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审查终结报告

案件审查终结报告（共7篇）

案件审查终结报告 篇1

关于燕京市未来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与燕京市新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

一案审查终结报告

燕京市未来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不服北平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北高法民一终字第456号民事判决，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2）民申字第9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申诉人再审申请。燕京市未来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因与燕京市新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向本院申请监督。本案已审查终结，现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及案件基本情况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燕京市未来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燕京市罗岗区未来路166号，法定代表人任广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张明，燕京市金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燕京市新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燕京市龙湖区世纪大道183号，法定代表人王成，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李坤，燕京市星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2005年11月7日，燕京市未来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未来城公司）因与燕京市新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公司）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甲方原告将其持有的科创公司股权85%中的55%，以275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乙方被告。转让之后，由被告重新选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转让后科创公司各股东所占比例分别为：新世纪公司55%，未来城公司30%，天湖公司15%。公司法定代表人由新世纪公司重新指定。在办理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6个月内，新世纪公司支付2750万元股权转让款。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06年1月25日做了股权变更登记，并按照被告的要求将科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丽。2月1日，原告将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印章等交给张丽。被告至今未向原告支付275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未来城公司因与新世纪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平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北高法民一终字第456号民事判决，依法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后，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2）民申字第99号民事裁定书驳回申请人再审申请。现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九条的规定提出抗诉申请。

二、法院裁判情况

1、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及意见：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三个，一是未来城公司提起诉讼的行为是否有效，二是未来城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三是原被告之间《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否有效。

（一）关于未来城公司提起诉讼的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未来城公司通过合法召开董事会会议，免去张军董事长职务，并选举任广成担任董事长。在张军带走公司营业执照导致无法及时进行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下，由新任董事长代表公司进行诉讼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张军带走公司的公章，未来城公司经多次催要未果，经公安机关批准，新刻公章也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在向法院提交的任广成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以及授权委托书上加盖新公章，也体现了公司意志。因此，未来城公司提起诉讼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合法有效。新世纪公司以未来城公司法定代表人更换但未进行工商变更登记为由否定现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资格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支持。其关于未来城公司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上加盖的公章系私刻，未来城公司出庭人员没有合法授权的主张，不予支持。

（二）关于未来城公司是否存在欺诈行为问题。新世纪公司庭审答辩时提出，未来城公司在订立《股权转让协议书》时对新世纪公司有欺诈行为，但新世纪公司并未提供未来城公司欺诈的充分证据予以证明，而其提供的两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协助查询通知书》、《询问通知书》也不能作为未来城公司虚假注资的证据，新世纪公司的主张不予采信。另外，因本案性质是属于当事人之间股权转让的民事合同纠纷，关于公司股东成立时虚假注资的问题，属于另外的法律问题，人民法院不宜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一并审查解决，有关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

（三）关于原被告之间《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原被告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并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同真实有效，对双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合同签订后，原告已经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以及法定代表人的变更登记手续，并交出了公司印章以及相关法律文件，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而被告至今未支付股权转让款。双方并未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具体的付款时间。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当事人对于合同内容中的履行期限约定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给予必要的准备时间。未来城公司在向新世纪公司催要欠款未获后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新世纪公司支付2750万元股权转让款，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据此，一审法院认为，未来城公司诉讼请求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新世纪公司的抗辩主张理由不成立，不予采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一百二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之规定，判决：新世纪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未来城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2750万元人民币。逾期则当双倍计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利息。

2、二审法院认定事实及意见：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认定。本案是因股权转让引发的纠纷，焦点问题主要有两个：

（一）关于未来城公司提起诉讼的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原审法院不予支持正确。

（二）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问题。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而言，其在依法将自己合法持有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后，该公司的经营受益、风险均应由受让方承担。但此种转移必须以转让方在转让股权时拥有合法没有瑕疵的股权为前提，而股东拥有合法、没有瑕疵的股权必须以其依照法律规定足额缴纳注册资本为前提。作为企业法人的有限责任公司，虽然以其全部资产而非注册资本对企业债务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注册资本是构成企业资产的基础，是企业对外从事民事活动时具有偿还债务能力的基本保证。同时，注册资本也是企业债权人在与企业进行民事活动时判断企业偿债能力大小和经营风险的重要标志，因而在股东未足额缴纳注册资本时，企业的资产和对外偿债能力均受到了严重影响，如股东在此情况下将股权转让，既直接损害了受让方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不特定的企业债权人即社会公众的利益，转让方应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原审判决认为“关于公司股东成立时虚假注资的问题，属于另外的法律问题，人民法院不宜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一并审查解决，有关当事人可另循法律途径解决”缺乏法律依据。本案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转让方未来城公司在办理科创公司登记及公司变更登记时，向登记机关提交虚假的验资报告，未按公司章程规定实际出资，存在虚报注册资本的行为，燕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已依法作出了撤销科创公司的企业登记、吊销其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虽然燕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燕中法行终字第491号行政判决书撤销了燕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这一具体行政行为，但其主要理由是适用处罚种类缺乏法律依据，并没有否定燕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的事实依据。可见，作为股权转让方的未来城公司在转让股权时并未拥有合法的、没有瑕疵的股权，其所转让的股权所赖以存在的科创公司因未来城公司没有足额缴纳注册资本而被撤销。未来城公司转让非法的、存在严重瑕疵的股权的行为，属欺诈行为，该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了受让方新世纪公司的合法权益，也损害了不特定的债权人即社会公众的利益，侵害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制度和秩序，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三十二条的规定，本案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确立的原则，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当事人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造成损失的，当事人应按其过错大小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的情形具有特殊性。本案股权转让合同标的物即科创公司的股权已不存在，作为受让方的新世纪公司已不可能返还股权，而导致科创公司被撤销的原因在于转让方的违法行为，转让方在转让股权时并不拥有合法的股权，因而新世纪公司无需对未来城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或折价补偿。新世纪公司提出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股权转让协议有效，系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纠正。

综上所述，新世纪公司的上诉请求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应予支持；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一百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判决如下：

一、撤销燕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燕中法民二初字第266号民事判决；

二、未来城公司与新世纪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

三、驳回未来城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申诉的理由及反驳意见 申诉人认为：1.二审判决认定未来城公司在设立科创公司时存在虚报注册资本等违法行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申诉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燕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月6日作出的（2009）燕中法[证据]行终字第491号行政判决书，已经撤销燕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08年10月14日作出的燕工商企处[2008]12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据]。本案二审所依据的事实已经不存在。科创公司注册成立时继受了原燕京市宏达实业公司的资产和债权债务，宏达实业公司撤销清算时所有者权益为人民币34865000元，依照公司法原理，应当确认科创公司的发起股东在设立公司时已足额出资人民币1000万元。2005年增加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主要来源于公司在建的未来城项目土地使用权增值部分。二审判决认定未来城公司存在瑕疵出资行为属于认定事实错误。

2.二审判决认定未来城公司转让存有瑕疵的涉案股权是欺诈行为，属认定事实错误。申诉人与燕京市天湖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湖公司）于2004年8月10日经注册成立燕京市未来科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科创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5000万元。股权比例为：未来城公司占85%，天湖公司占15%。公司成立即投资开发了未来城项目，该项目为四栋24层综合用商住楼，建筑面积为10万平方米，预计建成后可获利2亿元。后因资金紧张，遂决定增加合作伙伴。经申诉人、天湖公司以及新世纪公司多次接触、协商，最终确定由未来城公司让出其持有的科创公司55%的股权。因充分看好未来城项目，申诉人本不愿转让股权，只是因为资金紧张，不得已同意转让。新世纪公司在《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前就已经十分了解科创公司当时的现状。未来城公司向新世纪公司移交科创公司债权债务表、未来城项目文件、公司公章等管理权的行为已经明确履行了公司现状的告知义务。天湖公司在一审庭审中也对该过程进行了陈述，与申诉人所述一致。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合法，真实有效。二审判决无视天湖公司关于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过程的陈述，对申诉人关于新世纪公司签订合同时即知道公司当时现状的主张不予采信，系认定事实错误。

3.二审判决认定《股权转让协议书》无效，系适用法律错误。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之前，新世纪公司即已知道未来城公司和科创公司的资产状况，双方签订协议意思表示真实，内容合法，应认定有效。二审判决以未来城公司出资有瑕疵为由，认为股权转让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并以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为由认定合同无效，适用法律错误。退一步讲，即便存在损害公共利益的事实或可能，也是瑕疵出资行为损害公共利益，不是股权转让行为本身损害公共利益，股权转让只有可能损害受让人新世纪公司的利益。

4.二审判决认定合同无效，新世纪公司不需支付股权转让款，系支持了不诚信的行为，助长了背信弃义的社会风气，有违公平正义。事实上，《股权转让协议书》签订后，新世纪公司一再要求申诉人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申诉人于2006年1月25日做了股权变更登记，并按照新世纪公司的要求将科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张丽。2月1日，将公司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印章等交给张丽。至此，申诉人已经完全履行了合同义务，新世纪公司也积极行使了股权，但是却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经未来城公司多次催促，至今仍未履行。在未来城项目经营不善，科创公司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为逃避责任，新世纪公司便主张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要求二审法院判决认定合同无效。二审判决支持了违反合同的一方，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助长了背信弃义行为。

综上，本案原审判决存在《民事诉讼法》第200条第2项、第6项情形，符合《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的监督条件。为此，申诉人特申请贵院予以监督，依法维护申诉人合法权益。

