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文学教案

2024-05-28

台港文学教案(通用3篇)

台港文学教案 篇1

台港文学研究结课作业

林清玄的创作研究

【摘要】:台湾作家林清玄的散文一直为人们所称道,其散文中充满了佛家的智慧和哲学,佛家的道德情怀和东方的诗性智慧的审美统一构成了林清玄散文的最鲜明的美学意境。楼肇明先生指出:“林清玄散文艺术风格中最为醒目的创造性贡献,是他将东方的审美智慧与佛家的哲学情怀引进到散文艺术中来了。”林清玄散文中的佛学使得其在散文丛中独具一格,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禅思散文”的一系列作品。他用浅显的文字诠释了佛经精神和居室生活的禅思,以其渊博的学识,隽永的禅宗哲理引人入胜,启人心智。本文主要介绍的就是林清玄散文中所包含的佛学思想。

关键词:林清玄散文佛家思想

林清玄生长在一个宗教信仰气氛极为浓厚的家庭里,从小林清玄就受到家人的影响,“每次随着妈妈回娘家,总要走很长的路,有许多小庙神奇地建在那一条路上,妈妈无论多急地赶路,必定在路过庙的时候进去烧一把香,或者喝杯茶,再赶路。”而林清玄的父亲“出门种作的清晨,都是在庙里烧了一炷香,再荷锄下田的。夜里休闲时,也常和朋友在庙前饮茶下棋,到星光满布才回家。”所以林清玄从小对于庙宇“都能感受到一种温暖的情怀”。学生时代的他,“常常并没有特别的理由,也没有朝山进香的准备,就信步走进后山的庙里,在那独坐一个下午,回来的时候就像换了一个人,有快乐也沉潜了,有悲伤也平静了”。除了家庭的影响,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大家有关佛学的散文给了他很深的影响。林清玄说他自己的写作深受丰子恺先生的影响,注意朴素深刻与慈悲的胸怀,但同时他又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他“更重视美好的情境”,与“五四”时期的丰子恺、许地山等人作品中的悲观、厌世、追求彼岸解脱的佛学思想迥然不同。过了而立之年,林清玄“尽管已是报社一级主管,文学创作也得遍大奖,但我总是感到空虚感受在困扰我,觉得最好的东西没就有写出来,这时我看到了印度的《奥义书》,里面有段话:‘一个人到了30岁,要用全部时间来觉悟,不觉悟的话,就是一步步走向死亡的道路。’让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接下来的日子,林清玄每天都生活在矛盾的思考里,三个月后,他终于作出了抉择——辞职。85

年初,林清玄上阳明山隐居,两年后才下山重入红尘。期间他将佛教思想融入所创作的散文中,用文学的语言去宣扬佛教观念,使读者内心深处固有的一切创造性和善良性的本能自然释放出来,让读者得到情感的舒展,使心灵得到宁静的归宿,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

林清玄的散文赞美了人间美好的一面。虽然佛教宣扬跳出红尘俗世,遁入空门,往生极乐,但林清玄认为往生净土的理想不能理解成隔离人间、背弃人间,人应该在人间修行。他认为“红尘里就有菩提”,所以他对于人间的美好大加赞扬、宣传。他说:“人不要怕爱,爱固然使我们系缚,使我们燃烧,使我们烦恼,但同样是爱,也坚固我们,成就我们,超越我们,使我们走向菩提的道路。”

他赞美亲情,称母爱是“我们心灵永久的护岸”(《心灵的护岸》),怀念父亲对自己特殊形式的关怀(《期待父亲的爱》)。他赞美童心,“小孩子纯真,没有偏见,没有知识,也不判断,只有本然的样子,或者在小孩子清晰的眼中,我们会感觉那就像宇宙的某一株花、某一片叶子,他们的眼泪就是清晨叶片上的一滴露珠。”(《姑婆叶随想》)

他赞美淳朴的生活。他在《清欢》中说:“当一个人可以品位野菜的清香胜过了山珍海味,或者一个人听林闻鸟鸣的声音感觉比提鸟笼更感动,或者甚至于体会了静静品一壶乌龙茶比起在喧闹的晚宴中更能清洗心灵„„这些就是‘清欢’。”清欢的好处在于它对生活无欲无求,不讲究物质的条件,只讲究心灵的品位。

