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建议审查报告

检察建议审查报告（共11篇）

检察建议审查报告 篇1

实习进入了第三周，我在不断的锻炼下，已经渐渐进入了朝九晚五的工作状态，郭姐交给我的各项工作我也逐步做的得心应手起来，而与此同时，我也逐渐接触到公诉科的实质性工作——提审犯罪嫌疑人及制作公诉案件审查报告和起诉书等卷宗内容。刚刚好辽宁省检察院下发了文件，要求更改公诉案件审查报告格式为新格式，郭姐就将制作模板的任务交给了我。检察院适用普通程序的公诉案件卷宗内容包括：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案件移送通知书、换押证（犯罪嫌疑人才有被羁押的才有），检察院的受理审查起诉登记表、审查起诉期限告知书、委托辩护人告知书、送达回执、传唤通知书（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或者提押证（犯罪嫌疑人被羁押）、讯问/提审犯罪嫌疑人提纲、讯问笔录、公诉案件审查报告、起诉书和起诉书拟稿、案件移送通知单（回执）、换押证（犯罪嫌疑人被羁押），法院的出庭通知书，检察院的讯问被告人提纲、举质证提纲、公诉意见书、答辩提纲、出庭笔录，法院的刑事判决书，检察院的对法院刑事判决裁定的审查意见。由此，公诉案件审查报告在案件卷宗中起着承接证据材料整合分析，启发量刑建议的作用。因此，对于这项任务，我感到十分忐忑与兴奋，忐忑的是，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怕自己做不好，兴奋的是自己能够在这次实习中更多地接触到公诉科的实质工作。

新的模板分为简化版与普通版，简化版适用于使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内容基本包括：收案时间、案件来源（如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分局）、移送案由（如故意伤害）、犯罪嫌疑人、强制措施（如逮捕羁押在大连市看守所）、侦查机关承办人及联系电话、大连市甘井子区检

察院承办人、承办人意见、犯罪嫌疑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基本情况、认定属于“依法快速办理轻微刑事案件”的理由、审查认定的事实与证据（各项证据要按照先主观证据再客观证据的方式列明）、需要说明的问题（如证据链条不吻合等情况）、承办人意见（对案件证据、定性、量刑情节的综合分析意见）。普通版则相比之下更加详细。

而在证据的取得过程中，经常存在犯罪嫌疑人翻供的情况，因此，考虑怎样在缺乏犯罪嫌人供述这样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整合证据并分析得出结论就成了一个难题，分析过后认为证据链条衔接紧密，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的，就可以提起公诉，在公诉案件审查报告后提出量刑建议书，并经由公诉科负责人（一般为科长）和检察长同意方可起诉；不起诉的，也同样需得到二者同意。

尽管我已经认真的制作了报告模板，但还是由于实践经验的不足存在一些叙述不甚准确的地方，如：双方签订赔偿协议书并赔偿了的，应表述为：“证实：犯罪嫌疑人XXX已赔付被害人XXX人民币6万元，被害人表示谅解。”尤其是“被害人表示谅解”必须要标注上，这会向法院表现出犯罪嫌疑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良好认罪态度，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从轻量刑。这是法律制度发展中法律情与理博弈的结果，体现了法律宽大的胸怀。

检察建议审查报告 篇2

2012年8月31日,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在决定中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 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新增了这一有别于抗诉的另一种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判决的监督方式。而在实际中, 再审检察建议早在制定之前就有实际的执行。高检院在《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中第八章中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进行了规定。此次民事诉讼法将其写入到法律中, 使得检察建议具有了法律的属性, 而不是单纯的行政规定。

因此, 在对检察建议之功能进行学理上分析之前, 我们应当对已经在实务中运用的检察建议和具体规定进行考察, 以期得出立法者对于检察建议的功能定位。而检察建议从开始的一般监督, 到综合治理方式, 到最高检明确为法律监督职能的补充方法, 检察建议的功能和目的也在不断改进。概括的说, 检察建议在实践活动中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检察建议的传统功能是预防犯罪和综合治理, 是在诉讼领域之外发挥作用;这一点在新修改的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进行了规定。另一方面, 检察建议发展至今, 其诉讼监督和规范司法行为的功能也得到了发展。[1]

因本文旨在讨论检查建议与抗诉程序不同的价值分析, 所以单从诉讼监督和规范司法的角度来看。最高检《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中第二十五条规定:对于审查终结的案件, 人民检察院应当分别情况作出决定: (三) 符合本规则第八章规定的检察建议条件且确有必要的, 向人民法院或者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2] 我们可以看出, 在最初的规定中, 检察建议主要用于不适宜或者不能抗诉的案件中, 具有作为抗诉补充方式的特征。而在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印发《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中进一步得到确认。在意见第七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事由的生效判决裁定以及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书, 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二、检察建议与抗诉的程序区别

根据第二百零八条的修正, 法律条文规定了检察建议的功能并明确了检察建议和抗诉的区别。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对于同级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 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意图引起同级法院对生效裁判文书和调解书的再审程序。通过本款修改, 地方检察机关借助此种检察建议机制获得了一种类似于抗诉的监督方式。区别在于检查监督并不具有明确开始再审的强制效力, 根据《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第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如果检察机关的检查意见不被认可, 而检察机关认为法院不予再审的决定不当, 可以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换言之, 检查监督成为了抗诉前的一种非必须前置程序。如果人民检察院认为法院不予再审的理由不当, 则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从检察院再审检察建议的功能来看, 其一方面具有对人民法院在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监督的功能, 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不能抗诉的情况, 如调解书采取检察建议方式履行检察院的监督职能。但是, 经过此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 笔者认为检察建议的功能发生了一些变化, 其至少是价值上与原有行政规章不同。具体而言, 检察建议不同于抗诉的地方, 其一是检察建议不能立刻引发对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再审, 而是通过法院回复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 检察院再行决定是否抗诉。但检察建议却可以加强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审判监督方面的合作配合, 能够促使人民法院发现错误、纠正错误;其二, 检察建议不同于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抗诉, 检察建议是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发出的监督建议, 不具有强制力。此次修改民事诉讼法, 通过设计并行的向上级人民检察院报请备案检察建议和提请抗诉, 有利于上下级人民检察机关及时沟通情况, 慎重决定是否抗诉。[3]

从程序设计上来看, 检察建议作为一个独立于抗诉的监督程序, 应当具有符合自身的独特规定, 具有司法程序的独立价值, 特别是在一些案件中, 检察建议相比于抗诉有着更为优越的功能。笔者即通过恶意诉讼这一程序问题进行一定的解读, 希望对未来检察建议之具体实施有一定建议作用。