四、承办人审查意见

承办人经审查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结果确有错误。理由是：

第一，关于认定未来城瑕疵出资行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第一，根据《公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第二，根据燕京市未来科创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第十条摘录：出资人名称：燕京市未来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方式：货币，出资额：4250万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85%。第三，经燕京市审计师事务所专项审计，科创公司的总资产达到人民币177240420.81元，其中货币资金1430151.47元，“存货”138515159.70元。2004年8月10日，科创公司注册登记成立时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2005年8月30日，增资为5000万元。但未来城公司不能提供注册资本在银行入资的“专用账户”证明。综上所述，未来城公司在设立科创公司时存在虚报注册资本等违法行为。一审法院认为关于公司股东成立时虚假注资的问题，属于另外的法律问题，人民法院不宜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一并审查解决，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一审法院做法违反程序法的规定，应当依法改正。

第二，关于《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效力上存在认定事实和使用法律错误。鉴于我国《公司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百零八条、第二百零九条关于未支付出资的股东，出资不到位的股东应承担的责任是补足出资以及向已足额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的规定，而不是直接否定其股东资格的规定。因此未出资的股东转让股权并不当然无效。股东身份的认定，应当以公司登记文件(包括章程、股东名册等)的记载为依据。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具有公示的效力，公司和公众有理由按章程或股东名册的记载认定股东。由此可见，确定某人是否享有公司的股权，应看其是否为公司记载的股东，而不是看他有没有依约出资。因此，这几种情况下合同是否有效，关键在于出让人是否对受让人构成欺诈，以及受让人是否主张权利，如果出让人未告之受让人注册资本或现有资本的真实情况，出让人对此也不明知或应知的，受让人可以以欺诈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或撤销合同。2005年11月7日，燕京市未来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燕京市新世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中约定：原公司的债务6002万元人民币，以后由乙方负责逐项还付，在最后结算时按已还付的数额扣除甲方应分配的资金。未来城公司向新世纪公司移交科创公司债权债务表、未来城项目文件、公司公章等管理权的行为表明未来城公司履行了部分告知义务。但是并未告知新世纪注册资本或现有资本的真实情况。因此，一方面未来城公司与新世纪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形式上有效的。未来城公司与新世纪公司之间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内容并未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同真实有效，对双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另一方面，未来城公司虽然履行了部分告知义务，但是并未告之新世纪注册资本或现有资本的真实情况，对新世纪公司构成欺诈。综上所述，《股权转让协议》是可撤销合同，新世纪公司可以以欺诈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或撤销合同。一审法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有效，存在认定事实和使用法律错误。二审法院法院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也存在认定事实和使用法律错误。

综合上述，北平省高级人民法院（2008）北高法民一终字第456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不足，判决结果确有错误。本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及《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规定的抗诉条件，建议向北平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

承办人：翁媛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案件审查终结报告 篇2

鉴定结论是指诉讼中司法机关为了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 依据其职权或者依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 委托或聘请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 对案件待证事实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和判断后所作的结论性意见。[1]在基层司法实践中, 故意伤害和交通肇事案件发案率高, 而对这两类案件不可避免地要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鉴定结论对决定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罪无罪、罪轻罪重至关重要, 因此, 对公诉案件中鉴定结论的审查必须严谨, 遵照一定的原则和规范。

一、刑事诉讼中鉴定结论的特点与本质

(一) 鉴定结论的特点

鉴定结论一般具有以下特点:1、具有特定的书面形式;2、是鉴定人对专门性问题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提出的分析判断意见;3、它仅限于解决所涉及的科学技术问题, 而不是就法律问题提供意见;4、鉴定人必须与案件事实和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鉴定结论除了具备以上特定外还具有以下的特点:一是鉴定结论应该限制在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司法机关决定并委托所做的鉴定。鉴定结论是证据材料, 经过审查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以后才具有证明力。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侦查和起诉过程中依职权决定、委托鉴定的鉴定结论只是为了扩大线索、搜集证据和支持起诉, 这些鉴定结论并不必然是证据。二是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必须具有鉴定资格, 因为鉴定资格是接受委托做出鉴定的前提条件。没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做出的鉴定结论没有证据能力。三是所有的鉴定结论是否具有证明力最终取决于鉴定程序是否合法, 鉴定标准是否科学, 这一结果必须要在审判阶段才能确定。

(二) 鉴定结论的本质

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的一种,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一般都规定以书面形式提交、鉴定人出庭宣读并接受询问, 这时的鉴定结论其实相当于广义的书证。在英美法系国家, 鉴定结论则称为“专家证言”或“专家意见”, 鉴定人被称为“专家证人” (expert witness) 。[2]如此, 鉴定结论似乎与证人证言相同。但从本质上看, 鉴定结论与证人证言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证人证言是证人亲身感受案件事实后, 对感知的情况所作的陈述, 它是证人对案件事实的感性反映;鉴定结论并非鉴定人根据其对案件事实的亲身感受所作的说明, 而是鉴定人依据侦查、检察、审判机关或当事人提供的物质材料 (多为实物) , 利用各种科学方法或仪器设备, 对与案件有关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后给出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 鉴定人本身是“局外人”, 与案件的联系只是基于委托或聘请而产生, 并非有天然的联系。可见, 鉴定结论从证据的存在和表现形式看, 虽然它与实物证据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是终究属于言词证据范畴;由于多数的鉴定活动是以客观存在的实物为鉴定对象, 因而由鉴定活动而形成的鉴定结论比一般的言词证据更具有客观性。因此, 笔者认为鉴定结论的是具有客观性的言词证据, 比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等等言辞证据的客观性强, 但是本身仍不能避免言词证据本身的缺陷, 这一实质也是运用于刑事证明产生问题的根源。

二、鉴定结论对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

鉴定结论是基于对鉴定对象的客观审查做出的结论, 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和法律性。鉴定结论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弥补法官的认识能力的不足, 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进一步方便法官适用法律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具体来看:

首先, 现代社会科技手段的进步使得刑事犯罪中高科技技术手段的运用更加普及, 如计算机犯罪和利用生物和医学知识进行的犯罪。物证的证明价值往往要借助一定的科学技术手段才能实现。一方面, 许多物证的发现和提取都需要专门的科学技术手段, 如潜在手印的显现技术和粉尘足迹的提取技术;另一方面, 很多物证中储存的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信息也需要一定的科学技术检验来解读, 如血痕和精斑中遗传基因的检验。在案件审理中, 为了确定某些文书、物品痕迹等等实物是否与案件的待证事实相关, 印证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内容是否真实;对于涂改、毁损伪造或者变造的文书进行鉴定, 显示文书被涂改、毁损伪造或者变造的事实, 并且恢复文件被改变以前的应该反映出的案件事实;对于死因不明的尸体进行解剖, 确定致死原因以及对于受伤的被害人的伤害程度、致害工具进行判断等等都需要各行各业的专家进行或者识别, 专家依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科学仪器查验、分析之后做出的结论是法官查明案件真实的一种必要方式和认定手段。因此, 鉴定结论具有弥补法官认识能力的作用, 鉴定人在一定程度上是法官不可或缺的辅助人。

其次, 鉴定结论所依据的检材其实就是物证。因为物证的证明具有间接性, 它不能直接自己向法庭证明案件事实, 必须与其他证明手段结合起来, 才能证明案件事实。鉴定结论是对提供的案件相关检材的认定, 检材的客观性决定了结论具有客观性, 同时, 结论以书面化规范化的语言表达了物证本身要表达却不能表达的案件事实, 是特定物证的延伸也是必不可少的辅助证明手段。通过鉴定人的分析判断认定的检材与案件事实之间在法律上的关联性和真实性, 是检材在法庭认定案件事实上最终产生证据效力的基础。[3]

三、公诉案件中对鉴定结论的审查方法

鉴定结论是鉴定人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对于检材做出的认识, 鉴定的过程是一个依据客观事实做出主观判断的过程, 这一过程的特征决定了鉴定结论具有主客观的双重性。由于人的认识都是有限的, 难以保证不会出现错误。另外, 对于过去发生的案件产生的检材做出分析和判断是一个回溯历史的过程, 鉴定结论不是对于客观事实的而直接反应而是间接地通过各种检材对案件事实做出的判断, 所得出的事实其实是一种拟制的事实而不是客观事实。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鉴定结论是否可以作为证据被采信需要接受当事人双方的质证。公诉案件中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可以从鉴定主体、鉴定对象、鉴定程序及鉴定结论在全案证据中的地位和作用四个方面进行。

(一) 鉴定主体

首先, 鉴定人是否具有鉴定资格, 这是公诉案件中对鉴定结论进行审查的重点之一。对于不具有法定鉴定资格的鉴定人所做出的鉴定结论, 法院依法不能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在司法实践中, 对鉴定人资格的审查, 可以从以下二个方面进行:

1.审查鉴定机构是否合法

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 对伤情进行鉴定的机构是司法机关设立的专门鉴定机构和省级政府指定的医院;对司法精神病进行鉴定的机构是省级政府指定的医院和省级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委员会;对涉案物品进行价格鉴定的机构是国务院和地方政府价格部门设立的价格事务所。由于我国实行的是鉴定机构资格制, 因此在通常情况下, 鉴定结论必须由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做出。对于不具有鉴定资格的机构所做出的鉴定结论, 法院一律不能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

2.鉴定人是否存在应该回避而没有回避的情况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1条的规定, 下列四类人员不能作为鉴定人: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当事人的近亲属;二是从事鉴定的人或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三是担任过本案的证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四是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 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司法实践中, 凡是鉴定人存在回避情形而没有依法回避的, 那么由其所做出的鉴定结论就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3.鉴定人是否具有进行鉴定所必须的专业知识

