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精神分裂症

什么是精神分裂症（精选7篇）

什么是精神分裂症 篇1

2.什么是科学精神？什么是人文精神？结合中国目前的现状阐述应该如何理解和处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

答：科学精神是按照严格的科学研究行为模式建立起来的人的内在心理素质的总和，指的是以物（外在对象）为尺度、追求真实、探索规律的心理特征。包括有六个方面的基本内涵：探索求知的理性精神、试验验证的求实精神、批判创新的进取精神、互助协作的合作精神、自主竞争的宽容精神和敬业牺牲的献身精神。

人文精神，即是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由人类优秀文化积淀、凝聚和孕育而成的精神。它主张以人为主体，强调人的价值尊严，重视对人类处境的无限关怀。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的两种产物或结晶，在人们认识世界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它们就是我们观察世界的一双眼睛。科学之眼与人文之眼都有自己的内在构造，正是这种内在构造的不同，形成了它们视野中世界图景的差别，以及科学方法科学观念与人文方法人文观念的差异。如果说，观念引导方法，方法引导观察，观察建构起我们视野中的世界图景，那么精神则是统率这一切的灵魂，是比观念更为隐而不见但又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认知活动的东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就是贯穿在科学探究和人文研究过程中的精神实质，是展现科学和人文认识活动内在意义的东西。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追求真善美等崇高价值理想的角度有重大差别，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关注也明显不同。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有其各自内在的局限，其中任一单独方面都不可能完成构建完整的人类科学世界及人自身的使命。只有两种精神相融合，对世界的把握才能更全面，实践活动才能更自觉。

在新的世纪，对于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而言，既充满了机遇，又面临着挑战。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融合，不是指两者合二为一，不是要用一种精神去消解或统帅另一种精神，而是指人类在认识、协调和变革自然的科学技术活动中，或者是在探索人世、处理人世的人文社会活动中，都能够受到两种精神的指引而实现科学技术同人文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当前的形势下，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1、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2、改革和完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3、改革现有不合理的学科设置和教育方式，加大人文学科的资金投入，倡导人的均衡发展。

什么是精神分裂症 篇2

中国亚运会的金牌数一路飘红, 我们是该大力赞颂, 还是冷静思考呢?

初看新华社这篇署名的文章确实有让人心里一惊之感, 作为国内最具权威的通讯社, 如何能在如此大型的体育盛会举办之时抛出一番与时下喜庆的气氛不相适宜的悖论呢?难道就不怕得罪举办方或者是体育人士吗?况且, 在国人已经满足于金牌越多越光荣的年代, 建议今后派遣业余选手参加亚运会是不是也会引发民众的不满呢?体育官员的回应首先应验了笔者的第一个猜想, 网上民众的反应却没有一边倒, 而是褒贬不一。

以笔者看来, 新华社记者的文章不但没有像殷宝林所说“要炮制一些高论”的想法, 反而是要做出这样一篇与时下气氛“不相适宜”的言论, 着实需要一定的勇气。

一家独大看似可以独领风骚, 但会导致亚洲体育失衡, 使其他参与者感到成为陪衬。举个通俗的例子:本来是请大家做客的, 结果, 鱼翅和熊掌都让主人抢吃了, 剩点汤汤水水的给人家分, 咱好意思吗?生物界和自然界法则告诉我们:只有共存才能共荣。让一个“巨人”和一群“常人”按照相同规则玩角力游戏, 场面未必有趣。尤其是在实力绝对不对等的情形下, 在看客的助威下, 穷追猛打, 没有观赏价值。

另外, 这会引导本来就畸形的中国竞技体育走向极端。多年来, 我们一直把体育等同与金牌, 把体育当作强国符号, 这其实是扭曲了真正的体育精神和本质。体育是什么?毛主席早就说了:“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体育是属于大众的运动, 是老百姓们的健康生活方式, 不幸的是, 这个属性被漠视了, 精英体育一度成为主导。

