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和谐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澳大利亚和谐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通用7篇）

澳大利亚和谐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篇1

澳大利亚和谐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邹兴明

[摘要]澳大利亚城市和谐社区建设的成功经验说明，只有把和谐理念深入到城市与社区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并使之细化和具体化，即把和谐理念充分体现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各个具体环节中，和谐社区建设与发展的成果惠及到各个具体家庭和社会个体中，和谐社会才能成为实实在在的现实。在和谐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居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社会个体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和认可，社会个体潜能得以充分挖掘和发挥，社会个体意愿和尊严得到尊重和维护，社会个体利益得到有效的法律保证。通过制度安排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通过文化认同、文化包容和制度安排得以协调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通过环保意识和政策法律制度支持得以实现。

[关键词]澳大利亚；政府；服务；城市；和谐社区；经验；启示

一、澳大利亚城市及其社区给人的整体印象

澳大利亚是个美丽富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土面积769.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100万。澳大利亚的主要城市都座落在东南沿海一带，属热带、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受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海洋性气候的影响，澳大利亚的城市绿化呈现出人工与天然合一的景观。在澳大利亚的城市街道和公园里，随处可见的是各色鲜艳的鲜花和绿色的草地。但是，澳大利亚城市及其社区给人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其自然景观，而是其人文景观。

与国内相比较，在澳大利亚的城市和社区里，我们发现有几个“不见”：街头不见警察，但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却良好；街头不见交通警察，只有那一明一灭的红绿灯，但城市交通秩序却井然有序，行人和车辆都不会无视交通灯的存在；街头不见清洁工，但城市街道却干净整齐，随地吐痰和乱扔垃圾的现象在此似乎已经绝迹；不见养路工，但城乡道路却平坦舒畅；公共场合不见摄像头，但偷盗现象却极少发生；街头巷尾不见乞丐，但沿街给人擦门窗玻璃以换取劳动所得则司空见惯。这种种“不见”，给人留下的无疑是一种社会祥和的印象。“令行禁止”在澳不足为怪。比如今年刚刚推行的“室内禁止吸烟”活动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较为彻底的贯彻落实。

澳大利亚人很“欣赏”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时刻不忘“享受生活”。当然，这里的“享受生活”就不仅仅指物质生活中的吃喝穿住行等，更重要的是对自身生命价值的热爱与创造。他们尊重劳动创造，在劳动创造方面不分高低贵贱。他们认为只有在劳动中才能体现自我价值，才能享受到具有创造性的生命价值。因此，包括国外来澳留学的学生在内，都愿意在这一人文环境中改造自己的劳动观念。在澳大利亚的大小酒店，给顾客端菜送茶的服务员极可能同时就是该酒店的老板，也可能是来酒店兼职的留洋博士，劳动创造价值在这个国度里已经是一种荣耀，人与人之间在劳动和职业方面除了肤色和语言的区分外，不再有身份的高低贵贱之分。“活闲人”、“啃老族”在澳绝无仅有，即便是在救助中心和慈善机构里，人们的理念也仍然是尽可能帮助被救助的对象尽早返回社会主流，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因此，这里无需再费时间和精力去教育人们爱岗敬业，人们本身能够从自己的劳动创造中享受到精神上的快乐，挖掘和发挥自身的潜能。

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社会生活细微之处得以体现。在澳大利亚，人们开口说话必带微笑，在公共场所擦肩而过时稍微碰撞到他人哪怕是轻轻地碰到一点衣角，双方从来不争谁是谁非，而是首先抢着向对方道歉；偶尔被他人挡住了去路，人们也从来不强行往前挤过去，而是先说劳驾，请求对方给自己让让道，在别人还未注意到时，他或她会在后头耐心地等着，而无意挡道者也会下意识地连声说对不起，充分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在公共 1 设施的建设与设计方面，澳大利亚人特别注意满足与尊重社会老弱病残人员的需要，处处关心是否能够方便这些人员的出行或使用。包括社区里的“餐饮配送中心”，时时处处都在根据变化着的人群及其特殊需要而努力开发新的服务项目，尽可能满足每一个服务对象的实际需要。进入慈善机构和救助中心寻求帮助的人，也根本不用担心会被人“查家底”，那里的工作人员会尽可能让其过得有尊严，甚至尽可能消除其自身必不可免的“落魄感”。比如给他们一些零花钱去外面咖啡馆里有尊严地喝上一杯咖啡等，使他们感觉到他们曾经过惯了的生活仍然与自己有缘，在接待公务活动时也一定避免外来人员与他们正面接触，极力维护他们的自尊心，等等。

澳大利亚社会事业发达，根源于其政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一贯做法。在澳大利亚，“免费项目多，免税项目少”。政府工作的有效运行是靠税来提供给养，而不是靠收服务费来实现目标。婴幼儿入托入学免费，就医住院免费，风景名胜景点免费参观，休闲娱乐场所也有大量的面向公众开放的免费项目，其它免费向公众开放的项目更是名目繁多，如社区图书馆、运动场等。但是，在纳税方面，政府却有特别得力的措施，制定了比较完备的政策和制度，并通过各种渠道堵塞各种可能存在的税收漏洞。宽松民主的社会氛围。在澳大利亚，公众对政府的某项政策或具体的做法有不同的意见，可以直接表达，无需担心政府是“强势”，个人是“弱势”。在澳大利亚，单位或个人与政府打官司而单位或个人胜诉的情况并不罕见。澳大利亚国会大厦长期向公众开放，即便政府在开会期间，也允许公众随意进入会场旁听，包括游客在内，都可以随意进去旁听。“公开、公正”通过民主政治得以实现。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无论是破旧还是立新，政府出台的具体政策首先都得建立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才会最终实行。因此，澳大利亚的普通民众对自己国家的行政体制和生活状况都有较高的满意度。

二、澳大利亚和谐社区建设的成功经验

澳大利亚在国家行政管理上实行“三级管理”体制，即由联邦（中央）、州政府（省）、地方政府（市）三个层级的政府管理体系。由于澳大利亚是个高福利、高税收的法制化国家，政府对国民生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因此，城市社区的建设与发展有赖于各级政府政策引导和财力支持，社区建设被列为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澳大利亚在城市和谐社区建设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其成功的经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高度重视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政府每年都投入大量的财力支持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把社区建设作为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并把社区的和谐与稳定作为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来对待。在澳大利亚，政府通过税收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等手段，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使社会财富在整个国家中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格局，即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占人口比例的绝大多数，极富极贫的人口比例占绝对的少数。因此，在人们的日常吃喝穿住行等方面，很难看出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社会成员普遍有种安居乐业感，政府的惠民政策能够真正深入到了社会中的各个家庭和每一个具体的个人。

其次，服务型政府给澳大利亚和谐社区建设提供了方便、周到、快捷的管理与服务。在澳大利亚，社区管理在实质上就是社区服务，政府对社区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对社区的服务上。人生的生老病死等方方面面，政府在社会制度方面都做了比较详尽的具体规定，并且能够真正做到“照章办事”，一视同仁，使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通过社会制度得以实现。政府在出台任何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之前，都会最大限度地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尽可能地尊重全体公民的意愿和满足不同群体和个人的特殊需要。因此，政府制定的制度和出台的政策，基本上都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人们对国家的方针政策也基本上达到了普遍的认同感。其三，社区安全保障有力。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城市社区相对来说是人口密度较大的集中地，因此，社区安全保障在澳大利亚社区建设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从而也体现出其 2 警务工作自身的独到特色。为此，澳大利亚把警务工作融入到了社区建设中，以确保社区安全。其具体做法是：一方面，警察充分利用社区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如社区的咨询中心、家庭防暴中心、戒毒中心、社会就业中心等机构帮助社区居民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了解和掌握涉及社会治安方面的大量信息，为防范和破获社会犯罪案件储备了大量可能需要的信息和线索；另一方面，在一些地区实行警察步行或骑车巡逻，以加强和扩大警察与社会公众的接触范围，比如警察帮助居民临时照看孩子、帮助居民开锁、调解居民间的纠纷等。同时，警方还联合有关部门增加灯光照明、拆除久弃不用的破旧建筑，尽可能减少犯罪条件，并积极配合有关组织加强对危险人员的监控、教育和改造。此外，警方还经常派警员深入社区中小学去兼任校外辅导员，定期给学生上法制课，广泛开展对广大青少年的普法教育，以提高他们的法制意识，做到防患未然。

在保障社区安全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邻里联防”，即澳大利亚人最为熟悉的“Neighbourhood Watch”。“邻里联防”是澳大利亚警方为预防犯罪活动而开展的一项最显著最具特色的预防犯罪形式。通过“邻里联防”的开展，着重从四个方面加强社区安全和防范工作：一是发动群众举报犯罪活动并指证犯罪；二是传授关于个人和家庭预防犯罪的方法；三是登记贵重物品并在贵重物品上面标刻物主姓名和身份证明号码；四是在街道路口、公路两旁和居民楼墙上设置和张贴“邻里联防”的图案标志，以达到广泛宣传预防犯罪、震慑犯罪的效果。“邻里联防”活动的开展，既节约了警力，又真正起到了预防犯罪作用，使澳大利亚城市社区安全得到了保证。因此，在澳大利亚的城市社区，居民楼里没人安装防盗门防盗窗，在社区里也不用保安人员，“邻里联防”指挥部里也只需几个警察就够了。

其四，畅通的信息反馈机制。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对社区的管理坚持以保障社区居民在社区管理事务中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为基本原则，畅通信息反馈渠道，形成及时快捷的信息反馈机制，以帮助市政府在社区管理上作出准确有效的决策。他们通过出版免费刊物向社区居民传送社区消息、公示社区重要事件和发布通知通告，同时，社区周报、各类报告、市长月报、事件安排、最新消息等等信息通常都能够及时地传递到社区居民的手中，市政府的重要文件除了使用英文外，还同时使用其它7种文字，以保证全体社区居民能够充分地理解政府的文件精神，真正保证社区居民的知情权。社区居民家中也都有市政府提供的对各个部门的各种监督或举报电话，以方便居民及时反映情况和反馈意见。

三、澳大利亚和谐社区建设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澳大利亚经济社会的发展处于世界发达国家的前列，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其城市和谐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是发展中国家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但是，就澳大利亚在城市和谐社区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来看，无论是在工作方法和工作思路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值得我们认真加以借鉴，甚至某些具体的做法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努力方向。

首先，在城市和社区建设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先规划，后建设”的思路。如果以高楼大厦论城区，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市的城区面积不足北京市的百分之一大，300多万人口的墨尔本市却有机动车辆400多万辆，尽管如此，在墨尔本市的城区里，即便是在上下班的所谓高峰期里，也基本不会出现塞车现象。其它城市也一样，一个被人们誉为“坐在车轮上的国家”却难见交通拥堵。其中的原因，除了人们常见的地广人稀等“说得通，看得见”的理由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其城市建设过程中始终一贯的“先规划，后建设”的理念。在规划的过程中，城区内应当有几个写字楼、几个商业中心、几个集市等等，包括这些建筑所处的路段和布局以及对城市交通的影响等因素，都会在规划时得到充分的考虑和论证。城市建成后，从过去到现在，无论是谁想在城区里开设饭馆、酒店、商店等，在报批时，政府都会全面地综合各种情况，将各种因素考虑进去，并给申报人提供详细的信息和最为合理的建议，3 这些建议既为整个城市建设和发展考虑，也为申报人自身的根本利益着想。这时，政府充当的主要角色就是“义务参谋”。在城市社区建设方面也是如此，人们在规划的过程中会把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和未来的需要都尽可能考虑进去。规划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具有合理性和前瞻性的论证过程，使得城市和社区建设在规划中尽可能包含更多的合理因素。因此，城市“拆迁”现象在墨尔本市几乎为零，即便是有拆迁现象，也能够在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内顺利完成。同时，在澳大利亚的城市和社区里，根本就不见三天两头挖挖补补、挖了填、填了再挖的劳民伤财现象。

其次，广泛的居民参与。澳大利亚的市政府是最基层的社会事务管理机关，它直接面对社区居民，在居民与市政府之间再没有别的中间机构。在澳大利亚，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社区组织，其工作效率都是很高的，基本上不见人浮于事的现象。除了其现代化的办公条件和先进的设施之外，广泛的居民参与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政府和社区组织的许多工作很多情况下都是通过社区服务志愿者得以完成和实现的。各种NGO组织在澳大利亚也非常活跃，他们为政府分担了许多的实际工作，为政府有效地处理了很多相关的社会事务，同时，在很多方面也发挥着对政府工作的有效监督作用。