有关法律的规定, 有关人身伤害的法医鉴定, 其鉴定人应当由法医师或者具有法医学鉴定资格的人担任, 当然也可以由司法机关聘请或者委托的主治医师以上人员担任;有关司法精神病的鉴定, 其鉴定人应当由具有五年以上精神科临床经验并具有司法精神病学知识的主治医师以上人员或具有司法精神病学知识、经验和工作能力的主检法医师以上人员方可担任;有关涉案物品价格方面的鉴定, 必须由通过考试取得价格鉴证师资格的人担任。如果鉴定人没有相关鉴定资格而做出鉴定结论的, 那么其所做出的鉴定结论就不能被作为定案的依据。[4]

4.鉴定主体具有特定的资格

比如, 交通事故认定书应由具有一定资格的交通警察做出。依照有关法律规定, 事故认定书必须由具有一定资格的交通警察做出。实践中,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做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往往没有附鉴定人资格证明, 而审判人员也未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供。如我院审查的王某不服法院的某道路交通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 该交通事故发生在乡村道路上, 其交通事故认定书是由派出所的民警做出的, 该民警并无鉴定人的资格。法院审理该案时并未对鉴定人的资格进行审查。

(二) 鉴定对象

对鉴定对象的审查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审查送检材料的来源是否合法。送检的材料均须通过合法的手段按照法定程序取得, 否则就会导致程序违法, 由此得出的鉴定结论当然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例如对于委托机关送检的在现场勘查时提取到的血迹、指印, 我们就要审查在现场勘查笔录中是否有关于提取到血迹、指印的记载, 审查在现场勘查时有没有见证人在场, 见证人有没有在现场勘查笔录上签名等情况。如果鉴定结论所依据的检材的提取、送鉴定均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该鉴定结论依法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其次, 审查送检材料是否充分。送检材料是鉴定的前提和对象, 送检材料的多寡, 直接决定着鉴定结论的正确与否。尤其是在鉴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被鉴定客体是否同一或者解决物质的种属问题时, 委托机关除了提交检材以外, 还必须提交供鉴定使用的样本材料。司法实践中, 鉴定机构在检材不充分的情况下所做出的鉴定结论是不真实、不可靠的。

(三) 鉴定程序

鉴定程序不仅仅指鉴定本身是否遵照科学鉴定的一般原则, 同时包括公诉案件审查时应注意的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使用可能存在的程序瑕疵, 具体审查以下几个方面:

1.审查侦察机关是否依法将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

《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 侦察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 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上述规定其原因在于, 提前将鉴定结论告知双方当事人, 不仅可以减少审判时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 确保审判的顺利进行, 而且还可以通过双方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审视, 从而增强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司法实践中, 如果侦察机关没有依法将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 即说明该项取证在程序上是非法的, 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

2.审查承载鉴定结论的鉴定书在形式上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

(1) 审查鉴定结论是由一人还是两人以上做出。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38条规定:鉴定后, 应当出具鉴定结论, 由两名以上具有鉴定资格的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据此, 公安机关单独一个鉴定人所做出的鉴定结论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如在被告人陈某某故意伤害一案中, 公安机关经对被害人的伤势进行鉴定后, 做出构成轻伤的鉴定结论, 但由于该结论是由公安机关的一名法医单人做出的, 属程序违法, 因此该鉴定结论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2) 审查鉴定人在做出鉴定结论后有没有在鉴定书上签名。

《刑事诉讼法》第120条规定, 鉴定人进行鉴定后, 应当写出鉴定结论, 并且签名。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 或者是因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而进行的重新鉴定, 医院还要加盖公章。据此, 如果鉴定人在做出鉴定结论后, 没有在鉴定书上签名而只是署名的, 那么该鉴定结论就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3) 审查鉴定书在文字上是否有涂改、增补现象, 涂改、增补的原因是什么。

一般而言, 鉴定书应该是严谨的、一丝不苟的, 一般不允许出现涂改、增补的现象。司法实践中, 如果发现鉴定书中有涂改、增补的现象, 我们就必须弄清鉴定书出现涂改或增补的原因和后果, 究竟是出于笔误呢, 还是别有用心鉴定书被涂改或增补后内容有没有发生变化呢如此才能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判断。

(4) 鉴定结论的做出须遵守一定时间的限制。

如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在一定的期限内做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3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经过勘验、检查现场的交通事故应当在勘查现场之日起10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对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 应当在检验、鉴定结果确定之日起5日内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因此, 超过法定期限做出的交通事故鉴定依法不具有证明力。

(四) 鉴定结论在全案证据中的地位和作用

鉴定结论证明的事实应该结合全案的证据, 将鉴定结论置于全案的证据体系中审查, 排除鉴定结论与其它证据之间的矛盾才能最终得出确定的结论。要审查鉴定结论在全案证据中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应该对鉴定结论本身进行审查, 即审查公诉案件中鉴定结论的本身论据是否充分、推论是否合理, 论据与结论之间有没有矛盾。如果通过审查发现鉴定结论本身存在疑点, 且疑点得不到合理排除的, 那么我们可以对此进行重新鉴定, 以确保鉴定结论的可靠性。需要指出的是, 鉴定书中的分析说明部分尤为值得重点审查, 因为它是整个鉴定过程的高度浓缩和鉴定书的精华所在, 它的主要作用是说明:通过这些客观条件和科学的方法, 是如何得出的鉴定结论。一个完整的分析说明应包括检验到的客观情况、收集到的文字材料、作过的物理学检查, 通过这些得出的法医学诊断以及为什么这样诊断。据此又依照什么鉴定标准, 为什么用这个标准, 最后得出一个什么样的鉴定结论。其逻辑性是相当强的, 它是检验鉴定文书质量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志, 也是鉴定结论是否正确的重要保证。[5]

审查完鉴定结论本身的逻辑性和客观性, 下一步就是将其置于全案证据体系中审查审查鉴定结论与本案其它证据间是否存在矛盾。通过将鉴定结论与本案其它证据进行比较, 既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鉴定结论自身存在的问题, 也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之间存在的矛盾。通过比较, 如果发现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之间并不存在矛盾, 而其他证据的可靠性又比较强, 那么这个鉴定结论基本上就是可靠的。反之, 如果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之间存在矛盾之处, 且矛盾得不到排除, 那么, 我们对这个鉴定结论就要进行认真的审查、推敲, 以去伪存真。

参考文献

[1]毕玉谦主编.证据法要义[M].北京:法律出版, 2006:198.

[2]毕玉谦主编.证据法要义[M].北京:法律出版, 2006:204.

[3]毕玉谦主编.证据法要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220.

[4]李学军, 陈霞.鉴定结论的证据地位及其质证、认证[J].证据科学, 2002.02:35.

公诉案件审查报告的制作 篇3

关键词：公诉案件审查报告 法律文书 证据审查 补证

201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印发了《公诉案件审查报告普通版（及简化版）样本》。这无疑是根据近年来，刑事案件上升、公诉任务繁重、原样本格式不能适应司法实践需要等工作形势上的变化，而对公诉人文书制作的有效规范。

尽管严格遵循清晰、明确的公诉案件审查报告样本，要想制作一份非常好的审查报告也是相当困难的。由于案件的千差万别，完全模板化的报告会丧失个案本身独具的特性和生命力，只有在样本的共性框架内表现出个案特征，体现出公诉人缜密的思维、细致的工作态度，这样的报告才能称之为一篇好报告。当然，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与公诉人的学识经历、工作阅历、文字功底、思维能力等密切相关的。一篇优秀的审查报告应当具备以下特征：

一、基础扎实、准确定义

在我们制作审查报告中，法言法语表述不准确可以说是时常会出现的问题。承办人虽然按照格式样本要求的模式来书写报告，但对于细致处的文字表述却不够准确、规范，例如将“被害人近亲属”表述为“被害人家属”；将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表述为“诉讼代理人”；将有关犯罪嫌疑人年龄的书证的证实内容表述为“证实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实为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起诉书中对被羁押的被告人表述为住某市某县某处（事实上其已住看守所，应表述为捕前住…）。在审查认定的事实部分也时常出现常识性生活概念不准确、不清晰的情况，如情杀案件中对于住在一起的未婚男女青年表述为“与××有不正当两性关系的××”（不妥当可称同居女友）。在文书制作中也有不注意使用书面用语的情况，如合谋杀死（杀害）被害人；嫌疑人案发后逃跑、逃逸（逃匿）；朝鲜当兵的（军人）。还有在同一篇文书中关于时间、数额等内容出现时制、大、小写不一致等等情况。这些看似无所谓的小瑕疵，实际都体现着文书制作者的水平，影响着文书的整体质量。在法律文书的制作中，使用法言法语，表达严谨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显然在格式样本中，并没有示范到如此细致的程度，承办人的忽视或者说疏忽导致使用语言不当，根本原因还是法律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对法律概念不熟练、常识性概念不清晰等原因造成的，长此以往，形成语言惯势，对诉讼后期的出庭公诉也是非常不利的。

谈到写作基础扎实、定义准确，离不开深厚的文学理论功底，而在众多文学体裁中，“新闻”类文稿与公诉案件审查报告的制作在很多方面都有异曲同工之处，都要求准确、符合事实、逻辑严密、简洁洗练。在此，笔者特查找到一篇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于1949年10月1日采写的《开国大典》。原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今日在新中国首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毛泽东主席在主席台上出现时，全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下午三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各委员就位，乐队奏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主席宣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毛主席亲自开动了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的电钮，使第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

这样一篇名记采写的新闻精品，多少年来承载着无数盛誉。但是，它真的一点瑕疵都没有吗？语法修辞专家黄鸿森曾指出，虽然该文将一个时代庄严盛大的庆典描绘的层次井然、气氛热烈，但因写作时间仓促，使这篇文稿至少留下4处遗憾：第一，关于毛泽东的职务，新闻开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是不准确的，当时他的职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第二，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出现时，不宜放在状语位置。“当毛泽东主席在主席台上出现时，全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似可改为：“毛泽东主席登上主席台，全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如果能写明他登上主席台的时间更好。第三，各委员的“各”字，省去为好。第四，有两个词语值得商榷。文中“毛主席亲自开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的电钮，使第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这句话有两个问题：一是动宾搭配不妥帖，“开动”一般用于需要较强功率驱动的对象，至于“电钮”，“按下”就可以了。二是没有必要加个“使”字。