三、检察建议具体在监督中的独立价值

针对检察建议和抗诉的区别, 由于恶意诉讼要求法院, 检察院能够仔细调查, 弄清案件事实, 以及不仅是诉讼双方, 而且有案外人的参与, 情况较为特殊与复杂, 因此我们采取检察院对待法院已判决的恶意诉讼为例, 对检察建议的作用进行具体分析。

(一) 检察建议在恶意诉讼中的独特作用

世界各国对于恶意诉讼的定义各不相同, 我国对恶意诉讼也存在着一定争议。因受制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 以及对于恶意诉讼难以进行法律认定, 我国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恶意诉讼, 而对恶意诉讼的处罚也处于立法阶段。因此, 对于受到恶意诉讼的当事人的救济需要法院对于诉讼进行详细考察, 以及通过再审环节来对恶意诉讼形成的判决进行改正。而随着新民事诉讼法对于再审期限的修改, 使得当事人申请再审期限缩短, 变相减少了检察院对于恶意诉讼的审查时间, 使得审查的效率要求相应提高。我们在这里以原告采取恶意诉讼方式使对方败诉, 案外人申请抗诉为例。该情形的典型案例有:刘某、郑某诉王某、邢某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检察建议案。[4] 第二个例子采用的是法院判决之后, 败诉方采取抗诉等方式, 滥用诉讼权利意图改变判决的情形。如陈某诉边某、马某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检察建议案。[5]

(二) 针对案外人的恶意诉讼

在情形一中, 王某, 邢某利用伪造的借贷证据, 逃避民事债务执行, 以使对刘某、郑某的还款减少。构成了伪造证据的恶意诉讼。人民检察院根据《新民事诉讼法》二百零八条的规定:地方检察院发现具有第二百条的规定时, 可以提出检察意见。因此, 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提出了检察建议, 并被法院采纳, 最终改判。这说明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建议对于一些法院没有审查到的恶意诉讼有着兜底保护的作用, 即经过当事人诉求法院再审失败后, 通过检察院的抗诉和检察建议, 人民法院可以重新对该案进行审查, 最大的保护恶意诉讼的受害人。对比检察院抗诉和检察建议两种方式, 我们能发现两种方式在应对案例一这种恶意诉讼的不同的程序价值。检察院在查明属于恶意诉讼之后, 如采取检察建议方式, 首先到达法院速度较快, 效率比申请抗诉高, 这节省一部分诉讼时间, 同时, 检察建议到达法院之后, 有利于法院迅速进行审理, 查明案件事实。而当事人的权利也可得到最大的保护。对于一些诉讼主体与审判人员勾结的情形, 检察建议则具有双重作用, 既能够使法院重新审理案件事实, 也能够了解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而抗诉则意味着检察院需要通过报告上级检察院, 并且不能够对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处理。而从实际上来看, 上级检察院往往由于再审案件过多, 导致审查效率降低, 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处理下级检察院的抗诉申请, 而此时受害人权利已经遭受一定程度的侵害。相比抗诉流程, 检察院的检察建议则有着较高的效率优势。

(三) 针对原告的恶意诉讼

当然, 在情形二中, 即当事人通过申请再审来达到修改判决结果的目的, 造成终审不终这样一种情况。在新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 这样通过再审甚至多次再审来达到改判的案例屡屡发生。当事人谋求法院进行审查监督, 或者向检察院申请抗诉来达到目的。而通过增设检察建议这一流程, 有助于减少该类案件的发生。对于一些民事案件, 检察员可以通过检察建议的方式, 向同级法院提出建议, 根据法院的回复来具体判断是否应当申请抗诉。而对比抗诉程序, 法院并没有进行解释说明的机会, 必须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再审审理, 对于一些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案件因可以暂停判决执行, 则会使胜诉方获取不到判决胜利的果实, 而且法院由于检察院的抗诉, 需投入更多司法资源,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司法资源浪费和审理判决的不公, 不符合诉讼及时, 以及效率原则。当事人进行恶意诉讼之后, 法院及时发现, 并判决驳回起诉。基于我国现有诉讼法, 对于恶意诉讼并没有明确的处罚措施, 导致当事人可以利用再审程序向检察院提出抗诉申请。而一旦检察院根据当事人申请进入抗诉程序, 则意味着对于恶意诉讼的纵容, 同时法院不得不进行再审程序。

(四) 针对群体性诉讼的特殊作用

这里我们以重庆市潼南某丝绸厂350名下岗职工申请立案监督检查建议案为例。[5] 在该案例中, 法院认为该350件案件系企业改制中的遗留问题, 依司法解释的规定应不予受理, 但一直未正式作出是否受理的书面决定。潼南县检察院认为, 本系列案件是普通的商业保险纠纷和企业改制无关, 并非企业改制中的问题, 法院应当受理, 且本案已经超过了法定的受理期限, 系程序违法, 随提出检察建议。我们可以看到, 在该检察建议中, 并不只是对于案件的抗诉流程的简化, 其中包含了对于立案督促, 纠正审判人员的司法错误的功能。而不仅仅是抗诉的作用。由于该案并没有进入审理环节, 也没有审判结果, 所以按照抗诉流程并不适合处理该情节。因此, 人民检察院采用了检察建议方式。积极促成法院立案, 解决了起诉难, 立案难的问题。

检察建议在这里便凸显了自身的程序价值, 其拥有较高的效率, 便于检察机关和法院交换信息, 有利于形成对于案件的统一理解。检察院通过检察建议, 提出对于法院判决的异议, 而法院通过恢复检察建议, 能够将判决的考量和实际情况予以说明, 减少了检察院进行的不当抗诉。避免了司法资源的浪费, 也减轻了再审法院的诉累, 使得当事人能够快速的获得抗诉审理结果也保护了应有权利人的权利获得。

四、结语

我们在根据一些具体实务操作情况如恶意诉讼的处理方面对比了抗诉和检察建议两者不同的程序价值和功能特性。检察建议在检察机关审理是否进行抗诉程序中, 可以作为了解法院对于案件判决的理由和具体审理情况的一种方式。法院通过回复检察院的检察建议, 可以降低不必要的抗诉风险, 有利于提高再审的审理效率和审理资源分配。同时, 面对不予立案这种情形, 检察机关的检察建议则拥有适用性, 而在新《民事诉讼法》中, 抗诉流程不适用不予立案的情况。在对比结论中, 检察建议比抗诉流程显然拥有着效率性, 快捷性, 以及具有沟通同级法院和检察院的功能, 适用范围更广。因此, 检察建议不是某些学者指出的单单是将检察建议认作为抗诉流程的前置程序, 或是同级抗诉程序。而正因为检察建议有着不同于抗诉的自身特性, 这也要求我们司法机关对于该检察监督行为作出明确性规定, 使得该程序能够与抗诉程序相得益彰, 成为检察院正确有效履行检查监督职责的程序。

参考文献

[1]姜伟, 杨隽.检察建议法制化的历史、显示和比较[J].政治与法律, 2010 (10) :30.