其三，加强对公民人文素质的提升。社区的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和谐则务必需要提升社区居民的人文素质，尤其是要提升遵守共同社会规范的规范意识。无论是国家的法律法规或社会制度和其它共同道德规范，都需要靠全体公民来共同遵守和维护。如果缺乏规范意识，有了好的制度不遵守，人人都各行其是，社会秩序的维护则必然成为一句空话，再好的制度条例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在这一点上，包括移居澳洲多年的华人有时都还不能充分理解，他们把澳大利亚人“照章办事”的认真劲视为“古板”，并取笑其为“一根筋”，认为这是缺乏“灵活性”。似乎只有能钻国家政策和社会制度的空子的人才是“聪明的”、“灵活的”，因而容易置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的原则性于不顾，只图对自己暂时有利的“灵活性”。就比如在城市街道的十字路口，尽管人们知道“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但在中国人看来，只要没车来，即便是红灯时闯过马路也是情理中的事情。类似十字路口闯红灯现象的例子在国人的行为中数不胜数，即只要不伤及自身，任何原则性都可以置诸脑后，剩下的全是打国家政策和社会制度擦边球的“灵活性”。从这里可以看出人们缺乏遵守社会规范的自觉性，而这种自觉性恰恰反映出国民人文素质的欠缺。因此，人们的日常行为仍然离不开有关部门和相关执法人员的监督、监控与管理，有时甚至离不开警察和刑法。

其四，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澳大利亚是一个具有强烈环保意识的国家，环保意识在城市与社区建设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在城市与社区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他们特别注意尊重和保护自然景观。为了展现自然景观的原貌，澳大利亚人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尽可能不架设立交桥，也不主张建过多的高层建筑。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一切从简，不铺张浪费，街头、社区、家庭的垃圾或废弃品都严格按照不可回收和可再回收的标准分门别类加以处理。在澳洲的大小酒店，人们难以看到一次性餐具，酒店的宿舍里也不提供一次性洗刷用品，甚至一个小小的装硬币的塑料袋上也要注明“可再次使用的袋子，不用时请交还银行”的提示语。一个富裕型国家建设和提倡的却是一个节约型社会和节约型理念。

其五，具有广博包容性的社区文化。澳大利亚是个具有多民族的移民国家，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这里和睦相处，从而造就了其社区文化的广博包容性。在相互交往过程中，人们并不关心对方是从哪里来的，而是特别注重相互之间思想、感情和心灵的沟通、交流与了解，因而不对任何具体的个人带有地域性的成见和歧视。在社区居民中，很多人都在不同的场合使用着不同的语言，即在外说英语，在家说方言。在社会保障、政治选举、劳动用工等方面也一样不分国家、民族和地区，只要你拥有了在澳的永久居住权，你的各项权益都能够得到与其他澳洲公民享有的权益一视同仁的保证。

总之，从澳大利亚和谐社区建设的过程与现实效果来看，和谐社区建设最为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和谐理念的细化和具体化。就是说，和谐社区建设的成败关键在于把和谐的理念深入贯彻到社区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和谐的理念充分体现在和谐社区建设的各个具体的生活和工作环节中，和谐社区建设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到各个具体的家庭和社会个体中。在和谐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居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社会个体的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认可，社会个体的潜能得以充分的挖掘和发挥，社会个体的意愿和尊严得到尊重和维护，社会个体的利益得到有效的法律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赢得了制度安排，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通过文化认同、文化包容和制度安排得以协调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通过强烈的环保意识和政策法律制度的支持得以实现和维护。

澳大利亚和谐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篇2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小城镇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数量从1954年的5400个增加到2008年的19234个, 小城镇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支撑点,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增长极”作用日趋明显。然而, 由于中国小城镇自发地、不规范地急剧发展, 其城镇规划建设从政府行政主导、规划设计前瞻、民众广泛参与、市场机制运作、法律政策规范、基础设施保障、生态理念推行、特色产业主导、历史文脉传承、公共服务完善等方面与发达的欧洲小城镇建设存在较大差异。笔者最近游学欧洲, 考察了一些小城镇, 本文以德国小城镇为例, 试图从其发展经验中寻找出超越国情的规律性思路与措施, 为我国小城镇规划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小城镇建设的德国经验借鉴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 面积35.7万平方公里, 共16个联邦州, 8000万人口, 属欧洲人口较稠密国家, 但其城镇规模与数量与我国相比有差距, 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只有4个, 50万人口以上的也不超过10个。前德国共有13500个小城镇, 其中75%的小城镇人口少于5000人, 超过10万人的小城镇只有89个。

德国小城镇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 其形成机制中的可持续性、科学性、民主性、人文性和法制性令人印象深刻。在不同历史时期, 德国小城镇的发展也曾面临过众多的抉择, 但是他们通过宏观、中观、微观、细节等多级层面的协同作用, 使得小城镇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很高的水平。

(一) 宏观把握——确立小城镇可持续发展规划设计管理理念

德国的规划体系包含有6个层次 (见图1) 。欧洲层面的规划是指相邻国家通过已经存在的国际组织 (欧盟, 欧洲自由贸易区, 欧洲交通部长委员会) 在规划上的合作。此外, 也包括有共同规划利益的国家的合作 (如阿尔卑斯山国家) , 这些国家之间相互协调各自的规划。90年代初欧盟制定了《欧洲空间合作——欧洲2000年》, 为了回应欧洲层面的政策, 联邦政府颁布了两份国家空间发展文件:《联邦空间发展原则》 (the Raumordnung politische Orientierung rahmen) 和《面向国家空间发展的联邦行动规划》 (Raumordnungspolitische Handlungsrahmen) , 它们成为联邦及各州相关机构中规划师和政策顾问的通用指南。

联邦政府规划建设部门主要负责制定本州的规划原则和一系列较为具体的建设法规, 指导本州的规划与建设;组织审核一系列需要州政府财政支助的建设项目, 列表上报联邦政府;在当地的“城市与社区建设联盟”的协助下, 对本州各地方政府上报的较大建设项目, 进行审查与批准。凡属于规划、建设技术规范及指标的具体内容由各地“城市和社区建设联盟”负责, 同时设立四级管理机构对小城镇项目加以控制。

德国区域发展和城市规划建设体系科学严密, 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规划体制的严密性。按照现有的《规划法案》的体制框架, 明确了国土利用规划、各州的州规划、各专区 (直属中央政府的大市) 规划和市镇建设规划四个层次, 相对应的法定主体都制定了相应的规划管理法律, 还包括一些具体细化的程序和形式要求。二是规划内容的科学性。德国区域发展和城市建设规划, 从人的发展状况、需求变动趋势和产业发展要求出发, 统筹兼顾经济、社会、资源和生态等相关制约因素。这些因素的考虑不是从概念出发, 而是严格的实证调查。三是规划过程的公开性。他们认为, 科学性是建立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之上的。规划过程中积极鼓励公民参与、社会讨论。四是规划执行的严肃性。既强调依法监督, 又强调市民监督;既强调舆论监督, 又注重民间组织的监督。因此, 在德国无论是大、中城市, 还是小城镇, 管理水平都很高。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 城镇发展中的环境问题被提升至重要地位。在联邦政府的大力倡导下, 联邦、州和地方层面绝大部分规划和城市发展政策, 都明确将环境问题作为关注焦点。由此, 大部分的政策工具和文件都在原则和目标的筛选、制定过程中, 实现与环境要素的整合。此外还制定了《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国家行动规划》 (National Plan of Ac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可持续发展成为地方政府在20世纪最后10年中的重要内容, 1992年以来, 德国有超过2000个自治市启动了《21世纪议程》的进程, 旨在提高公众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这些进程中包括了许多地方市民团体、教育机构和慈善组织的参与, 引导了许多城市的地方环境行动规划及其实施计划的制定。高度的环境意识无疑可以归结于这种过程中参与者的积极性。如今作为规章的制定机构, 基础设施发展 (例如铁路和高速公路) 的重要利益相关人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金的主要提供者, 联邦政府仍然保持着对于可持续发展领导的支配性地位。因此, 一个深入人心自上而下且自下而上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贯彻到操作细节与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

(二) 中观控制——建设小城镇全周期生态规划管理运营机制

德国的11个大都市圈遍布全国 (见图2) , 小城镇星罗棋布在全德各地 (见图3) , 据2004年统计, 德国有82个10万人口以上的行政区, 生活着2530万人, 占总人口的30%, 城市化的过程中, 大中小城镇均衡发展, 形成一种城乡统筹、分布合理、均衡发展的独特模式。德国全国人口中, 几乎有1/3的居民生活在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里, 大部分人生活在人口为2000人至10万人的小城镇里。目前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住在大城市郊外的小城镇。从位置上看, 小城镇一般距大中城市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车程, 面积一般为50公顷, 人口为3000人左右。

德国这种人口分布特点既得益于中小型城市完善的基础设施, 又与德国完善的法制体系密切相关。方便的交通网络和发达的汽车业令德国人的活动半径大大增加。德国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条件与大都市相比差异很小, 医院、学校、购物机会等一应俱全, 而且自然环境优美, 甚至具有大城市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因此德国在通过推行政府行政主导、规划设计前瞻、民众广泛参与、市场机制运作、优化投资环境、法律政策规范、基础设施保障、教育人才支撑、生态理念推行、特色产业主导、历史文脉传承、公共服务完善等方面的实践都有很好的经验。

1. 规划设计前瞻民众广泛参与

德国小城镇的建设十分注重发挥规划的指导和协调作用, 其城镇规划不仅强调功能完整、布局合理, 而且注重规划的长期性, 对于交通、通讯、排污等公共设施建设, 政府亦坚持长远性原则, 避免重复建设, 并留有充分的发展余地, 对今后需要重建、扩建的项目也纳人规划的考虑之中。

德国小城镇规划已由政府行为逐渐转向市民参与, 由理论性、专业性和集中的权力转为感性的、具体的、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 公众可全过程参与小城镇规划, 并设有许多官对民和民对官性质的机构, 以保障民众能充分参与。政府在编制城镇规划时, 首先广泛采集市民意见, 并进行分析、归纳、整理, 形成规划草案并公诸于众, 搜集市民反馈意见后再修改, 最后将修改后的草案报市议会审议, 经过公众听证程序才得以批准, 公众想了解规划情况, 到政府城市规划管理部门都能很方便地进行查询。

2. 基础设施保障生态理念推行

德国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 在城镇规划的指导下, 改造小城镇的居住环境, 提高居民生活的舒适度, 政府十分注重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服务设施的建设和各种公益事业的健全完善。这些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即税收、贷款和州政府的拨款。其中, 取得的贷款只能用于投资计划中已经列明的项目, 而州政府的拨款 (德国的政权结构由中央 (即联邦) 政府、州政府和包括城市、地区和乡镇在内的地方政府三级政府构成。上级财政部门每年都要按照法律规定, 对下级财政部门履行转移支付义务。州在公共和基础设施方面的专项拨款一般占转移支付总额的30%左右。) 是地方必须按州指定的项目进行使用的, 有准确的计划和机制进行执行管理。因此, 德国的城镇尽管显得比较“老”, 但其基础设施如道路交通, 供热、电力、供水、污水垃圾处理等配套完善, 覆盖面广, 功能得到较好发挥。交通覆盖面广, 空中运输、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使城镇间的“距离”缩短;城镇内的地铁、有轨电车、公交车、出租车, 私家车数量众多, 城市公交车线路密、班次多、运行效率高, 在一部分主要的公共交通路边站台上, 乘客甚至可以了解到自己想乘坐的公共交通还有多久会到站, 精确到分钟且适时更新的公交站牌指示为民众的出行提供了方便, 运行机制与基础设施的细致入微可见一斑。

德国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 雨量充沛、光照充足, 天然森林、草坪形成了基础的生态环境 (见图4) , 且由于历史传统和人文素质, 德国国民对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的意识较强, 而且在经历大工业化时代环境付出沉重代价后, 这种意识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甚至形成了主政党、主政国家的理念。德国生态环境建设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二战前, 城市生态建设集中在城市绿色空间的营造;二战后至1990年, 注重城市空间拓展下的自然环境培育, 强调保护生态系统功能的完整性;1990年后注重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网络。德国政府每四年颁布一轮生态建设计划, 明确橙色土地 (工业废弃、转移土地) 转型、生态重建计划、土地减少利用计划, 实行指令性管制。

德国小城镇建设将环境保护作为重要因素优先考虑, 坚决杜绝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 在其建设法典中, 环境保护制约着建设的全过程, 而且政府规定, 任何项目的建设都要保证绿地总量的平衡, 因此, 德国几乎所有小城镇中森林和花园总面积都占该城的1/3以上, 环境十分优美。

3. 政府行政主导法律政策规范

德国在区域发展和城市建设中非常重视强化政府的调控作用, 特别注重对城镇规划和生态重建的行政主导干预。

一是法律约束。德国政府20世纪初先后出台了城市规划法、社会保障法、反垄断法和城市土地利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仅在城市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就多达100多个, 并建立和形成严格规范的规划体制和运作机制。

二是直接进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统一安排公共设施建设, 重点推动满足公民需要的住房、交通和自然环境等重大建设, 在基本性和基础性项目上采取政府直接投资。

三是直接提供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如污水处理、垃圾分类、绿化保洁等。有些公共事项尽管采取了服务外包, 但预算管理、监督调控权等仍然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

同时德国采用法律手段对规划的实施进行约束, 防止人为原因或其他因素而随意调整, 从根本上保证规划执行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德国的城镇规划一经通过, 就具有法律效力, 如需变动, 除遵循一定的论证程序外, 还必须经市民重新审议通过。