上述四处遗憾，可以说也直观而生动地体现了我们在制作公诉案件报告时所应遵循的基本要求：客观、准确、突出重点、语言简练、符合语法逻辑等。对于黄鸿森指出的上述问题，李普86岁高龄接受记者采访谈到时，表示心悦诚服。可见，如李普这样的名记者在文稿撰写中也会有失误和遗憾，我们在报告制作中有一些缺憾也不足为奇，关键在于我们是否不断力求改善。我们可以不完美，但是不能不追求完美，这是我们制作审查报告的态度。

二、分清宗旨、目的明确

在报告制作中，有的承办人列举了证据，但对该证据证明的问题没有说明，容易主观扩大证明内容。例如，将在犯罪嫌疑人家院中查获拖拉机或三轮车等物的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的证明内容表述为“证实其用拖拉机进行走私（仅凭此证据不能证实其走私犯罪）”。还有的承办人将显示出嫌疑人归案不自然、不符合客观逻辑，不知侦查机关如何锁定嫌疑人的书证列举在报告中，将证明的问题表述为“证实案发及嫌疑人归案情况”，事实上，此类书证根本无法证实此内容。如此表述的原因在于，很多承办人不清楚案件来源和归案经过要证实的是什么问题。实质上其证明目的无非有三，而且呈递进关系：一是立、破案过程每一步的推进有理有据，案发及嫌疑人归案情况自然、符合客观逻辑；二是侧面证明侦查行为合法，从而促使检察官、法官建立内心确信；三是确定或排除立功、自首、坦白等法定或酌定的量刑情节。承办人只有清楚其证明方向和目的，才会审查出侦查机关出具的书证与我们要证明的问题是否风马牛不相及，进而才会有针对地指导侦查机关补证、取证。

在一起移送审查起诉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中，案件来源和嫌疑人归案经过描述为“嫌疑人逃匿后系经侦查机关技侦手段摸排出其居住地址后，在其居住房屋门前将其抓获归案”。公诉人经审查后认为，此归案经过不能排除嫌疑人自首的可能性，询问侦查人员其是否有自首情节，侦查人员很排斥公诉人的“猜测”，虽说不清楚理由，但坚决否认该嫌疑人有自首行为。后公诉人多次与侦查人员详细沟通嫌疑人的归案情况并向侦查人员解释相关法律规定，说明凭此归案经过，如果嫌疑人在庭审中翻供称其在家门前是要前去投案，则会导致侦控立场不利的局面。公诉人与侦查机关人员详细沟通了解到此案系嫌疑人逃匿后经侦查机关技侦手段摸排出其居住地址后，在其居住房屋门前的路上经过搏斗将其抓获归案的情况，公安机关针对证明目的重新出具了符合客观归案经过的材料，及时避免了庭审中可能出现的不利局面。

在另一案件中，第二嫌疑人涉嫌包庇一故意杀人的案犯。案件移送审查起诉的归案经过中只描述了杀人嫌犯的归案经过，对包庇嫌犯的归案未提及，而从包庇嫌犯的第一份供述笔录上就已体现了其供述杀人嫌犯的犯罪事实，公诉人的疑问是，包庇嫌犯何来包庇行为？经与公安机关沟通，原来是包庇嫌犯到案后拒不供述其所了解的杀人嫌犯的犯罪事实且拒绝提供杀人嫌犯的去向，但未及时固定笔录，其卷内的首次供述是在杀人嫌犯已被抓获后所作的供述，其包庇行为确实无疑。面对此情况，公诉人向公安机关调取了包庇嫌犯被传讯到案的记录及签名、杀人嫌犯被抓获时间的客观性证据、对比包庇嫌犯首次供述笔录的时间与其到案时间的间隔，同时要求公安机关重新出具了包庇犯罪嫌疑人归案经过，得以使案件顺利起诉。

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如果公诉人不具有对证据甄别、审查判断及引导侦查员补证的能力，而仅仅套搬侦查人员提供的归案经过等证据，是无法写出高质量的审查报告的。只有从审查起诉之初即对全案证据统合把握、及时补充完善，把审查起诉过程中的每一步都作为撰写一篇优秀报告的基础和铺垫，才能使报告中的每一份证据都具有明确的证明目的，每一句、每一段内容都具有针对性，进而有效地为指控犯罪所用。

三、思维敏锐、逻辑缜密

由于办案人员常规性办理中国公民犯罪案件，受到一定思维惯势的影响，在办理外国人案件中，丧失了应有的敏锐，如在外国人盗窃案件文书制作中，表述“盗窃现金××元”显然不适当，应表述为“盗窃人民币××元”。又如对于涉罪外国人身份、住址未经有效证实，侦查机关按其自己所报的国籍、身份、住址来认定其自然情况，我们在报告中对这些情况表述应注意写明“系其自述”。

有的承办人虽然报告格式、标题等都按照样本规范书写，甚至按照现行要求先客观、后主观的顺序列举证据，但是，多份客观证据、主观证据应先列举哪份，因为并无规定，承办人没有标准了，就随意排列，不注意证据之间内在的联系和逻辑顺序。例如，有的案件是通过现场勘查提取的血迹、衣物、凶器进行鉴定所得出的依据定案的，但承办人按照侦查机关移送过来的证据卷宗顺序，在客观证据的列举中随意地将鉴定意见列举在前，现场勘查提取物证笔录列在后，这有悖于人们认识的客观逻辑，使阅者在看到物证的鉴定时，因未见到物证的有效提取证明而对物证来源的合法性产生合理质疑。再如，如侦查机关扣押了涉案物品，我们承办人就应在列举扣押物品清单后，按顺序列举返还被害人物品清单，因为此两份书证密切相关，具有时间和逻辑上的承接性，也便于阅者得出侦查机关是否依法扣押、返还涉案物品、侦查行为是否合法的确定性结论。但是，有些办案人并不注意这些，列举扣押物品清单之后间隔多份证据才又列举返还物品情况的证据。甚至有的案件除嫌犯供述再无其他证据直接证明其犯罪事实，突然出现一份对定案有直接证明作用的血迹鉴定，鉴定内容体现该血迹系送检的犯罪嫌疑人衣物上的血迹经鉴定与被害人血迹DNA分析一致，但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中无此衣物记载也无提取记录，更加无法体现衣物上的血迹情况，也无血迹照片细目佐证此份证据的来源。如果把这份无来源、无提取、无持有人签名、无物证照片在卷的血迹鉴定直接写入报告中，相信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这会成为一篇好的报告，同时法官也无法对此证据产生内心确信。因此，需要靠缜密的逻辑思维敏锐地发现证据的问题，及时查明、依法补救，并依据补救情况得出结论撰写入报告中，堵塞不该有的缺口和漏洞。例如，在一起案件中，侦查人员通过被害人被抢手机监控抓获嫌疑人，一份书证（扣押物品清单）证明在两名嫌疑人处分别扣押了手机和皮包，这是除嫌疑人供述以外的另一份能够认定嫌疑人犯罪事实的间接证据，但这份扣押物品清单中直接表述“扣押被害人的手机、皮包……”的情况，在卷宗内还未出现任何证据有效证实此手机、皮包的权属，公安机关直接将该两份物证认定为被害人的物品无依据可循，这样的证据写入报告无疑是无凭据的主观臆断。对此，只有引导侦查机关及时补充相关物证辨认笔录，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有效证实犯罪。

四、客观推敲、笃定不疑、论证严密、说理透彻

几年前，司法界曾掀起过一段“零口供”定案的风潮，这和近二十年来，全国多起因刑讯导致的冤错案件的曝光关联，但不长时间，即告偃旗息鼓。口供主义的历史影响，侦查机关追求高破案率等原因不必一一细述。但作为国家公诉人——公诉案件的审查把关者、刑事诉讼的匡正纠错者的检察官，应当破除绝对依靠嫌疑人口供定案的桎梏，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到客观证据上。办理任何案件都要清楚该案除了口供是否还有足以认定嫌疑人有罪的其他证据。当然这需要从审查起诉之初即对案件进行客观审视、推敲，及时引导侦查机关完善、补充证据，最终对案件形成内心确信并且笃定不疑。在审查报告的制作中，对客观证据在案件事实认定中的作用进行充分阐述。

格式样本的第五部分是审查认定的事实、证据及分析。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分析，也就是我们常称的分析论证。应当采取一事一证一分析的原则，也就是摘录每份证据的具体内容后，要对其所证明的事项进行必要的说明，并对证据本身及证据与证据之间是否存在问题以及存在的问题是否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等进行必要的分析。对于分组举证的，要对该组证据所证明的事项进行小结和说明。全案证据摘录后，要对全案所有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以及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证据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及是否能够排除、各证据的证明力大小、全案证据能否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根据证据是否能够得出唯一的排他性的结论等问题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说明。

五、全面审视、拾遗补缺

（一）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篇趋于完美的公诉案件审查报告，在即将完成的时候，公诉人还需要全面回顾、审视在办案过程中所进行的思考。有过哪些疑问、顾虑？产生的疑问、顾虑是如何解决的？解决后目前的结果是怎样的？还有哪些尚未解决又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否影响本案定罪量刑？如果影响定罪量刑还可以采取什么对策等等。这些都可以阐述在“需要说明的问题”中，一方面是为领导决策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所办案件中涉及的问题所进行的原始、客观记录，真正使自己所办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二）诉讼过程等应当视情况添加的项目