众所周知,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同样是举国体制的中国体育由于国力等等的原因尚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 甚至在亚洲, 我们也落后于近邻日本和韩国。那时候, 每一次中国队国际比赛的胜利几乎都能激发起国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奋发的精神。然而, 随着我们综合国力的增强, 举国体制也愈来愈显示出其强大的优势, 不仅我们在亚洲“一骑绝尘”, 甚至在两年前家门口举办的奥运会上也登上了金牌第一的宝座, 国人的金牌荣誉感着实被满足了一把。但是, 正如评论文章里所指出的一样, 我们国人的身体素质又成什么样的一种发展趋势呢?是否也跟我们的体育健儿在国际赛上披金斩银一样得到长足的发展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北京奥运会后, 胡主席已经英明地给中国体育指出了正确发展方向: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我们应该立刻转型和转轨, 把重视竞技体育转变成重视全民健身, 淡化金牌, 强化国人体质和健康, 提倡大体育和大健康的概念, 让体育理念真正回归。

目前, 中国有1.6亿人是高血压、1.6亿人高血脂, 有2亿人超重或肥胖;城市里, 每5个孩子就有1个小胖墩儿, 高中生里85%以上的学生是小四眼儿;和日本孩子比, 我们的中学生在身体素质多项数据上差很多;我们参加运动的体育人口只有28%, 人均体育设施在世界上排百名开外;在亚洲, 我们的体育人口和体育设施人均比绝对排不进前10名, 就在中国竞技体育取得辉煌成就的这20年中, 中国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然而, 我们的金牌总数是世界第一, 亚洲绝对第一, 这难道不是讽刺吗?难道这不令我们汗颜吗?

为什么一方面成为了体育大国, 而另一方却不能成为体育强国呢?杨明文章中所要提出的正是举国体制与成为体育强国之间的矛盾, 说到底是一个体制的问题。而殷宝林所回应记者的应该说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即竞技体育该不该争第一的问题, 其实与文章所要说明的问题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嫌。

正如我们日下所要着力提倡的经济发展的方式转变, 体育的发展方式是不是也需要转变。要想转变, 首先就要冷静地确定发展的最终目标, 也就是说奥运会、亚运会拿多少金牌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体育的最终目标是要提高全民的身体素质, 如果我们的机制能够保证全民的素质能够稳健的提高, 那么拿不拿金牌第一又有什么关系呢?况且, 如果我们与其他国家的体育体制存有天壤之别, 我们就算拿到金牌第一又有什么自豪感可谈呢?如果投入不能更好地实现这个目标, 那么我们就要改变投入的方式或者说执行这种投入的体制。

近日, 在深圳举办的高交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论坛上, 吴敬琏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缓慢归咎于体制性问题, 其中包括政府对重要稀缺资源的配置权力, 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标准等。正如国民的身体素质是我们发展体育事业的第一要务一样, 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第一要务。如果我们仅仅沉醉于GDP赶超日本, 甚至超过美国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可谈呢?

什么是诗歌精神？ 篇3

诗人相遇，总是既偶然又必然。我之认可阿多尼斯是一位朋友，绝非因为他被称为当代阿拉伯语诗歌的代表人物。基于中文的经验，我们已经很了解，所谓“代表”能误会得多远。和阿多尼斯交往，一言以蔽之，有种精神上的全面满足。两个诗人，跨越地域、年龄、语言、文化，那思想上的充分契合，唯一用得上的形容词是：美。不仅仅是巧合吧，“阿多尼斯”在希腊神话里，恰恰是令维纳斯神魂颠倒的美少年。我和阿多尼斯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二○○三年八月首届约旦国际诗歌节上。谁能拒绝这样的诱惑呢？在“九一一”之后，到死海边那个火药库一样的地点，探访世界上最古老、却也最陌生的文化传统之一，让抽紧的神经因为神秘而加倍兴奋！事实也不让人失望：死海上的载沉载浮，“摩西谷”讲述的《圣经》故事，古罗马大理石的废墟，阿拉伯市场的五光十色，沙漠明月下激情迸溅的贝都因民歌……可惜，这类异国情调，对于背后站着中文背景的我，有趣但是不够。我并非仅仅到此旅游而来，正像我不希望外国诗人只把对我作品的理解，停留在文化观光层次上一样。再借用屈原，我想接触当代阿拉伯诗歌的“内美”。特别是，在中东纠缠成死结的现实处境下，一位阿拉伯诗人怎样做到精神上充分独立、同时艺术上自觉保持丰富？就是说，拒绝被无论什么原因简单化。这与其说在问别人，不如说干脆就在问我自己。这问题压根儿就是“中国的”，没有那些中文语境中痛苦的记忆，我也不必寻找他山之石。更进一步，这问题不仅是文学的，更是思想的。它不容忍取巧和回避，而直接检测一位诗人的精神质地。你如果没深思在先，对不起，就没法掩饰头脑中那片触目的空白！怀着这个隐秘的愿望，我在约旦见到了阿多尼斯。我至今记得，在安曼侯赛因国王中心的诗歌节开幕式上，老诗人端坐于一张阿拉伯地毯（是飞毯吗？）上，吟诵之声低昂苍凉，缓缓流出。周围上千听众屏息凝神。那张音乐的飞毯，托起所有人，包括我这个此前和阿拉伯文无缘的中国“鬼佬”，上升，平移，逾越黄沙碧海。后来，我了解到，阿多尼斯那一晚朗诵的是一首关于纽约的长诗。