4. 市场机制运作优化投资环境

德国城镇与国内城镇发展经济的一些策略类似, 政府也会制定许多优惠政策来吸引企业的入驻。德国的小城镇规模一般都不大, 城市格局通常是以火车站为城镇中心, 附近是商业中心、博物馆、教堂和广场。商业中心通常为步行区, 商业街两侧是欧式传统建筑 (见图5) , 漫步在这样的商业中心会使人感受到历史、文化和传统的震撼;城镇通常在新开发的区域进行建设, 新城区、高新区、工业区合理分流城镇压力, 又为经济增长、城镇发展营造了空间。小城镇良好的基础设施是进行招商引资,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 德国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坚持高起点、高标准和严要求, 所有新建的小城镇都是先从基础设施做起, 不仅交通四通八达, 有的小城镇还建有机场, 城镇内部更是路网密集, 小车可以从自己的家门口直接开到商场、学校和医院等任何地点, 交通十分便捷。良好的市场机制与基础设施, 为投资环境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5. 教育人才支撑特色产业主导

小城镇发展不仅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 更需要大批优秀人才。人才的集聚, 是城镇发展建设成败的重要因素。德国小城镇都具有规模不同、档次不等、数量较多的图书馆、歌剧院、体育馆等文化设施, 同时建设大中小学校以及各类职业、培训学校成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职责之一。因此, 较为完备的文教机构也成为德国人口素质提升的一个基础性保障, 培养出的高素质人才为德国城镇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德国统一后, 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不对称使大量人口西迁, 不少地区人口结构发生改变, 区域政策也急需调整。1989年, 欧盟前身欧共体拟定“社区倡议计划”, 将乡村自然与人文关怀正式提上议程。其中四大措施包括农业环境、提早离农、耕地造林以及对不利发展和环境受限地区进行补偿, 同时还提出了著名的“小城镇经济发展行动联盟”计划, 涵盖从基础建设、地域管理、旅游业、临场管理到地方特色产品, 1991年以来, 德国数百个乡镇纷纷借助这一项目的经费, 推出一系列发展项目, 仅巴伐利亚州就有58个小城镇参与了2007年到2013年的第四期计划。在优势项目的选择上, 这种发展模式充分发挥了每个小城镇的自主权, 有利于因地制宜, 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小城镇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本地就业机会, 大大减少了城市的压力。

德国小城镇尽管规模不一样, 但呈现出主导产业突出、特色鲜明的特点。海德堡原来是欧洲重要的印刷、轻工、食品、包装机械的重要基地, 经过20年的努力实现了漂亮的转身, 产业转型带动了城市功能转型, 已经成为欧洲的科研城、文化城和旅游城 (见图6) 。这种转型, 不仅引起了生产组织方式上的变革, 而且推动了社会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 拓展了都市服务产业的发展空间。

6. 历史文脉传承公共服务完善

德国城镇在建设实施过程中, 各地把对历史文化和对老街小巷的保护、修复作为重要内容, 德国小城镇普遍具有古城凤貌、风景如画的特点, 很多城市以其传统的城镇肌理, 宜人的的空间格局, 精美的城市建筑, 丰厚的历史文化而闻名于世, 它们既是城镇、建筑艺术的天堂, 也是社会历史的缩影。如班贝格, 位于巴伐利亚北部, 隶属于上弗兰肯行政区, 是一座大学城和行政城, 是天主教班贝格总教区的驻地, 也是上弗兰肯地区的重要中心, 其老城是德国最大的一座未受战争毁坏的历史城区, 1993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见图7) 。

德国政府充分保护原有小城镇格局,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可谓不遗余力, 规定具有200年历史以上的建筑均须列入保护之列, 并拨出专款用于维修和保护工作, 对具有历史风貌的老建筑基本会维持原来的外观, 只是根据现代生活的需要对其内部进行改造, 使每座城市都显得富有历史底蕴和文化品位, 和谐之中彰显出个性。对传统城镇、建筑、文化不是为保护而保护, 而是围绕传统城镇历史文脉构建起一系列第三产业,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地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 同时为本地的文化延续与人文构建做出了贡献, 服务社会的同时也解决了维修和管理经费的来源问题。

完善的公共服务配套是保障城镇居民日常生活的基础, 也是促进人们到小城镇定居的条件之一, 政府十分重视小城镇生活环境的改善, 积极创造一个比大城市更方便、舒适的居住环境来吸引人口聚居。德国仅有五万人口的小城市巴登巴登, 不仅城内有商店、银行、医院、宾馆和饭店, 还拥有博物馆、文化中心、图书馆、综合性体育场、高尔夫球场、网球中心、游泳中心、温泉中心等, 各种配套设施十分完善。德国小城镇的医疗保健系统和教育系统与大城市几乎没有差别,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大城市更加完善、优越。例如, 在德国小城镇工作的教师享受政府官员同等待遇, 工资收入高、工作稳定, 所以师资力量非常强, 加之学生人数相对较少, 获得老师辅导的机会较多, 因此, 德国小城镇的基础教育质量普遍较高。

(三) 微观指导——弥补小城镇建设中观层面的生态评价缺失

德国在进行政府行政主导、规划设计前瞻、民众广泛参与、市场机制运作、创建投资环境、法律政策规范、基础设施保障、教育人才支撑、生态理念推行、特色产业主导、历史文脉传承这些机制相互协作的同时, 努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评估机制, 建立并推行了一系列的整体人居环境评价指标和方法, 从概念层面逐步转化到量化。绿色节能技术的应用在城镇更新建筑改造的过程中被广泛应用, 其完整的单体建筑评价体系通过对建筑应用一系列综合考量评价指标, 针对更新建设后的小城镇进行研究, 从而弥补小城镇中观层面建设过程中的某些生态评价体系的空白, 也为后续检验提供了保障。

(四) 细节推敲——强调以人为本的人性关爱细节设计

德国既没有过度拥挤, 高楼林立的市中心, 也没有破旧不堪的农村地区, 良好的区域交通、通讯、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网络为城镇均衡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见图8) 。无论是大城市、中小城市或几万人口的小城镇, 各项市政设施的水平基本一样, 几乎无差异加之方便的购物餐饮等生活配套条件, 接近大自然的生活环境, 使小城镇拥有很多大中城市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德国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发源地, “以人为本”的理念处处体现在城镇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上, 大到银行、商店、邮局、交通、医院和学校等的规划布局, 小到城市道路休闲椅的设置、自动收费自动清洗的移动卫生间, 无处不体现着人性的关爱, 并且所有的道路、商店、酒店及公厕等公共场所, 都设有残疾人无障碍通道, 很多出租汽车上都备有轮椅上下辅助装置, 公共汽车在靠战后会自动倾斜车身, 方便轮椅人士下车, 充分考虑、照顾和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在众多诞生于中世纪历史悠久的德国小城镇中, 古老的石板路, 尖顶教堂、传统建筑, 和谐之中显出个性。每个小镇拥有众多是古迹, 房屋的寿命动辄几百年, 但它们仍然保存完好 (见图9) 。德国人均住房面积40平方米左右, 在小城镇, 人均住房面积却都达50平方米以上, 85%的人有精巧别致的私人住宅庭院, 连有上百年历史的房屋都安装了现代化的卫生设备和供暖设施。

小城镇中的广场众多, 纪念性主题突出, 且规模适中 (见图10) 。当人们穿行在狭窄弯曲、商店林立的街道中, 突然出现的广场使人顿觉豁然开朗。阳光普照, 布置优雅的咖啡座, 尽管广场面积不大, 却让人感受到一份惬意与悠闲。广场的铺装大都采用天然石材, 周边栽植大量的乔木草坪和灌木, 恬静安逸的小镇生活跃然眼前。

三、对中国小城镇建设的启示

德国小城镇建设已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这些数以千计, 经济上欣欣向荣的中小型城镇与大都市相比, 具有更好的宜居性。学习不同规模的城镇和区域是如何协调和管理综合规划过程的, 对我们更有意义。但其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必须结合我国国情综合考虑采用。因此, 对比德国的建设经验, 对我国小城镇建设的启示如下:

(一) 坚持以前瞻性规划为指导, 推进小城镇建设可持续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 经济发展不平衡, 发展小城镇的条件也各不相同。各地要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 科学规划。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区位特点和资源条件, 搞好小城镇的规划和布局, 规划的制定应具有前瞻性与可持续性, 考虑城镇未来的发展潜力, 为将来的持续发展留下充分的空间, 要注重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发展, 合理确定人口规模与用地规模, 坚持建设标准, 规划的编制要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 切实做好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及交通网络、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等各方面规划的衔接和协调处理好城镇建设与环境保护、现代化建设与历史遗迹保护等各方面的关系, 立足当前, 面向未来, 统筹兼顾, 尤其要保护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将农村纳入小城镇发展的规划范围内, 在土地利用规划上协调各行业用地布局, 维持农业用地总量平衡, 给子孙后代留下生存发展的空间。

(二) 坚持政府依法行政主导权, 保证法律政策规范科学有效

现阶段我国小城镇规划依据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经济增长为主要依据的阶段, 同一行政区域中规划主体多头分散, 缺少协同联动、有机整合的协调管理机制。规划制定的程序上, 缺少民众听证、公民参与、上下对接的社会互动机制。规划管理制度执行上, 人为因素偏多。

因此要积极探索适合小城镇特点的新型城镇管理体制, 集中精力管理公共行政和公益性事业, 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社会环境, 完善小城镇的财政管理体制。按照有关法律的要求, 明确小城镇政府的事权和财权, 合理划分收支范围, 逐步建立稳定、规范、有利于小城镇长远发展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设立独立的一级财税机构和镇级金库, 做到“一级政府, 一级财政”, 能够有力进行本地区的基础设施完善和民生工程建设。同时完善立法, 规范小城镇建设。

(三) 加强小城镇基础配套建设, 优化投资环境吸引社会资本

为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 国家要在电网改造、公路、广播电视、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支持。地方各级政府要根据自身财力状况, 重点支持小城镇镇区道路、供排水、环境整治、信息网络等公用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要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服务, 吸引投资。各地要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 吸引企业、个人及外商以多种方式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经营, 多渠道投资小城镇教育、文化、卫生等公用事业。对有收益的基础设施, 可合理确定服务价格, 实行有偿使用。鼓励相邻的小城镇共建、共享某些基础设施, 提高投资效益。金融机构要拓宽服务领域, 积极参与和支持小城镇建设。国有商业银行要采取多种形式, 增加对小城镇建设的贷款数额, 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搞好小城镇建设。

(四) 加强小城镇智力资源支持, 发挥特色产业资源主导优势

在德国多年规划教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独立的规划院校教育经验, 也很值得我们学习。我国未来将需要成千上万的规划工作者, 他们应该了解城市以及城市规划, 应该从政策的制定和实际操作以及市场运作多个角度对小城镇的建设作出科学的导向。

在新兴产业发展的背景下, 小城镇也要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发展, 广泛吸引社会资金改造或兴办各类职业学校, 围绕小城镇产业的发展, 积极与用人单位合作开展“订单式”培训, 培育高素质的劳动力和技术人才。

充满活力的经济是小城镇繁荣和发展的基础。要根据小城镇的特点, 以市场为导向, 以产业为依托, 大力发展特色经济, 着力培育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 形成农副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基地。要发挥小城镇功能和连接大中城市的区位优势, 兴办各种服务行业, 因地制宜地发展各类综合性或专业性商品批发市场。要充分利用风景名胜及人文景观, 发展观光旅游业。

(五) 尊重小城镇历史文脉传承, 推进后续量化运行评估机制

我们可以从德国借鉴到如何保护城市文化遗产, 如何维护公共空间, 如何在历史结构中结合现代需求如何协调交通与土地利用, 如何对人们的出行进行管理, 以及如何实现兼顾能源效益的空间发展。同时建立一套适应本国国情的切实可行的后续量化运行评估机制, 适时对发展方向进行跟踪报告、监控、调整, 实现高效的建设运作模式。

四、和谐城镇实践之路

中国和德国相比, 尽管在政治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基本国情、管理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异, 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德国小城镇建设与发展过程中, 寻找出具有共性和规律性的做法和经验。努力实践三大和谐纲领:人与自然的环境和谐;人与人的社会和谐;历史与未来的发展和谐。基于中国的实际条件, 努力实践中国小城镇建设与管理的特色模式, 实现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Spitzer, Hartwig (1995) :Einfuehrung in die Raeumliche Planung, Publishing House of Eugen Ulmer Stuttgart[M], p.26.

[2]克劳兹.R.昆斯曼, 刘佳燕.德国城市:未来将会不同[J].国际城市规划, Vol.22, No.3,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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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MBau (=Bundesministerium für Raumordnung, Bauwesen und St?dtebau) .1996.Human Settlements Development and Policy.National Report Germany.HABITAT II.Bonn.

[5]联合国可持续发展21世纪议程.http://www.un.org/chinese/events/wssd/agenda21.htm.