一般情况下，案件报告按照样本的格式制作就可以，但由于样本格式也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不断进行改善的，也会有不尽完美的地方，这时需要一双擅于发现的眼睛和一个智慧的头脑，办案人在此方面就有过不少独到的做法。例如，有些陈年积案，在按格式样本叙写被害人基本情况时，应写明被害人年龄（系未成年人的注明出生年月日），但被害人系成年人的情况下，是该写承办人制作报告时其年龄情况，还是案发时其年龄情况？一些办案人采取更完善的表达方法，叙明被害人出生年月日并在括号内注明其殁时年龄，使得报告内容更全面、明了，更加突显证明目的。由于其对样本进行小小的改动或者添加使报告内容更为完整，证明的关联性和指向性更明确，这些独到做法非常令人赞赏。

另外，有些案件经过撤案、变更事实、追加事实、重新起诉、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再审等等复杂的诉讼过程，制作这类案件的报告就应当单独加列一项“本案的诉讼过程”以便加强阐明案件诉讼经过的完整性力度，更加体现层次和条理性。还有的案件也可以视特殊情况添加有利于阐明案件的其他项目，如曾经向市委、市政法委、上级院等等部门做过专门请示或者汇报的情况，或者曾召开过公、检、法三家会议专门进行过研究等等情况，不一而足，但宗旨只有一个，即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任何时刻都能通过卷宗这个载体使全案事实及办案过程得到真实再现。

（三）目录使报告更加完整、容易查找和对照

只要读过报告的人就会发现，除了样本要求后附的退补提纲、起诉书、相关法律法规能顺利查阅，报告中的其他内容都很难快速找到。笔者曾经在报告前页制作目录，将报告中各个部分的内容、页码、相关人等逐一标记、注明，虽然有一定的工作量，但比起给自己查找、领导查阅带来的简明、方便比起来，这点工作量是微不足道的。建议对于涉案人员众多、多罪名、多事实、证据复杂多变的案件报告制作目录，便于查找和对照。

（四）表格、图例示证方法可使报告增加条理性

有的案件由于多人、多起、连续犯，证据中又多涉及数额、重量、不同人员参与的情况，在制作报告时会感觉难以表述清楚、明确，而且仅用文字表述容易混淆、遗忘。这时，不妨试试表格示证的方法，在认定犯罪事实的尾部，采取综述的方法将全部犯罪事实概括列举在一份表格内，清楚而一目了然，也便于出庭公诉时发言准确、条理清晰。

还有的案件，如共同犯罪、集团犯罪，各行为人在犯罪中组织、参与的犯罪事实均不相同，有共同参与的、有独自实行的，各人分工、作用也不相同，还有行为、作用交叉的。对此，可在证据列举完毕后，对各行为人参与的犯罪事实和所起作用等采用图例方式示明，直观、形象，便于理解。

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篇4

案件的由来和调查经过：

6月8日，宜宾市翠屏区工商局旧州工商所执法人员罗礼全、王家春到宜宾市江北振兴建材城进行巡查，在该建材城11幢1楼3号发现，朱治英的经营场所内外墙体上张贴有广告，广告内容标明“CCTV上榜品牌奥盟集成吊顶取暖换气照明模块一体化”的宣传用语。执法人员在朱治英在场的情况下填写了现场检查笔录，并对张贴的广告及销售现场拍摄。现场当事人无法提供“CCTV央视上榜品牌”的相关证明材料。因此，朱治英的上述行为涉嫌虚假宣传。随即填写立案审批表附上现场笔录报立案中心局领导批准立案，206月11日批准立案，并指定由罗礼全、王家春负责全面调查。

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当事人：朱治英、女性、现年29岁、汉族、1978年1月4日出生、家住四川省宜宾县观音镇黄金街，身份证号512527780104252、电话：13708291445，家有3口人。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注册号：5115023800373，发照机关;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日期年4月4日，字号名称：宜宾市翠屏区双飞建筑材料经营部，经营者姓名：朱治英，组成形式：个人经营，经营场所：翠屏区旧州江北建材城11幢1楼3号门面，经营范围及方式：建筑装饰材料(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零售。

三、违法事实

经查明：当事人朱治英于2007年4月4日起，利用经营场所内外墙体张贴广告及发放宣传卡的形式，对其销售“奥盟集成吊顶”系列产品进行宣传，其广告宣传的内容为“CCTV央视上榜品牌”，当事人仅提交了

(1)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广告部出具的“荣誉播出证明”的传真件，但时间是4月至2007年4月，该证明没有单位的印章。

(2)嘉兴市奥盟电器有限公司出具的“宜宾地区总代理授权书”的传真件。

(3)嘉兴市奥盟电器有限公司颁发一块“CCTV中央电视台奥盟集成吊顶中央电视台上榜品牌”的.牌匾。

当事人无法提交“中央电视台上榜品牌”荣誉称号或证书，于是，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工商局向中央电视台广告部进行调查取证，2007年8月22日收到中央电视台于2007年7月2日发出的回复函：中央电视台广告部从未向任何一家企业颁发过“中央电视台上榜品牌”、称号或证书，也未授权给任何企业使用。因此，朱治英在未取得“中央电视台上榜品牌”有效证明材料的情况下，擅自对外宣传其销售的“奥盟集成吊顶”系列产品为“中央电视台上榜品牌”，属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违法行为。于2007年6月8日被我局执法人员查获。

本案证据材料有：(1)广告照片六张，(2)当事人询问笔录二份，(3)对杨万军的询问笔录一份，(4)现场检查笔录一份，(5)当事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个人身份证复印件，(6)其它材料。

以上证据材料均由当事人及证人签字确认。

四、处罚依据及处罚建议

综上所述，当事人的这种行为误导和欺骗了消费者，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违反了《四川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自己的商业信誉或者在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来源、有效期限、价格、售前售后服务等方面作引人误解的或虚假的宣传”之规定，属于利用广告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依据《四川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三十六条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依据《四川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建议处当事人罚款3000(叁千元)。

案件承办人：

谈怎样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篇5

目前的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正文缺项严重。最易缺的有：调查经过，调查的时间、范围、方法、步骤和主要问题及结果;当事人实施违法行为的具体过程，包括作案时间、地点、动机、目的、经过、手段、情节、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对当事人所实施的违法事实和证据的综合分析;通过调查取得的证据，拟作出的具体处罚意见的计算方法等等。

二是过于简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过于简单，不能反映当事人实施违法行为的具体过程;二是不能反映查办个案的全貌。如在查办无照经营案件时，就只“现查明，某某在××(地方)从事××经营，未在工商部门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其行为违反了……”这么三言两语，承办单位负责人、核审人员、审批局长看了，不能对案情、调查经过、违法事实一目了然。

三是正文结构过于拘泥。现在多数案件承办人员，在撰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时采用的是三段式写法，第一段落交待案件来源和立案情况，第二段落交待当事人基本情况，剩余的内容全部装入第三段落，千篇一律。事实上这并不符合为文要求和规范，我们完全可以根据需要分层次、分段落进行叙述，尤其是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实施违法行为的具体过程。

一般来讲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案件的由来和调查经过。应以说明的表达方式概括地交代由来，包括发案经过，立案时间和批准立案的机关;调查经过，包括承办人员的组成，调查时间、范围、方法、步骤和主要问题及结果等。不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都应如实全部写上。

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当事人是单位的，写单位全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经济性质、经营方式、经营范围、营业场地、注册资金等有关情况。当事人是个人的，应写明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工作单位、职务或职业、住址等。

违法事实。写明已查清的违法事实和证据。主要写清当事人实施违法行为的具体过程，包括作案时间、地点、动机、目的、经过、手段、情节、非法经营额、非法所得、违法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以及围绕这些取得的关联证据。

案件性质。通过对当事人所实施的违法事实和证据的综合分析，指出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违反了某个具体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确定其违法性质。注意不能一律用“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根据法律法规条款规定的方式不同，有时应用“当事人的行为属于……”，如列举式规定。

处罚依据、处罚建议。处罚依据，是指进行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它是在案件性质认定后，或者是在先引案件定性依据的法律、法规条款后引用罚责条款，即依据什么法规，具体条、款、项进行何种处罚。处罚建议，是根据查明的违法事实、性质、法律规定，结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危害社会的轻重程度、主观认识和态度，即从重、从轻理由，拟作出的具体处罚意见，逐项说明，并说明计算方法等。如有意见分歧，也应叙述，以供领导审批案件时参考。

当然，根据案情不同和案件性质的不同，可以适当增减其中一部分内容。如有的案件必须阐明当事人有主观故意，有的则不需要;有的要载明当事人是否有“前科”;有的要载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否曾经要求当事人“限期办理”等。

公诉案件审查报告 篇6

公诉案件审查报告LLL84MMM12JJJ27

南检刑审字（2001）1号

案件来源：南海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

案件性质：贪污 犯罪嫌疑人：王涛

收案时间：2001年

月

日

侦查机关及承办人：南海市检察院检察院李敏、严东、陈兵、吕晨

强制措施：逮捕。

南海市检察院反贪局以南检反贪移诉【2001】1号起诉意见书移送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王涛挪用公款一案，在收到案件材料后，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已告知犯罪嫌疑人王涛有权委托辩护人，承办人依法讯问了王涛，听取了犯罪嫌疑人委托的人的意见，并审阅了全部案件材料，核实了案件事实与证据。经上述工作，本案已审查终结，现报告如下：

一、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 犯罪嫌疑人王涛，男，1965年7月23日出生，汉族，南海市乌龙口镇王寨村人，大学本科文化，系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住南海市通达街77号楼5单元601室。2001年7月24日因涉嫌挪用公款罪经南海市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现羁押于南海市看守所。