[2]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2001年9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九十七次会议讨论通过[Z].

[3]奚晓明, 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新制度讲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2.

[4]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例选第十七集[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2.

检察建议审查报告 篇3

关键词：电子证据；审查；程序

一、检察机关对电子证据的审查主体

1.形式审查主体

形式审查主体在检察机关应当是审查逮捕部门和公诉部门。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修正）》之规定由审查逮捕部门承担审查批准或者决定逮捕的检察职能；公诉部门承担着审查起诉的检察职能。两个阶段分别由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对刑事诉讼证据证明力进行审查。

2.实质审查主体

实质审查主体在检察机关是具备专业技术能力、承担专业技术工作的技术部门。电子数据由于其实质上为计算机转换成的一堆编码，审查电子证据必然涉及高科技性、专门性的技术问题，仅仅具备法律专业背景的办案人员对电子证据易形成事实上的“免检”。所以电子证据的技术性问题，可以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对涉及专门技术问题的证据材料需要进行审查的，可以送交检察技术人员审查。因此技术部门作为协助审查部门应当为合法审查主体之一。

3.专业审查主体

鉴于电子数据具有专业性、无形性、可变性、易灭失性等特点，可以与专业鉴定机构对接，对存在争议或疑问的电子证据，委托具备鉴定资质的机构或专家对电子数据进行鉴定，出具鉴定结论，以检验其真实性和完整性。

二、检察机关对电子证据的审查程序

检察机关在批捕和审查起诉两个阶段的审查均涉及对电子证据的审查。“虽然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具有各自的证据标准，两者在质的标准上是一致的，都要求证据‘确实’。”“确实”是指证据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标准即具有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刑事诉讼证据的采信及证明程度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检察机关对电子证据的审查亦应遵守此规则。审查判断电子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必须围绕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这三个原则来审查判断。

1.对电子证据客观性审查

电子证据具有无形性、高科技性和极强的可变性特征，对其审查首先要认定其保持着原始状态，只有其保持着原始的状态，客观真实，才能进一步判断该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其主要方法是：

（1）电子证据的生成。即要考虑作为证据的信息编码的整个形成过程，如生成信息编码的程序是否严格的按照常规程序录入，录入过程有没有被非法干扰、是否采用合法的录入方法。可以参考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电子商务示范法》对电子证据审查的原则性规定：对电子证据应审查其生成、储存、传输入、保存的可靠性和实际发送者的真实身份。即电子数据从生成到被固定再到被审查的整个过程，必须与原证据内容相符，保持电子数据的“本真”，没有任何的人为或自然的因素影响、破坏，这样的电子证据予以认定。

（2）电子证据的存储。电子证据的信息内容必然要存储于特定的介质之上，且需要特定的硬件环境与软件环境之中，存储环境是否安全、可靠会影响电子证据的客观性。审查电子证据的存储，首先要审查存储的硬件环境是否先进，软件是否安全。如在基于CA认证体系下的电子数据、有数字签名并通过其验证的信息可被认定为真实的。其次要审查数据的存储方式、方法是否合法、科学。第三要审查打印版的内容是否与存储于介质中的电子数据一致。

2.对电子证据合法性审查

（1）对收集电子证据的主体审查。在现代刑事诉讼中，除自诉案件以外，收集犯罪证据的适格主体有：代表国家的侦查机关及其侦查人员、经证人或被害人同意的被告人的辩护律师。除此之外向侦查机关提交证据的主体还包括：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具备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主体资格的行政机关、公证机关、具有鉴定资质并获得委托授权的鉴定机构、获得电子证据的受害人和专业数据服务商。必须审查核实电子证据的收集、提交主体的有关签名、盖章是否为上述主体。

（2）对电子证据的来源、取证程序进行审查。审查电子证据的最初来源是否客观真实，具有可变性的电子数据需要可靠的来源进行稳定性保障；审查电子证据的取证方式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和要求，包括电子证据的生成、传递、存储、显现等环节。具体审查电子证据从制作形成到被作为证据提交的每个程序和环节的合法性，证据材料的签名盖章是否为相应的取证人、制作人、持有人、见证人。

（3）对通过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电子证据进行审查。该类电子证据属于例外情形，在英美法系国家被称为“毒树之果”，因为其收集的程序不被法律认可，故英美法系国家否认其的证据资格。这类电子证据系通过运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取，所采用的措施包括截取网络邮件及其它视频、文字，秘密调取网络空间存储的数据资料，上网地点跟踪定位等侦查手段。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这类证据以证据资格，规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电子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对这类证据要注意审查其收集措施、期限是否按新《刑事诉讼法》第八节的规定符合上级侦查机关审批的权限、期限、范围，如出现收集方式“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无法补正和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予以排除。

3.对电子证据关联性审查

审查一个电子证据是否具有证据价值，就必须审查它是否与案件的某一事实有着某种联系、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相关性审查，应结合本案的其他书证、物证、证人证言来审查电子证据所反映的事实和行为同案件有无关联且无矛盾之处。对刑事电子证据的关联性审查在要求、内容和原则等方面和传统证据的审查无太大区别。但电子证据具有无形性、技术性因而具有普通人无法识别的可识别性。对电子证据的关联性审查除了需采用对比法、印证法和分析法等审查证据的常用方法还必需借助技术方法。审查电子证据的关联性应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1）相关性审查。判断电子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主要审查三个问题：一是是否能证明案件的某一个待证事实，二是是否能解决某个有争议的焦点问题，三是所解决的问题对案件是否具有实质性意义。

（2）证明力审查。证据的证明力决定于证据同待证事实的客观内在联系及联系的紧密程度。审查电子证据时，应审查该电子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联系的形式、内容。着重审查电子证据反映的事实与待证事实相吻合的范围，如完全相吻合，则证明力较大；如部分相吻合，则证明力相对较小；如果完全不重合，但与案件待证事实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能够为待证事实证明某种相关情况，则可认定其具有证明力，但证明力相对较小。