我和阿多尼斯在约旦做的对话《诗歌将拯救我们》（刊于《书城》二○○三年第十期），堪称当代汉语诗人和当代阿拉伯诗人的首次思想相遇。我说“诗人”，而没说“诗歌”，是因为对我来说，那篇对话不期而然凸显出的，与其说是诗歌状况，不如说是两个相距遥远的文化中，独立思想者相似得令人瞠目的处境：我们和自己语言、文化的紧张关系，我们被外部世界简单化的遭遇，更重要的是，我们选择的极为相似的应对立场。这里的“首次”，指的是我们终于摆脱欧美媒体的转手，而第一次由两个诗人面对面、心对心地直接交流，在貌似轻松顽皮的语调中，带出心里深厚的沉积。我无意在此复述整篇对话，但只要稍事梳理话题的线索，读者就不难感到这短短几千字的分量。我们的对话从语言之思开始，阿拉伯语对事物观察的方式，翻译成中文简直就是“意象”和“比兴”。语言不直接谈论现实乃是因为其实没有“现实”，因此，语言本身即是全部隐喻。中文和阿拉伯文的独特性，带来各自文化转型中的复杂性，但这复杂常常被外部世界简单化—— 在阿拉伯语境中是被巴以冲突、在中文语境中是被意识形态——简单化为拥护或打倒，取消诗歌内在的丰富，迫使它沦为宣传。这是另一种诗歌的商品化。真正的诗人必须对此充满警觉，同时，对自己的文化保持自觉，包括通过明晰的批判去更新它。具体地说，既不借流行的政治口号贩卖自己，又坚持自己对现实的明确态度。各种权力体制同样在假文化之名扼杀独立思维，而反抗这种扼杀，是使诗与人本质合一。和阿拉伯环境相比，中国诗人面对现实的内心抉择就轻松太多了，毕竟“冷战”已经结束，但请想象，一个诗人要有多大勇气，才敢对拥有亿万追随者的宗教神本主义的思想控制说“不”，那声音和黑暗的无边无际相比多么微弱！这样的诗人必定是流亡者，但他的“流亡”一词，被赋予了主动的、积极的含义，那其实是创造性的自我本来的精神定义。也因此，“孤独”成了“独立”的同义词。“距离”提供了反思自己母语和文化的能力。生存挑战的急迫，反证出诗歌对存在的意义。它绝不只是装饰品，它是每个诗人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所，而且，仍是我们古老文化的鲜活的能源。归结到底，人性之美蕴含了诗歌之美。这美丽不依赖外在时间。诗歌本身就是时间。它终将安顿我们，尽管历尽劫难。