澳大利亚和谐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篇3

[关键词]澳大利亚：三支柱；分析；借鉴

中图分类号：13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4-0282-02

1引言

澳大利亚的养老金制度经历了一个由单一福利型到多层次较完善的保障；由窄覆盖面逐步到广覆盖；由不够透明到高度透明，在继承中发展，在不断解决社会矛盾中深化，为居民年老时提供多重保障的养老金福利制度，是与时俱进，随经济和社会发展而完善的。

2澳大利亚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基本情况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澳大利亚养老保险实行政府年金制度，靠税收筹集资金，主要用于支付政府雇员、大公司管理者的退休金和低收入者老年救济，多数劳动者基本没有养老保险，是一种覆盖面窄、现收现付、独脚拐棍式的养老保险制度。1985年，工会和劳动行政管理部门达成一项协议，要求雇主增加支付工资的3％，为雇员提供养老保险。此后，企业年金逐步建立起来。1992年，政府要求所有雇主为全部员工提供退休金保障，最低缴费水平从1992年7月1日占工资的4％逐年增长到9％，分十年到位(目前已增长到8％)。为了对养老保险实行监督管理，专门成立了审慎监管局(APRA)。因其是在政府年金之外建立的养老保险，故称其为“超年金”(superannuatlon)。起初由于缺乏法律约束，许多雇主并不情愿为雇员缴纳这笔增加的年金。1993年6月，曾担任过澳大利亚就业教育与培训部、商业部、财政部高级官员的著名专家文森特·费茨格雷德(Vincent w FitzGerald)向政府提交了一份题为《国民储蓄》的政策咨询报告(即著名的费茨格雷德报告)，提出了在全国强制实行超年金计划、鼓励雇员自愿缴费投保以及基金运营、税收等建议和一系列政策法律实施要点。政府采纳了报告所提建议，于1994年颁布了《超年金监管条例》(SIS)，加强了对超年金的管理，强制雇主加入该计划，不缴费者将受到严厉税收处罚。同时，鼓励个人自愿储蓄投资养老保险。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政府年金、超年金计划和个人自愿储蓄保险三结合或三支柱式的养老保险制度。

2澳大利亚养老金制度的构成

2.1由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养老金

此项养老金被叫做“有限福利”制度或称“最低生活保障福利安全网”。1992年以前的养老金制度是单一性的，完全由政府包揽。并沿袭多年。主要对象是长期服务的公务人员和富裕群体。1985年以前的养老金制度规定成员达到55岁退休年龄时即可获得一次性福利收益，并向他们受赡养者提供。1986年至1992年养老金制度规定，成员到达58周岁退休时给予一次性支付养老金。目前执行的新的养老金制度规定，凡年满61周岁的女性居民(2014年将提高到65岁)和年满65周岁的男性居民，只要通过家计审查(me833s test)，即可领取由财政部门发放的最低养老金。养老金为当地平均周薪的25％，并随物价指数进行调整，其资金来源于税收。

2.2雇主提供的职业年金。

包括企业养老金和政府雇员养老金等。职业年金分为强制性和自愿性两种。强制性职业年金是该国近十多年在养老金方面最重要的改革之一，主要体现在1992年联邦政府通过了新的法律，即《养老金保责法案》和《养老金管理法案》，法律规定覆盖所有雇员，被称之为“强制养老金”。法例要求，雇主必须为每位全职雇员按当地一定比例的养老金作为退休时的积储。到2002年7月，雇主被要求按员工工资的9％提取养老金。按澳大利亚就业人数800万，人均周薪860澳元估算，每年将有300多亿澳元的职业年金，尚未包括雇员自愿储蓄部分。澳大利亚在国家法律和政策上扶持弱者，夫妻离婚时，由于女方收入低，丈夫必须为妻子付一部分养老金。强制养老金制度的推行，较比1992年以前的自愿性质，雇员的覆盖面已由当时的40％扩大到目前的80％以上。职业年金由政府委托基金经理，保险公司和咨询公司等进行运营管理。职业年金已成为澳大利亚养老金制度的最重要的支柱。

2.3个人自愿的养老金储蓄

包括自愿性质的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储蓄和投资。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鼓励雇员提前为自己提高退休待遇水平而进行储蓄，因为雇员退休时雇主按当地在职时工薪标准的9％缴费是不够生活支付的，至少需达到15％。国家在税收上的优惠政策有利于养老金的筹集，雇员想提高退休时的待遇，只要接受附加税、薪酬减损或配偶支付即可。雇主也配以特殊条件，以确保其贡献不降低，甚至采取将减薪转化为贡献的方式。1986年企业法院规定，被“企业奖励”覆盖的雇员应得到薪酬水平的3％作为养老金。这是工会和雇员之间达成的合法协约，它覆盖了大多数人员，也提高了被养老金覆盖的劳动比例，同时导致了养老金储蓄急剧增长。从1997年开始，澳政府对向保险公司购买商业性养老金的人给予税收减免优惠，即每年的保险费在3000澳元以内的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3000澳元以上的部分按原税率的25％纳税。据资料显示，有三分之一年龄在15-64之间的雇员有自愿性养老金储蓄。个人自愿性养老金储蓄已成为澳大利亚养老金体系中重要支柱之一。

3澳大利亚养老金制度的特点

3.1从独脚拐棍转向三个支柱

目前，政府年金、超年金计划和个人自愿储蓄保险，构成了澳大利亚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其中，尤以超年金发展最快，超年金计划覆盖面迅速扩大，澳全国已有93％的雇员参加了超年金计划，其中全时工作者的99％被覆盖，非全时工作者80％被覆盖。基金积累总额已达4900亿澳元，成为澳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支柱。可见，澳大利亚养老保险制度已从政府包办、独脚拐棍式年金制度转变为三支柱式养老制度。

3.2从收益确定转向缴费确定

由于制度体系的变革，澳养老保险基金筹集方式和养老金计发办法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逐步从收益确定型向缴费确定型转变。过去由政府提供的年金完全靠国家税收筹集资金，直接由政府预算支付，向低收入退休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支付水平为男性周平均工资的25％，目前约合每周200澳元。大约75％的65岁以上老年人以此作为退休后收入的全部或一部分。2000年，政府年金支付总额达到170亿澳元，约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占财政收入的12-13％。这部分年金采用现收现付制，没有基金，没有积累。不断增加的支出只有靠增加税收来弥补。2001年，澳全国纳税人与养老金领取人的比例为6：1，到2050年，

这个比例预计为3：1。现收现付的政府年金制度将难以维持如此沉重的养老保险负担。实行超年金计划，改变了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方式及年金支付办法。超年金采用完全积累方式，由雇主缴纳，全部记人个人账户，积累的基金委托国家依法认定的信托机构管理，由专业公司负责投资运营，保值增值；投保人退休时，依据个人帐户积累额计算养老金领取额，目前澳法律规定，这笔养老金可以按月领取，也可一次性领取。按照9％的缴费率测算，积累35-40年，超年金的替代率约为40％(维持退休前生活水平大约是65％)。这将大大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为养老保险提供资金支持。

3.3从政府责任转向社会责任

由一支柱转向三支柱，不仅是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的转换，而且也体现了政府责任向社会责任的转变，特别是个人的责任增大了。过去，机构和个人作为纳税人，只要照章纳税就行了，养老保险是政府的事。在澳大利亚，长期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经济政策，人们没有储蓄的习惯。工资收入除纳税外，几乎全部用于即时消费，甚至超前消费。实行超年金计划，实际上是强制人们为未来储蓄，同时，采用个人账户、税收优惠、鼓励投资等措施，把养老保险从单纯政府责任逐步转向社会责任，大大增加了个人对自己老年保障的关注。为了吸引雇主和个人加入超年金计划，并自愿参加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澳政府除了立法强制实行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投资和税收优惠政策，比如，雇主为雇员缴纳养老保险费部分，可获得减税优惠，即由应纳税率30％减为15％；记入个人账户的基金投资收益，纳税率也由30％减为15％；从超年金账户领取养老金时，收入税税率同样由30％减为15％。为了扩大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渠道，使投保人有更多的投资选择，澳在实施超年金计划的同时，形成了五种基金，即公司基金(由个人或团体雇员缴费形成)、行业基金(特殊行业如建筑业、餐饮业工人缴费形成)、政府基金(各级政府及其所属机构的雇员缴费形成)、零售基金(由金融机构管理的超年金基金)和小型基金(主要以个人和家庭为基础含3-4个成员的小基金)，参加超年金计划的雇主为其雇员选择投资方向，据说以后雇员可以自主选择。近几年来，养老保险基金增长速度很快，尤其是零售基金和小型基金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澳有关行家预计，未来几年，零售基金、小型基金、行业基金将持续增长，公司基金和政府基金所占份额将会缩小。为了保障政府年金和超年金制度顺利实施和基金安全有效运营，澳政府由家庭和社区服务部(1998年组建，原为社会保障部)负责政府年金计划和支付管理；由审慎监管局负责监督管理超年全信托机构并确保超年金和个人自愿储蓄养老基金的安全；由证券投资委员会负责维护消费者利益并确保市场公平竞争；由税务局负责确保雇主按时足额缴费并符合税务规定(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税收计算公式和详细的规定)，并监管小型基金。各部门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组成养老保险监管系统，保证了新制度一开始就步入依法规范实施的轨道，使社会各方面都承担起应负的责任。

3.4从行政管理转向社区服务

澳大利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后，为了加强社会化服务，1997年，经联邦政府总理批准，成立了“中央联接机构”(可简称“中联”，英文名称为Centre Link，是政府出资设立的非赢利性事业机构)，该机构与政府各部门保持联系，承担委托的各种服务项目，受家庭与社区服务部委托发放养老金是其主要任务之一。该机构负责养老金领取人情况登记、费用申报和通知发放，工作一直做到家庭，同时负责收集汇总全国养老金串领发放信息。

中联机构的设立，使政府从繁杂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从社区到家庭疏而不漏的社会服务网。

通过十余年的改革探索，澳大利亚初步建立起以三个支柱为基本特征的国家统一立法、政府行政监督、专门机构监管、基金市场运营、社区综合服务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目前看来，这项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措施已为多数人所接受。

3中国养老金制度的基本状况

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之后，以企业为主的养老金制度完成了向社会化的转变，初步形成了以企业和个人缴费结合的“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障体系。中国的养老金制度表面上采取了混合养老金制度的形式，但是由于历史积累的巨大养老金隐形债务，迫使个人账户资金被挪用，形成了大量的名义账户，实质上没有按照混合制度的养老金制度运作。这种以名义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为标志的养老金制度存在较大的缺陷。

3.1养老金面临赤字问题

造成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特殊的人口问题。从2001年开始，中国老龄化人口的增长持续加大。由于现收现付制度本身的代际再分配特征是从工作的一代向上一代再分配养老金。进人人口老龄化社会，工作一代的人口减少，而退休一代人口正在增加。工作一代人已经不能为退休一代人提供足够的养老金，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

3.2统筹层次偏低

另外一个原因是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筹层次偏低，由于不同统筹层次的基金无法调剂使用，就严重制约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调剂功能的发挥。由此所带来的问题是：各地区社会统筹养老金结余与赤字并存，财政补贴负担沉重。

3.3分配和储蓄功能混同

由于在养老金制度改革过程中没有具体规定对已经退休和临近退休的老年职工的养老金安排，他们在过去的传统制度下没有养老金缴费积累，所以他们无法凭借现在的个人账户领取养老金。于是在实际操作中就不得不依靠当前基本养老金制度中的缴费进行支付，这样就会破坏了现在个人账户养老金的储蓄和积累。这种分配和储蓄功能的混同，同时又降低个人和企业对于缴费的激励，造成了大量的养老金缴费的逃避。

4澳大利亚养老金制度提供的可借鉴的经验及启示

4.1坚持强制性和自愿相结合的征缴体系。不断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

澳大利亚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养老保障问题上，政府要做到“广覆盖”；大部分的经济责任，应当在政府规制的严格监督下，逐步交给企业和个人去承担。如果为解决眼前困难一味提高企业缴费，进一步扩大覆盖面会受到极大阻力，历史遗留问题也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我国企业职工养老金目标替代率水平为60％左右，退休时养老金水平比在职时要有明显减少，在效益好的单位尤为突出。对于这样单位和个人基本生活有结余的群体，除缴纳基本社会养老保险费外，要鼓励参加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等补充性养老保险。尤其要象澳大利亚那样，在税收政策上要体现优惠和鼓励。

4.2实施逐次提高退休年龄的措施，减轻支付的压力

澳大利亚为避免养老金被过早地耗费，在一个特殊年龄前，严格限制获益进程而采取了限制措施。同时，为减轻养老金支付压力，实行新老制度并存，逐步过渡的办法。在我国，在人口老龄化的现实，养老金保障压力日益突出，而且经济尚不发达，养老金积累少，随着社会保障功能增强，限制过早获取养老金待遇，适当延长领取年龄是势在必行的。可采取分步走逐次提高保障年龄的做法。