（3）证据链的完整性审查。“孤证不能定案”，证据的证明力不能仅靠该证据本身得到证明，而是必须通（下转60页）（上接57页）过对证据本身的情况、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情况进行全面的衡量，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电子证据与案件事实有无关联性，还应当结合案件的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证据进行审查。必须排除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之间的矛盾，相互吻合，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且据以得出的结论具有唯一性。如出现自相矛盾、内容前后不一致或不符合情理等差异点，应要求侦查机关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如“分析电子证据反映的内容与其他书证、物证、现场勘验、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证人证言等是否协调一致，与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结果等有无联系和矛盾，从而判断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力。”

参考文献：

[1]郎胜，王尚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释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

[2]周晓燕.电子证据检察实务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1）

[3]白雪梅，孙占利.电子证据中的法律问题[J].计算机世界，1998，（34）

[4]何家弘.证据的采用标准[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3）

[5]陈乃保.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证据标准的确定[J].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5）

检察建议审查报告 篇4

我校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结合学校的特点，主要从法制教育，财务制度，饭堂管理三个方面具体落实，有效地防范职务犯罪，抵制商务贿赂，促进廉政建设。

一． 加强教育，增强自律意识和守法的观念。

一是行政管理人员及财务管理人员每学期最少集中三次（期初﹑期中﹑期末）进行法制教育，廉政教育，纪律教育，职业道德教育。通过列举身边的案例，使他们触动心灵，警钟长鸣。二是要求加强自学有关的法律法纪。

三是每周对全体教师进行纪律教育，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二． 完善制度，加强财务监管，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的发生。

（一）在学校饭堂管理方面，建立了完善的阳光采购制度和校务公开制度，真正做到公平公﹑公正﹑公开透明。

１.食堂食品“阳光采购”’。学校成立了以学校领导及教师代表组成的议价小组。在每学年结束前，通过宣传发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质量安全，证照齐全和有意向的老板参加报名。然后由议价小组实地考察，集中议价，选择质优价廉信誉好的商家作为定点采购，并签订供货合同，同时加强对合同管理。学校食堂的食品必须通过供货商采购，并且每日在食堂餐厅显眼的位置公布当天采购食品的供货商姓名，地址，电话，货物的价格，数量，接受师生的监督。

２.民主管理。由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家长代表组成饭堂管理小组。该小组负责饭堂每天食品的出仓，入库验收，并及时统计，公示。

（二）认真完善相关的财务制度，严格资金的收支管理，审批，使用程序，规范收支入账凭据，防止虚报。重报，冒领以及挪用等情况的发生。１.实行民主理财。学校财务管理坚持民主理财的原则，成立以教职工代表为主，有关领导参加的民主管理小组。成员由教职工选举产生，并由学校委派。民主管理小组有权有责监督财务的实施情况，资金的使用情况，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编制情况进行检查，有权检查现金。存款，固定资产和会计账目。民主管理小组参与学校重大开支讨论和决定。２.规范收费管理。凡是政策允许的收费项目及代收代支项目，学校做到应收尽收，并且收入全部纳入学校账目统一管理，各班各处室等财务管理部门不得存放现金，学校会计要及时要把收到的资金存入财政账户。坚决杜绝公款私存，私设小金库，严禁挤占挪用贪污学校资金。３.规范单据实行联签制，学校对预算内外资金做到事前有计划，量入而出，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审批一支笔。每一张原始单据至少有“四人”（经办人﹑分管领导﹑后勤副校长﹑校长）签字后方可报销。属有形资产类支出还要经实物保管员验收签字。

４.加强财务审计。定期审计学校财务，由学校民主管理小组每月进行定期审计，做到查漏补缺，纠正错误。每次审计结束后要及时写出书面报告，向学校汇报情况，并将审计情况上墙公布，接受教师监督。

５.专项审计。根据教职工反映的问题，由民主管理小组对有关项目和有关人员进行专项审计，及时澄清事实，妥善解决问题。

检察建议审查报告 篇5

2月19日下午，我院邀请安徽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侦监科二处处长鲁建武为全体干警作《刑事证据审查判断和运用》专题报告。

在讲座上，鲁建武处长以“赵作海错案”为案例，从刑事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刑事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刑事证据的审查判断问题、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五个方面对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证据的审查与应用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条理清晰的讲解。讲座中，鲁处长特别将正当的侦查策略与违法取证的界限进行了区分，令人印象深刻。

鲁处长的整场讲座结合实际，举例生动，重点突出，对我院全体干警们掌握、执行新刑事诉讼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检察建议书 篇6

检察建议书

检建【】号

一、发往单位

写明主送单位的全称。

二、问题的来源或提出建议的起因

写明本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该单位在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漏洞以及需要提出有关建议的问题。

三、提出建议所依据的事实

此部分为提出检察建议所依据的事实。对事实的叙述要求讲求客观、准确、概括性强，要归纳成几条反映问题实质的事实要件，然后加以叙述。

四、提出建议

建议书引用依据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检察机关提出建议的行为所依据的有关规定；另一种是该单位存在的问题不符合哪项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制度的规定。

建议内容应当具体明确、切实可行。要与以上列举的事实紧密联系。

五、要求事项

即为实现建议内容或督促建议落实而向受文单位提出的具体要求。可包括： 1．研究解决或督促整改；

2.回复落实情况，可提出具体时间要求。

检察建议审查报告 篇7

一、基层检察院审查逮捕案件中存在的问题

(一) 案件受理把关不严, 不符合管辖规定、证据材料不齐全的案件进入审查逮捕环节

根据《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 (2010年版) 》的规定, 侦查监督部门在收到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后, 应当指定专人进行审查, 发现案卷材料和证据不齐全的, 应当及时要求补充有关材料, 对于不符合管辖规定的案件, 应当建议侦查机关向有管辖权的机关移送。但由于基层检察院办案压力大, 无法腾出专人进行审查, 且部分办案人员存在麻痹思想, 认为公安移送过来的案件不会不符合管辖规定, 即使材料不齐也可以事后叫公安补齐, 受理案件时往往看都不看一律全收, 在承办人审查案件时才发现案件不属于其管辖, 或者出现案卷材料和证据不齐全的问题。此时案件已经受理, 再要求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或要求其补充材料, 工作都会变得十分被动, 甚至出现推诿现象, 如果公安机关不肯撤回案件或因为客观原因未能补齐相关材料, 办理这类有瑕疵的案件必将影响审查逮捕案件质量。