那么，什么是诗歌精神？答案是否已隐含在这里了？那就是：以“诗歌”一词命名的、持续激活诗人的精神。当阿多尼斯在《谈诗歌》中开宗明义：“我的作品力求超越细节抵达整体，同时揭示有形与无形的事物。”他其实在要求，我们应该从他的诗作里，读出无数本互相关联在一起的书。语言学的，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天文地理的，甚至爱情和色情的。一句话：整个生活。这种视野，让我直接想到屈原的《天问》，“曰邃古之初，谁传道之？”一句话已把质疑定在了创世纪的起点，而一个“曰”字，又圈定了人在语言中的先天局限。我也想起初次读到叶芝《幻象》时的震撼，它让我懂得：得有一个多么深邃宏富的精神宇宙，才支撑得起一首诗的寥寥数语！说到底，诗歌就是思想。虽然，那不等于逻辑化的枯燥陈述。我在别处说过，谁要做一个当代中国艺术家，她／他必须是一个大思想家，小一点儿都不行。因为我们的历史资源太丰富、文化困境太深刻、现实冲突太激烈，对自我的提问太幽暗曲折，仅仅一个汉字的迷宫就满布陷阱，要想“自觉”，谈何容易！我还没读过阿多尼斯的四大卷哲学与文化巨著《稳定与变化》，但，他的主题直逼核心：阿拉伯世界的时间观如何以巨石般的稳定，压倒了变化的可能。这简直就是在对中国诗人说话：“文革”后，当我们睁开眼睛，与其说看见了“时间的痛苦”，毋宁说根本就是“没有时间的痛苦”。所谓怪圈，究竟有没有“圈”？或干脆原地未动？那么，看起来灯红酒绿的现在呢？这个“有形”背后是何种“无形”？一本本书深处潜藏的“原版”是什么？历史活着、疼痛、困惑、终至肯定，真正的文学，哪有不“宏大”的叙事？一个问题中的问题：我们还有向自己提问的能力吗？没办法，诗歌精神就是把每首诗变成《天问》，变成史诗。命定如此，否则什么都不是。

阿多尼斯对我说：“我最重要的作品是长诗。”这又心有灵犀了。长，不是为长而长，那是诗意深度对形式的选择。长诗之美，正在他强调的“整体”。犹如群山中有流云、有瀑布、有密林，你能贴近去欣赏每片叶子的美，但没有一个局部能代替整体。长诗要求诗人拥有如下能力：完整地把握经验，提取哲学意识，建构语言空间，最终一切统合于音乐想象力。用阿多尼斯的话：“它的各个层面都是开放的”，就是说，它必是一件语言的观念艺术，且让每个细部充满实验性。一次，我开玩笑说：我们得小心区别“玩意儿”和“镇国之宝”。一位当代阿拉伯或中国的诗人，绝不应仅仅满足当一位首饰匠，靠装配几个漂亮句子取乐。诗歌是有“第一义”的，那就是修炼出纯正灵魂的人，香草美人（阿多尼斯？）之人。听其言，阅其文，如聆仙乐，汩汩灌来。此中精彩，岂止是肤浅的雕琢能够胜任的？我们该写值得一写的诗，“配得上”这动荡时代的诗。在我和阿多尼斯之间，哪有“文化的冲突”？离开了冷战的或阿拉伯——西方式的群体对抗模式，我们把公约数定在“个人的美学反抗”上，这被分享的诗意，荡漾在比语言更深的地方。各种各样的全球化之间，至少这种全球化是我向往的：诗歌精神的全球化。当一位美国诗人和一位伊拉克诗人一起朗诵，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多么像。同理，让阿多尼斯和我最愉快的，莫过于能从对方的字里行间读出“我自己”：不安，震荡，追寻，超越。永远出发，却永无抵达。一次次濒临“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引自杨炼组诗《大海停止之处》），把所有旅行都纳入一个内在的旅程，去书写一生那部长诗。

诗歌精神的语法，贯穿在这部大书之内，通透璀璨。它，是我们唯一的母语。

伦敦，二○○九年一月六日

长征精神是什么 篇4

一次次的绝地逢生，一次次的转危为安，当4支红色大军在70年前的那个十月胜利会师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些红色战士，不仅谱就了长征这样举世罕见的伟大史诗，而且铸就了无与伦比的精神丰碑。

这，就是长征精神——就是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一边是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一边是恶劣到极点的自然环境和匮乏的物资供应，红军之所以能在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坚持行军和战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靠的就是这种精神。

无论是吃不上饭的放牛娃，还是胸怀报国志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年近花甲的老同志，还是柔弱刚强的女战士，都被凝聚到了这支红色队伍里，都被这种精神所感召、所激励。正因如此，湘江血战中的红军将士在成片成片的战友倒下后，又如同潮水般补充上去。正因如此，雪山草地中被饥饿和疲惫逼至生理极限的人们沿着战友的遗体形成的路标顽强前行，最终走出死的沼泽，迎来生的希望。

长征的每段路程都上演过生离死别的悲壮故事，让老红军们刻骨铭心的，是一段段血与火、生与死的真实经历，是从生死考验中锤炼出的顽强意志，是激励着广大红军指战员艰苦征战的强大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展示。