二、案件侦破简要过程

2001年7月23日南海市检察院根据举报和王涛的供述，同日立案侦查。

三、侦查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及意见

1999年1月5日和5月20日，犯罪嫌疑人王涛利用其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和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设计研究试验所法定代表人的职务便利，先后从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拿出700万元和500万元共计1200万元，分别给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设计研究试验所和其本人使用。犯罪嫌疑人王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擅自决定将公款归本人使用和其他单位进行经营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之规定，王涛构成挪用公款罪。

四、工作情况

审查了全部案卷材料，并提审了犯罪嫌疑人。

五、依法审查后人定的事实 经工作，现查明：

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以下简称宝光公司）系由南海市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冶金公司）和南海市耀华水泥厂（以下简称耀华水泥厂）于1992年8月共同投资成立的国家、集体联营的企业。犯罪嫌疑人王涛受冶金公司的委派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1993年9月，由王涛提议并经南海市建材局决定，宝光公司出资100万元成立了属于集体企业所有制的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设计研究试验所（以下简称试验所），试验所挂靠在宝光公司，1996年1月试验所与宝光公司脱离挂靠关系，由集体所有制转为股份制企业，其中王涛投资70万元，占出资总额的百分之七十，由王涛担任经理，负责经营，1999年王涛出资买下了其他人的股份，至此，试验所实际变成了王涛个人拥有的公司。1999年间，王涛分别指使本公司同时兼任试验所会计宋宗永，采取从宝光公司抽出财务凭证做入试验所账目和篡改宝光公司账目的方法，将宝光公司的款项转移至试验所的帐上，或者用以冲抵试验所应当付给宝光公司的欠款，三笔共计1400万元。其中：

（一）1998年年末，宝光公司从江苏省五冶金有限公司、南海市第五建筑有限公司、南海市国际建设有限公司收回了1500万元的货款销售款，会计宋宗永将此款入账。1999年1月15日，宋宗永根据王涛的意图，将宝光公司的700万元转至试验所，采取虚设科目的方法篡改了宝光公司的财务帐，并将700万元的收款凭证抽出落入试验所的帐上。致使宝光公司减少应收款700万元。此700万元被试验所非法占有。

（二）1997年试验所向宝光公司借款200万元，1999年1月15日，在王涛的授意下，宋宗永将此款以虚列支出的手段、将宝光公司的账目结平，致使宝光公司减少应收账款200万元。

（三）1999年初，宝光公司为更新设备，开出500万元支票给南海科教进出口公司，用于购买十台搅拌车的预付款，此后，宋宗永又让宋宗永在试验所开出了50万元的支票用于购买搅拌车，南海科教进出口公司开出的售货发现给宝光公司，5月20日，王涛将南海、科教进出口公司开出的售货发票及550万元支票存根交给宋宗永，让其记入试验所的预付款账户，并将宝光公司的帐以虚列支出的手段结平，至1999年年末，将十台搅拌车落入试验所的名下，并以固定资产落入试验所的账目。案发后，检察机关依法扣押了人民币500万元、搅拌车10台。

六、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

（一）关于宝光公司成立及犯罪嫌疑人王涛主体身份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

2001年7月23日在南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李敏、严东，记录员：黄云，摘自卷宗P5—8）供述：我是一九九二年七八月份的时候，被任命为宝光公司的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九三年的九月份的时候任试验所的法定代表人。

并供述：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是九二年七八月份成立的，是由南海市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和南海市耀华水泥厂两家共同出资开始组建的宝光建材工业公司，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联营企业，十三冶金公司和耀华水泥厂是组建后的宝光公司的主管单位性质的公司，对宝光公司实施宏观管理，主要是业务经营的指导，我被十三冶金公司委派到宝光公司任的董事长，在九七年前后，市工商局对我公司进行核定时，在营业执照上改为股份制的。

2、证人证言

（1）证人赵海（男，南海市十三冶金公司的经理）于2001年7月24日在南海市检察院（检察员：陈兵、吕晨，记录员：曾君，摘自卷宗P23—24）证实：王涛到宝光公司任董事长，是我们公司决定的，我们公司的投资每年从宝光公司收回二十万元，对宝光公司的经营，涉及到大额经营项目，应当上报我公司备案。

其证实了宝光公司成立的过程，王涛任董事长系十三冶金公司委派的事实。（2）证人王益明

此份证言证实董事长由十三冶金公司委派的事实，与赵海的证言相佐证。（3）证人赵勇（4）证人隋如好

（5）证人杜得林

（6）证人柳江

其证言证实的情节与隋如好的证实相一致。

（7）证人李鹤年

3书证

（1）有南海市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2001年9月4日出具的《关于王涛人事组织关系的证明》证实，王涛在1992年8月被任命为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公司董事长兼任总经理.。（2）有南海市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2001年9月4日出具的《关于王涛主体身份的证明》证实，王涛在任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之前，其系南海市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干部。

（3）有南海市建材局2001年9月4日出具的证明材料证实，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是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南海市耀华水泥厂在九七年前是集体企业，在九七年之后为有限责任公司。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是南海市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和南海市耀华水泥厂共同投资成立的。

（4）十三冶金公司与耀华水泥厂1992年7月5日签订的《联营协议》证实，成立宝光公司双方的投资额、董事长的任命几宝光公司与投资双方的关系。

（5）有1992年8月8日《南海市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任命名单》证实，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董事长王涛。（6）有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董事会南建董（1992）12号文件证实，王涛被任命为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董事长兼任总经理。

（7）有在市工商局依法提取的营业执照证实，南海市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的企业性质是国有独资有限公司，耀华水泥厂是有限公司。

（8）有王涛1991年9月9日填写的《干部履历表》证实，王涛在被委派到宝光公司之前系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二）关于试验所成立、性质、改制及其与宝光公司关系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王涛供述与辩解

2、证人证言（1）

（2）

（3）

（4）

（5）

3、书证

（有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纪要证实，1993年8月4日经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董事会研究，拟成立试验所。

（2）有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1993年8月15日向建材局请示成立试验所在卷。

（12）有南海市宝光建材工业工程公司1996那边2月10日的撤销投资函在卷证实，在试验所成立后撤回宝光公司的投资100万元。

（三）关于王涛占有宝光公司700万元的证据，1、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

2、证人证言

（1）证人宋宗永（）于2001年7月26日在南海市检察院（）证实：

在九八年的时候，宝光公司收回来的1500万元销售款都入宝光公司的帐了，在入账后，王涛让我提出来700万元交给他，他把这钱给试验所用了，我向王涛提出过账目无法处理，王涛当时很不高兴，让我想办法处理，我先后问过他几次，他就说宝光公司和试验所是一家，让我想办法处理好账目，别出什么问题。我看他的意思挺明确的，没有办法，我只好抽出已经计入宝光公司账中的这700万元参悟凭证，另造了“铁五科目”入的帐，同时将宝光公司700万元的财务凭证转入试验所的长期借款账户，在九九年底，我又向王涛请示怎么办，王涛没有吱声，回来我改的宝光公司的帐，做的假账目，编了一个假的用途，这样算平帐了。试验所从来未在宝光公司分红，这700万元不存在顶宝光公司给试验所的研究费用的事，这些钱被是试验所都用了，到现在也没有归还。（2）证人证言柳江 1500万元销售货款的事 我们宝光公司和试验所是两个独立的互不相隶属的公司。（3）证人李鹤年证言证实

有关1500万元销售货款的事，听说有这回事，听宋宗永说被王涛取走了。

3、书证

（1）公司账目1500万元中的700万元的事

（2）试验所账目：其他应收款中有收到销售款700万元，附有伪造的购货凭证。（宝光公司在试验所购货）（3）试验所其他凭证，700万元的去向使用方向

（四）关于王涛占有200万元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

2、书证

（1）宝光公司其他应收款账目，试验所的借的200万元作为宝光公司的购货款由试验所代为交付供货方，与上一笔700万元为同意供货单位。

（2）试验所的其他应付款账目，代宝光公司支付200万元的供货款，附有相关假凭证。

（五）关于王涛占有宝光公司500万元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

2、证人证言

（1）证人宋宗永（男，宝光公司和试验所的会计）于2001年7月26日在南海市检察院（检察员：陈兵、吕晨，记录员：曾军，摘自卷宗P40—43）证实：

（99年）宝光公司决定买十台搅拌车来更新设备，王涛让我提出伍佰万元的支票给南海科教进出口公司，在把支票交给南海市科教进出口公司后，有一段时间科教进出口公司没有货，宝光公司没有提回来车，过了一段时间，王涛又让我在试验所提出50万元的支票，也说是买车，我问王涛，不是宝光公司买车吗，是试验所也要买车吗？王涛说，别问那么多，让你开支票你就开你的支票。这事过去有一个月左右，王涛拿回来550万元的支票根和科教公司开的收据交给我了，我发现有500万元是我开给宝光公司的500万元的支票的存根，；另外50万云支票存根是试验所的，我问王涛这些票据拿到试验所来怎么处理，王涛让我设了一个预付款账户，再用科教进出口公司的发票结平预付款账户，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这十台车计入了试验所的固定资产账。后来，在宝光公司的已付款账目中，用损耗费用的票据结平了。

（2）证人证言李鹤年 有关十台搅拌车的事

3、书证

（1）宝光公司预付款账目500万元用来购车的款预付款被损耗单据结平。

（2）试验所预付款账目500万元，体现有宝光公司的支票存根，试验所50万元支票存根，固定资产账目（3）搅拌车档案户籍（4）扣押清单

（六）关于试验所实际是王涛个人公司的证据 1.、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

2、证人证言

（1）宋宗永：（1999年的时候，王涛在700万元的那笔事实中）支出50万元给他的亲属，还拿走30万元说是他有用，回来又告诉我说这公司现在完全是他的了，我问他怎么了，他把别人的股份全都买下来了，公司的资金资产都是他的了，还说让我跟着他干，还答应以后给我买房子。（2）证人王海（男，王涛父亲）王涛借其前进过，其不是公司股东（3）证人王丰姿（女，王涛妻子）