林清玄的散文中还表达了对现实生活中一些弊端的反思。环境污染、金钱至上、生活放纵、心情浮躁这些现代生活和人性丑陋的一面,令他倍感不安,他把社会比成“洗碗水社会”:“洗碗水社会就是温吞水社会,一天天地冷漠,一天天地在浑浊。洗碗水社会最可怕的是不管你是多清澄的水„„一流下去马上就脏了。”对此,作为佛教徒的他满怀忧虑和悲切,却又带着宽容和期盼,带着“普度众生”的宏愿,“祈望着众生都能在世间觉悟,都能在生活中得到智慧,都能化烦恼为菩提”“能多一点点醒转,少一点点迷梦”。(《凤眼菩提自序》)。

林清玄的散文中还充满了对自然的感悟。大自然中的日月星辰、彩虹白云、细雨微风、高山流水、花鸟鱼虫,都让他有所感悟。他在《清凉菩提自序》中写道:“只看着菅芒花那样简单地生活着,我就充满了感动,生活里事实上充满了

这样的感动,一片掉落的枯叶脉络,一颗被溪水冲圆的卵石纹理,一轮偶然从乌云中破出的孤月,一株被踩扁又挣扎站起来的小草,一片刚刚飘落拾起来还带着香气的花瓣„„但愿每天都有一些小小的感动,小小的悟,它们随着风飘进我的心窗„„”他用心观察自然、感受自然,寻求着自然的美和令人感动的东西,然后大加赞美和宣传。

而无论是表达哪一方面,林清玄的散文中总是离不开佛家思想。他的十部“菩提系列”禅思散文大量引用了佛教词汇和典故,涉及许多佛界人物、器物和礼仪制度,因此其作品宗教气息浓厚。他用佛理观察人生,又通过自己的经历来阐释佛理,他的禅思散文是糅合了佛经、禅典和自我生活感悟于一体的,尤以自我生活感悟为特征。

林清玄说:“我在生活里学习佛法„„而生活里事事充满了感动„„”所以不管是他写青草的碧绿、写菊花羹、桂花蜜的香气,还是写松子茶、雪梨的滋味,写飞鸽的早晨,或者写清净之莲,写伤痕渡口,写月光下的喇叭手„„千花万草,众生万物,千滋百味,都在他细腻、独到的有情观照中,映射着佛学的智慧与人生的哲理。林清玄常从身边的小事写起,加上他独到而深刻的思索和不露斧凿的文字技巧,使得他的禅思散文中的情感、哲理与佛学智慧融为一体,感性充满了力度和厚度,哲理和智慧散发这活泼动人的光辉,让人能平静内心而有所思考。林清玄曾说:“我的文章不是佛教思想的研究,因为我认为注重学界的佛教很容易专门化、复杂化、不能满足我们对宗教实践的渴望与景仰。我期望的不是提出个人的主张或思想,而是想唤起人人自我的觉悟。”因此,他并没有单纯的宣扬佛教,而是用自己独特的体验和深刻思索得来的智慧来贴近生活化的佛教哲学,这使得林清玄对佛学智慧的诠释妙趣横生,生动活泼而又令人深省。

林清玄作为一名优秀的散文家和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散文与其佛教思想融为一体,佛教经典中关于无与空的哲学支撑着他的散文美学,散文中他以小见大,用生花妙笔阐释着佛教思想,让人读后既能感受到生活中那些不经意的美好,并用心去寻找,也能让人对佛家思想有着深刻的体会,使人在节奏加快的现代社会能够放慢脚步,平静浮躁的心灵,用心感受自然,并且享受永恒存在于自然中的美。

在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躺在摇椅上,左手一杯清茶,右手捧着一本林清玄的散文,人的内心不知不觉就平静下来,对于人世间的功名利禄也就看轻了,便会觉得一切皆是浮云,何必那么看重。

林清玄用佛教观点来看待身边的小事,并用优美的散文记录下来,打动了众多读者。这些充满禅理的文章会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并且从这些文章中得到许多人生体悟。林清玄的散文将来会被更多的人品论。

参考文献:

林清玄:《林清玄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徐学:《心如明镜台——林清玄散文慢论》,台湾文学选刊1990年

楼肇明:《书写文化和被文化书写》,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

台港文学教案 篇2

台港文学作为本科生的选修课,在教学方法上与研究生的选修课应有所不同。针对本科生的特点,台港文学选修课可从经典与新锐相互搭配又突出重点、教与学的互动结合、多媒体因素的适度运用三个方面展开。