(二) 思想观念滞后, 未能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准确把握逮捕必要性条件

基层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往往疲于办案, 对于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缺乏系统学习、掌握, 因而未能全面理解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该宽则宽, 该严则严”的内涵, 而是一律从严地贯彻该刑事司法政策。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不捕直诉案件缺乏有效的监管教育机制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 检察机关为了避免犯罪嫌疑人脱逃或再犯新罪的情况出现, 保障犯罪嫌疑人准时到案, 降低诉讼风险, 在没有绝对保障的情况下, 只能作出批准逮捕决定, 将一些情节较轻的轻伤案件、盗窃案件等无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予以逮捕。尤其是一些无固定职业、无固定住所的盗窃案犯罪嫌疑人, 为确保审查起诉时犯罪嫌疑人能够准时到案, 侦查监督部门基本上都是“构罪即捕”, 而不去考虑是否可能判处徒刑。此外, 在一些交通肇事案件、邻里轻伤害案件中, 由于未能完成调解, 受害人一方未能及时得到赔偿, 而逮捕的强制措施在实践中确实会产生促进犯罪嫌疑人积极赔偿的社会效果, 导致执行逮捕强制措施成为了促成刑事和解的一种手段, 忽略了逮捕的刑罚条件和必要性条件。

(三) 机制不健全, 捕后跟踪监督不到位, 捕、诉部门缺乏沟通

一是在附条件逮捕案件中, 侦查监督部门忽视了捕后对案件的跟踪监督。一些虽然案件符合批捕条件但证据还不够充实, 需要继续侦查取证充实相关证据后才能移送审查起诉。但因对这些案件跟踪监督不到位, 公安机关没有继续侦查取证就移送审查起诉, 此时即使退查也因错过了最佳取证时机, 最后只能因证据不足而不起诉。二是侦查监督部门与公诉部门缺乏有效的沟通、衔接, 对捕后案件的起诉、判决情况跟踪、监督不够, 没有很好地利用捕后案件反馈机制检查审查逮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以进一步提高逮捕条件把握标准。

(四) 公安机关提请逮捕案件本身存在的问题

一是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比较淡薄, 存在三方面的不良偏向, 即偏向于破案而不注重证据的收集, 偏向于口供等言辞证据的突破而忽视对实物证据的固定, 偏向于定罪证据的收集而忽略量刑证据的采集。二是侦查人员对取证工作缺乏内在动力, 对及时、全面收集与固定证据缺乏主动性, 等到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时往往因错过了最佳的取证时机导致部分关键证据灭失而无法收集, 影响案件的质量。三是公安机关存在“重打击、轻保护”的办案观念, 不能很好地把握提请逮捕的必要性条件。对于一些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案件, 公安机关为了最大化追求逮捕指标, 亦进行提请逮捕。

二、提高审查逮捕案件质量的对策建议

(一) 增强责任意识落实责任制, 着力把好案件受理关

侦查监督部门在受理案件时要严格按照《检察机关执法工作基本规范》的要求, 指定专人负责案件受理时的审查把关。首先, 既要对案卷材料进行审查, 也要审查基本的证据是否齐全, 发现案卷材料和证据不齐全的, 应当及时要求补充有关材料。其次, 要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 审查案件是否属于本院管辖, 对于管辖不明确或管辖有争议的案件, 可暂不予受理, 经请示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后再决定是否受理该案。要严格落实责任制, 将案件受理审查工作纳入审查逮捕案件质量考评体系, 接受年度绩效考评。

(二) 更新观念、强化逮捕说理, 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准确把握逮捕条件

一是要加强承办人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学习、理解, 树立正确的办案理念。要以“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实践教育活动为契机, 加强检察干警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学习, 树立“打击与保护并重, 配合与监督相辅”的办案理念, 对主观恶性不深、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嫌疑人, 要充分考虑帮教条件和逮捕必要性条件, 慎用逮捕措施。二是要建立逮捕说理制度, 增强案件承办人对逮捕必要性条件的把握。通过建立逮捕说理制度, 承办人提出逮捕意见的, 应当结合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及该案的量刑证据等方面, 对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必要性作出简明扼要的说明。对于拟不批准逮捕的案件, 在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时, 应当从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动机、刑事责任能力等方面, 详细说明不予逮捕的理由, 既能让公安机关更好地掌握提请逮捕的必要性条件, 避免今后类似案件再度提请逮捕而又因无逮捕必要被退回, 承办人在说理文书的撰写过程中也潜移默化地提高了逮捕必要性标准的把握。

(三) 健全机制, 加强对捕后案件的跟踪监督、建立捕诉衔接机制

一是加强对附条件逮捕案件的侦查引导工作, 切实履行侦查监督职能。对于现有证据不充分, 认为案件进一步侦查能够收集到起诉所必需的证据, 根据案情需要而做出批捕决定的附条件逮捕案件, 侦查监督部门要写出详细的侦查提纲, 要求侦查机关限时取证, 并密切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 及时掌握补证情况。如果确实难以收集到起诉所必须得证据的, 要及时要求公安机关变更强制措施。二是要建立捕诉衔接机制, 加强侦查监督部门与审查起诉部门间的沟通。具体而言, 可以根据办案需要, 建立经常性的主办、主诉检察官工作联系制度, 互通案件进展情况, 共同分析案情。对于一些重大、疑难案件或专案, 可建立逐案通报、跟踪制度, 侦查监督部门对这类案件作出逮捕决定之前, 要主动与公诉部门取得联系, 听取他们对案件意见, 对有无逮捕必要的分析, 必要时可以邀请公诉部门派人参加案件的讨论, 直接听取意见, 以保证检察机关在引导侦查工作思路上的一致性, 树立全局观念和整体意识, 保证办案质量。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该类案件时, 要及时将拟变更犯罪嫌疑人强制措施、审查起诉中发现的问题等情况反馈给侦查监督部门, 以便其及时了解案件情况, 总结不足, 为以后审查逮捕工作积累经验。