在提高保障年龄的同时，还要严格控制提前退休问题。要研究如何从机制上约束提前退休行为。在多层把关严格审查的同时，要适当的调整利益关系，本着谁用人谁负责的原则，给用人单位适当的经济补偿，达到统一退休年龄时才领取待遇。还应像澳大利亚那样，为制止提前领取养老金现象，通过法案，对高收入者征收养老金缴纳附加费及终期支付附加费。

4.3委托专门机构负责养老金管理运营，确保有序运作保值增值

借鉴澳大利亚基金管理运营经验的基础上，要制定出管理操作的规定，风险控制管理办法，以此为依据，进行规范化运作，确保基金安全增值。

我国养老金投资仅限于国有商业银行储蓄及购买国家债券，较低利息收益造成基金贬值的风险很大，更难以满足退休人员养老金增值需求。需积极探索市场化运营机制和方式，加强监督，在保值基础上最大化地增值。

澳大利亚和谐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篇4

一、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科基本情况与成功经验

（一）公共关系科编制与职能。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科隶属于行动处（又称甲部门）支援部，成立于1968年，目的是为促进警民关系、反映市民意见、与传媒建立及维持良好关系，以及向市民和传媒提供查询服务。公共关系科编制数十人，由一名总警司领导，并分别由一名高级警司及一名总新闻及宣传主任协助工作。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科下设社区关系课与新闻及宣传课两个实战单位，分别负责与市民大众和与传媒的公共工作。

1.社区关系课。下设行政及支持组、接待组、少年警讯及青少年联络组、电视及电影联络组。其中行政及支持组负责安排警司级人员或有关公关公司为警队人员传授有关面对传媒及公关技巧的训练课程。同时，还负责接听警察热线，支持其他职员的工作，以及在大型购物商场筹办“好市民奖”的颁奖典礼，以公开表扬协助警方打击罪案的模范市民。接待组负责接待海外及本地访客，协助筹办“警务处处长灭罪年会”，包括听取香港十八区的灭罪委员会的意见，集思广益，制定有效打击罪案的措施。同时，该组还负责回答或跟进公众的查询。少年警讯及青少年联络组负责筹办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人生观的“少年警讯”活动及协助各警区的中学联络主任，与学校管理层、学校社工、家长及非政府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并保持密切联系，携手防止青少年误入歧途。电视及电影联络组负责拍摄“警讯”的电视节目，呼吁市民向警方提供罪案资料，以及提醒市民对犯罪问题提高警觉性。

2.新闻及宣传课。下设《警声》组、新闻室、编辑及研究组、宣传组。《警声》组负责编印《警声》双周刊，其内容以表扬警队中的各优秀警员为主，推动警队内部的健康生活文化。新闻室负责处理新闻界的查询及发放新闻稿，安排记者会及让有关人员接受传媒访问等。编辑及研究组负责编辑和监察当日的本地报章及杂志报道，以及撰写当日新闻摘要，以便长官实时得悉香港社会有关警队的最新信息，并在有需要时做出及时响应。宣传组负责警察招募、少年警讯、道路安全及扑灭罪行的宣传工作，为警队与市民沟通的桥梁之一。

（二）公共关系科推进警民关系工作的特点

1.历史悠久，目标明确。香港警队成立以来，一直十分注重与市民的沟通，开展各种形式的警察公关活动。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于1973年和香港电视台联合制作《警讯》节目;1974年先后启动了警民关系组计划和少年警讯计划，经过30余年的积累和发展，少年警讯已成为目前香港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团体之一，警民关系组计划也成为香港警队基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警察公共关系始终围绕“使香港继续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及稳定的社会”的目标开展活动。

2.机构健全，贴近实战。香港警察自上而下有一套完整的警察公共关系机构和良好的运行机制。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属行动处下辖的单位，贴近实战，内设两课八小组，以“对内、对外均维持有效沟通”的理念为指导，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并直接指导全港23个警区的警民关系组开展工作。

3.制度规范，全员公关。《香港警察通例》的有关内容和香港警方《程序手册》第39章详细规定了“警察与市民及传播媒介的关系”。明确每一名警员无论是工作时间还是非工作时间，都有责任推进及维持良好的警察公共关系。

4.重点突出，以人为本。香港警察公共关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警队内部关系和社区沟通、青少年预防犯罪和新闻发布上，积极采取各项措施，稳步地推进各项工作，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5.精于策划，效果明显。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科本着“服务为本、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通过实施公关策略，与公众及媒体形成了良好的关系。香港被评为全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香港市民对香港警察的满意度和信心均保持在85%以上。

（三）公共关系科推进警民关系的基本策略

1.持续展示正面形象。香港警方认为，对某一事物及形象的认可需要一定的过程，需要不断的重复与强化。因此，他们持续不断“透过与社区及传媒的联系，积极巩固警队的良好形象。使市民维持对治安高度的信心”。

2.推广相关知识、加强市民对警察的了解。香港警方通过影视、报章等传媒以及组织培训、流动展览、印发宣传材料等形式，切实强化市民的安全意识。同时，每年向公众及媒体印发《香港警察年报》，并强调香港警察的“抱负、目标、价值观”和“服务宗旨”等警务理念，加深市民对警队的认识及了解。

3.与传媒建立良好关系。香港警方注重与媒介建立良好关系，并借助媒体之力展示警队正面形象、准确传达信息、解释公共政策、消除公众误解，使传媒对警方的报道更客观公正。

4.全员都以推进警察公共关系为己任。香港警方注重通过规范的制度和多层次的培训提高全员警察公共关系的意识和技巧，明确树立警队的形象和推进警察公共关系是每个警务人员的责任，社会各个层面和公众都是警察公共关系的对象。

5.理性应对负面批评。香港警方面对属实的负面批评，及时开展调查，采取补救措施。面对失实的批评，及时根据性质的不同做出相应的处置:对待轻微失实，通知报社负责人警方关注此事;对待内容失实，以书面形式发信给报社，指出失实，要求更正;对待严重失实，媒体发布声明，指控失实之处，并要求做出处理。

二、XX分局和谐警民关系建设工作现状及存在的差距

近些年来，XX分局在推进和谐警民关系建设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而相比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科的成功做法，主要存在以下差距:

（一）警察公共关系的理念尚未在广大民警中牢固树立。该局积极要求广大民警了解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在公安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但一部分民警以及部分领导干部所认知和掌握警察公共关系理念存在局限，没有深入认识到警察公共关系具有涉及各项警务工作的全面性和重要性。

（二）缺乏警察公共关系工作规范。警察公共关系既是一种工作理念，也是对警务行为的具体规范。目前，该局已建立《XX分局110民警执勤用语规范》、《奥帆安保XX分局民警用语规范手册》、《XX分局民警应对媒体行为规范》等涉及警察公共关系方面的若干规章，但都是从某一特定警种或执法环境出发，缺乏体系。

（三）警察公共关系责任部门不明确。基层公安机关没有明确从事警察公共关系的专门部门是一个普遍现象。该局大量涉及警察公共关系的活动主要由秘书和政工部门来组织。在实践中，公安宣传与警察公共关系是有很大区别的，宣传仅是一种单向的信息传输，缺乏双向沟通。而警察公共关系强调的正是警察组织与社会公众之间定期的、规范的、系统的双向沟通。

（四）缺乏有效的警民沟通机构、机制和渠道。基层公安机关在警察公共关系方面的活动存在临时性、阶段性的现象，具有连续性、长效性的警民沟通机构、机制和渠道没有建立。

三、XX分局全面推进和谐警民关系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制订《XX分局警察公共关系规范》。目前，该局充分借鉴《香港警察通例》，根据《人民警察法》和《人民警察内务条令》等法律法规，全面整合分局已经出台的涉及警察公共关系建设方面的若干规章，初步设计了《XX分局警察公共关系规范（提纲）》，着力使警察公共关系以制度形式成为警务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使广大民警在开展警察公共关系时有所遵循，为改变警察公关活动应急性、临时性的状况提供持续性、规范性的操作依据。

（二）开展警察公共关系的全员培训，强化“全警公关”意识。全警公关是指全体民警都是警察公共关系的主体，都应树立公关意识，即“我的形象就是代表公安机关的形象”的警务理念。警察公共关系虽然需要专门的部门（或人员）承担，但并不意味着只是一部分机构和人员的事。每位民警都直接面对公众从事执法、管理和服务活动，一言一行都反映了警察队伍的形象。该局计划利用1～2年的时间，对全体公安民警进行警察公共关系的全员培训，使民警牢固树立警察公共关系的理念，掌握开展警察公共关系的基本方法，做到“人

人公关”、“时时公关”、“处处公关”、“事事公关”，让公众对警务工作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推动警民关系进一步和谐。

（三）明确警察公共关系责任部门。成立职责明晰的警察公关专门机构，是强化警察公共关系建设的重要方面。该局将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通过分局级的“警察公共关系协调中心”以及派出层面的“警察公共关系联络员”等形式，进一步加大在对外宣传、沟通社会、联系群众方面的工作力度。

（四）以社区警务为纽带，进一步密切与辖区公众的关系。今年以来，该局针对辖区社区的不同特点，积极探索“集约化大社区勤务模式”，在密切警民关系、遏制违法犯罪等方面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该局将进一步有机结合社区警务工作与警察公共关系建设，按照“全面接触、真诚服务、双向互动”的工作原则，推广完善先进的社区勤务模式，广泛接触辖区各类社会群体，倾听民意，从而赢得人民群众的更多理解和支持。

澳大利亚和谐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篇5

汪金敖

一）国际农业产业链的研究与合作

荷兰等发达国家，巴西、阿根廷和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几年中，对农业产业链的发展和管理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与农业产业链相关的国际性组织（协会）有供应链理事会（Supply Chain，以下简称SCC）和国际食品和农业关联企业管理协会（InternationalFood & Agribusiness ManagementAssociation，以下简称IAMA），他们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特别是农业产业链运作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并在各个会员中分享经验和成果，有效地提高了农业产业链的运作效率。

SCC是成立于1996年的独立的非赢利性全球性机构，目前已有800多个会员。SCC采用供应链运作参考模型（SCOR）作为供应链管理的行业标准。

IAMA是独特的将食品链和农业关联企业管理的各个利益主体连接在一起的国际性非赢利性教育组织，它是学术机构、企业和公共机构之间的桥梁，其核心领域是：教育和知识传播、食品链管理、食品安全等。

IAMA的业务部设在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每年召开世界性食品和农业关联企业论坛、农业关联企业研讨会，并与其他国际性组织一起召开研讨会，讨论影响全球食品和纤维链的有关议题，由世界著名食品企业和农业关联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介绍产业链管理的经验和做法，加快信息分享的进程，确定研究的课题。2002年6月，IAMA在荷兰举办了第十二届食品和农业关联企业管理论坛年会和农业关联企业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就会议主题“经济、生态、社会标准”展开了深层次讨论，说明了制度创新、产业链各行为主体的真诚合作对于提高整个产业链运作绩效是至关重要的。会议的另一个主题是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并组织成功的农业食品企业或非赢利性机构介绍经验，加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从而带动发展中国家农业、食品行业的发展。

1、荷兰的农业产业链运作

荷兰是世界第三大食品和农业产品出口国，仅次美国和法国，其农产品的75%供出口，每年给荷兰带来大约390亿欧元的收入，农业部门在国内总产值中的贡献率约占12%，生产总值大约为330亿欧元，基础农业为国民收入和就业的贡献率分别为3%和3.6%，观赏植物的栽培占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销售额已达45亿欧元，近25%的荷兰物流属农业物流，在国内运输中每三辆车中就有一车运的是农产品。荷兰政府多年来将农业定位为：持续、独立、具国际竞争力的行业。荷兰政府对整个农业生产过程即整个生产链都制定了标准，每个生产者都必须对其在整个链条管理中的作用负责任。

荷兰农业居世界领先地位，其关键因素离不开农业产业链组织的作用。荷兰将成功的农业产业链组织概括为：研究、信息服务和教育、高质量常年供应稳定的农产品、具有强烈国际视野的市场组织。就农业管理体制而言，荷兰农业关联企业的产业链管理在世界上是先进的，被公认为是世界上首先实施农业产业链管理模式的国家之一。荷兰享有国际声誉的农业关联企业供应链管理的主要研究机构有KLICT（ChainNetwork ,Clusters andInforrnation & Com-muninionTechnology,链网、链群和信息通讯技术）和ACC（AgriculturalChainCompetenceCenter,农业产业链竞争能力中心）等。ACC在果蔬、畜牧业、园艺业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由于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产品质量、新产品创新、市场细分、物流成本降低等问题的关注，产业链—价值链管理和运作就成为了管理者一个新的知识体系。近年来，荷兰利用约4500万美元的经费资助了60多个产业链和价值链试点项目。“链战略行动计划”在荷兰的实践以事实说明了企业价值链运作获得成功的关键是产业链上各成员之间的紧密合作，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双赢的效果。