一新旧搭配,突出重点

选修课一般安排在一个学期内结束,一周2个课时,共36个课时左右。时间有限而内容繁多,在有限的时间内若安排过多的内容,必将泛泛而谈没有亮点,导致学生印象不深,学习兴趣降低。越想鱼与熊掌兼得,反而鱼与熊掌越易兼失。因此,台港文学选修课的课程安排一定要突出重点,详略得当。

本科生台港文学选修课的内容设置,适宜在掌握台港文学大脉络的前提下,突出重点作家作品。史的意识的建立,对学生全面把握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以及文学史地位都有重要意义。若史是脉络,作家作品则是肌理,是文学史的主体。选修课教师可根据自己的研究专长自主选择主讲部分,如对台湾乡土文学有深入研究的教师可详细深入地讲解赖和、陈映真、黄春明等乡土作家,而对香港南来作家有独到认识的教师则可突出陶然等南来作家。在授课过程中做到点面结合,既能让学生掌握台港文学的基础知识,也在详细、深入的专题讲授学习中养成发现问题的意识,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

选修课教师在安排教学内容时,也应注意经典与新锐的搭配。以台湾文学为例,乡土文学、现代派文学等颇有成就的文学流派以及白先勇、余光中、陈映真、黄春明等文学大家非常重要,同时新兴的流派与新锐作家也不可忽略,原住民文学、眷村文学、自然写作、饮食文学等台湾文学新地景都应纳入视野中。如此可使学生在品味经典的同时也了解文坛新动态,全面把握台港文学。

除了文坛新动态,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也应进入课堂。选修课的开设对象一般都是高年级的学生,他们至少已进行了一年的基础课学习,具备了基本的专业知识与学习能力,已经可以开始接触学术前沿,提高学术素养。

在台港文学的教授过程中,也应穿插对台港历史、社会、文化风俗等的讲解,增加背景知识,加深学生对台港文学的理解。另外,也应适当添加大陆与台港文学的比较,在同与异中让学生初步掌握台湾文学、香港文学的独特性。如讲到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时,可与同时代叶圣陶的《倪焕之》相比较,比较两个身世经历相似的小知识分子如何在殖民与大革命的不同背景下演绎出不同的内涵,他们共同的彷徨心态又有何本质上的不同。

二教与学的互动结合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是以教师讲授为主,这种教学模式有利于初学者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但不利于培养其独立思考的能力,易僵化思想。台港文学选修课的开设一般面向高年级学生,他们已具备了基本的专业知识,脱离了需要老师手把手教的阶段,可采取教与学互动结合的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应体现在每一堂课中。教师应多鼓励学生主动发言阐述自己的看法,有不同的观点要大胆勇敢提出,与老师、同学讨论。不管是针对台港文学整体还是具体的作家作品,老师在课堂上都要多提问,鼓励学生发言,最终养成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讨论的良好习惯。比提问更重要的是在师生互动中促使学生自主发问,建立问题意识,“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对学生提出的不同观点,不管是否偏颇或浅显,教师都应鼓励、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并顺势引导学生养成纯正、高尚的鉴赏眼光,学会用本学科的理论方法分析作家作品。

根据学生人数以及课程教学情况,还可安排4~6周的分小组讨论活动。根据学生人数分成数个小组,每个小组共同负责一个选题,在指定时间向教师和全班同学汇报研究成果并展开讨论,最终形成论文。小组讨论活动涵盖一篇论文完成的全过程,从选题、搜集阅读研究资料、形成观点、构建论文框架,直至完成初稿、修改、最后定稿,还包含一个小型讨论会。整个过程以学生独立作业为主,教师从旁指导。在分组讨论过程中,教师还要注意活动不能局限于个别优秀学生,而要调动全体同学的参与,发挥全体同学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全员都得到最大锻炼。

本科生刚开始学习写学术论文,此种小组讨论活动对培养学生初步具备科研能力十分有效,为学生写毕业论文、继续进修读研打下坚实基础。即便不再继续从事科研相关工作,小组讨论活动对团队合作、语言表达能力等综合素质也有很大的锻炼与提高。