(四) 强化检察引导侦查工作, 从源头上提高提请逮捕案件质量

一是在办理疑难案件中建立同步审查机制, 严格把关案件。在办理一些涉及罪与非罪或供证矛盾突出的疑难案件中, 侦查机关报捕之前可与检察机关批捕部门进行沟通, 共同“会诊”, 侦查监督部门在承办一些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的案件时, 审查批捕与公安补充侦查收集证据可同步进行, 充分利用审查批捕的七天时间, 主动与公安机关联系, 通报情况, 交流看法, 并及时开出补充侦查提纲, 通知公安机关在审查期间补齐证据, 以达到批捕条件, 以增强快捕快诉的效果。二是进一步健全公检之间经常性的联系机制, 定期互通情况。侦查监督部门要主动与公安机关搞好联系和沟通, 应当根据实际情况, 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 通报工作情况, 统一认识。对于轻伤案件, 案情单一、社会危害不严重的案件, 尽量减少刑事拘留强制措施, 进行非羁押化侦查。对于犯罪情节轻微, 无逮捕必要的可能判处轻刑的案件, 可建议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改变强制措施, 直接移送起诉, 尽量减少进入逮捕程序。三是定期交流办案经验, 提高办案质量。侦查监督部门与刑侦部门要多交流办案经验, 在把握案件的证据标准、逮捕标准方面互相交流经验共同研究分析解决办案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缩小分歧, 逐步达成共识, 必要时可由公检形成会议纪要以指导工作, 这有利于保持同类案件处理的统一性、公平性。

摘要：逮捕权作为一种强制措施, 其功能不仅在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逮捕权能否正当行使, 还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能否得到有效保障。文章从加强案件审查把关和监督、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强化侦查引导等方面就基层检察院如何提高审查逮捕案件质量提出建议。

检察建议书 篇8

孝感市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余祖光出席比赛活动，活动由该市检-察-院监所检察处处长张勇主持。

在规定的一小时比赛时间里，来自全市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的8名参赛选手，根据比赛给定的案例，从发往单位、问题的来源或提出问题的起因、提出建议的依据和建议的内容以及要求事项等五个方面，时而冥思苦想，时而奋笔疾书，按照比赛关于文书行文规范、观点鲜明、逻辑严密、分析透彻的要求，较圆满地完成了比赛要求的法律文书撰写任务。

比赛结束后，孝感市院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将组成“优秀法律文书评审小组”对此次比赛作品进行打分、评析，最后确定优秀法律文书作品予以表彰。

据介绍，全市监所检察部门组织开展驻所检察优秀”三书“(《检察建议书》、《纠正违法通知书》、《驻所检察日志》)评选活动，目的在于落实盛市检-察-院关于切实加强队伍能力素质建设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全市驻所检察干警的法律文书写作质量。

此评选活动自5月15日开展至今，已持续两月。

7日16日上午，孝感市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驻所检察《检察建议书》法律文书现场撰写比赛在孝感市检-察-院17楼会议室举行。

孝感市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余祖光出席比赛活动，活动由该市检-察-院监所检察处处长张勇主持。

在规定的一小时比赛时间里，来自全市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的8名参赛选手，根据比赛给定的案例，从发往单位、问题的来源或提出问题的起因、提出建议的依据和建议的内容以及要求事项等五个方面，时而冥思苦想，时而奋笔疾书，按照比赛关于文书行文规范、观点鲜明、逻辑严密、分析透彻的要求，较圆满地完成了比赛要求的法律文书撰写任务。

比赛结束后，孝感市院领导、相关部门负责人将组成“优秀法律文书评审小组”对此次比赛作品进行打分、评析，最后确定优秀法律文书作品予以表彰。

据介绍，全市监所检察部门组织开展驻所检察优秀”三书"(《检察建议书》、《纠正违法通知书》、《驻所检察日志》)评选活动，目的在于落实盛市检-察-院关于切实加强队伍能力素质建设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全市驻所检察干警的法律文书写作质量。

检察官法修改建议 篇9

倪慧芳直言,目前我国司法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给司法公正带来了不利影响:一是崇尚法治、树立法律权威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二是维护司法公正的体制、机制改革还不到位;三是基层司法人员的总体素质有待提高。此外,由于司法职业保障机制不健全,目前基层司法人才流失严重,对司法机关的正常运行以及司法公正、高效与权威产生了严重影响。

倪慧芳提出,应树立司法为民理念,奠定司法公正的思想基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依法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着力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和司法人员的法律素养,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维护公平正义的良好氛围。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改进司法工作作风,妥善审理各类事关民生案件。加强司法便民利民工作,在立案、审判、执行各个环节采取措施,为群众诉讼提供便利,最大限度减轻群众的诉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夯实司法公正的制度基础。加大对司法体制改革协同性的研究和推进,修改完善法检两院组织法和法官法、检察官法,使之与法检两院人财物“省级统管”改革措施配套,探索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确保司法权“去地方化”改革目标的实现。在司法责任制改革中,按照司法程序公正原则,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明确独任法官、合议庭、审委会的权责界限;加大对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强化法官、检察官、律师的相互监督制约,确保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强化司法公正的人才基础。司法能力建设是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础是高素质司法人才队伍建设。应进一步推进司法官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严格规范司法官准入门槛,完善司法官选任条件和程序,确保政治素质高、职业操守好、业务能力强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官队伍。采取可行措施,为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提供行之有效的职业保障。探索从法学教师、专家学者和律师中选任法官、检察官,进一步扩大司法官来源的渠道;探索延长优秀司法官退休年龄并逐步提高司法官职业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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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建议审查报告 篇10

坚持“三结合”

准确把握“有无逮捕必要”条件

结合社会危险性的大小和程度来判断有无逮捕必要。在审查逮捕环节既考虑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的危险性, 又考虑其人身危险性, 综合予以判断。如今年8月, 该院在审查逮捕李某盗窃一案时, 发现该案犯罪嫌疑人盗窃金额虽未达到盗窃的犯罪数额, 但因其多次、入室盗窃, 明显系惯犯, 应从严处理。该院经研究认为其社会危害性较大, 有逮捕必要, 遂依法作出了批准逮捕的决定。

结合一个时期的社会治安状况来把握有无逮捕必要的尺度。宽严相济的核心是当宽则宽、当严则严, 宽严互补, 宽严有度。如2013年春节期间, 社旗县打架闹事现象比较突出, 社会治安形势较为严峻, 该院利用逮捕制度的打击功能, 及时批准逮捕了3起涉嫌寻衅滋事犯罪和4起涉嫌故意伤害犯罪但拒不认罪赔偿的案件, 有效震慑了犯罪。而对交通肇事、轻伤害等轻罪案件, 该院则更多地考虑犯罪嫌疑人人身权利的保护, 准确把握“有无逮捕必要”的尺度。

结合案件的后续走向来分析有无逮捕必要。当逮捕的利大于弊的时候就批准逮捕。当逮捕弊大于利时, 则从维护社会稳定、解决问题、缓和矛盾的角度来考虑有无逮捕必要, 决定不批准逮捕。2011年以来, 该院共审查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500余人, 对其中情节较轻, 认罪态度好, 初犯、偶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 根据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决定以无逮捕必要不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70余名。

