家庭保障功能已无法抵卸日益增加的各种社会风险, 如养老、医疗、教育等。

第二, 城乡二元对立的经济与社会结构使得农村的社保起点很低。

第三, 目前农村人口多, 社会保障基础差, 国家不可能立即建立起覆盖全国农村的社保体系。

在土地流转的社会背景下, 如何以使用权的流转为契机构建和完善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 这是农村社保工作乃至整个“三农”问题解决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由于我国地域的差异性, 土地自然条件以及人口分布的特点, 都决定了流转过程中完善该体系的复杂性, 不平衡性, 到目前为此, 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构建仍没有一种统一的模式和经验。

1. 土地流出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过程中, 农村和城市的社保能否并轨

尽管许多农民已转居转工, 但仍不是市民, 仍然未被现有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由此制约了郊区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的步伐。理论上讲, 只要拥有固定住所, 这些事实上的“市民”就应该逐渐地将他们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中去。要求他们以放弃对集体土地权益的分享为代价获得社会保障是不合理的, 这是对农民的歧视。考虑到财政的承受能力, 应允许较少的社会保障差别, 但制度上要接轨。虽然有些地方实行了土地换社保, 但效果并不理想, 尤其对中年人而言, 面临更严峻的困境。

然而, 目前对现存农民工的社保问题仍存在许多制度和实践上的难题, 仍没有一套成熟的机制去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如何面对未来大量新的转入工社保问题, 面临前未有的压力。

2. 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身份———如何架构土地转出者的社保体系

土地转让者可以获得一笔不菲的资金, 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 使土地由农业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性资产, 参与市场的流转, 实现最大的增值。农民也可以彻底地成为公民社会中的一员, 但由于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钱并不能轻易地实现钱生钱, 而且在大城市往往要求高学历, 加上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够配套, 即使农民离开了农村, 也很难享有城市市民所享有的种种社保。这种身份的变化并未给农民带来多少实际好处, 只是改变了一下身份, 反而失去的原来尚可一定程度支配的土地。一旦遭遇经济困境, 缺乏任何社保的这些新市民就沦落为城市贫民, 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在自由转化为城市工人, 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 这部分人将成为社会潜在的担忧, 失去土地后, 在自身素质和社会环境的双层因素挤压下, 迅速赤贫, 酿成新的社会问题。

3. 土地流转后对农村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

由于土地地理依附性强, 即所谓的级差地租不同, 大到同一地区, 小到同一行政村, 土地的价值千差万别, 导致了土地资产的含金量大为不同, 如果把土地流转前视为存量资本, 而把流转后视为流量资本, 则其实现的程度也不尽相同。这样在农村将出现分化、等级化, 获得较高较多流量资本的农户将脱离农村, 且带走大量资金和财富。

我们知道现有的大部分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极度缺乏资金, 是非常脆弱的, 保障程度非常的低, 抵挡不了大的风险, 如:农村合作医疗, 而大量资金转入城市, 某种程度上加剧了逆向选择, 削落了农村社保资金的投入。制约了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改造, 给农业留守者的社保工作带了冲击。

此外土地流转以后的新增人口也带来了不少问题, 对这些人来说是“耕者而无其田”。向农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本是政府对农民的义务, 如何在现有不完善不成熟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上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 直接考验着执政者。

二、流转制度给农村带来的分化

改革的渐进性, 使我们改革过程充满了实验性, 许多举措往往互不衔接, 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与矛盾。在农村社会由土地流转带来的农民分化日益显见。

1. 农民分化, 群体意识显著

若以职业分类为基础, 根据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源等不同资源的占有为标准, 在农民中, 分化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乡镇企业管理者和乡镇职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农村管理者等群体, 土地作为社会结构变动的主要内容, 农民分化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调整和利益获取方式多样化的必然结果, 是中国农村社会进步的表现。

2. 分化激发农村一系列的新问题

农村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 不利于和谐新农村的构建, 在农村, 越是社会地位高, 收入高的阶层, 负担越轻, 反之则负担越重。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上学以及农村基本建设, 包括公共设施、农田水利等方面。