长征精神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从跟随红二方面军进行部分长征的法国传教士薄复礼到千里迢迢来陕北记录长征的美国记者斯诺，从80年代重走长征路的索尔兹伯里到今天仍在这条路上跋涉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半个多世纪以来，因为各种初衷而开始关注长征的外国人在走近这段历史之后，都不约而同地把他们的焦点对准了红军的精神，那种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精神。正如索尔兹伯里所说：“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长征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优良作风，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

长征精神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其可贵就在于，它能够在漫长的时间积淀中转化为对现实的启示，体现了党之魂、军之魂和民族之魂。

长征精神之所以历久弥新，就在于它不是静止的。它承接着井冈山精神，又不断形成了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更为它注入了新的时代血液，增加了新的丰富内涵。

今天，当年的战争硝烟已经散去，但和平发展的天空并非晴空万里。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新的长征与当年红军长征一样将是山水重重的漫漫征程，也将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考验。正因如此，新世纪新阶段更需要我们高擎起长征精神的火炬，让曾经推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光荣传统在新的长征中焕发出时代光芒，照耀着我们像当年的长征红军那样去不断开创出新的局面。

长征是什么？长征精神是什么？习近平深刻阐述

80年前，红军如滚滚铁流，长驱数万里，战强敌、跨激流、翻雪山、过草地，完成震惊世界的万里长征。

今天，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就长征到底是什么、长征精神是什么以及该如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进行了深刻阐述。

长征是怎样的一场远征？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

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什么？习近平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走好今天的长征路 有五个“必须”

对于今天中国前进的道路，习近平表示，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告诫我们：“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天，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长征永远在路上。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对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习近平指出： 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崇高理想信念而矢志奋斗。

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胜利而矢志奋斗。

必须把握方向、统揽大局、统筹全局，为实现我们的总任务、总布局、总目标而矢志奋斗。

必须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而矢志奋斗。

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矢志奋斗。

习近平表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什么是团队精神 篇5

简单来说就是大局意识、协作精神和服务精神的集中体现。团队精神的基础是尊重个人的兴趣和成就。核心是协同合作，最高境界是全体成员的向心力、凝聚力，反映的是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一，并进而保证组织的高效率运转。团队精神的形成并不要求团队成员牺牲自我，相反，挥洒个性、表现特长保证了成员共同完成任务目标，而明确的协作意愿和协作方式则产生了真正的内心动力。团队精神是组织文化的一部分，良好的管理可以通过合适的组织形态将每个人安排至合适的岗位，充分发挥集体的潜能。如果没有正确的管理文化，没有良好的从业心态和奉献精神，就不会有团队精神。那什么是团队呢？

所谓团队，是指一群互助互利、团结一致为统一目标和标准而坚毅奋斗到底的一群人。团队不仅强调个人的业务成果，更强调团队的整体业绩。团队是在集体讨论研究和决策以及信息共享和标准强化的基础上，强调通过队员奋斗得到胜利果实，这些果实超过个人业绩的总和。古人云：人心齐，泰山移。团队的核心是共同奉献。这种共同奉献需要每个队员能够为之信服的目标。要有切实可行而又具有挑战意义的目标，能激发团队的工作动力和奉献精神，为团队注入生命活力。团队的精髓是共同承诺。共同承诺就是共同承担团队的责任。没有这一承诺，团队如同一盘散沙。做出这一承诺，团队就会齐心协力，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体。很多人经常把团队和工作团体混为一谈，其实两者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优秀的工作团体与团队一样，具有能够一起分享信息、观点和创意，共同决策以帮助每个成员能够更好地工作，同时强化个人工作标准的特点。但工作团体主要是把工作目标分解到个人，其本质上是注重个人目标和责任，工作团体目标只是个人目标的简单总和，工作团体的成员不会为超出自己义务范围的结果负责，也不会尝试那种因为多名成员共同工作而带来的增值效应。此外，工作团体常常是与组织结构相联系的，而团队则可突破企业层级结构的限制。

团队精神等于集体主义？

团队精神与集体主义意识有着微妙的区别，团队精神比集体主义更强调个人的主动性，而集体主义则强调共性大于强调个性。诚信、创新是内在的、自律的，因而不可能在强制的条件下发挥出来，必须以个人的自由、个人独立为前提，在此前提下合作的人们才有可能形成一个整体。