三多媒体因素的适度运用

现代社会多媒体发达,传播工具的改革致使阅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相对于早先单纯的文字阅读,年轻学生更倾向于图像阅读。现在高校中多媒体教室的建设也日趋完善,PPT在教学过程中得到广泛运用,这非常有利于教师将文字之外的图片、声音、影像等因素加入课堂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帮助记忆以及激发思考。

文字是课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应重点突出,字数少而精,而不是教师教案的简单复制。文字之外,课件中应适当增加图像资料。作家肖像应是图片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阅读过程中,很多时候读者都是识书不识人。这本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作为本专业的学生,读作家作品同时知其容貌也是应有之意。再者,肖像的出现,也可打破对作家的刻板认识,人如其文或人不如其文等都可引发讨论,如吕赫若的英俊可能出乎多数学生的意料。另外,地图、风俗照等图片都可以进入课堂教学。如讲到台湾原住民文学,可以给学生放映一些原住民的生活图片,让学生直观地了解原住民的衣饰等生活和文化形态。

讲述原住民文学时还可以截取电影《赛德克·巴莱》的部分内容播放给学生观看。《赛德克·巴莱》是由原住民抗日历史事件——“雾社事件”改编而成的,教师可以根据授课重点选择其中部分内容播放,让学生了解原住民的身体与精神之美。教师还可引导及鼓励学生课后观看整部电影,学习之余也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同样的,讲述眷村文学时,可选用台湾电影、电视中有关眷村题材的部分。因为历史的原因,台湾、香港社会与大陆可谓同中有异,大部分大陆学生对其较陌生,图片、影像的加入,可突破单纯依靠文字进行想象的局限,更加接近作家笔下的真实世界。

台港文学中也有很多经典作品被拍成了电影,雅文学中诸如钟肇政的《鲁冰花》,黄春明的《看海的日子》《儿子的大玩偶》,萧丽红的《桂花巷》,朱天文的《小毕的故事》等;俗文学部分更是举不胜举,金庸、古龙、琼瑶等已是人尽皆知,琼瑶的《还珠格格》播出时甚至有万人空巷之说。在进入学习前,大部分学生都是对台港电影的了解多于对文学的了解,将电影引入课堂,一方面可以由电影引发学生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另一方面,亦可以在电影与文学的同异中激发思考,加深理解。另外,如金庸、琼瑶等耳熟能详的作家,可以开放给学生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音频文件也可适时插入PPT中。如讲到余光中的诗歌,可以播放一段《乡愁》的诗朗诵,并且可以让学生参与朗诵,体会诗歌感情。另外,作家的采访实录也可播放给学生收听或观看,对学生掌握第一手资料、全面深入了解作家作品十分有益。

多媒体因素的适当应用可以丰富课堂教学,提高教学效果,但不宜过量,应避免喧宾夺主,以防迷失重点反而降低教学质量。

台港文学选修课的开设,其主旨一方面是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务求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使学生能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摘要:台港文学选修课20世纪80年代首次出现在大学课程中, 至今很多高校开设了此门课程。本文针对本科生的特点, 台港文学选修课可从经典与新锐相互搭配并突出重点、教与学的互动结合、多媒体因素的适度运用等三个方面展开。

《当代台港文学概论》后记 篇3

现在,我已进入人生的秋天,再无当年的豪情恋战,而是安心抓生产。这次抓生产出成果,第一个要感谢的是于晓宁先生。2009年夏天,在松花江畔召开的中国新文学学会第25届年会上,小于约我写一本台港文学教程的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原本出过《台港文学导论》,它承载着以文学史证明台港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重任,与祖国统一大业的当代文化教育乃至社会生活紧密相联,所以这部教材很快成为各高等院校的参考书。在其“导”引之下,至今已出版了七八种这样的教材,若是将学科研究对象加以扩大,覆盖台港文学以至海外华文文学的教材数量将近有10部。但毕竟时过境迁,当年的教材有些观点现在读来恍如隔世,况且台港文学20年来又有了重大变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均需要有一本新的同类书取代它。于是,我顾不得“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困境,爽快答应下来。