七、需要说明的问题

1、对200万元的问题应当找宋宗永复核、固定证据；

2、对王涛买下其他股份的问题应当对卖股份的人进行取证。

八、对证据的分析

（一）卷内证据有王涛的供述几赵勇赵海、王益明、隋如好、杜得林、李鹤年、柳江的证言证实，并有宝光公司、十三冶金公司、耀华水泥厂的营业执照证实，宝光公司系国有的十三冶金公司和他、集体性质的耀华水泥厂共同出资组建的联营企业。

（二）有十三冶金公司的（人事关系证明）、《身份证明》、建材局出具的证明材料、批复证实王涛在被派往任宝光公司之前系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三）有《联营协议》、十三冶金公司的任命名单、宝光公司董事会会议纪要证实。王涛系受十三冶金公司的委派到宝光公司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

（四）有王涛的供述，证人宋宗永的证言证实并有依法从宝光公司和试验所提取的账目等书证证实了试验所占有将1400万元的事实、柳江证言证实了1200万元被试验所占有的事实。

（五）有王涛的供述、证人宋宗永、赵海、隋如好、杜得林、李鹤年、柳江几宝光公司的会议纪要，宝光公司的请示、建材局的批复、转让协议书证实，试验所成立时挂靠在宝光公司的名下；有王涛的供述，证人宋宗永利、李鹤年、柳江、王海、王丰姿等人的证言证实，在九九年时试验所变成王涛个人的公司。

九、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

（一）审查结论

王涛的行为构成贪污罪，贪污数额为1400万元，具体理由如下：

1、王涛的主体身份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王涛在担任宝光公司经理之前，是国有的十三冶金公司的公会主席。是在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组建宝光公司后，其是受十三冶金公司委派管理国有财产，依据最高法的解释，可以认定王涛受委派到国有控股的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2、王涛任宝光公司的经理同时任试验所的法定代表人，其存在职务上便利。

3、试验所虽有营业执照，但在宝光公司抽回投资，王涛买下其他持股人的股份后，试验所就变成了王涛个人的公司了。

4、王涛利用职务便利通过篡改账目等方法，将国有控股公司的财产转到试验所的行为，结合试验所是其个人所有这一回事，可以表明此种行为不属于单位之间的资金拆借，二是王涛在非法占有目的的支配下，将 宝光公司的款项据为己有。

5、贪污的数额应认定1400万元，虽然有200万元缺少对宋宗永的核实，但在宋宗永的笔录中已经证实王涛让其将账目“处理一下”，王涛的供述与侦查部门依法提取的宋宗永篡改的账目能够相互印证，故此200万元应认定为贪污的数额。

（二）处理意见

1、犯罪嫌疑人王涛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八十二条之规定，构成贪污罪，同时在案发后检察机关扣押了搅拌车十台，人民币500万元，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2、量刑建议

犯罪嫌疑人王涛的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应在十年以上量刑。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附件：出庭举证质证提纲，答辩提纲

承

办

人：

毒品犯罪案件公诉审查策略 篇7

内容摘要：近年来，毒品犯罪案件增长快、案情复杂、证据弱逐渐成为普遍现象。公诉办案难度高，压力大。要高质、高效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必须总结并掌握一些基本的审查策略。对此，我们结合实践，认为要关注对程序性材料、证据附件、案件来源的审查，充分运用客观性证据、亲历性方法、逻辑规则和经验法则，拓宽侦诉沟通、交流渠道、案件提前介入范围、技侦材料使用途径，重视对辩护权利的保障、对无罪、罪轻证据的收集和对合理怀疑的排除。综合这些策略，实现维护程序正义和实体公正的目标，兼顾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取向。

关键词：毒品犯罪 公诉 审查策略

当前我国毒品问题正处于高发期，涉毒违法犯罪活动在局部地区呈蔓延之势。毒品犯罪案件不管在案件数量上，还是在查获毒品重量上，均大幅增长，检察机关办案压力日趋增大。同时，此类案件的犯罪事实除被当场查获的以外，多数均依赖上下家的口供定案，证据基础薄弱，事实难以认定。

程序正义与实体公正、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核心价值。如何高质、高效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既实现维护程序正义和实体公正的目标，又平衡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冲突，是摆在所有检察机关公诉部门面前亟需解决的问题。“证据是诉讼之王”。审视基础，深入微观，毒品犯罪公诉案件的办理，绝大部分的工作仍然在于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案件的冤错也绝大部分可归因于对证据的审查疏漏和错误采信。为此，我们在办案实践中，专门针对证据审查，进行总结，归纳出三个“关注”策略，用于审查判断证据的合法性，借此夯实案件程序正义；三个“运用”策略，用于审查判断证据的客观性，以期维护案件实体公正。转换视角，由微观及宏观。为保证在打击毒品犯罪有力的同时，保障人权不落空，实现两者的平衡与兼顾，我们努力打开工作思路，调整办案方式方法，梳理了三个“拓宽”策略，在打击犯罪的价值目标下确保指控犯罪有力；三个“重视”策略，在保障人权的价值基础上用于确保防范错案有效。

一、三个“关注”策略，确保证据合法性

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得以实现的基础与保证。在办理毒品犯罪公诉案件中，应当始终立足监督职能，通过关注案件的程序性材料、证据附件和案件来源，及时发现问题，完善证据，确保每一起案件的程序正义。

[案例一]郭某某涉嫌贩卖毒品、非法持有枪支被移送起诉。经审查其辨认现场的同步录音录像，发现录像中的见证人与公安机关提供的人口信息不符，甚至连性别都不一致。

[案例二]王某某因贩卖毒品被移送起诉，其辩解系吸毒人员，受到“钓鱼执法”。经审查案源，确认系受到诱惑侦查。由于其本人无其他查证的贩毒经历，该起事实因涉嫌犯意引诱，审查后变更罪名为非法持有毒品起诉，得到法院判决采纳。

（一）策略一：关注程序性材料

在以往的办案中，审查起诉工作往往比较重视对案件实体性证据的审查，而忽视程序性材料。但正是一些程序性材料，暴露出侦查活动的不规范或证据上的瑕疵，有的甚至可能对案件的实体认定埋下隐患，甚至动摇根基。因此，必须对程序性材料的审查格外关注。一是针对毒品犯罪嫌疑人口供获取合法性的问题，应当审查犯罪嫌疑人的出入所和提讯凭证、入所健康检查登记情况等，保障讯问笔录的合法、真实和完整。二是针对客观性证据瑕疵多的情况，应当审查物证、书证、检材、痕迹等客观性证据的扣押、提取、发还凭证，及时发现与消除上述物品、痕迹来源不明的问题，扣紧案件的证据锁链不断裂。三是针对办案程序欠规范的情况，应当审查包括强制措施、诉讼程序告知、指定法律援助等程序性文书，确保必须的程序履行到位。

（二）策略二：关注证据附件

在办案和证据收集的过程中，侦查机关往往会附随制作有关材料，用来证实证据本身的真实性，也可用来证明取证手段的合法性，对于这类材料，需要予以充分关注。一是对讯问同步录音录像的审查。为此，我们制作了专门的审查表，要求每位案件承办人对于录像的录制程序、声像内容等进行菜单式的审查和填写，既简明扼要，又避免疏漏。二是对搜查、勘查、辨认录像的审查。对有录像记录的侦查活动，应当审查录像内容。通过审查，我们曾发现有的录像与笔录记载内容不符，有的录像系事后补录而非同步录制等情况。三是对鉴定机构、鉴定人、证人、见证人人口信息、资质证书等材料的审查，确保相关人员身份真实，资格有效。

（三）策略三：关注案件来源

相较于一般刑事案件往往由被害人报案而案发，毒品犯罪案件的发案显得更为多元和复杂。侦查机关既可以通过他人检举、例行检查发现犯罪，也可以通过线索经营、特情引诱来侦破案件。在这一过程中，假案、错案也并非不可能产生。因此，应当对毒品犯罪案件的来源特别关注。一是对案件的发、破案经过充分审查，包括犯罪嫌疑人在此方面的供述，发、立、破案文书和到案材料等。二是与侦查机关承办人充分沟通，对于侦破过程较为复杂的案件，应当当面听取侦查人员对案件侦办过程的介绍，通过技术手段侦破案件的还可以与公安技侦部门的相关人员进行交流，了解情况。三是由上下游毒品犯罪案件牵连、引发出的案件，在审查过程中密切关注相关案件的审查、处理情况。通过以上多方面的综合审查，确保案件来源的合法性、真实性。

二、三个“运用”策略，确保证据客观性

由于毒品犯罪的特殊性，在当前侦查技术与手段下，要完全通过非言辞证据来定案是非常困难的。在办案过程中，应当紧紧依靠客观性证据审查方法，通过充分运用客观性证据、亲历性方法和逻辑规则、经验法则等，加强对言辞证据的审查工作。

[案例三]喻某涉嫌贩卖毒品被移送审查起诉，在曾做过有罪供述的情况下，在侦查后期翻供并称受到侦查人员诱供和威胁。经审查全案证据，发现系其详细供述在前，公安机关取得相关证据在后，诱供无条件。