2、加拿大的农业产业链运作

加拿大农业和食品委员会在职1998年开始价值链研究，并成立了价值链行动小组，研究由加拿大农村改革和发展基金资助。他们研究表明，驱动产业链发展的主权力量是市场细分、质量保证和制度成本下降。加拿大农业和食品委员会在下列三个领域发挥关键作用：一是通过教育，提高人们对价值链的意识和信息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二是通过培训，为企业及相关的产业链组织提供获取价值链管理和运作技能的资源；三是通过种子资助，为新的行业“链”开展试点项目研究并提供资助。

3、澳大利亚的农业产业链运作

澳大利亚农业关联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特点是以产品为中心的内向型企业。由于经济基础全球化的影响，联邦政府的政策向外向型转变，于1989年设立了“出口市场营销技能项目”（ExportMarketingSkills Program,以下简称EMSP）。该项目历时8年，旨在提高生产者和中小型农业关联企业人员对国际市场运作的理解，并提高“链”管理技能。

EMSP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通过9个项目来研究总结农业生产者和市场营销者在开发农业产业链竞争力方面获得的经验；第二阶段是以上述研究为基础，设计并开设了农业关联企业学士学位课程。该项目以整个供应链管理为主线，以企业的需求为导向，受到各方面的欢迎。接着，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门都设立了“食品和纤维链项目”，以支持澳大利亚食品和纤维行业开发并实施供应链技能，使农业产业链的企业之间能够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提供令消费者满意的食品。

4、巴西的农业产业链运作

巴西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作用，农业人口约354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32%；农业劳动力1450万，约占劳动力总数的22%。如果算上相关产业的就业劳动力，则占劳动力总数的40%。近年来，农业总产值占GDP的35%左右，有些农产品对世界起着主导作用，咖啡、柑橘、木薯、香蕉、剑麻等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大豆、可

可产量居世界第二，牛肉、家禽、谷物、皮革的产量均居世界第三。有鉴于此，农业关联企业的研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以圣保罗大学商业、经济和会计学院Decio Zylbersztajn教授为首的一些巴西经济学家对果蔬、牛肉生产莲、蔗糖生产链等产业链中的组织结构、企业物流管理、产品质量与跟踪系统、住处管理、市场渠道等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从而找出制约产业链绩效发挥的瓶颈，进而对如何提升产业链条的竞争力提出政策建议。

巴西和湖南有些相似之处，盛产柑橘。1995-1996年，巴西柑橘及其相关产品出口总值达160亿美元，主要市场为美国、欧盟和东亚。Maros Fava Neves和De-cio Zylbersztajn等利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对柑橘产业链上的消费者、分销渠道、农业加工企业和生产部门之间的交易行为进行了分析，发现柑橘产业链上的生产者和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比较高，且关系复杂，产业链成员之间大多存在机会主义行为。要提高竞争力，必须更好地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途径是：减少纵向一体化层次，实施专业化生产，加大投资力度，建立有效的物流管理程序、分销渠道，改善链条上各成员之间的合作关系。认为提高柑橘竞争力的途径有：在加工企业和生产者之间签订长期合同，建立相互信任关系，利润共享，风险共担，对产业链运作目标和要达到的目标进行长期规划。

（二）国际农业产业链的研究与合作对我们的启示

农业产业链管理理论其实是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进一步深化和有益补充。国外农业产业链管理理论对我们农业关联企业的发展有如下启示：

1、农业关联企业进行农业产业链运作有利于加强其综合竞争力 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看，农业产业链管理节约了交易费用，农业关联企业通过与产业链的结合产生了远远大于个体和的综合竞争力，进入农业产业链管理运作的农业关联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此外，“从田头到餐桌”的农业产业链管理，不仅加速了农业生产社会化、专业化和商品化，通过与产业链的结合还增加了其产

品安全可信度。因此，农业关联企业加入农业产业链的运作与管理将有利于加强其综合竞争能力。

2、有效发挥政府在农业产业链发展中的指导作用

长期以来，政府在农业发展中采取了直接干预的方式，通过对农产品进行补贴或以保护价收购农产品等政策来扶持农业的发展。中国加入WTO之后，关税壁垒和农产品配额逐渐取消，政府在农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对从农产品生产到最终消费者的产业链进行管理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制定出完善的符合WTO要求的产业链运作法律和政策，指导农业产业链的行为主体，使个体户、专业协会、农业关联企业等不断提高企业产业链管理水平。

3、提高农业关联企业的信息化水平是农业产业链有效运作的关键

由于供应链中信片段具有不对称性的特点，农业产品链中各企业之间及时、准确、通畅的信息共享是提高农业关联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条件之一。长期以来，我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弱，特别是农业关联企业中，普遍存在着手工处理信息的现象，没有充分利用网络系统、电子数据交换（EDL）等现代化信息管理手段。一些企业虽制作了网页，但企业在沟通过程中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电话、会议、合同上，网页涉及较多的是一些成员及其产品的介绍，电子商务活动少。为此，根据农业产业链的特点，农业关联企业应建立快带响应的现代化信息管理系统，以实现企业间信息交流的网络化、规范化、灵活化、无纸化、使各节点企业之间得到及时、灵活、可操作的信息资源进行电子商务活动。

4、吸纳更多农户加入农业产业链组织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措施

农业产业链运作效益的发挥依赖利益主体为了共同的目标和真诚的合作，降低交易成本。然而，由于农产品市场的特殊性，相关利益主

体之间的利益是冲突的。千家万户分散经营的农户几乎是以无序竞争的形式，将农产品销给批发商或零售商。农户在分散经营条件下，市场交易成本高昂，难以分享农业产业链运作带来的效益。农业关联企业有效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利用“公司+农户+市场”、“公司+基地”等形式，将外部的市场交易费用“内部化”，节约交易费用。另外，农业关联企业应通过产销合同的签订和履行，加强农户经营的计划性，克服农户收集信息的盲目性以及决策的从众心理，使公司与农户在农业产业链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双赢局面。

澳大利亚和谐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篇6

黄惠运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培养造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毛泽东，人民共和国五位元帅：朱德、彭德怀、陈毅、罗荣桓、林彪，三位大将： 粟裕、谭政、黄克诚，以及宋任穷、杨得志等 15 位上将，张国华、王辉球等 21 位中将，龙开富、赖春风等 12 位少将，还有谭震林、陈正人、何长工等党政工作杰出人才，贺子珍、康克清、曾志、彭儒等巾帼女杰。干部队伍建设成就巨大，建功立业，辉耀华夏，扬名中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干部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给我们深刻的教育和启示： 党员干部要大力弘扬井冈山精神，着重从思想和作风、体制和机制、方式和方法、素质和本领等方面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改进和提高执政能力。

一、党员干部要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全力勤政为民

理想与信念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矢志革命的坚定信念，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奠基者和实践者。他们自愿抛弃舒适的城市生活和高官厚禄，毅然来到条件艰苦的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八七”会议召开时，党中央负责人瞿秋白邀请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婉言谢绝说： 我不愿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朱德也是在南昌起义部队潮汕失败的危急时刻，登高一呼： “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和陈毅一起集拢部队，奔向井冈山。途中进行了著名的 “赣南三整”，稳定了军心，坚定了信念。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走上了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救国救民的信念，使这两位伟人走到了一起，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合作革命生涯。陈毅曾经留学法国，凭他的才能完全可以成为大学教授或文学家，但他把人民视同亲生父母，走上了为人民谋利益的革命道路。红四军成立时，陈毅任军政治部主任。领导平江起义，担任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也是怀着 “唯有润之工农军，跃上井冈旗帜新”的坚定信念，率领红五军一部艰苦转战到井冈山。红军青年将领陈毅安，为了革命舍弃爱情。他在给未婚妻李志强的信中写道： “我天天跑路，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以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1〕遂川县苏维埃政府文件规定，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日常生活要求是： “思想系统化，行动集体化，言论革命化，工作艺术化，生活科学化。”革命工作要求是： “为团体努力，作群众导师，到群众中去，到反动荆棘中去，不畏难，不怕死，不爱钱，为主义而牺牲。”〔2〕这些规定和要求，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具体化和形象化，对红军群体信仰的形成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高素质干部队伍无论对革命和建设还是改革开放事业均极为重要。当前，全体党员干部要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理想，以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为信念，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政治坚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政、团结协调的要求，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强领导集体，将所有干部培养教育为具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二、培训教育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有效途径

注重干部队伍的培训教育，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现实需要，也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重要路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培训的主要形式有：

1.思想政治教育。三湾改编把 “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为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毛泽东在 《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3〕“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4〕毛泽东着力恢复和整顿了湘赣边界党组织，曾亲自在酃县水口发展新党员，并厉行 “洗党”，纯洁内部，还通过谈话、宣传、标语、歌谣等形式加强思想教育，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央 “九月来信”的精神作了政治报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其中的最重要部分。古田会议决议强调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为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需要弘扬三湾改编精神和古田会议精神，始终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1975 年 1 月，“世纪伟人”邓小平在谈到军队的整顿工作时，强调要发扬井冈山时期形成的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他说：“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5〕邓小平非常赞同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他明确指出： “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6〕“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九年为古田会议写的决议中就尖锐地反对主观主义的指导，认为这种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7〕邓小平提出用古田会议精神来指导新时期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和实践锻炼，使广大党员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结构、会抓经济建设的又红又专的内行、专家，从而提高执政的本领。

2.学校培养教育。秋收起义部队进驻宁冈后，前委书记、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在井冈山龙江书院创办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军官教导队，史称井冈山教导队，被誉为 “国防大学的根”。吕赤任军官教导队队长，蔡钟任党代表兼党支部书记。教导队下设四个区队，分别由陈伯钧、张令彬、陈士榘、王良任区队长。每个区队下设三个班，招生 150 人左右。学制三个月。毛泽东亲自出席军官教导队的开学典礼并讲话，要求军官教导队为部队和地方培训输送干部，改造俘虏，调查研究敌军情况。培训内容主要是军事、政治和文化知识。井冈山会师后，教导队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大队，陈毅任大队长。红五军上井冈山后，以红四军军官教导队为基础创办了我国红军第一所正式学校——井冈山红军学校，彭德怀任校长，刘之至、王展程等任教官。井冈山教导队和红军学校为部队和地方培养了数百名基层干部，其中，许多人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成长为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和行政领导干部。如莲花县的刘仁堪担任了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后为县委书记)，宁冈县的谢华光担任了县赤卫大队长，茶陵县的谭震林担任了县工农兵政府主席等。

3.训练班培训教育。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和湘赣边特委一起主持召开了边界党的“二大”，大会通过的 《决议案》提出：“特委要办经常训练班，各县亦应尽量多办短期培训班，造成干部人才。”〔8〕10 月下旬，在宁冈茅坪象山庵创办了党团训练班，各县党团组织选派的学员100 多人，分期分批，集中学习，时间一般为一个半月。特委为训练班制订了《训练大纲》，明确规定了训练的内容、方法和要求。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军委书记朱德、军政治部主任陈毅等领导人经常到训练班视察或讲课。中共湘赣边特委领导人谭震林、陈正人、宛希先等讲党课，团特委领导人史训川、宋新怀等讲团课。同年11月，湘赣边特委又在茨坪办了一期党团训练班，训练内容是：“讲阶级斗争史、革命发展史，讲政治工作、群众工作，也讲军事，早晚还出操，军事训练搞些队列、队形变换。”〔9〕

4.歌谣标语教育。歌谣标语教育是密切党群关系、建立军民鱼水关系的重要形式。为了树立红军部队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意识，红军战士经常演唱 “红米饭，南瓜汤”歌谣。为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在民居墙上刷写了 “打土豪、分田地”等标语。为了优待俘虏，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刷写了“欢迎白军士兵拖枪过来加入红军”； “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优待俘虏”等标语，或散发了标语传单。1929 年 1 月 14 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下山向赣南进军时，红军战士和根据地人民依依惜别，唱出了 《十送红军》这首军民鱼水情深的革命歌曲，感人肺腑，催人奋进。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干部教育培训经验给我们深刻的现实启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需要加强党员干部的培训教育，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

三、党员干部应该具有先进的理念和优良的作风

其一，群众观念。1929年3月20日，红四军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自1月14日离开井冈山„„ 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10〕这里列出了东固会师的三点原因，即为安置伤兵计，为我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红四军主力下山向赣南进军，在大庾战斗、圳下战斗中吃了没有党和群众的亏。为了得到有党有群众组织的支持，大柏地伏击战胜利后，红四军由宁都至东固，与李文林、曾山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红四军在东固妥善安置了毛泽覃等 300 多名伤病员，留下了谢唯俊、陈东日、李天柱等一批有经验的军政干部加强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如果没有东固人民群众的热情接待和倾力帮助，红四军将会缺乏给养，难以轻装向闽西进军，开辟革命新局面。在今天尤其要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建立血肉般的党群关系。