政策实施的初衷是让广大农村穷人得到更多的好处和实惠, 但如果政策实施的效果比预期差, 穷人得到的比预期更少, 更拉大了农村之间的贫富差距, 而这一切基于土地自由流转的实施完全成为可能。农民负担与社会分层间的逆向关系, 不仅损害了弱势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发展能力, 带来农民各群体之间的断裂, 而且影响到了社会公正秩序, 降低了基层政权管理社会的公信力, 易产生严重的社会不满, 成为建设新农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以及社会不稳定的重要根源。如果政权的道德基础发生了动摇, 则很难在严重经济不平等条件下维持政治稳定。此外市场经济易导致“马太效应”和“能人效应”, 分化导致边缘化, 其本身就是对既有秩序的一种否定, 必然对乡村治理和社会发展提出种种挑战, 如向强势群体和宗教, 宗族势力靠拢, 其反过来又加剧了分化, 导致农民道德和价值准则失落。有些群体激起相对剥夺感, 产生社会不公平和心理不平衡。

三、农村土地改革需以国企改革为镜

无论在国企还是在农村, 只要产权改革, 涉及到利益的调整, 必然会出现原本被传统体制所凝固, 只具有符号意义的公有财产迅速被激活, 凝固的公有财产迅速演化为可流动的资本。国企改革中带来的社会阵痛和后遗症等诸多问题, 导致了中国财富的非市场归集和分配, 给改革留下沉重的历史包袱, 在农村土地改革过程中须引以为鉴, 时刻警惕。

农村土地产权改革, 是通过改革, 使农村集体和农户分享市场经济的优势, 而且要使被盘活的资本转化为农村经济繁荣的资本, 但如果监管不到位, 可能成为少数人攫取公共利益的工具。土地流转将使农村土地实现规模化, 集约化经营, 其结果可能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 如同国企改革中的下岗工人。因此必须重视农村社保体系的建设和安置工作。构建制度变迁的成本分解机制, 防患于未然, “前车之鉴, 后事之师”, 避免犯类似的错误, 确实维护农民的利益。在制度的调整过程中确立农民、集体、国家的博弈机制, 确实保障农民处置土地的收益, 给农民监督权, 健全各阶层利益表达机制, 提高农民的整体福利水平。

四、结语

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 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全体国民的福利, 在发展中达至多方利益攸关者共赢的效果。改革是制度的自我修正, 无论是体制还是具体政策, 都不是天经地义的, 只能在相互作用中获得平衡。农民的实践表明, 重要的是给选择权, 而不是规定农民怎么做, 政府应该做好相关的政策配套措施, 把改革成本降至最低点, 促进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和谐发展。

摘要：土地经营权流转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 但在我国目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严重缺位的情况下, 在实践这一举措时必须注意一系列相关问题, 以免产生负面效应, 从而保证这一政策的顺利实施, 维系农民的正当权益。文章分析了土地流转政策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问题。

关键词：土地流转,农村社会保障,公共政策

参考文献

[1]孔妮, 沈文玮.关于我国土地流转理论的文献综述.北方经济.2008, (16) .

[2]沈晓丰.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产出效率分析[J].重庆师院学报, 2003,

[3]吴丹妮.从利益博弈角度分析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J].科技风, 2008, (14) .

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几点思考篇8

关键词：高校财务；会计制度；改革；思考

一、目前高校财会制度存在的缺陷

财会制度混乱，财务信息失真。就目前我国各大高校财务会计制度运行的现状来看，总体显得比较混乱，在不少高校中，除了有一个权威的财务会计部门，还夹杂着许多其他的财务实体，并且这些财务实体都有各自的财务管理权力，这样容易导致对高校整体的运转的财务信息混杂，不够准确，因为各个财务实体都有反应各自的财务情况，这在很多高校中并不少见，其导致的最终结果是高校主体的财务信息失真，不利于高校的资本运营和管理。