[案例四]曾某涉嫌制造毒品被移送审查起诉，经对查封现场进行实地查看，发现现场摆放物品与勘查笔录记载不一，对多瓶成分不明试剂公安机关未扣押、送检。

（一）策略一：充分运用客观性证据

客观性证据既可以用来证明案件事实本身，也可以用来核实言辞证据的真实性，在此过程中，应当抛弃简单印证法，区分先证后供与先供后证，对客观性证据予以充分的运用和挖掘。一是对于先证后供的犯罪事实，由于取证在前，供述在后，应当着重审查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合法性，重点排除刑讯逼供与指供诱供。二是对于先供后证的事实，由于供述在前，取证在后，应当着重审查客观性证据的真实性和解读的科学性，重点排除虚假证据和片面解释证据。三是对于翻供案件，在审查过程中，重点对比翻供前后事实发生变化的部分，收集和挖掘客观性证据，对变化事实进行核实，去伪存真。四是对于有些未在案证据，虽然可能与案件事实关系不大，但对于言辞证据有较强的证实与补强作用的，仍应尽可能的予以收集。

（二）策略二：充分运用亲历性方法

对于犯罪活动和犯罪现场的亲历性是区别犯罪人员与其他人员的重要特征，也是证实案件的重要方法。目前主要运用的是还原犯罪人员的亲历性和加强办案人员的亲历性这两个方面。对于前者，在遇到疑问事实时，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尽可能要求其详细供述案发现场的环境特征，犯罪活动的细节特征以及来往现场的交通特征等，通过供述内容与实际现场、活动、交通环境的比对，来判断供述的真实性、客观性。对于后者，案件承办人应当尽可能亲自对重要案发现场进行查看，以相同交通方式沿作案路线走访，计算通行时间，以及对言辞内容存在疑点的证人和另案处理的同案犯进行当面复核。在许多时候，放下案卷材料，通过直观感觉更能建立内心确信，更能发现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三）策略三：充分运用逻辑规则和经验法则

对逻辑规则和经验法则的运用，是审查言辞证据客观性，发现虚假供述的重要手段。一是应当关注犯罪嫌疑人的生活方式和与他人的资金往来情况，犯罪嫌疑人有无固定工作和收入来源，是否存在与其收入不相称的奢侈性消费，是否查获远远超过自吸数量的毒品，是否存在没有必要的多个住处，是否在同城有住所的情况下仍在宾馆长期开房，是否与不熟悉人员有大量频繁单向资金往来。二是应当关注犯罪嫌疑人活动的隐秘程度，犯罪嫌疑人是否使用非本人的身份证件、银行卡、通讯号码及多个通讯工具，在通讯时是否使用绰号和暗语，是否昼伏夜出、单独行动等。三是应当关注犯罪嫌疑人对明确事实的供认程度，对于有充分证据证明的事实，犯罪嫌疑人是否供述客观、真实、全面，是否存在刻意隐瞒和回避的情况。通过审查犯罪嫌疑人在多个方面是否存在违背日常逻辑和生活经验的情况，来综合判断采信其口供。

三、三个“拓宽”策略，确保指控犯罪有力

毒品犯罪案件的办理，特别是证据相对薄弱，采用技侦手段侦破的案件，需要侦诉部门密切的配合。为此，我们拓宽了侦诉沟通、交流渠道，案件提前介入范围和技侦材料的使用途径，在实际办案中效果明显。

[案例五]龙某某涉嫌贩卖毒品400余克被抓获，因是怀孕中的妇女而被取保，并回老家生产。后为逃避法律处罚，在取保期间，生产后又怀孕，欲再次回老家产子。而取保期限临近，届时可能出现脱保，需要重新抓捕。

[案例六]葛某某涉嫌贩卖毒品被移送起诉，其否认犯罪，多笔犯罪事实仅有毒品下家一人的指证。经过侦诉沟通，公安机关将技侦监听录音转化为书面文字材料随案移送。公诉部门派员前往技侦部门审查核实，相关事实在起诉中均得到认定（尚未判决）。

（一）策略一：拓宽侦诉沟通、交流渠道

当前毒品犯罪案件情况多，司法规范更新快，侦查人员虽然具有较强的办案能力和破案经验，但在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仍然是其短板，在对证据的收集和侦查活动的某些程序上，仍然存在弊端。为此，应当充分拓宽侦诉沟通、交流渠道，为办案提供便捷条件。在个案中，公诉承办人可以直接向侦查机关承办人了解情况，听取介绍，交流意见。在发现类案问题时，侦诉部门可以联席会议的形式开展交流探讨，公诉部门也可以定期通报的形式，将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时发现的有关问题通过书面或口头方式传达给侦查机关。笔者所在地区在此方面的工作进展顺畅。公、检、法三家建立了定期召开的联席会议制度。公安机关在定期举办的全市禁毒专业训练班上，邀请公诉部门围绕毒品犯罪案件证据收集向训练班学员进行业务讲座，效果良好。

（二）策略二：拓宽案件提前介入范围

在以往，公诉部门往往仅在遇到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和有较大影响的职务犯罪案件时考虑提前介入，介入案件少，范围窄，侦查机关有时也并不欢迎。而在毒品犯罪案件中，侦查机关主动要求介入的热情高，公诉应当顺势而为，积极引导侦查取证。在龙某某贩卖毒品一案中，我们经过与禁毒部门的提前沟通与介入，公诉部门协调案件分配，派专人快速办理此案。该案受理后，在一周之内，即完成所有的审查工作，起诉至法院，法院也在其产子前完成了庭审工作，起到了较好的打击效果。在另一起由三地禁毒部门联合办理的特大持枪贩毒案件中，由于涉案人数达20多人，其中10人法定刑均可达死刑，案件事实复杂，又有部分犯罪嫌疑人零口供，证据相对薄弱，禁毒部门在移诉前，主动要求公诉部门介入指导。我们派员到三地了解取证情况，提出分案处理的建议，并就证据的完善，特别是客观性证据的收集提出了实质性的意见。在该案中，侦查机关在我们的引导下，不但调取了犯罪嫌疑人的取款记录，还调取到了犯罪嫌疑人在ATM机取款的监控视频；不但找到了犯罪嫌疑人贩毒所使用的车辆和租车协议，还调取到了车辆行驶的GPS定位轨迹等丰富的客观性证据，为案件的顺利起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策略三：拓宽技侦材料使用途径

技术侦查作为毒品犯罪案件破案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实际办案中已越来越广泛地被使用，如何充分利用技侦材料，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多方面的困难，急需解决。一是应当拓宽对移诉案件技侦材料的查询途径。检察机关可以了解受理案件是否运用技术侦查手段，并查阅相关材料、文书，了解相应内容。二是应当拓宽关键技侦材料的调取途径。对认定案件事实有关键性作用的技侦材料，检察机关可以通过一定的审批程序，出具书面法律文书依法向公安机关调取。如无特殊情况，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配合提供，如不提供，则当说明理由，并承担案件可能发生的不起诉、撤案等不利后果。三是应当拓宽技侦材料的示证途径。对于作为证据使用，提交法庭的技侦材料，检法机关可以在庭前沟通一致，通过保密卷的形式进行移送，并以庭前会议或不公开开庭等多种方式进行举证、示证，在实现对相关人员和技术安全充分保护的情况下，有力打击犯罪。

四、三个“重视”策略，确保防范错案有效

冤错案件并非仅存在于命案之中，毒品犯罪案件数量大、侦破难、证据弱，而刑期又很重，稍有不慎，则可能产生无法弥补的后果。我们通过对以下三方面的重视，切实防范错案的产生。

[案例七]俞某某因贩卖毒品被提起公诉。在审判阶段后期，辩护人向检察机关反映有检举事实得到查证，但无法取得相关材料。公诉部门得知后建议法庭延期审理，主动联系查证机关调取材料，并在重新开庭中将相关证据提交法庭，发表了建议认定立功的意见，被法院判决采纳，俞某某得到从轻处罚。

[案例八]陈某某因贩卖毒品被移送起诉，经审查扣押清单与检验报告，发现部分送检毒品未在扣押中反映，部分毒品在两处表述的外观形态不一，在公安机关作出补正说明，证据瑕疵被剔除后，案件才被提起公诉。

（一）策略一：重视对辩护权利的保障

辩护人在刑事案件中担任着质疑者的角色，相对于诉、审机关，其具有天然的无罪推定理念，对于发现案件事实和证据中存在的问题有积极作用。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已有相关规定和意见的基础上，笔者所在院又出台了《关于构建良性互动检律关系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试行）》，提出依法保障律师委托权，会见权，阅卷权，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权，提出意见权等多方面的权利，并建立了律师权利救济绿色通道、律师评价检察工作机制等多方面的制度，充分保障律师的各项权利。我市公诉部门也相应出台了《关于公诉环节依法听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意见的规定（试行）》，通过明确和细化的条文，将公诉环节听取律师意见的范围、程序、方式、对意见的答复等内容进行有操作性的具体规定。

（二）策略二：重视对无罪、罪轻证据的收集

在以往，公诉部门作为控方，往往注重对有罪、罪重证据的收集，而忽视对无罪、罪轻证据的收集。在办案中，特别是在起诉前，公诉部门应当努力坚持客观中立立场，淡化控方观念，加强对罪轻证据的收集。一是对于有家族精神病史和案发时、到案后行为反常的嫌疑人，应当积极调取以往的病历材料，听取其家属意见，综合审查其行为表现，对确有可能在案发时患有精神疾病的，主动对其进行刑事责任能力和受审能力的鉴定。二是对于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提出的无罪、罪轻证据和线索，以及经审查认为存在疑点的事实，应当通过补证、退查的方式，积极调取必要证据，查清相关事实，而非简单不予采信。三是对于犯罪嫌疑人提出的检举立功线索，应当及时联系公安机关，督促其对相关事实予以查证。

（三）策略三：重视对合理怀疑的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