回顾20多年前的台港文学研究,那是一个时代的显学,在当时思想解放运动和填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空白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现在台港文学研究成果明显“减产”,并走向边缘化。这种边缘化才是学术的常态。这不仅是因为台港文学本身是边缘学科,还因为当时为配合政治,配合“九七”回归而写的论著,不少均有政治大于学术的弊端。现在不热闹了,冷清了,寂寞冷清中才能产生更厚重的著作。以我为例,自己从事这门学科研究时先接受过文本细读即“赏析”的锻炼,然后跳出意识形态的框框从微观研究走向宏观研究,跳出政治的制约从诗歌到小说、散文,再到文学评论进行全方位研究,还跳出台港文学,从事东南亚华文文学乃至北美华文文学的研究。有人认为我的面铺得过宽,但我最钟情的还是台港文学。20年前,海峡那边的浪潮汹涌澎湃过多少回,可从没有一朵浪花打湿过我的衣裳。我是多么想亲眼饱览台湾诗人笔下迷人的美丽岛风光啊。可当时条件不允许,我只得利用在香港岭南大学“客座”的机会,写了一本“砖”著《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回想起来,我为当年的鲁莽而羞愧,同时又为自己的勇气而自豪。现已进入暮年,可每当从阿里山归来,日月潭给我的灵感总是享之不尽,我的学术想象力与创造力还似年轻时那样活跃。在白云黄鹤的地方坐对茫茫海峡,仅今年就接连推出《几度飘零——大陆赴台文人沉浮录》、《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当代台湾文学事典》,还在台北《传记文学》和北京的《新文学史料》多次连载长篇论文。

对于台港文学研究的专注,我从不惧彼岸某些评论家的炮轰,我自信有“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的坚贞。我常对友人说:“一天不作文,一天不看从台港寄来的繁体版书,我心灵就会感到空虚。”某文化名人把我打成“咬余专业户”,其实,写书尤其是写研究台港文学的著作,才是我的专业。这本书写完后,我又得赶紧把只写了一半的《澳门文学编年史(五六十年代)》补上,友人希望我不要再做“拼命三郎”,另一位同行则激励我:“看了你这本书,好像一个到了古稀之年的人,仍可写出这样的好书来。”这自然是溢美之辞,但我对境外文学的关注,还有对史料的辨析,尤其是把台港文学融合在一起而不是分两段写,确实有一个长久积累和思考的过程。

对教材的写作,通常要求知识性和稳定性,所讲的都是大家公认的,我编写这本书也力求这样做,但我不满足于这一点。我想,此书既然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教材的水准自然不能是低水平的,而应是“高等”的,故写台湾文学时尽可能有包容性:不能只写“外省作家”而不写本土作家,或只写“统派”而完全忽略“独派”的存在。对“独派”作家的论著和作品,我常常采用一种“误读”策略,即反着读,用意在抗拒“台独”作家对我的一种权力操控。当然,此书还应体现我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和本领域的最新研究现状,如《金庸的武侠世界》这一节,把正在成长中的“金学”研究对象写进去;又比如在总体设计上,以作家作品论为主,辅之以《政治小说和网路文学的兴起》一类的综论,并让余光中一人独占两节,以体现余氏是两岸文学“单打冠军”的拙见。还有对张爱玲《秧歌》的评价和对“伤痕文学”先行者金兆的推介,并把“外省作家”写的三部曲视为“大河小说”,也有自己的洞见。当然,一家之言不一定为所有人认可,但至少可以启发学生思考和争鸣。

和中国当代文学教材一样,隔着海峡茫茫烟雾的台港文学及其教材也无法定型;这本书虽在教育部主管的出版社出版,但并无肩负定型任务。写书本需要新的观点、新的体系、新的材料,应该让学生接触一些前卫知识,以启发他们打开思路。人们常常抱怨大学老师上课缺乏激情,讲授的内容不新鲜。为改变这种现状,这本书在《作家身份与台港文学》中引入文化研究的观点和方法,还注意读者反应和市场对文学的制约,如三毛之死的评价和席慕蓉作品流行原因的探讨;并在宏大叙事之余辅之于细节,让此书成为有可读性的教材,如写梁实秋去台后散文成就为什么会倒退的原因就有“故事”。此外,在《朱氏“小说工厂”》等章节中从标题设计到文字,均力求鲜活灵动,甚至还带一点个性。这就是私家治史的好处,不似多人组成的编写组将学术个性消解掉,另一方面,这些努力也是为了让用此书做教材的老师不至于蜕变为催眠师。

末了,应该感谢高等教育出版社,能够在以“高等”命名的出版社出书,是我年近古稀碰到的快乐事,也是我在海内外出过20多本书从未有过的新鲜事,为此还要感谢审阅此书的中国新文学学会会长王庆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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