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价值有失精准。根据目前的高校财务制度的规定，高校的固定资产是不用折旧的，而是按照高校的整体收入情况提取一定的份额作为修够基金，这就使得高校的固定资产在报表上无法精确的反映出来或者只能体现其部分信息，所以，当固定资产损耗殆尽需要重新购置的话，在财务报表中没有一定的凭据，而仅仅依靠着高校管理人员的意愿，这就容易导致高校建设资金的浪费和经费不能重置。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不够规范。财务内部控制制度是财会制度得以正常运行的一项重要保证，规范和完善的财务内部控制制度能够约束和规范高效管理人员的工作，从而可以很好的预防和避免高效管理的漏洞，但是现实是，我国不少高校在财务内部控制制度上都不够完整，高校的管理层往往只局限于如何获取教育经费和如何使用教育经费，而得到经费之后没有很好的财务会计制度进行规范的管理，尤其在还贷环节，没有引起高校的注意，它们往往只对经费的内部控制进行一些规范，对于用在外部的经费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会计报表体系不完整，信息披露不全面。毫无疑问，会计报表体系不完整，信息披露不全面在全国高校中并不少见，换句话来说，我国大多数的高校的财务会计制度对现金流量表没有硬性的要求，也没有对会计信息的披露有明文规定，显得比较笼统，往往只需要统计收支状况表，企业负债表和现金流动表等一些不太符合规范的报表，有些高校甚至披露出来的信息都难以被高校的管理层所阅读和理解，没有准确的信息披露，高校管理层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就无法做出有利于高校建设和管理的措施。

投入和产出不匹配，支出核算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现行的高校财务会计制度中，财务支出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是工资及福利支出、商品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等分类列支等等，由于这种支出体制是在原来经济体制下所产生的，而如今好多高校也已经不属于政府直接管理的了，高校建设和运行的资金也不全部来自原政府，其中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借贷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在竞争的大环境下，高校想好更好的发展，就一定得出产一些市场所需要的产品，而这种产品主要是学生效用，而且必须以最小的成本消耗来培养高质量的社会人才。但是现行高校因为其建设运营的资本来源多元化，不少高校对于这些多元化的资本采取的是不同的财会制度或者评估标准，这就使得高校对所有资本的运用显得比较混乱和不统一。

收付实现制核算存在很大弊端。我国高校目前核算收支主要采用的是收付实现制度，这种制度并没有把非现金交易当成其核算的范围之内，而在支出时又将其并入到核算的范圍，这就导致财务会计核算的信息杂乱，没有多少参考决策价值。

二、高校财务会计制度改革的原则及对策

对于以上所分析的问题，本文在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高校建设的现实情况，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高校财务制度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又不能胡乱进行改，总体而言，应该遵循以下几条原则：必须与我过高等教育发展的路线一致，坚持高校的独立法人地位；必须同我国预算体制一致；充分借鉴国外高等院校财会制度改革经验。具体的改革措施如下：

1. 高校应该借鉴普通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经验，将政府的拨款和其他途径的融资资金都纳入到事业单位财务会计体系之中，将所有的财务情况的核算都用一个统一的标准，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让政府明白所拨的款项到底用在了何处，同时高线也能更好的对所得到的建设资金进行统一的管理和安排，从而能有效应付管理上的缺陷。

2. 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对高校的固定资产按直线法计提折旧，这样做是为了使高校在计算固定资产折旧和损耗时有一个固定的计算标准，具体来说，高校对无形资产应该按照对所有的无形资产采用按受益期摊销办法进行摊销，只有这样才能在固定资产这一块财务核算不至于出现标准不统一。

3.在高校人才成本核算方面，应该按照企业的制造成本法，将高校用来教学活动和科研项目的各项资本投入分为直接工资，直接材料等，并将其纳入到人才成本的培养费用之中，除此之外，还包括培养期间所损耗的费用，这些都应该当成当期损益。

4.建立健全完整的投资和筹资业务核算机制，高校在科研项目中的投资应分为损益调整和投资成本等部分，并对这一部分的投资进行细致的核对，而在高校筹资这一块，应该将财务会计核算的范围扩大，让与高校有资金往来的银行能随时跟进其资本的运营的具体细节。

5.对于高校财务会计报告体系所出的问题，应该及时进行披露，这样做不单单是为了让对高校财务信息有需求的人使用，对我国各大高校财务运营的本身状况进行正常监督的需要，对于不同高校之间，这也是一个良性的促进竞争的机制，从根本上说，是有利于我国高校之间优化管理和培养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校的。

综上所述，我国不少高校在财务内部控制制度上都不够完整，虽然我国高校财务会计制度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是在政府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希望本文的思考能加速我国高校财务会计制度的改革。（作者单位：西安医学院）

参考文献：

[1]史秀云唐丽华郭景泉张金城.高职高专财务会计专业主干课程整合探索[J].哈尔滨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