团队精神有什么用？

1．目标导向功能

团队精神的培养，使合作伙伴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对单个成员来说，团队要达到的目标即是自己所努力的方向，团队整体的目标顺势分解成各个小目标，在每个成员身上得到落实。

2．凝聚功能

任何组织群体都需要一种凝聚力，传统的管理方法是通过组织系统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淡化了个人感情和社会心理等方面的需求，而团队精神则通过对群体意识的培养，通过员工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习惯、信仰、动机、兴趣等文化心理，来沟通人们的思想，引导人们产生共同的使命感、归属感和认同感，反过来逐渐强化团队精神，产生一种强大的凝聚力。

3．激励功能

团队精神要靠成员自觉地要求进步，力争与团队中最优秀的成员看齐。通过成员之间正常的竞争可以实现激励功能，而且这种激励不是单纯停留在物质的基础上，还能得到团队的认可，获得团队中其他成员的尊敬。

4．控制功能

成员的个体行为需要控制，群体行为也需要协调。团队精神所产生的控制功能，是通过团队内部所形成的一种观念的力量、氛围的影响，去约束规范，控制成员的个体行为。这种控制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强制力量，而是由硬性控制向软性内化控制；由控制成员行为，转向控制成员的意识；由控制成员的短期行为，转向对其价值观和长期目标的控制。因此，这种控制更为持久有意义，而且容易深入人心。

延伸

为了让我们更好的理解什么是团队精神，我在这里引用一个比较有名的也挺有意思的实验来说明：

准备一个大笼子，在笼子顶部安装喷淋装置，在笼子的一端悬挂一只香蕉，再安放一架梯子通向香蕉，然后在笼子的另一端放进四只猩猩。猩猩甲第一个发现香蕉，它开始向香蕉走去，当它的手触摸到梯子时，试验操作人员立刻把笼子顶端的喷淋装置打开，笼子内顿时下起了“倾盆大雨”，猩猩甲立即收回双手遮住脑袋，其余三只也匆忙用双手遮雨，等没有猩猩触摸梯子时，喷淋装置关闭。

“雨过天晴”，猩猩甲又开始准备爬梯子去够香蕉，当它的手再次触摸到梯子时，又开启喷淋装置，众猩猩又慌忙用双手遮雨，等没有猩猩碰梯子时，喷淋关闭。

猩猩甲似乎领悟到被雨淋和香蕉之间的模糊关系，终于放弃取得香蕉的念头，开始返回笼子的另外一端。

过了一段时间，猩猩乙准备试一试，它走到梯子跟前，当手碰到梯子时，喷淋开启，大家慌忙避雨，猩猩乙放弃拿香蕉的念头，匆忙逃回到笼子的另一端，此时关闭喷淋装置。

又过了一阵儿，猩猩丙准备试试它的运气，当他向梯子走去的时候，另外三只猩猩担心地望着它的背影，尤其是猩猩甲和猩猩乙，当然，猩猩丙也不能逃过厄运，它在瓢泼大雨中狼狈地逃回到伙伴当中。饥饿折磨着猩猩，猩猩丁虽然看到了三只猩猩的遭遇，但仍旧怀着一点儿侥幸向梯子走去，它也许在想：“我去拿可能不会象那三个倒霉蛋那样点儿背吧？”，当它快要碰到梯子时，试验操作人员正准备打开喷淋装置，没想到另外三只猩猩飞快地冲上去把猩猩丁拖了回来，然后一顿暴打，把可怜的猩猩丁仅存的一点儿信心也从肚子里打了出来。

现在，四只猩猩老老实实地待在笼子的另一端，眼巴巴而又惶恐不安地望着香蕉。

试验人员把猩猩甲放出来，然后放进猩猩戊，这只新来的猩猩看到了香蕉，高高兴兴地向梯子走去，结果被猩猩乙、丙、丁拖回来一顿猛捶，它对挨揍的原因不大明白，所以在攒足了劲儿后，又向梯子走去，它想吃那只香蕉，同样的结果，三只猩猩又把它教训了一顿，虽然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挨揍，但它现在明白了那只香蕉是不能去拿的。试验人员又把猩猩乙放出来，再放进猩猩己，在动物本能的驱使下，猩猩己准备去拿香蕉，当手快要碰到梯子时，另外三只猩猩迅速地把它拎了回来，然后一顿暴打，猩猩丙和猩猩丁知道它们为什么要揍这只猩猩，然而，猩猩戊却不太明白它为什么要揍猩猩己，但是它觉得它必须得揍它，因为当初别的猩猩也这么揍过它，揍猩猩己肯定有它的道理。