其二，全局意识。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部队从文家市向井冈山进军时，在出发前的讲话中说： 我们现在就像一颗小石子，总有一天要砸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毛泽东的讲话对革命胜利的光明前途充满了信心，鼓舞了部队的士气。毛泽东在党团训练班授课时说： “井冈山的水流来流去，最终要流到大海去；井冈山的红军打来打去，也一定要打到全中国去。革命象一把火，点着了茅叶山，就会越烧越旺，烧遍全中国。”〔11〕以此说明革命力量由弱变强，从区域发展到全国的道理。东固会师后，毛泽东汲取了东固革命根据地创造的独具特色的斗争经验，将“争取江西”的主张发展为建立全国苏维埃区域的构想，他在长汀致中共福建省委并转中央的报告中，建议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争取群众，发展红军和建立小区域的苏维埃。报告写道：“对一般的计划，我们意见：在全国范围内要猛烈的夺取群众，这时候无论什么派别欺骗群众都敌不过我们共产党的事实。除工农外，兵士群众的夺取，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般工作的重心，我们意见：宜在江苏直隶，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北、皖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12〕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从井冈山开辟，经过东固向全国延伸。在当前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中也要有 “全国一盘棋”的思想，东西结合，南北照应。

其三，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是毛泽东独创性的工作方法。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为他制定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毛泽东还经常请贺子珍等人为他找报纸，了解国内外大事，同时调阅当地的志谱等书籍，为制定正确的政策服务。毛泽东先后到永新县塘边村和酃县中村蹲点调查，领导农民插牌分田。陈毅在 《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对红四军的 “调查工作”有详细记载：“游击队达到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由军官及党代表负责，必须通过调查工作以后，才能开会决定该地工作„„关于调查的内容，由政治部制定一个极详细的调查表，内分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情况，当地经济生活工价、物价等，当地土地分配情形„„它的好处可以使红军不会不顾环境而只凭主观决定自己的政策。”〔13〕《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要求：大兴求真务实之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调查研究工作实践教导我们既要从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执政体制、执政基础、执政环境等多个角度去调查研究现实问题，又要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去解决发现的问题，创新实践模式。

其四，民主法制。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员干部注重实践民主法制的执政方式：一是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三湾改编时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士兵参加部队的管理，官兵待遇平等；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 实行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的政策。古田会议决议深刻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和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列举了各种错误倾向的具体表现，分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提出了改正错误的办法。毛泽东在 《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14〕二是实行党政分工的规章制度。在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确定了党政分工的原则，明确规定：“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但不是包办政府的行政事务；“党的主张办法，除宣传外，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15〕。同时要健全各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民主集中制，改变“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习惯”〔16〕的状况。三是颁布 《井冈山土地法》等政策法规。井冈山时期党和政府制定和颁发了《井冈山土地法》、《遂川县苏维埃政府布告》、《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告绿林弟兄书》、《告商人及知识分子》等一系列法令法规，为革命斗争保驾护航，并成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直接理论渊源。井冈山时期的民主法制建设经验对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的民主法治工作具有借鉴价值与现实启示。

其五，清正廉洁。反腐倡廉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干部队伍建设的成功经验之一，至今仍然有垂训意义。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制定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群众纪律和经济纪律；坚决处决企图叛变投敌的反动军官陈浩等人，纯洁了内部；成功地解决土客籍矛盾，凝聚了人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在学习理论，掌握政策的同时，组织党员干部观看反腐倡廉警示教育片、在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举行党风廉政建设游等，均是廉政教育的良好形式。

其六，求实创新。在井冈山时期，产生了中国革命一系列伟大创举：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号，制作了人民军队第一面军旗；三湾改编第一次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古田会议第一次明确提出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第一次提出红军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创办了我军最早的军官学校——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井冈山因此成为红色干部学校的摇篮；毛泽东亲自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永新秋溪党支部；最早开辟红色圩场——宁冈大陇圩场；最早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早创制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制定了我军第一个政治工作条令—— 《党代表工作大纲》；第一次进行整党—— “九月洗党”；制定和颁布了我党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 《井冈山土地法》；最早正式形成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早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井冈山精神在此孕育生成；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之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起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新成就与创新精神，无疑是培养党员干部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宝贵财富。

其七，积极实践。党员干部必须通过学习和实践，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解决为谁掌权、为谁执政的问题。只有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不断增长自身的才干。在革命战争年代，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吸取 《井冈山土地法》的经验，制定颁布了 《赣西南土地法》。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三次入闽后，《闽西土地法》也吸取了 《井冈山土地法》的经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提出了“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的口号。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学习井冈山 “支部建在连上”和 “十六字诀”等经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提出了“学习朱毛红军”、“汇合朱毛红军”的口号。各地通过学习井冈山革命经验，革命形势日益胜利发展。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创先争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干部更要注重学习，加强实践，努力掌握现代科技、经济、法律、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使自己成为一个素质全面，执政能力较强的优秀干部。

四、建立科学发展可持续的干部选任运行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 ‘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这就充分说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在党员干部。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科学发展可持续的干部选任运行机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要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和“四化”方针培养和选拔干部。陈云曾经提出，用干部的标准概括起来有二： 政治、能力，二者不可缺一，选拔干部必须 “反对只顾才不顾德，也反对只顾德不顾才，才和德应该是统一的”〔17〕。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等选拔任用了罗荣桓、何长工、朱云卿、何挺颖、陈毅安、陈正人、谭震林、滕代远、龙超清、刘真、王怀、贺子珍、伍若兰、康克清、吴仲廉、彭儒、曾志等知识分子、工农干部和巾帼英雄，还写信向中央要求选派优秀工人和有文化的知识分子等人才到根据地来。创造了任人唯贤、团结爱护、党管干部、妇女参政等原则与方针。当前，仍然要创造一种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建设一支理想崇高、精神文明、能力较强的党员干部队伍。

澳大利亚和谐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篇7

风险投资起源于美国,最早可追溯至18世纪美国对铁路和纺织业的融资,而进入19世纪,美国一些富有的家庭和个人投资者开始对钢铁与石油等新兴行业进行投资,从而获得了高昂的回报,可以说,这些对新兴行业的投资正是美国风险投资活动的最初萌芽。风险投资在美国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这种新的投资方式逐渐在全球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大大促进了各国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当前,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大背景下,高新科技企业的融资“瓶颈”问题尤其突出,为此,本文借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风险投资领域的发展经验,对如何通过风险投资这一手段拓宽我国高新科技企业融资渠道的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探索促进我国高新科技企业健康发展之路。

二、文献综述

风险投资的概念有不同的解析。澳大利亚产业委员会(1997)将风险投资定义为:中小规模的个体经营者不通过中介机构如投资管理基金而直接进行的股权投资。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将风险投资定义为:对以高科技与知识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的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投资。显然,澳大利亚委员会主要是从规模的角度来解析风险投资,而OECD则关注风险投资的特殊作用。有许多的国内学者是从推动高新技术产业这点来定义风险投资。郑之杰和李铁(2001)强调风险投资是一种权益资本,而不是借贷资金。由于其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过程中资金的收益具有巨大的增长潜力,一旦成功,会给投资者和企业带来高收益。在存在着高收益的同时,这种投资在技术、市场等许多方面也存在着失败的概率和风险。武巧珍(2009)认为风险投资是指把资金投向蕴藏着较大失败风险的高新技术开发领域,以期成功后取得较高资本收益的一种商业投资行为。风险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收益、权益性、专业性等特点,对科技含量高、成长性强的高新技术产业有特殊偏好。

随着风险投资的迅速发展,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风险投资展开的后续研究已有不少。国内学者普遍认为风险投资对我国中小企业,特别是中小型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技术发展有促进作用。崔文杰(2004)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巨大风险使传统金融资本不愿介入,风险投资比较适合进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吴超鹏、吴世农、程静雅和王璐(2012)发现风险投资机构可以帮助公司获得更多的短期有息债务融资和外部权益融资。李玉华和葛翔宇(2013)通过考察风险投资参与对创业板企业在IPO前中后三个阶段表现的影响发现,现阶段风险投资参与有利于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和创业板的建设。在提供融资渠道之外,苟燕楠和董静(2014)认为,无论是从研发投入还是从专利数量上来看,有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表现要显著好于无风险投资参与的企业。

概括而言,国内学术界普遍接受风险投资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积极影响。但在风险投资领域展开的研究明显滞后于国外,由于相关数据缺乏,国内学者较少对国内风险投资展开实证分析,且这些实证主要研究IPO退出渠道和公司治理问题。因此本文通过借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风险投资经验,探讨风险投资在整合民间资本和拓宽创新企业融资渠道方面的研究尚未出现,这正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三、澳新风险投资的发展经验

(一)澳新风险投资的发展现状

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澳新风险投资的规模发展迅猛,2007年澳大利亚风投募资额为3.57亿澳元,基金平均募资规模达到0.89亿澳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澳大利亚风险投资受到强烈的冲击,募资额出现了严重萎缩,政府出台了多项救助政策,澳新风险投资于2012年开始出现了复苏,2015年澳大利亚投资的募资额达到3.68亿澳元,基金平均募资规模0.53亿澳元,基本恢复金融危机之前水平(见图1)。澳大利亚风险投资业受到强烈的冲击的原因是:一方面,澳大利亚风险投资超过一半的资金来自海外投资者,金融危机让海外投资者变得谨慎。另一方面,澳大利亚股票市场低迷,风险投资难以通过IPO方式退出,这对风险投资的盈利造成影响。

澳新风险投资的投资额变动趋势与其募资额基本相同(见图2、图3)。在金融危机期间,新西兰风险投资的投资额出现大幅下滑,近年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目前投资量还没有完全恢复。同期,澳大利风险投资的投资额并没有出现下滑,这是由于该年大部分投资来源于往年项目的后续资金,对新项目的投资占比极少。随后澳大利亚风险投资的投资额发生下滑,近年有所缓和。2015年澳大利亚风险投资的投资额为2.24亿澳元,项目平均投资规模为238万,投资总额相比2013年增加了56%。

从投资流向来看,澳新风险投资者更青睐高科技企业,生命科学、IT软件和通信等高新技术行业成为吸收最多风险资本的行业。在2014年澳大利亚风险投资的投资额中,生命科学占比38%,计算机与消费电子占比25%,通信占比24%。在2014年新西兰风险投资的投资额中,IT软件占比高达70%,生命科学及其他科技占比约10%。另外,被投资的高科技公司数量占比也很大。2014年澳大利亚风险投资共对269家公司进行投资,其中有189家是高科技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风险投资出现萎缩,但是受投资的高技术公司数量依然持续上升,体现了澳大利亚风险投资对澳大利亚产业升级发展的促进作用。

(二)澳新风险投资运作流程概述

风险投资的运作流程大概如图4所示:

(1)筹集资金。澳新风险投资的筹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养老基金、存款机构、贸易企业、政府机构、人寿保险公司、信托等,其中,养老基金是主要资金来源,占总风险投资额比例约为50%。筹集所得的资金交由风险投资基金经理管理,风险投资基金经理除了能与投资者共享所投企业的利润之外,还能收取一定的管理费。

(2)选择项目。对于任何风险投资者,所选择的项目将很大程度上决定投资是否成功。选项一般包括初选和再选(如图5,左图为初选过程图,右图为再选过程图)。经过严格的选项后,仅极少投资项目能得到风险投资者的资金支持,以2003年为例,137名澳大利亚风险投资者对10530项投资项目进行初选,仅有1067项能进入到再选阶段,最终只有181项得到风险投资者注入资金。

(3)交易谈判。经过评估,风险投资者了解了企业的价值,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价值变成现实,当然,这还要得到企业家的认可。与企业家进行谈判就是风险投资者与企业家就企业价值达成一致的过程,是保护投资者的重要手段,是运作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主要谈判的条款包括:投资证券的类型、强制销售证券的条款、激励机制条款、退出机制条款等。

(4)投资后的参与管理。投资后积极参与被投企业的管理是风险投资特征之一。对于大部分初创企业来说,其管理层一般并不成熟的,为了降低投资风险,风险投资者十分有必要提供相应的帮助。风险投资者一般会进入公司的董事会或成为公司的顾问,参与公司经营决策的制定,招聘和辅导公司管理层,并利用自身的社交关系为公司引入资金。

(5)退出。对于风险投资者来说,其投资目的主要是获得高额的回报,而高额回报实现的关键在于及时且顺利地将资金撤出、变现,以便资金继续投入到新一轮的投资活动中。澳新风险投资的退出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包括:IPO、财务型的并购、战略型的并购、管理层回购、持有退出和企业破产清算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澳新的企业并购无须预先通知且审核手续简便,因此澳新的风险投资者并不是十分依赖IPO的方式退出。在2012年澳大利亚风险投资的退出额中,交易出售占比64.96%,IPO或者出售上市股份仅占比23.04%。由于澳元升值和澳大利亚股票市场低迷,2013年澳大利亚风险投资主要选择交易出售和清算的方式退出,没有IPO的退出案例。

(三)澳新政府对风险投资的影响

处于初创期的企业需要充足的资本和高素质的人才,如果仅仅依靠民间资金的力量,这些企业难以生存。澳新政府不仅承认风险投资的地位,而且积极促进其发展。尤其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大量的海外资金撤离导致风险投资市场出现严重萎缩,澳新政府加大了对风险投资产业的支持力度,期望通过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推动澳大利亚产业升级。澳新政府对风险投资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影响:

(1)直接参与风险投资项目。澳大利亚工业部于1998年发起成立创新投资基金(IIF),该基金由澳大利亚政府定期注资,并按2∶1的比例吸收社会资本,至今已经募集了超过6.4亿澳元的资金来推动澳新创新企业发展,投资的领域涉及制造业,环保技术,软件服务和生命科学等。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澳大利亚政府增加了对创新投资基金的投入,其规模持续上升,成为影响风险投资产业的重要力量。此外,针对创新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澳大利亚政府还成立了预种子基金(Pre-Seed fund)和创新投资后续基金(Innovation Investment Follow-on Fund)。新西兰政府于2002年也发起了类似的创业投资基金(VIF)计划,政府与私营部门的投资基金共同成立创业投资种子基金,再由创业投资种子基金投资于中小企业。澳新这些政府主导基金不仅带来了资金,还提振了其他投资者的信心。

(2)为风险投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澳大利亚政府在1992年制定并实施了集合开发基金(PDF)计划,当该项目成员投资小型或中型公司时,其只用缴纳15%而不是30%的所得税。其后,澳大利亚政府在集合开发基金计划的基础上发起风险资本有限合伙企业(VCLP)和初创期风险资本有限合伙企业(ESVCLP)项目。其中,有限合伙企业项目对于项目成员的高风险高回报投资资产类别给予税收优惠,投资收入或者损失计入资本账户。初创期风险资本有限合伙企业项目进一步放宽了限制,无论是本国投资者还是外国投资者都能参与该项目,而且该项目成员从投资企业获得的收益都免税。

(3)为风险投资者提供投资服务。澳大利亚统计局(ABS)每年会进行市场调研,并且公布风险投资的相关数据,为投资者提供重要的市场信息。新西兰贸易发展局(NZTE)为国内外的风险投资者提供投资准备培训,投资准备培训包括一系列的课程和讲座,这些课程和讲座介绍了股权资金的募集流程等内容,为投资者的项目投资提供服务支持。

(四)澳新风险投资机构对风险投资发展的影响

作为风险投资市场的主体,风险投资机构对风险投资发展有重要作用。相比政府机构,风险投资机构的职能范围更集中,其提供的服务也更专业。澳大利亚私人股权和风险投资协会有限公司(AVCAL)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风险投资机构,其成员涵盖了澳大利亚大部分的风险投资公司,该公司甚至有能力影响到政府的相关政策。新西兰私人股权和风险投资协会(NZVCA)是新西兰非盈利的风险投资机构,其成员不仅包括风险投资者,还包括金融组织,专业顾问,学术研究机构等,不同的成员组成使得该机构能够提供多元化的服务。另外,澳新还有不少的地区型风险投资机构,它们有效推动了当地的风险投资市场健康发展。这些天使投资机构对风险投资的发展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影响:

(1)为风险投资者提供专业服务。澳新的风险投资机构与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合作,定期公布澳新风险投资的行业数据,为风险投资者的投资活动提供数据支持。同时,他们还提供投资项目审计服务,为风险投资者提供专业的评估意见。另外,澳新的风险投资机构会定期举行常委会议和网络会议,让成员更加方便快捷地了解到政府政策和行业动向。

(2)为风险投资者营造投资环境。澳大利亚私人股权和风险投资协会有限公司于2009年组织其成员签署了负责任投资准则(PRI),并邀请源泉联合公司(Spring Associates)研究和发展该准则。负责任投资准则能够有效约束成员的投资行为,使风险投资者在投资的过程中关注环境、社会氛围和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增强投资企业的可持续价值。

(3)维护风险投资者权益。澳新的风险投资机构除了为风险投资者服务以外,还倾听投资者的建议,将其意见反馈给政府,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维护投资者的权益。尤其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风险投资行业受到巨大冲击,澳新的风险投资机构及时将行业情况反馈给政府,促使政府加大了对风险投资行业的支持力度,为澳新风险投资行业逐步复苏作贡献,进而使得投资者权益得到了保护。

四、我国高科技企业融资的困境

(一)我国高科技企业的融资方法

由于高科技企业具有高风险、高投入等特点,企业创建者往往缺乏足够的资金进行运作,所以需要引入外来的资金来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融资的方式主要包括上市,向银行贷款,引入风险投资等。

传统的融资方式包括上市和向银行贷款。中小板和创业板市场为许多企业提供了融资的便利,但是在高科技企业建立的初期,企业规模还比较少,各类指标难以符合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的条件。中小板的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财务指标是最近3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且累计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最近3个会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累计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或者最近3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人民币3亿元,而创业板的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财务指标是最近两年连续盈利,最近两年净利润累计不少于1000万元,且持续增长;或者最近一年盈利,净利润不少于500万元,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少于5000万元,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增长率均不低于30%。目前我国许多高科技企业还处于成长阶段,财务指标还难以达到上市要求。向银行贷款也是高科技企业融资的方式之一。为了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政府对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一定的贷款补贴,但在中小企业贷款难的背景下,高风险的高新技术企业想以贷款方式大量融资较为困难。

事实上,已经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并不是单纯地依靠公开上市这种融资方式,这些企业往往在发展前期已经引进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属于风险投资的一种,但它主要是个人投资者对种子期项目一次性的投资,一般不参与到企业运作中,金额也较小;而风险投资大多对企业成长期时的投资,一般会参与到对企业的运作管理中去,更多由专业机构操作,投资额较大。

与传统的投资方式相比,风险投资具有一定的优越性。首先,风险投资能够承受高风险。商业银行进行贷款的时候往往要对贷款人的信用进行严格审核,对资金的安全性要求比较高,而风险投资因为是追求从企业的快速成长中获得高收益,所以能够承受高风险,相比容易让高科技企业获得成长资金。其次,风险投资能够给高科技企业带来宝贵的管理经验。专业的风险投资者一般都操作多个风险项目,经验丰富,对于创新企业将来的管理和融资大有好处。最后,风险投资获得了国家的政策支持。《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指导意见》的公布,更加突出了风险投资的作用,鼓励风险投资进入高新技术企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创造了条件。

(二)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现状

从资金规模来看,我国的风险投资发展迅猛。2003年募资额和投资额只有37.02亿元和37.15亿元,在2011年募资额和投资额分别增长到1775.02亿元和2300.91亿元,在经历了2012年风险投资行业的低谷后,2013年风险投资行业状况逐渐恢复,募集额和投资额分别为1228.71亿元和1502.50亿元(见图6),从平均基金募资额和平均投资额来看,从2003年开始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见图7)。

从资金来源来看,我国风险投资资本比较分散,本土机构管理比例低。2013年我国风险投资资本有81.36%来自中国内地,其中,非金融类企业占比40.13%,政府占比21.04%,个人占比21.58%。虽然来自中国内地的资本占绝大部分,但由本土机构管理的风险资本额仅为365.23亿元,占比44.16%。

从资金流向来看,我国风险投资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在披露的1104个项目中,对互联网领域投资的项目共187个,占比16.94%,其次是软件、医药保健和传统制造业,分别披露案例136个、109个和97个。而在我国风险投资2013年投资的金额中,化工领域吸收的资金最多,达到260.69亿元,占到总投资额的17.35%,其中中石油管道联合有限公司融资达到240亿元。其次是房地产领域,吸收资金184.22亿元,占比12.26%。

从政府参与方式来看,现阶段我国以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为主,极大促进了风险投资的发展。2007年6月,我国第一只国家级引导基金成立,随后《关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规范设立与运作的指导意见》的发布,促进了我国各地引导基金的发展。通过引导基金可以吸引民间资本、国外资本,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作用,既扩大了风险投资资本的规模,也以政府信用保障了投资者安全。根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数据显示,2014年新设立的政府引导基金为39支,管理资本量共计1,956.12亿人民币。

(三)我国风险投资发展存在的问题

(1)本土风险机构发展不足。根据中国风险投资院调查,我国风险资本2013年有81.36%来自中国内地,仅有18.64%来自海外。与之相对应的,本土机构管理的资本额却只占总资本的44.16%,创下2008年以来的最低比例,并没有大幅超过外资机构管理的数额。这反映我国风险投资机构的管理水平有待加强,行业比较缺乏专业而有经验的投资从业人员。

(2)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扶持有待加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风险投资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需要政府直接或间接的引导。一方面,从2006年起,我国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扶持模式已经从直接参与转向间接参与,形成以政府引导基金为主体的主要形式,事实证明,这种形式极大提高了我国风险投资水平,但由于发展时间短,其质量和水平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从税收激励看,我国税收优惠对风险投资的前端投资引导激励不足,不利于长期投资,对个人投资者税收激励不足。

(3)风险投资机构有相当大的部分资金投放在了传统行业,高科技产业获得的资金还比较少。从投资金额来看,传统行业占的比重大,如在2013年,化工和房地产领域吸收的风险投资资金占到总额的近30%,而澳大利亚风险投资资金占比最多的是软件行业,达到70%。近年来,由于国家重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颁布了一系列的行业发展规划,这提高了风险投资参与这些行业的积极性,但是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4)风险投资机构过度依赖IPO的方式退出。从退出的案例数量来看,我国风险投资机构的退出方式主要以股权转让和上市交易为主,退出方式比较单一。其中,上市交易的案例占比超过20%,某些年份甚至超过40%。过度依赖IPO的退出,导致风险投资容易受到证券市场的冲击。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股票市场的市盈率不断下降,发行新股的频率开始下降,2012年甚至开始停发新股。根据投中集团数据,我国风险投资机构和私人股权投资机构IPO退出账面回报率,由2009年的11.4倍急剧下降到2012年的4.38倍,这成为我国风险投资规模2013年出现大幅萎缩的重要原因。

五、澳新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一)完善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风险资金流向

资本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它总是由利润率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在风险投资资金的投资过程中,特别是投资于中小高科技企业的过程中,由于面临许多风险,如技术风险、道德风险、管理风险等,会使得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为了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风险投资市场,政府必须完善对风险投资的税收政策,提高投资者进行风险投资的预期收益。澳大利亚推行VCLP等项目就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政府可以推行类似VCLP和ESVCLP的项目,规定参与计划的风险投资机构只能将资金投向的特定规模特定行业,同时,予以它们及其投资者一定的税收优惠,还要扩宽税收优惠范围,研究对个人投资者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此刺激风险投资者投资中小高科技企业的积极性。

(二)增加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投入

我国政府近年实行政府引导基金方式,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吸收社会资金,促进了风险投资的发展,但其水平还远远不够。在2013年中国内地风险资本的来源中,政府直接投资仅占比15.93%,政府引导资金仅占比5.11%,而2013年澳大利政府通过创新投资基金、预种子基金和创新投资后续基金等政府主导基金投入的金额达到40亿澳元,占风险投资募资总额的25.81%。我国政府可以参考澳新政府的做法,进一步加大政府对风险投资的投入,一方面加快设立国家级引导基金,另一方面鼓励各地政府设立地方引导基金,全方位扶持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

(三)拓宽风险投资的渠道

一方面,要拓宽风险投资的融资渠道。要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就必须拓宽它的融资渠道,使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参考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我国可以适度放宽养老基金对投资的限制从而解决风险资金来源不足的问题。在澳大利亚,养老基金是风险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养老基金的规模将会不断扩大,如果按照现有的规定进行投资,要实现保值增值的目标就很困难了。放宽对养老金的投资限制,允许养老金进入风险投资市场,既能满足养老金长期保值增值的需要,也解决了我国目前风险资本有效供给不足和规模偏小的现实难题。另一方面,要拓宽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我国风险投资大多偏好选择IPO的方式退出,这种退出方式往往会受到股票市场的冲击。我国政府部门应提倡风险投资多元化退出,适当简化企业并购和清算的程序,建立多元化的投资市场。

(四)强化风险投资机构的服务功能

除了政府施加的积极影响,澳新风险投资机构对风险投资的发展也起到了正面的推动作用,包括:提供专业服务、营造投资环境和权益维护。目前我国缺乏有影响力的全国性风险投资机构,风险投资研究院和投中集团等研究机构虽然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数据服务,但是并不能够给风险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提供具体的指引。风险投资协会话语权不足,难以维护会员权益。我国应搭建以风险投资机构为主导的投资平台,加强其为风险投资人提供专业服务、营造投资环境和权益维护的功能,提高我国本土风险投资机构的管理能力和专业性,促进我国风险投资市场健康发展。

摘要：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大背景下,创新企业在初期的融资“瓶颈”问题尤为突出。为此,本文通过借鉴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发展风险投资的成功经验,对澳新风险投资的发展情况、操作流程、政府及风险投资机构对其影响等方面展开详实分析,并剖析了我国风险投资在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最后,分别从政府和风险投资机构两方面出发,获得了一些完善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风险投资,高新科技企业,融资困境

参考文献

[1]郑之杰、李铁:《风险投资与新经济中的金融创新》,《金融研究》2001年第3期。

[2]武巧珍:《风险投资支持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创新的路径分析》,《管理世界》2009年第7期。

[3]崔文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风险投资》,《财经问题研究》2004年第3期。