坚持“四区别”认真审查案件性质

正确把握宽严尺度

区别犯罪轻重。严重犯罪从严惩治, 轻微犯罪从宽处理。该院把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作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首要环节来抓, 突出打击重点, 全力维护社会稳定。重点打击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黑社会组织、带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 地方恶势力犯罪和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两抢一盗”等多发性犯罪。仅今年1-10月, 该院就批准逮捕涉嫌故意杀人、伤害、抢劫、强奸、非法买卖、持有枪支、私藏枪支弹药、贩卖毒品等严重刑事犯罪的犯罪嫌疑人41人, 而对于轻微刑事犯罪, 则坚持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的原则, 依法不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18人。

区别犯罪主观恶意程度。危害人民群众利益和危害社会稳定的犯罪从严, 社会影响不大的相对从宽;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犯罪从严, 一般刑事犯罪相对从宽;暴力犯罪相对从严, 民转刑犯罪相对从宽。本着这一原则, 该院2011年以来共妥善处理了多起邻里纠纷引发的伤害案件。例如2013年1月办理的胡某故意伤害案, 办案人员认真审阅案件材料后, 发现该案是由邻里之间的宅基地纠纷引发, 且双方也都有调解的意愿, 只是因情绪激动暂时都“拉不下来脸”。办案人员从“法、理、情”三方面, 耐心讲法说理, 帮助当事人分析利害得失, 使双方冷静下来予以反思, 中间人又乘热打铁, 双方通过协商, 很快达成了和解。该院遂以“无逮捕必要”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胡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该案的成功办理, 有效地化解了由此而可能引发的矛盾, 达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区别犯罪的组织形式。集团犯罪、聚众犯罪、共同犯罪从严, 单个犯罪相对从宽。如该院在依法从重从快批准逮捕以古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13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的同时, 对另外6名从犯因情节较轻, 则做出无逮捕必要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区别犯罪后的表现。罪后态度和行为体现嫌疑人的主观恶性和悔罪程度。对于认罪、悔罪, 积极赔偿损失、真诚悔过自新的犯罪嫌疑人, 无论涉嫌轻罪还是重罪, 依法均可从轻处理, 否则, 即使是轻微犯罪, 也不能从宽。如刘某等四人抢劫案, 犯罪嫌疑人刘某伙同他人抢劫他人钱财, 已经构成抢劫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 但因其作案时尚不满16周岁, 又系在校学生, 平素在学校表现较好, 无犯罪前科, 其父母已出具监护保证书, 且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情节较轻、认罪悔罪, 该院以无逮捕必要决定不批准逮捕刘某。

坚持“三见面”、“两到位”

讲究执法效果

在审查过程中坚持“三见面”, 着力化解双方矛盾。一是坚持与犯罪嫌疑人见面。在提审复核时了解犯罪嫌疑人个人情况、家庭情况、查明其犯罪动机、主观恶性、犯罪目的, 并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促其认罪悔过。二是坚持与犯罪嫌疑人亲属见面。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家庭、生活、学习、社会活动情况及是否有管教、帮教的条件, 并宣讲执行从宽政策需要具备的条件, 促使亲属认清自己也应担负的责任。三是坚持与被害人见面。了解被害人的思想, 宣讲法律政策, 听取被害人对执行宽和严的看法, 以期尽早化解不捕后带来不必要的矛盾, 从而真正实现执行宽严相济中“宽”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如办理的王某寻衅滋事案, 犯罪嫌疑人王某寻衅滋事造成被害人张某面部多处软组织擦伤, 上唇部肿胀。该院受案后, 承办检察官在提审犯罪嫌疑人王某时, 发现其在被拘留前已与被害人达成赔偿协议并取得谅解, 遂找到犯罪嫌疑人家属和被害人取证, 并征求被害人家属的意见, 还调取了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家属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和收款收据等证据。最终对犯罪嫌疑人王某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赢得和解。

李宇-民事检察建议之我见 篇11

2012年8月31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决定，共计三十六条，其中新《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第二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二百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由此，我国法律正式确定了检察院提起检察建议的权利，这项法律规定改变了以往单一的抗诉模式，形成了抗诉、提起检察建议的多重民事检察监督方式。民事检察建议的立法规定，不仅对学界长期关于民事检察监督的正当性和存在的必要性等问题进行了肯定性的回应，也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民事检察监督制度。

一、关于民事检察建议

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民事检察建议通常包括再审检察建议和针对民事诉讼活动中不属于再审情形的违法行为提出的检察建议，以及针对机关、单位中机制不健全的制度漏洞提出整改意见的检察建议三种类型。而新《民事诉讼法》确定的民事检察建议仅包括前两种。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诉讼监督规则》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不仅包括民事再审抗诉，还包括对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违法行为和执行行为的提起检察建议进行监督。

新《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使得民事检察建议成为检察机关法定的监督方式，对于民事检察制度的发展历程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我认为民事检察建议相较于抗诉而言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是同级监督，根据我国民诉法的规定，抗诉只能是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进行抗诉，但是检察建议却是同级检察院针对同级法院的民事诉讼活动进行的法律监督，监督主体与被监督对象属于同级关系，这样缓解了民事检察的“倒三角”结构矛盾，大大缩短了诉讼周期，提高了民事检察监督的效率。二是协商监督。在提出民事检察建议的场合，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具有相对平等的地位，民事检察建议也具有高度的协商性，这种缓和性的监督方式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削弱检察监督的对抗程度，使人民法院更容易接受，进而有利于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构建良好的工作关系。三是全面监督。根据《民事诉讼法》及《监督规则》的规定，民事检察建议的监督客体由实体向程序拓展，监督方式由一元到多元延伸，监督时点由事后提前至事前、事中，监督类型由个案至类案发展，民事检察建议已经使得民事检察监督成为对民事诉讼全过程的监督，民事检察建议也具有了抗诉所无法比拟的监督优势。

二、民事检察建议存在的问题

民事检察建议虽已由法律直接进行规定，但是由于长期法律依据不足和具体操作规范的缺失，导致民事检察建议在司法实践中的发展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因此其使用并未收获到了预期的法律效果。具体问题如下：

（一）对于检察建议性质定位不准

相较于检察院提起再审抗诉，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兼有“刚柔兼济”的特征，虽然在民诉法中有明确的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和检察院没有正确理解民事诉讼法的立法旨意，存在一些不适当甚至错误的理念。司法实践中，一些检察院认为检察建议相对于抗诉而言系属于柔性监督方式，没有抗诉必然启动再审程序的刚性效力，因此不愿适用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一些法院也认为检察建议是柔性监督，对法院没有法律规定的强制性效力，甚至忽略检察建议的相关内容。