什么是精神分裂症 篇6

学习女排精神,首先要明确女排精神包含些什么,老笑觉得至少有4个方面:

首先是赢球。

这一点不容置疑,没有胜利就没有女排精神。女排精神最先起于多年前的“五连冠”,重热于这次里约奥运夺金,如果此次中国队未能问鼎,”女排精神”可能不会被重提,至少不会像现在这般大热。

其次是及时调整战术。

有外媒评论认为,中国女排的胜利是郎平战术的胜利,几次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郎导及时调整战术,都收到了力挽狂澜的效果。

再次是技术过硬。

郎平说过,“单靠精神不能赢球,还必须技术过硬”,这话说得务实、冷静,仅凭一腔热情不可能赢得冠军。

最后才是坚持和运气。

比分领先的时候不掉以轻心,比分落后的时候不心浮气躁,始终以最佳的对抗状态坚持到最后,不放弃、不服输。当然,作为一项体育比赛,运气也很重要,像奥运会这种层级的比赛,对每一支队伍来说,坚持到底应不成问题。

至此,零售企业应从“女排精神”中学习什么就非常明显:

第一,有强烈的求胜本能。

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市场疲弱、盈利艰难的情况下,求生存、求发展、求盈利非常重要,企业向上的气势决不能丢,信心比黄金宝贵,没有一点士气,对未来没有一点信心的企业是不可能长久的。

第二,适时调整。

几乎所有零售企业都处在转型变革之中,大方向当然是明确的:从优化供应链着手,前端调整结构、创新营销、优化体验,后端管控成本、提高效率、绩效驱动,但在具体战术上依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各种改革、创新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变化,使之更贴近变化,具有可操作、落地性,有促进作用。

第三,坚守零售本质。

市场瞬息万变,流行快速更迭,如果没有自己坚守的东西,就会随波逐流、盲人摸象。零售业的专业是什么?一是产品,二是服务。体验为王没错,但产品(包括业态、品类、品牌、商品)才是最好的体验来源,服务才是决定体验高下的东西,只有在产品和服务上下功夫,才抓住了关键,抓住了根本,经营能力、服务能力是零售企业的“专业技术”。

第四,坚持到底。

零售业其实没有太多深奥的东西,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把平凡的小事做到不凡。在战略确定的情况下,细节决定成败。让环境更整洁美观,把陈列做得更有创意、更富艺术性,把营销做到话题性更足、参与性更强,在服务上为顾客想得更多,做得更到位……在这些司空见惯的细节上多用心,持之以恒地追求每天进步一点,日积月累,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成效。

在体育比赛中运气很重要,但做企业决不能靠运气,体育比赛输了还可以下次再来,但企业的命运却可能关系到成千上万的员工生活和家庭幸福,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拿企业作赌注。

华人资本主义精神是什么 篇7

这本书的开创之功是不能抹杀的，作者试图模仿社会学大师韦伯。后者从新教伦理中发掘资本主义的原动力，提取了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那里，资本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偶然生产的，它发轫于宗教改革，企望救赎的新教徒把尘世中的劳动当作取悦于上帝的义务，对他们来说，职业是神圣的。为了能成为上帝的选民，他们选择了禁欲主义的处事方式。这样，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车轮发动了。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令世人惊叹不已，如何解释这一经济奇迹？从天时、地理、人和三方面看：20世纪60年代，正值西方新一轮产业革命如火如荼之时，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如四小龙均有良好的港口，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可以为西方技术型企业提供外包服务。在世界体系的格局中，四小龙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实现了经济的飞跃。

纵然这些理由都是令人信服的，雷丁教授依然觉得，应该深入发掘文化中的资源，因为这些华人企业（包括韩国企业）都是在儒家文化的浸润下产生和发展的。雷丁教授认为，儒家文化通过家庭、关系网等组织是华人家族企业发展的源泉，不妨称之为“华人资本主义精神”。

要理解什么是华人资本主义精神，它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有何不同，首先得了解一下华人家族企业的特征，因为正是这些企业在特定的历史时刻成功了，其他民族、其他类型的企业的优势没有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