就我看来，民事检察建议虽然具有协商的性质，但这并不妨碍其所具有的刚性监督属性。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决定了其向人民法院提出的民事检察建议具有法律监督的公权力性质，人民法院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启动相应的审查程序，并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予以回复，否则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二）对于检察建议的立法缺失

修改后的 《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零八条确立了检察建议这一法定监督方式，并在第二百零八条和第二百零九条规定了检察建议的具体适用情形。同时在《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对民事检察建议适用的条件、程序、效力等作出了具体规定，但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仍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无法满足民事检察建议规范化和制度化的需要。一是民事执行监督检察建议的规定过于原则。《监督规则》虽然将民事执行活动监督作为一章规定，但对于民事执行监督的唯一方式即检察建议的监督范围、监督条件、监督效果等均缺乏明确的规定。二是民事检察建议的跟进监督措施缺乏明确规定。《监督规则》 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在人民法院对检察建议未在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处理并书面回复的以及人民法院对检察建议的处理结果错误的两种情形下，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请抗诉或者跟进监督。但《监督规则》没有明确跟进监督的方式、程序、效力等，这也使得所谓的跟进监督面临立法空洞化的尴尬境地。

（三）检察建议本身存在的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是检察建议得不到重视的最主要原因，主要表现为：有的检察建议对问题的把握不够准确、叙述过于简单、分析不够透彻、缺乏说服力、针对性不强；有的过于注重表明问题，缺乏原因和措施的概括分析； 有的未说明建议的法律依据，理由阐述不充分；有的虽然能够找准问题，说理也比较透彻，但整改措施套话较多，没有实质性内容等。与此同时，法律对于检察建议的文书形式等也未进行规定，严重影响了检查建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对民事检察建议的完善建议

（一）解决相应的立法冲突问题

修改后的 《民事诉讼法》 受立法技术的限制，对于民事检察建议只是进行简单的规定，具体的实施细则主要是“两高”的司法解释中运行，但是目前“两高” 关于民事检察建议的一些重大问题，例如民事检察建议的监督属性、监督程序、监督保障、监督效力等方面仍然存在分歧，这些争议在 《民事诉讼法》 修改时显得尤为明显并一直困扰着民事检察建议工作的发展。因此，“两高”应对上述民事检察建议的重大问题进行充分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并通过立法予以确认。与此同时，由于民事检察建议工作关涉检、法两院，“两高”单独颁布和修改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必将对另一机关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建议“两高”建立联合颁布和修改司法解释机制，尽量减少和避免因检、法两院对司法解释理解不同而影响民事检察建议工作的开展。

（二）前置程序的规定

1、将检察建议设定为抗诉的前置程序

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除《监督规则》第八十四条和第八十五条规定的情形外，再审检察建议与抗诉的条件完全一致。这样就很容易使得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更倾向于选择抗诉作为监督手段，但是检察建议拥有自身独特的优势，因此为了充分发挥民事检察建议的作用，解决当前民事检察建议制度运行不畅的问题，应将民事检察建议作为民事检察监督的前置程序，即凡是存在可以提出民事检察建议的案件，均应当先提出检察建议，人民法院拒不接受检察建议、在规定的期限内不予回复或者对检察建议的回复存在错误的，再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或者采取其他跟进监督措施。

2、取消当事人申请检察院提起检察建议的前置程序 我国民诉法规定，当事人申请检察机关提出再审检察建议需以向法院申请再审为前置程序。我认为法院驳回再审申请作为当事人申请再审检察建议的前置性条件，存在以下弊端：从司法实践看，前置程序的规定，导致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诉讼权利沦为义务，无异于三审终审，加重当事人诉累，错误裁判进入执行程序而检察机关不能介入监督，不利于及时纠错和当事人权益保护，另外，大量申请再审案件涌入中、高级法院，加重法院负担，且法检先后各审查一遍，浪费司法资源。

因此，建议法律取消前置程序的设定，向检察机关申请再审检察建议与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同为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可以选择的救济方式。

（三）明确民事检察建议跟进监督措施

跟进监督措施是民事检察建议切实发挥作用的最后保障，人民检察院应当完善民事检察建议的跟进监督措施，确保民事检察建议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第一是强化对人的监督作用。民事检察建议改变了抗诉对事监督的模式，将民事检察监督的对象拓展至对人的监督。人民检察院应当充分发挥民事检察建议的这一制度作用，对民事检察建议拒不回复、逾期回复或者回复存在错误情形的，可以提出更换办案人的检察建议和违法行为监督的检察建议。第二是完善跟进监督程序。对违法行为监督检察建议和民事执行监督检察建议，人民法院拒不回复、逾期回复或者回复错误的，除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之外，还应赋予检察机关有权提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的权力，如此检察机关可以根据监督的需要选择适当的跟进监督措施。

（四）规范民事检察建议的运行程序

检察建议内容要素的严格性必然要求检察建议制作的规范化。民事检察建议法律效果的实现，需要相应的法律程序进行保障。针对民事检察建议运行程序存在的问题，建议重点完善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规范民事检察建议的法律文书。《监督规则》 虽然规定民事诉讼监督法律文书的格式另行制定，但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尚没有制定关于民事检察建议的统一法律文书，因此建议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尽早出台关于民事检察建议的各类法律文书的规定，进而规范民事检察建议法律文书的名称、格式及主要内容。二是明确民事检察建议的接收对象。修改后的 《民事诉讼法》 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再审检察建议申请，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决定。如果人民法院接收民事检察建议的部门不确定，不仅人民法院相关部门容易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也使得民事检察建议的监督效率优势不复存在。因此，人民法院应当通过司法解释或者规范性文件明确民事检察建议的接收部门。由于民事检察建议最终通过检察机关的案件管理部门提出，根据提出与接收法律文书机关性质与级别相适应的原则，建议人民法院对民事检察建议的接收部门为人民法院的立案庭等。

参考文献：

1、何明田，魏茂华，芝春燕 《完善检察建议制发的对策分析》

2、彭志刚，于伟香 《民事再审检察建议制度研究》

3、汤维建《申请再审不宜成为申请抗诉的前置程序 》

4、王晓，任文松 《民事检察建议的问题分析与完善路径—以民事检察建议制度的完善与规范为视角》

5、吴昊天 《论民事检察建议》

李宇

法制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